文学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唐代诗歌在语言艺术方面，杜甫之后有了李商隐，才发展到一个更成熟的境地。这首先表现在典故的运用上。
商隐诗中有一部分是用白描手法来直接写景或抒情的，也有一部分是用典。对于这些用典的诗，过去有人把它比成獭祭鱼注104，认为“用事深僻，语虽工而意不及”注105。但也有人赞叹其“精切不移，横绝前后”注106的。
其实诗歌中的用典，是很自然的趋向。从语言艺术的角度来说，它正是文人制作的特色；在客观上是适应于唐代所通行的今体诗的形式而发展起来的。所谓用典，实质就是借古事来表现现实生活内容的一种手法。现实生活内容至为繁复，而诗歌的语言则要求精粹，特别是今体诗。如何概括最繁复的现象和感受，纳入于精粹的语言之中，安置在固定的短短篇幅之内，使之平匀妥帖，内容和形式统一起来，用典是重要技巧和手段之一。因为任何一个典故，都必然有其具体的情节过程，它可以通过作者和读者的共同理解来说明与之相类似的作者所需要说明的问题，大大提高了语言的暗示作用；同时，典故的本身，是社会历史现象的集中和概括。社会历史事件不一定都能成为典故；成为典故的必然有它的典型意义。运用在诗歌里，可以丰富和扩大艺术形象的思想内涵，加强其感染力。典故的运用，必须以广博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文人诗歌都喜欢用典，特别是唐代五、七言今体诗的体制定型以后，这种风气尤为普遍。在精益求精的语言艺术锻炼中，我以为李商隐确实是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关于这，我们可以从下列几方面去体会：
商隐诗中的用典，在组织结构的严密性上是突过前人的。他往往把他所需要表达的意思，在一首律诗的主要部分里完全通过典故来把它表现出来。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典故经诗人恰当安排，立刻系统化起来，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使我们看到的不是片断拼凑的七宝楼台，而是思维织成的天机云锦。如《隋师东》：
东征日调万黄金，几竭中原买斗心。
军令未闻诛马谡，捷书惟是报孙歆。
但须鸑巢阿阁，岂假鸱鸮在泮林？
可惜前朝玄菟郡，积骸成莽阵云深！
诗中所写是太和三年（公元829年）沧景乱后情况。中间四句，每句一典，但通过诗人的组织，它们便发生了不可分割的内在联系，系统地表达了诗人完整的思想感情。对于李同捷叛乱不能迅速平定的原因，以及由于兵连祸结而造成人民深重的灾难，表示了他的看法和感慨。而它所用的典故，都是有着典型意义的。例如三、四两句是指斥讨沧景诸军的。按：《通鉴·唐纪》五十九太和二年（公元823年）有这样的记载：
时河南、北诸军讨同捷，久未成功。每有小胜，则虚张首虏以邀厚赏。朝廷竭力奉之，江、淮为之耗弊。
证以史籍，诗人确是真实地描绘了客观现实，所以下面就进一步指出了根本问题的症结所在，归结到中央政府的不能够任用才能，因而地方上只落得“积骸成莽”的惨状了。诸葛亮斩马谡以肃军纪注107，王濬的虚报战功闹成笑话注108，这样的典型事例，在这里通过“未闻”、“惟是”从正反两面把它们串联为一个意思。不但运笔如舌，转掉自然；而且当时这些骄兵悍将军纪弛废，邀功冒赏达到怎样的程度，也就不难想象了。这些地方，正由于用典而丰富了诗歌的形象。葛立方《韵语阳秋》载杨亿爱商隐诗不忍释手，认为“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炙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西昆诗人之宗尚商隐，主要在此。至于他们是否能继承这种精神，则是另一问题。
商隐诗中的用典，另一种情况是：他往往以最轻灵的笔触，从侧面或反面即事微挑，引导读者自己去思考问题，使全诗意境显得活泼生动、透彻玲珑，而不黏滞于他所征引的事实的本身现象。例如《宫妓》是一首揭露宫廷秘密的诗篇。一开头，他说：
珠箔轻明拂玉墀，披香新殿斗腰支。
这种歌舞场面，是足以使人沉醉于其中的。但诗人并没有继续描写下去，突然一转道：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为什么不能看下去呢？原来唐代宫闱的防闲，并不严肃，这种热闹场合，正是宫中男女间发展爱情最好的机会。诗人不把它正面地说出来，只是借“偃师”的典故轻轻地点一下，聪明的读者就会从典故的具体内容注109，参透个中消息了。周穆王之怒偃师，出于误会；宫禁中的秘密事件，传自风闻。典故这样的运用，不但活跃了诗歌的语言，而且给整个的艺术形象蒙上了一层烟雾般的轻纱，显示出一种隐约深微、是耶非耶的意境，画龙点睛，表现得恰到好处。
又如《瑶池》一诗，是讥刺唐代君主求仙的愚妄的注110。全诗写周穆王会见西王母的神话故事。最后两句说：
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
用反诘语气来点明主题，用意极为深长。按：《穆天子传》载，穆王与西王母分别时，西王母作歌曰：
白云在天，山峻自出。道里悠远，山川间之。将子毋死，尚能复来！
穆王答复说：
予归东土，和治诸夏。万民平均，吾顾见汝。比及三年，将复而野。
原来这里的“不重来”，是和歌辞的内容密切相联系着的。“重来”是穆王的主观愿望，有了日行三万里的八骏，也可以克服“道里悠远，山川间之”的困难。但他为什么“不重来”呢？无可奈何的是西王母歌辞里所说的“将子毋死”的问题，假如死是不可避免的话，那就什么也就谈不上了。周穆王会见西王母本来是荒唐无稽的传说，而周穆王并没有成仙则是事实。最高统治者的服食求仙，无非是为了不死。诗人抓住了他们心理中的主要一环，给以命中的一击，像发人深省的暮鼓晨钟一样。典故如此的运用，真已达到融浑无迹的神化境界了。
再如《马嵬》一诗，是讥刺唐玄宗对杨贵妃的爱情不够坚贞的。五、六两句说：
此日六军同驻马，当时七夕笑牵牛。
上句即白居易《长恨歌》所咏“六军不发无奈何，宛转蛾眉马前死”的事实，下句即《长恨歌》所咏“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的事实。七夕是牵牛和织女相会的日子，为什么要“笑牵牛”呢？原来他们“私语时”的誓言，是“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一刻也不能分离。对牵牛和织女一年一度的会期，也感到不满足，因而觉得这样的神仙眷属是可笑的。可是当马嵬六军不发的时候，唐玄宗就经不起考验，把对方当作牺牲品了。两句各咏一事，一今一昔，两两对照，不但把诗人对问题的看法，表达得明白如话，特别是句中着一“笑”字，使得通体超脱空灵，连诗人的情感也活跃纸上了。和商隐同时的温庭筠《苏武庙》诗有句云：
回日楼台非甲帐，去时冠剑是丁年。
上下句之间的结构，属对的工巧，和这两句大致相同。但温诗仅仅是从正面描绘了苏武从奉使以前到回国之后十九年羁留异域的沧桑之感，而李诗则从侧面着笔，像点水的蜻蜓一样，轻轻一掠，便划破波痕，揭露了最高统治者爱情的虚伪。比较起来，就不得不令人有所轩轾了。
这样的手法，在商隐诗里是纯熟地被运用着，例子不胜枚举。如《隋宫》中的“于今腐草无萤火，终古垂杨有暮鸦”一联，不也是给我们以同样的感觉吗？
商隐诗中的用典，不仅如上所述是一个艺术技巧的问题；更值得注意的是它表现了深刻的思想意义。姑以《筹笔驿》为例，筹笔驿在四川北部，三国时，诸葛亮伐魏，尝驻驿于此，筹划军事。这诗是凭吊古迹之作。五、六两句云：
管乐有才真不忝，关张无命欲何如？
上句以管仲、乐毅比诸葛亮，下句慨叹于关羽和张飞的不幸身死，似乎并无深意，而且两句之间，也没有什么关联。可是再想一想，就不是这样的简单。“管乐”句并非泛指，是诸葛亮在未出山以前用来自拟的，见《蜀志·诸葛亮传》。管仲佐齐桓公成霸业，乐毅为燕昭王破强齐，诸葛亮替刘备筹划并实现了鼎峙三分的局面，比之于管、乐，当然是“不忝”的。但为什么不能挽救蜀汉危亡的命运呢？这和关、张之死有着极大的关系。我们知道，自刘备死后，诸葛亮当国以还，蜀、魏斗争的形势逐渐有了变化，蜀汉渐渐走下坡路。这固然由于经济力量的对比，但人才的消长也是重要因素之一。所以诸葛亮在《后出师表》里十分慨叹于“关羽毁败，秭归蹉跌”，认为是蜀汉兴衰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这里的“欲何如”，就诸葛亮而言，意思说，大厦将倾，一木是难以撑持的。诗人在第四句里提出了“终见降王走传车”，这里便就蜀汉终不免于灭亡的原因作出这样的分析。不但说明了对历史问题的正确理解，而且连诸葛亮在当时那种“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艰苦奋斗精神，和风雨飘摇，四顾苍茫的感慨，也都表现得深情若诉。对诸葛亮的歌咏，是古典诗歌中经常看到的题材，我们试把这两句和温庭筠的“下国卧龙空寤主，中原得鹿不由人”注111比较一下，高下立见；甚至连传诵千古的“伯仲之间见伊吕，指挥若定失萧曹”注112杜甫的名句，也不得不为之减色了。因为杜诗还只是一般的赞叹、比拟，这两句则紧密地联系到诸葛亮的平生和具体的客观历史条件。因而不但使我们读起来，分外感到亲切有味，同时，它所表现的思想意义，也就更为深刻。而这和典故的运用，是分不开的。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是怎样在诗歌的语言艺术中创造性地发挥了典故的作用。当然这并不是说，所有商隐用典的诗都是好诗，事实上他也有不少的堆砌排比、未能免俗的应酬之作；更不是说，所有商隐不用典的诗都不好，同样在白描手法上，《玉谿生诗集》里，“羌无故实使人思”注113的妙句触目皆是；在李、杜、韩、白之外，也是自立一宗，各不相掩的。关于这，过去论者已多阐发，这里就不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