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李商隐，人们就会很自然地和他的爱情诗联系起来。元好问《论诗绝句》云：“风云若恨张华少，温李新声奈若何！”似乎儿女之情，就可以概括一部《李义山诗集》的内容。这显然是片面的，然而它却代表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人们对李商隐的政治诗，往往是视而不见，或存而不论的。
与此相反，朱长孺笺注义山诗，则强调“托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的比兴之义。他据商隐“楚语含情俱有托”（《梓州罢吟寄同舍》）一语，把所有《无题》之类的诗，都看成是言在此而意在彼，认为有政治上的寓意注93。这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事实上，政治诗和爱情诗同样是李商隐抒情诗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爱情诗中，确有一小部分是别有寄托（究竟是那些篇，过去聚讼纷纭，目前也还不可能完全得出结论），因而在两者之间，就很难划出截然的界线，统计出一个具体数字，但大体说来，他的政治诗在数量上的比重，绝不少于爱情诗。
这大量的政治诗在李商隐创作中应该占怎样的地位，人们的看法又是怎样呢？
《蔡宽夫诗话》说王安石晚年爱读李商隐诗，认为“唐人知学老杜而得其藩篱者，惟义山一人而已。”从举的例句看，知其着眼点在于政治诗。沈德潜也认为李商隐的近体诗，“长于讽谕，中有沉着顿挫，可接武少陵者”注94。他在《唐诗别裁》七律一体中，录商隐诗至二十首之多，而有关爱情的却一首不选。
然而一般读者的兴趣，则显然在彼而不在此；因此近年来报刊上发表了不少关于李商隐的研究论文，也是多谈他的爱情诗，而少谈政治诗。
我认为：既然政治诗和爱情诗同样是构成李商隐诗的主要内容之一，则代表他创作上的成就的也绝不可能在彼而不在此，或在此而不在彼；重视了某一个方面，而忽视另一个方面，都是偏而不全的；何况两者之间，有其紧密的内在联系，不可割裂开来，更不能对立起来；但由于题材的不同，两者又是有区别的。就研究的程序来说，先从直接表现政治态度的作品着手，弄清作家创作思想的基础及其倾向性，然后由彼及此，互相印证，对进一步进行全面的探讨，将会起着开启关键的作用。
本文试图就这方面，提出一些不成熟的意见。
一
李商隐的先代，从高祖到祖父，都是县令、县尉以及州郡佐贰官；父亲也只做到殿中侍御史。从家庭的社会政治经济地位来看，他是出身于统治阶级的中下层。他那怀州河内（今河南省沁阳县附近）的李姓，并不是皇室宗支，但他却攀龙附凤地认为“我家在山西”（《戏题枢言草阁三十二韵》）注95，而且时时流露出一种“系本王孙”的优越感。夸耀门阀本是唐代士人的结习，但在李商隐，结合他后来畸零不偶的遭遇，却没由来地给自己思想上打下了一个没落贵族的阶级烙印。
商隐早年，不仅风华文采，倾动一时；而且确实怀有“欲回天地入扁舟”（《安定城楼》）的远大抱负。这是“少有大志”的封建知识分子的共同特点，和那些仅知追求富贵利禄的庸俗之徒，是有区别的。
他十六岁时，开始从事文学和政治活动，就受到名公巨卿的赏识。这时，他的心情是单纯而开朗的，正如他在《初食笋呈座中》那首托物寓意的诗所描写的一样：“嫩箨香苞初出林，於陵论价重如金。皇都陆海应无数，忍剪凌云一片心！”然而这积极向上的心情，并没有得到正常的发展，“一杯春露冷如冰”（《谒山》）的现实，把他折磨得像一株从石缝里伸出的倾斜屈曲的畸形的小树；而浮沉幕僚的漂泊生涯，悲剧的遭遇和忧郁感伤的心情，使得他的创作，在文艺园地里开放出风姿绰约、但却是憔悴可怜的病态的花朵。
李商隐所生活的四十七年（公元812—858年）注96，已不是唐王朝欣欣向荣，封建统治者还在一定程度上重视人才的时期，而是处于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统治阶级内部朋党斗争空前剧烈的混乱局面。以宦游为生的知识分子们，总不免要和这一派系或那一派系发生直接或间接的联系。有的人，固然可能因为某种偶然的机会而扶摇直上；但同样也可能由于某种原因而遭受排挤打击，以至坎坷失意，沦落终身。特别是具有正义感，有独立政治见解，而不愿只把自己作为某一派系工具的人，更容易遭到这种不幸。
当李商隐在政治生活的海洋里游泳了不久的时候、充满理想的头，就狠狠地碰了现实的壁。
李商隐是处在牛、李党争的夹缝中而成为被牺牲的小人物。这两个基于封建关系的政治集团，同样是通过派系活动以达到其争夺政权的目的的；而牛党之排除异己，尤为无所不用其极。商隐早年受知于令狐父子，但同时他又是与李党有关的王茂元的女婿；所经历的幕府的府主中，则有郑亚、卢宏正等人都属于李党。宣宗朝，牛党代替李党执政，令狐绹做了十年宰相，商隐就在他的压抑下，始终不曾得志过。史称令狐绹掌权后，“招权受贿”，“忌胜己者”。在他的心目中，商隐是个“背家恩，放利偷合”的“小人”，自然应该成为打击的对象，这是无足怪的；可是过去历史上，也把商隐出入于两党之间，作为政治道德的污点来看待，那就失去公正的判断了。
假若李商隐真的是个投机取巧、趋炎附势之徒，则他以爱婿的身份，做了泾原节度使王茂元的幕客的时候，应该是踌躇满志，得意忘形，为什么反有“鸱枭腐鼠”之叹呢？当大中初，李党失势的时候，他满可以翻云覆雨，取好于新上台的牛党，为什么他反而对贬死崖州的李德裕表示无穷悼念之情，而称颂他的功业不置呢注97？《旧唐书·文苑传》说令狐绹当国之后，商隐“屡启陈情”。故交新贵，自伤分隔云泥，穷困落拓之中，有望于一为援手，这也是人之常情，在所难免。《寄令狐学士》、《钧天》等篇，正是这种心情的表现。至如冯浩所说“哀词祈请，如醉如迷”注98，则是由于误解某些《无题》诗所致，就未免言之过甚了。孙光宪《北梦琐言》说：商隐题《九日》诗于令狐绹厅事，“绹睹之惭怅，乃扃闭此厅，终身不处”。轶事流传，虽未必可信，然而商隐在政治上对令狐绹的不满，“不学汉臣栽苜蓿，空教楚客咏江蓠”二语，谴责他不能为国家建立功业，只知嫉贤害能，则用意极为明显。令狐绹不愿看到这样的诗，是可以想象的。
从这一系列的事实看来，李商隐性格中有其耿直的一面。处在如此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里，这种性格，和当时士人中所习以为常的只有门户之见而无是非之分的社会风气，是格格不入的。在《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里，商隐已作了自白。他的一生遭遇，许多客观因素的凑合，是偶然的；然而他之所以到处碰壁，困顿终身，又有其必然性。
李商隐的世界观是异常复杂的。他那“欲回天地”的壮志，也只是希望在挽回唐王朝衰落的命运中，发挥个人的才能和作用。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同情水深火热中的苦难人民，但始终和人民保持着很长的距离；他痛心于权奸当道，朝政日非，但又缺乏反抗精神和斗争勇气；他对统治者不重人才，心怀不满；但又始终怀抱着“燕雁迢迢隔上林”（《写意》）的眷恋之情；“啼莺如有泪，为湿最高花”（《天涯》），往往是乞怜之心多于决绝之意。在“薄宦梗犹泛”的漂泊依人的生涯里，他何尝不是“万里忆归元亮井”（《二月二日》）?然而“无文通半顷之田，乏元亮数间之屋”（《上尚书范阳公启》），又有求为隐士而不可得的悲哀。这重重的矛盾，如春蚕作茧，纠缠在他的灵魂深处，始终未能解脱，而且也无法解脱。
积极关心现实和消极逃避现实的互相矛盾着的心理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李商隐诗歌意识形态的复杂性。就作者思想发展的过程来看，原来居于次要方面的消极因素，逐渐扩大，到后来便成为主导的一面了。过去有人孤立地、静止地只看到其积极的一面，而加以夸大。如朱长孺就认为他“指事怀忠，郁纡激切，直可与曲江老人相视而笑。”注99显然是不恰当的；但无视或忽视于这积极的一面，也是错误的。
二
在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特别引人注目的，是那首长达二百句的《行次西郊作一百韵》。
这诗以距长安不远郿县附近的一个破落村庄为背景，描写了甘露之变三年后（公元837年），在兵祸旱灾严重摧残下民不聊生的情况；历史地阐述了百余年来社会政治、经济一系列的巨大变化，把今和昔作了鲜明的对比。诗人追溯致乱之源，指出唐朝由盛转衰的转折点——安史之乱之所以爆发，是由于“因失生惠养，渐见征求频”；而安史之乱后，那就“国蹙赋更重，人稀役弥繁”了。“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儒家仁政思想，贯串了这首长诗；这就是诗人认为救疗唐王朝衰落命运最有效的药方。但他意识到处于“使典作尚书，厮养为将军”的时代，自己的政治理想是行不通的，因而对黑暗现实中某些令人不能容忍的现象，感到“冤愤心如焚”，而采取了揭露和批判的态度。
《引次西郊作一百韵》较系统地反映了李商隐的政治思想；它所接触到的问题，也比较广泛。倘若以此诗为纲，那么我们会在其他许多诗里，进一步地分别看出他对当时发生的某些重大政治事件的态度和见解。
首先是对宦官专政的猛烈抨击。
前后延续四十多年之久的牛、李党争，只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的一个方面；主要而且表现得更为尖锐的另一方面，则是出身于社会中下层的知识分子、新进官僚和宦官的斗争。关于前者，商隐对他们党同伐异的宗派活动是不满的；然而对两党中某些具体的人，他们在政治上某些具体的措施，则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由于切身遭受到宗派活动的打击，而其中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又多有难言之隐，于是商隐憔悴自怜的心情，往往是通过咏物诗或爱情诗的形式，隐约其词地表现出来。关于后者，他曾正面地表示过态度。
安史之乱后，朝廷大权逐渐落入宦官手里。宦官在幕后支配着皇帝，成为统治集团中最黑暗、最凶暴的特权势力。外廷官僚依附宦官，无耻地奔走于宦官门下，已成为数见不鲜的事。牛、李两党在宗派活动中，也往往不择手段地勾结宦官，用来打击政敌，取得权位。敢于同宦官正面展开生死搏斗的，前有顺宗朝的王叔文集团，后有文宗朝的李训集团。他们都是代表当时统治阶级中积极要求革新政治的激进派。但他们的两次斗争，都不幸失败了。
太和九年（公元835年）的甘露之变，不仅首谋的李训、郑注被杀了，连未曾预谋的宰相王涯、贾、舒元舆等人也遭受池鱼之殃。宦官不仅大批屠戮官僚，而且率领禁军，到处烧杀掳掠老百姓，造成长安一带“伏尸万户，流血千门”的浩劫。然而这一事件发生以后，在封建士大夫中，舆论却极为混乱。李训和郑注是新进的官僚，平素被人轻视，和王叔文的失败一样，他们被人骂为奸贼；而对宦官的横行，则谁都不敢说一句话。就连写过《宿紫阁山北村》、《轻肥》的白居易，也只是慨叹王涯等人的“白首同归”，而庆幸于自己“青山独往”注100，明哲保身而已。当时的环境气氛，是异常令人恐怖的。因作《月蚀》诗而得罪宦官的老诗人卢仝，在这次事变中的惨死，就是个现实的教训。但年轻的李商隐却毫无顾虑地写了《有感》二首和《重有感》。
《有感》二首，于李训虽不无偏见，然而作者对这次斗争的政治意义，是肯定的；对他的死，是同情的。诗中真实地反映了事变的情况，斥宦官为“凶徒”，表示了莫大的愤慨。在《重有感》里，他进一步寄希望于上疏声讨宦官罪行的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要他以实际军事行动，实现“清君侧”的诺言，以扫清长安一带“昼号夜哭”的人民灾难注101。
值得注意的是：李商隐的义愤，并非激于一时，而是基于明确的思想认识。这从他和刘有关的几篇诗以及其他文章里，就可得到证实。
太和二年（公元828年），刘于贤良方正考试对策中，因痛斥宦官专权而落第，直声震动一时。商隐在令狐楚幕中，与刘一度相识。会昌三年（公元841年），刘被宦官陷害，迁谪柳州，路过洞庭，与商隐相遇，商隐作有《赠刘司户》一诗；次年，刘死在柳州，商隐哭他的诗共有四首。把这些诗综合起来看，商隐对刘的崇敬与同情，是和刘的政治观点密切联系着；他们之间的交谊是有共同的思想基础的。在这些诗里，商隐结合刘的遭遇，反复地阐明了一个中心思想：他认为唐朝之所以不能振兴，是由于贤人的失位；而贤人的失位，则是由于宦官的一手遮天；不去宦官，一切政治改革都谈不上。他在《为郑州天水公言甘露事表》中有云：“宰相王涯等，或久服显荣，或超蒙委任，徒思改作，未可与权。”注102从“改作”一语中，也可看出商隐认识到李训等之谋诛宦官，是为了企图革新政治。
在当时，能有这样的认识是不可多得的。张采田说：“以韩昌黎之学识，尚罪（王）伾、（王叔）文；杜牧之辈，更无论焉。义山持论，忠愤郁盘，实有不同于众论者。”注103这话并非溢美之谈。
在商隐政治诗中，另一个突出的思想，则是对国内和平统一的深长向往。
内则宦官和官僚盘踞朝廷，外则野心军阀割据州郡，两者互相联系，两种恶势力经常是勾结在一起的。藩镇割据，是安史之乱的延续。在兵连祸结的长期混战中，生产受到破坏，人民大量死亡，到处都出现了“积骸成莽阵云深”（《隋师东》）的悲惨景象。商隐坚决主张健全唐王朝的国家机器，加强中央政权的统治力量，以重现和平统一局面。他一方面痛心于朝廷的姑息养奸；认为这种混乱情况的存在，是朝廷的莫大耻辱。“列圣蒙此耻，含羞不能宣；朝臣拱手立，相戒无敢先。”（《行次西郊作一百韵》）对中唐以来，统治者的庸懦无能加以讽刺；另一方面，他严正地警告那些凭依险阻、拥兵自雄的野心军阀们。《井络》一诗，在描写蜀中地形、咏叹过去建国蜀中而终于不免灭亡的史实之后，结尾的地方，诗人意味深长地说：“将来为报奸雄辈，莫向金牛访旧踪！”这一当头棒喝，是多么富于震动力！
这种思想，也不是偶然出现的，同样是构成商隐政治诗内容的核心之一。了解了这点，则那首为人所传诵的《韩碑》的现实意义，也就轩豁呈露了。这诗以咏史形式出现，旧本向不编年。我从诗中所流露的强烈的感情色彩，印证史实以及商隐其他有关诗文，初步论断为会昌三年唐朝平定泽、潞时所作。
安史乱后，宪宗李纯曾一度努力于削平藩镇叛乱，虽未能竟其全功，但总算给久病不支的李唐政权打了一针强心剂。穆宗和敬宗、文宗三朝，河北叛乱继起，又出现了不可收拾的局面。武宗时，李德裕执政期间，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死，他的侄儿刘稹按照军阀割据的老例，先行继立，造成既成事实，然后迫使朝廷追认。但在李德裕的坚决主张下，终于用武力平定了这次叛乱。
泽、潞五州，近在腹心之地，这和元和时吴元济之据淮西，形势是相类似的；武宗力排众议，独任李德裕，卒成大功，与宪宗之于裴度，其情况又是相同的。《韩碑》中热情歌颂了宪宗和裴度，实际是赞美武宗和李德裕。作者借歌咏历史事实，以表达其现实的政治观点。
《平淮西碑》的作者韩愈，是极力主张用武力平乱的。征淮西时，他任行军司马，淮西平定后，“咏神圣功书之碑”的也是他。商隐和韩愈的身份不同，当时，他只是参加战役的河阳节度使王茂元幕下，写了《为濮阳公与刘稹书》、《行次昭应县道上送户部李郎中充昭义攻讨》之类的诗文，然而他的思想，和韩愈是一致的。他之所以如此地重视这篇《平淮西碑》，正因为它所记述的功业和所表现的思想，给后代指出了巩固政权的道理，关系到国运的兴衰。故此诗结尾处云：“愿书万本读万遍，口角流沫右手胝。传之七十有二代，以为封禅玉检明堂基。”卒章显志，语重心长，耐人寻绎。
国内的情况如此混乱，边境又常受到回纥、党项和吐蕃的侵扰，这也是诗人所时刻关怀的，《骄儿》里说：“况今西与北，羌戎正狂悖。诛赦两未成，将养如痼疾。”这诗作于大中三年（公元849年）。据历史记载：会昌末，党项攻陷盐州边界的城堡，唐朝发诸道兵抵御，连战无功，一直拖到大中四五年，还没有平定。商隐在《汉南书事》里说：“文吏何曾重刀笔，将军犹自舞轮台！”我国是个多民族的国家。民族之间的矛盾纠纷，是难以避免的历史现象。形成这种矛盾纠纷的原因很复杂，但在多数情况下，往往是由于汉族统治者处理失当之所致。像这次党项的入侵，就是因边将抢掠他们的牛马，乱杀他们的人民而引起的，因而不能完全依靠武力解决。“几时拓土成王道？从古穷兵是祸胎！”商隐在这里不仅斥责了“文吏”和“将军”的腐朽贪婪，而且说出了自己的政治见解，表现了忧深思远的心情。
在李商隐诗里，较为常见的是对统治者的腐朽昏庸及其侈奢糜烂生活的冷嘲热讽。他那犀利的笔锋，甚至可以直接指向皇帝，而无所顾忌。例如唐玄宗和杨玉环的故事，是唐人经常歌咏的题材。人们对玄宗色荒乱政，也多表示不满；然而关于杨玉环入宫的一段丑史，则采取回避的态度，“为尊者讳”。如白居易在《长恨歌》里所叙写的“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那样，只能兜个圈子绕过，是不敢正面触及的。李商隐《龙池》末二句则云：“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其大胆揭露精神，在当时真能使人瞠目咋舌。商隐的政治讽刺诗，有的就是这样单刀直入；有的则结合个人遭遇，从亲身感受着笔；而更多的则借咏史的形式表现出来；也有一小部分，则托之于云阶月地的游仙之词。
例如《任宏农尉献州刺史乞假归京》末二句云：“却羡卞和双刖足，一生无复没阶趋。”寓辛辣的讥刺于沉痛心情之中。这诗是商隐初释褐任宏农尉时因活狱忤观察使孙简所作。在另一首《贾生》里，他慨叹于贾谊的怀才不遇，虽然贾谊处于历史上所称为有道明君汉文帝的时代，然而他所能得到于皇帝的，也只是“不问苍生问鬼神”令人啼笑皆非的政治际遇。两诗一是对现实的愤懑，一是对历史的感慨，然而它们同样揭示了一个客观真理：封建统治者是不可能真正重视人才的。
义山咏史在创作上的特色，如他在《李长吉小传》里说李贺，“未尝得题然后为诗，如他人思量牵合以及程限为意”一样，他也不是为咏史而咏史，而是以古鉴今、思古慨今或托古讽今；都是密切结合当前政治现实，有感而发的。
其借咏怀古迹以抒发政治感慨的，如《潭州》、《宋玉》、《筹笔驿》、《汉宫词》等篇，托意都很深远。其针对现实，提出历史教训的，笔意尤为警策。如唐朝皇帝中，因求仙饵药而致死的极多，宪宗服李泌之丹而为宦官所杀；穆宗和武宗也是误服丹药而促寿的。商隐《瑶池》云：“八骏日行三万里，穆王何事不重来？”《华岳下题西王母庙》云：“莫恨名姬中夜没，君王犹自不长生。”尖锐地指出，求的是长生，而得到的却是短命，真无异给他们兜头浇了一瓢冷水。再如《隋宫》的“春风举国裁宫锦，半作障泥半作帆”，《马嵬》的“君王若道能倾国，玉辇何由过马嵬”？都善于即事微挑，从大处着眼，从小处入手，在无多的笔墨之中，发人深省，给人以集中而明快的感受，达到了语言敏锐性和思想深刻性的统一。
在李商隐诗中，更有一类是讽刺现实，有所专指，仅仅借咏史为题的。这类的诗，内容和标题往住并不完全相吻合，词意隐约，若即若离，然而读了以后，使人感到并不只是在咏史。如《览古》、《南朝》、《北齐》、《咏史》、《隋宫》、《茂陵》之类，都是有具体的现实的人和事在。
例如，《富平少侯》和《陈后宫》都作于宝历年间（公元825—826年），是讽刺敬宗李湛的童昏失政。“富平少侯”的标题，虽然令人难以捉摸，但诗一开头就说：“七国三边未到忧，十三身袭富平侯。”隐括内忧外患，把整个时局系在这人身上，知所指绝非一般贵族。结尾处云：“当关不报侵晨客，新得佳人字莫愁。”突出了沉迷女色，荒废朝政的主题，也就是“从此君王不早朝”的意思。据苏鹗《杜阳杂编》载：宝历时，浙江贡舞女飞鸾、轻凤二人，入宫后，极使敬宗颠倒。印证有关史实，就会发现这类诗篇都是有的放矢，诗人笔锋所指，都是有着落的。当时朝政紊乱已极，而敬宗的荒淫，却有加无已。后来终于变起宫禁，他在酒醉夜猎之中，被人杀害。诗人在《陈后宫》里比之为号称“无愁天子”的北齐后主高纬；齐和陈是两不相涉的，看来似乎用事脱离了题目，然而它却比拟得确切异常。
李商隐的游仙诗，绝大部分描写爱情，但也有一些是影射宫闱秘事的。例如《碧城》三首，前人索解纷纭，但从最后一首末二句“武皇内传分明在，莫道人间总不知”看来，显然指的是宫廷荒淫生活，不过我们难以确知其本事而已。这类的诗，艺术上极为成熟，奇妙的想象，绵邈的情思，构成一种隐约朦胧而又绚丽多彩的神秘意境，有如海市蜃楼，空灵缥缈，万景毕呈，给人以应接不暇的美的感觉，最能看出商隐诗的独特风格。这也属于政治讽刺诗的一类。
三
把政治上的感触和生活上的抒情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通过个人的身世遭遇，通过日常生活的歌咏而表现出自己对现实一系列重大问题的肯定或批判，这是李商隐大量政治诗中的主要内容；从这可以看出他在思想上所能达到的高度。然而这仅仅是问题的一面，我们不能忽略其另一面，那就是他诗歌中所表现的浓厚的消极感伤情绪。
如前所说，商隐早年的诗，并不乏活泼轻快之作，但其中也时常流露出一种伤感年华的病态心情。“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乐游原》），“日向花间留返照，云从城头结层阴”（《写意》），时代和阶级没落的投影，到后来在他的创作里，阴暗面就愈来愈扩大了。如人们所熟悉的《杜工部蜀中离席》，是大中五年（公元851年）商隐由梓州赴西川时所作。当离筵别席之间，对酒听歌之际，诗人慨叹于“雪岭未归天外使，松州犹驻殿前军”，说明他关心国事，并没有忘怀现实。然而怎样对待这些现实呢，则是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诗里表现的是惆怅不甘的低徊情绪，最后，流露出无可奈何而托之于醇酒妇人的颓废思想；其基调是忧郁而低沉的。这类的诗，在商隐后期作品中最为常见。我们不免要问，他初期的那种敢于面对现实、敢于干预生活的批判精神到哪里去了呢？这就不得不从诗人具体的社会实践和艺术实践，即他的生活道路与创作道路去理解。
前面说过，李商隐在封建知识分子中，尚不愧为一个有理想、有抱负的人；然而，他始终缺乏实际的锻炼，对生活体验不深，因而他的生活道路总不能不说是较为狭窄的。
早年他以文士的身份，游历公卿之间“浪迹江湖白发新”（《赠郑谠处士》），到老仍然是个弹铗依人的幕客。人们赏识他的是文采和才华，使用于他的是笺启章奏之类的文字之役。谁也没有从政治上给以应有的重视，就连他的岳丈王茂元以及后来待他最厚的柳仲郢也不例外。处于这样一个政治生活异常复杂、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十分剧烈的时代，他的内心是深感苦闷的。他曾经不止一次地企图在政治上奋发有为，然而事与愿违，理想都一一归于幻灭了。软弱的阶级本质，使得他并没有通过个人遭遇，进一步与统治集团决裂，从而深入生活，加深和扩大自己的认识。相反地，当他在朋党倾轧中被抛出政治轨道之后，他就找不到生活的出路，看不见个人的前途，“欲问孤鸿向何处，不知身世自悠悠”（《夕阳楼》），“回头问残照，残照更空虚”（《槿花》）。孤独和寂寞的魔爪，紧紧抓住了他的心灵，他觉得“浮云一片是吾身”（《赠郑谠处士》），连自己都成为多余的了。这就是李商隐所不愿走而又不能自主地走上的一条生活道路，也就是他诗歌星所表现的消极感伤情绪的社会根源和阶级根源。
从创作方面来讲，其初他还是敢想敢说，敢于嬉笑怒骂的，然而“途穷方结舌”，“逢齑即便吹”（《咏怀寄秘阁旧僚二十六韵》），能够说、愿意说、敢于说的话越来越少，不能说、不愿说、不敢说的话越来越多，创作的领域，自然就愈来而愈狭隘了。另一方面，他在诗歌的艺术技巧上，却愈来而愈成熟，他自己也满足于“声名佳句在”（《崇让宅东亭醉后沔然有作》），而钻进了象牙之塔，逐渐地重技巧而轻内容；甚至在某些诗篇里，有着章绘句、玩弄技巧的不良倾向。这是生活面不够广阔的诗人往往走上的一条创作道路。生活和创作是统一的，对李商隐来说，这就使得他的诗呈现出前期和后期、思想和艺术之间发展不平衡的现象。
总的说来，作为李商隐政治诗的思想基础，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而不是阶级的矛盾；他对现实所采取的批判和揭发的态度，是从个人不满这个立足点出发的。即使他前期政治性较强的诗，其进步意义，也并没有超出这个范畴。虽然诗人在评述这些事件时，总是在某种程度上表现了同情人民的思想，然而如杜甫《三吏》、《三别》之章，白居易《秦中吟》、《新乐府》之作，在李商隐诗里是找不到的。
商隐有些反映重大政治事件的诗，感时伤乱的诗，如《隋师东》、《有感》二首、《重有感》、《曲江》、《汉南书事》等篇，开阖纵横，沉郁顿挫，笔意确实有些近似杜甫。王安石认为他“知学老杜”，是不错的。然而为什么仅能“得其藩篱”，而不能入其堂奥呢？这就是思想基础的问题了。正因为思想基础的单薄，所以在某些诗篇里，倾向性就不够鲜明。例如《少年》一首，讽刺了骄姿色荒的贵族，是确有所指的。此诗前六句纯是客观的描写，结尾二句“灞陵夜猎随田窦，不识寒郊自转蓬”才“曲终奏雅”，揭开隐藏在重重帘幕里的诗的主题。然而这微弱的不满，并不能说明诗人对于这种不合理现象有什么强烈的憎恨，从而引导人们进一步认识造成当时这种现象的罪恶本质；相反地，从那带有欣赏意味的描绘中，倒可以看出作者思想深处和这富贵豪华的生活有着某些割不断的丝丝缕缕的联系。
这类的诗，诗人的情感是模糊的，因而他的批判，也就显得有些有气没力。
四
归纳以上所述，我有以下几点看法：
第一，政治诗是李商隐全部诗的重要内容之一，无论从质量或数量上看，它们在文学史上以及诗人创作中所应占的地位，都并不低于他的爱情诗。过去有部分人忽视了这个主要方面，以致在一般读者中造成了一种只知李商隐有爱情诗而不知有政治诗的带有普遍性的错觉。这对理解李商隐的整个面貌是有妨碍的，是不能见其全人的。
第二，九世纪三十至五十年代里所发生的许多重大的政治事件，凡在李商隐诗里有所反映的，诗人都表示了自己的态度和意见，较深刻地揭露和讽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昏庸和腐朽，并表现了某些关怀人民疾苦、同情人民的思想。从政治诗来看李商隐，他虽不能和稍早的张籍、白居易等诗人相提并论，但却高出于与他齐名的杜牧和温庭筠。
第三，李商隐的政治诗，并不是个简单的统一体。诗中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互相渗透，反映了诗人世界观的矛盾的复杂性。从创作的发展过程来看，有前期和后期的差异，但他的生活道路和创作道路却是统一的。从题材来看，有意义大小的不同；从思想和艺术来看，两者之间也存在着不平衡的现象。我们既不能一概肯定，也不可一概否定，必须从作品的客观实际出发，采取区别对待的态度，予以实事求是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