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变》是《文心雕龙》下编中重要的一篇。它从理论上提出了文学发展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加以阐发，反映了刘勰进步的文学历史观，与《体性》、《风骨》、《情采》、《时序》等篇相表里。
“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是《周易》的一句名言，符合于客观事物矛盾运动的规律。然而把它具体地运用到文学理论上，则自刘勰始。
在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就其不变的实质而言则为“通”；就其日新月异的现象而言则为“变”。必须于“通”中求“变”，不“变”则“穷”。事实上，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地向前发展着，推进着，没有尽头的。“文律运周，日新其业”，就是这个意思。可是“日新其业”的千变万化中，却有着“一以贯之”的“文律”，因此又要“变”而不失其“通”，否则就会迷失了“变”的方向，“变”掉了它的实质，每“变”而愈下了。“通”与“变”对举成文，是一个问题矛盾的两面；把“通变”连缀成为一个完整的词义，则是就其对立统一的关系而说的。
在《时序》里，刘勰认为“文变染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文学是社会意识形态之一，尽管历代文风多有变革，然而“序志述时，其揆一也”。“设文之体有常”，任何一种形式，都是为了表现一定内容的，尽管“诗”、“赋”、“书”、“记”体制不同，然而表情达意，“名理相因”，也是各体相同，古今一致的。所谓“青生于蓝，绛生于，虽逾本色，不能复化”，就是指此而言。认清了这个道理，就能够于不同时代和不同体制的作品中，看出其精神实质之所在，而会其“通”。故曰：“通则可久。”这是问题的一面。
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唐歌在昔，则广于黄世；虞歌卿云，则文于唐时；夏歌雕墙，缛于虞代；商周篇什，丽于夏年。”文辞由简陋而日趋繁缛，由质朴而日趋华彩，乃是发展中的一种演进现象，是不得不“变”的。正因为有了这种发展演进，所以文学的面貌才能不断地更新，而不是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故曰：“变则可久。”《情采》云：“绮丽以艳说，藻饰以雕辨，文辞之变，于斯极矣。”也说明了文辞之“变”，“辞丽”和“藻饰”对文辞的重要作用。这是六朝人对文学的新认识。萧统《文选序》说：“椎轮为大辂之始：大辂宁有椎轮之质？增（层）冰为积水所成，积水曾微增（层）冰之凛。何哉？盖踵其事而增其华，变其本而加其厉。物既有之，文亦宜然。随时改变，难可详悉。”所谓“改变”，正是指“事出于沉思，而义归于藻翰”的“藻翰”而言的。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篇说：“古人之文，宏材逸气，体度风格，去今实远。但缉缀疏朴，未为密致耳。今世音律谐靡，章句偶对，讳避精详，贤于往昔多矣！”虽然提得不够恰当，但都看出了文学发展中“变”的一面。
对作者来说，如何于“通”中求“变”，“变”而不失其“通”，也就是说，如何把“会通”和“运变”统一起来呢？刘勰在本文里所论述的，涉及下列两个方面：
一是“情”“气”和词采之间的关系问题。
“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见《体性》），文章是情感的表现；而“情之含风，犹形之包气”，“情与气偕”（见《风骨》），两者是分不开的。“情”和“气”是文的质。“虎豹无文，则同犬羊，犀兕有皮，而色资丹漆”（见《情采》）。质有待于文，否则就变成“直言之言，论难之语”，不成其为文学作品了。就词采言，自然是“踵事而增华”的。可是归根结底，文附于质。“铅黛所以饰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饰言，而辩丽本于情性。”（见《情采》）文采不过起饰言的作用而已。因此，就必须“凭情以会通，负气以适变”。“凭情以会通”，才能“使文不灭质，博不溺心”（见《情采》）；“负气以适变”，才能驾驭词采，使得“采如宛虹之奋，光若长离之振翼”。所以说：“文辞气力，通变则久。”倘若单纯追求词采之美，弃情而逐文，则“采滥辞诡，心理愈翳”（见《情采》）。其结果，必然是过多的藻饰，成为情感的伪装，失去作文的本意；甚至“言与志反”，如《情采》所讥的“为文而造情”了。倘若有词而无气，气不足以举其词，必然如《风骨》所说的“丰藻克赡，风骨不飞，则振采失鲜，负声无力”，成为一种涂饰堆砌的东西，而失去了文学的生命活力。
刘勰论文，不废“丽辞”与“声律”，但不同于当时人的是：他以情志为本，以气为主。《文心雕龙》从头到尾都贯串了这个意思，作了反复的论证。本篇云：“斟酌乎质文之间，而括乎雅俗之际，可与言通变矣。”也是说，不可一味趋时附俗，词采要用得恰到好处。
二是古和今、继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问题。这问题和前面一个问题紧密联系着。
刘勰看到文学的历史传统是割不断的。因为“设文之体有常”，而“变文之数无方”，所以“资故实，酌新声”，“望今制奇，参古定法”；两者缺一而不可。“括雅俗”，乃指此而言。他认为任何一种文体，都有它的规矩和法度；必须以已成的规矩法度为依据，不断地吸收新的东西，来丰富这规矩法度，使之历久而弥新。拘泥于古，知有古而不知有今，是错误的；背弃成法而师心自用，知有今而不知有古，也是错误的。
当时文坛上盛行着一种“竞今疏古”的风气：如本篇所说的“多略汉篇，师范宋集”；《体性》所说的“夸略旧规，驰骛新作”。而其所谓“新”，不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见《明诗》）而已。为了补偏救弊，所以刘勰在《风骨》和本篇里特别强调继承传统的重要性。《风骨》说：“若夫熔铸经典之范，翔集子史之术，洞晓情变，曲昭文体，然后能莩甲新意，雕画奇辞。昭体故意新而不乱，晓变故辞奇而不渎。”“新意”“奇辞”是可贵的，但“新而不乱”，“奇而不渎”，那就必须“昭体”而“晓变”。只有明辨文体的人，才能通古今之变，虽变而不失其道。这样，“确乎正式”，就成为头等重要的问题。《体性》论“摹体以定习”，认为“童子雕琢，必先雅制”，也是这个意思。本篇论述历代文风的变革，说“宋初讹而新”，其所以“讹”，正因为“近附而远疏”，“龌龊于偏解，矜激于一致”，知新变而不知“通变”，能辞而不能“昭体”的缘故。其结果必然是“虽获巧意，危败亦多”；“习华随侈，流遁忘反”（见《风骨》）了。这样地追新求变，是没有出路的。所以说：“缏短者衔渴，足疲者辍途，非文理之数尽，乃通变之术疏耳。”因此“矫讹翻浅”，就必须“还宗经诰”。宗经是《文心雕龙》全书的理论纲领之一。文章为什么要宗经？刘勰在《宗经》里说得很清楚：“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也是从“建言修辞”的角度，以经书为准则，阐明立言之体，表情达意之方；其中贯串着“通变”的精神，继承优良传统的意义，和本篇以及《风骨》所说的均可相印证。
篇中举枚乘《七发》、相如《上林》等五例，以为“夸张声貌，则汉初已极，自兹厥后，循环相因，虽轩翥出辙，而终入笼内”。这意思是说，写景状物，古今有相同之处；前人艺术构思的结晶，往往成为后来学习的典范，不一定都有变化，而且也不可能有很大的变化。这虽是属于表现技巧的枝节问题，但也说明“通变”是有因有革，而不是尽变前人。所以说“参伍因革，此通变之数也”。
纪昀评此篇云：“齐、梁间风气绮靡，转相神圣，文士所作，如出一手，故彦和以通变立论。然求新于俗尚之中，则小智师心，转成纤仄。……故挽而求之古。盖当代之新声，既无非滥调，则古人之旧式，转属新声。复古而名以通变，盖以此尔。”这话就矫正时弊的意义来说，是深得刘勰之用心的。不过复古和“通变”并不是一回事，刘勰的目的也不在于复古，说“复古而名以通变”，是有语病的。把“情”“气”和词采统一起来，把继承和创新结合起来，才是“通变”的精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