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藏族宗教方面，我们首先研究了它的历史以及各派并存的局面，我们并且用拉卜楞作例子，分析了它的功能和作用，现在应该有个结束语，以便把分散在不同地方的内容，清楚地归结在一起。
就教育作用来说，有下列优点：
与现代教育不同，没有只传授表面知识的毛病。而是道德与理智并重的。
关于纪律方面，既要求学生，也同样要求先生，纪律是两者共同的信条，不似现代学校那样，只管学生的纪律，对于教师则准则不同。
不管学生，还是老师，两方面都是由于对知识和灵性的共同要求而自动结合在一起的，这样，就不会受分数制度和商业空气，如学费、薪资、自然升级等方面的限制。
守则，不管在学术上，还是其他方面都是严格的，绝无个人照顾的余地。
不管是学生，还是老师，都享受个人调整的自由，排除了群众制造的形式主义的限制。
公开辩论、群众考试、公开演讲，使参加的人，都能得到标准化的锻炼。这个过程不仅影响学生，而且影响教师。假定一个人能证明自己的论题，甚至是一个新的论题，这论题就变成了公共财富，因为那是在公共场合下证明了的。这里没有妄想理论的余地，或只为个人满足，而被视为某种“自由思想”的货色。
注意力集中在某一问题上需要多少时间都可以。这里没有填鸭式的教育，没有让你太忙的感觉，也不需要多么积极。
在政治上，这里的一些机构是很稳定的，和我们已接触过的政治制度相比较，似乎都不如它稳定。我们已提到过，藏族人民组织了半自主的社区，或在土司管理之下，或在寺院之下，或在两者兼管之下，都是如此。不仅达赖喇嘛从未进行过统治的西康（Khams）和安多（Amdo）是如此，就是在西藏本身，也是如此。在西藏，达赖喇嘛的统治下有不少自治的实体，只是被他任命的官吏所监视罢了。任何时候寺院与土官发生冲突，都是寺院占上风，不管教派归谁，包括本教在内。
在考察寺院对于人民的影响时，需要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寺院在与其他势力竞争的时候，能够变得越来越强，而不像旁的政治实体逐渐变坏?”在一种意义下，政治优势的确对于占优势的团体有很大的坏处，历史上藏族宗教各派的消长，确实如此，但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乃是寺院与非寺院的统治。为了正确估量前者的力量，以下因素，必须考虑。
一方面，它有某些民主特点，是贵族统治所没有的；另一方面，它的威望较贵族统治高得多。
第一，寺院的领袖，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即采取活佛转世的办法，转世活佛不限于哪一家，在生成的素质方面，自然要选择最好的。一旦选出以后，他就在寺院的严格训练之下，与任何僧人一样，而不会如贵族那样，由于家庭影响而骄奢成性。活佛不管成年或未成年，甚至在他积极进行统治时，都有议会和参赞，进行例行的行政会，如果活佛在进行个人幻想而不顾公共利益的时候，就可以对他加以纠正。在这种意义上，寺院与立宪的专制，是没有多少区别的。
第二，一个活佛胜过贵族的地方是他的继续性、威望和能力。一旦被认定为活佛，他的威望是特别大的。转世，根据定义，就是同一圣人或神佛。那位原来受人崇敬的前世在世时享受到的人世间无可比拟的神圣和光荣，新转世的活佛也完全继承了下来，因为他与前世是合而为一的；而且他能读到前世的传记。这种灵性的同一，代代相传，这就是最好的继承，所以希望的人格和期待的群体，都容易发展。一个行政者有这样根深蒂固的自信心，享有人民的全副信仰；在另一方面又有负责的议会和参赞，实在不能不十分有效。如果不是如此，那就是不正常的了。
在教育和政治方面而外，发展宗教在心理方面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一方面，在藏族生活各方面都深受宗教要求的影响。藏族人民知道他们的生活水平是低的，但同时他们会告诉你，“人不完全靠吃饭生活”。他们对于人类生活的价值衡量是这样的高，以致不能容忍死刑，“杀一个人已够坏了”，他们将说，“为什么要以处罚形式杀另一个人呢?”所以藏族的办法是“赔命价”，以解决对于受害一方的损失。实际上，杀人的人或强盗，杀了人就被认为种下罪根，要在来生得到报偿，谁能逃避劫数呢?自做的，必要自赎。这就是他们的理论。另一方面，对于灵性发展以外不必要的东西，是不会享受的。他们吃饮食是为治饿，等于药品治病一样。他们不能设想会享受饮食，这好像奇怪，但这是事实，甚至不花钱，他们也不干。表面上，吃糌粑没有多少丰富的营养价值，可是藏族人很健康，比汉族人健康多了。汉族人不是很讲究烹调术吗?自然除饮食以外，还有其他因素。可是事实是，他们远较汉族人健康，虽然只有简单的食品，但他们欣赏他们的简单生活。我们已经提到过他们的性格好，喜欢音乐，敢于冒险等。他们的特点是，他们满足于享受生活。假定他们的宗教能给他们这个，就是内在的价值，不管这宗教是什么。
这就使我们遇到两种在藏族宗教上的误解：一种是宗喀巴使“喇嘛教”清除了巫术作用，一种是说“喇嘛教”是佛教的低级形式，是受了本教的影响的。我们说，密宗佛教本来包括巫术，格鲁巴的创始人绝对没有避免巫术。密宗对于他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哲学显宗的佛教，不过与早期佛教相比，哲学的讨论是被改良派或后来变为正统派的人们注重得多了。这种影响作为刺激和反应，或作用和反作用的一般过程的结果，甚至传到旧派本身，然而作为自觉的努力，改良派在寺院纪律和秩序方面，更为注意。
我们已经提到过，本教乃是受佛教影响的。倘若藏族宗教在任何意义上的退化，则是释迦牟尼以后的早期佛教，与被藏族承袭的晚期印度佛教，两者之间的退化。至于藏族喇嘛，他们有一切心理反应，由生命主义通过虚无主义，全无人格的比较，由于群众的无知，他们作口头宣教，任何事都是真的，都行得通，因为有人信它；但同时，没有什么是真的，因为任何事不过是心理的创造，唯一的真理，就是离开好像真和好像不真的自由。这种超智慧，即是现代字眼所说的在认识论上和社会文化上的相对论。事实上，有的喇嘛，他们自己是活佛，他们可能宣布自己不再来到世间，他们完全知道转世的说法是空虚的，但同时他们又不愿意做损害同僚们的既得利益的行动。
然而这一点也不说明最好的喇嘛是以自我为中心的。当然，密宗佛教是为完成受戒选定的喇嘛保留的，然而被选择的喇嘛，是宣誓以关心他人的福利为唯一宗旨的。在这个意义上，如第四章末尾提到的，密宗是较显宗高一等的。任何存在的东西，都是必要的东西，作为工作的对象，不是将它放弃或者把它分开，这样才能达到完满成就的境界。在个人主义和自以为是的世界，分离主义和“纯粹研究”，都是对于真正民主的障碍，因为属于人民，为了人民，就是人民的民主。而只有喇嘛才历来认识到理论自觉在人民一起的必要。他们也不是“纯理论主义者”，他们在自己身上实验，作为人类的一部分，不，作为有生之物或宇宙的一部分，他们与那些代表学术和在心理、物理、文化领域进行实验研究的人是一致的。近代对文化和人格方面的研究通过民族学和心理分析的共同努力，可以即刻得到充实和丰富，问题在于只要我们能够认识到。如此多的藏族圣哲和活佛的传记的丰富材料，他们的实验心理学的发现是现代学术不得长久忽视的贵重东西。在研究价值以外，这些人的活生生的实例，还有引人入胜的作用。对于一般群众的影响，我们寄希望于社会文化科学的更加进步。这就是为什么尽管有许多缺点，藏族文化，自与佛教接触以来，一直是完整的和富于生命的。
到此为止，我们对于藏族宗教的优点作了一些论述，为了完整地阐述藏族的宗教问题和藏族文化将来的利益，我们必须将藏族宗教作为一种制度，提出它的缺点。
第一，在寺院教育的内容方面，限制太多，不能使学生得到与社会进行交往的必要知识，每个人都受限制，每个人都被学藏文书写体的具体困难所限制，一方面每个人都是演说家；不管是识字的，还是文盲；另一方面，甚至学者，都怕写信或写短文，以便达到一般的思想交流。最严重的问题，是知识和学者都集中在寺院里，使一般群众完全没有受教育的机会，就连寺院也在一般文化面前处于危险境地。藏族人民也知道，佛教在印度和在中国的新疆，都被伊斯兰教代替了，他们也知道，伊斯兰教商人的优势，远远胜过他们的经济。他们更关心西方的传教工作在西藏的边缘上，他们自己则不能在其他国家和地区进行交互影响。这一切都说明他们自己应该更有效地提高生产水平和文化水平，以便他们的宗教可以兴盛。
第二，不管藏族宗教有什么优点，就一般群众来说，就许多喇嘛来说，不能不承认，他们都被巫术所淹没，不再能够利用科学对于自然界进行有效的适应。
好了，我们对于藏族宗教的讨论，到此为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