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点
拉卜楞（Bla-braṅ）的字面意义是“上人居住的地方”，即活佛居住的地方。拉卜楞寺活佛即嘉样活佛。寺院的本名是乍西奇寺（Bkra-çis-ẖkhyil），意思是“吉祥漩涡”。它在夏河北岸，距夏河近一万英尺，汉文名字称夏河县。自拉卜楞驮运三日程至东北的临夏县，旧日叫河州，被中国西北的回民视为圣地，有如“中国的麦加（Mecca）”。由临夏再向东去，同样驮运三日程到兰州，即甘肃的省会，为临夏和夏河所属。由夏河东南至临潭旧城，比至临夏稍远，四日程可到，因经过草地和山区。由夏河向南方，过草地至甘肃、四川交界的拉谋（Lha-mo）寺亦需四日。由夏河西南行直向黄河曲，全是草地，是通拉萨的大路，约二十八日驮运日程。同仁和循化在青海，由夏河向西北行，约两三日程。在1927年以前，拉卜楞和同仁、循化等地都属青海，此后，拉卜楞划归甘肃行政范围，起名夏河县。在没有公路和火车前，由拉卜楞至北京，约四十二日马程。现在火车离拉卜楞尚远，可是乘汽车可以经兰州通至全国各地。兰州至拉卜楞虽然可用飞机，但还没有用过。
对拉卜楞，可以用不同观点来考虑：作为寺院，作为学校，作为居住区，或作为一个县。作为寺院，此地所以被选用，因为它有八种幸运记号：南方的曼陀罗（Mandala）山作为莲花，东方有茶西哥（Chahsiger）作为法螺（纹为顺时针方向），西边约为十八里陆地（Ludi）作为花瓶，玛沙得瓦（Mabshadewa）作为伞，九家的红石作为底，八沟作为轮，赵湖塘的“堂笛”作为鱼，三科塘的甲夏作为幸福结。
寺院作为宗教圣地，以及寺院以内的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认为是崇拜的对象。佛教的三宝（Dkon-mchog-gsum），就是寺院里的佛、法、僧，这已被充分证明。关于佛（Buddha），寺内除有六学院的佛像以外，还有活佛像，留待第十一章和十三章详述。还有三十个以上的独立神殿，六个为了内部事务（Mgon-khaṅ）的护法神殿，四个为了外部事务（Btsan-khaṅ）的神殿，三十个以上的活佛公馆，以及许多塔和大量小型佛像。全寺大约五百名活佛，其中包括十八位较大的活佛。寺院中的僧侣分类有的可列为佛，有的可列为僧（Saṅgha）。至于法（Dharma或Chos），则有用金汁书写的代表佛语的甘珠尔（Bkaẖ-ẖgyur）和代表注解佛语的丹珠尔（Bstan-ẖgyur）等一万部以上的佛经保存在寺院图书馆，一千部以上的佛经保存在不同的学院，几百部的佛经保存在每一位活佛的公馆，四十至两百部的佛经散存在每个学者的手中。木刻版存在印经院，无数的印片藏在寺院周围的玛尼法轮中，以便信徒边走边转，作为一种崇拜仪式。还有僧（Dge-ẖdun）这一圣侣，全寺有三千六百名喇嘛，公众聚会季节，会远远超过此数，一般寺院少于此数，但拉卜楞寺以三千六百喇嘛见称。假定我们在此数上，加进一百零八个附属寺院，则拉卜楞寺直辖的僧众数目则会大大超过此数。虽然一百零八是个仪式数，如一百零八个珠子的念珠等，但分寺的数目不是少于一百零八，而是多于此数。分寺实际在二百个以上，分散在各省区，包括内蒙古。
作为学校，拉卜楞寺除为崇拜对象外，作为教育机关，也是说得过去的。实际上，藏族文化大部分是靠寺院来传播的。诸如学制、学习年限、升级留级、学位、考试，以至于学院的分类、教师的级别等，都与内地佛教寺院不同，而与学校，尤其是大学很类似的。
作为居住区，寺院基本上是为上下他洼所供养的，其次才是“十三庄”，我们将在十五章叙述。在神话里寺院创始人与下他洼的保护神有联系，说明一件事的发生必有它的前提。事实上，两个他洼的人都是建寺以后才来的，是为寺院服务的。最初的居民，上他洼是十三家，下他洼是六家。
下他洼的居民崇拜的保护神，名字叫阿涅家拉（A-mye-bya-lag），正月初三在村子的庙里，四月十一在山上。故事如下：
过去有个时候，印度一王子名达巴（Da-pa），与父亲和继母同住。他与继母的孩子一块玩耍，把自己当作大首领，把他的继弟当作次等首领。这种身份，使其继母不高兴。于是他的继母便装着害重病、吐血，父亲甚为发愁，求她说出什么可以治疗。她说只有吃达巴的心，病才可能好。父亲无法拒绝这种引诱，正要取出孩子的心时，适有两个鸟儿飞过，儿子问它们是干什么的，父亲答道：“鸟儿的母亲在教鸟儿子飞翔。”儿子说：“连鸟儿都知道抚养自己的儿子，假定我的母亲还活着，她一定也如此。唉!可是她不与我在一起了，以至你要杀我!”
父亲深受感动，决定不杀自己的儿子，便杀了一只乌鸦，将它的心给他的女人吃，而将达巴藏于亲戚家中。就这样，母亲好了，可是八个月后，事实被泄露，她又大害重病。
这次她所要的药，是在吃人怪（Srin-po）的洞里。自然，达巴是到洞里为她取药的人。于是，达巴带上干粮，骑上自己的马，出发了，想着再也不会活着回来了。在妖怪的门前，遇到看门人阿涅家拉，当知道了达巴为什么来后，守门者深为同情，告诉他妖怪正在进行七日静修，只进素食，经常睡眠。
于是，守门人又进一步指导达巴，随后将他放进洞去。这时达巴遇到了妖怪的女儿马克夏娜（Makshiana），并与她交了朋友。马克夏娜决定同他回家去，做他的媳妇。离开的时候，遇上看门人，即要求达巴修个庙宇，宣传佛教，他自己便可到那里，以便赎罪，赎自己曾侍奉妖怪的罪。
马克夏娜带了两条龙，当她同达巴回家的时候，继母实在吓得要死。当她看见小两口都来了，她又假装害病，好不了了，说：“什么治疗都晚了，我只能等死了。”儿媳便央求她说出治疗方法，同时自己允诺，只要说出来，她便可以使她如愿。
婆母要一个妖怪的宫殿，次早宫殿就修成了。但这件事，仍不能使她高兴，她竟继续装病。再问她，她便说要一个大海，里边有各种鸟在飞翔，还有几千朵莲花，每朵莲花上坐着一尊佛。“我绕佛转的时候”，她说：“我或许就好了。”
然后龙便造出大海来，自己变成水牛，各处踏着水走，儿媳自己变成许多佛，坐在莲花上，婆婆来了以后，水牛便顶她入海致死。
公公因为失去爱人，大为悲伤。少年夫妇便向他宣讲佛道，使他安然；同时证明，已故母亲实为女妖。
现在明白，达巴是嘉样协巴的几代前生，当他建了拉卜楞寺，便使阿涅家拉了了赎罪的心愿，龙也来了，居于夏河以内的三科塘，任何时候天旱，只要在山上祈祷，阿涅家拉便可使龙降雨。
作为一个县或行政区，拉卜楞寺行政区，在不同程度上被夏河县分管，被保安司令部分管，也被蒙古亲王分管，作为县政府，与中国任何县政府一样，不与任何宗教相干，但保安司令是与嘉样五世同一家人，而蒙古亲王的辖区一部分是在拉卜楞，一部分又在青海，所以必须讲一下，以弄清楚。
（二）嘉样五世的弟兄
嘉样五世被迎入寺院的时候，他的家也与他一起由西康迁来拉卜楞。这是1920年的事。后来，因为青海回族与拉卜楞喇嘛在1924年打了仗，全家为了避难离开拉卜楞。当1927年拉卜楞由青海划归甘肃的时候，全家又回来，而由甘肃省政府另立一个县（自1928年起）和一个保安司令部。县长是汉人，保安司令是嘉样五世的哥哥。全家人员如下表：
虽然香佐是宗教职务，可是在寺外也有很大影响，因为寺院制度本身是多方面的，再与两兄弟合作，影响就更大了。另外，黄正清能够占有重要地位，是因为他可利用藏族和汉族两方面的便利。以他帮助参观人一事来说，就使拉卜楞远近驰名。他的两个妹妹嫁与果洛两个首领，他的儿子也娶了蒙古亲王的妹妹，这都是利用家族关系，影响了地区的民族关系。
（三） 蒙古河南亲王
我们曾叙述过蒙古亲王的家族早期曾请嘉样一世回乡建寺，贵族家族也一直帮助拉卜楞寺院。这个家族的历史，曾简述于它的官方纪年中，即“固始丹津曲吉甲薄夏拉”（Ku-çri-bstan-ẖdzin-chos-kyi-rgyal-poẖi-abs-lags）。
前一章提到的额尔的尼局囊（Air-rdi-ni-ju-naṅ），那是根据嘉样一世传记的记载；他在这里以洽那丹津（Pbyag-na-bstan-ẖdziṅ）见称，有台吉衔，但以后于1665年升为多罗贝勒（Tolo Beilo），1718年升为多罗郡王，1723年升为亲王。他是勃谢图觉囊（Bo-çeg-thu-jo-naṅ）长子，勃谢图觉囊又是域土记采仁（Yul-thu-chi-tshe-riṅ）的长子，域土记采仁是固始汗（Guçri Khan，1582—1653年）或固始丹津区吉甲薄长子。固始汗原称土伯户（Thu-pahi-hu），但在1642年将西藏给了五世达赖以后，清朝于1653年颁给他固始汗称号。
他是哈民诺颜混格（Haminnoyen-hungor）第六子，颇北密札（Pobe milcha）即魏拉特汗（Weilat Khan）是哈卜图哈撒（Habutuhasar）第九代后人。哈卜图哈撒是成吉思汗（Jenghis Khan）的弟弟，而成吉思汗是1206年征服西藏的。
向下数，额尔的尼局囊是成吉思汗的第十一代后人。他的长子于1735年继位，即丹津旺曲（Bstan-ẖdziṅ-dbaṅ-phyug）。丹津旺曲于1736年去世，其子旺丹多吉帕拉（Dbaṅ-ldan-rdo-rje-pha-lam）继位。1771年旺丹多吉帕拉之子阿旺答甲（Ṅag-dbaṅ-dar-rgyas）继位，由于犯法而被剥夺了“亲王”的头衔，他只得保留“郡王”头衔，后因害病，于1807年由其长子札喜迥内（Bkra-çis-ẖbyun-gnas）所继承。札喜迥内解职以后，由长子札喜旺加（Bkra-çis-dban-rgyal）于1833年继任，札喜旺加子曲加（Chos-rgyal）又继其父位，即额尔的尼局囊以后第六代。
但曲加没有儿子可以继承，乃于1887年由额尔的尼局囊的弟弟斯当巴八（Si-thaṅ-dpal-hbar）的第七代孙班觉拉丹（Dpal-ẖbyor-rab-brtan）继承。民国建立，班觉拉丹立即表示拥护共和，于是，1913年由总统赐还其祖宗的“亲王”封号。1920年由其独子滚噶班觉（Kun-dgaẖ-dpal-ẖbyor）继承。滚噶班觉的母亲，是嘉样四世的侄女，所以在寺院和贵族之间，较—般寺院与施主的关系更为密切。
在滚噶班觉这个蒙古亲王还小的时候，有一个大喇嘛说，他得出家，不然不能长命。他的家人自然关心他的命运，于是他当了和尚。然因没有继承人，后来他又不能不还俗娶亲，以延续家业，可是变得重病难当，就在嘉样五世由拉萨回来之前，他竟于1940年去世了。
年轻的亲王没有继承人，他的家庭遂令他的妹妹札西采郎（Bkra-çis-tshe-rin）暂作女亲王，希望在她结婚以后，生个男孩，以便有后继人。已故亲王的母亲和他的夫人拉谋采仁（Lha-mo-tshe-riṅ）分享对拉卜楞和青海的百姓的统治权。听说女亲王札西采郎与保安司令黄正清的儿子结了婚。我们知道，黄正清即嘉样五世的长兄。
这个蒙古家庭，即一般人都知道的河南亲王家，它统治着青海和硕特蒙古前首旗。当拉卜楞初建寺的时候，那是这家的地方，但在青海的回族首脑与拉卜楞寺于1924年冲突以后，拉卜楞寺于1927年辖入甘肃，则蒙古贵族的环境，甚为难处。因为王府在拉卜楞，而所属老百姓绝大多数在青海，所以青海的统治者，才是贵族家庭和首脑所需要服从的。
寺院印经院的地方，原为蒙古亲王的官邸，在寺院修建的时候，就把它让给寺院了，王府迁入现在的住处，后来这里包括黄正清的保安司令部，这是当嘉样五世一家人搬来时才如此的。王府另在寺院西边修建新房，这时候，王子死了。
河南亲王一家虽遭不幸，但这一家依然是青海蒙古族最大的王府。我们虽不详述，但可记下这些事实：
亲王将属地捐给寺院以后，自己还保留大参，在甘肃省夏河县境，300户，约1200人；陶主，在青海省，500户，约2500人；臧戈，在青海省，500户，约2500人；“十一箭”，在青海省，500户，约2500人。
这些数字都是大概估计，亲王治下蒙古族人约15000，或多或少都藏化了，与旁的青海蒙古贵族比较，如刻瑞（Kheri）约有1000户，刻刻（Khekhe）约有300户，擦克（Tshakher）约有80户，庆海（Tshinghai）约有30户，甚至还有八户的，则河南亲王在安多（A-mdo）一般衰败的贵族中不能不算十分显赫了。蒙古族夹在回族和藏族中间，就要被同化，也是很清楚的。
以上是拉卜楞寺院、保安司令、河南亲王在拉卜楞区域彼此关系的大概。寺院内部的关系，还要在以下各章阐述（除了十五章是讲寺院治下人口的），这里不妨只简述一下一般百姓与寺院的关系。
上面一开始我们就说了嘉样的历代转世，都是寺院及所属寺院和辖区的统治者。在活佛喇嘛以下，又任命一个喇嘛，总管一切，叫作“香佐”（Phyag-mdzod），即“宝库在其手中的人”。宗教领域中嘉样历代转世相当于教皇，香佐相当于大主教；在学术领域，前者相当于大学校长，后者相当于副校长，在两人之下，再任命教务长和训导长，以统管六个学院。每个学院再有一个院长统管以下职员。但这些职务，留在下章评述，只在政治方面，我们将嘉样与皇帝相比，将其指派的香佐与总理相比。虽然这种说法太不伦不类，因为寺院太小了，但这种比较，并不致将读者引入歧途。寺院最高主持人和他的助手香佐，对于他们治下的百姓，有类似皇帝和总理对于他们治下的子民一样的权力。为了执行他们的命令，寺院最高领导人和香佐需要选任僧官，直接统治百姓。
关于拉卜楞寺周围的“十三庄”，香佐所任命的僧官，叫作尼尔巴（Gñer-pa）。尼尔巴再选任每一村庄的头人（Rgan-pa），头人再选任一名喊命令的人，每天早晨都要大声喊叫，告知老百姓要干什么。对于日常事务，尼尔巴是最后权威，遇着重要事务，尼尔巴则要报告香佐。在“十三庄”以外的村庄，僧官有不同的名称，如古擦（Sku-ẖtshah）、锅瓦（go-ba）、尼尔巴等。
任各种职务的人，除了由老百姓那里分取的酥油外，都没有薪金。他们也分班轮流服劳役。这些僧官的生活靠罚金，老百姓如果没有完成寺院交给他们的任务，或没有遵守传统的习惯，都要处罚。罚金多少，除了根据案情的轻重外，也根据僧官个人的脾气，宽大的人罚款少一些，斤斤计较的人罚款多一些。如是小数目，他们可以自取。案情较大，所得半数归寺院，交香佐，半数归自己。当案情严重，不是他们自己能处理得了的，则交给香佐自己去处理。
尼尔巴和其同等的僧官，在活佛的侍从中任命，任期三年。当有人告发到香佐手里，而且证明不是诬告，则任期未满也可撤职。但老百姓害怕上告对自己不利，他们并不常运用这种权利。一般而论，当这些僧官任满时，都比较富有了。有人感到寺院生活不够味，于是离开寺院，过家庭生活。实际上，藏族中许多富人，除了传统土司以外，很多是过去的僧官。
实际上，两个他洼的土地，都归寺院所有。假定有人为了个人居住打算在该处盖房，每一间屋的地方先收三银元的费用，然后每年交125个铜元，当时每一百铜元相当一个银元。为了耕种属于寺院的土地，佃户要交出相等于下种数量的谷子，以作田租。假定开垦土地，则租额相当于一半到两倍下种的数目。
寺院占有的土地，除了原来重要捐助者所贡献的以外，任何不动产都可捐给寺院作为死亡者取得幸福的手段——特别是当他没有继承人的时候。结果，寺院取得的不动产越来越多。“十三庄”所占有的全部土地，90％以上已归寺院所有。
（四） 人民对寺院的贡献
至于义务与传统。可用下述的例子来说明：
第一，无偿的运输，叫作“乌拉”（Ula），听到尼尔巴的命令，必须服从。关于十八大活佛和其他小活佛个人的需要，则由从事乌拉的人管饭吃。
第二，柴与料由老百姓轮流供给，交给管理老百姓的僧官。
第三，在寺院与旁的地区之间发生纠纷的时候，所有老百姓中的男人都是兵丁。他们使用自己的马匹、枪支、子弹进行战争。假定这些装备不齐全，则要处罚。在战争中不管任何损失，都由自己负担。假定战争的双方有“命价”的争议，则赔款由群众分担，进款归寺院所有。
在日常生活中，群众依靠僧人为他们举行宗教仪式，而僧人所得则是实物或钱财。在按季节进行的乞求福利的仪式以外，疾病和死亡，尤其要请僧人作仪式。当僧人到了的时候，他们注意的往往是超过或违反传统的行为。譬如，超过一般的干净，用页岩造窑洞（那是出家人才能用的），油漆了门（那也是出家人才能用的），妇女穿上袜子了（那是藏族以外的人才有的）。还有其他违反传统的行为，都可招致不同的罚款。
在“十三庄”以外有传统头人的地方，各村和各村的社会负责人，是由这些头人选派的。但这种地方，永远有拉卜楞的分寺。为了当地贵族头人的威信，他们都要求那样做。一旦分寺建立起来，它便生了根。在分寺中给要求建分寺的贵族一所官邸，是寺院给贵族的一项光荣；礼尚往来，得官邸的贵族，也必给寺院某种方便，好像他们的老百姓直接在分寺的统治之下。因为藏族重视前例，一旦成了固定的制度，就再也不能变了。从长远来看，寺院势必成为老百姓的统治者，而原来的贵族家庭便慢慢地衰落下去，成了有名无实的统治者。
在十三章还要描述拉卜楞的公开大会。在正月上半月举行祈祷大会时，整个参加祈祷大会的群众都能享用免费饮食，而且还能分到捐献的钱，这些捐款是拉卜楞治下的部落轮流捐献的。先说吃的，有三口大锅在伙食殿中，每一锅都上3头牛、40斤米、80斤葡萄干、70斤酥油，每日一顿，15日统计如下：
每一锅值4770银元，三锅计14310银元。除管吃的以外，参加祈祷会僧众，还分得酥油和钱，如下：
三项加在一起，总钱数为46710银元。
考虑到藏族地区生产形式和水平，开支这一祈祷大会，实比现代的所得税更要重些。因为部落轮流负担，所以部落要储蓄几年，才能供给一次会。他们不遗余力地彼此竞争，看谁最充裕地供给祈祷大会。另外，教务长也许用某种方式动员群众用这种办法进行祈祷。理论上，他要找不到施主，他自己必得出钱供应祈祷的费用。他的威望必须很高，首先是在学术和修养上，其次则是在财富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