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术之输入我国，可分为二期：第一期，始于明万历中叶（1573—1619），盛于清康熙间（1662—1722），至乾隆中（1736—1795）而绝；第二期，始于清咸丰（1851—1861）、同治（1862—1874）间之讲求洋务，以迄今日。兹篇之职务，在整理第一期西学输入之史迹，而说明其与我国学术界之关系。
此期西学之输入，为耶稣会士传教之附带事业。其所输入以天文学为主，数学次之，物理学又次之，而其余则附庸焉。其在我国建设最大者为天文学，与清代学术关系最深者，天文学与数学唯均。而天文学实最先与我国学术界发生影响，兹请先述之。
一、西方天文学之初输入
我国之天文学，截至明代止，已有三千余之历史。其间亦尝有外国天文学之输入。唯欧洲天文学之入中国，则自耶稣会教士始。
（一）利玛窦之介绍西方天文学
耶稣会教士之最先传教中国内地者，为意大利人利玛窦氏，于万历九年（1581年）抵广州。利氏少学于The Roman College （in Rome），尝专研天文及数学。既入中国，撰《乾坤体义》，其上卷言天象；述日月食由于日月与地球之相掩，及七曜与地体之比例。又著《经天该》，将其时西方所已测知诸恒星，造为歌诀，以便观象者之记诵。尝制浑天仪、天球仪、地球仪诸器以示人。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辈从之游，习其术。利氏尝以简平仪，授李之藻；之藻耳受手书，得其用法，因阐其术作《浑盖通宪图说》。此实中国人介绍西洋天文学之第一部著作。
利玛窦之入北京贡方物（万历二十九年，即1601年）也，其上疏自谓：于“天地图及度数，深测其秘；制器观象，及考验日晷，并与中国古法吻合”，又请“披露于至尊之前”。时明代历法，犹踵《大统》之旧。自成化（1465年）以后，违天益远，纷纷议改；而台官泥于旧闻，当事惮于改作。利氏卒未能用其所学而没。
（二）明廷对于新法之需要
利氏既卒，继之而来之教士，多以天文学称于中国，从之习其术者颇众。及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十一月日食，钦天监预推不验，礼部遂奏请博求知历者与监官昼夜推测。于是五官正周子愚乃上疏请令西洋人庞迪我、熊三拔等尽译携来西法之书。
礼部因疏请，以邢云路主理历事；而以徐光启、李之藻、庞迪我、熊三拔，同译西法，俾云路参订修改。盖云路主改历甚力，颇负知历之名。然云路乃旧历家，其天文学智识实甚肤浅。时徐光启适以疾南旋，乃召云路、之藻入京董其事。云路据其所学，之藻则以西法为宗。
（三）西法之继续输入
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之藻奏上西洋天文学说十四事，言地圆，日月食，及行星运行之理。疏中力言西法所以专长之故，竭力摧廓当时守旧自大之风；并论我国天文学所以不振之原，亦洞见症结。又请亟开馆局，翻译西法。时礼科姚永济亦以之藻之言为请，然朝廷以庶务因循，未遑开局也。
然此时耶稣会士，仍继续输入西方天文学说。熊三拔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著《简平仪》，详细说明简平仪之用法；次年又著《表度说》，述立表测日影以定时之简捷法，并以天文学的原理说明之。阳玛诺（Diaz，Emmanuel）于万历四十三年（1615年）著《天问略》。其书于“诸天重数，七政部位，太阳节气，昼夜永短，交食本原，地形粗细，蒙气映差，曚映留光——皆设为问答，反复以明其义。末载蒙映刻分表，并详解晦朔、弦望、交食浅深之故，皆据有图说，指证详明”。
（四）输入进行之停顿，及其复兴
西学输入之进行，不久乃停顿。所以者何？则耶稣会士之遭政府斥逐也。初，王丰肃（Alfonso Vagnoni）行教于南京，信者日众，而士大夫之攻击亦日烈。徐如珂首议驱斥，沈漼、晏文辉、余懋孳等继之，谓其左道惑众。并有攻其私习天文为违反《大明律》者。至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五月，政府乃下令严禁耶教，所有在华耶稣会士，均命逐往澳门。而其附带之介绍西学事业，亦因而被累矣。
天启（1621—1627）初，明廷以外患日亟，需用枪炮，渐召用西洋人。及崇祯二年（1629年）五月，日食，《大统》推测皆谬误。徐光启依西法预推而验。帝切责钦天监官；监官戈丰等言，欲循旧法，不能无差，乞开局修改。帝乃以徐光启督修历法。光启上疏，言中法之所短，又谓宜取西法，参互考订，使与《大统》会同归一，上从之。
（五）西洋历局之设及其成绩
已而光启根据西法上修历进行大纲十事：（1）议岁差每岁东行渐长渐短之数。（2）议岁实小余渐次改易，及日景长短，岁岁不同之因。（3）每日测验日行经度。（4）夜测月行经纬度。（5）密测列宿经纬行度。（6）密测五星经纬行度。（7）推变黄赤道广狭度数，密测三道距度，及月五星各道，与黄道相距之度。（8）议日月去交远近，及真会、视会之因。（9）测日行，考知二极出入地度数，因月食考知东西相距经度。（10）随地测验二极出入地度数，及经纬度。
此后《崇祯历书》乃依次计划，累年测验推算而得之结果也。
光启既上《修历大纲》，因举李之藻、邓玉函、龙华民协同修历。旋辟历局于京师东长安街，作观星台。又选畴人子弟习西法，时崇祯二年（1629年）九月也。
其年光启请造天文仪器，计七改象限大仪六，列宿纪限大仪三，平悬浑仪三，交食仪一，列宿经纬天球仪一，万国经纬天球仪一，平面日晷三，转盘星晷三，候时钟三，望远镜三。上报允。
光启旋上《见界总星图》，乃崇祯元年（1628年）所测；上具黄赤二道经纬度，共测得一千三百五十六星。用西法绘图立表，并正旧图之误。后又上《黄赤道两总星图》，凡测而入图之星一千三百四十四；上具黄赤道经纬度，又列表二卷。均为后此崇祯《历书》之一部分。
崇祯三年（1630年）邓玉函卒，旋征汤若望、罗雅谷供事历局，译书演算。凡修历诸西人，日给廪饩，月各赐银两。
崇祯四年（1631年）正月，光启上所纂成诸书：《日躔历指》一卷，《测天约说》二卷，《大测》二卷，《日躔表》二卷，《割圆八线表》六卷，《黄赤升度》七卷，《黄赤距度表》一卷，《通率表》一卷。共八种，二十二卷，皆此后崇祯《历书》之一部分。旋又上书二十一卷。其年十月，光启又上《测候四说》，言新旧推算日食法之异，并论西法之长，旧法之短。时纂测新法，渐次就绪。次年又进书三十卷。明年，光启以病去职，诏以李天经代之。是年光启卒，所纂历书将百卷。
崇祯七年（1634年）七月，天经进《历元》二十七卷，星屏一具。旋又进《历法》三十二卷。时“日晷”“星晷”“望远镜”等仪器告成，天经奏上其用法，上命太监至局验之。先是罗雅谷、汤若望在历局成仪器多种。除徐光启所请造者外，又有象限悬仪、象限立运仪、象限座正仪、三直游仪、浑盖简平仪、弩仪、弧矢仪、地平纬仪、黄赤全仪六、圭表二（一横一直）——无虑数十种。而定日之高度与黄道各时之出没，有地平晷、立晷、通光晷、柱晷、瓦晷、十字晷，未易悉数，天经等不能尽用也。
崇祯八年（1635年）四月，天经上《乙亥》《丙子》《七政行度》，旋又上《参订历法条议》二十六则，举新法之大凡，并详论新旧法之异同得失。明年，天经与汤若望推南京、北京恒星出没，又测北京北极高度。至是，新法书器俱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
所成书一百四十余册，为一百卷，赐名《崇祯新法算书》。书分十一部：曰《法原》，曰《法数》，曰《法算》，曰《法器》，曰《会通》——谓之基本五目；曰《日躔》，曰《恒星》，曰《月离》，曰《日月交会》，曰《五纬星》，曰《五星交会》——谓之节次六目。其中有术，有图，有考，有表，有论。以西法融通中法，如置闰月之类，徐光启所谓“镕西洋之巧算，入《大统》之模型”者也。是书采西洋法以第谷①（Tycho Brahe）为主，不采哥白尼地动之说，故书中《日躔历指》一部，述求太阳行度之术，以为日动焉。书成，命宣付史馆，刊传四方，与海内知历者共之。唯迟之又久，直至明亡尚未采用其法，颁行天下。所以者何？则旧派从中阻梗也。关于新旧之争，次节详述之。
二、新旧之争及清初泰西畴人在我国之建设
（一）崇祯修历之争辩
前述万历间邢云路与李之藻同理历事，其时已有争论。及崇祯西洋历局开设后，旧派历家乃纷起与之抗。崇祯三年（1630年），四川巡按荐冷守中精历学，以所呈书及预推次年四川月食送部。光启力驳其谬。已而四川报守中所推不验，新法密合，其说遂诎。而其时与新法争辩最烈者，为满城魏文魁。文魁著《历元》《历测》二书，崇祯四年（1631年），命其子进《历元》于朝，送局考验。书中弧背求弦矢，乃用周三径一之率，光启摘其谬误类此者七事。而文魁反复争辩，光启更申前说，为《学历小辩》一书。光启虽力驳文魁，时朝廷以历法未定，亦兼存文魁之说。光启既卒，崇祯七年（1634年），文魁上言历官所推交食节气皆谬。乃命文魁入京测验，别立东局，与西法、大统、回族并而为四。文魁又指摘李天经等，新法所推五星凌犯、会合、行度皆非是。既而天经等所推皆验天象，文魁说诎。
（二）新法颁行之阻梗
崇祯八年（1635年），新法书器既完，屡测交食凌犯俱密合，方欲颁行，而文魁多方阻挠，内官又左右之，帝不能决，乃命天经与监局虚心详究，务期划一。既而屡测天象，《大统》及魏文魁，皆不验，新法独密合，乃议废《大统》，用西法。旧派郭正中力言中历必不可尽废，西法必不可专行（唯不言其故）。帝乃诏仍行《大统历》，如交食、经纬、晦朔、弦望等因年远有差者，以新法为参考。后天经疏陈《大统》所定崇祯十五年（1642年）节气之失，帝亦深知西法之密。及崇祯十六年（1643年）正月，日食，西法预推又独验。帝乃决计散遣魏文魁回籍，一意颁行新法，惜兵事倥偬，未即实行，无何而明社屋矣。
（三）清初新旧之争及历法大狱
清既定鼎，顺治元年（1644年）汤若望进是年日食之预测于朝，已而果较《大统》为吻合。清廷遂采用西法，颁行天下，名《时宪历》。若望又疏陈《大统》之失。旋奉旨掌管钦天监印信，嗣后一切进历占候选择，悉听举行。而《新法表异》一书，乃若望入清代后所著，以四十二事，表西法之异，证中法之疏。
是时习《大统》者，咸斥排新法，而若望制历不用诸科校正，于是《大统》罢黜，仇新法益深。顺治十四年（1657年），已革吴明烜疏若望所推天象之谬，并上是年推算天象之书。后经实测，明烜所指皆妄，礼部议其罪，援赦获免。
自是耶稣会士，以历法得政府之信任，传教益无所阻，而反动亦日益大。徽州杨光先著《不得已辨》，攻击耶教士甚烈，并攻其历法。康熙四年（1665年），光先叩阍进所著《摘谬论》，摘汤若望新法十谬；又《选择议》，论若望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之误，并言若望阳假修历之名，阴行邪教。帝下议政王等确议。光先《摘谬论》所摘虽妄，而王等不通历法，无从分辨，但谓“若望进二百年历，夫天佑皇上，历祚无疆，而若望止进二百年，为大不合；又若望选择荣亲王安葬日期，不用正五行，反用洪范下五行，山向年月，俱犯重炁。俱事犯重大”。议决：若望及监官等八人凌迟处死，子弟斩决者五人，干连族人皆治罪。帝命若望免死，赦族人罪，止斩五人，余流徙。于是废西洋新法，用《大统》旧历。
（四）旧派之末路
旧派既获胜，杨光先遂为钦天监正，并援吴明烜为副。既而为术俱穷，光先称病辞职。康熙八年（1669年），帝乃命大臣传集西洋人，与监官质辨。南怀仁因言吴明烜所造康熙八年（1669年）历之误。帝命大学士图海等同赴观象台测验。怀仁所言，逐款皆符；吴明烜所言，逐款皆错。图海等请将康熙九年（1670年）历书，交南怀仁推算。钦天监正马祐等又力辩前此杨光先所指摘西法之不当，帝乃诏复用西洋新法。其后康熙十一年（1672年），有杨炜南者，造《真历言》一书，议西法之失；后实测不验，交刑部惩治。自是旧派遂无复立足之余地，新旧之争乃告一结束，而西方畴人乃得专事新建设焉。
（五）汤若望之成绩
清初西洋钦天监官之建设，以南怀仁、戴进贤为最。而汤若望在未遭历法之狱以前，亦尝制器著书。初，明之亡，历局仪器，悉毁于贼，若望效力清室，因奏请另制。顺治元年（1644年），成浑天星球仪、地平日晷仪、望远镜、舆地屏图各一。若望在清代所著书，除上述《新法表异》外，尚有《历法西传》及《新法历引》。二书皆《崇祯历书》之提要。而《历法西传》中，兼述西方天文学进化之迹，自多禄某②（Clandius Ptolemy）、哥白尼、第谷及加利勒阿③（Galieo Galilei）皆略举其学。唯其述哥白尼之学，不言其有地动之发明，反谓其有言天动以圆之书。
（六）南怀仁之成绩
西法既复用，诏南怀仁为钦天监副。怀仁于康熙八年（1669年）改造观象台仪器，成新仪六式：曰黄道经纬仪，曰赤道经纬仪，曰纪限仪，曰象限仪，曰天体仪，曰地平纬仪。又将各仪之制法、用法、安置法，绘图造说，并用其器测验所得诸表，名曰《灵台仪象志》。书成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所载测得诸星：与古同者，共二千一百六十一座，一千二百十星；《步天歌》所有，而新测所无者，二十二座，二百五十四星；外增新星五百十六，及近南极诸星，中国所不见者，一百三十五。怀仁又继汤若望之业，成《预推七政交食表》，三十二卷，名《康熙永年表》。康熙二十一年，怀仁随驾盛京，测得其地北极高度，制《盛京推算表》。越六年，怀仁卒。
（七）清圣祖之重视西学
时圣祖深嗜西学，而天文算法尤素所留心，常命西士进讲，虽巡幸不辍。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帝如盛京，南怀仁奉命携内廷观测仪器从；二十二年（1683年）幸北塞，南怀仁又与库利尔、马尔其（原名未详）从；三十年（1691年）亲征噶尔丹，白晋（Joachim Bouvet）、林安多（Antoniode Silva）随驾；三十八年（1699年）南巡，又命蒲壁（原名未详）等从。时法王路易十四（Louis ⅩⅣ）投帝所好，以地平纬仪见赠，与此后乾隆五十年（1787年）英吉利国王之进小象限仪，先后相辉映焉。
康熙一代，“御定”之天文书有二：一曰《御定四余七政万年书》，成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年），将顺治元年（1644年）至康熙六十年（1721年）之节气日时，及日月五星交宫入宿分度，按年排列，自后可准式继续，故名《万年书》。其预编纂此书之人，无可考矣。一曰《历象考成》，成于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御定《律历渊源》之第一部也。书内所列编纂者，虽无一西洋人，然其书大略沿《崇祯历书》所采第谷法之旧，唯黄赤道大距减少二分耳。
（八）戴进贤等之成绩
南怀仁既卒，继之备历政顾问者有徐日昇（Thomas Preyra）、苏霖（原名未详）、林安多、白晋、张诚（Jean Francois Gerbillon）等。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尝增衍蒙古诸处《推算表》。康熙五十三年（1713年），监臣有纪利安者（原名未详）制地平经纬仪，合象限仪及地平纬仪为一，其用尤便。
自康熙《历象考成》告成后，钦天监推算历书，悉遵其法。然《历象考成》既仍第谷法之旧；自第谷至康熙末已百余年，数既不能无差，而第谷后欧洲天文学之新发明又辈出。雍正间，钦天监官西人戴进贤、徐懋德（原名未详）习其术，雍正八年（1730年）以之推测日食，果较第谷旧法为密。乃请纂修《日躔》《月离》二表，以推日月交食，并交宫过度，昼夜永短以及凌犯。表成，凡三十九页，续于《历象考成》之末。然有表无说，其时能用之者，唯戴、徐二氏，及中国人明安图而已。乾隆二年（1737年），吏部尚书顾琮请将二表增补图说，务期可垂永久；又请如《历象考成》内有当修改之处，亦为改正。并荐戴进贤为纂修总裁，徐懋德副之。后改任梅瑴成、何国宗为正副总裁，亦顾琮所请也。乾隆七年（1742年）六月，书成，凡十卷，赐名《历象考成后编》。是书对于《崇祯历书》及《历象考成》之最大修正如下：
（1）“日月五星之本天（即轨道）旧说以为平圆，今以为椭圆。”考第谷后，欧洲有大天文家刻白尔④（Johann Kelper）发现著名之刻氏三定律。其第一律，云“行星之轨道为椭圆，日在一焦点内”。非谓日轨道亦为椭圆也。今其书以日与月、五星并列，而同谓其“本天”为椭圆，是以为日动矣。盖此时哥白尼地动之原理，犹未入中国也。
（2）“蒙气差旧定地平上为三十四分，高四十五度，则止有五秒；今测地平上止三十二分，高四十五度尚有五十九秒。”
（3）“太阳地半径差旧定为三分，今测止有十秒。”
（4）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采奈端⑤（Isaac Newton）之术。而惜乎于奈端万有引力之大发明尚未输入只字也。
进贤又据西洋新测星度，累经测验，知南怀仁所造《灵台仪象志》尚多未合，因奏请厘定。西洋监官司刘松龄、鲍友管（原名均未详）详加细测，著之于图。总计星名与古同者二百七十七座，一千三百十九星，比《仪象志》多一百零九星，与《步天歌》为近。其改正《仪象志》之次第颠倒凌乱者，一百零五座，四百四十五星，又新增星一千六百零四，合旧载南极星，共有恒星三百座，三千零八十三星。编为《总记》一卷，《黄赤道度经纬度表》各十二卷，《月五星相距恒星经纬度表》一卷，《天汉黄赤经纬度表》四卷，共三十卷，名《仪象考成》。书成时乾隆十七年（1752年）。
乾隆十九年（1754年），进贤又创制玑衡抚辰仪，“体制仿乎浑天之旧，而时度尤为整齐；运量同于赤道新仪，而重环更能合应。至于借表窥测，则上下左右，无不宜焉”。更自撰《玑衡抚辰记》二卷以说明之，冠于《仪象考成》之首。
同时官钦天监者，尚有葡人傅作霖，无甚建设；此后官钦天监之西洋人，无可考矣。
（九）蒋友仁之来华
乾隆二三十年间（1755—1765），法人蒋友仁来华，进《增补坤舆全图》及新制浑天仪，奉命翻译《图说》，使何国宗、钱大昕为之详加润色。其《坤舆全图说》中，述哥白尼地动之原理，并列举例证，甚为详细，是为地动说入中国之始。然其时我国学者，即号称精通天文学如阮元者，犹惑于汤若望言哥白尼有天动以圆之说，而谓其言为诬。其他更勿论矣。蒋友仁而后，直至咸、同以前，不复闻有西说之输入，而此时期乃于此告终矣。其所以中绝之故，详于次节。
（十）清钦天监用西人之沿革
清钦天监之规定用西洋人，始于康熙八年（1669年），止监正一员，寻增置西洋监副一员，乾隆十八年（1755年）又增置西洋监副一员，为左右监副。其时澳门三巴寺教士，世习天文，待其学成，礼部牒取香山县护之如省，由督抚咨送入钦天监。及嘉庆（1796—1820）初所纂《大清会典》，监正已不规定用西洋人，唯附注云兼用西洋人，监副则仍乾隆之旧。至光绪（1875—1908）初所纂《会典》，钦天监职员已完全无用西人之规定矣。
三、数学、物理学及其他学术之输入
据王徵《远西奇器图说序》所载，天启（1621—1627）初来华之西士，携有图籍七千余部。其他虽无可考，然即此，已可推见彼辈携来西籍之多。惜其译成华文之书，关于学术者独寥寥无几，综观此时期所输入学术，除天文学而外，可得而考者有如下述：
（一）数学
利玛窦著《乾坤体义》其下卷言数“以边线、面积、平圆、椭圆互相容较”，是为西方数学入中国之始。及利氏入北京，与徐、李辈译西籍，其最先着手者，为数学书，以数学为各科学之本也。而数学书之最先成译者，则《几何原本》六卷。书成于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原本》为利氏之师丁氏所编，共十五卷，前六卷为欧几里得（Euclid）本文，以后为丁氏之注释绪论。利氏口授，徐光启译；光启请尽译之，利氏授至前六卷仅及平面之部而止。光启之译是书也，反复辗转，求合本书之意，重复订正，凡三易稿。其审慎可知。利氏于其书之《引》中，又详述几何学与各科学之关系。欧几里得几何学，在此时已称完备，直至今日尚无若何重大之改变；此学实是期所输入西学中之比较完全者也。是书《四库提要》称为“西学之弁冕”，其得清代学者之重视可知。然其初出世时，除徐、李之徒而外，注意之者盖寡。故其后利玛窦以此书稿本寄徐光启，令南方好事者刊之，累年竟无有过问者。
此外《天学初函》中，关于几何学之书，尚有：（1）《圆容较义》，乃李之藻从利玛窦所译，专论圆之内接、外接形，引申《几何原本》之义，为定理十八，中有一则论椭圆。（2）《测量法义》，乃徐光启从利玛窦继《几何原本》而译，内述应用几何原理，以测量之法，为术十五，每术悉详加证明。又罗雅谷有《测量全义》，摘译亚奇默德（Archimedes，即今译阿基米德）《圆书》（The Measure of the Circle）中圆周率之计算，及其《圆柱圆球书》（The Sphere and the Cylinder）中之要题；其计算圆周率，至二十一位。其输入西洋算术者，有《同文算指》一书，乃李之藻从利玛窦所译，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年），书凡十卷，所述比例、级数，皆前此中土所未有闻。
西方近世平三角、弧三角之术，在此时早已成立。其术为测天所资，故亦随《崇祯历书》而输入。崇祯四年（1631年），徐光启上《割圆八线表》及《大测》二书，前者言平面三角，后者言弧三角——皆出自崇祯历局诸西人之手。此后，《历象考成》中，于此术益加阐明。
对数术，西方自1620年，已臻完备。顺治（1644—1661）中，穆尼阁（Motel）居金陵，始以其术授薛凤祚。《四库提要》称薛从穆氏所译《天步真原》以加减代乘除，折半代开方，即此术也。
康熙（1662—1722）末，西士进讲内廷，始输入代数之术，即当时所称为“借根方程”，或“阿尔热八达”（Algebra之译音）者是也。圣祖命诸臣所纂《律历渊源》中有《数理精蕴》一书，至雍正元年（1723年）始成，集当时所输入西方数学之大成。在此时期内，代数学之输入，尚无专书，仅《数理精蕴》中《借根方比例》一部，分述其一二耳。考其时西方符号的代数（symbolic algebra）已成立，四次方程式之解法久已发明。而《数理精蕴》所述，仅及二次方程式之计算，及其应用而止。此外为《数理精蕴》所未及者，则有杜美德（Jortoux Rerre）所输入之割圆九术。
（二）物理学
天启六年（1626年），汤若望撰《远镜说》一书，是为西方光学入中国之始。全书仅十六页，首言远镜之用法，末言其制法，中则言其原理；凡光在水中之屈折，光经过望镜之屈折，凹镜散光，凸镜聚光，以及凹凸镜相合以放大物像诸现象，及其解释，皆详言之。唯词旨甚艰晦，以西人为中国文，无怪其然也。
最初输入西方力学者，为艾儒略授王徵所译之《远西奇器图说》。书成于天启末，在《远镜说》后。书中第一卷言重心、比重之理，凡六十一款；第二卷述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凡九十二款，每款悉有例证；第三卷言应用上述各原理，以起重、引重、转重、取水及用水力代人力诸器械，各器及其用法均有详细之图说。又考书中凡例，述诸“奇器”之能力，有云“能使小者大，大者小；远者近，近者远”，盖指凹凸镜也，而今书中无此器。又书中目录有四卷，今书只三卷。苟非原书尚未卒译，则今所传本，必有亡缺矣。初，王徵欲从事译此书，邓玉函谓必先通数学而后可，因先授之以数学，其不苟可知，而译笔亦甚畅达。前乎此者，李之藻于万历四十年尝从熊三拔译《泰西水法》一书，述取水蓄水等力学机械；顾其书偏言应用，而原理不详也。
此外有《自鸣钟说》一书（著者及成书年无考），王氏《远西奇器图说》凡例中尝称之，其书或与物理学有关，惜今已佚。清康熙间，南怀仁供奉内廷，尝作进呈《穷理学》一书，而不传于世，今无可考焉。
此时期所输入之物理学于我国学术界，影响极少。二百年来，唯方以智著《物理小识》一书，颇有受西说影响之处；戴震“因西人龙尾车法，作《嬴旋车记》，因西人引重法，作《自转车记》”，此外知有此学者盖寡也。
（三）舆地学
利玛窦初入中国居肇庆，每以《西方舆地全图》示人；后又将之译成中文，粤疆吏刊之，以印本分送各省朋好，中国人始闻地圆及五大洲之说。及利氏入京，所贡方物有《万国舆图》一。后庞迪我奉命翻译《西刻地图》，据所闻见，著为《图说》，书未上而遭驱逐。天启初，艾儒略得其遗稿，更采所携手辑方域梗概为之增补，成《职方外纪》一书，述当时西方各国情状颇详。中国人见其所述西方文物，远迈中华，力斥其荒诞，而于其五大洲之说亦等诸邹衍瀛海之谈。直至乾隆中叶所纂之《清通考》，犹谓“即彼所称五大洲之说，语涉诞诳，诸如此类，亦疑为剿说言”。则我国人之锢于旧闻，惮听新说，于此可见耳。此外清初西人所撰关于外国地理书，有利类思与安文思与南怀仁合著之《西方要纪》；及南怀仁之《坤舆全图》与《坤舆图志》。其后蒋友仁来华进《增补坤舆全图》，又译《图说》，是为此期输入地理学之最后著作。
清之初叶，有一事焉，为我国文化史上所值得特笔大书者，即全国舆地图之测绘是也。兹事全出西洋人手，经始于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是年命费隐、雷孝思（原名均未详）、杜美德测绘蒙古、直隶。四十九年（1710年）费隐测绘黑龙江。五十年雷孝思与加尔特（原名未详）测绘山东；杜美德、费隐、潘如望、汤尚贤（原名均未详）测绘山西、陕西、甘肃。五十一年冯秉正（Joseph Marie Anne de Moyria de Mailla）、德玛诺（Ro Main Hinderer）、雷孝思测绘河南、江南、福建。五十二年汤尚贤、费隐、麦大成（原名未详）测绘江西、两广，费隐又与潘如望测绘四川。五十四年雷孝思、费隐测绘云南、贵州、两湖，至五十八年乃完全告成。白晋汇成总图一张，又为各省分图。帝命之为《皇舆全览图》，并谕内阁学士蒋廷锡曰：“此朕费三十余年之力，始得告成，山脉水道，俱与《禹贡》合。尔将此图与九卿细看，倘有不合之处，有知者即指出。”寻九卿奏称：“从来舆图地记，往往前后相沿；虽有成书，终难考信。……此图诚开辟方圆之至宝，混一区夏之钜观。”盖非过谀也。1737年（乾隆二年）法国学者但布尔（Dunvillo）刊行之《中国新地图》（Nanvel Atlas de la Chine）乃依费隐所寄回其本国之副本也。现在我国之地图，无一不以《皇舆全览图》为根据，则此图在我国地理学界之贡献可知也。
（四）炮术
初，葡萄牙人入中国以大炮攻新会，既去，遗其器，中国人始知有西方枪炮。后东来之耶稣会士，多精炮术，渐传其法于中国；当时有《海外火攻奇器图说》一书，未审传自何人；其书甚秘，不行于世。徐光启从利玛窦游，习火器之术，力请多铸大炮，以资城守。天启元年（1622年）外患日亟，兵部议招用寓居澳门精明火炮之西洋人，上从之。崇祯三年（1630年），龙华民、毕方济（Francesco Sambiaso）奉旨招劝殷商，集资捐助火炮。教士陆若汉及西绅公沙的西劳（原名均未详）率领本国人士，携带铳炮，效力中朝，屡经战阵，多所伤亡。崇祯十五年，兵部尚书陈新至东阁述上传言西洋炮乃中国长技，有无间大将军之称，命汤若望商榷铸造，工部办料。旋上命若望将用法传授兵杖局内监。若望共铸造无间大小炮二十余位，大者重一千二百斤，次者三百斤，小者不下数百斤。帝派大臣验收，嘉其坚利，诏再铸五百位。又命若望教放铳法，条纂火药城守等书进呈。明年正月，命若望与吴惟英讲究火器于都城，以资演练。四月周延儒出督师，请诸火器，命若望随征。若望为空心炮台式，怀宗览大悦，褒嘉之。旋上命若望赴蓟督师前传习火器等项。后若望以炮术从李建泰剿贼，因随之降清焉。若望尝授焦勖译《火攻揭要》一书，成于崇祯十六年（1643年），于诸式火器之铸造法、运用法、安置法以及子弹、火药、火箭、地雷之制造，莫不详述。
清吴三桂乱起，南怀仁又奉命铸造铳炮，自康熙十三至十五年（1674—1676），前后造成大小一百二十具，分配各省。及二十年（1681年）更铸较便欧式神武炮三百二十具，在卢沟桥试放，帝莅阅，嘉其命中，大加赏赉。南怀仁又编《神武图说》，中分理论三十六篇，图解四十四篇，于铳炮之术，说明其细节。然自是而后，朝野比较承平，火器无所用，其书鲜习之者。
（五）采矿术
崇祯元年（1628年），毕方济上疏云：“臣蒿目时艰，思所以恢复封疆，而裨益国家者……二曰：辨矿脉以裕军需。盖造化之利，发现于矿；第不知矿苗所在，则妄凿一日，即虚一日之费。西国……论五金矿脉征兆多端，宜往澳门招聘精于矿学之儒……”其后崇祯十六年（1643年）汤若望奉命赴蓟督军前，除教授火器水利外，并及采矿之法。明年晋王审炷亦疏请命若望往营开采事。惜不旋踵而明亡，成绩无可见。此后则绝无闻焉。
（六）西方语言
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以欧洲语言文字授王徵，万历六年（1626年）成《西儒耳目资》一书。“中分三谱”，“以西洋之音通中国之音”。后此方以智之新字母参用《金尼阁谱》即此书也。清初刘献廷之新音母，参以泰西蜡顶（即拉丁）话，则其时拉丁语亦已输入中国矣。鲁德照（Alvaro de Semedo）《字考》，或亦关于西方语言之书，今无可考矣。
（七）艺术
利玛窦居肇庆，常以西方乐器及油画等物示其地士夫；及入京所贡方物，有西琴一张，又著《西琴曲意》一卷。毕方济有《画答》及《睡画二答》，盖言画术。清圣祖时有西洋画家焦秉贞供奉内廷，而中国画家亦有习西洋画者。康熙五十二年（1713年）御修《律吕正义》，其《续编》一卷，出西人徐日升、德里格手，述西方“弦音清浊，二均递转合声之法”。
（八）哲学
《明书》述当时所输入西方哲学分类及其研究对象云：“‘落日加’（logica，论理学）译言辨是非之法，‘费西加’（physica，物理学）译言察性理之道，‘默达费西加’（metaphysica，形而上学或玄学）译言察性理以上之学——总名‘斐录所费亚’（philosophia，哲学）；‘ 玛得玛第加’（mathematica，数学）亦属‘斐录所费亚’科内，究物之形与数度……二者或脱物而空论之。”此未审传自何人。明末西士所译有《辨学》一书，为西方论理学输入之鼻祖。毕方济撰《灵言勺蠡》，详述西方古代“亚尼玛”（译名从原书，按即Anima⑥）之说，书成于天启四年（1624年）；约在同时，高一志撰《空际格致》，畅阐火、气、水、土为宇宙四大原素之说；氏又有《“斐录”汇答》盖言哲学，今佚。此学在清代无过问者。
（九）其他
此外邓玉函撰《人身说概》，为西方人体学入中国之始；而清圣祖时，西士供奉内廷，亦讲全体学。艾儒略于天启三年撰《西学凡》，述欧洲建学育才之法；氏又撰《西方答问》，或亦此类之收，今佚。
（十）西学输入之中绝
明清之交，耶稣会士得自由入居内地，多与中国人士交游，从事传授西说，翻译西籍，而其后又得清圣祖之提倡，故西学输入极一时之盛。自康熙四十三年（1707年）耶稣会奉教皇教令改变传教方针，违反我国习惯，朝野愤怒，圣祖命将教皇所派、赍教令来华之代表次鲁囊（Turmon）监禁澳门，各地教堂概行禁止；凡未经特许之宣教师悉逐往澳门。传教既生顿挫，而其附带之西学输入亦因而衰落。及雍正元年（1723年），朝廷从闽浙总督满宝奏请，下令所有在华之西洋人，除供职钦天监者外，其余一律驱往澳门，不准擅入内地。此事传闻由于耶稣会党允礽失败，信否姑不具论；然自是以后，除在钦天监外，西学已完全无输入之机会矣。而钦天监所需仅在天文，又在术而不在学，且职在官府，国内学者，罕能与之接触，已不复能在学术界发生影响。而自《历象考成后编》（乾隆七年，1742年）及《仪象考成》（乾隆十七年，1752年）告成后，钦天监所需测天之术，已达完满之限度。故蒋友仁来华（约1762年）而后，直至咸、同以前，西学之输入已完全停止矣。
四、西学输入与我国学术之关系
总观明清之际，西学之输入，其影响于我国学术界，有下列各方面。
（一）西学与理学
于明末纯任主观、最缺乏科学精神之我国思想界，而骤然有绝对客观的、全恃归纳研究的天文学，复挟演绎的，为一切正确观念之模范的数学而侵入；而其学又为政府所重视，而不可一日缺；则其影响于当时思想界者为何如耶？
梁任公先生谓“清代学术，为厌倦主观的冥想倾向客观的考察”，而以为明末西学之输入，亦为此种反动之机兆之一。吾尝深考之，益觉其言之信而有征焉。明末习西学者，对于性理之学，已明起反叛之旗。徐光启等论我国数学之不振，而痛咎理学家，其言曰：
“算数之学，特废于近世数百年间尔！废之缘，一为名理之儒士苴天下实事。……昔圣人所以制世利用之法，曾不得之士大夫间，而术业政事逊于古初远矣。余友振之（李之藻字），生平相与慨叹此事。”
此实晚明治西学者流对于理学家之宣战书也。
（二）学术界内容之增加
西学输入之初，大引起我国学者之研究。明末治西学者除上述徐光启、李之藻、周子愚、李天经、王徵、焦勖、方以智外，现在可考者，尚有瞿式榖、虞淳熙、樊良枢、汪应熊、杨廷筠、郑洪猷、冯应京、汪汝淳、周炳谟、王家植、瞿汝燮、曹于汴、郑以焯、熊明遇、陈亮采、洪士祚、许胥臣、王英等。其后天文与数学研究日盛，其他渐无闻焉。清初最能深入西方天文数学之堂奥而融贯中法，力谋我国天文算数之独立者，有王锡阐、梅定九。此外以斯二学名家者，有薛凤祚、杜知耕、方中通、方中履、陈、陈世仁、庄亨阳、胡亶、游艺、屠文漪、王百家、秦文渊、揭暄、邵昂霄、余熙、李子金、孔兴泰、毛乾乾、梅文鼐，其著述皆传于世。而前述之明安图、何国宗，精通西术，尤后起之秀。此后乾嘉汉学者，什九兼通天文数学，《畴人传》三书所载，尤指不胜屈。
（三）古学之整理
初，西洋天文数学之初输入，习之者于我国古术绝对鄙夷。而以西说附会古学，以自尊学之风亦盛。王锡阐、梅定九始精究西法及古历之本原。自乾嘉以来汉学掩袭一世，为天文数学而治天文数学之学者渐稀。而一方面，天文、数学与经学有关，故汉学家多兼习其学。彼辈既然得此考古学上之新工具，于是整理古天文数学书之风乃大盛。而《立天元一术》之复明，及《算经十书》之校辑，尤其最大成绩。此外则明以前之天文数学书，悉校勘注释，且有一书而数注者。斯业之盛，可谓远迈前古，然其所采唯一之工具则“洋货”也。
（四）西学与汉学家
天文学与数学，为归纳之绝好模范，而汉学家之代表人物，自方以智、毛奇龄、阎若璩、惠栋、江永、戴震、焦循、钱大昕、孔广森、阮元、陈澧辈，莫不精究之；其他不甚著名之汉学者，尤指不胜屈。则汉学之所以饶有科学精神，谓其不受西方天文数学之影响焉，不可得也。吾读戴东原之书，而觉汉学受西学之影响，似有迹可寻焉。
昔利玛窦于《译几何原本引》中述西方科学要素，其言曰：
虚理隐理之论，虽据有真指，而释疑不尽者，尚可以他理驳焉，能引人以是之而不能使人无或非之也。独定理者，剖散心疑，能强人不得不是，不复有理以疵之。
又曰：
吾西国庠序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备。……彼士立论宗旨，唯尚理之所据，弗取人之所意。盖曰理之审乃令我知，人之意又令我意耳。
此种科学精神，凡客观的科学，皆其所寄；而天文数学其尤著者也。
戴氏述其治学之途径曰：
寻求所获有十分之见，有未至十分之见。所谓十分之见，必征诸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遗余议；钜细毕究，本末兼察。若夫依之传闻，以拟其是；择于众说，以裁其优；出于空言，以定其论；据于孤证，以信其通；虽溯源可以知流，循根可以达杪，不手披枝叶之所歧，皆未至十分之见也。
其言“十分之见”及“未至十分之见”，与利氏所述“定理”及“虚理隐理之论”若合符契。唯戴氏专从考古上立言，故详略不同耳。又戴氏攻击宋儒义理之说其根本立脚点曰：
“孟子云：‘心之所同然者谓理也义也。’心之所同然者谓之理，谓之义，则未至于同然，存乎其人之意见者非理也非义也。”
其言“义”“理”与“意见”之别，与利氏所述“理之所据”与“人之所意”又不约而同。夫东原精究西方天文数学，则其于寄于天文数学中之科学要素，如利氏所述者，自当受有影响。且东原生利氏《几何原本》书成后百余年，其时此书又风行一世，为“西法弁冕”，戴氏既究心西方数学，似有曾读其书之可能；则东原之言，或当直接得自利氏也。
（五）清代科学不盛之原因
吾侪论西学与清代学术之关系，最容易发生一问题：此时期既当西方科学输入，而其时学术界又倾向客观的考察，饶有科学精神，顾何以科学思想终不能发达？兹试求其答案如次：
首先，吾侪试将此期所输入之西学，与其时西方学术界情形一比对，而知当时西方所已发明之学术实未能尽量输入我国。其最著者，天文学自哥白尼出，已与占星学分家。而耶稣会士初于哥白尼之大发明未道只字，反谓哥氏有言天动之书；又改刻白尔定律，以实日动之说。而在他一方面，其所输入之天文学，仍不能脱占星学之窠臼。汤若望在钦天监任占候，择日，为荣亲王择安葬日期，用《洪范下五行》，此或由于不欲违反我国习惯；而穆尼阁撰《人命》一书，以西方天文学之计算，诠释星命之说，则其时输入之天文学尚混杂于占星学之明证也。且也，耶稣会士之输入西学，于原理每多未详。《四部书目提要》：“作《新法算术》时，欧罗巴人自秘其学，立说复多深隐不可解。”故王锡阐遂谓西人不能深知法意，岂当时耶稣会士学识肤浅，实未足以知此耶？抑知而故秘之耶？兹姑不具论。然坐是之故，当时第一流学者，若王锡阐、梅定九之徒，不知费几许“冤枉”精力，以探求西方所已发明之“法意”，而从事新发明之力，已为所分；若肤浅者流，更不得其门而入矣。西方学术未能尽量输入，实此期科学不盛之主要原因也。
其次，则由于“输学者”与“求学者”（中国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属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学：盖教士以传教为目的，而输入学术，不过其接近社会之一种方法；中国政府以改良历书为目的，而学习西算及他种科学，不过偶然附及之余事。故在此时期内，其欢迎西学者——上自政府，下至在野人士——仅知西方有天文学，及其附带之数学，而他非所闻。咸同以来，我国朝野仅以“船坚炮利”视西方科学，其结果西学虽输入，而我国科学终不发达，与此如出一辙。以船坚炮利视西学之观念，至今日始渐打破，而明清以来，以天文学数学视西方之观念，则始终未尝拔除。此亦其时科学不发达之一原因也。
此外由于被传教事业之所累者，有由于当时学术界之环境者，有由于我国思想界之遗传者，梁任公先生言之已详，兹不赘。
五、结论
明清之际西学之输入，既如上述，始于万历九年（1581年）利玛窦之传教，迄于乾隆二三十年间（1755—1765）蒋友仁之来华，历时凡百八十四载。参加此役之西士现在可考者都四十四人。以人数论，明末来华者，以意大利人为最多；清初来华者，以法兰西人为最多。此四十四人中，其卒地可考而在中国者十九人（卒于澳门者不在内），内有十三人，卒于北京。可见此期西学之输入，以北京为中心。盖北京为国都，且修历所在也。
表1 输入西学之西士国籍统计表
其所撰译关于输入西方学术之图籍，现在可考者，都九十种。兹根据本文《附录》一，统计其种类及年代之分配如下表。以著作之多寡论，其在清初，远不如明末之盛矣。
表2 输入西学图籍统计表（西人所撰译者）
表3 明清之际来华西士之与西学输入有关者，及其输入西学之著作表
综观上述，此时期西学之输入，就天文学方面而言，在明末则《崇祯历书》集其大成，而一以第谷之学为主。在清初则《历象考成后编》集其大成，其修正《崇祯历书》，采刻白尔行星轨道为椭圆之律，而改其地动之言；地球与日月距离之计算，用奈端之术；蒙气差及太阳与地球半径差之分度，均采当时新率。而其天文图表及观象仪器，尤我国人所叹为精绝。唯哥白尼地动之原理，则至此期最末之年始输入。其时我国学者，犹不信其言。就数学方面言，则当时平面几何学、弧三角、平三角、对数、算术，皆尝为具体之输入，代数学则输入至二次方程式止，而集其大成者，则《数理精蕴》也。就物理学方面言，则《奇器图说》言重心、比重、杠杆、滑车、轮轴、斜面之理；《远镜说》述光之屈折，及凹凸镜对于物体之现象；而南怀仁进呈《穷理学》一书，惜不传于世。舆地学除地球之图说外，《皇舆全览图》尤为我国舆地界空前之巨制。矿术虽尝见用，惜未传其法。此外则火器、音乐、画术、人体学、论理学、宇宙论以及其时哲学之分类，及其研究对象，皆尝输入，见于著述焉。惜乎此期输入之西学，其于我国学术界之重要影响，仅在研究范围之增加（仅天文学及数学），及古籍之整理与治学方法之改进，而终不能发展我国之科学思想以与远西并驾也。
原载1924年6月《清华学报》第1卷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