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背景
魏晋以下儒教消沉，佛教几乎占据了全部的精神领域。但汉武帝所完成的政治规模，与儒经有不可分离的关系，所以后代无论如何尊崇释老，孔子的地位也不能完全抹杀。
隋文帝开皇九年（589年），统一全国。文帝虽好释佛，但曾一度“超擢奇隽，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炀帝“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的吴郡人褚辉、“明《尚书》《春秋》”的余杭人顾彪、“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的余杭人鲁世达，均被征召。（《隋书·儒林传》）
旧的中国虽已成过去，古典文化的基础却未完全推翻。隋代已有人以新的孔子自居，这可说是二百年后新儒教复古运动的预兆。
二、武宗废浮屠与韩愈辟佛老
唐代末期，由于财政的原因（因为寺院经济恶性膨胀，僧侣享有免租税，不服兵、徭役的特权，他们利用这些特权与世俗地主争夺地租和劳动力）和文化潮流的转变，发生了所谓“三武之祸”的第三次，也是最严重的一次。
“三武”指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北周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唐代后期，由于佛教寺院土地不输课税，僧侣免除赋役，佛教寺院经济过分扩张，损害了国库收入，与普通地主也存在着矛盾。唐武宗崇信道教，深恶佛教，会昌年间又因讨伐泽潞，财政急需，在道士赵归真的鼓动和李德裕的支持下，于会昌五年（845年）四月，下令清查天下寺院及僧侣人数。八月，令天下诸寺限期拆毁；拆天下寺四千六百余所，兰若（私立的僧居）四万所。拆下来的寺院材料用来修缮政府廨驿，金银佛像上交国库，铁像用来铸造农器，铜像及钟、磬用来铸钱。唐政府从废佛运动中得到大量财物、土地和纳税户。唐武宗灭佛在中华佛教史上被称为“会昌法难”。
佛教会在财富与人力上受了绝大的打击，此后永未恢复旧有的地位。但较皇帝势力尤大的却是韩愈一流人辟释老尊周孔的热烈宣传。这种复古的新儒教需要一种新的文字，就是也带复古色彩的古文。
韩愈认为“天命圣人来为民君师，以仁义来教化人民”，建立起理想的秩序，称之为“道”。他还认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孟子递相传授，这同佛教传法一样，但儒家道统传到孟子便中断了。韩愈认为，自己当仁不让要继承这个道统，“使其道由愈而粗传”（《全唐文·论佛骨表》）。“古文”这一概念由韩愈最先提出。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及辞藻、排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
三、李翱
如果韩愈是新儒教的宣传家，李翱可说是新儒教的哲学家。他与名僧来往甚密，但谈到思想的差别上他却毫不客气。然而李翱实际上是自欺的，他的思想不过是改头换面的见性成佛论。他的学说中有很大一部分来自佛学，特别是佛教禅宗的理论。李翱任朗州刺史时，有赠禅宗僧侣药山惟俨诗二首，其中有“我来问道无余说，云在青天水在瓶”之句。他在心性方面吸收佛教的学说，尝试创立一套新的心性论，以发展儒学，弥补儒学在这方面的不足。他的理论成就主要体现在其《复性书》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