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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政治制度之破裂——外戚与宦官
和帝以后百年间是汉室渐趋灭亡的时期，同时也是古代中国大崩溃的开始。外戚与宦官是帝制的两种不可避免的弱点。作为皇权制度的寄生虫，皇权越集中，他们的权势也就越大。随着东汉以来皇权的膨胀和专制政治体制的加强，外戚和宦官的势力也开始狐假虎威，在绝对皇权的庇护下作威作福，甚至达到了操纵皇帝、肆行废立的地步。
中兴之初，虽然极力防范，但到章帝时外戚又渐渐抬头，窦宪是章帝的皇后之兄，在章帝在位之时就已经位高权重，他甚至骄横到用低价强买沁水公主的园田，而公主却畏惮窦宪的权势而不敢吭声。窦宪的气焰，可见一斑。章帝死后，和帝即位，太后临朝，窦宪更加嚣张。窦宪的党羽，遍布朝野，他的奴客甚至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有心除掉窦宪，苦于身边大臣皆为窦宪党羽而只得依靠宦官。永元四年（92年），宦官郑众受命指挥自己的亲信禁军除掉了窦宪。郑众因功封侯，并参与政事，这是宦官专理朝政和封侯的开始。
和帝以下政治就又为外戚操纵。历代外戚都故意立幼主，甚至立仍在襁褓中的婴儿，以便国舅假借青年太后的名义把持一切。汉顺帝死后，梁太后及其兄梁冀先后选立两岁的汉冲帝，八岁的汉质帝，十五岁的汉桓帝。梁冀把持朝政近二十年，年幼的汉质帝虽为儿童，亦对梁冀的行为有所不满，称之为“跋扈将军”，梁冀知道后竟将质帝毒害。当时百官迁召，都要到梁冀门下谢恩，然后才能到相关机构报到。若官员不顺从梁冀的各种勒索，往往被之杀害。梁冀当权期间，一门之中，有七人封侯，三人为皇后，六人为贵人，两人任大将军，女子食邑称君者七人，与公主结婚者三人，其余任卿、将、尹、校者五十七人。
皇帝成年之后，往往认为只有宦官能铲除跋扈的外戚；但宦官弄权，国事更无办法。宦官和外戚本是一丘之貉，外戚飞扬跋扈，宦官也同样的横行不法，宦官们可以当官，可以封侯，甚至可以养子袭爵，曹操的父亲曹嵩便是宦官曹腾的养子。汉桓帝时，单超等五位宦官因诛杀梁冀而封侯，世称“五侯”。“五侯”们的生活完全仿照宫中制度，他们的兄弟亲戚勒索州郡，残害百姓，与盗贼无异。
和帝以下百年间的政治史就是外戚与宦官的轮流捣乱史，在这种情形下，一切法定的政治制度都不能维持，政治又返回到原始时代的野蛮斗杀。
二、政治制度之破裂——国军消灭与地方割据
光武帝废郡国军，只留中央军与重要边地的驻屯军。这并不见得是中央集权的政策：一般人早就不要当兵，与其继续维持有名无实的地方军，还不如直接废除为便。但人民既然不愿当兵，中央军也是同样的难以维持；所以到后来只有边疆归化的羌胡兵还勉强可用，甚至大家认为这是当然的事，丝毫不以为怪。并且不只衰乱的末世如此，东汉强盛时最值得纪念的武功胜利，实际亦大半是外族兵的功劳。
窦宪出击北匈奴之时，就曾利用南匈奴和羌胡的军队配合作战，史载窦宪出兵时率“南单于、东乌桓、西戎氐羌侯王君长之群，骁骑三万”（《后汉书·窦融列传》）。东汉末年及三国时期，各军阀利用鲜卑、乌桓、羌族“以胡治胡”和打击敌人更是常态。如军阀韩遂就利用羌族武装进攻州郡，而当时防守韩遂的将领曾建议利用乌桓和鲜卑的力量进行对抗。
郡国军虽然废除，维持各地的治安仍需武力，所以州牧太守一定都要招募士兵。但这是地方官的私军，不属于国家，也不为国家所用。在东汉，各州郡都有独霸一方的豪强地主，这些豪强在他们的庄园中都拥有自己的武装。地主的田庄相对独立，因此往往成为内聚力很强的社会群体，他们拥有的武装实力足可以与政府军对抗。东汉末年，有的豪族武装甚至拒绝地方官入境。
中央军消灭，宦官外戚交互捣乱，天下骚动，拥有私军的地方官尾大不掉，因而形成割据的局面。黄巾军起义后，很多军阀都是依靠地主豪强的武装而割据城池，或者由一个比较有威望的大豪强聚集其他拥有宾客部曲的豪强形成自己的势力。
三、政治制度之破裂——财政与一般政治之紊乱
天下骚动的时代，财政一定混乱不堪，吏治也必因而破坏，甚至由正路做官几乎成为不可能的事。安帝永初三年（109年），天下大旱，财政危机开始显现。汉桓帝时期，蝗灾和洪水又席卷大半州郡，同时不断兴起的各族人民反抗起义又耗费了朝廷大量的财力。在东汉王朝这种风雨飘摇的情况下，统治者想的不是稳定局面，而是继续他们的腐朽生活和黑暗统治。汉灵帝后宫彩女千余人，衣食之费，日数千金。为了满足宫廷需要，灵帝公开卖官鬻爵，设专门机构——西邸，以按所售官职的级别收费。公卿这样的高位也是可以卖的，如公一千万钱，卿五百万钱。汉灵帝甚至还向周围的人抱怨当初有些官职要价过低。在这种情况下，东汉的吏治腐败就可想而知了。为了捞回自己买官时的花费，官员贪赃已是常事，地方官除了苛捐杂税外，更为了报功而虚报赋税和人口，多出的这些税，自然要由百姓来负担。汉安帝时期在这种种积因的推动之下，皇帝即或英明，也不见得能挽回颓局。当时偏逢一些低能的皇帝，天下大势于是一去不可收拾。
四、天灾人祸与人口之减少
除人为的各种祸难之外，此时天灾也似乎特别流行。举一年为例，天灾人祸的纷至沓来已很可惊，仅安帝一朝十九年中，水灾即达十一次，旱灾七次，蝗灾七次，受灾范围遍及中华大地。当时，“青、冀之域，淫雨漏河；徐、岱之滨，海水盆溢；兖、豫蝗蝝滋生”（《后汉书·陈忠传》），盗贼遍地，天下成了盗匪的世界。纲纪败坏，国家即或要尽一点救济贫弱的责任，也十分困难。
永初二年（108年），“剧贼”毕豪率部入平原界，于厌次河战败平原县兵，捉县令刘雄，为东郡太守镇压。永初三年（109年）七月，“海贼”张伯路自称将军，率义军三千余人活动于山东沿海九郡之地，杀两千石令长。次年，张伯路与渤海平原诸地义军刘文河、周文光部会合，攻厌次，杀长吏，转入高唐。御史中丞王宗持节调发幽、蓟诸郡兵数万人，与青州刺史法雄共同镇压义军。建康元年（144年）十一月，徐凤、马勉在九江起义，称“无上将军”，攻烧城邑。次年正月，杀曲阳、东城长。三月，马勉在九江以黄色为服色，称“黄帝”，“建年号，置百官”。历阳义军华孟自称“黑帝”，攻九江，杀郡守杨岑，遭到九江都尉滕抚的镇压。
关于当时的人口，虽然没有可靠的统计，但经过长期浩劫之后，所谓“百里无人烟”已成为很平常的现象。
五、乱亡经过——羌乱
庞大的帝国，乱亡的因缘虽都成熟，必须经过多次重大的打击才能完全崩溃。第一个打击就是西羌的变乱。周边少数民族的反抗斗争此起彼伏、持续不断，其中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久、对东汉帝国统治打击最大的是西羌起义。羌本是弱小的民族，在西汉时并不能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中兴以后，政治渐趋破裂，社会日愈散漫，兵制等于消灭，所以连对付弱小的羌也毫无办法。
“时诸降羌布在郡县，皆为吏人豪右所徭役，积以愁怨”（《后汉书·西羌传》），官吏强征兵徭，更为暴虐。永初元年（107年）夏，骑都尉王弘强征金城、陇西、汉阳三郡羌人数百千骑出征西域，群羌害怕远屯不还，行到酒泉，多有散叛。各郡发兵堵击，并捣毁沿途羌人庐落，激起羌人相聚反抗。由于武器缺乏，这些羌人拿起竹竿木棍、门板、铜镜等作为武器，屡败官军。武都、北地、上郡、西河等地羌人都起而响应，“众遂大盛”。他们“东犯赵、魏，南入益州，杀汉中太守董炳，遂寇钞三辅，断陇道”（《后汉书·西羌传》），多次击败进剿的官军。长期的羌乱把当时（也可说把后世历代）中国的弱点暴露无遗。
六、乱亡经过——党锢黄巾与十常侍
羌乱未平，党祸又起。经过武帝以下的提倡，经过中兴之后的“表彰气节”，儒教可说完全成熟，儒士成为一个特殊的团体，团体中的舆论称为“清议”，势力甚大。汉末百年间外戚宦官交互弄权，外戚既为士人出身，很自然地就联络清议以排斥宦官，因而引起党锢之祸。
太学生和反宦官的官吏以帝国纲常的卫道者自居，以清流自命。他们把宦官和依附宦官集团的人物视为浊流，对宦官进行猛烈的攻击。他们攻击宦官的手段是向皇帝上书，揭露宦官擅权的腐朽与罪恶。太学生的议政活动和正直官吏剪除宦官的斗争此呼彼应，使作恶多端的宦官集团恨入骨髓，必欲除之而后快。桓帝延熹九年（166年）和灵帝建宁二年（169年），宦官集团唆使皇帝掀起两次“党锢之祸”，疯狂地迫害反对宦官的官员，这些被告皆“下狱，死者百余人，妻子徙边，诸附从者锢及五属”。统治阶级大肆株连，“制诏州郡大举钩党，于是天下豪杰及儒学行义者，一切结为党人”（《后汉书·党锢传》）。当权的宦官集团对于这种疯狂的迫害还不准申诉辩理。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鸾坐讼党人，弃市。诏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后汉书·灵帝纪》）。“党祸”株连之广，简直前无古人！
政治日非，民不聊生，黄巾之乱又起。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秘密结社以宗教名义为号召的民众暴动，从此之后就成为定例。散漫的人心似乎只有对于宗教式的秘密团体还能衷心拥护。这种团体大概平时潜伏，可惜无从研究；到政治腐败民不堪命时，往往是由这种秘密会社首先起事。
黄巾起义的主导力量是太平道。巨鹿（今河北省邢台市平乡县）人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通过治病救人等手段传布太平道，其信徒高达数十万人，遍及青、徐、幽、冀、荆、扬、兖、豫八大州，几乎占了当时全国的四分之三。许多人为了投奔张角，不惜变卖家产，千里迢迢，争先恐后，沿途挤得水泄不通，据说半途被踩死者就有万多人。张角积极部署大起义的准备，后因机谋泄露，不得不提前起义。黄巾起义声势浩大，朝廷军队一度无可抵御，只得放开权柄，命令地方州牧自行筹备军队镇压黄巾军，地方豪强也以镇压黄巾为借口扩充力量，在各地军队的血腥镇压下，同时也因为黄巾军的战略失误，在几个月之后，起义最终失败。
黄巾军方平，十常侍之乱又起。这是百年来外戚宦官的末次争斗，也是宦官祸国的最烈一幕。汉灵帝时的宦官集团，人称“十常侍”，其首领是张让和赵忠。他们玩小皇帝于股掌之上，以致灵帝称“张常侍是我父，赵常侍是我母”。大将军何进是皇后之兄，灵帝驾崩后，“十常侍”之一的蹇硕预谋诛杀何进而立皇子刘协，未果，反被何进所诛。不过何进过于轻敌，低估了宦官集团的力量。由于准备不足，事泄后被张让等先下手为强，遭杀身之祸。何进死后，京师大乱，袁绍立刻率兵攻进皇宫诛杀宦官，在杀宦官的过程中，以至于没有胡子的人也被误认为是宦官而遭诛杀。宦官被杀戮殆尽后，董卓又借口平乱而进驻京师，后恃强控制朝政，杀何太后及其母舞阳君，何氏家族灭亡，东汉最后一个外戚专权势力被铲除。乱平之后，宦官外戚一并败亡，汉室也只遗空名。
七、乱亡经过——董卓与李郭之乱
外戚宦官两败之后，汉室也就名存实亡。一百年来这两种人固然祸国，但从另一方面也可说汉室曾由他们维持。外戚宦官就是国家，他们一旦被消灭，国家也就失了依据，地方握有重兵而能控制皇帝为傀儡的人现在就是实际的统治者。最早利用这种机会的人就是董卓与他的部下李傕、郭汜。
董卓入京后，废黜刘辩，另立灵帝九岁的庶子刘协为帝（汉献帝），而独揽朝政大权。董卓擅兴废立和专制朝政，激起关东地方势力的强烈不满。关东的州郡牧守推举袁绍为盟主，组成讨伐董卓的联军。董卓为避关东兵锋，乃迁都长安。他纵兵掠抢，焚毁洛阳及周围二百里的宫室、民居，驱逼洛阳百姓数百万口西去。董卓一走，关东联军则作鸟兽散。初平三年（192年）长安发生政变，董卓被部下吕布杀死，后来他的部将李傕攻入长安，掌握朝政，又引起郭汜不满而相互攻杀。东汉朝廷名存实亡，皇帝和公卿如丧家之犬，在流亡中辗转返回洛阳。各地拥有私军的州牧太守至此也不再客气，各占地盘。至建安元年（196年）汉献帝辗转返回洛阳时，割据局面已经形成：袁绍占据冀、青、并三州；曹操占据兖、豫二州；公孙瓒占据幽州；陶谦占据徐州；袁术占据扬州；刘表占据荆州；刘焉占据益州；孙策占据江东；韩遂、马腾占据凉州；公孙度占据辽东；而刘备立足未稳，依附于各割据势力之间。长期的割据大乱由此开始。社会又渐渐返回到野蛮时代，人命成了一种最不值钱的物件。
八、乱亡经过——曹操与三国
自董卓以下，中央成为大军阀的傀儡，地方则由大小的军阀割据。董卓没有远大的计划，失败之后，曹操取代他的地位。
曹操（155—220），字孟德，沛国谯县（今安徽亳州）人。其父曹嵩是大宦官曹腾的养子，官至太尉。曹操少机警，有权术，20岁时举孝廉为郎。灵帝中平五年（188年）组建西园新军，他任典军校尉。董卓专权后，曹操到陈留聚兵五千人，参加讨董联军。初平三年（192年），青州黄巾军攻杀兖州刺史，曹操入据兖州，击败黄巾军，收降卒三十余万，男女百余万口。他改编其中精锐者，号称“青州兵”，从此势力大振。后曹操迎汉献帝入许昌，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政治优势。当曹操大体上平定黄河以南时，袁绍也平定了黄河以北。建安五年（200年），双方决战于官渡（今河南中牟境内）。曹军在官渡以少胜多，歼灭袁军主力，取得了统一北方的决定性胜利。官渡战后，袁绍病死，其子袁谭、袁尚自相攻击，曹操乘机挥师北上，消灭了袁氏残余势力。此后，曹操集团成了当时势力最大、军事实力最强，同时拥有着很大政治号召力的割据势力。
割据的局面渐渐分明，形成鼎足之势，赤壁之战可说是决定三国局势的战争。曹操平定北方后，欲借胜利之余威扫荡南方，攻灭荆州、江东以统一天下。不过志得意满的曹操由于轻敌和出兵过于迅速而没有考虑到其他的复杂因素，终于被一心抗曹的孙权和刘备在赤壁击败。曹操退回北方后，刘备以荆州地区为根据地，又占领了益州、汉中等地，巩固了自己的势力。三国鼎立局面实际形成。后来曹丕篡汉，吴、蜀称尊，不过是正式宣布一件既成事实。
此后五六十年间，天下处在不断的战乱中。在这种混战中，挟持天子的曹氏实力最为雄厚，所以最后仍是魏与它的继承者晋占了胜利。长期大乱之后，社会生活又返回到原始的状态，交易方面甚至又退化到以货易货的地步。
九、乱亡经过——西晋与中原之沦丧
经过汉末的大乱与三国的扰攘之后，天下一并于晋，大局似乎又安定下来。但这只是片时的安定，不过是大崩溃前的回光返照。自殷商以下两千年来建功立业的华夏民族至此已颓废堕落到可惊的程度，无人再能真正振作，大家好似不约而同地走向自杀之路。政治腐败，目的不在治民而在吃民，贿赂公行，钱能通神。
晋武帝是开国之君，却是平庸之主，无经国远图，宽纵大臣，信用佞臣。朝中权贵结党营私，政出多门。他贪婪成性，公然卖官鬻爵，以为私财。自灭吴之后，更加志得意满，以为江山一统，天下太平，“骄泰之心，因斯而起”（《晋书·世祖武帝》）。他的后宫原有宫女五千，又选取吴宫女五千，终日耽于嬉戏。君主如此，臣僚更甚。西晋权贵大多是曹魏权贵的子孙，生于富贵，安于逸乐，以奢靡相高，纵情于声色。为维持奢侈的生活方式，他们千方百计地聚敛财富，广占园田土地，收受贿赂。如鬲令袁毅行贿遍朝中，以求升迁。当时求官买职成风，王沈在《释时论》中说，“京邑翼翼，群士千亿，奔集势门，求官买职”（《晋书·文苑·王沈传》）。连荆州都督杜预也不得不给朝中权贵送礼以求平安。更有甚者，石崇在荆州任上竟然派人抢劫过往的使者、客商。对此，时人鲁褒讽刺说，“凡今之人，唯钱而已”（《晋书·隐逸·鲁褒传》）。西晋统治集团腐败到这个地步，它的灭亡已经不远。
大乱之后政治破裂，豪右遂得操纵地方。这最少是晋又行“封建”制的一个原因。但封建并不足以挽回颓局，反而促进崩乱的来临。地方都督，都是由皇帝任命的。建立都督制的目的也是为了巩固皇权捍卫统一。但都督坐镇一方，手握一方军政大权，可以成为维护皇权的力量，也可以成为地方割据的势力。晋因惩魏氏孤立之弊而建立的宗室诸侯王的特权，由于缺乏必要的法度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发展，宗室诸侯王恰好成为分割皇权的势力。
社会的萎靡与政治的腐败同时并进。有能力的人都采取及时行乐主义而癫狂般地享用。内部腐化破裂到不可收拾的时候，杂居中国边地甚至内地的夷狄就乘机喧宾夺主，人民的颠沛流离达到一个难以想象的地步。汉末以下的扰乱至此可说收到了最后的恶果。永兴元年（304年），匈奴族首领刘渊在离石（今属山西）起兵反晋，自称匈奴大单于，后建国号汉，改称汉王。刘渊子刘聪继立，派兵消灭西晋。其后，匈奴、羯、氐、羌、鲜卑等各族纷纷在北方建立政权，各政权之间此起彼伏、互相攻杀，昔日中原胜地沦为炼狱，百姓或被杀，或携家带口流离失所，在流亡的道路上，尸骨成堆、哀号满路。这就是所谓的“五胡乱华”①和“永嘉之乱”。
最可怜的就是少数的明眼人，在晋武帝的盛期他们已知自己是处在衰乱的末世，但他们的大声疾呼并没有发生效力。一般的人似乎都抱着一种“日暮途远倒行逆施”的宗旨度日；人心既死，一切在理论上可行的办法都无济于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