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60年—1279年）
“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
而又何羡乎”！
从无限宇宙的角度看，
宇宙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
有什么可悲观的呢？
浦江清 （1904—1957） 西南联大中文系教授
江苏松江（今上海市松江区）人，著名古典文学研究专家。曾任教于清华大学、西南联合大学、北京大学。与朱自清合称“清华双清”。著有《浦江清文录》《屈原》及《杜甫诗选注》（合作）等。
浦江清
苏轼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等同为古文家，与他们不同的，他不完全是受孔孟儒家思想影响，也接受了庄子的思想和佛学中的禅宗哲学思想。苏轼从小就喜欢《庄子》，他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此书，得吾心矣。”足见他受庄子思想影响之深，他的思想与庄周有拍合之点。
《超然台记》是苏轼知密州任上所写。他从杭州通判到胶西密州任知州，离开了江南富庶之区、湖山胜地，到一清苦的小地方。此时密州“岁比不登，盗贼满野，狱讼充斥；而斋厨索然，日食杞菊”。水灾、旱灾，生活很苦，连太守也不能吃饱，但苏轼却不以苦，自得其乐，“处之期年，而貌加丰，发之白者，日以反黑”。一年之后，筑超然台，相与登览，并撰《超然台记》，发挥了他的超然主义思想，“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伟丽者也。铺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吾安往而不乐”？“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美恶之辨战乎中，而去取之择交乎前，则可乐者常少，而可悲者常多。”他认为人之所以不乐者，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之故。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而可悲常多。“岂人之情也哉！物有以盖之矣。彼游于物之内，而不游于物之外；物非有大小也，自其内而观之，未有不高且大者也。彼其高大以临我，则我常眩乱反复，如隙中之观斗，又焉知胜负之所在？是以美恶横生，而忧乐出焉；可不大哀乎！”在他看来，“万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情感，但不能溺于物欲。去除物欲，就能常得物之可乐。苏轼登上台，曰：乐哉游乎！题台名曰“超然”。“以见余之无所往而不乐者，皆游于物之外也。”
苏轼所谓超然的态度，就是“游于物外”。这种人生哲学是接近于庄子《逍遥游》中的思想的。虽然属于主观唯心论的范畴，但在困苦的境遇中积极、乐观，不悲观、沮丧。“游于物外”的超然思想要求一种自由的意志。要求思想上的解放，这也就形成了苏轼文学创作中豪放、旷达的风格。
他的这种超然物外的思想也表现在他的认识论方面，如《题西林壁》诗说：“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认为要超然于物外，方才能认识物的本体。这种思想也是从庄子和禅宗哲学派生出来的，可是不完全是唯心论的，而是比较客观的、唯物的。
超然物外的人生观也体现在苏轼的艺术观和艺术评论上。他批评王维和吴道子的画说：“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翮谢笼樊。吾观二子皆神俊，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他说吴道子尚拘泥于形似，王维则能超脱。所谓“象外”，即形象之外。他认为最高的艺术是超乎象外的。如果把“象”解释成个别的事物，超乎象外就是体现艺术的典型。当时有驸马都尉王晋卿者，善于书画，常请苏轼题跋。苏轼在为他写的《宝绘堂记》中说：“君子可以寓意于物，而不可以留意于物。寓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乐，虽尤物不足以为病；留意于物，虽微物足以为病，虽尤物不足以为乐。”他认为王晋卿爱好书画是好的，每个人都可以有所爱好，但不要爱好太过。他对于一切爱好的东西抱艺术家欣赏的态度，而不抱功利主义的态度。苏轼认为人不妨有嗜好，但他反对沉溺其中。
苏轼超然游于物外的思想形成他在人生态度上和文学上的达观主义。这在他的《赤壁赋》中有鲜明体现。当时苏轼在黄州团练副使任上，生活很清苦，但他极为达观。从上司那里要来一块地，自己经营，建雪堂，名其地曰“东坡”，自此遂自号“东坡居士”。此间，他多次游历黄州赤壁，写下了前后赤壁赋。在《赤壁赋》（即《前赤壁赋》）中，先借客之口抒发了功业不就、人生苦短的感慨，接着以苏子作答的形式，明确地说：“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则天地曾不能以一瞬”，宇宙万物是不断变化的；但是“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从无限宇宙的角度看，宇宙和人类都是无穷尽的，有什么可悲观的呢？苏轼就在这变与不变和物我不尽的形象描述中，寄托了他的达观的人生态度。所以，尽管一生颠沛流离，他总能在达观中求得解脱，且能自得其乐。苏轼主张超然、达观，但并不一味反对仕进。有感于灵璧张氏园亭有“开门而出仕”“闭门而归隐”之妙，写了《灵璧张氏园亭记》抒发自己的感慨：“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则忘其身，必不仕则忘其君。譬之饮食，适于饥饱而已。”他不赞成“违亲绝俗”的隐遁派，更反对“怀禄苟安”追逐功名富贵之人，认为两种人都是极端，都不达观，不近人情。应该以义为节，追求心之所安。
最后要说明的，苏轼的超然物外的达观主义思想，并不是脱离现实生活。他的《水调歌头》里说：“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他的达观主义在哲学上是唯心的，但对人生还是执着爱好的，因此他说：“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轼诗的特点
历来评苏轼诗者，如沈德潜云：“苏子瞻胸有洪炉，金银铅锡，皆归熔铸；其笔之超旷，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穷极变幻，而适如意中所欲出，韩文公后，又开辟一境界也。”（《说诗晬语·卷下》）
赵翼云：“大概才思横溢，触处生春，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旋右抽，无不如志。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瓯北诗话·卷五》）
根据两家的评论，我们可以看到苏诗有以下特点：
（1）题材的丰富。苏轼博学多能，他代表他的时代文学修养极高的文人。于经史子集、释道经典，无所不窥，加以到处宦游，生活经验丰富，所以他的诗也包罗万象，内容丰富。苏轼对于人生是爱好的，因此善于对平淡朴素的东西给予诗意的描写。山川名胜，草木鸟兽，都有题咏，为李杜以后的一大家。沈德潜所谓“金银铅锡，皆归熔铸”是也。题材和博物知识只是原料，“熔铸”是艺术的处理。他以诗人的观点、诗人的感受了解和表现世界与人生。
（2）能达。苏轼以为文学要“达”。他说：“孔子曰：‘言之不文，行而不远。’又曰：‘辞，达而已矣。’夫言止于达意，即疑若不文，是大不然。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能使是物了然于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于口与手者乎！是之谓辞达。辞至于能达，则文不可胜用矣。”（《答谢民师书》）苏轼诗歌纵横曲折，无不能达，且能达前人之所不能达。正如赵翼谓“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就是说他的诗能够爽快达意，达他人所不能达者。苏轼自负他的文笔，说：“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吾亦不能知也。”（《文说》）又云：“某平生无快意事，惟做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自谓世间乐事，无逾此者。”（何蘧《春渚纪闻》所引）东坡虽然在说他的文，也可以论到他的诗。他的诗也是笔力曲折，无不尽意，大概以散文的风格写诗。用散文的作法写诗，是宋诗的一个特点。这个特点远从韩愈开始，配合古文运动的发展延续下来。所以宋诗多议论、多说理。苏诗以说理、议论畅达见长。不过诗到底和散文不同，散文纯用论辩逻辑达意，而诗之达在“求物之妙，如系风捕影”。并不只是形似，而是要表达出其精神实质，所以他咏吟山水、人物，都能表现出神韵与动态。他以为最善者能体贴物情、畅达物情，如“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寥寥数字，生动有致，可谓善于体贴物情，是一种达。“三过门间老病死，一弹指顷去来今”，十四字达尽感慨之情，深入浅出。
（3）多妙悟。苏轼诗多妙悟，含哲理，有理趣。他以诗人的眼光、诗人的感受能力观察世界，了解人生生活，有许多妙悟。例如“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题西林壁》）在山景的形象描绘中寄寓着耐人寻味的理趣，实精辟妙悟之言。“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鸿飞来比人生之际遇，这就并非诉诸感情，而是托于哲理了。苏轼主张自我解放，游于物外。他对于艺术包括诗的见解，不以求形似为满足，而要“得自然之数，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他推崇吴道子，更赞扬“摩诘得之于象外”。得于象外，便能够自由解放。沈氏所谓“等于天马脱羁，飞仙游戏”，即是诗意不受题材拘束，能求得象外的真理，而妙悟也须如此。宋诗使人悟理，唐诗动人感情。我们读苏诗，获得许多智慧。“自言静中阅世俗，有似不饮观酒狂。”“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凡此均似得道者言，其所谓道，即象外、物外、超旷之道，亦即庄子之道。而此道与诗相通，与书画艺术亦相通也。
苏轼观物之妙，求物之妙，于日常现实生活的小事物中，发挥其人生哲学，于诗中往往发出其对事物的妙悟，也就是深微的理解。苏诗亦多议论，并不干枯，而是高超旷达的。他用艺术家的态度，爱好人生，摆脱功名富贵的追求，引导读者爱好自然与艺术。
（4）善比喻。苏诗长于比喻，且立意新奇，不落前人窠臼。前述《题西林壁》以观庐山整体设喻，寓发新意。《和子由渑池怀旧》以“雪泥鸿爪”喻人生境遇，已成千古绝唱。苏轼有许多写西湖诗作，如“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十分通俗、亲切，千百年来成为吟西湖的定评之作，再如“春风如系马，未动意先骋。西湖忽破碎，鸟落鱼动镜”，“微风万顷靴纹细，断霞半空鱼尾赤”，“船上看山如走马，倏忽过去数百群”，“岭上晴云披絮帽，树头初日挂铜钲”。有静看，有动观，山如马，湖如镜，晴云如絮帽，初日如铜锣，喻义贴切，栩栩如生。再看《百步洪》诗中“长洪斗落生跳波，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凫雁起，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这些诗句，其中一连串的生动比喻也令人赞叹不已。
（5）诙谐。有人说苏轼“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苏轼的人生观是达观主义的，他襟怀旷达，写起诗来“触处生春”，妙语诙谐。石苍舒喜欢写字，筑醉墨堂，日夕学书，草书颇有成就，请苏轼作诗论书法，苏轼送他诗曰：“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借项梁告诫项羽书不足学的故事幽默地开了头，诗结尾说“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素充衾裯”。又很风趣地说，不须像张芝那样在绢帛上苦练书法，可以用绢来做被褥。苏轼以花甲之年谪居海南之儋耳，生活很苦，人很消瘦，得知同遭贬谪的弟弟人也很瘦，于是作《闻子由瘦》一诗云：“海康别驾复何为？帽宽带落惊童仆。相看会作两臞仙，还乡定可骑黄鹄。”达观坦然，机趣横生。
节选自《中国文学史稿·宋元卷》：“第三章 苏轼”
浦江清
辛弃疾的诗和散文留下的不多，他主要是词人。他的词的创作极为丰富，有六百多首，是词人中创作最多的。他的词集叫《稼轩长短句》（四印斋所刻词本）或《稼轩词》（《宋六十名家词》）。
辛弃疾平生“以气节自娱，以功业自许”（范开语）。但他的理想并未实现。他的满腔爱国热情无法吐泄，于是悲歌慷慨的心情在词中得到了最为充分的表现。他的词就是他的抱负和纵横的才气在他当时最流行的文艺形式中的表现。
辛弃疾进一步发展了苏轼所开拓的词的境界，题材极广阔，有抒情，有说理，有怀古，有伤时。笔调是多方面的，无意不可入，无事不可言。悲愤、牢骚，嬉笑怒骂，皆可入词。
稼轩词豪放雄壮，充满爱国思想，有英雄气概，和放翁诗近似，而痛快淋漓，又过于苏轼。辛弃疾“舟次扬州”，回忆当年在此参加抗敌事业的轩昂气概：
落日塞尘起，胡骑猎清秋。汉家组练十万，列舰耸层楼。谁道投鞭飞渡，忆昔鸣髇血污，风雨佛狸愁。季子正年少，匹马黑貂裘。
——《水调歌头》
披貂裘，骑骏马，目睹打败完颜亮的南宋军队军容大盛，辛弃疾对中兴充满希望。而当他回忆年轻时骤马驰金营于数万敌军中生擒叛徒的情景，更是豪情满怀：
壮岁旌旗拥万夫，锦襜突骑渡江初。燕兵夜娖银胡簶，汉箭朝飞金仆姑。
——《鹧鸪天》
但是壮志难酬，所以辛词更多的则是表现磊落抑塞之气：
更能消、几番风雨，匆匆春又归去。惜春长怕花开早，何况落红无数。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算只有殷勤、画檐蛛网，尽日惹飞絮。
长门事，准拟佳期又误。蛾眉曾有人妒。千金纵买相如赋，脉脉此情谁诉？君莫舞，君不见、玉环飞燕皆尘土。闲愁最苦。休去倚危栏，斜阳正在，烟柳断肠处。
——《摸鱼儿》
国难当头，报国无门，不免发出“烟柳断肠”的哀怨。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评曰：“词意殊怨，然姿态飞动，极沉郁顿挫之致。起处‘更能消’三字是从千回万转后倒折出来，真是有力如虎。”梁启超评云：“回肠荡气，至于此极。前无古人，后无来者。”（《艺蘅馆词选》）据罗大经《鹤林玉露》说：宋孝宗看了这首词，虽然没有加罪于辛弃疾，但很不高兴。作为爱国志士，忧怀国事的哀愁，无处倾诉，只有借词宣泄出来。“江南游子，把吴钩看了，栏干拍遍，无人会，登临意。”（《水龙吟》）“郁孤台下清江水，中间多少行人泪！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江晚正愁予，山深闻鹧鸪。”（《菩萨蛮》）前词写英雄无用武之地，直抒胸臆；后词“惜水怨山”（周济《宋四家词选》），登台远望，北方山河，仍在敌手，只有借鹧鸪鸣声来抒发自己羁留后方、壮志未酬的抑塞苦闷心情了。
在辛弃疾笔下，壮志不酬的愤懑之情也能表现在别词里：
绿树听鹈鴂，更那堪鹧鸪声住，杜鹃声切！啼到春归无寻处，苦恨芳菲都歇。算未抵、人间离别。马上琵琶关塞黑，更长门、翠辇辞金阙。看燕燕，送归妾。
将军百战声名裂，向河梁、回头万里，故人长绝。易水萧萧西风冷，满座衣冠似雪，正壮士、悲歌未彻。啼鸟还知如许恨，料不啼清泪长啼血。谁共我，醉明月？
——《贺新郎》
辛茂嘉是弃疾族弟，因事贬官桂林，辛弃疾写了这首在辛词中很著名的《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他把兄弟别情放在家国兴亡的大背景下来写，借历代英雄美女去国辞乡的恨事，来抒发山河破碎、同胞生离死别的悲情。梁启超指出：“算未抵人间离别”句“为全首筋节”。（《艺蘅馆词选》）这是切中肯綮的评论。陈廷焯评曰：“稼轩词自以《贺新郎》一篇为冠。沉郁苍凉，跳跃动荡，古今无此笔力。”（《白雨斋词话》）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说：“稼轩《贺新郎·别茂嘉十二弟》，章法绝妙，且语语有境界，此能品而几于神者。然非有意为之，故后人不能学也。”
辛弃疾继承了苏轼的豪放一派。不过苏轼的豪放，在思想上是超旷的，类似陶渊明、李白；而辛弃疾的豪放，风格上是雄浑而壮伟，同时沉郁而悲愤。这是辛弃疾所处的时代和他的遭遇所决定的。他有些像词中的杜甫。
当然，稼轩词也有清新的一面。他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他不但善于写回肠荡气、慷慨激昂的壮词，还能写情致缠绵、浓丽绵密的婉词。著名的《祝英台近》就是这方面的代表：
宝钗分，桃叶渡，烟柳暗南浦。怕上层楼，十日九风雨。断肠片片飞红，都无人管，更谁劝、啼莺声住？鬓边觑，试把花卜归期，才簪又重数。罗帐灯昏，哽咽梦中语：“是他春带愁来，春归何处？却不解、带将愁去。”
深闺女子的相思之情写得细腻传神，温婉清丽，与稼轩大部分词词风迥异。沈谦在他的《填词杂说》里说：“稼轩词以激扬奋厉为工；至‘宝钗分，桃叶渡’一曲，昵狎温柔，魂销意尽，词人伎俩，真不可测。”这其实正说明辛词风格是多样化的。更可喜的是，在十年退隐的日子里，辛弃疾和农民有了亲密的交往，了解了农民朴素的生活，情感和农民接近了，写了不少清新自然、富有情致的农家生活的词：
茅檐低小，溪上青青草。醉里吴音相媚好，白发谁家翁媪？
大儿锄豆溪东，中儿正织鸡笼。最喜小儿无赖，溪头卧剥莲蓬。
——《清平乐》
一幅农家生活画图。此外，像“东家娶妇，西家归女，灯火门前笑语。酿成千顷稻花香，夜夜费、一天风露”。（《鹊桥仙》）；“父老争言雨水匀，眉头不似去年颦。”（《浣溪沙》）反映了农村温厚的风俗，也分担了农民的欢愁。
辛弃疾善于从前人典籍中学习语言，融入自己词中。如《踏莎行》的：衡门之下可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是《诗经》的句子：“衡门之下，可以栖迟”；“日之夕矣，牛羊下括”。又如《水调歌头》：余既滋兰之九畹，又树蕙之百亩，秋菊可餐英。是《离骚》的句子。《水龙吟》：人不堪忧，一瓢自乐，贤哉回也！料当年曾问：饭蔬饮水，何为是栖栖者？是《论语》的句子。《哨遍·秋水观》全是《庄子》的话句。
苏东坡用诗的笔调来写抒情的词，辛弃疾则用的是散文笔调，加入说理部分，更把词扩大了。词就代表辛弃疾的谈吐。
辛词爱用典故，这是前人所极少的，所以有“掉书袋”之讥。用典故自然在旁人理解上增加一些困难，但它可以增加词的表现力。
对辛词的评价，从前不算高，苏辛词是被看作别派的，这是由于囿于词以婉约为宗的说法。其实辛弃疾的成就是很大的，他集词之大成，把词发展到最高峰。他的词是爱国主义的。
辛弃疾的遭遇局限了他，他的词对于生活的反映，不能写得更直接、更明显、更广泛、更丰富，而且用文言、用典故，不能很好结合口语，不能歌唱。
辛弃疾的朋友陈亮和刘过的词，风格上都和他相近。陈亮主要是哲学家和政论家，刘过有《龙洲词》，才气不及辛弃疾。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宋元卷》：“第六章 辛弃疾”
浦江清
陆游的生平
陆游（1125—1210），字务观，号放翁，祖籍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南宋代表性诗人，也是我国第十二世纪之代表诗人（十一世纪以苏轼为代表）。陆游比辛弃疾大十五岁。他二三岁时，即遭遇靖康之变，生于忧患，死于忧患，终身不忘恢复中原，为爱国诗人的代表。著有《剑南诗稿》（诗九千余首）、《放翁词》（均收入《四部备要》）及《渭南文集》（收入《四部丛刊》）。
陆游生平，分四个阶段叙述。
1125—1157年：青年时期。
祖父陆佃，有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父陆宰，也是一位文人，以直秘阁的职衔，做着权发遣淮南计度转运副使公事。其家居河南荥阳。陆游生于淮上，未满三岁，东京沦陷。其家人避难南下，先至寿春，后回山阴，又迁东阳居三年，最后定居山阴。陆游幼年，在东阳及山阴度过。生长于文学家庭，又接触其父执辈谈中原乱离，濡染爱国思想，十二岁即能诗文。十三岁，喜读陶渊明诗。十六岁，至临安。十七八岁，始学作诗，读王维诗最熟。十九岁，又至临安，试南省。
十八九岁，娶表妹唐琬为妻，感情甚笃。而唐氏不得于其母，唐氏出而另居，陆游时往，终于为其母所恶，离异。唐氏改嫁宗室赵士程（同郡人）。游春日出游相遇于禹迹寺南之沈园。唐以语赵，遣致酒肴，游为赋《钗头凤》词：
红酥手，黄藤酒，满城春色宫墙柳。东风恶，欢情薄。一怀愁绪，几年离索。错！错！错！
春如旧，人空瘦，泪痕红浥鲛绡透。桃花落，闲池阁。山盟虽在，锦书难托。莫！莫！莫！
是年为1155年，陆游年三十一岁，时已续娶王氏。
游以荫补登仕郎，二十九岁赴锁厅试，陈阜卿为考试官，得具卷，大异之，擢置第一。时秦桧孙埙以右文殿修撰来就试，欲列首荐不得，桧深衔之。三十岁（1154年）试礼部，主者复置游于前列，为秦桧所黜（先荐送第一，秦桧孙埙居次，遂为桧所抑。又说陆游论中主恢复，故为桧所忌）。未中进士，下第还乡。
1155年11月，作为江西派诗人之一的曾几做提点浙东刑狱，陆游从他游。1156年曾几改知台州，遂别。此两年陆游作诗必受曾几影响。后人谓陆游诗出江西诗派者以此。
1158—1169年：出仕时期。
秦桧已死。陆游除右迪功郎、福州宁德县主簿。后至临安，除敕令所删定官。1162年，孝宗即位，除枢密院编修官，以史浩、黄祖舜荐孝宗召见，赐进士出身。翌年，为镇江府通判。1163—1165年，张浚督师图恢复，陆游支持张浚之北伐计划，并与其子张栻（敬夫）友善。张浚北伐军初节节胜利，李显忠屡败金人。其后，诸将不和，李显忠被迫退军，致有符离之败。于是和议派又抬头，孝宗气馁，订了屈辱的隆兴和议。
陆游离镇江任改任隆兴（今南昌县）军府通判。言者劾公“交结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免官。归山阴，卜居镜湖。“忆自南昌返故乡，移家来就镜湖凉。”“曩得京口俸，始卜湖边居。屋财十余间，岁久亦倍初。”这些诗句是此时生活的写照。
1169年，陆游以左奉仪郎通判夔州军州事，以病未行，明年遂起程西行。
1170—1178年：此八九年在蜀中。
1170年夏，由山阴出发，由长江入蜀，冬天到了夔州。旅途见闻，作《入蜀记》。1172年，枢密使王炎宣抚四川，驻汉中，辟陆游入幕府，为干办公事兼检法官。汉中，今陕西南郑县，近大散关，亦近宋金边界交界处。“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此处逼近敌人，时有立功的愿望，过着豪迈的生活，曾猎虎。
留王炎幕时间不长（三月至十一月），改除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从汉中入成都，有“此身合是诗人未？细雨骑驴入剑门”（《剑门道中遇微雨》）之句。此后，通判蜀州，摄嘉州，往来蜀州、嘉州间。1175年6月，范成大为四川制置使，帅蜀中，与陆游为文字交，不以幕僚待之。1176年，以所谓“燕饮颓放”去官。自此，陆游自号放翁，仍居成都。1177年，范成大离蜀还朝，而陆游仍留成都。1178年被召东归，秋到临安，除福建常平茶盐事，暂归山阴故居。是年，范成大参知政事。
1179—1210年：三十年，五十余至八十余岁。
陆游自蜀还乡。1179年，五十五岁，在建安，游武夷山。秋冬间改除江南西路常平茶盐公事，十二月到江西，治抚州。1180年在抚州，五月十一日夜且半，梦随大驾亲征，尽复汉唐故地，见城邑人物繁丽，云：西凉府也。喜甚，马上作长句，未终篇而觉，乃足成之。诗有“熊罴百万从銮驾，故地不劳传檄下。筑城绝塞进新图，排仗行宫宣大赦。冈峦极目汉山川，文书初用淳熙年。驾前六军错锦绣，秋风鼓角声满天”等句。冬，召赴行在。1182—1185年，在家乡。1186年，年六十二，权知严州。第二年刊《剑南诗稿》，凡二千五百余首。于严州郡治。1189年在都下，寓砖街巷街南小宅。光宗即位，除朝议大夫、礼部郎中，兼实录院检讨官。十二月被劾去官出都。在乡闲居十余年。1192年（年六十八）过禹迹寺南沈氏园，有“林亭感旧空回首”之句。1199年（年七十五）又作《沈园》二绝，悼念唐氏，有“梦断香消四十年”之句。1202年，宋宁宗朝，韩侂（tuō）冑执政，图北伐，起用若干老人如陆游、辛弃疾等以图众望。陆游入都为实录院修撰，同修国史，翌年除宝谟阁待制。1203年，乞致仕，五月出都。韩侂胄议伐金及伐金失败，陆游已还乡，但1209年仍被劾落宝谟阁待制职。
1206年冬，子通为其编诗续稿，成四十八卷，每卷约百首。
1210年，年八十六，卒。《宋史》谓卒于嘉定二年（己巳），八十五岁，实未审。据钱竹汀年谱考定，应卒于宋宁宗嘉定三年（庚午），年八十六。有《示儿》诗：“死去元知万事空，但悲不见九州同。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陆游的诗词
陆游在十二三岁时就能写诗文，二十岁前喜欢陶渊明、王维的诗。1155年曾几提点浙东刑狱，游曾从其游。曾几为江西诗派诗人，因此人或谓陆游亦出于江西诗派，实则不然。陆游的诗作是兼各名家之长，豪放而畅达。早期虽受到一点影响，但陆游的诗和江西诗派是不同的。入蜀以后，眼界扩大，创作成熟，接近杜甫风格。《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云：
我昔学诗未有得，残余未免从人乞。
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
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
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
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
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世间才杰固不乏，秋毫未合天地隔。
放翁老死何足论，广陵散绝还堪惜。
自述其诗由于军戎生活的豪放跌宕，自言有独到处（散绝堪惜）。
放翁诗在宋诗中，除苏、黄之外，最近杜甫。由于时代背景及在蜀中八九年之生活，其遇王炎、范成大颇似杜甫之遇严武。所不同者，杜甫有出入贼中一段生活，亲身经历战争，并且看到唐室恢复。陆游处于敌我对峙之环境中，一直在鼓吹反攻，抱着杀敌、恢复统一和平的愿望而达不到，常致悲愤与慨叹。
陆游诗中一直贯穿着爱国主义思想。陆游为南宋代表诗人，主要是能反映南宋时代的社会现实，在诗歌中抒发爱国家、爱人民的感情。他是自始至终念念不忘恢复中原、收复失地的歌唱者。他有这种精神，是由于他一生下来就遭逢战乱。他虽然籍贯在山阴，可是祖父、父亲都生活在中州，而是在战乱时被迫迁到南方的。他在《三山杜门作歌》（之一）诗中写道：
我生学步逢丧乱，家在中原厌奔窜。
淮边夜闻贼马嘶，跳去不待鸡号旦。
人怀一饼草间伏，往往经旬不炊爨。
呜呼，乱定百口俱得全，孰为此者宁非天？
后来随着年龄和阅历的增长，爱国主义思想日益深厚。他的强烈的爱国思想最充分地表现在他的诗中。
陆游念念不忘中原的人民，他觉得中国应该是统一的：
四海一家天历数，两河百郡宋山川。
——《感愤》
每当冬尽春来的时候，他就遥望着北方辽阔的原野：
京洛雪消春又动，永昌陵上草芊芊。
——《感愤》
他常常幻想着有一天能够击败金人，恢复中原的疆土：
三更穷虏送降款，天明积甲如丘陵。中华初识汗血马，东夷再贡霜毛鹰。群阴伏，太阳升。胡无人，宋中兴！
——《胡无人》
他在战乱连年的时候看到小孩子学写字读书，儿女骨肉之情使他想到中国统一后的和平生活：
从今父子见太平，花间饮水勿饮酒。
——《喜小儿辈到行在》
诗人陆游怀抱着国家统一的希望，且强烈地表达了以身许国、建立功勋的愿望：“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感激豪宕，具有胜利的信心，非常乐观。
但是，南宋统治者只苟安于小朝廷的享乐，根本没有想到要收复失地，陆游沉痛地说道：“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尤其是中晚年的时候，看的事情多了，更引起他的悲愤：
青山不减年年恨，白发无端日日生。
——《塔子矾》
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
——《金错刀行》
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
——《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
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
——《书愤》
这些诗句充分表明了一个爱国志士抑郁悲愤的心情。同时，陆游更是有战斗性的，他写了很多讽刺诗，对苟安现状、不思进取的上层人士极为愤慨，《前有樽酒行》中云：
绿酒盎盎盈芳樽，清歌袅袅留行云。
美人千金织宝裙，水沉龙脑作燎焚。
……
诸人但欲口击贼，茫茫九原谁可作！
鞭挞了苟安享乐的士大夫，诗人接着写道：
丈夫可为酒色死？战场横尸胜床笫。
华堂乐饮自有时，少待擒胡献天子。
陆游对南宋统治者不思北伐、苟且偷安也表达了失望和愤慨之情，如《醉歌》：
学剑四十年，虏血未染锷。
不得为长虹，万丈扫寥廓。
又不为疾风，六月送飞雹。
战马死槽枥，公卿守和约。
穷边指淮淝，异域视京洛。
及到“如今老且病，鬓秃牙齿落”，真是“仰天少吐气，饿死实差乐”了。
但是，陆游的愿望并没有实现，眼前祖国分裂，北方人民遭受金统治者的残酷迫害，眼见耽误了岁月，他写下了许多愤慨、悲叹的诗：“容身有禄愧满颜，灭贼无期泪横臆。（《晓叹》）”“诸公尚守和亲策，志士虚捐少壮年！（《感愤》）”真切于他的时代，极可感人。此外，像《寒夜歌》《陇头水》《书愤》《追感往事》等都属于这一类诗歌。
陆游的爱国心始终未衰，直到临死，还写下了《示儿》诗，嘱咐子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
深厚的爱国主义思想是陆游诗歌的基础。其次，陆游的诗有许多是反映社会和农民生活的。
陆游曾长期生活在农村，他向往着纯朴的农家生活，他写出了农家生活的健康和可爱，这方面的诗歌很富有人情味，如：
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
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箫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
从今若许闲乘月，拄杖无时夜叩门。
——《游山西村》
蓦沟上阪到山家，牧竖应门两髻丫。
葑火正红煨芋熟，岂知新贵筑堤沙？
——《夜投山家》
这些诗的风格很像陶渊明。但他同时也注意到农家疾苦，同情农民的痛苦遭遇，抗议官家对农民的过分剥削，表现了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农家叹》《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书叹》等诗写了农民的痛苦。税收迫得他们不能生存：“门前谁剥啄？县吏征租声。一身入县庭，日夜穷笞搒人孰不惮死？自计无由生。（《农家叹》）”水灾害得他们不能收获：“岂惟涨沟溪，势已卷平陆。辛勤艺宿麦，所望明年熟。一饱正自艰，五穷故相逐。南邻更可念，布被冬未赎。明朝甑复空，母子相持哭！（《十月二十八日夜风雨大作》）”农民受尽残酷的剥削，“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诗人很愤慨地说，“政本在养民，此论岂迂阔？”（《书叹》）
再次，陆游亦有写与朋友交往的诗，如《送辛幼安殿撰造朝》，可以看岀二人交情甚笃。还有诗表现他在婚姻方面的不幸，对真挚爱情的怀念，饱含着诗人的血泪。三十岁时一个偶然的机会在沈园与唐琬相遇，写下了充满怀念、悔恨的《钗头凤》，四十多年以后，还凄惨地回忆起来：
城上斜阳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
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
——《沈园·其一》
陆游的词称《放翁词》（收于《宋六十名家词》，又见于《四部备要》）。他的词多，风格多变化，最有名的是为唐琬而作的《钗头凤》。此词就形式来讲，相当难填，但诗人作得很成功，从词中可以感受到诗人深挚的感情。《汉宫秋》是英雄的歌唱：
羽箭雕弓，忆呼鹰古垒，截虎平川。吹笳暮归野帐，雪压青毡。淋漓醉墨，看龙蛇飞落蛮笺。人误许，诗情将略，一时才气超然。
何事又作南来，看重阳药市，元夕灯山。花时万人乐处，欹帽垂鞭。闻歌感旧，尚时时流涕尊前。君记取，封侯事在，功名不信由天。
代表诗人词的豪放雄壮的一面，与辛弃疾词相近。最后两句，并非诗人热心功名富贵，而是要为国家出力，恢复中原。
陆游的一些小令也颇豪壮，写山水的词则很清新。然而词不是他的主要成就，不能和辛弃疾相比。他的主要成就是诗。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宋元卷》：“第五章 陆游”
浦江清
关汉卿是奠定元代剧坛基础的大作家，但他的生平材料却很少。
现存的关汉卿剧本十八种中，《窦娥冤》是他的代表作品。王国维《宋元戏曲史》谓：“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蹈汤赴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窦娥冤》描写一个善良无辜的妇女，受迫害不屈而死，具备悲剧的本质。
《窦娥冤》的题材，无他书可证。此故事不见于笔记、话本，但来历很悠久。此剧当是取民间流传的故事，而关氏加以处理经营者。
窦娥故事的来源最为古远：
（1）《汉书·于定国传》中东海孝妇的故事。因为冤杀了一个孝妇，东海郡枯旱三年。
（2）干宝《搜神记》记东海孝妇周青被冤杀，临刑车载十丈竹竿，上悬五幡，对众誓愿：青若有罪，血当顺下，青若无罪，血当逆流。
（3）《淮南子》：“邹衍事燕惠王尽忠，左右谮之王，王系之狱；仰天哭，夏五月，天为之下霜。”（《太平御览》卷十四转引）又，张说《狱箴》：“匹夫结愤，六月飞霜。”
凡此，皆冤狱感动天地的故事。由于一个冤狱，天降灾变，使六月飞霜，使血飞上旗，使大旱三年，都出于民间传说。想来，关汉卿并非捏合此数事以创造此剧本的故事，乃是东海孝妇等的故事在民间流传着，渐渐取得窦娥故事的形式，而关汉卿取之以为剧本的题材，而加以剪裁，写成此剧，并非他凭空架构的。
《窦娥冤》的故事有深厚、悠久的民间文学基础。元人杂剧故事都有深厚的民间文学基础。
由周青而变为窦娥，神话式的故事到关汉卿的创作里成为现实主义的作品。《窦娥冤》以一个微小的人物被冤死而感天动地，具有深厚的人民性。
《窦娥冤》未说明它的时代，说窦天章上京赴考“远践洛阳尘”，设想时代在东汉。楚州山阳郡是宋代地名（今江苏淮安县），时代不明。所写的社会情况是宋元社会。《窦娥冤》具体地描写了小市民的生活现实，真实地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窦娥冤》所反映的社会现实是宋元时代的社会，不是汉朝、魏晋时代。尽管窦天章赴考是去洛阳，而不去汴都或大都。像窦娥、蔡婆婆、赛卢医、桃杌太守、窦天章、张驴儿等这几个人物是宋元时代的人物。
蔡婆婆所放的高利贷，一年对本对利的。这是元代所通行的“斡脱钱”，又称“羊羔儿息”。高利贷的剥削使得贫者益贫，富者益富，是促使阶级尖锐对立的一个原因。这是迫害平民最厉害的东西。其次，加重人民灾难的是到处横行的贪官污吏。据《元史》载：“成宗大德时，七道奉使宣抚使罢赃官污吏万八千七十三人。顺宗时，苏天爵抚京畿，纠贪吏九百四十九人。”（见钱穆《国史大纲》下）又据史载，元大德七年，就有冤狱五千七百件之多。（《文学遗产》增刊一辑，李束丝《关汉卿的〈窦娥冤〉》。）元时差不多无官不贪，包括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的官吏，贪污成为风气。大德在元代还称作是开明兴盛的时期，尚且如此，其他可知。剧本中虽然没有正面攻击高利贷，通过这样一个悲剧性的故事，自然可以看出高利贷剥削是一个罪恶因素。窦天章为了向蔡婆婆借债不能偿还，因此把女儿割舍了，送入死地；蔡婆婆向赛卢医讨债，几乎被勒死；财富和女色引起了不良之徒的觊觎，而最终断送了窦娥的性命。张驴儿父亲被错误地毒死，张驴儿以后被凌迟处死。这几个人的丧失生命直接、间接都和高利贷制度有关。至于贪官污吏，在元代更为普遍。在本案里，虽然没有写到桃杌受张驴儿贿赂，可是作者刻画桃杌太守云：“我做官人胜别人，告状来的要金银……但来告状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寥寥几句话就知道，他不但是个糊涂官，而且是个贪官。糊涂—贪污—残酷，三位一体。在那个时代，贪官污吏普遍存在，冤狱不知道有多少，所以窦娥和桃杌等都有其典型的意义。屈打成招是常事，窦娥被打得“肉都飞，血淋漓，腹中冤枉有谁知！……天那，怎么的覆盆不照太阳晖”！呼天抢地，见不到光明，眼面前只有一片黑暗。窦娥愤怒呼喊道：“这都是官吏们无心正法，使百姓有口难言。”“这的是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这些都是强烈的正面攻击贪官污吏的话。
通过窦娥这样一个善良可爱的女性所受到的种种不幸的遭遇，使我们认识到那个社会的本质。毫无疑问，反抗的矛头是指向统治阶级的。这是《窦娥冤》的现实主义和它的人民性所在，而且它的现实性和人民性比《西厢记》更高。因此，《窦娥冤》这个剧本一向为中国人民所喜爱，直到现在京戏里还有《六月雪》这一个剧本。窦娥成为在封建社会里被压迫而有强烈反抗性的女性的一个典型人物。毫无疑问，《窦娥冤》是为人民服务的一个剧本，不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剧本。剧的末尾，窦娥唱道：“从今后把金牌势剑从头摆，将滥官污吏都杀坏，与天子分忧，万民除害。”又窦天章白：“今日个将文卷重行改正，方显得王家法不使民冤。”这里似乎又有肯定统治阶级的话，我们不能如此看。这个剧本申诉出被压迫的人民的愿望，用坚强无比的斗争精神，促使统治者的反省。在封建社会里有没有清官呢？当然是可能有的，但是少数。剧本借窦娥之口说过“衙门从古向南开，就中无个不冤哉”！冤狱倒是普遍的，窦娥血债得以申雪，靠冤死者鬼魂的控诉，足见人间许多冤案是不能得到昭雪的。所以窦娥得以申冤，借助于天地的力量。由于她的控诉，感动了天神，显出威灵：楚州大旱三年，冥冥之中，正义得申。固然人民受灾害，也影响了统治者的剥削，于是方始有廉访使的查案（东海孝妇的故事便是如此）。冤狱得申，这是偶然的。所以，《窦娥冤》剧本无一歌颂统治阶级的话，非常显然，作者的立场，自在人民这一边。
按照统治阶级的立场，像窦娥那样一个微小的市民算不得什么，冤枉杀死一个小民，有什么关系？古书上说：“邹衍下狱，五月飞霜。”邹衍是一位谋臣，有了不起学问的人。《前汉书平话》说吕后杀了韩信，“其时，天昏地暗，日月无光”。这些都是冤枉所感召的。而窦娥哪能比邹衍、韩信？窦娥这样一个童养媳、寡妇、小市民的身份，竟能够感天动地。这种民间故事以及发挥民间故事的关汉卿的剧本都体现了人类平等、人民要求有人权保障的民主思想（人命关天关地，不管是大人物或是小百姓）。
关汉卿剧作的特点：
（1）描写的社会生活面广，真实地反映了社会现实。关氏多写社会问题剧，他距离剧艺人自己创作剧本的时代近，不是一位高高在上、脱离生活的文人。
（2）关氏剧作存于今者，女主角多于男主角，以社会下层女子为多，各有各的个性。当时演杂剧者多系歌伎，关氏为契合她们的身份，宣泄她们的情感而找求题材。他的风格是大方的，绝不是小巧玲珑的。如坚贞不屈的窦娥，侠义心肠的赵盼儿，贤惠、自我牺牲的王母，聪明机智的谭记儿，聪明多情的燕燕等，都具有女英雄的气派。
（3）朴素、雄伟的辞章，使用当时的口语十分成熟，不尚藻绘，曲多如说白，抒情而有力。《太和正音谱》评马致远“如朝阳鸣凤”，列为第一；评王实甫的词“如花间美人”，乃就其妍丽而言。而关汉卿之词则评之为“如琼筵醉客”，未见得当，又谓“观其词语乃可上可下之才”，此则未能理解关氏辞章的优点，因风格朴素白描，不为尚辞章华丽者所欣赏。
关汉卿辞章大方，不雕琢，无纤巧习气。人物吐露真实的感情，坦白直率，不须修饰词藻。如《窦娥冤》通本如此。《救风尘》《蝴蝶梦》亦均如此。《救风尘》写风月中人物，非风花雪月作品。《救风尘》第一折，赵盼儿唱：“〔胜葫芦〕你道这子弟情肠甜似蜜，但娶到他家里，多无半载周年相弃掷，早努牙突嘴，拳椎脚踢，打得你哭啼啼。〔幺篇〕恁时节船到江心补漏迟，烦恼怨他谁？事要前思免后悔，我也劝你不得。有朝一日，准备着搭救你块望夫石。”
《拜月亭》亦佳。
《单刀会》是另一方面的代表作。《单刀会》第三折〔尧民歌〕“我关某匹马单刀镇荆襄，长江，今经几战场，却正是后浪催前浪”。第四折〔双调新水令〕“大江东去浪千叠，引着这数十人驾着这小舟一叶。又不比九重龙凤阙，可正是千丈虎狼穴。大丈夫心别，我觑着单刀会似赛村社”。词章壮伟。〔驻马听〕“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不觉的灰飞烟灭，可怜黄盖转伤嗟。破曹的樯橹一时绝，鏖兵的江水犹然热，好教我情惨切！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气魄雄伟。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宋元卷》第十章
原题为“关汉卿与王实甫”，标题为编者所加①
王实甫
浦江清
《西厢记》的作者
元人杂剧数百种，在元代著名及演出者不少佳作，唯《西厢记》最为一般人所传诵。而北《西厢记》在明代刻本亦最多，是多数读者所喜爱的剧本，也是元剧中长篇巨型的剧本。
以作《西厢记》著名的王实甫，亦属于前期的元剧作家。《录鬼簿》著录王实甫次第第十，在马致远、吴昌龄后。但著“大都人”三字，不名官职及事迹。著录王作杂剧十四种，中有《崔莺莺待月西厢记》一种。相传《西厢记》五本，有关作王续、王作关续之说。谓王作关续者，因《西厢记》传为王实甫的作品，而第五本文笔不类，较差，遂谓关汉卿所作。以为关作王续者，因关汉卿时代较前，故而又移作此说。按《录鬼簿》于关剧六十种左右之剧目内，无《西厢记》一种，所以《西厢记》部分为关作实无所据。《西厢记》应全属于王实甫名下，而王实甫之时代应与关汉卿相接而略后，假定与马致远同时，定为1240？—1320？相差应不远。
王作剧目存十四种，今存《西厢记》五本、《丽春堂》一种和《破窑记》一种。《芙蓉亭》《贩茶船》各有一折在《雍熙乐府》中保存。
《西厢记》的结构
《西厢记》采用五本杂剧相连而构成一个长篇巨制的剧本，在元人杂剧中是独一无二的。《西厢记》虽然是长篇剧本，但是与南戏或后来的传奇有别。《西厢记》整本二十折（或二十一折）皆用北曲，这二十折可以分划开来，是四折一楔子，合乎杂剧体例的五本。其中遵守着元杂剧的体例，而稍稍加以变化，有末本与旦本，及旦末合本。
第一本 楔子（老旦唱），一、二、三、四折皆张生唱——末本戏。
第二本第一折（旦唱），楔子（惠明唱），二折（红唱），三、四折（旦唱）。此本是莺、红分唱——旦本戏。
第三本 楔子（红唱），一、二、三、四折皆红娘唱——旦本戏。
第四本 楔子（红唱），一折（末），二折（红），三折（旦），四折（末），此本变化较多，莺、红、张生各有主唱之折——旦末合本戏。
第五本 楔子（末），一折（旦），二折（末），三折（ 红），四折（末、红、末、旦、红）。此本亦是旦末合本，而更有变化，第四折以张生主唱，而插入旦、红分唱几支曲子。
《西厢记》整个剧本主要角色是张生、莺莺、红娘三人，其中张生主唱八折，莺莺主唱五折，红娘主唱七折。三个主角，分配平均。
元剧中有不少以爱情为主题的剧本，例如《曲江池》《倩女离魂》《青衫泪》《张生煮海》等，均以女性为主角，是旦本戏。主要因为受元剧体例的限制，只限于一人主唱。而此类爱情剧本，选择女主角主唱，来得细腻，可以有许多优美动听的歌曲，可以充分表现恋爱的情绪，动人心弦。这种安排是适宜的，但是美中不足的地方是作为爱情对方的男人，陷于配角的地位，没有主唱的部分，显得被动而无力。《西厢记》不是这样的，以爱情为主题，而使张生和莺莺都作为主角，都有歌曲可唱，都有戏可演，使观众充分看到张生热烈地追求的一方面，也看到莺莺对于张生热情的反应，以及复杂的心理变化，面面俱到。红娘为主角中的辅导角色，为相国女儿展示爱情所必需的，活泼、生动。《西厢记》所再现的生活面是完整的，没有遗漏。《西厢记》的结构是立体式的，它变平面的抒情歌剧为主体的两方对照，更有戏剧性。
以情节而论，《西厢记》故事并不比《曲江池》等特别曲折复杂，假如要以一本杂剧四折一楔子来写，也是可能的。不过由于董西厢的创造，已经把这个故事发展为一个巨型的说唱本了，描写得特别细致了，所以必须采取五本的长剧，方始能够达到艺术创造上的完整性。我们可以说是内容决定形式。采取了这样一个长本戏的形式，使张生、鸾莺、红娘三个角色来分别主唱，又丰富了剧本的内容。
因此，我们可以把《西厢记》的结构作为文艺理论上内容决定形式、形式反作用于内容的一个定律的证明。
这是王实甫《西厢记》的独创性之一。
《西厢记》五本，第一本写张生见到莺莺，一见倾心，引起热情的追求。这是故事的开端。第二本写孙飞虎包围普救寺，崔家陷入困难的境地，赖张生设法退兵，老夫人许婚而又变卦。这是故事的发展，是热闹的、剧情紧张的场面。第三本展开生旦双方心理活动的具体的描写。莺莺心理上的矛盾冲突，充分表现受封建礼教束缚下的闺秀，对于爱情有强烈要求的矛盾心理，是静的场面，而巧妙地以红娘主唱，关联双方。第四本是全剧的顶点，青年男女为了追求爱情，终于摆脱封建礼教的束缚，达到胜利，《送别》《惊梦》完全是抒情。第五本是余波，以团圆结局。此本较为平弱，但也是必需的。董西厢已有此结局。非此，故事不完全。全剧结构谨严，引人入胜，无冗谈之处，胜于明代传奇，竟有一折不可少之感。
《西厢记》的思想性与艺术性
《西厢记》是元曲中最通俗流行的一个剧本，从王实甫到现在已经有六百多年。西厢故事是为中国人民所普遍爱好的。不过向来一般人爱读《西厢记》，因为它是写才子佳人的文学作品，故事情节曲折，王实甫的辞章华美而已。贾仲明吊王实甫云：“作词章风韵美，士林中等辈伏低。新杂剧，旧传奇，《西厢记》天下夺魁。”金圣叹推王实甫《西厢记》为第六才子书，而切去它的团圆结局，至草桥惊梦为止，对前四本也不少改窜。金圣叹批改《西厢记》，《第六才子书》是通俗流行的，他的批改本是宣传他的唯心论的世界观的，归结成人生如梦、无可奈何的消遣。他把《西厢记》不曾当作淫书，是他的进步，而是把它当作闲书，当作非现实的东西，是文人才子梦境的书！
向来古典文学不少优秀的作品、伟大的创作，是被封建时代的正统派批评家所歪曲了的。例如《诗经·国风》里面充满了健康的爱情诗，或者被看作“后妃之德”，或者被看作淫奔之诗。
《西厢记》在旧社会，或被看作淫书，或被看作闲书。《西厢记》不是一部淫书，因为《西厢记》里面的爱情是真挚的，不是玩弄性的。男女是平等的，一对一的，爱情与婚姻是统一的。《西厢记》不是一部闲书，因为并不单是提供勾栏里面演出娱乐消遣的东西，这里面有血有泪，展示了在封建礼教的压迫下，一对青年男女，如何为了追求自由幸福的生活而斗争，终于达到完全胜利的、符合人民大众愿望的喜剧效果。《西厢记》是古典现实主义和积极的浪漫主义结合的文艺创作。《西厢记》有浪漫主义成分，因为莺莺的美貌多才，张生的才学和热烈追求，红娘这一个丫头角色，以及孙飞虎的包围普救寺，郑恒的触阶自杀等，都是不太寻常的。说它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因为人物性格都是真实典型，而情节布局都是入情入理，没有巧合和离奇古怪的部分。
《西厢记》以才子佳人为主角，这是采取了前代相传的传奇故事。元人杂剧的爱情剧，从唐人传奇和话本小说中取材，男女主角以才子佳人为多，一般的平民老百姓的爱情还没有被取为题材（直到明代小说），这是时代的限制。《西厢记》中有“才子佳人信有之”的曲文，但是我们不能把它当作才子佳人剧。因为后世的才子佳人戏剧、小说越来越趋于公式化、概念化，而《西厢记》反映了生活真实，是追求人性解放，不庸俗的。事实上，爱情并非只是才子佳人的特权，这部作品有反封建的普遍性。作者发下一个宏愿：“愿普天下有情的都成了眷属。”张生、莺莺的故事不过树立了一个斗争的典范而已。
反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门当户对的封建婚姻制度，冲破礼教束缚，追求以爱情为基础的自由美好的婚姻是《西厢记》的主题。
《西厢记》的艺术性：
（1）故事情节的安排是为主题思想服务的。长至二十一折，均为必需的情节，不枝蔓冗沓，是一部建立纯粹爱情婚姻关系的典型代表作品。如《拜月亭》《牡丹亭》等长本的爱情为主题的剧本，加入别的题材太多，有不必要的杂乱的感情。
（2）人物的刻画，赋予鲜明的形象及其真实性。人物的性格随着故事情节的发展而发展，不是孤立的、静止的、抽象的，而是具体的、有发展的，不追求离奇曲折的悲欢离合情节以吸引人。如《荆钗记》《春灯谜》《风筝误》等离奇变幻，故意造设。《西厢记》非在写事，而是写人，展示人物心理变化，极其成功。
（3）辞章的华美。《西厢记》辞章美丽似“花间美人”。因为戏曲是歌剧，歌曲部分很重要。王实甫的文学修养高，语言有其特殊的风格，俏皮、诙谐、大方、泼辣、有变化，雅俗共赏。《西厢记》题材是美的，而王实甫又把辞章美化、理想化，而文笔又服从内容的要求，不追求辞藻的泛美。《西厢记》的美是天然的美，语言和人物性格是协调的。特别精彩的是《送别》一折。整部《西厢记》是一首长诗。《西厢记》是歌剧，也是诗剧。王实甫是戏曲家，同时也是一位大诗人。他的创作比之唐代诗人元稹的《会真记》高。
《西厢记》有浪漫主义的成分，取材于唐人传奇，以爱情为主题。莺莺的美貌，张生的痴情，普救寺的环境，孙飞虎抢亲的情节，中状元的团圆结局，整个故事好像一篇抒情诗，风格接近李白的风流、浪漫、豪放。是李白型，非杜甫型。王实甫的风格，非关汉卿的风格，当然《西厢记》基本上仍是现实主义的。
《西厢记》对后代文学的影响
《西厢记》在戏曲史上有很高的地位。当时的演出详情不得而知，但它为人所爱读，它是早期的完整的长本剧作，影响到《牡丹亭》《红楼梦》，作为有高度价值的文学作品而流传下来的。到了明代，李日华、陆采根据王西厢改编为南《西厢记》演出，一直流传到现在。弹词中也有《西厢记》唱本。曹雪芹《红楼梦》中有“西厢记妙词通戏语”，黛玉与宝钗对《西厢记》的态度不同，显示出反抗派与正统派、性灵与道学的差异。《西厢记》是抒写性灵的自然的佳作，在现实主义的发展上，它空前，但不绝后，《红楼梦》比它更进一步。《西厢记》的生命力是永久的。
节选自浦江清《中国文学史稿·宋元卷》第十章
原题为“关汉卿与王实甫”，标题为编者所加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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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限于篇幅，节选介绍关汉卿内容，标题更为“关汉卿”。——编者注
② 限于篇幅，节选介绍关汉卿内容，标题更为“关汉卿”。——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