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 序
工业化对于中国的重要，我在过去若干年，曾写过许多文章来说明。当时我的注意点，是在工业化与人民生活程度的关系。去年得到一个机会，在欧洲游历了半年，走了许多国家，其中德国与苏联，给我的印象最深。我研究这两个国家工业化的工作，发现他们想由工业化所达到的目标，并非人民生活程度的提高，而为国防力量的增进。因而回顾中国目前的处境，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虽然是重要的，但增进国防的力量，则尤为迫切。卢沟桥事变的发生，使我觉得这种态度，有提倡的必要。中国现在需要工业化，还是不易的真理，但我们目前所急待建设的工业，应为国防工业及与国防工业有直接关系之重工业。民生工业的建设，应居于次要的地位。
这是我们现在所应建立的工业化目标，如何达到这个目标的问题，自然是复杂的，在本书中，我特别提出三个最重要的问题来讨论，就是资本、人材与组织。
过去数年，我虽然与若干行政机关发生过关系，但在本书中所发表的意见，完全是个人的，这是我要附带声明的一点。
第一章 工业化的必要
中国如何可以由贫弱到富强，乃是过去百余年来，多少志士仁人，日夜筹思的一个大问题。
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实在太多了。我们假如把所有的答案，都搜集起来，可以写一本很好的中国近代思想史，或一本很好的中国社会运动史，但这种工作相当的繁重，不是我在此处所想做的。在这本书内，我只愿意简单的说明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如想使中国由贫弱到富强，工业化是最重要的工作。
工业化的特征有二：第一是生产方法的机械化，凡以前用人力的地方，现在都可以机械代替。第二，因为生产方法的改变，土地只需要少数人用机器来耕种便行，所以人口职业的分布，在农业中自然只占小部分，在别的实业中，如工业、商业、交通业、运输业等占大部分。根据这个标准，我们可以说世界上有些国家，是已经工业化的，如英美；又有一些国家，是还没有工业化的，如中国。这两种国家，前者代表富强，后者代表贫弱，是显而易见，凡是有观察力的人都看得到的。
机械化的生产，可以提高生活程度，可以使一个贫的国家，变为富的国家，我以前曾写了好些文章（大部分收在《第四种国家的出路》一书里）说明此点，兹不赘述。中国大多数的人民，其所用的生产方法，还是筋肉的生产方法，并非机械的生产方法，所以种田只能耕数亩或十余亩，织布一年只能得数匹，终岁辛苦的结果，拿来养活自己及一家人，自足已是万幸，剩余乃为例外，不足更是常见。一个农家的生产，既然没有多少剩余，来养活别人，所以别人也得从事于农业，以获得衣食的原料。中国别种实业不发达，至今还是以农立国，便是因此。用机械方法来生产的国家，情形与此便大不同。他们一年工作的结果，拿来养活自己及一家人，不足自为例外，剩余乃是常事。这种剩余，可以用之于教育、娱乐、卫生、社交、旅行等方面，以增加生活的乐趣。这种国家的农民，因为是用机器生产，一家耕种的收获，可以养活好几家人，所以国内大多数的人民，可以在农业以外活动，因而别种实业，遂因之而发展，我们再研究一下这些国家的经济史，知道他们在两百年前，人民的贫困，与中国大多数的人民也相仿佛，现在生活程度的提高，乃是两百年来工业革命的结果。中国如想由贫而富，只有采取富国所经过的途径，那便是工业化。
在目前这种外患严重的时期，我们对于如何使中国由弱而强一问题，一定看得比如何使中国由贫而富一问题更为重要。中国的弱，其症结所在，现在已很显然。我们的爱国心，并不薄弱；兵士的勇敢，不但是国人同声赞美，便是外国的观察者，也加以称许。同时我们又有统一的意志，杰出的领袖，都是敌人方面所缺乏的。在这些有利的条件之下，我们何以不能每战必胜，把敌人一下赶出国境呢？我想大家一定都会回答：我们的武器不如人，乃是目前抗战不能胜利的主要原因。我们与敌人比较，所缺乏的不是勇敢，不是纪律，也不是天时、地利、人和等条件与我们不利。我们所缺乏的，乃是飞机，大炮坦克车，及一切机械化的设备。假如我们在机械化的武器一点，能与敌人相等，或超过敌人，那么中日之战，早可结束，最后的胜利，早已属于我们了。但是我们如再追问一句；我们为什么会缺乏这些机械化的武器呢，答案还是我们没有工业化。因为制造飞机大炮等武器，非有工业的基础不可。世界上生产飞机大炮最多的国家，也就是工业化最深刻的国家。日本的工业化，比我们早走几十年，所以他们对于制造武器的能力也比我们大得多。我们现在缺乏这些武器，便是从前国人没有注意工业化，没有实行工业化的必然结果。
工业化的必要，就是因为只有循着这条途径走去，人民的生活程度才可提高，国防的力量才可增进。中国的人民，如不愿老过穷苦的生活，老受敌人的压迫，非急起直追，设法使中国于最短期内工业化不可。
第二章 工业化两个目标的权衡
在上一章里，我们已经提出工业化的两个目标，便是富与强。富便是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强便是加增国防的力量。在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这两个目标都已达到。像英美等国家，人民的生活及其享受，远非我们所能比拟。他们在国际中的地位，也是站在最高层，没有人敢去欺侮他们。我们工业化的程度，假如有一天赶得上英美，那么他们人民所享受的，我们也能享受；他们的地位，我们也能获得。
但是一个刚要走上工业化的国家，对于上述两个目标，却应当权衡轻重，分别缓急先后，这两个目标，虽然是都要工业化才可达到，但他们所需要的工业，其性质却大有不同。假如我们以为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较加增国防的力量，还更重要，那么我们所提倡的工业，便应当是民生工业。换句话说，我们应当赶快设立一些工厂，制造人民日用所必需的货品，以供给人民的消费。我们要研究人民在衣食住行各方面，现在需要一些什么货物，然后设立工厂来大量制造，其结果是市场上的消费品加增，大多数的人民，便可比以前吃得饱，穿得暖，住得舒适。反是，假如我们以为在目前这种弱肉强食的世界中，国防的需要，高于一切，那么我们要提倡的工业，便是国防工业。我们应当多设炼钢厂、炼铜厂、机器厂、飞机厂、枪炮厂、弹药厂、汽车厂、汽油厂等等可以供给国防军事需要的工厂。这些工厂制造出来的货品，并不能提高人民的生活程度，但是可以加增国防的力量。
现在一般赞成中国急要工业化的人，对于这两种目标，多采兼筹并顾，不分轻重的态度。假如中国的财力与人力，都是充裕的，那么民生工业与国防工业，同时进行，倒是一种很好的政策。可惜事实并非如此。事实是：我们的财力与人力，都是很缺乏的，假如我们在民生工业上，多花一分财力，一分人力，国防工业便要吃一分的亏。所以像中国这种国家，在刚要走上工业化的大路之前，对于这两个大目标，实有权衡轻重，表示鲜明态度的必要。
抗战的经验，应该可以帮助我们决定一种态度。在抗战之前，我们已有的工业，是属于那一类呢？我们在沿海的大都市中所设立的工厂，是为供给人民日用必需品而设立的呢，还是为供给国防军事的需要而设立的呢？我们只要把津沪等处的工厂名单，拿来检阅一下，就可知道这些工业，大部分是民生工业，而非国防工业。过去我们的工业化，倾向于富的目标，而忽略了强的目标。但是结果是怎样呢？我们辛辛苦苦创造出来的事业，在敌人的炮火之下，大部分化为灰尘。由此我们可以得到一种教训，就是一国的财富，如不是建筑在强的基础上，那种财富，是没有保障的。我们以前谈富强，总是把富字摆在强字前面，以后我们应当矫正这种错误，应当先强而后言富。我们应当把国防工业，看得比民生工业更为重要。我们的财力人力，当应大部分放在国防工业上面。 我们如把这个根本态度决定之后，就得准备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吃苦。我们都要立志在国防还没有巩固之前，不预备提高生活程度。提高生活程度是一个很好的目标，但我们在目前还有更急迫的需要，所以不得不把提高生活程度一事，退迟一二十年，再去设法实现。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人民的生活程度，自然要设法维持，使其不要下降，最好还要使现在呻吟于贫穷线以下的人，能略为提高生活的水准。但除此以外，不要另存奢望。只要工业化真的开始了，美满的生活，是终可以实现的，但实现的时期，无妨使他展迟，使他稍缓，以便全国人民的精力，都可集中在国防工业上面。
苏联与德国在过去若干年的努力，便是照着这儿所说的标准进行的。
苏联在许多资本主义国家的中间，树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组织，执政的人，在推翻旧政权之后，便感到有时被外界攻击的危险，所以把内政略为整理，秩序略为恢复之后，便实行五年计划。第一个五年计划成功之后，继着便来第二个第三个五年计划。这些五年计划的内容，最主要的一点，便是完成国防工业的建设。列宁很早就提醒他的信徒，告诉他们苏联的前途，并不系于农产的丰收，那是不够的；也不是系于轻工业的发展来供给农民生活上的需要，那也是不够的。苏联的前途，系于重工业的发展，没有重工业，苏联决无希望成为一个独立国。为使重工业发展起见，苏联应当在别的地方省俭，甚至少开几个学校都可以的。列宁的继承者，秉着这个宗旨进行，所以在过去的几个五年计划中，对于轻工业并不十分重视。在苏联旅行过的人，都可以看得出来，一般民众在衣食住等方面的享受，还在英美诸国之下。但是他的重工业，特别是国防工业，在过去十年之内却有惊人的进展，使他在最短期内，成为世界上数大强国之一。苏联对于国防工业的重视，我们还可以从几种统计中窥其大略。如在1934年，工业出品的总值中，消费品只占42.6％；生产工具的价值，却占57.4％。在同年度内，苏联政府的支出，用在工业及商业上的，占全预算35.1％。其中用于重工业的，占21.5％，用于轻工业的只占2.6％。所以无论从出品总值或投资数量各方面看去，苏联把重工业放在轻工业之上，乃是显而易见的。所以在西比利亚一带居住的人民，可以没有鞋袜可穿，但苏联的飞机，却可从莫斯科绕过北极而达美国旧金山之南。莫斯科的房子可以不够住，但等到阅兵的一天，莫斯科的红场上，坦克车却是成群结队的。
德国自从希特勒上台之后，数年之内，从一个被压迫的国家，进而为一个独立自主、气焰逼人的国家，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善于利用德国已有的工业基础，来发展国防工业。重工业是国防工业之基础，德国近数年内，重工业日在发展的途径中，但轻工业却无丝毫进展。今如以1928年德国的工业生产指数为100，重工业的指数，在1932年，竟跌至35.4。1935年起，德国重整军备，那年重工业的生产指数便升至102.4，1936年10月，更升至123.7。轻工业的生产指数，在1932年，只跌至74.0，但在1935年，他的指数，还是85.6，到1936年10月，只升到102.4。所以拿1936年与1928年比较，德国重工业的生产，已增加约四分之一，而轻工业的生产，可以说是没有什么变动。德国的政府还采取工资不动政策，所以现在的德国人，在生活的享受一方面，并不比十年前好，而且因为物价加增，工资不动的缘故，一般人民的生活程度，比起1928年来，也许还要下降一点。但德国的人民及政府，为加增国防的力量起见，是准备受这种苦痛的。我于1937年6月，路过柏林，那时国社党正举行四年执政成绩的展览。我们从图表中，可以看出德国的国防力量，在希特勒上台四年之内，实有显著的加增。过巴黎时，我又去看正在举行的万国博览会，苏联馆与德国馆遥遥相对，他们的陈列，在各馆中是最有精采的。当时我就有一个很深刻的感想，就是这两个国家，政治的组织，思想的系统，虽然好像是站在两个极端，但是他们对于国防工业的重视，牺牲一切别的东西来发展他，却是不约而同的。
假如苏联与德国的经验，有什么可供我们采择的地方，无疑的便是他们对于发展工业的态度了。工业化诚然可以使我们富，使我们强，但在这种国际竞争的时代，自己没有力量，就要成为别人的鱼肉，我们应当以图强为第一要义。工业化是必要的，但我们应把国防工业放在第一，而置民生工业于其次。
第三章 工业化的资本
工业化是一种很花钱的工作，这一点我们在开始便要认识清楚。为使中国的国防基础巩固，人民的生活程度，能够维持相当的水准，我们的政府及社会，得设法在最近一二十年之内，筹集数十万万元的款项。有一部分应当是外汇，因为工业所需的资本，最重要的是机器，我们现在还不能制造工业化所需要的一切机器，其中的一大部分，最近非在外国购买不可，所以要有充足的外汇。其余的款项，可以国币充数，用以建筑厂屋，购置原料，发付工资及利息等之用。这种分类，并非严格，因为机器有一部分，可用国币购置，而购置原料及付息等事，有时也需要外汇。
这数十万万元的款项，有什么方法筹集呢？具体的办法，自然要金融及财政的专家来用心，但我们在此也可以指出几条可以努力的方向。
先说外汇的筹集。
第一种外汇的来源，应当是国内农产品的输出。这儿所说的农产品，乃是广义的，除却农作物之外，还包括林业、渔业、畜牧业的产品。我们只要检查一下海关的报告，就可发现每年输出的农产品，如桐油、猪鬃、鸡蛋及蛋制品、生丝、茶、牛皮、羊皮、羊毛、肠衣、芝麻、棉花、杂粮等物，其总价约在2万万元左右。在过去的放任政策之下，已经有此成绩，假如以后政府采取一种鼓励的政策，这些农产品的出口数量，一定还可以加增。我们从促进中国工业化的立场来说：目前政府的农业政策，除设法使衣食的原料自给外，便应设法使农产输出品的生产增加。苏联在实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有许多机器，也要从外国输入，这些机器，有一部分便是以输出农产品的方法去换来的。这种经验，我们很可效法。中国现在还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我们拿农业产品去换外汇，以外汇购机器，便是以农业的剩余，来扶助工业的建立。不过这种见解，与社会上一部分人士所提倡的以农业引发工业之说，并不相同。他们的主张，是要发展农业，加增农民的购买力。农民的购买力增加之后，对于工业制造品的需要自然加增，于是工业乃应运而生。照这种农业引发工业的说法，应运而生的工业，一定是民生工业，农民购买力的加增，决不能引发国防工业。我们主张以农产品去换机器，但我们首先要购的机器，乃是建设重工业的机器。这些机器制造出来的货物，可以加增国防的力量，但非人民日常生活所必需。政府提倡农产输出品的生产，农民如奉命而行，其进款自然加增，但因民生工业，在最近期内，不见得有同等的发展，所以一方面是进款加增了，而另一方面，则消费货品，并无同等的加增，其结果一定是货价上涨，生活费指数上升。在这种情形之下，人民自然要准备吃苦，但吃这种苦，总比遭受敌人的蹂躏要好得多。为完成工业的建设起见，我们大家在心理上都要有吃苦的准备。
第二种外汇的来源，便是输出矿砂。中国在工业化的过程中，一定要开发地下的富源。这些地下的富源，如煤、铁、铜、石油等等，在开发出来之后，便要在国内利用，以完成国防工业的建设。不过还有一些矿产，如钨与锑，中国的出产，在世界上居第一位，世界上许多工业化的国家，对于这些矿产，都要中国供给，我们很可以大量的输出，以吸收外汇，或与若干国家，订立契约，拿这些矿砂，易取他们的机器。除此以外，中国的煤锡等矿，如大量开发，一定可以供给国内的需要而有余。这些剩余的煤锡，也可与钨锑一样的输出国外，以换取外汇。
第三种外汇的来源，便是吸收华侨投资。过去若干年来，华侨的汇款，是我们国际收支平衡的主要原素。这些华侨的汇款，我们固然要设法领导，使其流入工业建设的途径上去，但比这个还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应积极设法，使华侨中的富户，把他们在国外积蓄起来的资本，移一部分到中国来办事业。我们的华侨遍天下，总数在一千万人以上，其中大部分虽然没有什么资本，但也有少数的华侨，在他们居留的区域里，是号称首富的。过去因为国内的秩序不安，法律没有确定的保障，所以他们对于投资祖国，视为畏途。以后我们应当设法鼓励他们到祖国来办事业，给他们以特殊的利益，充分的保障。
第四种外汇的来源，便是出售金银及古物。出售金银，我们在过去实行法币政策之后，已经实行。以后我们还要在国内加增金银的来源，以便继续的出售。中国的银矿，大约没有多少希望，但金矿却还不少，以后应当积极开采，以裕外汇。此外藏在民间的金银，其数量一定还不少，在相当的时期内，我们应当发起一种献金运动，吸收这些民间的蕴藏，运往国外，以换取生产的工具。至于古物，我们并不主张全数出售。但有一部分雷同的东西，实在可以送往国外拍卖，我们是一个贫弱的国家，现在不是玩古董的时候。假如我们可以借这些古董的力量，来使中国工业化的速度加增，使中国富强的日子，早日来到，那么我们敢说，即使现在把这些古物拍卖了，他们流落海外的日子，也是暂时的。等到我们富强的时候，还可以把他们收回的。那时我们的国立博物院中，不但本国的古物，应有尽有，便是外国的古物，也可收集许多来陈列的，喜欢抱残守缺的人，大可不必作过分的忧虑了。
第五种外汇的来源，便是欢迎外资。我们研究欧美各国的经济史，便可发现一件很普通的事实，就是大多数的国家，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没有不利用外资的。有一位研究铁路史的人说过，世界各国的铁路，除了英国之外大部分是利用外资建筑的。美国现在可以说是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但在欧战以前，美国还是一个债务国，他欠别国的钱，比他在国外投资的数目还要大些。欧战给他一个机会，从债务国变成债权国。别个工业化已经完成的国家，差不多都有类似的历史。在工业化开始的时期，本国的资本不够，总要利用外资。外资进来以后，他们便利用外国的资本，孳生本国的资本。到了相当的时期，本国的资本，已逐渐蓄积起来，于是把以前借来的外债，一一还清。再过相当的时期，国内的资本更丰裕了，除用在国内的事业上之外，还可以投资到国外，这时便成为债权国了。
所以利用外资，如得其法，是一件有利的事。
中国以前所借的外债，很少是用在建设上面的。借来的外债，在国民政府成立以前，又多不能按期还本付息，因而国家的信用，一落千丈，加以自从民国成立以来，内乱时时发生，社会的秩序不安定，外人更不愿在中国投资。自从国民政府成立以后，对于外债的整理，大有进步，而且经过长期的努力，统一已大体完成，假如没有最近的事变发生，以后利用外资，来使中国工业化，应当不是一件困难的事。就是在现在这种困难的环境中，我们还是可以利用各国对我的同情，吸收一部分外国的资本，来做建国的事业。至于利用外资的方式，政府早已规定合资、特许及借贷三种，只要主持得人，运用得宜，两方都能开诚布公，以友谊的态度合作，那么无论采取哪一种方式，都可以的。
至于国内资金的筹集，我们也愿意指出几条途径。第一便是税则的改良。过去若干年，政府对于关税、盐税、及统税的改良，已收相当的效果。如以1929年的情形与1936年相比：1929年关税的收入是24500万，盐税的收入为8500万，统税的收入为3900万，三种统收，共为36900万。1936年，关税的收入，增至32500万，盐税的收入，为20500万，统税的收入，为13600万，三种税收合计，共为66600万，比起1929年来，计加增税收约30000万。整理旧税，得此成绩，已属可观。以后除对于整理旧税，须继续努力之外，还应创办新税，开辟新的税源。在这些新税之中，最有希望的，应当是所得税与遗产税。遗产税还在研究中，所得税最近已经实行，但税率似乎还有修改的余地。我们主张个人的所得，每年在1万元或2万元以上的，国家应当用很高的税率，把他吸收到国库里面来，以为建设之用。在今日的中国，一个人的收入，如在1万元或2万元以上，便容易过一种奢侈的生活。在国家贫弱的今日，奢侈的生活，是一种不道德的举动，国家应当用高度的所得税率，来矫正他，统制他。这种办法，一方面可以加增公有的财富，一方面使贫富的距离，不致相差太甚，也可消减国内革命的种子。至于公司方面，国家除对他征收累进的所得税外，还应限制红利的百分数。德国与意大利，已经有许多法律，规定若干公司的红利，不得超过六厘。超过的数目，或由国家征收，或由国家规定，用以购买国防公债。这种办法，我们很可参考。至于遗产税的征收，更是变私产为公产的好法子，政府应当设法，使其早日实现，我们更希望国内的富人，要自动的把遗产献给国家。他们应当知道，许多子女的不和及腐化，都是遗产在那儿作祟。做父母的以后对于子女，如只负教养的责任，不传给他们以遗产，而以遗产献给国家，其结果一方面可以使子女养成独立有为的人格，另一方面，还可加增国家的财富，使公有的建设事业，可以加速的进行，公平的社会得以早日实现。
筹集国内资金的第二种办法，便是发行建国公债。现在国内的银行、保险公司、信托公司，各种实业公司，以及私人的帐房里，还有许多剩余的资本。这些剩余的资本，乃是历代的人，所积蓄起来的。在平常的时候，利用这些资本的权利，操在许多私人的手里。他们可以利用这些资本，来做投机生意，或开一个跑狗场，一个跳舞厅。以后政府不可再采用这种放任的政策，而应采取相当的统制。发行建国公债，便是统制这些剩余资本的一个方法。这种建国公债，应当强制的令国内各种金融机关购买，或者由政府规定，各种金融机关，须以其吸收得来或代为保存之现款，以百分之几购买建国公债。推销这种建国公债之结果，等于转移了社会上一部分投资的方向。以前剩余的资本，利用之权，完全操在私人手里的时候，一部分的剩余，一定用在不正当的事业上面，除资本家外，别人并无利益可图，现在由政府以公债的方式吸收过来，便可多开若干工厂，充实国家的力量，使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与名誉，都可多得一层保障。我们不主张政府以公债的方式，把社会上所有的剩余资本都吸收过来，因为工业化的工作，不是政府可以包办的。政府当然要担任一重要部分，也许是最艰难而不易获利的部分，但决不是全部分。另外还有一部分，应当由社会上爱国之士出来担任，与政府通力合作。这些实业家，在整个统制政策之下，得到政府的允许，也可利用社会上剩余的资本来办事业。
筹集国内资金的第三种办法，便是由政府来控制私人投资。现在国内投资的方向，是毫无控制的，谁有钱，谁便可以办事业，而且可以办任何事业。至于这种事业成立以后，对于国利民生，有何影响，政府是不大过问的。假如社会上剩余的资本是很多的，那么滥用也还没有什么大的影响。可惜我们国内剩余的资本是有限的，多开一个跑狗场，也许要少开一个弹药厂。所以我们对于这点很可宝贵的剩余资本，应当很谨慎的利用。这儿我们又可拿德国的经验来作参考。德国在第二个四年计划里，把要举办的事业，分别他的轻重缓急，排成一定的次序。最重要的为军需工业，其次为粮食的供给，第三为工业原料的国内制造，第四为输出品的加增，第五为建筑工人卫生宿舍。凡私人投资，须得国家的核准。政府认为急待举办的事业可以很容易的得到新资本。政府认为不必办的事业，私人不得投资。我们有我们自己的问题，当然不能把德国所排好的事业次序，抄来当我们的次序，但类似的一张表，却是非有不可的。我们在工业各部门之内，应当按其轻重缓急，排一次序，明白公布。凡排列在前面的工业，政府鼓励人民投资；凡排列在后面的工业，政府阻止人民投资。这并不是说排列在后面的工业，中国便不需要，乃是在现在中国缺乏剩余资本的情形之下，我们权衡轻重缓急，认为他们可以迟些年月，再为建立。为适应目前的国情起见，我们自然要把重工业及国防工业放在前面，鼓励人民在这些工业上面投资。鼓励的方法，或保息，或免税，或津贴，都可以行。只有这样的统制，国内剩余的资本，方可用在我们所需要的工业上面。
筹集国内资金的第四种办法，便是大规模的推行节约运动。中国先哲所提倡的道德，其中勤俭两字，最合于目前的需要。勤便是加增生产，俭便是节省消费，储蓄资本。社会里的上层阶级，对于奢侈品及生活上的非必需品，都应当摒弃不用。因为这个时期，还是一个工作的时期，不是享受的时期。社会上还有许多不良的风俗，如无谓的应酬，婚丧的铺张，以及各种各式的迷信，都是消耗资本的，我们应当从节约运动的立场，把这些风俗检讨一下，来做一个大规模的改革。也许有人会疑虑，以为这种节约运动，如大规模的推行，一定有许多人失业。我们承认社会上的应酬减少，许多酒馆菜馆要受影响。破除迷信之后，许多堪舆家，看相算命的，以及尼姑和尚之流，饭碗都要打破，冥纸店，香烛店都要关门。但另一方面，社会上因为这种改良，便可储蓄下来许多资本。资本是由储蓄而来的，我们在节约上的工夫做得愈细密，社会上剩余资本的增加，也愈迅速。这些剩余的资本，便可用以创办许多新的事业，这些新的事业，无疑的可以容纳许多工人。所以从整个社会着想，节约的结果，并不减低生产，并不加增失业，只是改变了生产的性质，更换了职业的分布就是了。
与节约运动有联带关系的，便是推行国货运动。我们试一检阅海关的报告，进口货品录中所列举的货名，多至1800余种。其中有许多是奢侈品及生活上的非必需品。在节约运动之下，根本就不应当进口。现在如由政府制定法律，限制他们的进口，在国际上也许要发生相当的麻烦。但是购买这些货品的人，都是社会上少数的有钱阶级，假如他们能发动爱国心，立志不买这些舶来的奢侈品，那么这些货品因市场上无要求的缘故，自然不会进口的。此外进口的货物中，有好些虽然不是奢侈品，如砖、石灰、蜡烛、猪肉、玉蜀黍、小米、茶叶、酱油之类，但是现有国货可以代替，我们真不解这些货物，何以还会进口。由此更可见推行国货运动，实有提倡之必要。我们这种主张，与前人那种闭关自守的主张，完全是两样的。我们虽然提倡国货，但同时也欢迎国际贸易。不过进口货的性质，我们应当加以检讨。以后进口的货物，不应当是小米茶叶而应当是生产工具。我们每年的外汇数量是有限的，小米茶叶的进口，便可减少生产工具的进口。假如我们在消费方面，多用国货，生产工具，便有加增输入的可能，所以提倡国货，间接的便可加增工业化的速度。
最后一个筹集国内资本的方法，也许是最重要的一个方法，便是加增各种经济事业的生产。我们在上面已经提到加增农产品的生产及开发地下富源的重要。大约在工业化的初期中，我们资本的来源，大部分要靠农矿等实业，但经过相当的时期以后，工业也可逐渐供给我们所需要的资本。譬如我们在国内要建筑第一个机器厂，这些机器，便要购自国外。现在我们只能拿农产品与矿产品去换这些机器，所以第一个机器厂的成立，可以说是利用农矿等业的剩余换来的。但是我们有了制造机器的机器之后，那么第二个机器厂的设立，便不必完全购买外国机器，其中有一部分的生产工具，便可在第一个机器厂中定购，这便是工业供给生产资本的一个好例子。除了农矿工等实业之外，别的实业，如运输业、交通业、商业等等，都可以产生剩余财富，来做各种新建设的资本。不过如想达到这个目标，各种事业，不但在生产的技术方面，要设法改良，就是在管理方面，也要使其科学化与廉洁化。科学化的结果，可以减少一切浪费。廉洁化的结果，可以消减一切营私舞弊的行为，引用私人等恶习，使公共事业的所得，能为社会所公有，而不为少数主持的人所吞没。过去有许多事业，年年亏折，但经过贤明的人整理之后，便可以获利，由此可见管理得法，实为产生剩余资本的一条大道。
我们已经说过工业化是一种很花钱的事业。苏联在1934年，投资于国家经济各部门的钱，共达302万万卢布，其中用在重工业上面的不下103万万卢布。即以黑市场上10卢布等于1国币的汇率来计算，苏联那一年在重工业上的投资，也达10万万元国币的数目。德国完成四年计划所花费的钱，我们无法估计，但以1935年会计年度来说，德国政府在各种税上的收入，达96万万马克，比1932年会计年度，多收30万万马克，1935年度所发行的公债，也达41万万马克。所以只拿这一年新的税收与公债的收入合计，便达71万万马克的巨数。如以一个马克值国币8角计算，也有56万万元。这两个国家的成绩，我们便用尽上面所说种种筹款的方法，恐怕也难达到。不过我们假如努力去做，那么每年筹集5万万元的建设资金，应该不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假如外资这一条路能够打得通，5万万元的总数，是更有把握了。严格的说，像我们这种落后的国家，如想对于列强迎头赶上去，一年5万万元的建设，是无论如何也不够的。但在最初的数年，我们无妨以筹集5万万元资本，为我们每年投资最低的数目。等到各种建设事业，积极进行，资本的蓄积，速度加增之后，我们再把投资的数量加高。这样的继续进行一二十年，成绩一定是很有可观的。
第四章 工业化的人材
一种事业的重要原素有二，一为财力，二即人力。中国工业化的资本，如何筹集，我们已经讨论过了；工业化所需要的人材，如何培植，乃是本章所要讨论的。每种事业所需要的人材，简单的说，大约可分上中下三级。拿一个工厂来说，厂长、总工程司，以及各生产部门的主任，可以目为上级干部。副工程司、技师、以及各主任的助理，各生产部门的高级职员，如设计、绘图、会计等工作人员，可以目为中级干部。至于监工机工、考工员，以及有技能的职工，可以目为下级干部。
这三种干部人材，在目前的中国，并不能完全供给，所以应当急行设法培植。这三种干部人材的性质不同，所需训练的时间及方法，也有差别，所以我们可以分开来讨论。我们在此，只能提出几点重要的意见，至于具体办法的规划，乃是教育专家之责。
关于上级干部的人材，在最近数年来，我们决不能完全自己供给，而有利用客卿的必要。一个农业的国家，职业的分类是很简单的，中国的传统职业分类，是士农工商四种，俗又有三十六行之说。我们还没有看到一张大家承认的三十六行职业表，但无论如何，三十六种专家，决计不能满足工业化的需要。我们如取英美等国的名人录来参考一下，就可发现其中有许多专家，是中国所没有的，但这种专家，却为工业化的国家所必需。这些专家，也不是一年数年便可培植出来的，所以我们不得不利用客卿。我们在过去数十年内，私人及公家，都有利用客卿的经验，根据这些经验，我们应当可以发现利用客卿的几条原则。第一条原则，就是在利用客卿之前，我们对于客卿的国籍，应当有慎重的考虑。过去有某一种国家，在我们没有正式向他们聘请之前，每每自动的要把顾问送上门来，这种国家，素来不怀好意，其派顾问到中国来都是别有用心，乃是举世皆知的事实。所以我们如要聘请客卿，最好向欧洲的小国中去请，或在那些对于中国无政治野心的国家中去请，至少也要在与我们敌人站在相反立场的国家中去请。这种客卿，如聘请过来，一定可以为我们利用，而不会来利用我们。至少在我们危急的时候，他们的政府，也决不会把他们调遣回去，而使我们的事业发生困难。第二条原则，就是我们所请的客卿，一定要头等人材，二三等货色，我们可以不必请教。过去我们便常犯这个毛病，以致请来的客卿，除了月支巨薪之外，毫无贡献可言。聘请专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只有专家才会认识专家。所以我们如想请一个钢铁厂的工程司，决不能把这件事委托一个政客，或一个外交家。他们对于炼钢根本是外行，如何能请得到一个好的炼钢工程师呢？即使我们国内没有认识专家的专家，但鉴别专家资格的能力，是具有常识而能审慎从事的人所可以做得到的。我们看看这个客卿的学历，调查他的经验，访问国外同行对于他的意见，那么这位客卿，是否头等人材，是否可以胜任我们的工作，便不难判断了。可惜许多客卿，是没有经过我们这些考察的手续，便来到中国服务的，难怪滥竽充数的事，是数见不鲜了。第三条原则，就是我们利用一个客卿，除请他指导生产的事业以外，还要帮助我们训练人材。他应当在他的中国同事之中，训练一些人员，以便他在去职回国之后，国内有人可以继续他的工作。这是产生我们自己的专家一个好法子，只有这样做去，我们的上级干部，才可以有独立自主的一天，而不会永远停留在依赖他人的阶段中。
上级干部，除利用客卿之外，还应树立一种合理的留学政策，去培植本国人来担任。过去我们留日、留美、留欧的学生是很多，但政府并无一种留学政策。因为放任的结果，所以产生好几种流弊。第一种流弊，是过去有许多留学生，花了许多金钱，到外国去学国内便可学得到的东西。如有许多人到外国去进中学或大学，毕业回来，程度最好也不过与国内的大学毕业生相等。他们还有不如国内大学毕业生的地方，就是对于国情的隔膜。这样的留学，并无一点好处。第二种流弊，是留学生选读的科目，与国内的需要，毫不发生联系。现在留学回来的人，有许多是失业的。他们所学的东西，国内并无用处，同时国内又有许多事业，找不到适当的人材。这种供求不相应的现象，乃是政府没有留学政策的自然结果。第三种流弊，是我们过去的留学生，大都重理论的研究，而缺乏实际的经验。他们所学习的课程，大部分是要满足学位上的需要。这些课程，只能传授一些理论上的知识。所以我们的留学生，每长于理论，而缺乏办事能力。他们能做院长，却不一定能做厂长；能担任工学院的教授，却不一定能做一个总工程司。
最近政府对于留学生，已经放弃了从前的放任政策，而采取相当的干涉政策。如规定出洋留学的人，须在国内大学毕业，而且还要有几年服务的经验，又如公费留学生所习的科目，都有详细的规定，并不由留学生自己选择，都是比以前进步的地方。以后最好还要进一步的统制，对于服务经验，应当采取严格的定义。如出洋学习制造枪炮的人，一定要在兵工厂中，有过服务的经验；在大学的物理系中，当过助教两年，并不能拿来代替。在中国的兵工厂中，有过服务经验的人，出洋再去学习制造枪炮，自然会带一些问题出去，而得到一些答案归来，而且归来之后，还可以到原机关工作，不发生失业的问题。其次是对于留学科目的选择，不应当由少数人关起门来随意决定，而应当与各方面主持生产事业的人，详细的讨论之后，再下判断。这种留学生，既为满足某种生产事业的需要而派出，那么学成回国之后，一定会为某种生产事业所吸收。最后我们要注意的，就是政府应当设法使留学生在国外，学习与实习，有同样的机会。留学生在实习方面所花的工夫，至少要与在学校学习的工夫相等，或略多于学习的时间。在国外学习，机会是很多的，任何有名的大学，都肯收纳中国的留学生。但实习的机会，如让学生自己去寻觅，不无相当的困难，所以政府在派出每一个留学生之先，应当替他预为布置实习的地点。如想做到这一点，政府与各国的大工厂，各事业机关，应有相当的联络。以上所条举的三点：第一，留学生在出国之前，对于所习的科目，须有实际的服务经验；第二，留学的科目，应适合于国情，能够满足生产事业的需要；第三，留学生在国外，学习应与实习并重——这三点，应是新留学政策的骨干。在这种政策之下所培植出来的留学生，才可以担任各种事业中上级干部的工作。
中级干部人材的培植，须靠国立的各大学。现在的国立大学，假如不经过一番改造，恐怕不能满足新中国的要求。近来的大学毕业生，在将要毕业的一年，有一种普遍的恐慌，就是怕一出学校的大门，就要走入失业的队伍里。造成此种现象的主要原因，一因中国各种生产事业，都不发达；二因过去办教育的人，对于社会上的需要，并没有做过研究的工夫。以后大学的设立，大学中院系的添减，以及各院系中每年招收新生的数目，教育的当局，应与主持经济事业的当局，以及各种同业公会联合会，取得密切的合作。简单的说，我们应先看社会上需要一些什么人材，然后去培植这种人材，来满足社会上的需要。
在这种原则之下，大学中课程修改的必要，是不成问题的。理工科的学生，在过去有一个时期，理论的讲授，多于试验室中的工作。现在已有许多国立大学，看重试验室中的工作，所以现在的毕业生，已不像以前之只能开口，而不能动手。但现在的理工学生，都缺乏实习的机会。学校中所得到的材料，都是从外国课本中来的，所以他们在毕业之后，对于国内各生产部门的实际情形，许多是茫然的。我们主张理工科的学生，在毕业之前，应有一年的实习经验，最好教育当局与经济当局，事前要为这些毕业生做一个通盘的筹画，要使大学生毕业前实习的地点，就是毕业后就业的所在。在计划经济之下，这件事并不十分困难。
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我们需要理工科的毕业生，同时也需要文法科的毕业生。各级政府中的行政人员，各生产事业中许多事务的职员，以及各机关中设计、研究、统计、会计等人员，都要文法科的学生来担任。现在文法科的课程，其需要改良，较之理工科尤为迫切。理工科所教授的材料，我们无妨采用外国课本中所供给的，因为数学、物理、化学、工程等原则，并无中外之分，在外国适用的原理，在中国也可适用。社会科学，便富有地域性。政治、经济、社会等科目，如完全用外国的课本，结果一定使毕业生明于国外的大势，而昧于国内的情形。在外国课本的陶冶之下，毕业生可以熟读了欧美各国的宪法，但不能解释中政会与国民政府的关系；可以高谈李嘉图的地租论，但不知佃户对于地主如何纳租；可以分析美国黑人与白人冲突的根源，但根本不明了中国边疆上少数民族的问题。这种缺点的急待矫正，乃是很显然的。矫正这种缺点的方法，一方面应由学校当局，减少文法科教授上课的钟点，鼓励他们做实地调查及研究的工作。学校中一定要养成一种风气，使文法科的教授及学生，看重实地调查研究的工作，等于理工科的教授及学生，看重试验室的工作。只有在这种风气之下，文法科课堂中所讲授的材料，才可由外国的变为中国的；文法科所用的课本才可由西文的变为中文的，另一方面，文法科的学生，除在校中及假期内，要多做实地调查研究工作，多与中国社会接触之外，在毕业前的一年，与理工科的学生一样，应有一年的实习经验。他们实习的机关，也应当就是毕业后收用他们的机关。
这种办法实行之后，大学教育才是适合国情的，因为他先看清楚社会上的需要，教育出来的人材，便是满足这种需要的。这种教育又是生产的，因为每一个大学毕业生，在学成之后，都有一个工作的地点，贡献他们的能力，促进国内的生产，不像现在一部分的大学毕业生，毕业后便失业，只能过一种寄生的生活。
下级干部的人材，我们应当多设职业学校来培植。现在各地的情形，是中学校多于职业学校，中学生多于职业学校的学生。这种现象，是最不合理的。我们都知道，以前的中学校，其重要的目标，便是训练学生，使他们在毕业后有考入大学的能力。培植这种能力，本来未可厚非，但是过去的教育当局，却忽略了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学毕业生，大部分是不进大学的，只有很小的一部分，才进大学。其中一个原因，便是大部分的人，没有进大学的经济能力。不过即使各级的教育，都是义务的，中学大学，都不收费，都有津贴，我们也不主张人人都进大学，因为人之智愚，天赋便不平等，有许多人根本便无进大学研究的资质，有许多人便是进大学读过四年，也没有多大益处。大学是为社会上最优秀的一部分人而设的，费用可以免除，但选择必须严格。所以中学的目标，如只为训练一小部分青年，使其作进大学的预备，那么他的数目，超过职业学校的数目，便不应该。现在社会上有许多中学生，毕业后不能升学，但又没有一种谋生的技能，这种人的前途，比大学毕业后失业的学生，尤为黑暗，尤为可怜。
为矫正这种不合理的现象起见，我们应当多设职业学校，来代替现在的中学校，社会上只需要一小部分人，去考现在的中学校，由中学毕业后，再进大学。大多数的人，应当在受完义务小学教育之后，便入职业学校。这些职业学校的设立，也要事先计划，最好由各地的教育当局，与各地的同业公会，共同设计，务使各地职业学校中的毕业生，在本地的生产事业中，就有服务的机会。这些职业学校中的课程，也要大加修改，许多花时间很多而对于实际生活上并无用处的课程，都可以不必学习。譬如外国语一门，根本就可除去；国文可以不必去念那些高深的古文，只要学到能写通俗的信，能看普通的杂志报章，就很够了。历史地理等功课，在小学中已经学过的，更不必再花许多功夫去复习。大部分的时间，最好集中于一种技能的学习。每一个职业学校的毕业生，都应当能够动手去做一种工作。毕业的年限，也不要固定为三年或四年。中国以前各种手艺中的学徒，三年便可毕业。现在学校中传授一种技能，已经是科学化，系统化，应当还用不到三年。至少有许多职业，一年或两年便可毕业的。这并非说职业的学习，出了学校便告完成，许多人在就业的期间，还可以继续学习，继续进步的。
以上我们对于三种干部人材的来源与培植方法，已大略的说了一个轮廓，但只注重于技术方面如何培养，将来政府培植各级人材时，除技术外，还应注重人格。中国过去的教育理论，本来是德行与知识并重的，有一派的哲学家，把人格的修养，看得比知识的获得，还更重要。以前所谓人格的修养，便是学如何做人，所谓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便是做人的大道。不过现在的各级学校中，对于这些做人的大道理，都不大讲求，这是应当极力矫正的。但在讲求人格教育之先，有一点不可不先为解决，那就是人格教育的内容。现在的时代变了，新的环境，要求新的伦理。五伦中君臣一伦，现在已失其原有的意义，其余四伦，旧的观念，有许多是不适用的，需要修改。但新伦理中最重要的，便是如何做一个好公民。在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凡参加这种工作的人，除有一定的技能，对于某种工作的担任，能胜任愉快之外，还要有廉洁无私的操守，奉公守法的精神，对于新中国建设的目标，有清楚的认识，对于新中国建设的成功，有坚定的信仰。有这种涵养的各级干部，才是我们所需要的。
第五章 工业化与政府组织
中国工业化的工作，有一点不能仿效英美的，那就是政府在这种工作中所处的地位。英美等国的工业化，可以说是由人民发动，而由人民完成的。政府只在立法及监督上，做了一些工作，但政府本身，除了最近若干年之外，并没有实际参加生产的工作。假如中国也效英美的成规，那么工业化的工作，一定很迂缓，漫无计划，因而不能满足我们对于工业先进国迎头赶上去的要求。不过我们检查一下过去的经验，就可知道有些重要的实业，如运输与交通，在英美等国，多在私人的手中，而我们则大部分由国家经营。我们的政府，对于生产事业的参加，自始即较英美等国为积极。以后我们的政府，对于生产事业参加的范围，比以前还要扩充，直接主办的事业，比以前还要加增，这是从各种趋势可以看得出来的一点。
但是我们也决不能走另一极端，以苏俄为我们的模范。苏俄的生产事业，全部分在政府的手中。这种办法，当然是一种很有趣味的试验，但各种生产事业的推动，都要由政府出力，其效率如何，大可研究。不过我们对于此点，也不必在此处花很多的工夫来讨论，因为中国现在的政府，根本就不预备垄断一切生产事业，而且政府所奉行的主义，也没有垄断一切生产事业的主张。现在政府的主张，是国营经济事业，固应积极经营，民营经济事业，也要尽量奖助。国营与民营事业的分野，现在还无详细的规定。但只拿工业来说，政府过去所注意的，似为国防工业，及重工业中需要巨大资本，高深技术，非民力所能立即举办的。至于民生工业，以及重工业中，民营已有成绩的，以后当然还是由社会上的实业家，出来举办。所以中国工业化的工作，一定是政府与人民合作进行，政府既非束手旁观，也不包办一切。
政府对于工业化的工作，既要负一部分的责任，所以不可不讲求经济行政的组织。只有在严密合理的组织之下，一切工作，才可以有计划，有效率，不重复，不浪费。
自从国民政府成立以来，经济行政的组织，大约可以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包括抗战以前的数年。第二个时期，自抗战发生起，至民国二十六年底为止。第三个时期，自民国二十七年一月起，是最近的一个时期。第一个时期中，经济行政组织的演化，我们无容细述，但在抗战的前夕，主管经济行政的机关，是很复杂的。在行政院中，与经济事业有关的，有实业、财政、交通及铁道四部。直属于国民政府的，还有经济委员会，及建设委员会。直属于军事委员会的，还有资源委员会。这许多机关，分工并不严密，进行的事业，自然难免重复与磨擦。当时也有许多研究行政效率的人，看清楚这种现象的不合理，做了许多调整的方案，但终因人事问题，没有能够顺利的通过。到了第二个时期，便是抗战发生之后，经济行政组织，更为复杂化了。除了上述的机关之外，军事委员会中，还添了第三部与第四部，并成立了农产、工矿、贸易三个调整委员会。这些机关与原有的实业部，工作如何划分，并无明文规定，于是事权更不集中，责任更不分明。好在这种混沌的局面，并不长久，到了第三期，便完全矫正过来了。第三期中，经济行政组织，有重要的调整。交通部与铁道部是合并了。实业部改为经济部。军事委员会的第三部，第四部，及资源委员会，并入经济部。建设委员会完全并入经济部，经济委员会之水利部分，并入经济部，公路部分归交通部，卫生部分归内政部。军事委员会新设的三个调整委员会，农产与工矿两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管辖，贸易调整委员会，则归财政部。
经过这次的调整之后，中央的经济行政组织，可以说是大体已经合理化及统一化。生产事业的各部门，除运输与交通，归交通部管理之外，其余各部门，已集中于经济部。现在除国际贸易与货币银行，归财政部管辖，是否合于理想一点，尚可讨论研究外，其余的是无可訾议了。以后如有新的生产事业，最好责成现有的机关去办理。如以现有的机关、财力与人力，不能应付新的需要，最好去充实他，改进他。不要因贪一时的方便，又添设新的机关，以致事权又不统一，重陷于以前那种重复混沌的局面。用这种观点来批判，政府最近在经济部之外，又设一个农产促进委员会，乃是极不合理的。
现在政府的经济行政组织，虽然不再需基本的改造，但每一个机关的内容，却需要充实，各个机关之间，需要更密切的联络。拿充实机关的内容一点来说，有几件事尤当注意。第一，我们需要一个更充实的设计组织，现在负设计之责的，在各部有参事厅。实际的情形，参事厅中的人员，为数甚少，而且大部分的时间，都用在撰拟或审核法规的上面，设计的工作，无暇顾及。我们以为参事厅中的参事，数量上虽然不必十分增加，但专门委员，却宜加增许多。他们的职务，是在中央规定的政策之下，统筹全局，拟具计划，以供长官的采择。新的事业，应当在参事厅中萌芽，在社会中生长。不过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参事厅中的专门委员，即使学有专长，经验丰富，但无正确的经济资料，以为根据，那么拟出的计划，一定多为纸上空谈、闭门造车，出门未必合轨。因此我们于充实设计的组织之外，还要充实统计的组织。各机关主持统计事业的人，对于生产事业的各部门，须有精密可靠的统计。拿燃料的统计来说，我们对于各地的煤藏，各煤矿现有的生产量及可能的生产量，各地现在对于煤的需要，及如增加某种生产事业之后，增加的需要共有若干，此种材料，须搜集完备，然后对于加增煤斤生产的设计，才可以具体化，而不致流为空谈。不但在物的方面，须有各种统计，即人的方面，如现在各煤矿的厂长、经理，及工程师，其学历经历如何，办矿的成绩如何，亦均须一一搜集。有了这种材料，政府在举办新矿的时候，那些公司可以合作，那些人材可以利用，也都有所参考了。这不过是一个例，其实煤的统计，曾经过好几个机关的努力，成绩还算好的。别种经济状况，别种生产事业的动态，我们所有的材料，便极不充足，其中如农业、工业、商业的统计，尤为残缺不全。没有这些材料做根据，我们便无法估计国内现有的生产能力，无法判定某种计划的重要性。所以我们急要充实各机关的统计组织，多做实地的调查，以加增统计资料的可靠性。过去有许多统计资料，是由上级机关制定表格，交给下级机关去填报。下级机关的职员，根本便没有做调查的工作，只是提起笔来，随意填写。某县长曾告诉我一个故事，说是有一次中央有一个机关，发下一张调查表，其中有一个问题，是该县每年共产西瓜若干个。这张表先交一个科员去填，他在答案中，用亚拉伯字码写了一百万个，便是“1”字之后，还有六个圈。某县长在审查这张表时，觉得一百万个太多了，就提起笔来，把后面的三个圈一笔勾销，于是一百万个西瓜，便变成一千个了。这种统计，毫不可靠，有不如无。以后主持统计事业的人，对于搜集材料的技术，须得严重注意才好。以上是说国内经济资料的搜集。关于国外经济资料的搜集，以后更为重要。我们对于世界各国，特别是几个大国的经济发展如法令的制定，进出口货的性质、数量及价格等，都要细为调查，以供国内从事生产事业的人之参考。
现在这类的材料，我们只靠各地领事馆的无系统及局部的报告，没有多大用处。以后几个大国的大使馆中，应当设商务参事，由经济部会同有关系各部选派。这些商务参事与其属员，应对于所在国的经济状况，作有系统之研究及报告，并随时答复政府之咨询。如此做去，我国的经济发展，才可与世界各国，发生有利的联系。
主持经济行政的各机关，需要更密切的联络，乃是有过行政经验的人所共感的。现在政府中有一个大毛病，便是部自为政，各人干各人的，各部长官除在每星期举行一次之院务会议，及不一定每星期都举行之谈话会外，其余接触的时间，是很少的。即偶有接触，亦多为社交式，而非公事式。至于各部的上级干部，如司长技正，参事秘书之流，更少接触的机会。所以这一部的工作，别一部的人，很少有人知道得清楚。但是工业化的工作是有机体的，需要各部分的合作。譬如开设炼钢厂一事，固然要由经济部负责进行。但炼钢厂的经费，须财政部筹划。炼钢厂的出品，有一部分供给兵工署的需要，一部分供给新路上的钢轨，所以炼钢厂业务的规定，须先与军政部及交通部会商。炼钢厂的运输问题，需要交通部代为解决，所以关于地点的选定，也要征求交通部的意见。至于炼钢厂人材的培植，又为教育部的主管范围，须得教育部的扶助。即以此例而论，牵涉的部，已有五个，类似的例，是很多的。为使各种新的生产事业，得以顺利迅速进行起见，我们提议于行政院之下，设一经济会议，由经济、财政、交通、军政、教育五部长官，为当然会员。工业化的大计，均在这个会议中决定。经济会议，除设秘书厅，主管议事日程外，并应设各种合作委员会，使各机关的上级干部，有共同商议设计的机会。近来教育部与经济部及另外几个部会，组织一个建教合作委员会，便是要沟通各部间的行政计划。以前技术人材的培植，完全由教育部负责，现在别的部会亦可贡献一部分重要的意见。譬如工科大学的课程，应当如何设置，不但教育部的高等教育司可以贡献意见，便是经济部的工业司、军政部的兵工署，也可贡献意见。这种合作委员会，应当设于经济会议之下，数目应当加增，参加的人，应当推广。这样的经济行政，才是合作的，而不是几个人的独脚戏。
有了好的组织，还要有好人来主持，然后经济事业，才有成功的可能。所谓好人，一要有能力，有识见，能从大处着眼，小处下手，能独当一面，而又能与人合作。二要廉洁，除薪水及预算上规定之特别办公费外，不妄取公家一文，不受属员送礼，不受私人赂遗。在目前这种做官发财的传统观念尚风行一时之际，我们所提出好人的两种资格，第二种尤为重要。我们固然不要用糊涂的善士，但聪明的贪污，尤要不得。前者不能成事，后者一定败事。以后政府所举办的经济事业，是否能够成功，是否可以博得民众的信任，最要紧的一点，就系于主持经济行政的人，是否廉洁。我们要时刻的注意，严密的监察，要看政府中各经济行政机关的长官，其操守是否无可訾议。社会上对于一个大员操守的批评，大体是公平的。一个人如果贪污，决瞒不住他的亲信，他的属员，他的朋友，因而终久也绝瞒不过社会。我们对于一个官吏在从政之前，其生活程度如何，是访问得出来的。从政之后，其每月的合法收入，也是可以一查便知的。假如他在走入仕途之后，生活程度，有突然的进展，私人的享受，与妻女的装饰，有意外的奢侈，那么局外人即使不去查他的存款，也会对于他的人格，发生怀疑。这种人在政府中，便是害群之马，不管他的能力如何，非请他下台不可。我们对于工业化所需要的各级干部，还要注意其人格与德行，对于领导这种工作的政府官吏，自然更要提高人格与德行的标准了。
第六章 工业化与同业组织
工业化的工作，既要政府与社会共同合作，而非由政府包办一切，所以不但政府要有严密的经济行政组织，就是社会本身的经济组织，也要健全。但是中国素来是一个无组织的国家，各方面都是如此，经济生活也不是例外。在无组织的情形之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种弊端。第一是生产的无计划。有计划生产的先决条件，就是每种生产事业，要有精确的统计，表示供求的实际情况，然后生产的结果，才可以做到供求平衡，而无供过于求及求过于供的状态。现在的生产事业，是无组织的，每种货物在国内的供给，数量若干，需要的数量，又为若干，可以说是没有人知道，因为生产者都是各自为政，各寻出路，彼此既不交换情报，也无一个总机关来搜集情报。其实同业间假如自己没有组织，政府即设一总机关来搜集情报，结果一定是挂一漏万，残缺不全。在这种瞎碰的生产状况之下，求过于供，或供过于求，都是常见的事。求过于供，物价必然上涨，消费者受很大的损失。供过于求，物价必然下降，生产者便要受很大的损失。假如生产者有同业公会的组织，无计划生产的现象，便可矫正。我们可以引一个例子，来说明此点。二十五年春季我们的火柴工业，陷在一种最困难的境地。据研究过这个问题的人说：“火柴工业因其生产能力，远在全国需销总量以上，故时时有生产过剩之厄。经营其事者，虽明知跌价竞销，不足以度危厄，顾为周转所关，只得饮鸩止渴。”因而在二十五年春季，货价惨跌，全体亏累，崩溃在即。这种无计划生产所发生的结果，只有用有计划的生产一方法来矫正他。于是火柴工业的领袖，便组织一全国火柴产销联营社，其目的在组织全国的同业，限制生产，使与需要相平衡。火柴工业破产的危机，因有此同业组织，才得到挽回。同业组织，既可以矫正供过于求的现象，当然也可矫正求过于供的现象。譬如工业化所需要的机器，现在是求过于供。假如机器工业，有同业公会的组织，政府便可责成此业的领袖，设法加增生产。万一机器工业同业公会的人力财力，都不能达到这种目标，那么政府便可从旁协助，或直接加入经营，一定可挽救这种局面。所以从无计划的生产，到有计划的生产，一定要各种生产事业，都有组织，都有同业公会的组织。生产事业无组织的第二种弊端，便是无法实施统制。近来讲统制经济的人很多，他们所提出的办法，是想矫正放任经济所产生的弊病。经济现象，需要统制的地方很多，我们可以提出五点最重要的来说。第一是生产数量的统制。社会上所生产的东西，不问是原料，是生产工具，抑为消费货品，都有一个最合理想的数量。统制的目标，就是想使生产的数量，合乎这个理想。第二是市场分配的统制。凡是一种货物，都要经过市场，才能达到消费者的手里。假定一个社会里的生产，恰能满足全社会的需要，但如市场的分配未合理，也许某种货物，因各种原因，都集中于甲市场，甲地的人，方感此种货物之过剩，而乙地的人，又感此种货物之不足，因此生产者与消费者，交受其害。譬如前数年中国的煤业发生困难，主管的人研究这件事的原因，结论是市场分配的不合理，为产生困难的主要原素。如粤省江北所产之白煤，推销及于京沪；湖北白煤，又复南销汕头；河北烟煤，纡道销于汉口；而平绥烟煤，又复远道销于沪市。各矿不相为谋，以致支出许多运费与推销费。合理的办法，应当是每一个区域所需的煤，要由最近或最便利的煤矿供给，如此则各地的供给，可以稳定，而各煤矿间，也可不致互相倾轧，两败俱伤。后来前实业部召集煤业会议，决定就产煤地点、运输情形、分划销售区域，便是想实行市场分配的统制，来矫正不合理竞争所产生的弊病。第三是货价高低的统制，目的是要使物价不发生剧烈的变化，生产者与消费者都可计划将来。假如批发的物价时常上升或下降，那么从事生产事业的人，就不能预估成本，因而就不能与商家订立远期的契约，同样的，如零售物价时时发生变动，那么一切家庭预算都无所根据，各个家庭对于生活，只能作目前的打算，而不能顾及久远。所以货价如无统制，经济生活，无论是生产的，或消费的，都将趋于混乱。第四是货品标准的统制，目的在提高商业的信用，使交易的手续趋于简单，节省许多运输上的糜费。譬如汉口商人，在上海买进大量的河南小麦。如小麦已标准化，则看样便可做成交易，交易成功之后，上海卖主便可电知河南某仓库，令其将某号小麦直接运至汉口交与某买主。如小麦尚未标准化，则看样之后，将继之以对样，上海卖主势必将河南小麦一起运往上海，以待买主之审查，审查之后，又将此小麦由上海运往汉口。两种交易方法的比较，一简单而一繁琐，一经济而一浪费，不言而喻。五为劳资关系的统制，目的在使两阶级为国家的利益而合作，减少一切冲突与磨擦，使两阶级发生友谊与同情的关系，消灭彼此仇视的态度。实施这五种统制的主体，或为同业本身，或为政府，但均以同业有组织为先决条件。今以上面所说的货品标准的统制而论，如粮食业无同业组织，那么即使少数贤明的商人，鉴于标准化的重要，也无法使大家就范。甲商可将小麦分为三级，乙商可以分为二级，丙商可以一概不分，混合出售。即使甲的办法，最为合理，但乙丙可以各行其是，不受影响。假如没有同业公会，甲对于乙丙，是没有办法的。同时如无同业公会，政府也无法使小麦标准化。因为以中国之大，经营粮食业者之多，政府并不能家喻户晓。如只公布一种改良办法，结果一定是甲照行了，而乙丙未必照行；或甲地照行了，而乙丙二地未必照行。政府虽有良法好意，但因同业无组织，而终于办不通，成为纸上空谈。政治上的统制，与经济上的统制，都需要人民有组织。以前政治无组织，民众是一盘散沙，政府的一切法令，都推行不动。后来政府决定实施保甲的组织，人民与政府，才有联系的机构，许多政治上的统制，如征工、强迫教育等办法，才可以逐渐推行。经济方面，假如同业公会有普遍的组织，那么政府如欲施行上面所说的五种统制，便可以找到着力的所在，命令有个对象，说话有了听众，推动者找得到被动的。否则英雄无用武之地，无论什么好的统制办法，也不能产生一点成绩。生产事业无组织的第三种弊端，便是同行者无联络，不合作。许多事务，合办省钱，独办花费，如工厂之购进原料，即为一例，但无同业组织，便不能实行。又如对政府作一种要求，一家上呈文不易发生力量，联合同业一齐进言便易引起政府的注意。此外合作可以成功，而独办一定失败的事不胜枚举。今以农民为例。中国的农民，在各种职业中占最多数，假如一个一个的分开来看，是最没有力量的。可是他们如组织起来便可产生力量，举办许多事务。《农会法》第四条，规定农会可以担任的事有十二项：一为关于土地水利之改良，二为关于种子肥料及农具之改良，三为关于森林之培植及保护，四为关于水旱虫灾之预防及救济，五为关于农业教育及农村教育之推进，六为关于公共图书室阅报室之设置，七为关于公共娱乐之举办，八为关于生产消费信用仓库等合作事业之提倡，九为关于治疗所、托儿所及养老济贫事业之举办，十为关于粮食之储积及调剂，十一为关于荒地之开垦，十二为其他关于农业之发达改良。以上这十二项事务，有的是增加生产，有的是流通金融，还有的是推进教育，提倡卫生，举办福利事业，如要农夫单独的去办，永无成功的一日，但如组织同业公会，那么这些工作都可以担任。由此可见生产事业的无组织，对于生产者本身的损失如何了。
政府早已看到这种弊端，制定了许多法规来矫正他，其中最重要的，是十九年十二月三十日公布的三十六条《农会法》，及二十七年一月十三日公布的《商业同业公会法》五十九条，《工业同业公会法》六十条，《输出业同业公会法》六十二条，及《修正商会法》四十四条。中国的各种生产事业，都可根据这些法规组织。惟农会的组织原则，有几点与其余的同业公会不同。第一，农会共分四级，即乡农会、区农会、县市农会、省农会。其余的同业公会，只分二级，即同业公会及其联合会。级数的多寡，与生产事业本身的性质有关，农民的分散较广，所以分级较多，自有他的必要。第二，农会之组织是自由的，如《农会法》第十三条所规定，乡农会、市区农会之设立，应有该区域内会员资格者五十人以上之发起及全体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上级农会之设立，应有直接下级农会过半数之同意。由此以观，假如某区域内，没有农会发起人，或有人发起，而得不到三分之一以上之同意，那么这个区域的农会，就无法成立。农会的组织，因而就缺乏普遍性。商业、工业及输出业的组织便不然。凡重要商业、工业及输出业，都应依法组织同业公会。此项重要商业、工业及输出业之种类，由政府的主管机关指定。前实业部在讨论这些同业公会法的草案时，曾列举重要商业77种，重要工业41种，重要输出业17种。商业与工业的定义，均从广义，所以金融业及运输业，包括于商业之内，矿业包括于工业之内，将来实行组织时，政府所指定必须组织同业公会的重要商业、工业及输出业，其数目也许与原拟的不相符合，但重要的一点就是在政府指定之后，重要的实业，便要组织同业公会，含有强制性，从事于此种生产事业的，并无自由选择的余地。我们赞成这种强制的办法，并希望把这种强制的原则，也施行于农业同业公会。就是在商业、工业及输出业中，在最近的数年，政府自然要集中精力，把认为重要的，先行加以组织，将来应当把这种强制的办法，推行于起初未经指定之各业。必如此，然后全国的各种生产事业，才都有组织。
同业公会中所规定之组织是纵的；横的组织便是商会。商会之设立，据《修正商会法》第六条之规定，须由该区域内工业、商业、或输出业合计三个以上之同业公会发起之。无同业公会或同业公会不满三个时，得联合无同业公会之公司行号，共同发起，每满十家，视同一公会。将来农会如强制的设立，我们希望在商会中，也有农会的代表。商会可有三级，据同法三十六条之规定，为图谋增进工商业公共之福利起见，同一省区内之商会，得联合组织全省商会联合会。各省商会联合会及隶属行政院之市商会，得联合组织中华民国商会联合会。
各种同业公会，在经济部中，虽然都有主管司管理，但以农会而言，在二十四年底，乡农会备案的只有10837，区农会1222，市农会4，县农会304，省农会3。别种同业公会，因新法颁布不久，还待改组或重新组织。为使这种组织的工作，迅速进行起见，我们以为在经济部中，应设一促进同业组织委员会，除各主管司派员参加之外，还要有专任的委员若干人，与各方面联络接洽，促进同业公会的组织。我们希望在最短的时期内，中国的各种生产事业，都是有组织的。
同业公会的任务，除农会的在上面已经提过外，其余各公会的，大致相同。今以工业同业公会为例。工业同业公会的任务，共有三项：（一）关于会员之设备、制品，及原料材料之检查取缔，并事业经营上必要之统制；（二）关于会员制品之共同加工或发售，原料材料之共同购入或处理，仓库运输之设备，及其他与会员事业有关之共同设施；（三）关于会员业务之指导、研究、调查及统计。由此可见有了同业公会，一可实施统制，二可使同业合作，三可使生产事业有统计，如欲计划生产，便有根据。关于业务统计一点，《农会法》第五条，也有农会应答复政府或自治机关之咨询，并受其委托之规定，所以有了农会，正确的农业统计，也有产生的可能与机构。至于实施统制，在各种同业公会法中，虽然注重同业的自动，但政府于必要时，也可相机推动。如《工业同业公会法》中，规定统制任务，非经全体会员代表表决权三分之二以上之同意，呈请实业部核准后，不得实施，但实业部得因必要，令其实施统制。
这些同业公会组织成功之后，不但政府与各同业，可有合作的机构，就是各同业的本身，也有合作的机构。在有组织的状况之下，中国才可谈三年建设计划，或五年建设计划。同业公会的组织，既如此重要，我们一方面固然希望政府要积极去推动，另一方面，更希望各业的贤明领袖，自动的努力，去完成此种组织的工作，以便更有效率的，参加中国工业化的大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