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工业化，近来还在萌芽时期，以后的数十年，一定还会发扬光大。但在工业化的过程中，有许多困难的问题，是需要解决的。作者最近得到一个机会，在常州、无锡、上海等处参观了三十几个工厂，并与从事工业有年的人，对于中国工业化几个重要的问题，作了若干次的讨论。这篇文章，就是要报告这次考察与讨论的结果。
一 资本
一个国家的工业化，需要许多的条件，其中最重要的一个，便是资本。中国是一个缺少资本的国家，但发展工业，没有资本，是不行的。我们可以从哪些地方，取得我们所必需的资本呢？这个问题，大约凡是注意中国工业化的人，都会考虑到的。回答这个问题的一个方法，便是去研究欧美以及日本等国的经济发展史，看看这些国家的资本，是如何形成的，然后考虑这些国家的经验，有无可以供我们参考的地方。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但在这篇文章中，不拟运用。这儿，我只愿意提出一般工业界的先进对于这问题的意见。他们以为发展中国工业的资本，可以有四个重要的来源。第一便是由现有的工业，来供给发展工业的资本。这不是一个理想，在我所参观的工厂中，有好些在设立的时候，资本不过数万或数十万，而现在的资本，居然到了数百万的。这个数目的增加，一部分是由于招添新股，但一大部分的新资本，还是由工业本身孳生出来的。他们在每年结算营业账的时候，有的多提公积金，有的保留红利不发，到了相当的时期，便把工厂的资本额扩充，如常州大成纱厂，在民国十九年时，资本只有50万元，民国二十四年，便增至200万；又如无锡丽新纺织印染公司，在民国九年，只有资本30万，现已增至270万，都是用上述的方法膨胀的。别的例子，类此的甚多，不必枚举。所以我们希望一切从事工业的人，都要认识并且担负这个创造新资本的责任，不要把每年的盈余，都当作红利分走，应当积少成多，使工业资本，每年都有加增。工业资本的第二个来源，便是由政府取缔投机事业，引导社会上的游资，走上生产事业的途径。中国人口众多，一方面虽然贫民触目皆是，但另一方面，拥有巨资的也不在少数。他们的资本，在过去多投资于买卖公债、地产、标金等投机事业，自从政府采取新货币政策，并整理公债之后，这一方面的投机事业，已无游资用武之地。地产买卖，自从数年前地价惨落之后，投资者已有戒心。所以在这个时候，由政府用奖励的方法，如保息，或减税等，来鼓励正当投资，一定有好多资本，可以作发展工业之用。工业资本的第三个来源，便是鼓励华侨投资。华侨每年由海外汇回中国的款，近来每年常在2万万以上。这2万万的资本，其用途如何，惜尚无人加以研究，我想此中一定有一部分，可以引导其注入工业中的。除却这2万万零星的汇款以外，我们知道华侨中有许多巨富，颇欲投资于祖国，这种热心，政府应特别加以奖励。如在上海开设中国酒精厂的黄氏，在爪哇素称巨富，其财产达3万万之巨，酒精厂的资本150万，在黄氏创办的事业中，还算是小规模的，以后中国各种工业的发展，借助于黄氏的机会，应当还多，所以对于黄氏在中国初办的事业，应当特别加以爱护。又如在上海开设永安纱厂的郭氏，是澳洲的华侨，他们在中国纺织业中投资之巨，除无锡荣氏的申新纱厂外，无与伦比。像这一类的华侨事业，如政府特别加以爱护，一定可以吸收更大的华侨投资。工业资本的第四个来源，便是利用外资。过去私人利用外资而成功的事业是很多的，如商务印书馆在初办时，曾与日本金港堂合作，其初两方各出10万元，嗣后华股陆续增加，到民国三年，便将日本股份全数购回。又如五洲固本皂药厂，本为德人盘门氏所创办，到了民国三年，由上海巨商张云江收回，又让与项松茂，经营20余年，便成为今日国人自办最大的肥皂厂。又如中国亚浦耳电器厂，原为德人亚浦耳所创办，民国十四年，亚浦耳回国，便将全部机器生财，盘与国人，现在居然也可以与荷商飞利浦、德商亚司令、美商奇异、匈商太司令等合组的中和灯泡公司竞争，而得到相当的胜利。又如在纺织业中首屈一指的荣宗敬氏，其所辖的九个纱厂，第二厂原来是日人开设的恒昌纱厂，第七厂原为英商安利洋行设立的东方纱厂，但先后均由荣氏接收下来。又如康元制罐厂现在的厂址，原为日人所办的工商制罐公司，民国十二年，康元制罐厂接盘工商制罐公司，遂将老厂迁入，合并办理。又如阜丰面粉公司，其设备的新颖，在国内可称第一，据经理孙氏言，公司中有一部分机器，值洋150万元，即系由英国借贷而来，利息七厘，五年还清。由以上所举的几个例，可见利用外资，不问他是合伙，或是借贷，或由外人单独经营，如国人肯自己努力，结果都可以获得很大的利益。不过在上面所举的利用外资三种方式之中，其由外人单独经营一方式，便是让外人在华设厂，是利弊互见的，我们应当设法去其弊而收其利。近来讨论这个问题的人，每注重于弊的一方面，如外人在华经营事业，每不肯受中国公司法及其他法律的限制，又某种国家，每因经济问题而牵涉到政治问题，所以我们听到某国的投资，总怀疑他后面有不良的动机。但是利用外资的弊，是可以用外交的方法铲除的，同时如我们的国家力量增强，所有的弊端，都不难一扫而空。至于利的方面，外人在中国投资，除加速中国的工业化外，还可使中国金融市场的利率降低；农民的产品，添一顾主；失业的工人，多一谋生的机会；空虚的国库，多一税源。例如日本在青岛所设纱厂，据民国二十二年海关报告，该年由火车装运之货，如棉花、煤斤及其制品，所付运费共计500万元；所缴棉花税捐，亦不下280万元；采购华棉90万担，价银3000万元；采购鲁省煤斤，50万元；华工工资，360万元。虽然日商直接由纱厂中，得到许多的利润，但间接对于中国的利益，是不必否认的。中国人在利用外资的条件下，应设法积蓄财富，以便遇有机会，即可使外资变为华资，使现在外人开设的工厂，将来可以变为国人自己经营的工厂。这种结果，并非不可能，上面所举的例，已可证明。我们再看美国，在1913年，虽然在国外的投资，达20万万元，但外人在美国的投资，也有50万万元。美国是一个新兴的国家，所以在欧战前，利用外资的数量，超过本国资本的输出。但在欧战中，美人一方面把外人手中的美国股票买回，一方面把历年积蓄的资本，投资外国，到了1930年，除去美国政府借与欧洲各国的债款不计外，美人在外国的投资，竟达152万万元之巨数，与英国在欧战前的国外投资总数相仿佛，但英国人花了一世纪的工夫所做到的成绩，美国人在15年之内，便完成之。由此可见一个没有资本的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中，利用外国的资本，是无妨的。只要利用的人肯自己努力，肯藉国外的资本，孳生本国的资本，那么在某一时期，虽然欠外国人的债，而经过若干年后，也可一跃而为债主国。美国是一个好榜样，而我国实业界的前途，如上面的例所表示的，也可以使我们发生一种信心，就是中国人如自己肯努力，是可以取利用外资之利的。但如中国人自己不努力，那么中国的殖民地化，也可因利用外资而加增其速度。为祸为福，关键还在中国人的本身。
二 技术
工业中的技术问题，可以分作技术设备与技术人才两点讨论。
技术上的设备，中国现在是落伍的，无可讳言。落伍的现象，从两方面可以看出。第一，各工厂中所用的机器，大部分都购自外国，本国人自造的，还不多见。第二，就拿这些外国机器来说，也是陈旧的多，而新颖的少。这种落伍的设备，中国工业界中，亟应设法改良。无锡庆丰纺织有限公司，是设备最好的工厂，它的经理唐星海先生曾说过：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企业之成功，全在产量多，产品良，产费廉之三大要端，故凡可以增进产量，改良产品，减低产费应有之设备，决不能稍事吝惜，因小失大。科学进步，年有改观，机器改良，日新月异。今年称为新颖者，明年即属陈旧。所谓实业者，实为进趋之事业，非可一成不变，墨守旧章，而能与人角逐者，故凡有可以增进产量，改善产品，减低产费之新颖设备，亦应随时改进，力避落伍。
唐先生的理论，诚然是正确的，但实践这种理论，却有相当的困难，即以庆丰而论，他的纺织机器，都是在1932年以前的。1932以后的纺织机器，我除在永安第一纱厂看到数架外，别处并未见到。反是，1920年的机器，我在很多的纱厂中还见过面。这种现象所以存在的原因，第一由于中国的资本缺乏，第二由于中国的重工业不发达，第三由于中国人口的众多。前两种原因是很明显的，第三种原因，我愿举两个例来解释。我于参观华成烟草公司时，顾少卿厂长曾指出两架包烟机来使我注意，一部是购自外国的，价洋5000元，一部是本国人仿造的，价洋1000元。我问他：既然本国人可以制造这种价廉的机器，为什么不多造几架。他说：这种包烟机，一部可以代替100个女工，本公司不愿见许多旧的工人失业，所以不拟多造。又于参观美亚织绸厂时，曾与蔡声白先生论中日织绸厂中设备不同之点。蔡先生谓日本织绸厂中，一女工可管三四机，有管到八机的。中国织绸厂中，十年以前，两人管一机，近来则一人管一机。如厂方将设备改良，使一人兼管两机，工人每不肯合作，仍要求一人只管一机，原因系彼等抱有饭大家吃主义，如一人管两机，必有若干人失业，有此顾忌，所以工人都愿意停留于一人管一机的阶段。以前我常说中国人口数量的庞大，阻碍了生产力的自由发展，于此又得一证。
我们一方面虽然承认中国工厂中，技术设备的落伍，但另一方面，也要承认中国近年来在技术上的进步。我们有一时期，所有的机器，都要向外国人买，近年来有好些机器，中国人已能自己仿造了，而且仿造的结果，还可做到价廉物美的地步。上面所举的华成包烟机，便是一个好例。此外如华生电扇厂，有一螺丝钉制造机，如向外国购买，需洋4000元，本国人自造的，只需1000元。康元制罐厂的玩具部，有一制造发条的机器，是不轻易让人参观的。据项康原先生说，这个机器制造出来的发条，货色与舶来品并无差别，但只售2角1磅，外国货要4元1磅。像这一类的例子，很可使人兴奋。由此可见中国人对于机器，不但有模仿的能力，而且还有改进的能力，只要假以时日，那么追上欧美，也不是十分困难的事。
关于技术人才在中国的缺乏，也是大家所承认的，不过我们如用历史的眼光，来看这个问题，就可看出中国近年来的进步。大成纱厂的经理刘国钧先生，在他与我的通信中，有一段可以表示20年前技术人才缺乏的情形，他说：
民国三年，即来武进城内，与友人合组大纶机器织布厂，创全国未有之单纯单纱织布厂之新记录。国钧虽自己只在私塾读书一年，未曾进过学堂，办此机械织布新工业，学识不足。但想外人非生而知之者，制造机器，无中生有者很多，吾人买得此等进口现成布机，只须认真苛求，无有不能织布者，自信只要功夫深，铁亦磨成针。以此自励，并未聘请工程技师，全凭苦干。于民国四年二月开工排机，至六月尚无成效。常有夜半思得一事，披衣而起，或乘半夜车往申求教。又费时四五月，毫无眉目（因彼时有织布机械知识者甚少，且购此旧机，无人负责装置），请来机匠，连换三次，终未见效。在万分困苦中，国钧易服工衣，私进上海怡和织部，练习二天，并得一机匠，返常研究，始克略具头绪。日在车间研究，忘食午膳者有之，烫伤轧坏我皮肉有之，此为国钧在发展工业过程中最初之困难。
这种困难，现在办纱厂的人，是不会感到的。下面我们再引一段一个过来人所述的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事迹。这位过来人说：
技术艰深，那是最初动手就在觉悟中的，不过也没有想到艰深到如此地步。那时苏尔维法的秘密，在世界上还是金瓯无缺，统制在一个组织之下。各国纵然也有几家少数独立碱厂，那是自己暗中摸索出来的，从来没有真正在碱厂做过工的熟练技师放出来代人家设计，各国也没有现成的机器发卖。不像近年，日本厂家，能出高价，就有阿快斯君代他设计，并且保管他出货的品质和产量。难易之分，相隔天渊。我们那时候花几万元金钱，费几个月功夫，造成一座机器，开动不到一个月，就而全部毁坏，变成废铁的。从新再造吧，未见得新的一定比旧的有把握。徘徊审慎，这个烦恼，真没有言语可以形容。至于开一天工，停下修理十天半个月的玩意，更是家常便饭，有时教人吐不出气来。昏天黑地的干，一共七八年，工程上这样幸而敷衍下来了。
办理永利的人所遇到的烦恼，办理开成、天原、天利的人是不会遇到的，可见中国的技术人才，是逐渐加多了。另外还有一件事，可以证明中国技术人才的加增的，就是中国各工厂中，外国的工程师，已经少见了。有一个时期，中国工厂中离不了外国工程师，正如以前的国立大学，离不开外国教习一样。现在，像我所参观过的三十几个工厂中，只有两家还用外国的技术人才，其余的工厂，技术方面，都由中国人主持。上海水泥公司的经理华润泉先生，说过一句有趣的话。他说，工厂中有一个外国技术人员，便如多添了一处租界，使管理的人，发生许多麻烦，因为厂中所定的一切规则，外国人都可以不遵守，这种租界，自然是取消愈早愈好。工厂中外籍技术人员，除不易管理外，薪水过高，也是使中国人不愿请教的一个原因。以后中国的技术人员，越来越多，外籍的技术人员，在中国工厂中，恐难有立足之地了。
技术人员的加增，自然要归功于政府的留学政策，及大学政策，不过现在中国的技术人员，从量的方面看去，还是不够用的，而且中国的技术人员，并不是在每一方面都是有代表的，特别在重工业方面，现在恐怕还要借重客卿。救济的方法，治标自然是继续过去的留学政策，治本还在充实本国的大学及研究院。
以上所讨论的，特别注重于上级的技术人才。但中国不但缺乏上级的技术人才，就是中级的技术人才，也是随处都感不足。这种人才，本来应当由职业学校供给，但中国过去对于职业教育，太不注意了，以致现在一切的工厂，对于此种人才，只好自己训练。许多工厂中，都招收练习生，许多是高中毕业的，也有在高小毕业的，在厂中受过相当时期的训练以后，才可在厂中担任工作。这种办法，在最近的将来，各工厂一定还会继续下去的，因为社会上训练这种中级技术人才的机关，现在还不够用。
三 管理
过去许多工厂的失败，都是由于管理不得其法。管理问题，非常复杂，现在分作四方面讨论。
第一，我们先论厂屋与机器的管理。过去有许多办理工厂的人，把招股所得的资本，大部分拿来建厂屋，买机器，只留一小部分的钱来做流动资本，于是在开工出货的时候，时感周转不灵，不得已，只好将厂屋及机器作押，向银行借贷。年底计算，如有盈余，先还银行欠款，次分官利红利，对于公积及折旧等事，不知亦不能顾及，如此10年或20年之后，厂屋及机器都陈旧了，生产力量减低，而生产费用却加高，与同行的竞争，当然失败，金融机关或政府方面，如不加以救济，这种工厂，只有宣告破产。我们如研究中国的工业失败史，一定可以发现许多厂家，都是循着上面所述的途径，走到破产的归宿。根据在工业界有多年经验的人的观察，中国各工厂，流动资本与固定资本（指厂屋及机器等）的分配，当为一与三之比如使其比例为三比一，即使流动资本三倍于固定资本，则办理工厂的风险，就要减少许多。因为流动资本的数量加多，则向银行借款的机会便减少，因而利息的担负也就减轻，所以在股本招足的时候，以几成建厂屋，购机器，以几成作平常事业上的活动，乃是管理工厂的人，第一个要细心考虑的问题。在资本缺乏的中国，欲使一般开办工厂的人，把流动资本的百分数提高，乃是一件不很容易的事，不过无论如何，我们应当以此为标准。除此以外，办理工厂的人，在资产负债表内，决不可忘记把公积与折旧列入，而且最好在分配盈余之前，便把这两项用度提出，因为不如此，即使厂方有一个时期可分盈余，而终以厂屋与机器陈旧，无钱抵补，也会破产的。据唐星海先生说，日本纱厂之所以能保持胜利，设备永不落伍，便是因为注重公积与折旧之故。唐先生特别拿出一本上海纺织株式会社的某一期营业报告书给我看，该社的资本600万两，公积金已有358万两，已超过资本额的一半。在那一期的营业报告书内，有一利益分配表，极可注意。在盈余的125万两中，不到三分之一，便是39万两，是以官利红利的名义，分与股东的，其余的部分，有25万是折旧准备金，45万归入下期计算，其余的便分入几种公积准备金。我们只要看一下这种报告，就知道这个纺织株式会社的基础是很稳固的，一般商业上的风险，决打不倒这个蒂固根深的组织。中国现在也有好些工厂，注意到这个根本的问题，阜丰公司，便是一个好例。在二十四年度的账略中，阜丰表现出他的资本，虽只100万元，而公积已有八九十万元，折旧也有78万元。阜丰的设备，能够日新月异，当然要归功于这种管理的方针。
第二，论人的管理。工厂中的人事管办，可以分作职员与工人两方面讨论。职员的任用，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有一个在上海办理工业多年的人，前几年事业失败了，我曾请教他的同行，打听这位先生失败的原因。据许多人说，这位先生在用人方面，没有采取人才主义，总是先用亲戚本家，其次用同乡，其次再用别地的人，这种用人方针，是他失败的主要原因。我想在中国的旧伦理观念之下，用人不脱这种窠臼的，实在不多。为避免当事者的麻烦起见，对于职员的进用，莫如实行考试制度。商务印书馆，便是实行这种制度的。该馆所定的规则，凡是进来的人，除了有特别技能，或者很高的程度之外，其他的都要经过考试。年轻的刚离学校的学生，考取进馆之后，高小程度的要做三年学生，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的，至少也要当二年或一年的学生。他们不是单挂学生的名义，还要受两种训练：第一种是业务上的训练，第二种是普通知识的训练。这种考取再加训练的职员，其服务的能力，当然比靠讲情面进来的，要高得多。此举很可为一般工厂所取法。职员入厂之后，应当有严密的奖惩方法，来加增他们的工作效率。凡是讲科学管理的工厂，如商务印书馆，如康元制罐厂，对此均有细密的规定。但也有好些工厂，其加增效率的方法，完全靠经理或厂长以身作则。一以法治，一以人治，两种制度，在小规模的工厂中，其优劣不易看出，但在大规模的工厂中，无疑地应当采取法治，只有严密的规章，加上严密的稽核，才可使各个职员各尽其职，为工厂的生产而努力。
管理工人的目标，概括地说，共有两个，第一是要加增工人的工作效率，第二是要预防工潮。提高工人工作效率的方法，各厂采用的，约有四种：一为入厂时的体格检查，于是身体孱弱，不堪工作的，都被淘汰了。二为入厂后的训练，在好些工厂中，训练不只是技术的，同时对于做人之道、普通常识、精神训话等，也多加以注意。亚浦耳厂的经理胡西园先生曾说过，如想每个工人成为一个好的工人，先要使他成为一个好人，这是一句值得注意的话。第三便是用奖励的方法使工人生产的多少，与他收入的多寡，发生密切的关系，件工制为多数工厂所采用，便是由于这个原因。四为办理工人宿舍，使工人与外界少接触，藉免传染恶习，同时因起居有时，饮食有节，工人的精神，也不致在不正当的娱乐上浪费，其影响于生产的能力是很大的。关于预防工潮，据多数厂家的意见，最有效的方法莫如由厂方自动的为工人谋福利。在我所参观过的工厂中，工作环境可以说是都在水平线以上，华成、庆丰、大成等厂还有冷热气的设备。至于无锡的华新丝厂，其环境与学校相仿佛，即与外国管理最良的工厂相比，亦不多让。据云：工作环境不良之工厂，多系小厂之用学徒制的，以后如同业公会的组织严固，此种现象，或可改善。除工作环境的改良之外，各工厂中，对于补习教育、运动及医药设备、养老金、团体寿险等，已有多数加以注意，尤以前数项为普遍。天厨味精厂，对于服务满十年的工人，给以一年的工资，名为惟旧酬金。商务印书馆鼓励职工保险，保费由公司出一半，个人出一半。康元制罐厂，鼓励集团结婚，凡参加上海市集团结婚，其参加费20元，由厂方赠与，此外厂方每两月举行集团结婚一次，一切布置，由总务部负责，茶点亦由厂方酌备，参加的人，不得发喜帖，或设宴款客，以省费用。大成现正筹设公墓，使工人因病逝世的，不必另筹墓地。以上这几点，是比较特别的，但也可以表示近来厂方为工人谋福利的趋势。
第三，论物料的管理。工厂的工作，就是购进原料，使他变成制造品，然后以之出售。自购进原料以至制造品的出售，中间都可发生很多弊端，使成本加重的。办理不善的工厂，有两种弊端是普遍的。其一是买卖的舞弊，即在买货卖货时收取佣金；或以次等原料，冒充上等原料，交付工厂；或与商人勾结，减低货色分量，从中渔利。其二是制造时的舞弊，如故意浪费，或从中偷料，而以废物名义售出，以图非分之利。如在纱厂中当事的人，出售废花；或在丝厂中工作的人，出售废丝等事，都可以表明这些工厂管理的不得法。管理已上轨道的工厂，没有一种材料，是可以当废物看待的。记得以前在美国参观一个屠场，场中的司事对我说过，在那屠场中，没有一件废物，只有牛羊临死时的一声哀鸣，屠场中不能利用。这种经济的物料管理法，给我一个很深的印象。这次在无锡参观华新丝厂时，厂长薛祖康先生说是他的厂中，也没有一点废物，使我感到很大的兴趣。我便问他，茧中的死蛹，是否也有用途，他说，死蛹可以作肥料出售，或拿来培植桑树，决不可视作废物。我想每一个工厂中，如管理的人，真肯用心，决不难发现废物利用的途径。至于有意的作弊，废除之法，只有一方面对于进用职工时，加以谨慎；另一方面，对于防止作弊的方法，须严密制定。有好些纱厂的经理告诉我，他们厂中，在某一时期，存了若干棉花，纺成了若干包纱，织成了若干匹布，这些纱或布，放在什么地方，可以查考一下簿记，便立刻回答得出。一个工厂中，如有这种严密的簿记，作弊是不大容易的。
最后，我们可以论钱的管理。商务印书馆的王云五先生，对于钱的管理，曾发表下列的意见：
本馆举办新式会计最早，近年迭有改进，规定颇为严密。款项之进出，咸须经过多人之手，并随时受审核部之检查，故数十年来绝少弊端。查我国工商业之失败，除因营业上正当之损失外，多有由于主管人之移用公款，经营私利者。本馆除主管人均能安分尽职，恪守信义外，会计制度之严密，使公私款项，绝对不能相混，实亦本馆数十年来维持不败之一要因。
王先生所说的主管人移用公款，经营私利，我在上海也听到许多的报告，如某纱厂的失败，系由经理之子，挪用厂方款项，私作投机生意；某罐头公司的失败，亦因经理挪动公司款项，投资于个人所创办的事业。所以新式会计的采用，以及会计，出纳，稽核等事务的分立，一方面可使职责分明，一方面可取互行监督之效，实为一切工厂中急不可缓之需。
以上所论四点，一厂屋与机器，二人事，三物料，四金钱，已经把工厂管理的四个主要方面都谈到了。过去失败的事业，每把失败的原因，归咎于他人，但我们敢说其中有一大部分，其失败系因自己腐败，并非由于外界的压迫。反是，如一个工厂在上述的四方面，都有办法，那么外界的压力，是打他不倒的。
四 外货竞争
现在有一种流行的见解，以为中国的工业化是很困难的，因为中国的市场中充满了外国的货物，他们有大力为后盾，中国厂家的出品是无法与他们竞争的。这种见解未免过于悲观。我们可以提出许多事实，证明中国的工业大有可为，只要我们肯好好地埋头苦干，外货的竞争是毫不足畏的。先拿纺织业来说。外国人不但以他们纺织品运到中国来销售，而且还在中国各商埠设厂制造，与中国各工厂发生正面的冲突。假如外国的货物真可摧残中国的工业，那么纺织业应当在中国已无立足之地，但实际的情形大不然。中国纺织纱厂虽然有许多关门，但那是因为本身腐败所致，正如一个生了肺病的人，就是没有风寒的袭击，也有一日会寿终正寝的。反是，如自己的基础稳固，那么外人即使在上海青岛再多开几个纱厂，也不能动其分毫。我所参观过的纱厂，便有许多在过去的不景气时期中依然年年赚钱的。举一个例来说，常州的大成纱厂成立于民国十九年，我搜集到他们历年的报告书，知道他们除在此短时期中增加了许多的资本外，十九年盈余凡7.9万元，二十年盈余45万，二十一年盈余36万，二十二年盈余24万，二十三年盈余24万，二十四年除盈余24万外，另提折旧28万。二十四年年底，大成的资本已由50万加至200万，折旧准备已存有73万，历年还分给股东那么多的赢余。外人对着这个管理得法基础稳固的大成，还不是眼看着他繁荣吗？又如中国的丝业，在过去自然是失败的，失败的原因，大家都归咎于日本丝的竞争。但在过去最不景气的数年中，无锡的永泰丝厂于民国二十二年只经营3厂，二十三年便添至5厂，二十四年添至6厂，本年度便添至15厂。永泰所出的厂丝可以与任何国外的丝厂出品比拟，在纽约永泰有直接的经理，在伦敦里昂等处永泰也有代办，所以价格不受中国出口商的操纵。由于永泰创办者及其同事的努力，所以别的丝厂虽然失败，而永泰却有欣欣向荣之势。又如中国所消费的酒精，以前大部分均求给予外洋。自中国酒精厂设立以后，外洋输入之酒精数量骤为减退。据黄江泉先生说，中国酒精厂的胜利由于下列三原因：一因该厂出品品质优良，较之国外输入之酒精有过无不及；二因价格较贱；三因该厂随时可以出货，无青黄不接之虞。以上所述的三点，是由中国人自己努力便可达到的，外人亦无可如何。又如调味之物，国人以前多喜用味之素，民国十二年，吴蕴初先生于工余之暇，着手研求，先购舶品，详为分析，嗣依学理，试行制造，不到一年，便告成功，不但品质可与舶品相颉颃，即成本廉平，亦足匹敌，于此将此项制品定名为味精。以前舶来品的销路，每岁不过数十万，现在味精的销路已经超过他许多倍。舶来品的主人也无法加以压迫。又如亚浦耳电器厂，以150万的资本，来对付荷，德，美，匈合组的中和灯泡公司，中和的灯泡卖3角1只，亚浦耳只卖2角1只，现在亚浦耳灯泡的销路还在逐日扩充中，而且在南洋群岛以及南非洲等处，凡华侨足迹所达之处，胡西园先生总是采取猛进政策，设法推销出品。所以虽有外力的打击，胡先生总觉得前途是光明的。又如儿童玩具在中国素来是外货独霸，但康元制罐厂自添设玩具厂之后，据云只靠10余万元的出品，便可抵制舶来品80万，将来康元的出品如能加至三四百万，则外货将在中国市场中绝迹。康元所以能做到这一点，便在价廉，如小汽车是儿童最喜欢玩的，德货价在2元以上，日货价亦9角，而康元出品只售4角，其余类此的例，不胜枚举。工业界的先进，现在不但不怕被人打倒，而且还有打倒别人的勇气。这种现象，实可令人乐观。
上面所举的例，至少可以证明一点，就是外货的压迫虽然凶猛，决打不倒那些自知发奋为雄的工业家以及他们的工厂。在外货的压迫之下，中国的工业还是可以发展的，我们决不可长他人的威风，灭自己的志气。所以一般流俗者的判断，把一切中国工业上的失败归咎于外货的压迫，我们决不可轻信。
在恢复我们的自信心之后，我们应当平心静气对于外货竞争的影响，略加分析。我们先说在外国制造的外货。这些外货与国货在中国市场中竞争，其能占胜利之点有五：一为利息的担负低。外国的工厂资本雄厚，不必时刻向金融资本家乞怜，即向银行借款，其利息亦常在三四厘左右，中国工厂如向银行借款，利息常在八九厘以至一分，故担负较重。二则外国工厂之生产常为大量，较中国工厂之小量生产为合算。开成造酸公司的林大中先生，关于此点，曾举一例，彼谓现在大阪所制硫酸，成本为8元一箱，中国成本为14元一箱，差异之唯一原因，即在日本为大量生产，如中国需要硫酸之数量加增，可以大量生产，那么中国造酸的成本也可减低与日本一样。三为外国工厂对于原料的采用甚便，凡工业中之一切需要，均可取给予市场。中国工业化的历史甚短，有许多原料自己不能供给，临时向外国采购，费钱而且费事，如亚浦耳电器厂有时向外国购买电料，原料只值三四元，而电报费可以花到三四十元，这是欧美的工业家不会感到的苦痛。四为外国工厂中的技术较中国一般工厂为进步，且国内科学发达，技术设备常日新而月异，中国环境不同，尚不足以语此。五则外国的政治已上轨道，秩序安宁，法治的观念已深入人心，故非法税捐，土劣敲诈，军队破坏，土匪骚扰等事，可谓绝迹，中国现在还不能完全做到这一点，所以难免给工业家以额外的负担。
以上所述的五点，国货虽然比外货吃亏，但国货也有八点是占便宜的：第一，国货有关税的保护。第二，外货运华，须付运费及保险费，始能达到中国的市场，国货可以不必有此负担。第三，外国工人生活程度较高，所得的工资常数倍或十余倍高于中国工人，当然在成本上要加增许多。第四，外国不但工人的工资高，就是职员的薪水以及其他营业上的开销都较中国为大。第五，外货在中国行销须假手于买办阶级，国货工厂可直接与各地商人交易。第六，外人对于中国内地市场不如中国人之熟悉，即费巨款调查，终以言语不通，习惯不同，而有隔膜。第七，近来国人民族思想之发达，已非十余年前或数年前所可比，喜用国货的人已逐渐的增加。第八，政府对于国货的提倡，数年来不遗余力，对于成绩优良的国货还有免税及运输减等计算等优待，近又筹设国货公司，对于国货的推销加了不少的助力。
外国制造的外货在中国与国货竞争，有五点占胜利，八点吃亏，为减少吃亏的程度起见，所以外人纷纷来华设厂，这种在中国制造的外国货，虽然可以减少吃亏的程度，但决不能与国货占同样的便宜。上面所述国货占便宜的八点，前三点国货工厂与外国在华所设的工厂共之，但自第四点以下，外货工厂终因系外人经营之故，享不到国货工厂所享的利益。我们把这个问题分析一下，已经发现中国的工业并非身临绝境，只要我们尽量用我们的优点，设法避免我们的缺点，那么在中国市场上与一切的外国货竞争，胜利也许在我们这一方面。由于这种分析，并且在各地看到了胜利的榜样，我们深信中国工业的前途，是光明抑是黑暗，大权是操在我们自己的手中。外货的竞争是不足畏的。足畏乃是自己的退缩，自己的气馁。
五 政府与工业
政府与工业的关系可以分作两方面研究。第一，我们可以研究政府对于工业采取一种什么政策去鼓励他、发展他。关于此点，政府当局已屡有言论表示，现在也还有各种设计在进行中，本文不拟加以讨论。第二，我们可以研究工业界对于政府有什么希望。关于此点，我愿意把此次考察所得到的意见归纳为下列数点。
第一，工业界希望政府制定有关工业的法律时，要尽量采纳工业界的意见。过去的法律如公司法、工厂法，在实行时发生许多阻碍，就是因为不甚切于实情。以后政府起草各种法律规程，如在事先博采各方面的意见，这种困难当可减少。
第二，工业界希望政府早日取消转口税，地方特税，修改进口税率，使原料所纳的税较制造品所纳的税为低，并且修改统税征收的方法，使外厂无从偷税，政府的财务行政费也可减少。查转口税的废除，本已由行政院二○四次会议通过，又经中央政治会议第四四九次会议核定，原来本拟于二十四年六月一日起实行的，只以1300万的税额无法抵补，所以延至今日还未见诸事实，但财政当局对于此事已在筹划之中，预料不久便可裁撤的。地方特税有许多是不合法令的，如厘金早已明令废止，而类似厘金的通过税在甘肃、宁夏、青海、陕西、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等省依然存在。这种事实，预料地方财政上了轨道之后也可消灭。至于原料所纳的税高于制造品所纳的税，对于国内工业当然是一打击，如美亚织绸厂指出国外绸货进口只纳税80％，而织绸所需的人造丝则纳税250％；又如亚浦耳电器厂指出变压器之进口税不过10％至15％，而制造变压器所需之原料如纱包铜线纳税20％，钢片税12.5％，绝缘物纳税20％，对于国内的电器工业似有不利。我曾把这个问题提出来请教国定税则委员会的专家，据他们说，原料所纳的税应较制造品为低的原则是他们所愿意维持的，但原料与制造品的界限有时亦不易分，每有一种货物，甲业认为原料，而乙业认为制造品的，所以税则的制定，欲其尽如人意，亦正不易。但政府方面总在时刻设法，使大多数的人对于税则能够满意。关于统税征收方法的修改，纱业中人提出来的最多，他们以为与其派驻厂员在厂收税，不如每月查考纱厂的锭数收税，如此可以不必派驻厂员，而外厂亦不易偷税。这是值得财政当局考虑的一点。
第三，关于技术人才，工业界都希望政府多加培养，特别是中级的技术人才。关于此点，教育部早已顾及，民国二十二年九月，教育部在行政院第一二六次会议中曾提出一案，请确定各省市中等学校设置及其经费支配标准。据教育部声述，在民国十九年，职业学校数目不及中等学校总数十分之一，经费才及十分之一。教育部的议案即想矫正此种缺点，在提案中规定各省市中等教育经费之分配，限至民国二十六年度达到下列标准：职业学校不得低于35％，师范学校约占25％，中学约占40％。此案已经通过，由行政院通令各省市遵行。教育部并拟自二十五年度起，就首都及其他适当之地点，逐年筹设规模较大设备充实之模范中等职业学校一所或两所，其设科以各地不易举办之学科，或确能开发当地原料与改进当地固有职业与企业之学科为主要标准。我们希望这两种计划能顺利推行，使不远的将来，工业界对于中等技术人才再不感无处聘请的痛苦。
第四，工业界希望政府多做检验的工作，对于原料加以严格检验，以免购入劣货。面粉公司所运的小麦，毛纺公司所运的洋毛，常在原料中发现大量的沙石及废物，花费许多金钱，运输此种废物，实为不经济之举，如检验严格，当可减少此种弊端。又有小规模之工厂，对于制造货品，偷工减料，廉价出售，用户虽受蒙蔽于一时，但终会发觉被骗的事实，于是对于国货减少信仰，正当工厂无形中大受损失，故政府应对于每种制造品定一标准，在标准以下之货物应严格取缔，对于运往外洋之国货尤应严厉执行检验。如是则作伪的人有所顾忌，而国货的名誉，在国内以及国外，当可蒸蒸日上。
第五，工业界希望政府扶助各业，实施统制。统制的必要，在生产过剩的工业中最易感觉得到。过去有些工业因出产毫无计划，以致货品充塞市场，彼此跌价竞争，以致一败涂地。眼光灵敏的人便提倡由同业自动统制，现在如火柴业、煤业及水泥业，已有相当的统制方法。关于供过于求的工业，政府自应利用同业公会，统制生产数量，同时对于评价一事，政府的代表应注意消费者的利益，以免自私者利用统制之名而行垄断之实。关于出产尚不能满足国内需要的工业，政府亦应设法利用保息等政策促其发展。惟工业界对于有些省政府利用统制名义，私定省的保护关税，排斥外省货物，则均一致反对，希望中央政府设法制止。
第六，工业界希望政府发展水陆交通，使制造品得以廉价输入内地。并应早日开辟南洋航线，以免在南洋市场中与外货竞争立于不利的地位。现在我们自己没有直接的南洋航线，以致一切货品的运输，往南洋的都要在香港转手，加增运费常在三四倍以上。如中国欲在南洋华侨中保持国货的市场，则南洋航线的开发实为急不可缓之图，至如欧美航线之开发虽然也很重要，只好俟诸将来了。
第七，工业界希望政府能集中若干专家替新兴事业设计。此点王云五先生言之最详，他说：
兴办实业开始时之计划，较成立后之经营为难。前者需要深远之眼光与广博之知识；后者只须在规定范围内忠实进行，或从事局部之计划足矣。以故各种实业之经营专家尚易罗致，而计划专家则甚难得。我国人才本已缺乏，与其希望每一实业均能获得计划之专材，毋宁集中此少数之专材备公众之顾问。最好能由中央政府就国中主要都市分设实业顾问机关，网罗专材，为当地之实业家担任计划而酌取手续费。此项机关自当搜集各地方各业之产销资料以及物价情形，于从事计划之时，并可以拟办实业之利害得失忠实相告，俾拟办实业者知所去取。如是则于代办计划之中，兼寓统制实业之效用矣。政府果能举办此事，将于实业界协助不少。
王先生所说的实业顾问机关，私人已有办的，但都是小规模的，且限于某种工业，如大规模的干，自然要由政府来负这个责任。
第八，工业界希望政府能多设试验工厂，以解决制造过程中的各种难题。现在纺织业已有此种试验工厂之设备，将来可由各种同业与政府合作设立此种机关，则开工厂的在技术上遇有困难当可迎刃而解。
第九，工业界希望政府设立产业股票交易所，使工业资本得到更大的来源与流动。现在的证券交易所，过去并未能尽此种职责，以致一般有资本的人不敢投资于工厂的股票，因购买此种股票后，则资金呆滞，如有急需，不能变现。如有股票交易所，则股票立刻可以易现金，交换既易，资金的来源自然加增，对于新兴事业需要资本的，股票交易所可与以很大的帮助。
第十，工业界希望政府对于在海外出售的国货，将金钱汇回本国时，给以较优的汇率。如丝厂将丝售于纽约，所得美金，汇回中国时，如市价为美金29元半，可易法币百元，此丝厂希望得一较优的汇率，即美金28元半或29元，即可易得法币百元，有此种奖励，则国货之出口将日渐加增，而入超问题亦可得一解决之道。惟此事是否可行，及如何行法，恐须经一严密之考虑。
第十一，工业界希望政府能以低利贷款于工业界，或使其他金融机关实行此点，表示此种希望者甚多。惟实行时恐最困难，一因政府现无巨款可以出借，即有款可以出借，如市场之利息甚高，而政府故意将利息降低，则此举等于对接收借款者加以津贴，一家有此要求，他家亦可作同样要求；一业如此要求，他业亦可作同样要求，如此种事情发生，政府必无大力以满足众望。而且市场之利息如高，政府以低息贷款于工业，则金融业必先受打击，因金融业之存款，系以高利息吸收来的。如政府以低利贷款于工业，金融业不步其后尘，将无生意上门，如步其后尘，则必破产。所以低息贷款一事，在理论上困难甚多，殊难实现。不过中国市场上利率之高，实为工业化一大阻碍，如何可以使其降低，实为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以上所举的11点，虽然不是每个工厂都有这些要求，但每一点总有好几个工厂表示希望过的。现在政府正在注意扶助中国的工业界，那么工业界的意见是值得细心考虑的。
二十五，十二，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