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张心一先生的文章，名“A Statistical Study of Farm Tenancy in China”，见《中国评论周报》1930年9月25日出版的三卷第三十九期。英国经济学者R. H. Tawney在他的Land and Labor in China一书中所引用的，以及国联农业专家C. Dragoni对于国联报告书中所征引的，都是张先生所发表的材料。
【2】 见L. C. Gray, Charles L. Stewart, Howard A. Turner, J. T. Sanders and W. J. Spillman, "Farm Ownership and Tenancy", Agriculture Yearbook, 1923，第508页，该文中关于各国佃户百分数的估计，今亦录下以供参考。美国，38.1；英国，88.9；阿根廷，38.5；爱尔兰36；法国，26.1；德国，25.4；加拿大，7.9；日本，28.5；丹麦，8。各国的情形，大约根据1914年至1920年间的报告为多。Ferd R. Yoder在1929年发行的Introduction to Agricultural Economics一书中，引用各国佃户的比例，即根据此文，但美国另一农业经济学者，Wilson Gee在1932年所发行的The Social Economics of Agriculture一书中，关于各国佃户的估计，虽然所采取的时期，与上文相差无几，但数目字却不相同，有的相差得很多，今亦录于下面：英格兰，88.4；威尔士，90.3；苏格兰，92.3；爱尔兰，36.0；瑞典，14.2；丹麦，10.1；荷兰，49.1；法国，29.3；德国，25.4；意大利，22.4；奥大利，22.4；匈牙利，2.7；日本，9.7。此种估计，见该书164页。由上以观，中国佃户的百分数，在国际中，站在一个中间的地位。参阅拙著《中国佃户问题的焦点》，见《旁观》第十期。
【3】 《经济半月刊》二卷十一期中，有《我国之租佃制度》一文，作者说是“全国租种农之百分率，或在50％以上。即以50％计，而假定全国农民之数，为36300万人，则受租佃制度之影响者，已约18150万人，即约当全国人口三分之一矣”。又国联与中国的技术合作委员会，于1934年4月1日给国联的报告书中，引用一位C. K. Ping在德国发表的论文，其中所用的材料，虽然都是根据张心一先生所发表的，但其结论，说中国扬子江流域及珠江流域，佃户占43％，与张说略有不同。总之，现在如假定中国的佃户与半自耕农合计，在50％左右，并不算高，如说佃户一类，便占40％或50％，未免略高。此外也有一些零星的统计或估计，论中国各地佃户的百分数还不到四分之一的。如金陵大学的卜凯（J. L. Buck）教授，根据2866农户的报告，谓中国北部，自耕农占76.5％，半自耕农占13.4％，佃户占10.1％。中国东南部，自耕农占48.2％，半自耕农占21.3％，佃户占30.5％。各地平均的结果，自耕农占63.2％，半自耕农占17.1％；佃户占19.7％。此种统计，见其所著Chinese Farm Economy，第146页。又李景汉先生，调查定县农村790家，谓自耕农占70.8％，半自耕农占27.8％，佃户占14％。佃户的百分数，要算这个报告所表示的最低。
【4】 见《前汉书》二四上，《食货志》。
【5】 二十一年十二月二日，《大公报》所发表的《赤区视察记》，其中有一段记河南商城县的土地制度云：“昔日地主所收之租谷为二分之一，且仅限于水田中所生产之稻。其无水之地中之产物及柴草悉归佃农。押金亦甚微。演至近日，人口日繁，佃农增多，地主乃大事压迫，租期由五年而缩为四年，继复缩为三年。其押金则增加，几与购买之地价相等。且须于押金之外，缴纳随礼一份。押金增多，将来退租时，佃农尚可收回，随礼则由地主没收。故佃农每三年必罄其积蓄献之地主，以求保留其佃地之权。同时，地主所收之租稞，亦复加重。稻稞之外，复有所谓麦稞（地中之麦）、鱼稞（塘中之鱼）、鸭稞油稞、棉稞、柴稞（山中之柴）、草稞等。总之，凡田中所产，家中所畜饲，无一不按五五均分。外此并有所谓人工稞，即地主修房盖屋及一切苦力所用之人工，均出之佃农，而不给值，如地主外出，以轿代步，轿夫即由佃农充之，甚至所用之仆妇，亦由佃农征调。吾人于此，当以为地主对待佃农，已过于苛刻矣，不谓于上述租稞之外，又有所谓白供者，即佃农于春夏秋冬四节，及地主举家之婚嫁生丧以及寿日所送之礼，年有定额，有增无减。如今年春节所送礼物中，鱼之一物，重凡三斤，则明年必相等。或多于三斤，否则遭收田之祸。以故农民终日孜孜，勤苦所获之代价，悉献之于地主，尚有不足。”地主压迫佃户之烈，于此可见一斑。
【6】 农业阶梯共分若干段，每段的内容何如，各家的说法不同。此处采用G. S. Wehrwein之说，见其所著论文“Place of Tenancy in a System of Farm Land Tenure”，载在Journal of Land and Public Utility Economics, Vol. Ⅰ, No. 1 (Jan. 1925), pp. 74-5．参看L. C. Gray and others, op. cit., pp. 547-8; W. J. Spillman, "The Agricultural Ladder",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Ⅸ, No. Ⅰ, Supplement (March, 1919), p. 170。
【7】 L. C. Gray and others, op. cit., pp. 554-6.
【8】 Ibid., pp. 549-550.
【9】 W. J. Spillman, op. cit., pp. 170-2.
【10】 Agriculture Yearbook, 1923, p. 1149.
【11】 社会调查所出版，《第二次中国劳动年鉴》171至174页。
【12】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33, p. 537.
【13】 L. C. Gray, "Accumulation of Wealth by Farmers",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Ⅷ, No. 1, Supplement (March, 1923), pp. 170-1.
【14】 Statistical Abstract of the U. S., 1933, p. 541.
【15】 根据国府主计处统计局估计，见二一年四月十一日《大公报》。
【16】 F. C. Howe, Denmark, a Co-operative Commonwealth, pp. 67-8.
【17】 K. J. Kristensen, "Public Guidance in Rural Land Utilization in Denmark", Annals, Vol. 150 (July, 1930), p. 233.
【18】 E. Mead, "Land Settlement",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Vol. Ⅸ, p. 55.
【19】 E. Mead., ibid., pp. 55-6．参看F. R. Yoder, op. cit., p. 181; F. C. Howe, op. cit., pp. 144-6.
【20】 H. Levy, Large and Small Holdings, p. 126. J. A. Venn, The Foundations of Agricultural Economics, pp. 130-1.
【21】 F. C. Howe, op. cit., pp. 147-8.
【22】 K. J. Kristensen, op. cit., pp. 233-4.
【23】 G. T. Robinson, Rural Russia under the Old Regime, p. 101.
【24】 E. Mead, op. cit., pp. 55-6．一克朗等于美金二角六分八厘。
【25】 参看陈登元著《中国土地制度》。
【26】 W. Schiff, "The Legislative Agrarian Reforms in European Countries Before and After the World War", quoted in P. A. Sorokin, C. C. Zimmerman and C. J. Galpin, A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 Vol. Ⅰ, pp. 424-444; " New Agrarian Legia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a Comparative Study",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Ⅵ, No. 3, (Sept. 1922) pp. 345-363; A. Rose, "Agricultural Workers and Agrarian Reform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ⅩⅧ, No. 3 (Sept. 1928), pp. 307-338.
【27】 I. L. Evans, The Agrarian Revolution in Roumania, p. 76.
【28】 Ibid., 107-8.
【29】 A. Frundianescu and G. Ionescu-Sisesti, "Aspects of Rumanian Agriculture", in O. S. Morgan (Editor), Agricultural Systems of Middle Europe, p. 322.
【30】 Ibid., p. 323在限田政策实行之前，罗马尼亚的农场，在100公顷以下的，合起来共有4593148公顷；在100公顷以上的，合起来有3397851公顷。限田政策实行之后，100公顷以下的农场，合起来共占7369549公顷；但100公顷以上的农场，只占地621450公顷。
【31】 中国在300亩或500亩以上的农场，数目是极少的，所以即使实行限田政策，大多数的地主，还不受这种法律的影响。
【32】 C. C. Taylor, Rural Sociology, p. 263.
【33】 W. Shiff, op. cit., pp. 429-30.
【34】 根据张心一先生等调查句容县情形的报告。
【35】 W. Shiff, op. cit., p. 441.
【36】 Ibid.
【37】 C. Turnor, "Land Reform in Czecho-Siovakia", The Contemporary Review, Vol. 130 (Dec. 1926), pp. 720-1.
【38】 "New Agrarian Legis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Ⅵ, No. 3 (Sept. 1922), p. 349.
【39】 W. Shiff, op. cit., p. 441.
【40】 Ibid., pp. 440-441.
【41】 O. Gorni, "Land Reform in Rumania",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ⅩⅫ, No. 4 (Oct. 1930), p. 466; I. L. Evans, op. cit., pp. 118-9.
【42】 Sir James O'Connor, History of Ireland, Vol. Ⅱ, pp. 27,90,107,161.
【43】 I. L. Evans, op. cit., pp. 118-9.
【44】 "New Agrarian Legislation in Central Europe", International Labor Review, Vol. Ⅵ, No. 3 (Sept. 1992), p. 349.
【45】 最近得一机会，在四川、湖北、湖南、江西等省旅行一月有半，文中关于这几省的材料，如未特别注出，即系此次考察所得。
【46】 贾士毅：民国二十三年一月至六月《湖北财政报告》第1页。
【47】 《主计法令汇编》，第三类，84至85页。
【48】 关于新政的理论，可看杨永泰《我们怎样发挥七分政治的力量》，见《杨永泰先生最近言论集》第一辑。我们参观武昌县政府时，看见县长办公厅的门上，有一横匾，上书“有为而治”四字，是前湖北省主席张群先生题的。在江西临川县，到处都可看到周作孚专员的标语，便是“动”“实”两字。“动”字下有数行小注，语出颜习斋，文云：“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在临川县汽车站，看到江西建设厅长袭学遂先生所书的训词，其首句为：“动则勤，勤则积极，积极则乐观，乐观则精神焕发，精神一到，何事不可为！”所谓“有为”，所谓“动”，所谓“积极”，便是新政的精神所在。
【49】 《杨永泰先生最近言论集》。
【50】 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系二十三年十二月五日，由南昌行营颁行。施行区域，有河南、湖北、安徽、江西、福建、四川、贵州、甘肃。
【51】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编，308页。
【52】 《五年来施政方针》，17页。
【53】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编，308页。
【54】 新政中对于“管”的改革，还有两项，是为人所乐道的，便是“合署办公”及“裁局改科”。《省政府合署办公办法大纲》，系于二十三年七月一日，由南昌行营颁行。大纲第九条说：“省政府及各厅处之组织及员额，厉行改革后，所有节余之经费，悉数拨增各县政费。”《各县政府裁局改科办法大纲》，系于二十四年一月四日，由南昌行营颁行。大纲第七条第三项，说：“县政府裁撤各局所节余之经费，应移充本县事业费及分区设署经费。”照立法者的原意，似乎这两种设施，可以省下一部分经费，移作区署等新政的费用。但实际并不能与理想相符。合署办公省下来的钱是有限的，办这件事最有成绩的湖北，每年不过省20余万元，别的省份，还做不到这种地步。至于裁局改科，是否可以节省经费，还有讨论之余地。根据湖南的情形来说，那儿的教育局长，月薪有18元的，多者亦不过60元。财政局长，普通月薪为40元。如改局为科，一律照科长待遇，月支薪水80元，反而要加增经费。所以管的方面所添出来的费用，假如不是全部，至少是大部分要另筹的。
【55】 在教的费用内，我们因为材料有限，只提到义教的经费。此外还有一种干部训练的工作，在各处是普遍的，但其费用无从估计。干部训练，在推行新政时为必不可少的工作。因为现在这一套新政，旧的人固然不十分了解，就是从学校出身的人，在课本里也学不到。为使新政顺利进行起见，只好把现在从事实际政治工作的干部，集中训练。县长与专员，在南京已训练了好几期。县佐治人员、区长、联保主任，在各省省会中受过3个月以至6个月的训练的也不在少数。有些省份中，还在计划如何训练保长甲长，这种人的数目太多了，将来只好集中在县府训练。每次受训的人、旅费、津贴以及其他的开支。共需若干，现在还无法知道。
【56】 经济委员会编《中国公路交通图表汇览》，11页。
【57】 Annu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Economic Council, 1936, p. 21.
【58】 经济委员会编《中国公路交通图表汇览》，第九表。
【59】 公路在政治及文化上的功用，是大家都承认的，但对于大多数农民的福利，直接的有何贡献，却是疑问。所以把筑路看作“养”的工作之一种，一定有人要提出异议的。我们对于这种意见，表示同情。公路对于大多数的农民，并无经济上的贡献，是很明显的。大多数的农民，并不作长途的旅行，即有，一年也没有几次，所以坐汽车的机会，是有限的。至于他们的农作物运往市场也用不着汽车。据全国经济委员会的研究，汽车运货，每吨每公里，一等货要五角六分，二等货四角，三等货二角四分。帆船运货，每吨每公里，取洋二分至一角二。四兽拉、二人驾驶的大车，运同样的货，走同样的路程，只取洋五分至八分三厘。所以农夫运货，决用不着汽车。此处把筑路与“养”同讨论，完全是为分类的方便起见。其实把他看作一种“卫”的工作，也可以的。
【60】 在四川曾听贺国光参谋长讲碉堡，第一句即为“我们要信仰碉堡，是我们剿匪及自卫唯一的武器”。此种经验之谈，很可注意。
【61】 看《江宁县政概况》，土地陈报编，及张宗汉《实施土地陈报之商榷》，《汗血月刊》七卷二期，131页。
【62】 孔祥熙，《整理地方财政简要报告》（二十四年十月）。
【63】 《第二次全国财政会议汇编》，第二编，41页。
【64】 同上注，141 至149页。
【65】 《江苏省萧县土地陈报概略》，7至8页。
【66】 地方政府收入的估计，见《金城银行营业报告》（二十四年份），第44页。
【67】 此为1927年的估计，见美国出版的《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6册，第10页。
【68】 16世纪欧洲都市的数目，采自Weber, A. F., The Growth of Cities in the 19th Century，第449页。19世纪及20世纪欧洲都市的数目，采自Sorokin, Zimmerman and Galpin, Systematic Source Book in Rural Sociology，第三卷635页。
【69】 Torgasheff, Boris P., "Town Population in China," China Critic, Vol. Ⅲ, No. 14 (April 3, 1930), pp. 317-322.
【70】 Jefferson, Mark, "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ity Folks, V Study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ⅩⅪ, No. 3 (July, 1931), pp. 446-465.
【71】 Howe, F. C., The Modern City and its Problems, p. 19.
【72】 Thompson, W. S., Population Problems, p.272.
【73】 Weber, A. F., op. cit., pp. 448-9.
【74】 汤姆生在他的《人口问题》第273页，有一个表，说明近数10年100万人口以上的都市，常有增加。1900年，11个人口满100万以上的都市为纽约、伦敦、柏林、巴黎、芝加哥、东京、维也纳、费城、加尔各答、君士坦丁、莫斯科。1930年满100万以上的都市，据他表中所载，计有19个。但据1931年的World Almanac所载，世界上满100万人口的都市，除美国外，共有25个。又根据美国1930年的人口统计，人口满100万的都市有5，所以合起来共有30。但World Almanac所举的15大都市，其中有香港（1075000人）、杭州（1000000人）、汉口（1500000人）三处之人口统计不可靠，此外又遗漏了天津。假如我们从该表中，除去香港、杭州、汉口，加上天津，其总数便为28。今按字母之先后，排列如下：
Lerlin, Bombey, Budapest, Buenos Aires, Cairo, Calcutta, Chicago, Detroit, Glasgow, Hamburg, Leningrad, London, Los Angeles, Melbourne, Moscow, New York, Osaka, Paris, Peking, Philadelphia Rio Janeiro, Sao Paulo, Shanghai, Sydney, Tientsin, Tokyo, Vienna, Warsaw.
【75】 Jefferson, Mark, "Distribution of the World's City Folks, V Study in Comparative Civilization",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Vol. ⅩⅪ, No. 3 (July, 1931)．在那篇文章里，哲佛生以各国人口在大都市（满10万以上的都市）中百分数的多少，定各国都市化的深浅。他所计算的国家，总数共为70。其中都市化程度最深的国家前10名如下：
此处所用的统计都是1927年左右的。哲佛生在1933年正月份的《地理杂志》中，又发表了一文题为Great Cities of 1930 in the United States with a Comparison of New York and London，在这篇文章里，他说美国在1930年。大都市的数目，已增至87，但没有算出这些都市中的人口，占全人口百分之几。87这个数目，也许是不对的，因为根据美国1933年的统计摘要（Statistical Abstracts of the U. S.）第48页，说是美国的都市，人口在10万以上的，共有93个，人口占全体29.6％。文中所用的美国统计，便根据此书改正。
【76】 Burgess, E. W. (Editor), The Urban Community, pp. 125-6.
【77】 Taylor, C. C., Rural Sociology, pp. 68-9.
【78】 Carver, T. N., Selected Readings in Rural Economics, p. 54.
【79】 关于美国人口，农民及农产品在过去20年之加减情形，可阅下表：
【80】 此处统计，除丹麦外，余均见R. H. Tawney所著的A Memorandum on Agriculture and Industry in China37至38页。丹麦统计，见Ainsworth-Davis所著的Crops and Fruits34页，该书引1920年统计，谓英国小麦，每英亩只产28.8蒲式耳。其余国家每英亩的产量如下：荷兰（38.0），比利时（33.6），新西兰（31.2），瑞士（30.2），瑞典（29.2），美国（13.6），澳大利亚（16.1），加拿大（14.4）。中国每英亩的产量在各国中算是最低的。美国因为行大农场及粗耕制，所以每英亩的收获，较欧洲各国为低。但是每人的收获量，美国的农民，平均较任何国家为高，这是大农场的结果。
【81】 见1929 Haris Foundation Lectures263-4。
【82】 见1929 Haris Foundation Lectures276-7页。贝克耳的论文，题为The Trend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in North America and its Relations to Europe and Asia，收入该演说集111至280页。
【83】 Sorokin and Zimmerman, Principles of Rural-Urban Sociology, pp. 537-8.
【84】 关于圈地运动的历史，可看：Gras, N. C. B., A History of Agriculture in Europe and America, Ch. 7; Cheyney, E. P., An Introduction to the Industrial and Social History of England, pp. 120-125, 185-188; Chapin, F. S.,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to Social Economy, Ch. 14。
【85】 关于俄国五年计划中的农业改革，可看Chamberlin, Wm. H., Soviet Russia, A Living Record and a History; Burus, E., Russia's Productive System; Farbman, M., Russia's 5-Year Plan。
【86】 工业革命前，英国的工业组织，见Chapin, F. S., op. cit., Chs. 10-12; Hobson, John A., The Evolution of Modern Capitalism, Ch. 3。
【87】 《中外经济周刊》226期（南京各种工商业之调查）。
【88】 《中外经济周刊》214期（常熟之经济状况）。
【89】 《中外经济周刊》228期（国内工业发展之状况）。
【90】 Cheyney, E. P., op. cit., p. 189.
【91】 参阅Weber, A. F., op. cit., pp. 193-5。
【92】 Gras, N. S. B., An Introduction to Economic History, pp. 213-4.
【93】 工业应当设在什么地方，近来经济学者讨论的很多。W. Krzyzanowski对此曾有一结账式的报告，文章的题目，是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of the Location of Industries，见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5, No. 2 (April, 1927), pp. 278-291。后来R. M. Haig研究纽约工业的历史，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论。也有贡献，见Major Economic Factors in Metropolitan Growth and Arrangement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s, Vol. Ⅰ.）。
【94】 各国对付华工的法律，可阅拙著《中国海外移民鸟瞰》，载于世界书局印行的《中国人口问题》115至142页。
【95】 原文如此，疑有误。——编者注
【96】 Overton, A. E., "Trade: World Statistics", Encyclopaedia Britainica, 14th Edition.
【97】 Gras, N. S. B., op. cit., Chs. 4-5.
【98】 Thompson, W. S., op. cit., p. 275.
【99】 Adams, Lewis and McCrosky, "Population, Land Values and Government", Regional Survey of New York and its Environ, Vol. Ⅱ, p. 101.
【100】 Hart, H., The Technique of Social Progress, pp. 75-77.
【101】 Baker, J. E., "Transportation in China", Annals, Vol. 152 (Nov. 1930), p. 165.
【102】 Walker, G. M., The Measure of Civillization, p. 56.
【103】 关于交通与商业的关系，本文多采顾勒教授之说，顾勒教授的意见，发表于“The Theory of Transportation”一文中，该文现收入Cooley, C. H., Sociological Theory and Social Research, pp. 17-118.
【104】 Gras, N. S. B., op. cit., pp. 204-5.
【105】 Smith, J. R., North America, pp. 121-131.
【106】 有人怀疑：社会学如以社会组织为研究的对象，范围是否太广？经济学是研究经济组织的，政治学是研究政治组织的，社会学现在又来研究社会组织，是否把政治学、经济学等都包括在内，而使“社会学”与“社会科学”的范围相等？我们的答案是否定的。经济组织的研究，是经济学范围内的工作，但经济组织与别种社会现象的关系，便是社会学的工作。假如说得更准确一点，这种工作，便是经济社会学的工作。社会学与其他社会科学不同之点，可以类推。
【107】 等级一词，在英文为Estates，德文为Stände。英美学者，除少数外，对于等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分别，多不大注意。德国学者，对于此两种社会，多相提并论。如富莱尔（Hans Freyer）的社会学系统，便以等级社会（Ständegesellschaft）与阶级社会（Klassengesellschaft）为其主要概念，见其所著Soziologie als Wirklichkeits Wissenschaft, Leipzig, 1930及Einleitung in die Soziologie, Leipzig, 1931。
【108】 关于等级社会与阶级社会的差别，除上面所引富莱耳的著作外，可看Albrecht, G., Die sozialen Klassen, S. 61-70; Baner-Mengelberg, K., "Stand and Klasse", Kölner Vierteljahrshefte für Soziologie, Bd. 3 (1923-24) S. 275-287; Ginsberg, M., Sociology, pp. 164-168; MacIver, R. M., Society, its Structure and Changes, pp. 82-3; Mombert, P., "Zum Wesen der sozialen Klasse", in Hauptprobleme der Soziologie, Erinneruugsgabe für Max Weber, Bd. 2, S. 247-8; Tawney, R. H., Equality, pp. 124-27; Tönnies, F., "Stände und Klassen", in Handwörterbuch der Soziologie, S. 617-38; von Wiese, L., System der allgemeinen Soziologie, S. 579-85; Weber, M., Wirtschaft und Gesellschaft, S. 177-80, 631-40。
【109】 近代阶级流动的材料，索罗金教授（Pitirim Sorokin）曾有结账式的报告，见其所著Social Molility, Part 5。靳世保教授（Morris Ginsberg）根据他自己的研究，以为现在的社会里，上升的机会虽然很多，但已爬入上层社会，那么跌下来便不容易，因为有许多势力在那儿维持他。他所以得到这样的结果，是因为他研究英国的社会，发现父亲在上级中，而儿子跌到下级中去的（他把英国社会，分为上中下三级）不过1％左右。反是，父亲在下级中，而儿子爬入上级的，倒有12％。详细材料，见他所著的Studies in Sociology, Ch. 9。其实细看靳世保教授的报告，从上级跌至下级的，虽不到1％，但从上级跌至中级的，便有7％，从中级跌至下级的，便有27％。这种统计，表示现代社会中，下降的事实，还是有的，不过下降乃是按步的下降，很少突然的下降而已。大约社会上升或下降的流动，总是逐渐的多，而突然的少，此说创自德国的孟伯特教授Paul Mombert，见其所著“Dia Tatsachen der Klassenbildung”，Schmollers Jahrbuch, Bd. 44(1920)S. 1041-1070.
【110】 参阅本部分第四节。
【111】 有些学者，如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及孟伯特等，认这一点差异，为等级社会与阶级社会分别的主要点。孟伯特说：“Von einer Gliederung nach Klassen oll dann gesprochen werden, wenn zwischen diesen Gruppen ein Wechsel persönlich und in der Generationenfolge leicht möglich ist und typisch stattzufinden pflegt. Von einer Gliederung nach Ständen wird man im Gegensatz dazu dort sprechen, wo ein solcher Wechsel mehr oder weniger ausgeschlossen, wo die Zugehörigkeit zu einer bestimmten sozialen Gruppe durch Sitte und Recht eine gebundene ist.”Hauptprobleme der Soziologie, S. 247。
【112】 Albrecht, G., a. a. 0., S. 68.
【113】 现代阶级的各种定义，可参考下列文献：Geiger, T. "Zur Theorie des Klassenbegriffs und der proletarischen Klasse", Schmollers Jahrbuch, Bd. 54 (1930) S. 377-392; Derselbe, Die soziale Schichtung des deutschen Volks, S. 5-12; Mombert, P., a. a. 0., S. 240-43。
【114】 我们在下面引用许墨留教授（Gustav Schmoller）对于阶级所下的定义，以作综合定义的代表。他说：“Wir verstehen unter sozialen Klassen diejenigen grosseren Gruppen einer arbeitsteiligen Gesellschaft, die sich nicht nach Blut, Geschlccht, Verwandtschaft, nicht nach Religion, nicht nach Orts-Kreis-Provinzial-und Staatszusammengehörigkeit bilden, sondern die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Eigenschaften und Lebensbedingungen,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Berufsund Arbeitstätigkeit,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Besitzart und Besitzgrösse, durch gleiche oder ähneliche Art der Einfugung in die Ordnung der Volks wirtschaft und des Staates. durch gleichen oder ähnlichen Rang in der hierarchischen Geseilschaftsordnung, durch gleiche oder ähnliche Interessen aller Art ein Bewusstsein der Zusammengehörigkeit hagen und dem Ausdruc hgeben.”Die soziale Frage, S. 142。
【115】 参阅Albrecht, G., a. a. O., S. 37-8; Bober, M. M., Karl Marx's 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pp. 102-3, 328-9; Cole, G. D. H., What Marx Really Meant, pp. 101-8, 125-132; Ginsberg, M., Sociology, pp. 169-72。
【116】 von Wiese, L., a. a. O., S. 583-4.
【117】 关于阶级起源的理论，可看：Albrecht, G., a. a. O., S. 78-102; Fahlbeck, P. E., Die Klassen und die Gesellschaft, S. 10-16, 98-121; Schmoller, G., a. a. O., S. 150-162; Oppenheimer, F., System der Soziologie, Bd. 1. S. 45-8; Sorokin, P., op. cit., pp. 337-345。
【118】 这一类的材料，可看：Sorokin, P., op. cit., Part 3; Lorimer, F. and Osborn, F., Dynamies of Population, Chs. 8, 10。
【119】 以为智力测量的结果，可以表示一个人的天生智力，固然是错误，但反过来说，以为智力测量，只表示教育的结果，也未免矫枉过正。因为社会上有许多低能的人，即使给他很好的环境，最优的教育，其智慧商数，也没有加高的可能。智力测量所测量的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福利曼教授（F. N. Freeman）的说法最妥当。他说：“Intelligence tests have made a marked advance toward the measurement of native capacity, but their scores are still influenced to a considerable degree by the effects of training, and in their interpretation this influence must always be taken into account.”Mental Tests, p. 475。
【120】 Bücher, K., Industrial Evolution (Translated from the third German edition by S. Morley Wickett), p. 342.
【121】 Tawney说：“War, the institu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bi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the division of labour, have all been adduced to explain the facts of class formation and class differentiation. The diversity of doctrines is natural, since the facts themselves are diverse.”Equality, pp. 66-7. Fahlbeck在讨论各种阶级起源的理论之后，也说：“Bemerkenswertenweise aber kann man nicht sagen, dass eine von diesen verschiedenen Meinungen die ganze Wahrheit enthält, während die andern nichts als Irrtümer seien. Denn eine jede kann unbestreitbare Tatsachen als Stürtzen. für sich anführen. Dies ist jedoch nicht verwunderlich. Eine in Zeit und Raum so umfassende Erscheinung wie die soziale Difierenzierung in Stände und Klassen nimmt viele Gestalten un und hat mehrere verschiedene Selten.”Die Klassen and die Gesellschaft, S. 17。
【122】 Cooley, C. H., Social Organization, Ch. 18.
【123】 Ginsberg, M., Studies in Sociology, p. 198.
【124】 Tawney, R. H., op. cit., p. 90.
【125】 Eoss, E. A., Principles of Sociology, p. 358.
【126】 Hammacher说过：“Das soziale Ideal heisst Identität der möglichen und wrikiichen, der natürlichen und gesellschaftlichen Rangordnung.”见上引Mombert论文中第274页。这种理想，只有机会平等，公开竞争的社会中可以实现。
【127】 Sydenstrcker, E., Health and Environment, Ch. 5.
【128】 Tawney, R. H., op. cit., p. 91.
【129】 Epstein, A., Insecurity, a Challenge to America, p. 194.
【130】 Todd, A. J., Industry and Society, p. 313.
【131】 Gemmill, P. F. and associates, Contemporary Economic Problems, pp. 626-30.
【132】 Gillette, J. M., and Reinhardt, J. M., Current Social Problems, p. 183.
【133】 Gemmill, P. F., op. cit., pp. 623-4.
【134】 产生公平社会的方法，像这篇文章里所说的，主张的人颇多，但说得最有条理的，还算汤纳教授，看他的名著《平等论》（Equality, London, 1931）。
【135】 大意采自下列各书：Marx and Engels,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Lenin, 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Sombart, W., Der proletarische Sozialismus, Bd. 1, Kap. 30。
【136】 Mitchell, W., Business Cycles，pp. 387-394.
【137】 1848年，马恩二氏写他们的《共产党宣言》时，觉得在资本主义的社会里，工人的前途，是很黑暗的。他们说：“The modern laborer, on the contrary, instead of rising with the progress of industry, Sinks deeper and deeper below the conditions of existence of his own class. He becomes a pauper, and pauperism develops more rapidly than population and wealth.”
【138】 Douglas, P. H., Real W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1890-1926, p. 130 ff.
【139】 Seventeenth Abstract of Labor Statistics of the United Kingdom, (1915) p. 66. W. Sombart在他的近著Deutscher Sozialismus（1934年出版）117页里，也有一段文章，谈到过去一百余年工人实际工资的升降问题，他所举的实际工资指数如下。
【140】 Smith, H. L. (Editor), The New Survey of London Life and Labour, Vol. 3, p. 126.
【141】 Bukharin, N., Imperialism and World Economy, 1929; Lenin, N., Imperialism, 1916; Lenin, N., Toward the Seizure of Power, 1932.
【142】 Lenin, N., Toward the Seizure of Power, pp. 224-5, 277-8.
【143】 Laski, H. J., Democracy in Crisis, pp. 235-6.
【144】 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区别，我们认为是在手段方面。下面的两个定义，与此同意。Norman Thomas说：“In its broadest sense, socialism is the doctrine that land, natural resources, and the principal means of production and distribution should be socially owned and democratically managed so that production should be for public use, rather than for private profit... but socialists would employ political action and the machinery of existing states to achieve their end.”Anna Rochester说：“Communism is the workers' international movement of revolut; onary, change from capitalism to socialism.”见Spahr and others, Economic Principles and Problem, Vol. 2, pp. 564-5．虽然共产主义者，以为社会主义违背了马克思的学说，但社会主义者，也可从马克思的文献中，找到他们理论及行动的根据。如在1872年，马克思曾说过：“Der Arbeiter muss eines Tages die politische Gewalt in der Hand haben, um die neue Organisation der Arbeit zu begrunden... Aber wir haben nicht behauptet, dass die Wege um zu diesem Ziel zu gelangen, äberall dieselben seien. Wir wissen, dass man die Institutionen, die Sitten und das Herkommen der verschiedenen Gegenden berücksichtigen muss,... und wir leugnen nicht, dass es Iänder gibt, wie die Vereinigren Staaten, England, und, wenn ich Ihre Institution en recht kenne, Holland, wo die Arbeiter zu ihrem Ziete kommen durch friedlihe Mittel.”见Sombart. W., a. a. 0., Bd. 1, S. 391-2．这是马克思对荷兰工人说的话。在那时，他认为美国、英国及荷兰，都可用和平的手段，达到无阶级社会的目的。
【145】 关于这一点，马克思是承认的。他说：“Still I must seize upon this occasion to state that, as the costs of producing laboring powers of different quality differ, so must differ the values of the laboring powers employed in different trades. The cry for an equality of wages rests, therefore, upon a mistake, is an insane wish never to be fulfilled. Value. Price and Profit.”收入Algernon Le．所编的The Essentials of Marx第146页。
【146】 参考Webb, S., "The Worker in Soviet Russia", Current History, (Dec, 1932)pp. 273-280; Chamberlin, W. H., Soviet Russia, 1931, p. 456; Counts. G. S. and others, Bolshevism, Fascism and Capitalism, 1932, pp. 207-8。
【147】 Lenin, N., The State and Revolution (Vanguard Press, 1926), pp. 195-2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