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去年9月9日的《大公报》上，曾发表一篇短文，论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这篇文章发表之后，赞同的人固然很多，但反对的人也不少。赞成我那篇文章的人，有许多是补充我的意见的，这儿暂且不提。反对的文章，我见到的有三篇。一是李炳寰先生的《评吴景超之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众志月刊》二卷一期）一是刘子华先生的《评吴景超的发展都市以救济农村》，（《锄声》月刊一卷第四、五期合刊）一是万钟庆先生的《发展都市必先救济农村》，（《民间》半月刊一卷十七期）他们的论点有许多是相同的，所以我在这儿，作一个总略的答复。
在我写那篇短文的时候，早就料到那篇文章，会引起一部分从事农运的人的误会，所以我在篇首便先声明，我所要说的，只是救济农村的一条途径。在这条途径之外，还有别的工作可做而且应当做的，如从政治、教育、自卫等方面着手，去救济农村都是。想不到虽然这样小心的声明，而有一部分人仍旧误解，以为我要提倡一种新的观点，来抹杀其余的观点，其实我决没有这种意思。反对我的观点的人，一定要提出证据来，说明发展都市，于救济农村无益处，或不但无益，反而有害，才可推翻我的主张。关于此点，我相信至今还没有人做到，所以我的主张，还是可以成立的。
发展都市的事业，我以为至少三点是要做的。第一种事业，便是兴办工业。关于这点，李先生在他的文章里说：“工业是万分的急需……用新兴的民族资本工业，来代替帝国主义的榨取，抵制舶来品的倾销，削减原料的输出，挽救巨额的入超。”看了这段文章，好像李先生是赞成兴办工业的。可是几行之后，李先生忽然改变了口调，他说：“试问把98种工业，全设在都市，那么谁敢担保便减少了中国的无业者？恐怕适得其反，都市无立足之地者更多，农村破产益烈呢！”新兴工业，既可“抵制舶来品的倾销”，又可“挽救巨额的入超”，而其结果，乃使“农村破产益烈”，这种理论，未免前后矛盾。李先生的文章中还有一段，论在中国振兴工业之难，是由于“帝国主义的压迫”，由于“关税未能完全自主”。这一点刘先生与他完全同意。刘先生于承认“兴办工业是发展都市的急务”之后，便顾虑到“不平等条约未尽废除，帝国主义侵略无法抵御之时，中国工业能不能日趋发达，尚是极大问题”。当然在今日的中国，振兴工业，是有相当困难的，但我们要问，这种困难，是否无法克服？假如无法克服，那么我们只好束手待毙。假如有法克服，那么我们岂可畏难而退？发展中国工业的困难在什么地方，以及这些困难如何克服，是我国民族的一个大问题，不能在这短短的篇幅内讨论。但是我们敢断言的，就是这些困难，决不是“帝国主义”几个字便可包括的。我们的困难，一方面固然由于外来压迫的剧烈，一方面也由我们自己的不争气。假如从事工业的人，都能深刻的反省，都能尽其在我，都能把一切营私舞弊、因循懒散等等恶习惯，恶心理都改良了，我们的困难便要减少许多。这是我们可以努力之点，比空喊打倒帝国主义要切实得多。即如李先生所提到的中国丝业的衰退，在二十年度输出的不及十八年度的四分之一，在李先生虽然要归罪于“帝国主义压迫”及“关税未能完全自主”，实则全不相干。中国生丝输出的衰退，最要的原因，由于美国丝织工业中人，近来都愿用日本丝而不愿用中国丝。以前，美国的市场，是中国人所垄断的，后来美国丝织工业中人，以中国生丝，不适宜于机器的运用，提出几点来请中国缫丝的人改良，中国人置若罔闻，日本人便利用这个机会，把本国的丝产，改良得适合美国人的需要，于是美国的市场，便为日本所夺了。这段故事，哈佛大学的陶适教授，在他的大著《几个关税中的问题》里面，说得很详细。我们听了这个故事，应该得到一个什么教训？
万先生对于在都市中兴办工业一点，提出三点意见：（一）农业中并非无路可走；（二）兴办工业，不一定须在都市；（三）工业的发达，必有赖于粮食及原料，假如不先改进与维护农业，民族工业便难发展。我们先从第三点说起。万先生说工业的发达，非有农业做基础不可，这是醉心农业的人一种夸大的态度。最近章伯雨先生在他的《经济上的复古论辨》（《农林新报》第372期，是驳我在本刊125期中《我们没有歧路》那篇文章的，所以附带也在这儿讨论一下）一文里，也犯了同样的毛病。我们无论采用哪一种或一国的工业分类，就可知道有许多工业，其原料的来源，并不靠农业。美国清查局所用的工业分类表，把全国的工业，分为16大类，其中有11类，如钢铁业、化学工业、印刷工业、金属工业、机器工业、音乐器具业、交通工业等等，都是无农业根据的。而且在生产的各种原素之中，原料不过是一种，有了原料，假如别的条件不合，那么根据于此种原料的工业便不能发展。没有原料，而别的生产条件，却都完备，工业也未尝不可发展。纱布业在英国与日本都很发达的，但英国与日本出棉花么？丝织业在美国是最发达的，可是美国却不出产生丝。这种例子很多，万先生既然是专治经济的人，自然也都知道，不必我来细举。即使退一步说，发展工业，非农业供给原料不可，那么我在那篇短文里，又没有反对“改进与维护”农业，为什么万先生要提出这一点来对我宣传？
关于万先生所说的第二点，兴办工业，不一定须在都市，只含片面的真理。工业的位置，有的不必设在都市，有的非在都市不可，关于此点，我在《清华学报》八卷二期中，有一篇《近代都市化的背景》，详细讨论，不必赘述。万先生提倡那些不必设在都市的工业，我在那篇短文中，提倡要设在都市中的工业，彼此是不相冲突的。
关于万先生所说的第一点，我以为最有讨论的余地。我说农村中已无路可走，是根据一些简单的数字而下的结论。中国的可耕地，虽无统计，但中外各专家的估计，如我们的翁文灏先生，及美国农部的贝克耳先生所发表的，相差不远。这个数目，如与美国的可耕地相比较，要比美国的为小。但美国人在农业中谋生的，只有1000万人左右。以1000万人的努力，便可使10000万以上的人衣食有着，还有盈余可以运销外国，这是使我最为惊异的。中国在农业中谋生的人，据估计，在全人口70％至80％之间，这点数目字，便可十足的表示中国农业生产方法的落后。我总希望政府与一切从事农运的人，设法改进中国农民的生产技术。假如这是应该做而且是可以做到的，那么中国农业吸收人口的力量，将逐渐减少，这是生产技术改良后必然的结果。欧美各国的历史，昭示我们是千真万确的。在这种时候，兴办工业，便是为全国的农民，多辟了一条生利之道。但万先生却不愿意人走这条路，他指出现在每村还有200元之储蓄，可以为农民另辟生路。我们愿问：中国的农民，还是停留在乡村中分这200元的储蓄好呢，还是在工业中去寻比这200元要多的进款好呢？
李、刘、万三先生，对于我所说的发展都市的第二种事业——发展交通——都抱同样的疑惧。李先生说：“即遍设铁路，也不过助长外货的畅销，促进农村之破产而已。”刘先生说：“交通发展到那里，帝国主义者经济侵略的巨爪也就伸张到那里。”万先生也说：“在此交通动脉为外人所把持之情形下，铁路与航运，只不过为推销舶来品的运输机关，所以中国今日交通最便利的地方，洋货的侵入更为敏捷，农村的破产更为厉害。”这三种说法证明了我在《我们没有歧路》一篇文章里所提到的“因噎废食派”在国内大有其人。他们应当知道，中国的交通工具，除运舶来品外，还要运国货的。假如中国没有交通工具，各地的有无，如何调剂？陕西的棉花，如何运往上海？山西的煤，如何运往天津？四川的桐油，如何运往汉口？难道我们用铁路航路来运棉花，运煤，运桐油，不是事实么？铁路与航运，岂真如万先生所说：“只不过为推销舶来品的运输机关”么？我还愿意在这儿提出一些事实，证明这三位先生所痛恨的舶来品，其所以能畅销中国，有一部分是由于中国交通事业的不发达所造成的。美国的安诺德先生，前几年写了一本极有趣味的书，名为《中国问题里的几个根本问题》，其中有一段话，极可注意：
达科他人之去西亚德埠，犹陕西农人之去上海。由达州运麦至西埠，计程1000英里，铁道运价每吨约华币23元。自西埠至上海，计海程6000英里，轮船运价约计13元。自达科他至上海，总计运费为36元。再益以自乡间至车站，平均25里路之汽车运载，故总计运费每吨为40元。即使提高之，假定为45元，计亦不过每担费3元而已。回顾自渭河流域运1担麦抵车站，须费7元之巨，加以300里之火车抵汉口，600里之江运抵上海，两相比较，即可知其贵贱矣。……汉口距陕西只600里，然磨粉业人与其应付运费而受渭河之馈麦，毋宁出价购买美国之麦，较为便宜也。
安诺德先生的话，告诉了我们美国的麦，所以畅销于汉口，不是长江的航运太发达了，而是渭河流域至汉口的交通太不发达了。孙中山先生在他的民生主义第三讲内，也提到一个富有意义的故事。他说：
像前几年我遇着了一位云南土司，他是有很多土地的，每年收入很多租谷。他告诉我说，每年总要烧去几千担谷。我说谷是很重要的粮食，为什么把他来烧去呢？他说每年收入的谷太多，自己吃不完，在附近的人民都是足食，又无商贩来买，转运的方法，只能够挑几十里路远，又不能运到远方去卖。……因为没有用处，所以每年到收新谷的时候，只好烧去旧谷，腾出空仓来储新谷。这种烧谷的理由，就是由于生产过剩，运输不灵的原故。
孙先生对于这个故事所下的结论，是值得我们玩味的。因为运输不灵，所以有谷多的地方，也运不出去。我们不在发展交通上注意，只怪外国粮食进口。有什么用处呢？从这两个例子，我们便可格外明了发展交通，对于农民的贡献了。至于交通发展之后，都市的制造品，运销于内地，对于农民的手工业，自然要予以打击。但这是在经济进步的过程中所不能免的结果，农民只可适应潮流，在新局面下谋新发展，假如因此而反对新式交通，新式工业，那便是抱残守缺，结果一定是要受淘汰的。
关于我所说的发展都市的第三种事业——扩充金融机关——李先生以为“银行家对于农村的放款投资全存了戒心”，若想叫他放款于农村，他是“不肯”的。万先生也说：“在今日的农村破产情形之下，期望都市的金融机关负起放款于内地的责任，又谈何容易。”但隔了几行之后，万先生忽然提到“中国、金城、大陆等银行肯假手华洋义赈会，参加农赈放款”。所以万先生提出的事实，打破了自己的理论，同时也替我们回答了李先生，银行家并不是“不肯”放款于农村的。刘先生倒是看得到“银行界今日因将内地现金集中得太多，诚然想多设分行，以便贷款农民，使手中现金出路”，但他却为诛心之论，说“他们的目的，决不是要救济农村的破产，乃是要救济自身的损失”。我并没有说银行家放款于农村，是抱办慈善事业的目标而来的，这种动机的讨论，不在本题范围之内，可以不谈。我只愿意指出这种行为的结果，不管他的动机怎样，对于农民是有利益的，也便是可以救济农民的。这件事不必强辩，我们只要比较农民向银行借款——直接或间接由合作社——所负的利息，与向地主、店户、绅士、高利贷者借款时所负的利息，其轻重为何，便可了然。
最后，我愿意谢谢李、刘、万三先生，因为他们的辩难，我才得到一个重新申说我的观点的机会。我们的看法虽然不同，但是我们对于中国大众生活的关心，以及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重视，大家都是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