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地方财政困难的一般

留心地方财政的人,试一浏览各省的预算,定可发现一个共同的毛病,便是收支不能相抵,以致造成入不敷出的状况。为平衡预算起见,各省有各省的方法,但这些方法之中,也有许多是共同的。第一便是举债。根据财政部的报告,以及个人研究所得,【45】各省债务,在10000万以上的,有四川;在1000万以上的,有湖北、湖南、浙江、江苏、山西;在500万以上的,有河北、江西;在100万以上的,有安徽、河南、绥远、甘肃。其余各省,债务未详,但就已详各省而言,债务总数,已在30000万左右。举债虽然可以解决目前的困难,但举债愈多,预算中的债务费也愈加增。四川预算,除军务费外,要算债务费支出最多,约占总支出八分之三。湖北二十四年度岁出,经常临时总计,为2400万,但债务费即占300万。所以靠举债来解决预算上的困难,决非久计,这是很明显的事实。

各省平衡预算第二个常用的办法,便是请求中央协助。根据二十五年度国家普通岁出总预算,中央补助各省,在经常门内共支61481500元;在临时门内共支44334500元。两项合计,在10000万元以上。这种协款,在许多省份的收入中,占一个重要的地位。湖北的财政当局,在两年前曾说过:

本省财政虽已渐臻轨道,然考其内容,每月仍赖两项协款60万元,(此外特税补助汉市府65000元)为本省财政之命脉,每年度共计720万元,实占全部岁入三分之一以上。一旦此款发生故障,则本省财政立陷困境,至为可虑。凡此依人为活之方法,系属可暂而不可久。【46】

两年前的情形,现在并未变动。此种依人为活的方法,我们如细看中央协款的清单,可以知道不独湖北为然,许多别的省份,亦复如是,所差异的,只是依赖的程度,有深有浅而已。

第三个平衡预算的方法,只有几个省份用的,便是征收法外的税捐。地方的合法收入,依照二十二年三月修正的《办理预算收支分类标准》,共有十二类,即田赋、契税、营业税、房捐、船捐、地方财产收入、地方事业收入、地方行政收入、地方营业纯益、补助款收入、债款收入及其他收入。【47】但在湖南,地方的最大收入,年在500万元以上的,乃为类似厘金的产销税。江西有一种“剿匪”善后捐,系对入境的货物征收的,年在200万元以上,其地位的重要,仅次于田赋。其他各省,在表面上或暗中所征收的税捐,不合法令的,一定还有。这种法外税捐的存在,表示着各省在法内平衡预算的困难。

地方政府,虽然是入不敷出,而人民方面,也感觉到负担日重。民国二十三年,国府曾有废除苛杂及减轻附加的通令。自二十三年七月起至二十四年八月止,据财政当局的报告,裁减苛杂税类,共计5000余种之多,裁减款额,至4900余万元之巨。我们虽然不能否认这种仁政的影响,但同时也要承认,人民现在的负担,比二十年前或十年前要重得多。先看湖北,湖北的田赋,在民国初年,为381万余元。民国十五年,湖北财政委员会与政务委员会联席会议,将赋额减至258万余元,较之原有赋额,计减37%。最近整理田赋又将赋额增至447万余元,惟实际征收,不足此额。我们如只看正赋,湖北现在的田赋,与民元相差无几。田赋附加情形,在民元时如何待考,现在附加总数,将近200余万。最使人民感觉负担加重的,不在正赋,也不在附加,而在民国十八年以后创办的亩捐,按亩征收,各县的税率不等。现在亩捐总数,已达460余万元,专作保安团队经费,还嫌不足。此外还有堤工捐,照正税加一成,只有沿长江汉水各县缴纳。所以湖北的农民,直接负担的赋税,合计总在1000万元以上,比起民国元年的负担,大约加重了两三倍。湖南的情形,可以长沙县为例。长沙县在民国七年,每两正银,带征地方附加二角四分,清乡附加四角,另向每户征收一百文券费,一百文农林捐,合计每两正银,带征附加六角四分,每户钱二百文。民国二十四年,每两正银,折合国币三元六角,另外带征地方附加一元一角,团防附加四元二角,义勇附加六角,自治附加一元五角,保甲附加六角,县教育附加六角六分,区教育附加一元三角四分,路款附加一元零八分,另向每户征收八分农林捐。每两正银,附加竟达十一元二角八分,较之民七附加,超过几达20倍。这还不算是最重的。另外如宜章县田赋,向采包征制,由征收员带券游征,往往任意浮收,各区亦擅自增收附加。民国十九年,每正银一两,附加竟收至50元之多。这种包征滥收的恶政,直到二十四年才由省府革除。即以二十四年度而言,宜章正税共收19000余元,附加共收109000余元,附加超过正税,凡五倍半以上。江西田赋,民元地丁每两折征正税钱2700文,附税钱300文,漕米每石折征正税钱3600文,附税钱500文。附税等于正税七分之一,至九分之一。民十五地丁每两折征正税银二元二角,附税银元三角,漕米每石折征正税银二元九角,附税银元五角。附税税率,已较民元略增。民十六改为地丁每两收正税三元,漕米每石收正税四元,附税至多以正税15%为限。以后附税逐渐增高,在“剿匪”期间,已超过正税若干倍。最近才规定将附加分为三种,地方附加,等于正税30%;保安附加,等于正税40%;保甲附加,等于正税20%。三项附加合计,已达正税90%。江西人民在附加上的担负,现在比民国十六年,已增加了6倍。这三省的情形,很可以拿来代表近年中国民众负担加重的状况。

财政的入不敷出,与人民的负担加重,乃是各省当局最感困难的问题。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当然很多,我们现在只愿意提出一种原因来说。所以要这样办的原因,完全是为讨论的方便。作者在本文中,只有一个主题,如把许多原因都取来一一分析,便要超出本题的范围以外了。我们现在只讨论一个原因,并非否认别个原因的重要性,只因他们与主题无关,所以只好略而不谈。

(二)新政及其费用

在这一节里,我们愿意指出地方财政的入不敷出,人民负担的日渐加重,与近年推行的“新政”的关系。

近数年来的地方政治,有一个很大的变动,这种变动,也许是划时代的。以前的地方政治,是“消极”的,是“无为”的,而现在的新政,却是“积极”的,是“有为”的。【48】这些新政,有的是中央政府推动的,有的是地方政府推动的,但最大的推动力量,却出自以前的豫鄂皖三省“剿匪”总司令部及南昌行营,到了二十四年十二月,行营所推动的新政,才移交行政院管辖。我们查考新政的内容,虽然觉得他是千头万绪,但也可以用最简单的四个字来包括他,便是“管”、“教”、“养”、“卫”。

说到“管”,我们知道以前的办法,是中央管省,省管县,县管人民。中央与省的关系,现在且撇开不谈。省管县,以前可以说是管不到。一因交通不方便,二因省的范围太大,等于欧洲几个小国,所管的县份,少的数十县,多的一百余县,以省府少数人的精力,来管这样多的县份,当然是有名无实。所以从前的县长,便等于一个小皇帝,假如不闹大的乱子,决没有人来干涉他。至于县以下的人民,更是一盘散沙,毫无组织。假如县的范围很小,那么这一盘散沙,县府也许可以照顾得来,但一县地方,往往纵横一百数十里,人口从几万以至一百几十万,所以由县长来统辖全县的地方和人民,决无此种能力。现在对于管一方面的改革,第一,便是在省与县之间,设一个行政督察专员公署,他所管辖的县份,从数县以至十余县不等。省区较小的可以将全省划分为几个行政督察区域,省区较大的,可以划分为十几个行政督察区域。前者如湖北、江西;后者如河南、四川。督察专员的制度是合已往几种制度冶于一炉而成的新产物。据杨畅卿先生说:“专员考核各县,则有类于知府;承上起下,则有类于道尹;自理一县兼管他县,则有类于知州;统领军政,则有类于镇守使。”【49】从理论上讲起来,自有督察专员,各县的行政,便多了一个直接的监督;各县在治事时遇有困难,便有人来指导;一县以上的共同问题,要合作才办得通的,现在也有一个机关来统筹兼顾。省府添了许多专员公署来帮助他管理各县,以前的各种困难,便可减少许多。再说县以下的组织,以前可以说是无有,现因推行分区设署的制度【50】,并编查保甲,一盘散沙的民众,才可说是有了组织。实行分区设署的县份,依县境面积,地形,户口,交通,经济状况,人民习惯,酌划县属为若干区,但不得多于六区少于三区。区署中有区长、区员、区丁、书记及录事,好些县份的区署,都分为三组办事,其重要职务,为佐理县府,推行县政。自有区署,政治可以说是又深入民间一步。区署以下,便是保甲的编制。依法令:保甲的编组,以户为单位。户设户长,十户为甲,甲设甲长,十甲为保。凡大乡镇,经编成五保以上的,应设保长联合办公处,由保长互推一人为联保主任。凡住户稀少的乡镇,应联合他乡镇,照前项规定,设保长联合办公处,但以距离在20里以内者为限,倘20里内住户不足四保时,得暂缓设立。有了这种组织,政府与民众才可说是打成一片。二十四年度劳动服务的季节来到时,此种组织,便已发生效力。有些县份凭一纸的命令,便可号召壮丁数万人,同日从事筑路筑堤等工作,而秩序井然,有条不紊。发号施令的简便,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在无组织的时代,无论如何是做不到的。

新政中管的方面,添了多少费用呢?专员公署的经费在各省的概算或预算中是查得到的。举几个例来说,在二十四年度,湖北的督察专员公署经费,是396000元,河南是607200元,江苏为208320元,江西为405144元,安徽为552000元。换句话说,自有专员公署,省府的支出,便加增了20余万以至60余万。再说区署的经费。这种经费的支出,多列入县预算中,所以总数颇不易得。依《各县分区设署办法大纲》,区署共分三等,甲等月支391元,乙等月支326元,丙等月支263元。实际各县的区署,很少依照这个办法开支经费的。以江西而论,彭泽县的第一区,每月只支113元,余江县的第一区,便月支329元,多少大约要看地方上的财力而定。江西全省,现设区署390所,年支经费877272元。这还不算多的。山东一省,计800余区,列入县预算的经费,年需110余万元。【51】河南于二十四年奉令改区设署,总计全省划定406区,全年经费,计1101000千余元。【52】最后说到保甲的经费。依《修正“剿匪区内”各县保甲经费收支规程》,保甲经费,每保每月以5元为限,联保办公费,由各保在5元之内分摊。此种经费,既非统筹,所以一县之内,保甲经费共有若干,县长都回答不出,全省保甲经费的总数,更无从估计了。山东的乡镇公所,其地位等于联保办公处,据云全省乡镇18000余处,虽规定月支10元,令其自行摊筹,亦在200万元以上。【53】湖南的乡镇公所,经费最多的,月支30余元,少的仅年支六七十元。保长有津贴的,仅长沙等25县,其津贴数目,最多每月不过3元,普通每年仅有津贴一二十元。此种零碎估计,虽可见保甲经费的一斑,但无从估计其全体。只有江西一省的保甲经费,在二十五年度是统筹的,我们可以举他来作一个例子。江西的保甲经费,系就田赋、普通商业营业税、屠宰税,各加20%,由省府统收统支。全年预计可收140余万元,支出预算为1109988元。其开支方法,保联分为三级,凡辖16保至20保者为甲级,11保至15保者为乙级,6保至10保者为丙级。甲级保联月支38元,乙级保联月支30元,丙级保联月支24元。保办公处经费,则概以每保月支1元计算。保办公费每月1元,实际是不敷的,所以江西省有一计划,将来干部训练完成,经费充裕的时候,保联政务费,以每月25元计算,年支750000元;保政务费,以月支5元计算,年支1560000元。两项合计,为2310000元。这个数目,大约可以代表普通省份的理想保甲经费了。所以拿江西一省来说:督察专员公署、区署及保甲三项经费,每年实支,已超过230余万。如保甲经费,照理想的办法,便要超过350余万。这是一个普通省份对于“管”的方面所添出来的费用。【54】

次说“教”。中国文盲数目之高,以及失学儿童之众,是大家所痛心疾首的。根据二十年度初等教育统计,全国小学儿童数为1166万余人,失学的学龄儿童,约尚有3000余万。在学儿童,仅占学龄儿童23%,距离普及之境甚远。为补救这种缺点起见,教育部于二十四年五月,曾提出《义务教育暂行办法大纲》,于二一四次行政院会议通过。其办法系将义务教育,分作三期推行。自二十四年八月起,至二十九年七月止为第一期,在此期内,一切年长失学儿童,及未入学之学龄儿童(自6岁至12岁),至少应受一年义务教育,各省市应注重办理一年制的短期小学。自二十九年八月起,至三十三年七月止为第二期,在此期内,一切学龄儿童,至少应受两年义务教育,各省市应注重办、理二年制的短期小学。自三十三年八月起为第三期,义务教育之期间,定为四年。这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教育计划。依照这个计划,到了民国二十九年,全国12岁以下的儿童,应当没有一个文盲。这个铲除文盲的计划,大约要花多少钱呢?照原定的办法,义务教育的经费,大部分是要由地方政府负担的,中央政府,只能津贴一小部分。各省县在推行义务教育时所添的负担,可以湖南省为例。湖南省二十四年度义教经费,规定省筹60%,县筹40%。省方预算支出总数,为297070元。各县自筹之40%的经费,一等县为3240元,二等县为2160元,三等县为1080元。各县筹款办法,据云或增收税捐,或摊募捐款,或动拨余款息金,或整理原有收入,或指拨原有捐费,或催缴各项亏欠,或在预算内移项开支。各项办法之中,以采用第一第二两种办法的为多,其结果影响到人民的担负,是显然的。据湖南教育厅的估计,在推行义务教育的第一期内,第一年预算经费为427000元,第二年为764900余元,第三年为1529800余元,第四年为3059600余元,第五年为4980400余元。所以义教的经费,是每年加增的,五年后的支出,比现在还要加重数倍。江西省的义务教育计划,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便订定了,其办法系利用保甲组织,每保设立一校,名为保学,为推行义务教育的机关。各保应筹保立小学经费总数,因保的大小不同,所以有三种规定。过120户的保为甲种保,年筹252元。101户至120户的保为乙种保,年筹228元。80户至100户的保为丙种保,年筹204元。保学的进展,可以从下列的数目字中看出。二十二年度学校数为5900,学生数为244645人,经费数为2022704元。二十三年度下期,增加学校2776个,增加学生139940人,增筹经费656731元。至二十四年度上期,增加学校10196个,增加学生498575人,增筹保学经费1580604元。依这种速度加增下去,每保一小学的理想,不难于两三年内达到。到那个时候,保学的经费,共需若干呢?现在江西至少有25000保,保学的经费,如平均照乙种保的规定开支,每保年筹228元,全省每年便要筹570万元。这个数目,与湖南在完成第一期义务教育时,所费相差不过70余万。所以一个普通省份,如湖南或江西,如想给学龄儿童以一年的义务教育,大约要花500万。这是铲除文盲最低的代价。【55】至于民众教育,播音教育,各地虽然都有零碎的工作,但因没有大规模地进行,所以花费也还有限。

三说“养”。养的工作,可以说是地方政治一个主要的目标。有些工作,如修堤、仓储、造林,以前的地方政府也办过,但是到近几年,各地政府,才大规模地,有计划地去干。这些工作,除仓储外,大约只费民力,不费民财。另外如合作社的普遍组织,农作物的积极改良,以及农工副业的提倡,却是最近的事。后两种工作,还在研究的过程中,没有什么显著的成绩可述。合作社在民国二十四年以前设立的,只有13707个,在二十四年一年内设立的,便有12517个,可见最近合作事业,突飞猛进的状况。合作事业的基金,有一部分要省府担负,省府当然是取之于民,不过这个数目是很小的。合作事业的发达,结果是会减轻人民的负担,因为高利贷者及奸商,遇到一个地方,有很好的信用合作社,或运输合作社,便无从施其剥削手段了。“养”的工作中,费用最大的,还是公路的修筑。中国公路,每公里平均造价,平地约6000元,山地约8000元。中国的碎石路,每年每公里,平均养路费,约250元。【56】公路的里程,在民国十年,只有1185公里;十六年底,加至29170公里;二十四年底,加至96345公里。【57】这90000多里的公路,如每里造价以7000元计算,便需67000万元。全国经济委员会,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年底止,拨借各省公路基金,只有949万余元,【58】这在造路费的总数内,真如沧海之一粟。其余的造路费,一部分见于省预算。历年来各省建设厅的主要工作,便为筑路。各省的建设费,也大部分用之于筑路。如二十三年度江西公路建筑费为1459386元;二十四年度湖北之公路建筑费,为3000000元。但大部分的公路,还是征民工或兵工,用民料民田来筑建的,政府并没有支出上面所列那样大的造路费。【59】

最后说“卫”。数年以前,各省的保安团队,并不统一。各县斟酌本地的需要,及经济能力,编成保安队若干名。这些保安团队,训练既不充分,指挥又不统一,所以遇到大批股匪时,毫无抵抗的能力。南昌行营有见于此,所以于二十三年七月,颁行《各省保安制度改进大纲》,目的在使保安团队统一于县的,进而统一于区,再进而统一于省。凡已统一于省的保安团队,便可目为省军,在剿匪方面,虽然成绩未能尽如人意,但比前几年的情形,总算有点进步。保安经费,在未统收统支的时代,数目难于估计,自统一于省之后,省会设有保安经费总经理处,便容易考核了。湖北的保安经费,一部分是由亩捐来的,二十四年度为4622300元,另一部分,由省府直接开支,二十四年度,省预算列为979254元,两个数目合起来,为5601554元。湖南保安团队经费,出于附加,现在每正税一两,收保安附加四元二角,二十四年度保安附加的总数,为5238535元,与湖北的保安经费,为数相差无几。不过湖南的团队,统一于省之后,各县感觉到还需要一种自卫的武力,所以在保安团队之外,各县还有一种有枪义勇队,其经费也是出自附加,名为义勇附加,数目各县不等,二十四年度义勇附加的总数,是1167390,连保安附加,已超过640余万,真是一个巨数了。湖南有些县份,除有枪义勇队之外,还有所谓“直辖排”的,经费无统计可考。江西的保安经费,二十四年度为420万元。此外还有一种碉堡守护队,系就当地有枪义勇队编组而成,守碉壮丁,月支伙食津贴3元,每碉月给灯油茶水2元,统由保甲户捐项下附带筹支(指二十四年度以前而言)。此种费用,据估计,约在400万元左右。现因治安无虞,守碉队除萍乡,修水等十县外,均已取消,民众的负担,可以减轻不少。我们看了上述三省的情形,可知各省的保安团队,每年需款约500万元,这个数目虽大,比较没有统收统支的时候,一定还要减少许多。以江西而论,该省团队经费最多时达1200万元,较现在的经费,几大三倍。将来的团队,如能加以整理改编,大约还可以省出一部分的钱,来作别种事业之用。“卫”的方面,除上面所说保安队,及前面所说保甲及公路,与自卫均有关系外,还有两种新的工具,也是可以加增民众自卫的力量的,一为碉堡,一为电话网。碉堡虽然不能对付飞机及大炮,但在内地自卫,却是唯一的武器。【60】现在凡是经过战乱的地方,都有碉堡,湖南各县,在二十三年年底已筑有碉楼碉堡土寨共4600余座。江西的碉堡,约10000座,以平均每座建筑费600元计,便要600万元。以江西临川县而论,各区署及各联保办公处,都设有电话,一有警报,随时可通知县府或区保安司令部,司令部得讯后,便可用大汽车运团队至出事地点清剿,其迅速的程度,比起以前出警时,须徒步报县,团队也只能徒步追剿那种情况,当然不可相提并论了。电话机与电杆木的用费,大部分都是由各保摊派而来,其实数无从估计。电话网的维持费,在有些县份,也是出自附加,如衡阳县每年电话附加,为一角五分(即每正税一两加此数)。该县二十四年度,尚有飞机场附加,为一元二角,也可视为自卫的一种花费。卫的新政中,还有一种是极重要的,便是民众训练。中国的民众大部分都没有受过公民的教育及军事的训练,所以在平时不能做一个好公民,战时也不能背枪支以卫疆土。这是一件十分危险的事。为矫正这种缺点起见,民众训练,是目前最急迫的问题。民众训练的内容,当然是政治与军事并重,但军事尤其重要。现在的民众训练,有几个最难解决的困难,第一便是民众怕受军训的心理。中国古代的教育,本来是文武兼重的,人人都能上战场,也不怕上战场。东汉以后,文武分途,武德扫地,人民渐视当兵为畏途,其结果便造成“好汉不当兵”的谬误心理。此种心理如不打破,则民众的军事训练,决无彻底之可言。改变这种心理,治本的方法,当然是要从教育下手。第二种困难,便是经费。据某省估计,该省共有49316保,如每保设一助教,月支8元,月共需费394528元;每3保设一分队长,月支20元,月共需328780元。两共月需经费723308元,不但某省无此力量,全国各省,大约没有一省有此力量的。解决的方法,最好利用联保主任、联保书记,使他们分任队长与助教之职,民众的军事训练,便归他们主持。不过在实现这种理想之前,联保主任与联保书记,须先受严格的军事训练,他们回去之后,可以训练保长,保长可以训练壮丁。这种办法,用费当然比另外组织干部要省许多。

以上“管”、“教”、“养”、“卫”四种工作,每种只举出几件重要的来说,并未一一条举。只就已经提出的而言,在一个普通的省份里,如一一都做到,便非1000万元不办。这个数目,并非固定的,有日渐加增的趋势。地方财政与地方新政的关系,经此分析,当已明显,不必再费词了。

(三)问题的提出

从上面的讨论,我们可以发现下面一个连环:人民的负担加重,是由于政府的支出增加,支出增加的一个原因,是由于推行新政。这个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第一派人,看了上面的分析,自然地要下一个类似下面所说的结论。现在推行的新政,既然可使地方的支出增加,而支出增加,必然地加重人民的负担,那么最适当的办法,便是停办新政。这一派的人,还可举出历史上许多事实,来做他们理论的护符,因为历史上“无为而治”的例子,实在是很多的。但是现在的环境,与历史上任何时期都不相同。现在一个国家,假如想在国际中谋生存,人民没有组织是不行的,不受教育是不行的,不加增生产的力量,提高人民的生活,也是不行的,没有自卫的能力,没有作战的本领,更是不行的。“管”、“教”、“养”、“卫”的各种设施,就是想使一盘散沙的民众,变为有组织的民众;不识字不懂事的民众,变为有公民常识,有国家观念的民众;生产力薄弱,生活程度低下的民众,变为生产力厚大,生活程度超过饥寒线的民众;不能御侮,不敢上阵的民众,变为能够守土击敌的民众。这些设施的目标是无可非议的,是急不可缓的,虽然在实施上,在方法上,还有讨论的余地。假如在这种时候,还想回到汉初那种无为的政治,那么国家的灭亡,可以计日而待。所以数年来各地所推行的新政,不但不能取消恐怕还要充实;不但不能减少,恐怕还会加增。时势逼得我们的国家,不得不如此做去。

新政既然非推行不可,那么地方政府的财政,有什么出路呢?人民的负担,有什么方法减轻,或者至少不再使他加增呢?

这是我们愿意提出来的问题。

(四)解决的途径

现在各省整理财政的各种方法中,有一个方法,可以加增收入,而不致加重人民负担的,便是整理田赋。

整理田赋,应该包括三个方面,一为地籍的整理,二为科则的改订,三为征收方法的改良。先说整理地籍,现在各地的地籍,有的已完全遗失,有的仅凭粮房书吏的记忆,有的册书虽在,而与实际情形,毫不相符。整理的方法,在各地实行的,不外三种,一为土地陈报,二为土地清丈,三为航空测量。土地陈报,费用最少。江宁县平均每亩费用,为五厘三毫;萧县为六厘四毫,宜兴为七厘八毫,兰溪为八厘六毫。当涂最费,每陈报一亩平均费用亦不过一分四厘。【61】土地清丈的费用,各地多寡不等。湖南清丈,每亩所摊测量费,多者如汉寿,每亩费洋二角五分;少者如南县,只九分八厘。湖北各县清丈,每亩地平均支用清丈费一角三分。江西为办理航空测量最有成绩的省份,其所需经费除南昌一县支用40万元外,新建等82县,预计10681195元,按照农地总面积35216762亩计算,平均每亩约需航测费一角一分一厘,调查费二分二厘,计积费一分六厘,制图费三分二厘,造册费三分二厘,登记给证费八分,连机关行政费在内共需三角。所以从整理地籍的费用着眼,土地清丈与航空测量,都较土地陈报花费得多,但从成绩的正确着眼,土地陈报,又远不如土地清丈与航空测量。所以为治标计,及为穷苦的县份着想,整理地籍,可用土地陈报,但治本的方法,还是要用清丈或航测。这三种方法,无论用哪一种,成绩都很可观。以土地陈报而论,苏皖已办陈报各县,言亩数,则萧县溢出112万余亩,沭阳溢出172万余亩,江都44万余亩,当涂29万余亩。言税额,则江都盈收9万余元,萧县4万余元,当涂11.7万余元。【62】以土地清丈而论,湖北武昌共六区,纳赋之田仅1057000亩,现只丈竣二区,已丈出749000亩;汉阳共七区,纳赋之田仅675000亩,现只丈竣三区,已丈出64万亩;汉川共六区,纳赋之田仅52万亩,现只丈竣一二两区,已丈出52万亩,由此可知这几县里,将来清丈完竣时,纳赋的田地,一定可以加增二三倍。江西南昌县的航测成绩,可作一切航测的代表。南昌县总面积,据航测结果,为1535533亩,较江西赋役全书所载田亩数1238918亩,计溢出296615亩。全县每年应纳地价税总额为545595.8元,较原有田赋额征数373530.5元,溢出172065.3元。由此可见地籍整理之后,赋税可以加增,溢出的赋税,都是以前逃赋的人所纳的,乃是他们分内应交政府的款,不交是违法,交了并不能算是加重负担。

整理田赋的第二种方法,是科则的改订。旧的科则名目繁杂,税额参差,其结果是:“良田万顷,租税有限;尺土寸滩,负担奇重。或竟高楼大厦,占地千方,毫无赋税;或则山角水涯,立锥斗种,难应催呼。”【63】举例来说,江苏每亩正税,自二厘零五角至二元零五角,最低与最高,相差1000倍。以各县平均数言之,苏松亩科正税六七角,海门涟水,仅二分余,相差亦30倍以上。浙江每亩正税,自一厘至八角,相差800倍。江西正税,每亩自六厘三毫,至六角四分九厘五毫,相差约百倍。【64】所以改订科则,使高低相差,不致如此之巨,也是加增税收,平均负担的一个方法。湖北整理田赋的一个方法,便是改订科则。在没有改订以前,湖北的正税,有很多县份,如襄阳、枣阳等,一律都是六分。税则高的地方,如阳新县,上则田每亩纳税三角六分,中则田一角八分,下则田一角六分。又如蒲圻县,上则田正税每亩三角,中则田二角八分,下则田一角。这两县的下则田所纳的税,比许多县份的上则田还高,这是极不公平的。现在鄂省拟将赋率过低的,酌予进级。凡上则田地,原定赋率,每亩不及一角二分的,一律改为一角二分,其在一角二分以上的照旧。中则田地,原定赋率,每亩不及一角的,一律改为一角,其在一角以上的照旧。下则田地,原定赋率,每亩不及八分的,一律改为八分。其在八分以上的照旧。这样修改之后,平均赋率,可增出赋额723000元。对于原来纳税已高的地,并未减轻,对于原来纳税太低的地,却已加重了。这种办法,还未合乎理想。合乎理想的办法,可以江苏萧县为例。萧县在改订科则以前,民田每亩税率,为三角一分三厘,卫田每亩税率,为一角三分四厘。自土地陈报完毕,田亩溢出之后,乃改订科则,将全县田地,分列为四等,一等地每亩正附税合计征银元二角五分,二等地二角二分,三等地一角六分。以一等地的新科则,与二十四年度拟征税率之三角一分三厘比较,减少六分三厘;以二等地比较,减少九分三厘;以三等地比较,减少一角三分三厘。平均减少八分二厘二毫,计较原有税率轻26.2%。卫田税率,因历史沿习,已较民田为轻,为免畸重畸轻之弊,略事增高,一律比照三等地取税,以求均平。【65】所以萧县的办法,一方面把纳税太低的地,略为加重;同时把纳税已重的地,又酌量减轻。一方面把人民的负担平均了,一方面省县库又盈收了41000余元。这是改订科则之合乎理想的。

第三,我们可以略论征收方法的改良。以前的田赋在征收方面,弊病非常之多,结果是人民拿出来的钱,只有一部分入了国库,其余一部分却入了私囊。如江苏某县,在本年二月间,曾发现一粮柜舞弊巨案,总柜私吞公款凡20余万元。据此人口供,前任总柜,私吞公款比他还多,数达50余万。这些私吞的钱,一部分要分送当地绅士,看其势力的大小,或数千金或万金不一。倘县长追究,得由受贿绅士,出面说情,或贿赠县长,即可无事。各地这种贪污集团,没有被人发现的,一定不在少数。改革的方法,经专家提议的,如经征与收款机关的分立,如规定册串款式,如每日收款的报销,及报销数目的缴查,都是应当即行的。但最重要的一点,还在征收人员的考选,以及考选后成绩的严密审核,河南、湖南,现在都朝着这方面去做,希望可以使舞弊的事,日渐减少,而税收也可因之而日有起色。

以上所述整理田赋的三件事,如一一做到了,省县府的收入,当可加增许多。有的省县,整理之后,田赋可以加增一倍,甚至二倍,但也有些县份或省份,恐怕在整理之后,即加增一倍也很困难。所以整理田赋的事,固然是各省应当办的,而且是目前可以就办的,但如希望办了以后,地方财政上的困难,便可解除,以后应付新政的费用,便可绰有余裕,那就未免太过乐观了。现在各省的税收,固然可以整顿的还多,不但田赋如是,营业税、契税等等,亦复如是。但整理后所产生的美满结果,是有限制的。由整理税收而加增的收入,决不能满足一个有为的政府的需要,这是可以断言的。

那么我们除了整理税收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先,我们要认清楚一件事实,就是古今中外,没有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其人民是有组织的,其教育是普遍的,其生活程度是超出贫穷线以上的,其自卫的能力是攻击不破的。为什么呢?因为管、教、养、卫几件事如想办得真有成绩,非有巨大的剩余财富不可。而以农立国的国家,生产的力量很低,收获所得,除维持一家的生计外,便剩余无几。这无几的剩余,即使政府用各种捐税的名目,把他集中起来,也不能成一巨数。数既不大,所以政府能办的事也有限,此为以农立国的国家,百样事业落后的最大原因。现在我们的政府,在管、教、养、卫四方面,都想追随欧美诸先进国的后尘,这种企图,自然是应当的,可惜我们的生产基础不够,我们还没有在农业以外,发展其余的实业,还没有以新式的生产方法,来加增我们的生产力量。以一个农业的国家,而想办工业的国家所已办或要办的事,所以处处发生困难,处处感到财力不够,而终达不到与欧美诸先进国并驾齐驱的地步。

假如这一点观察是正确的,那么我们的政府,于整理税收之外,还要积极的从事于培养税源的工作。所谓培养税源,便是设法使中国的经济生活现代化。我们应当于改良农业的生产方法之外,从事于各种事业的发展。应当摒弃古老的筋肉生产方法,采用近代的机械生产方法。如此,生产力才可加增,财富也才可加增。到那时,即使政府取之于民的,比现在多两三倍,人民也出得起,因而便不会感到负担的重。现在中央政府的收入,约10万万,地方政府的收入,以全国各省县及特别市合计,不过6万5千万元左右。【66】中央与地方的收入合计,为16万万余元,以中国4万万人口分派,每人的担负,也不过4元而已。但别的国家中的人民,每人对于各级政府用费的担负,英国为美金135元,美国为102元,加拿大为76元,德国为65元,法国为51元,意大利为35元,日本为23元。【67】在现在的生产方式之下,如将中国人民对于政府的平均担负,从4元改为8元,人民一定是疲不堪命,甚至大部分的家庭,都会因此倾家荡产。但是如果我们的生产方法已经改变,已由以农立国的国家,变为以各种实业立国的国家,已由筋肉的生产,进至机械的生产,那么人民的担负,加至与英美一样,即使做不到,但追随日本、意大利,却是很可能的。如中国人民对于政费的担负,与日本一样,便要比现在加增6倍;如与意大利一样,便要加增9倍。只要经济生活已经改造,这点担负,当然是可以举重若轻的。

总括起来说:现在中国的经济基础,支持不住新的政治。为巩固新政的基础起见,中国人民的经济生活,非彻底的现代化不可。因此,国民经济建设,可以说是目前最基本、最急切的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