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司马迁之识
作为一个诗人的司马迁，他是一个不朽的抒情诗人；作为一个学者的司马迁，乃是一个无比的深刻而渊博的学者。《五帝本纪》的赞上说：
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第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
这是《史记》中的第一篇文字的自注，这不啻说明了司马迁的“真本实学”。司马迁之难能可贵，并不只在他的博学，而尤在他的鉴定、抉择、判断、烛照到大处的眼光和能力。——这就是所谓识。就是凭这种识，使他统驭了上下古今，使他展开了“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事业，使我们后人俯首帖耳在他的气魄和胸襟之下。学问而到了这个地步，已近于一种艺术，因为它已经操纵在己，没法传给别人，也没法为人所仿效了！
司马迁之识力高处，简直不唯叫我们向往，而且叫我们惊讶。例如他处在正统的汉代，汉代已经定鼎了八九十年了，但他仍能对中间不过八九年的扰攘的主角们都给了很高的地位，他不唯把项羽写作本纪，把陈涉也写作世家，而且把那“五年之间，号令三嬗”的紧张局面，作出了一个《秦楚之际月表》，让后人不至抹煞了那些起义的人的声势，或忽略了他们历史上的真正大小。
又如世家本是记有世袭的意义的，但他却斗胆把一个平民的孔子也列在韩、魏、田齐、陈涉之间了。他的意思是，政治上既有世袭，文化上也有世袭；形式上有世袭，精神上也有世袭，他晓得孔子隐然是中国的一个大教主。历史上是纪录人类生活的真相的。他之所不拘拘于形式者，却越法把握了事实的核心。
再如司马迁处的时代，是一个有学术之争的时代。大争端是在儒与老。“世之学老子者则绌儒学，儒学亦绌老子。”（《老庄申韩列传》）这是多么难处理的课题。可是司马迁仍能胜任愉快。试想就时代说，武帝是正在表彰儒学的了，但司马迁却仍然给老子写了传。再就司马迁本人的性格和家学说，则是宁近于老子，而不近于孔子的了，然而司马迁也并没有因自己的偏好而减低了对孔子之客观的认识。他更往往把孔、老的话同时援用（如《伯夷列传》、《酷吏列传》、《游侠列传》都是），各称其分，这是司马迁的公平处。老子的生平，却又是一个扑朔迷离的事件呀。纠缠着许多传说和神话，可是司马迁却把各种说法并列，让读者自己去判断。他有采访的忠实，却又有态度上的谨慎和保留。同时他把老子的姓名、籍贯、子孙都列出来了，所以那神话之可靠性，也就不攻自破了。
更如向来的历史是以政治史为中心的，是以帝王的起居注为主要内容的，但司马迁注意到了社会和经济。他知道流氓刺客，求签问卜同样是社会的大事件，而贪官污吏、富商大贾、宦官戏子、后妃妻妾也同样是人类活动中发生着作用的分子。所以他所写的社会，是全面社会，是骨子里的社会。在莱布尼兹的哲学中，有小单子反映宇宙的话，《史记》一书可说就是反映宇宙的那样单子了。莎士比亚号称具有世界的眼睛，司马迁也便是中国的莎士比亚！
就是在小处，也看出司马迁之深透一层的眼光的，我们不妨再略举几例，如《封禅书》最后说：
余从巡祭天地诸神名山川而封禅焉。入寿宫，侍祠神语，究观方士祠官之意，于是退而论次自古以来用事于鬼神者，具见其表里，后有君子，得以览焉。若至俎豆珪币之详，献酬之礼，则有司存。
就可见司马迁所追求的是一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好作为后来人的借鉴，而一些琐碎的繁文末节，他便不预备浪费笔墨了。事实上，他在《封禅书》里所写的也是这件事情的可笑，以及汉武帝的心理。他写的乃是人类的生活的行为，而不是死的枝叶。他所处的地位是超然的，凌空的，而不是陷在尘封的具体事件的泥浆里。又如他批评平原君说：“平原君，翩翩浊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体。”他批评鲁仲连说：“鲁连其指意虽不合大义，然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他所指出的大体、大义，正就是他自己的着眼处。至如他之评商君：
商君，其天资刻薄人也！迹其欲干孝公以帝王术，挟持浮说，非其质矣。且所因由嬖臣，及得用，刑公子虔，欺魏将印，不师赵良之言，亦足发明商君之少恩矣！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卒受恶名于秦，有以也夫！
这话多末中肯！他之评苏秦：
苏秦兄弟三人，皆游说诸侯以显名。其术长于权变，而苏秦被反间以死，天下共笑之，讳学其术。然世言苏秦多异，异时事有类之者，皆附之苏秦。夫苏秦起闾阎，连六国从亲，此其智有过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时序，毋令独蒙恶声焉！
也见他看事情能透过一层，不被通俗的舆论所迷惑。再如他评张仪，评李斯，评魏其、武安、灌夫：
夫张仪之行事，甚于苏秦，然世恶苏秦者，以其先死，而仪振暴其短，以扶其说，成其衡道。要之，此两人，真倾危之士哉！
李斯以闾阎历诸侯，入事秦，因以瑕衅，以辅始皇，卒成帝业，斯为三公，可谓尊用矣。斯知六艺之归，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听高邪说，废适立庶。诸侯已畔，斯乃欲谏争，不亦末乎？人皆以斯极忠而被五刑死。察其本，乃与俗议之异。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时决策而名显。魏其之举，以吴楚；武安之贵，在日月之际。然魏其诚不知时变，灌夫无术而不逊，两人相翼，乃成祸乱。武安负贵而好权，杯酒责望，陷彼两贤，呜呼乃哉！(1)祸所从来矣！
这都是很能看到事情的底层，又恰中分寸的。他所谓“察其本”，就是见出他那识力的本领处。《留侯世家》中称：“留侯从上击代，出奇计马邑下，及立萧何相国，所与上从容言天下事甚众，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著。”总见他所注意者之大了。
一个人的“学”诚然重要，然而真正本钱还是在“识”，刘知几说良史一定要有才、学、识，章学诚又加上德，然而三者或四者之中，最重要的还是“识”。因为“才”不过使一个人成为文人，“学”不过使一个人成为学者，只有“识”才能让一个人成为伟大的文人，伟大的学者。至于“德”，那也仍是识的问题。能见大体之谓识，能察根本之谓识，有这种识，还会没有史德么？必须有“一览众山小”的境界，然后足以言史！
二 司马迁之学——百科全书式的人物
像司马迁的实际生活之那样繁复一样，他那精神内容也是丰富极了，简直是一个宝库。识力者却就是那宝库的一把钥匙。现在我们却就要打开那宝库看一看，里面都是些什么宝藏？
他那财富的第一项，应该是学。他恐怕是那时第一个据有广博的知识的人。——在这一点上他可以和孔子相比！他参加过订历，他有历法的知识。他巡行过全国，他有地理——而且是活地理，应该说是政治地理、文化地理——的知识。他理解到人类的经济活动，他留心到人类的宗教行为，所以他又有着经济学的、社会学的、民俗学的知识。他有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哲学。他对政治上有他的见解，他有他的社会理想。他是一个巧于把握文字的人，他有语言学上的训练和技术。——他的确是亚里斯多德那一型的哲人！他自己是一部百科全书！
三 语言学的训练——所谓古文
我们先说司马迁在语言学上的训练吧。这项训练，就是他常说的“古文”。他在《自序》中有“年十岁，则诵古文”的话。照传统的看法乃是指古文《尚书》。但就他各处所说的古文看来，如：
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吴太伯世家》
孔子因史文，次《春秋》，纪元年，正时日月，盖其详哉！至于序《尚书》，则略无年月，或颇有，然多阙，不可录。故疑则传疑，盖其慎也。余读谍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稽其历谱谍、终始五德之传，古文咸不同乖异，夫子之弗论次其年月，岂虚哉？——《三代世表》
学者多称七十子之徒，誉者或过其实，毁者或损其真，钧之未睹厥容貌，则论言弟子籍出孔氏古文近是。——《仲尼弟子列传》
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五帝本纪》
于是谱十二诸侯，自共和讫孔子，表见《春秋》、《国语》，学者所讥盛衰大指著于篇，为成学治古文者要删焉。——《十二诸侯年表》
则古文并不限于《尚书》，唯既标明“《弟子》籍出孔氏古文”，可知他所谓古文实在和孔氏有关。《儒林列传》中称“孔氏有古文《尚书》，而安国以今文读之”，可见孔安国乃是一个能把古文讲解为今文的人，这实在就是一种古代语言学（classical philology）的专家。司马迁跟他诵古文，也就是受这种训练吧。不过其中最重要的乃是古文《尚书》而已。王国维在《观堂集林》中对“古文”二字有专文解释，他自然有他的论点，但我觉得这里所谓古文，实在就是古代语言学的训练，没有旁的。——换言之，即我认为他所谓古文，既与后代今古文之争无涉（在思想上，司马迁反而近今文派），而亦非一种特殊文字。
这种训练在司马迁看来是十分重要，它仿佛是治古代史的一把钥匙，也仿佛是考验古代史料的一块试金石。他自己既有着这方面的很深的素养，应该是可以自傲的了。
四 司马迁之读书
司马迁究竟读了些什么书，这也是一个有趣的问题。我们自然没法知道司马迁所读的书的全体，但我们却觉得他是一个无书不窥的人。所谓“迁为太史令，史记石室金匮之书”，所谓“百年之间，天下遗文古事，靡不毕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续纂其职”。他既有着可以得到这样的丰富的精神食粮的机会，他是这么幸运，他能不饱览吗？正如他对于人物的趣味之广泛一样，他对于书的趣味也是博纵而不拘的，试看《史记》中所流露的吧！
（一）孔子的著作或关于孔子的著作“余读孔氏书，想见其为人。”（《孔子世家》）
（二）《孟子》“余读孟子书，至梁惠王问何以利吾国，未尝不废书而叹也。曰：嗟乎！利诚乱之始也。”（《孟子荀卿列传》）
（三）老庄申韩“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老庄申韩列传》）书中引老子者尚多，论庄子处亦精，此处不多举。书中引韩者则又有：“韩子称长袖善舞，多钱善贾，信哉是言也！范睢、蔡泽，世所谓一切辩士，然游说诸侯，至白首无所遇者，非计策之拙，所为说力少也。”（《范睢蔡泽列传》）“韩子曰：‘儒以文乱法，而侠以武犯禁。’二者皆讥，而学士多称于世云。”（《游侠列传》）
（四）《商君书》“余尝读商君《开塞》、《耕战》书，与其人行事相类。”（《商君列传》）
（五）《管子》、《晏子》“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详哉其言之也，既见其著书，欲观其行事，故次其传。”（《管晏列传》）
（六）兵家“余读《司马兵法》，闳廓深远，虽三代征伐，未能竟其意，如其文也。”（《司马穰苴列传》）“世俗所称师旅，皆道《孙子十三篇》、《吴起兵法》，世多有，故弗论，论其行事所施设者。”（《孙子吴起列传》）“兵以正合，以奇胜，善之者出奇无穷。奇正还相生，如环之无端。夫始如处女，适人开户；后如脱兔，适不及距；其田单之谓邪？”（《田单列传》）
（七）屈原、贾生的作品 “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沈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及见贾生吊之，又怪屈原，以彼其材，游诸侯，何国不容，而自令若是？读《鸟赋》，同生死，轻去就，又爽然自失矣。”（《屈原贾生列传》）而在《伯夷列传》、《南越列传》中重又引到《鸟赋》，《秦始皇本纪》赞中则兼引《过秦》，说：“善哉乎贾生推言之也。”
（八）郦生书，陆生《新语》“世之传郦生书，多曰：汉王已拔三秦，东击项籍，而引军于巩、洛之间，丽生被儒衣往说汉王，乃非也！自沛公未入关，与项羽别，而至高阳，得郦生兄弟。余读陆生《新语》书十二篇，固当世之辩士。”（《郦生陆贾列传》）
（九）《尚书》、《谍记》“余读《谍记》……于是以《五帝系谍》，《尚书》集世纪黄帝以来，讫共和为世表。”（《三代世表》）
（十）《春秋》、《国语》“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五帝本纪》）
（十一）《秦记》“太史公读《秦记》……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后有君子，以览观焉。”（《六国表》）
（十二）《禹本纪》、《山海经》“……故言九州山川，《尚书》近之矣，至《禹本纪》、《山海经》所有怪物，余不敢言之也。”（《大宛列传》）
（十三）秦楚之际的史料“太史公读秦楚之际，曰：初作难，发于陈涉；虐戾灭秦自项氏；拨乱诛暴，平定海内，卒践帝祚，成于汉家。”（《秦楚之际月表》）
（十四）公文、档案之类“太史公读列封。”（《惠景间侯者年表》）“余读功令，至于广厉学官之路，未尝不废书而叹也。”（《儒林列传》）“燕齐之事，无足采者，然封立三王……文辞烂然，甚可观也，是以附之世家。”（《三王世家》）
其他如《世家言》（《卫康叔世家》）、《弟子问》（《弟子列传》）、《长短说》（《田儋传》），相如之文，邹阳之辞等，还有许多；而且他读的以及用的书，也未必一一写出，只是我们就所标明者而论，已够代表他的趣味之广，涉猎之远了。就这些书的性质看，也许有彼此冲突的，然而司马迁却能够同样欣赏，同样融会，并行而不相妨碍！读书多不难，难在读书要有理解。即以司马迁之论孔子，论老子，论屈原，他是太会读书了。这就又靠他的识了。关于这方面，我们将在论他的文学批评时再及之。
五 司马迁与儒家
司马迁因为所受的教育之故，他浸润于儒家思想中者未尝不深，且关于《春秋》之意义，他尤其有着心得，不过关于这方面的探索，我因业已写在《司马迁和孔子》一篇中了，这里不想复述。但为免得使人忽略了他的思想中这方面的成分计，所以仍写上这一个小标题。
六 司马迁之根本思想——道家
司马迁的吸取也并非漫然的，他有他性格上最深的契合着的哲学面目。不错，他父亲希望他作第二个孔子，这就造就一个学者而论，他父亲的教育也许是成功了，然而就一个人之性格上的发展论，司马迁的主要思想的路线，所走的却是他父亲的同样道路，这便依然是道家。道家的主要思想是自然主义，这也就做了司马迁的思想的根底。
让我慢慢把这意思说下去。我首先要说的，是司马迁书中的道家成分。就历史的意义说，应该称为“老学”；就时代的意义说，应该称为“黄老”；但就学术的体系意义说，应该称为“道家”。这种思想的中心是在《老子》一书。至于老子这人如何，《老子》一书又如何，这不是我们现在的篇幅所能说的。现在所能说的，只是司马迁对于老子一派的学问的把握而已。司马迁说：
老子修道德，其学以无名自隐为务。
李耳无为自化，清静自正。
老子所贵道，虚无因应，变化于无为，故著书辞，称微妙难识。庄子散道德放论，要亦归之自然。申子卑卑，施之于名实。韩子引绳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极惨礉少恩。皆原于道德之意，而老子深远矣。
自然无为就是老学的真精神。所谓自然，用现在的话讲，就是“顺其自然”，因为顺其自然，不加人力，所以也可以称为“无为”。无为就是不勉强的做。这里边也就包括一个前提，这就是承认客观的力量。所谓客观的力量，也便是一种“势”。——这是物质的自然和人为的（文化的、历史的）活动所加在一起而构成的一种趋势（tendency）。所以这里边虽然不是纯粹的西洋所谓自然主义（naturalism），然而实在以自然主义为基本出发点。——这可以说是司马迁的思想之哲学基础。
我们再看司马迁在其他地方所引的《老子》吧：
参为汉相国，清静，极言合道。然百姓离秦之酷后，参与休息无为，故天下俱称其美矣。——《曹相国世家》
或曰：“天道无亲，常与善人。”若伯夷、叔齐，可谓善人者非耶？——《伯夷列传》
桓公欲背曹沫之约，管仲因而信之，诸侯由是归齐。故曰“知与之为取，政之实也。”——《管晏列传》
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缇萦通尺牍，父得以复宁。故老子曰：“美好者，不祥之器，”岂谓扁鹊等邪？若仓公者，可谓近之矣。——《扁鹊仓公列传》
孔子曰：“导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导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老氏称：“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法令滋章，盗贼多有。”太史公曰：信哉是言也！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酷吏列传》
叔孙通希世度务，制礼进退，与时变化，卒为汉家儒宗。“大直若诎，道固委蛇。”盖谓是乎！——《刘敬叔孙通列传》
老子曰：“至治之极，邻国相望，鸡狗之声相闻，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乐其业，至老死不相往来。”必用此为务，輓近世，涂民耳目，则几无行矣。太史公曰：夫神农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诗》、《书》所述，虞夏以来，耳目欲极声色之好，口欲极刍豢之味，身安逸乐，而心夸矜势能之荣。使俗之渐民久矣，虽户说以眇论，终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2)，其次整齐之，最下者与之争。——《货殖列传》
这其中都有着对于老学之极中肯的理解，而化为司马迁自己的思想了，你看：他说曹参的清静，休息无为，是合道的；他说法令非制治清浊之源（因为那就是有为了）；对于人民的欲望，经济行为，便最好是“因之”，而最下策是“与之争”，因为前者就是顺着一种“势”，后者就是“有为”。这都是老学的真精神！自然是没有意志的，只是一种趋势，所以说天道无亲，不过大体上是长与善人而已，因此也就有例外，因此也就对于伯夷、叔齐不能无感慨。所谓“势”是一个动态的。这动态之中有一个原则，那就是辩证地（dialectic），相反却又相成，所以“与之为取”，所以“美好者，不祥之器”。应付这种势，便也要运用它，所以要“与时变化”，“大直若诎”。
就初期的道家讲，重在原则，那就是老学。就后期的道家讲，乃是重在这原则的应用，这便是黄老。初期因为重在原则，可以说重在形上学，重在对自然的认识；后期因重在应用，可以说重在人生论，重在人事上的应付。前期乃是较重在纯粹的自然主义的，后期却是重在顺其自然的一个原则的发挥上。——司马迁则是把两期的道家思想都能吸收，都能消化，又都能运用了的。
我们现在更进一步看司马迁对老学的运用。他最澈底地表现自然主义的，莫过于他那《素王妙论》（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卷八十九，以及王充《论衡·命禄篇》）：
春夏囚死，秋冬旺相，非能为之也；日朝出而暮入，非求之也，天道自然。
再没有比这个宣言更鲜明的了！他从这个观点，便了解了许多事情：
诸侯大国，无过齐悼惠王，以海内初定，子弟少，激秦之无尺土封，故大封同姓，以填万民之心，及后分裂，固其理也。——《齐悼惠王世家》
理是什么？理正是自然之理，也就是一种趋势。趋势是不可违抗的：
吾适故大梁之墟，墟中人曰：秦之破梁，引河沟而灌大梁，三月城坏，王请降，遂灭魏。说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国削弱，至于亡。余以为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业未成，魏虽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魏世家》
在通常，一个承认客观力量的人，往往不能欣赏那和客观的力量对抗的人物，可是司马迁不然，他一方面很承认客观力量之大，但一方面却又同情那些作“无效的抵抗”的英雄，所以他那书里是能够充分发挥那所谓“悲剧意识”的。——这样一来，贯穿着他那全书的，就是一种抒情的命运感了！
在客观的力量之中，历史的趋势是其一。其他却还有地理的力量。表现于书中者有：
余尝西至空峒，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五帝本纪》
余与壶遂定律历，观韩长孺之义，壶遂之深中隐厚，世之言梁多长者，不虚哉！——《韩长孺列传》
《诗》之所谓“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信哉是言也。淮南、衡山，亲为骨肉，疆土千里，列为诸侯，不务遵蕃臣职，以承辅天子，而专挟邪僻之计，谋为叛逆，仍父子再亡国，各不终其身，为天下笑，此非独王过也，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夫荆楚僄勇轻悍，好作乱，乃自古记之矣。——《淮南衡山列传》
三晋多权变之士，夫言从衡强秦者，大抵皆三晋之人也。——《张仪列传》
吾尝过薛，其俗闾里率多暴桀子弟，与邹鲁殊，问其故，曰：“孟尝君招致天下任侠奸人入薛中，盖六万馀家矣。”世之传孟尝君好客自喜，名不虚矣。——《孟尝君列传》
吾适齐，自泰山属之琅琊，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阔达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圣建国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为诸侯，会盟称伯，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国之风也！——《齐太公世家》
及高皇帝诛项籍，举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乐，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之遗化，好礼乐之国哉？故孔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齐鲁之间，于文学，自古以来，其天性也。——《儒林列传》
这都无异于是一种雏型的文化地理学。地理的力量之外，是经济的力量。经济的力量尤超过一切：
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学而俱欲者也。故壮士在军，攻城先登，陷阵却敌，斩将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汤火之难者，为重赏使也。其在闾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奸，掘冢铸币，任侠并兼，借交报仇，篡逐幽隐，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鹜者，其实皆为财用耳。今夫赵女郑姬，设形容，揳鸣琴，揄长袂，蹑利屣，目挑心招，出不远千里，不择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闲公子，饰冠剑，连车骑，亦为富贵容也。弋射渔猎，犯晨夜，冒霜雪，驰坑谷，不避猛兽之害，为得味也。博戏驰逐，斗鸡走狗，作色相矜，必争胜者，重失负也。医方诸食技术之人，焦神极能，为重糈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伪书，不避刀锯之诛者，没于赂遗也。农工商贾畜长，固求富益货也。——《货殖列传》
这真是拆穿后壁的说法了。他从军士之勇在为赏，流氓之轻生在为财，妓女之卖笑在为奔富贵，一直说到浮浪子弟，打猎，赌博，技术专家，贪官污吏，农工商贾等，都是为吃饭。倘就这点看，司马迁实在是一个澈底的唯物论者。——他比韩非统摄得还广泛，他比王充看得还纯粹，他应该怕是古代思想家中最能就唯物观点而论世的了！
很有趣的是，他的《酷吏列传》是与《平准书》相表里的，因为《平准书》正是在经济方面给酷吏之产生以说明者：
干戈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
这眼光也高极了！照司马迁所了解，武帝之所以从事武功，不只是由武帝一人的意志而然，实在是那时经济力量膨胀的结果，因经济力量膨胀而事侵略，因侵略而经济转趋衰歇，社会因而不安，于是酷吏任用。我想，就是现在非常时髦的唯物论者——用经济以解释帝国主义及社会的——也不过如此的吧。
假若这种唯物观点是近于马克思的话，则司马迁在另一方面，却有点近于弗洛乙德：
英布者，其先岂《春秋》所见楚灭英六，皋陶之后哉？身被刑法，何其拔兴之暴也！项氏之所阬杀人以千万数，而布当为首虐，功冠诸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祸之兴，自爱姬殖。妒媢生患，竟以灭国！——《黥布列传》
凡此种种客观的力量（历史的趋势，地理的环境，经济的因素，性的关系），都是使司马迁采取了道家的自然主义的立场，归于无为的。他说：
无造福先，无触祸始，委之自然，终归一矣！——《悲士不遇赋》（《艺文类聚》三十）
在自己是无为，这是他的人生观；在社会方面也主张无为，那是他的政治哲学。他认为社会现象原是如此的：
故物贱之征贵，贵之征贱，各劝其业，乐其事，若水之趋下，日夜无休时。不召而自来，不求而民出之，岂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验邪？——《货殖列传》
他真不愧是道家的司马谈的儿子了！在这种基本认识上，他的思想是一贯的。
基于这种自然主义，他有他的科学态度。所以他在《刺客列传》中不采《国策》上“天雨粟，马生角”之说，以为大过。他更不信地脉：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来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何乃罪地脉哉？——《蒙恬列传》
他不信龟策：
余至江南，观其行事，问其长老，云：龟千岁乃游莲叶之上，蓍百茎共一根。又其所生，兽无虎狼，草无毒螫，江傍家人，常畜龟，饮食之。以为能导引致气，有益于助衰养老。岂不信哉？——《龟策列传》
在不熟悉司马迁的讽刺笔调的，一定以为司马迁也是信龟策了，然而这恰是反面的话呢。要知道他惯于以褒作贬，惯于用最高的理智和当时的愚人开一开玩笑！
他又有一种取信的态度，恰像胡适之所谓的“拿证据来”。例如《日者列传》中说：
古者卜人所以不载者，多不见于篇；及至司马季主，余志而著之。
这种证据还是要求于书本上的，至于《大宛列传》中所说：
《禹本纪》言河出昆仑，昆仑其高二千五百馀里，日月所相隐避为光明也，其上有醴泉瑶池。今自张骞使大夏之后也，穷河源，恶睹本纪所谓昆仑者乎？
这就是要求实地的证据了。他之各地考察，以证实他的历史著作，也无非是这个同一要求的另一表现而已。这可以称为一种实证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本也是自然主义的一支！
至于司马迁把道家思想应用于人事处更多。我们几乎可以这样说，凡是书中论到一个人的成败处，大体上都是采取道家的观点。例如论项羽之败是在“兴之暴”，是在“自矜功伐”；黥布之败也是在“拔兴之暴”，在“常为首虐，功冠诸侯”，于是“用此得王，亦不免于身为世大僇”。他责备周亚夫的是“足己而不学，守节不逊”，所以“终以穷困”。他责备韩信的是“假令韩信学道谦让，不伐己功，不矜其能，则庶几哉于汉家勋，可以比周召、太公之徒”。因为这些人都是不晓得老子所谓“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的道理，更缺乏老子所谓“不自伐故有功，不自矜故长”的修养的，司马迁之责论即是由老子立场而云然。反之，像司马迕之赞美张良“无知名，无勇功，图难于易，为大于细”（《自序》），也是同样就道家观点而加以欣赏了。
七 司马迁和荀学
照《孟子荀卿列传》上说，荀子是赵人，而游学于齐，最后适楚。这是一个调和南北学派的人物。齐楚文化本为一系，荀子也恰是沟通了它们的。
荀子虽是儒家，但已经采取了道家的思想。在《李斯列传》中，当李斯在最富贵的时候，曾忽然叹道：
嗟乎，吾闻之荀卿曰：“物禁太盛。”夫斯乃上蔡布衣，闾巷之黔首，上不知其驽下，遂耀至此。当今人臣之位，无居臣上者，可谓富贵极矣。物极则衰，吾未知所税驾也。
李斯所引的《荀子》，正是一种道家思想。因为照道家的看法，世界的事物都是在变动中的，变动时则遵循一种辩证的法则，凡发展到一种顶点时，便会下降，所以人们最好在任何一种事上都不让它发展到饱和的状态，以免变质。
在荀子的思想体系中，又有着浓厚的自然主义色彩，《天论》便是一个例子。这也是因吸取道家而然。在齐楚文化这一系的传递上，在自然主义的表现上，司马迁和荀子都是应该接近的。假若照近人郭沫若氏的研究，荀子在先秦学术中的地位，远超过前人的想象，那末，他之影响司马迁也是很自然的了。
现在就《史记》的文字看，其中最明显的痕迹是《六国表》上所谓的“法后王”。荀卿的法后王是不是指秦，虽无明文，但荀子至少是希望有一个大帝国之出现的。荀子弟子李斯之入相秦，在某一种意义上说，未始不是受了荀子的鼓励和启发。司马迁对于秦也颇有好感，他不赞成那些对秦加以非笑的人，他说那只是“牵于所闻”，“与以耳食无异”呢。
此外，像在《游侠列传》中所说：“此如顺风而呼，声非加疾，其势激也。”在《货殖列传》中所说：“此皆诚壹之所致。”《淮南衡山列传》中所说：“亦其俗薄，臣下渐靡使然也。”这都是援用荀子的语汇的，而《礼书》、《乐书》更是采自荀子的《礼论》、《乐论》，即使《乐书》采自《乐记》，而《乐记》出自公孙尼子，但公孙尼子仍为荀子一系（余别有考），可见司马迁之承受荀学处也是无可疑的了。
同时我们附带要说的，是《史记》中引用贾谊的地方也特别多，而且《始皇本纪》和《陈涉世家》直然钞大段的贾谊《过秦》以为赞（此据徐广、裴骃之说），《屈原列传》之后又直然以贾谊配之，可知司马迁之估价贾谊也是很高的。在我们细读《贾谊传》的结果，便见出大概贾谊也是荀学。你看：
年十八，以能诵诗属书闻于郡中，吴廷尉为河南守，闻其秀才，召置门下，甚幸爱。孝文皇帝初立，闻河南守吴公治平为天下第一，故与李斯同邑而常学事焉，乃征为廷尉。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文帝召以为博士。
由此可知贾谊乃是为吴廷尉所荐引并爱幸，而吴廷尉为李斯的弟子，也就是荀卿的再传弟子了。贾谊以十八岁在吴廷尉的门下，而文帝召见时年二十馀，那末起码在吴的门下也有四五年。他所受的薰陶一定是很大的。同时在气味上也一定是很合得来，否则哪里会爱幸和荐引呢？司马迁之屡引贾谊，或者就是也因为贾谊有得于荀学之故吧。
再有一点也可注意，司马迁之荀学，也许竟是由贾谊得来的。因为贾谊的孙子贾嘉和司马迁是朋友，“孝武皇帝立，举贾生之孙二人至郡守，而贾嘉最好学，世其家，与余通书”（《贾生列传》），再据《儒林列传》，有“自此以后，鲁周霸、孔安国，雒阳贾嘉，颇能言《尚书》事”的话，则贾嘉也是《尚书》方面的学者，与孔安国辈分相近，同司马迁想也在师友之间。假若我们的推断不错，司马迁和荀学的关系可能如下表：
荀卿——李斯——吴廷尉——贾谊——贾谊之子——贾谊之孙贾嘉——司马迁
八 浪漫的自然主义
可是我们不要忘记，司马迁在性格上更占大量成分的乃是他的浓烈的情感，他原是像屈原样的诗人。所以结果，假若用一个名词以说明司马迁时，我们应该称他为浪漫的自然主义（romantic naturalism）。我想来想去，实在找不到更合适的称呼了！
司马迁的本质是浪漫的，情感的。他的情感本是不时爆发而出的。自然主义是他对一切的看法，但看法之后，却终不掩他的情感。例如，不错，他晓得游侠之产生是由于经济，如《货殖列传》所说；然而在说明其产生之后，就表露他的情感了，“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他冲口而出了！他把古今一切著作都归到“大抵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这更是不折不扣的浪漫观点。
因此，他的自然主义，并没引导他到启蒙精神而止，却发挥在、笼罩在他的浪漫精神上了！
九 司马迁的历史哲学与历史科学
司马迁究竟是一个历史家。司马迁在这一方面的贡献如何，在传统的评价中，原已有一种公论（虽然我们觉得不够），我们姑且引赵翼的一段话，以为代表。
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二十二史札记》
这意思是说司马迁之功乃在给中国的所谓“正史”立下一个规模。其次称道司马迁的史学贡献的，是说他开创了“通史”，这说法最初为郑樵所提及，后来又为章学诚所张大。
反之，对司马迁的史学不满的，除了班固站在古典的立场说他“是非颇缪于圣人，论大道则先黄、老而后《六经》，序游侠则退处士而进奸雄，述货殖则崇势利而羞贫贱”而外，又有郑樵责其博雅不足之说：
大著述者必深于博雅，而尽见天下之书，然后无恨。当迁之时，挟书之律初除，得书之路未广，亘三百年之史籍，而跼蹐于七八种书，所为迁恨者，博不足也。而其书，皆齐人之语，今迁书全用旧文，间以俚俗，良由采摭未备，笔削不遑，故曰：“予不敢堕先人之言，乃述故事，整齐其世传，非所谓作也。”刘知几亦讥其多聚旧记，时插新言，所可为迁恨者，雅不足也。——《通志·总序》
所谓“雅不足”就仍是班固的同一观点，不过一从思想上论列，一从语言上论列而已。然而这在反面，却恰可以说明司马迁之浪漫精神，这不唯不足为病，却正是特色所在处。至于所谓博不足，却就是现代人所斤斤计较的史料的丰富不丰富的问题。我认为这也不过是“事后有先见之明”的可笑看法罢了。司马迁在那时实在已尽了搜集史料的能事了，而且他也是有着运用史料的方便的，古人著书不能像现在人一一标出来源，这是我们必须考虑的。再说一个历史家之可贵，并不在史料之多，而在对史料之了解，并能看出它的意义。现在人动辄说史料多少，这是只求广度，而忘了求深度了。司马迁之可贵，乃在他的“识”。由于他的“识”，于是他能对平凡的史料，而掘发出了意义。这岂是浅薄的人所能梦见的？
我认为从前人对司马迁所加的估价是不够的，所加的贬词也是不正确的——在一个英雄身上发现苍蝇似的瑕疵原不足为训。照我们现在的了解，我们认为司马迁除了为正史立下规模以及有通史的气魄之外，又有下面几种了不起的贡献：
第一，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耳。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
维三代之礼，所损益各殊务，然要以近性情，通王道，故礼因人质为之节文，略协古今之变，作《礼书第一》。——《太史公自序》
臣弑君，子弑父，非一旦一夕之故也，其渐久矣。——《太史公自序》
罔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天人之际，承敝通变。——《太史公自序》
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
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甫瑕虽以劫杀郑子，内厉公，厉公终背而杀之。此与晋之里克何异？守节如荀息，身死而不能存奚齐，变所从来，亦多故矣。——《郑世家》
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十二诸侯年表》
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六国表》
观其所以得尊宠及所以废辱，亦当世得失之林也，何必旧闻？于是谨其终始，表其文。——《高祖功臣侯年表》
咸表终始，当世仁义成功之著者也。——《惠景间侯者年表》
为天数者，必通三五，终始古今，深观时变，察其精粗，则天官备矣。——《天官书》
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仆窃不逊，近自托于无能之词，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其行事，综其终始，稽其成败兴坏之纪。……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报任少卿书》（据《文选》）
在“变”、“渐”、“终始”三者之中，司马迁尤其时时提及的乃是终始。终始者并不是一堆死的东西，摆在那儿的，如果那样便只是史料而已了。一个历史家需要对于史料加以专家的把握，用司马迁的话讲就是：“综其终始”，“察其终始”，“谨其终始”，这里边实在包括许多方法和许多本领。“谨其终始”是客观地遵循这一种演变，“察其终始”是对于这一种演变加以观察，最后却要加以组织，那就是“综其终始”，而且更要看出其中的意义，寻出一种原则，也就是所谓“通古今之变”了。他说“儒者断其义，驰说者骋其词，不务综其终始”，就因为前者是哲学家、文学家的看法，只有他之“综其终始”才是一个历史家的看法。这其中有司马迁的学力，也有他的识力。司马迁处处没忘了他是一个历史家，他处处运用这种历史意识，发挥这种意识，所以他可称为是中国上古第一个觉醒的担负着历史使命、历史课题的人。同时司马迁又有着诗人的天才，他往往把这种演化的趋势，就具体的事件上观察之，把握之，描写之，例如他对诸侯之被削弱，便从他们之“贫者或乘牛车”看出来（见《平准书》及《五宗世家》），因此他的历史意识乃是佐之以诗人的慧眼，于是烛照的角落更多，而表现出来的也更有着史诗性的意味了。
第二，司马迁是一个有史观的人，换言之，他有他对历史的一贯的看法。他有他的历史哲学。假若说他的历史意识，是在所谓“通古今之变”上，那末他的历史哲学，就是在“究天人之际”上。天人之际是什么？用现在的话讲，就是客观力量和主观行为的消长结果。因为他看重客观力量，所以也可以说他的史观乃是唯物史观。在客观力量之中，更重经济力量，这是我们已经说过的了。同时他所认识的客观力量并不是死的，而是在一种动态之中的，这动态却又有一种法则可寻，那就是盛衰循环，近于一种辩证法：
当是之时，网疏而民富，役财骄溢，或至兼并豪党之徒，以武断于乡曲。宗室有土，公卿大夫以下，争于奢侈，室卢舆服僭于上，无限度。物盛而衰，固其变也。——《平准书》
故《书》道唐虞之际，《诗》述殷周之世，安宁则长庠序，先本绌末，以礼义防于利。事变多故，而亦反是。是以物盛则衰，时极而转，一质一文，终始之变也。——《平准书》
夏之政忠，忠之敝，小人以野，故殷人承之以敬。敬之敝，小人以鬼，故周人承之以文。文之敝，小人以僿，故救僿莫若以忠。三王之道若循环，周而复始。——《高祖本纪》
夏正以正月，殷正以十二月，周正以十一月，盖三王之正若循环，穷则反本。——《历书》
在《平准书》中，是以经济的变动而解释吏治的变动的，这是唯物史观之绝好的说明。在《高祖本纪》中，也堪称为一种辩证的文化哲学。司马迁虽然不能时时抓牢唯物辩证法观点，但总算疏而不失了。
再则讲文化哲学的人，往往定出一种周期来，如施贲格勒即谓每一种文化有两千年的寿命是。司马迁在这点上却也有近似的说法，这就是：“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三大变一纪，三纪而大备。此其大数也。”（《天官书》）
第三，司马迁承了中国学者的传统（尤其是由于他父亲的教育），并不以纯粹的客观事实之说明为限（他父亲一则说：“无忘吾所欲论著。”二则说：“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可见都是要在历史书里发表自己的意见的），却还要致用，却还要从学术的研究中得出一种智慧，尤其是政治的智慧。他所得的智慧便是“承敝通变”。人类既在变化之中，为顺应这种大势，便只有采取变革的办法，而不能遵守故常了。这也可以说是司马迁心目中的历史教育的内容，他自己就是要担负这种教育的使命的，他在《史记》中，创“八书”，以为通史的榜样，用意也便在此。他在《自序》中已明言之：
礼乐损益，律历改易，兵权山川鬼神，天人之际，承敝通变，作“八书”。
后来司马光把自己的历史著作叫做《资治通鉴》，也仍是此意。因此往大处说，历史教育乃是一种政治教育。往小处说，历史教育却也起码是一种伦理教育。所以在司马迁的心目中，历史一定有所刺讥褒贬，他认为这是孔子的遗教，孔子就是这样的：
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辞，不可以书见也。——《十二诸侯年表》
只是后来的人只注意了消极的作用，单有贬刺，而忽略了积极的意义罢了。司马迁在这一点上却又特别提醒。他遵循着他父亲的指示，说：
《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褒周室，非独刺讥而已也。
事实上司马迁也正是这样实行着的。我们看他的《自序》中，每作一传，几乎都是“嘉”某人之某一方面如何而后动笔的。他恰如玛修·阿诺德对于批评的认识，是要把认为美好的东西宣传出去的。——中国的文学批评本寓于史，但很少人晓得这积极的作用更为重要就是了。政治教育和伦理教育是司马迁在历史教育上的认识和贡献处。
第四，司马迁的历史是真正人类整个活动的历史。这并不在乎史料的全不全（虽然在这一点上司马迁也仍无可议），而在乎触及的方面广不广。英人弗里曼（E.A.Freeman）著《历史研究方法论》（ The Methods of Historical Study），说：“历史家应该每事皆知。”（原书页四五）司马迁够这个资格——至少就那个时代说是够这个资格。
第五，在记录人类的整个活动之中，司马迁尤其难得的是在他的历史中抬高了平民的地位。他的《本纪》、《世家》虽然还是帝王贵族的史乘，然而其中也业已加入了一个布衣——孔子，和一个佣耕的陈涉了，至于列传中的仲尼弟子、游侠、刺客、滑稽等等，却大都是平民。就是像老、孟、荀那般学者，扁鹊、仓公那般技术人才以及老粗出身的那般将官，也都是小市民阶层的。美国历史家罗宾逊（J.H.Robinson）在《新史学》（T he New History）中所说的“为平民而著的历史”（“History for the common people”），司马迁实在已经庶几近之了。这不唯已往的历史家没有做到，就是司马迁以后的历史家也很少能继续。
第六，在历史科学的方法上，司马迁的贡献尤其大。体裁的创制已由前人说过，我们不必多说。我觉得最难得的是，司马迁的历史实在已由广度而更走入深度。正像德国史学家考尔夫（Korff）那般人所谓，历史的意义，不在探求外延，而更在探求内包。司马迁的历史已经能够探求到人类的心灵。所以他的历史，乃不唯超过了政治史，而且更超过了文化史，乃是一种精神史、心灵史了。这是第一点。其次是，历史本来是讲演化的，演化是纵的，是顺着一种线索的，这在司马迁固然已经很能把握了，但他却更进一步，在演进之中而加入一种体系的探求。例如他的《刺客列传》、《酷吏列传》、《货殖列传》、《游侠列传》、《循吏列传》、《佞幸列传》、《龟策列传》、《日者列传》、《儒林列传》等，都是想用一种体系去整理的。这样的传记已经占列传的总数七分之一。八书更不用说。不但这样，就是他的标出人名的列传，也多半以类相从，例如老庄申韩可以称为“哲人列传”，孙子、吴起可以称为“兵家列传”，屈贾可以称为“诗人列传”是。再说就是列传与列传之间的排列也仍是有着连系的，例如《孙吴列传》之前便是《司马穰苴列传》，这同样是兵家；而《苏秦列传》之后便是《张仪列传》，这同样是纵横家；其他同样的例子不必尽举。这就可见司马迁乃是要在人类的生活经验之中而寻出若干范畴来了。因此，他的书乃是演化与体系二者并重的，倘无前者固不足为“史”，倘无后者便也不能驾驭史，超乎史。这是他在史学方法上可贵的第二点。
至于他之运用史料，鉴别史料（如《五帝本纪》中之以古文为准，《周本纪》中之辨居洛邑为受犬戎之攻而非为伐纣，《魏世家》中之论魏灭并非由于不用信陵，《苏秦张仪列传》中之推原苏秦蒙恶声之由），都有近于现代人的疑古和考证的方法处。再则他的彻底执行阙疑的办法，兼采众说，留待后人判断（如老子问题，如吕尚事周的情形等），这乃是近于美人温逊（Vincent）在他的《历史研究法》（Historical Research）中所说历史判断与法官判断之异即在前者可不下判决，以待新证据（见原书页二五六）。这统是可贵的，但比起前二者来，总算是贡献中之小焉者了。
第七，在对于中国历史的了解上，司马迁有他的新见地，这就是对于秦的看法。他对于秦，估价很高，书中在在言之：
秦取天下多暴，然世异变，成功大。传曰法后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变相类，议卑而易行也。学者牵于所闻，见秦在帝位日浅，不察其终始，因举而笑之，不敢道，此与以耳食无异，悲夫！——《六国表》
至秦有天下，悉内六国礼仪，采择其善，虽不合圣制，其尊君抑臣，朝廷济济，依古以来。至于高祖，光有四海，叔孙通颇有所增益损减，大抵皆袭秦故。自天子称号，下至佐僚，及宫室官名，少有变改。——《礼书》
一个历史家必须客观，必须不以成败论事，司马迁身居汉代而能不避嫌疑以论秦之历史地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司马迁在历史上的发明本多，现在只是举出最重大的一项以概其馀罢了。
十 司马迁之政治观
司马迁的史学，既以经世致用作为目标之一，当然不能不有一种政治理想的寄托——至少对政治有他的看法。
因为他的根本思想既是道家的自然主义，所以他的政治哲学也便建立在无为上。他觉得最好是顺其自然。他理想的是：
孝惠皇帝、高后之时，黎民得离战国之苦，君臣俱欲休息乎无为。故惠帝垂拱，高后女主称制，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吕后本纪》
吕后时的政治本无可称，但是能够做到无为，人民能安居乐业，他也就认为不错了。无为的反面是有为，是多事，多事就容易出乱子。像七国之乱便是一个榜样：
汉兴，孝文施大德，天下怀安。至孝景不复忧异姓，而晁错刻削诸侯，遂使七国俱起，合从而西乡，以诸侯大盛，而错为之不以渐也。及主父偃言之，而诸侯以弱，卒以安。安危之机，岂不以谋哉？——《孝景本纪》
这其中确有一种对黄老术的向往在。（《孝景本纪》或为司马谈著，但至少司马迁是同意这个看法的。）
一般人或者以为司马迁也是赞成封禅、改历、易服色等事的，其实司马迁站在无为的立场，对这并不赞成。他说：
孔子言“必世然后仁，善人之治国百年，亦可以胜残去杀”，诚哉是言！汉兴，至孝文四十有馀载，德至盛也！廪廪乡改正服封禅矣，谦让未成于今，呜呼！岂不仁哉？——《孝文本纪》
他虽然也参加过封禅改历，但那等于“当官差”，他之赞美孝文帝，就是表明他的本心是不赞成武帝那一套太有为的举动而已。
在许多有为的事件之中，他尤其痛恶的是严刑峻法，所以他说：
周秦之间，可谓文敝矣，秦政不改，反酷刑法，岂不缪乎？故汉兴，承敝易变，使人不倦，得天统矣。——《高祖本纪》
严刑峻法并不足以求治。法越密，人越能作弊。他曾指出：“自张汤死后，网密，多诋严。官事浸以耗废。”他痛切地说：“法令者治之具，而非制治清浊之源也。昔天下之网尝密矣，然奸伪萌起，其极也，上下相遁，至于不振。”（均见《酷吏列传》）真慨乎言之！这让我们想起老子所谓“法令滋章，盗贼多有”来，司马迁到底是根于老学呵！不过老子（假若真有这末一个人）还是就哲人的眼光观察而已，而司马迁身受峻法之祸，亲见严刑的流弊，其体验之深浅却自有不同了！
假若有了严刑峻法以后，能够守法还好，如果不守法，那就为害更不可胜言了。司马迁在不得已而求其次的时候，是赞成守法的，他在《张释之列传》里先记张释之守法的言论：
法者，天子所与天下公共也。今法如此而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也。且方其时，上使立诛之，则已。今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而天下用法皆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
这话是因为一个人惊了文帝的驾，张释之按法处以罚金，而文帝认为罚太轻而说的。又有一次，是有人盗高庙前玉环，张释之又依法只判了死罪，而文帝却认为当灭族。张释之便又争道：
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以逆顺为差，今盗宗庙器而族之，有如万分之一，假令愚民取长陵一抔土，陛下何以加其法乎？
这本是难得的守法精神。于是司马迁在赞中也便加以颂扬道：“张季之言长者，守法不阿意，有味哉，有味哉！”但我们却觉得司马迁的颂扬也是雅有意味的。因为，他所有在《酷吏列传》中所写的森怖世界，是完全在这里寄托其一线希望了！只是文帝尚是一般人所认为宽厚和易的人，犹且以法定的处罚为不足，试想在武帝之时又应该如何？究竟有几个张释之？碰在不是张释之的一般人的手里，人命又将如何？司马迁追慕张释之，实有隐痛在！
司马迁对这曾时有反抗，既写《酷吏列传》以著刑法之恶，又在《绛侯世家》中借周勃以指狱吏之贵，更作《循吏列传》，以指示正规：
法令，所以导民也。刑罚，所以禁奸也。文武不备，良民惧；然身修者，官未曾乱也。奉旨循理，亦可以为治，何必威严哉？
他顶痛恨那般爪牙似的人物。天下最可恶的，也实在就是那般助桀为虐的二花脸之流。司马迁说李斯“阿顺苟合，严威酷刑”，就已是一个典型。至于汉代那些惨酷的刽子手，却同时又是贪污的蛆虫。像那“杜周初征为廷史，有一马，且不全，及身久任事，至三公列，子孙尊官，家赀累数巨万矣”。这钱是哪里来的？还不是敲诈么？既由敲诈，可知殊非守法。法治已不是上策，到了弄法乱法，贪赃以枉法的地步，那人民的受祸就更不堪问了。司马迁倾向于超乎法，他说：
汉兴，破觚而为圜，雕而为朴，网漏于吞舟之鱼，而吏治蒸蒸，不至于奸，黎民艾安。由是观之，在彼不在此！
同时，他常说：“九卿碌碌奉其官，救过不赡，何暇论绳墨之外乎？”绳墨之外，就是超乎法。司马迁之所以有这种思想，这许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古代学与术不分，任何事情都不免有一种艺术的意味，仿佛都有一种“神而明之，存乎其人”的光景，所以才论“绳墨之外”的运用；二是因为由于司马迁的浪漫精神，他总不喜欢拘拘于一些繁碎的科条，例如最需要讲纪律的莫过于军事了，但在军事中他却赞成“号令不烦，士卒乡之”的李将军。浪漫精神是随处有一种冲决之势的，这样而表现于司马迁的政治思想也是无足怪的。司马迁不但想超乎法治，甚而想超乎一切的政治。他“嘉伯之让”而作《吴太伯世家》，他为“让国饿死，天下称之”而作《伯夷列传》，这两篇一居世家之首，一居列传之首，一定都非偶然。真的，如果站在道家的自然主义，政治根本也可以不要了。
不过在现实社会中，政治问题总是要有的，法治既不是最高的政治理想，那末，靠什么呢？司马迁对这问题的答覆大概仍是偏于人治。他对于人才十分注意，例如他说：
尧虽贤，兴事业不成，得禹而九州宁，且欲兴圣统，唯在择任将相哉！唯在择任将相哉！——《匈奴列传》
贤人乎！贤人乎！非质有其内，恶能用之哉！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
这里都有他对于人才之迫切的呼吁。本来，他的一部整个《史记》，也可说就是对于到那时为止的人才的总评衡。虽在他痛恨的酷吏，他也仍然就人才主义而加过高下的品题。他把人才的重要简直看在一个国家的兴亡之上，像《吴世家》的一篇史乘乃重在季札
之为“闳览博物君子”，《越世家》的一篇记录乃重在范蠡之“三迁皆有荣名，名垂后世”，他完全是像汉武帝那样求才若渴了！
司马迁对于政治的看法，从无为到超乎法治，从不得已而赞成守法到人才主义，大略已如上述。现在再附带说他对于战争的看法。他对于战争也是站在自然主义的立场的，他认为不可免：
自含血戴角之兽，见犯则校，而况于人怀好恶喜怒之气，喜则爱心生，怒则毒螫加，情性之理也。——《律书》
这简直是生物学的说明了。所以他认为到必要时，就该用兵，而不赞成腐儒迁阔之谈：
岂与世儒闇于大较，不权轻重，猥云德化，不当用兵，大至窘辱失守(3)，小乃侵犯削弱，遂执不移等哉？故教笞不可废于家，刑罚不可捐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用之有巧拙，行之有逆顺耳。——《律书》
司马迁虽时时不掩其浪漫的色彩，但因为他有重在大处的识力，所以立论究竟很巩固，这就是前人所说“奇而不失其正”了。至于他说“用之有巧拙”，这就仍是像他对于政治的看法之有一种“绳墨之外”的向往而已。（《律书》可能为司马谈著，特司马迁亦必同此意。）
最后，我们不能不提及的，是司马迁时时站在百姓的立场说话。他痛恨那般仰承统治者的鼻息而压榨老百姓的人物，这可见之于他之责蒙恬：
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堙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夫秦之初灭诸侯，天下之心未定，痍伤者未瘳，而恬为名将，不以此时强谏，振百姓之急，养老存孤，务修众庶之和，而阿意兴功，此其兄弟遇诛，不亦宜乎？
他所谓“百姓力”，“百姓之急”，“众庶之和”，这都真是老百姓的口吻。他说他们遇诛亦宜，用我们现在的话讲，就是凡和老百姓的利益相违反的人就该杀！
十一 司马迁之民间精神
假若说民间精神也是浪漫情调之一时，则司马迁在这方面也没做了例外。
司马迁虽因为儒家的教育之故，讲缙绅先生的趣味，讲雅，可是他骨子里的精神是平民的。他对于皇帝吧，每每赤裸裸地把他们的外衣剥掉，而极尽讽嘲之能事，写他们的怒，写他们的偏私，写他们的愚，写他们的好笑。对于官僚呢，他尤其在揶揄着，挖苦着。种种装模作样的人，如张汤，如公孙弘，如袁盎，在他看得一文不值。反之，在平民方面，他却极端礼赞着，向往着，用尽了他那极其熟悉而亲切之笔描绘着。
例如游侠根本是社会上的一种下层组织，也就是现在的所谓流氓。可是司马迁十分加以称道。他说：“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已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且缓急人之所时有也。”又说：“布衣之徒，设取予然诺，千里诵义，为死不顾世，此亦有所长，非苟而已也。故士穷窘而得委命，此岂非人之所谓贤豪间者耶？诚使乡曲之侠，与季次、原宪比权量力，效功于当世，不同日而论矣。要以功见言信，侠客之义，又曷可少哉！……至如闾巷之侠，修行砥名，声施于天下，莫不称贤，是为难耳。然儒墨皆排摈不载。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以余所闻，汉兴，有朱家、田仲、王公、剧孟、郭解之徒，虽时扞当世之文罔，然其私义廉洁退让，有足称者；名不虚立，士不虚附。至如朋党宗强比周，设财役贫，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侠亦丑之。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与暴豪之徒同类，而共笑之也！”所谓布衣，所谓乡曲，所谓闾巷，正是指现在的所谓下层社会。你看他一则说“有足多者”，二则说“曷可少哉”，三则说“有足称者。”他的向慕为何如！秦以前的游侠湮灭不见，他便恼恨，汉兴以来的游侠为世俗所不了解，他便悲哀，他的同情又何如！游侠的纪律和信条，他是清楚的，这就是行果诺诚，赴士困危，不怕死，却又不矜伐。而且他们虽有势力，但不聚敛，也不欺弱者。尤其难得的，是他们同样有品德的锻炼，修行砥名，廉洁退让，这是比朝廷中那般伪君子像公孙弘等，高出万万的。所以就是触犯当时刀笔吏的法律，不合乎伪君子的“正义”，司马迁对他们也仍然在原谅着了！
当时的游侠，鲁有朱家，洛阳有剧孟，江淮之间有王孟，济南有氏，陈有周庸，代北有诸白，梁有韩无辟，阳翟有薛况，陕有韩孺，长安有樊仲子，槐里有赵王孙，长陵有高公子，西河有郭公仲，太原有卤公孺，临淮有兒长卿，东阳有田君孺，司马迁多么了如指掌！假若他不是深透在民间生活，他能这样熟悉吗？至于此中最大的人物郭解，他还亲自见过！郭解被迫搬家的时候，来送钱的出到千馀万，有人说他不够贤，立时被他手下的人割去了舌头，他的势力这样大，可是身材却十分短小，言语十分平庸，司马迁也是深深地有着印象的呢。
司马迁的精神已经浸润在民间生活的内层了！所以他的文字也有着民间语言——白话——的生动和有力。
黯时丞相史，皆与黯同列，或尊用过之。黯褊心，不能无少望，见上，前言曰：“陛下用群臣，如积薪耳，后来者居上。”上默然有间，黯罢，上曰：“人果不可以无学，观黯之言也，日益甚！”——《汲黯列传》
齐有富者田甲(4)……是时齐人主父偃知甲之使齐以取后事，亦因谓甲：“即事成，幸言偃女愿得充王后宫。”甲既至齐，风以此事。纪太后大怒曰：“王有后，后宫具备，且甲，齐贫人，急乃为宦者，入事汉，无补益，乃欲乱吾王家。且主父偃何为者，乃欲以女充后宫！”——《齐悼惠王世家》
唐为中郎署长(5)，事文帝，文帝辇过，问唐曰：“父老何自为郎，家安在？”——《张释之冯唐列传》
吕后与两子居田中耨，有一老父过，请饮。吕后因铺之，老父相吕后曰：“夫人，天下贵人。”令相两子，见孝惠，曰：“夫人所以贵者，乃此男也。”相鲁元，亦皆贵。老父已去，高祖适从旁舍来，吕后具言客有过相我子母皆大贵。高祖问，曰：“未远。”乃追及，问老父，老父曰：“乡者夫人婴儿皆似君，君相贵不可言！”高祖乃谢曰：“诚如父言，不敢忘德。”及高祖贵，遂不知老父处。——《高祖本纪》
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内史郑当时是魏其，后不敢坚对，馀皆莫敢对。上怒内史曰：“公平生数言魏其、武安长短，今日廷论，局趣效辕下驹，吾并斩若属矣！”即罢起入。上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具以告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岁后，皆鱼肉之矣。且帝宁能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录录，设百岁后，是属宁有可信者乎？”上谢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狱吏所决耳。”——《魏其武安侯列传》
都多末像娓娓煦煦的家人语？司马迁不但所写的是白话，而且不是纸上的白话，却是地地道道的口语了。至于：
陈胜王凡六月，已为王，王陈。其故人尝与佣耕者闻之，之陈，扣宫门，曰：“吾欲见涉。”宫门令欲缚之，自辩数，乃置，不肯为通。陈王出，遮道而呼涉，陈王闻之，乃召见，载与俱归。入宫，见殿屋帷帐，客曰：“夥颐！涉之为王沈沈者！”楚人谓多为夥，故天下传之。——《陈涉世家》
帝欲废太子，而立戚姬子如意为太子，大臣固争之，莫能得。上以留侯策即止，而周昌廷争之，强，上问其说。昌为人口吃，又盛怒，曰：“臣口不能言，然臣期期知其不可，陛下虽欲废太子，臣期期不奉诏。”上欣然而笑。既罢，吕后侧耳于东厢听，见周昌，为跪谢曰：“微君，太子几废！”——《张丞相列传》
这更是有名的例子，这就又不止写口语了，而且能写方言和口吃。古典派是要典雅到和现实十万八千丈远的，浪漫的司马迁却留恋在现实的核心，不惜照摄一切，传真万有。《傅靳蒯成传》上说周：“军乍利不乍利，终无离上心。”乍也是俗语。便见司马迁之运用白话，抑又不只在写对白而已，就是行文中，也夹杂起来了。为实行运用口语，他之用古书，便常常经过一道翻译的手续，《尚书》的“克明俊德”，他写成“能明驯德”，《尚书》的“钦若昊天”，他写做“敬顺昊天”，这也是人所周知的事。——司马迁原来是两千年前的胡适呢！
口语之外，司马迁又爱援用俗谚。他或者明称“谚曰”，或者称“鄙言”，或者称“语”，或者暗用而不标明：
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言虽小，可以谕大也。——《李将军列传赞》
谚曰：“人貌荣名，岂有既乎？”——《游侠列传赞》
谚曰：“千金之子，不死于市。”此非空言也。——《货殖列传》
谚曰：“力田不如逢年，善仕不如遇合。”固无虚言，非独女以色媚，而仕宦亦有之。——《佞幸列传》
谚曰：“百里不贩樵，千里不贩籴。居之一岁，种之以谷；十岁，树之以木；百岁，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谓也。——《货殖列传》
鄙语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白起料敌合变，出奇无穷，声震天下，然不能救患于应侯。——《白起列传赞》
鄙语曰：“利令智昏。”平原君贪冯亭邪说，使赵陷长平兵四十馀万众，邯郸几亡。——《平原君列传赞》
鄙人有言曰：“何知仁义，已向其利者为有德。”——《游侠列传》
语有之，“以权利合者，权利尽而交疏。”甫瑕是也。——《郑世家赞》
语曰：“能行之者，未必能言，能言之者，未必能行。”孙子筹策庞涓明矣，然不能早救患于被刑。吴起说武侯以形势不如德，然行之于楚，以刻暴少恩亡其躯，悲夫！——《孙子吴起列传赞》
语曰：“当断不断，反受其乱。”春申君失朱英之谓邪。——《春申君列传赞》
语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腋也；台榭之榱，非一木之枝也；三代之际，非一士之智也。”——《刘敬叔孙通列传赞》
语曰：“变古乱常，不死则亡。”岂错等谓邪？——《袁盎晁错列传赞》
语曰：“不知其人，视其友。”二君之所称诵，可著廊庙。——《张释之冯唐列传赞》
甚矣，“安危在出令，存亡在所任。”诚哉是言也。——《楚元王世家赞》
“女无美恶，居宫见妒；士无贤不肖，入朝见疑。”故扁鹊以其伎见殃，仓公乃匿迹自隐而当刑。——《扁鹊仓公列传赞》
“毋为权首，反受其咎。”岂盎错邪？——《吴王濞列传赞》
司马迁之引用俗谚，就如同引用经典似的一样郑重了，他仿佛在民间的体验结晶之中，而灌注着自己生命似的了。语言本是精神的躯壳。英国的浪漫诗人渥滋渥斯，不是也主张采取日常生活和日常用语吗？法国对工人最同情的小说家左拉不也是每每驱遣下等社会的土话吗？就在这种精神与语言的凑拍上，我们遇到司马迁。
因为富有民间精神之故，司马迁的《史记》不止取材于堂皇的史乘和档案，他还访问了许多老百姓。例如他写韩信，就是淮阴的老百姓告诉他，韩信在幼时，虽然贫困，可是早预备下一个大坟的。他写萧何、樊哙、曹参、滕公，也是丰沛的老百姓告诉他这些将相在从前鼓刀屠狗卖缯时的情况的。他仿佛是一个平凡的百姓似的，他是老百姓的发言人，也是老百姓的见闻的书记。所以他的评论每每以俗谚为依归，那也是当然的了。
这种民间精神，于是使司马迁有着一些素朴的反抗性。他对一切接近民间的人，常常情不能已地歌赞着。“不耻下交”的信陵君，他是多末特别卖了气力去叙述着呢！同时，凡是反抗权贵的人，他也往往极力表彰。鲁仲连吧，他就眉飞色舞地说：“余多其在布衣之位，荡然肆志，不诎于诸侯，谈说于当世，折卿相之权”了。最后，他简直自己索性据有一种予夺的权威（自然，在幻想里！）吧，把平民偏偏抬高起来。“布衣”的孔子，他偏把他列为世家，佣耕的昙花一现的陈涉，他偏把他和许多诸侯并排，对于楚霸王，让他和秦始皇、汉武帝鼎足而立。司马迁以此自快，他是一个过屠门而大嚼的无冕帝王，爱封爱贬，全由己呀！
然而民间者，无非是穷困愁苦的一群之称。在这方面，司马迁尤其有他的体会和感触。《平准书》里，对于兴利的大臣，极尽其痛恨之笔，《货殖列传》里，畅快地宣泄着“无岩处奇士之行而长贫贱，好语仁义，亦足羞也”的悲愤。因此，他对于人生不是飘浮地像蜻蜓一样的点水而过的，他所写的也绝不是虚幻的鬼影或抽象的教条，却是赤裸裸的“如是人生”；因此他的思想构成一种浪漫的自然主义，其中有文化的成分，有道家的成分，有他那抒情的性格的成分，但也有得自实际生活的唯物的体认的成分；因此司马迁为一切平民永远地欢迎着，也为一切浪漫诗人或有浪漫情调的人所永远地欢迎了！
十二 《史记》一书的个性
凡是读一部书，就像认识一个朋友一样，如果不晓得他的个性，则无论说短论长，全无是处，在论《史记》时，我觉得至少这下面的几个前提是必须注意到的：
第一，要知道司马迁是拿整个的《史记》与人相见的，并非单篇分开给我们（虽然在汉朝似乎是各篇单行，但那是流传的情形，并非著述的情形），因此他对于每一问题的看法，我们不能单就篇名的外形去找。例如管仲、晏婴的贡献或历史地位，如果我们只看《管晏列传》当然要责备司马迁所记太略的，然而在《齐世家》中却仍有详细的记载。又如信陵君的真相，单看《信陵列传》也不够，而在《范睢蔡泽列传》中才能看出来。原来他没有像《信陵列传》中人格那样完整，在急人之难上也有时很犹豫。再则他在魏国的关系之重要，单看《信陵列传》也仍是不足，那就又要看《魏世家》。再如子产本见于《循吏列传》，但《循吏列传》中的子产太平凡了，不够一个大政治家，可是在《郑世家》中却便又见出他的真正的设施来。原来司马迁在一个历史家之外，兼是一个艺术家，他晓得每一篇传记一定有一个中心，为求艺术上的完整起见，便把次要的论点（在艺术上次要）放在别处了。这是前人所发见的“互见法”。我们可以这样说，就他单篇文章看，他所尽的乃是一个艺术家的责任，只有就他整部的《史记》说，他才是尽的历史家的责任。倘就单篇而责备之，他就太冤枉了。
第二，就原则上说，司马迁对自己的主观见解和客观描写是分开去处理的。大概在传记中的叙述往往是纯粹客观的，而主观的评衡则见之于《自序》中说到所以做各传之故处。所以我觉得要真正看司马迁的见解时，《自序》最重要。其次便是每篇的赞。但多数的赞是处在客观与主观之间的。所以就是有些评衡，也是个人的意味（personal）居多，如叙到个人的经验或与传中的人物的关系等，有时则是传中的补充而已。我觉得司马迁这个办法也很好，让人假若要看客观的描写，就看他的传记。假若要看他的通体的看法，就看他的序。假若对他的自己的个人的印象发生兴趣，就看他的赞。他的体例如此（但只是疏而不失的体例），清清爽爽，免得有人执此而求彼，反而加以责难。至于司马迁在事实上是否绝对在描述中维持客观的限度呢，那是另一个问题，他之选择描写的材料，也无疑是经过了主观的决定的，但无论如何，他这体例是我们在论《史记》时必须考虑到的。
第三，我们又必须了解司马迁的反面文章。他是一个巧于讽刺的人，他善达难言之隐。所以他的本意，必须就全书推求而得，决不能专看表面文章，例如书中的最大的讽刺，是对付汉代，尤其集中在武帝。他的方法却是指秦骂汉。这个秘密，自明清以来的学者，都已经窥破了。同时，他能以褒作贬，笔下是酸酸辣辣的，那要完全从他的语气中看出来。《史记》一书的难读，这也是一个大原因。必须靠我们对他的表现方式的熟悉，才能得其真正命意所在。
第四，我们又当晓得《史记》中虽然有些得自他父亲的旧稿，但各篇已大体上经过了他的润色。所以纵然看出某一篇可能成自他的父亲之手，而仍然可以由之而见司马迁的见解——至少是他同意的见解。再则《史记》固有补缺，但全文中也往往有他原来的几段书稿，我们也都须分别援用，不能因为业已认定某篇为后人补改，就全然不加信任了。
第五，我们更必须注意《史记》在是一部历史书之外，又是一部文艺创作，从来的史书没有像它这样具有作者个人的色彩的。其中有他自己的生活经验、生活背境，有他自己的情感作用，有他自己的肺腑和心肠。所以这不但是一部包括古今上下的史书，而且是司马迁自己的一部绝好传记。因此，我们必须能把握《史记》中司马迁之主观的用意，才能理解这部书，才能欣赏这部书。
十三 史官的传统
一般地说，司马迁的史学是得自孔子，但中国之史的传统却远在孔子之前，孔子也不过是接受那种传统而已。究竟古代史家的传统是怎样的，我们现在就想探求一下。古代的史学在史官，大概古代的史官有这些性质：
一是具有丰富的学识和眼光。例如周太史伯便能告诉郑桓公友建国的地点：
幽王以褒后故，王室治多邪，诸侯或畔之，于是桓公问太史伯曰：“王室多故，予安逃死乎？”太史伯对曰：“独雒之东土，河济之南可居。”公曰：“何以？”对曰：“地近虢、郐，虢、郐之君，贪而好利，百姓不附，今公为司徒，民皆爱公，公诚请居之，虢、郐之君见公方用事，轻分公地，公诚居之，虢、郐之民，皆公之民也。”公曰：“吾欲南之江上，何如？”对曰：“昔祝融为高辛氏火正，其功大矣，而其于周未有兴者，楚其后也，周衰，楚必兴，兴，非郑之利也。”公曰：“吾欲居西方，何如？”对曰：“其民贪而好利，难久居。”公曰：“周衰，何国兴者？”对曰：“齐、秦、晋、楚乎！夫齐，姜姓，伯夷之后也，伯夷佐尧典礼。秦，嬴姓，伯繄之后也，伯繄佐舜，怀柔百物。及楚之先，皆尝有功于天下；而周武王克纣后，成王封叔虞于唐(6)，亦必兴矣。”桓公曰：“善。”于是卒言王，东徙其民雒东，而虢、郐果献十邑。——《郑世家》
这是公元前八○六年的事。他不但把建国的地点给郑国选定了，而且对后来的国际大势，也了若指掌地推测出来了。可见一定是很渊博而锐利的人物了。
又如当鲁定公立的时候（公元前五○九），赵简子问史墨（服虔注：晋史蔡墨）曰：“季氏亡乎？”他答道：
不亡！季友有大功于鲁，受为上卿，至于文子、武子，世增其业。鲁文公卒，东门遂杀适立庶，鲁君于是失国政。政在季氏，于今四君矣。 民不知君，何以得国？是以为君慎器与名，不可以假人。——《鲁周公世家》
这也对于国际的情形十分熟悉，此等人大有政治顾问的资格。
二是这些史官大半晓得一些巫祝卜筮的事情，有点像僧侣或预言家的人物。如周幽王二年（公元前七八○），西州三川皆震，于是伯阳甫（即太史伯阳）便能预言周之将亡，他说：
周将亡矣！夫天地之气，不失其序，若过其序，民乱之也。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蒸，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填阴也。阳失而在阴，原必塞，原塞，国必亡。夫水土演而民用也。土无所演，民乏财用，不亡何待？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德若二代之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国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国之征也。川竭必山崩。若国亡，不过十年，数之纪也。天之所弃，不过其纪。——《周本纪》
过了一年，幽王嬖爱褒姒，他又批评道：
祸成矣，无可奈何。
更如陈厉公二年（公元前七○四），生子敬仲完，周太史过陈，便算了一卦，而预言到他将来能够代齐：
陈厉公使以《周易》筮之，卦得《观》之《否》，是为观国之光，利用宾于王，此其代陈有国乎？不在此，其在异国，非此其身，在其子孙。若在异国，必姜姓。姜姓，太岳之后。物莫能两大，陈衰，此其昌乎？——《陈世家》
再如楚昭王二十七年（公元前四八九），看见一块大红云彩，像鸟一样，在太阳的两旁飞过，便去请教周太史，周太史答道：
是害于王，然可移于将相。——《楚世家》
他的将相听了，都想投河免灾，幸而昭王没有听，这事曾得到过孔子的赞许，说：“楚昭王通大道矣，其不失国，宜哉！”然而周太史之懂得灾异，还是不可否认的。
最奇特的是周太史儋，能预言秦周之分合，他在周烈王二年（公元前三七四），对秦献公说：
始周与秦国合而别，别五百载复合，合十七岁而霸王者出焉。——《周本纪》
这话很为司马迁所相信，曾四度援引（《周本纪》之外，又见《老庄申韩列传》、《封禅书》和《秦本纪》）。这预言的根据何在，却没有说明，但是因此便更加神秘了。说真的，司马迁之究天人之际，也就仍由这预言家的身份所蜕化而已。
三是史官有一种公正不阿的职业道德。像周成王在小时候，曾用桐叶刻成珪，给他弟弟叔虞玩，说：“拿这个封你吧。”那史佚听了就请择日封叔虞，成王说：“吾与之戏尔。”史佚便道：“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礼成之，乐歌之。”于是叔虞便被封了。这就是晋国的起原（《晋本纪》）。这虽然像一种笑谈，但在一般人心目中的史官的确是这样严格的。这事早在公元前一千多年，或者只是传说，然而已是一个有意义的传说了。此外像后来赵盾的弟弟赵穿杀了晋灵公（公元前六○七），而晋太史董狐写道：“赵盾弑其君。”赵盾说：“弑者赵穿，我无罪。”董狐说：“子为正卿，而亡不出境，反不诛国乱，非子而谁？”这事也邀到孔子的称赞，说：“董狐，古之良史也，书法不隐。”还有齐国太史写“崔杼弑庄公”（公元前五四八）的故事更悲壮动人。崔杼把这个太史杀了，他弟弟还是照样写，这弟弟也被杀了，而另一个弟弟仍是照样写。这样拿性命来换取真理，真太可敬爱了！
从上面这三点看来，史官是政治家、预言家和新闻记者合而为一的人物。不过既是官，就不是一种自由职业。只有孔子是羡慕这种职务，而由自私人去从事的。司马迁却由政府的官吏而担负这一方面的使命。我们对史官的性质清楚了，然后才能晓得司马迁的职业生活的性质。司马迁乃是这一流人物中之最杰出者，因而他乃是第一流的政治家，第一流的学者（古代预言式的人物，必通历算，因而乃是具有雏型的自然科学常识的人，而司马迁则由是而构成他的自然主义；当然，他也订过太初历，而且他之运命感，依然有些预言家的意味的遗留），并第一流的新闻记者了！这乃是孔子所企求不得，只好私人著述，以求过屠门大嚼之瘾的，又是司马谈所虽有着机会而不得实践，含恨以终的，然而司马迁却如愿以偿了！他的职业生活确定了他的事业的性质，而他的天才和个性却使他走到了那事业的顶端。——他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大思想家，也是浪漫的自然主义的大诗人！
三十五年四月二十日写毕于南京
【注释】
(1)中华书局本《史记》下文有：“迁怒及人，命亦不延，众庶不载，竟被恶言。呜呼哀哉！”——编者注
(2)中华书局本《史记》下文有：“其次教诲之”。——编者注
(3)中华书局本《史记》“窘”作“君”。——编者注
(4)中华书局本《史记》作“齐有宦者徐甲”。——编者注
(5)中华书局本《史记》“唐”下有“以孝著”三字。——编者注
(6)中华书局本《史记》下文有：“其地险阻，以此有德与周衰并。”——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