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30年8月2日的早晨，法国1830年7月大革命的消息传到德国的魏玛，一时大为震动。人类旷代天才哥德（Goethe）的朋友苏勒第（Soret）于那天下午去访他。客一进门的时候，哥德就说：“好，你对于这件事作何感想。火山爆裂了，四处都是烈焰，再要关门妥协，是不成的了。”苏勒第以为他说的是法国大革命，应道：“真是一件恐怖的事，但是在这样的景况，这般的政府之下，不把当代的王室推翻，还有什么办法。”哥德说：“亲爱的朋友，我们今天像是彼此不相了解。我并不是指那班人而言；我所指的，是完全不同的一件事。我所说的，是居维叶（Cuvier）与若弗鲁瓦·德·圣·伊莱尔（Geoffroy de St.Hilaire）的辩论在法兰西学院里爆发了，这于科学是何等重要。注1原来当时法国两大派的生物学家——居维叶是重在根据事实分类以整理生物界之现象，圣·伊莱尔是重在从事实里推求生物界之奥蕴——辩论生物的构成，是否有单一的统系和计划之消息，也同时传到魏玛！可见学术界看事的标准，与市人不同之处了！
很凑巧的事，1923年5月间，黎元洪君出走的消息，与张君劢、丁在君二君辩论“科学与玄学”的消息同时传到纽约。黎君出走的电讯，不曾萦扰我五分钟，而张、丁二君往返辩论的文字，倒费我半天的时间。因为张、丁二君这次的辩论，比黎元洪出走一事，重要得多。大家不要误会，以为我隐然自拟哥德。不敢，不敢。我决不敢拟哥德的天才于万一。但是丁、张二君的辩论，也决不如居维叶与圣·伊莱尔的辩论之独出心裁，并没有什么发人未发的地方，足以为学术史上留一个地位。不过当现在中国国内“八表同昏”的时候，居然有一个这样的学术辩论，比较一个昏庸的黎元洪君的出走，真是重要多了！
这次的张、丁两君的辩论，虽是很好的现象，是学术界元气将苏的一种征兆，注2但是内中也有许多危险病征。如两方争辩许久，而其主要的“争点”（Issue）始终使读者不知所在——随意的读者，徒觉看去痛快淋漓，而不知其真正命意；细心分析的人，则愈分析而愈觉五花八门，莫明其何者为所争之要点。而且，不幸的是两方面说了许多“玄学”、“科学”，却始终不曾诠定“玄学”与“科学”之意义与范围。辩论本当“立题共许”，方能有“辩难析疑”的进步；不然，则虽弄长枪大戟，终属一场“混战”。乃有更不幸的，就是两方扯上“玄学与科学论战”之大旗，其实内容并非真正玄学与科学之论战，而仅系张君与丁君两种意见之论战。一般的读者不察，心中往往易于得一种印象，以为张君代表的是玄学，丁君代表的是科学。结果必与真理以不幸。况且中国人往往抱一种“擂台比武”的心理，强分胜败，于是附张君的以为“玄学凯旋”，而存一种“科学破产”的心理；附丁君的以为“科学万能”，生一种“玄学鬼混”的心思。当现在中国科学既无萌芽，而玄学——指西洋纯粹的玄学而言——又少人了解的时候，有“知识爱”的人方将培养修殖之不暇，若任一般人起一种无根据的蔑视，实于真理前途加上一层障碍，恐亦非求真理者之初心。
从仔细分析张、丁两君几篇正文之结果，注3我敢大胆地宣言：张、丁两君所争，不是玄学与科学之争，也不能代表玄学与科学之争。两方面都涉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玄学的根本问题；两方面也都涉及——自觉的或不自觉的——科学的根本问题。于两君千头万绪的大著之中，归纳起来，可以说是大概表示以下数派之争端：
这几派复杂的内容，我不能而且不必在此地详细说明；以后虽有提到之处，但是大家最好从各派原著里去研究。至于分析之当否，国内外自有研究哲学的人根据张、丁两君原文去作客观的评判，也无须申辩。只是有一点要说明的：国内有些人以为张君是推崇柏格森的为什么我不举柏格森。不过我个人觉得张君论调中，倭铿与德里施的空气，较柏格森为重。注4所以我仅举德里施与倭铿两位。德里施的哲学，虽有他研究生物学的浓厚背景，然一方面取柏格森的浪漫观，一方面融合康德的二元论，颇流于变形的“超象主义”。倭铿的精神论，虽与柏格森学说同带神秘性，但倭铿所谓“精神生活”，更觉接近宗教。至于丁君虽略带“实验主义”之色彩，而其立论于詹姆士（William James）颇多征引，注5但詹姆士并不如丁君之抹杀或鄙弃玄学，并且自己要建设玄学的系统。注6所以对于丁君方面，亦不将詹姆士列入。我以为平心研究的人，或者是可以与我同意的。
但是我还有一件重要的“保留案”，就是我以上虽列举六派学说，并不谓张、丁二君就是代表他们，或是一贯的遵守着他们立论，也并不是说这六种学说是各各分立对抗的。不然，不然。每种学说，内容往往是很复杂的，不是仅有一个“丸泥自封”的概念。其中有些是与他派相异的，也有与他派相同的；有名异而实同，也有实异而名同的。真正的研究，应当从各派内部去悉心考察。此处列举，不过是求文字上大体之明了，读者不以词害意好了。
至于我写这本书的举动，绝不是所谓“加入战团”；我并且不敢当这荣耀的名词。因为我相信真理不是一定要借对辩方能明白的。对辩有时固有长处，然不对辩而朴实说理，也可以免除多少不经济的枝节。不过我见到这次轰轰烈烈的讨论，设不幸而有以上所述之误会发生，其危险足以障碍科学与玄学在中国发展之萌芽。我现在研究一种学问，对于这范围以内的真理自觉负有一种责任，所以有不能不发言之冲动。我写此书的动机虽然不免为此次争论所引起；但是我的立说，是独立的就我所认定的本题发挥，可以说是与国内之争论毫不相关。
本书所要研究的，是关于科学与玄学的本质问题。简单说来，就是：
什么是科学？
什么是玄学？
科学与玄学的关系怎样？
如果第一和第二问题的内容明了，则第三问题就可以自然而然的明了。我虽然惋惜张、丁二君不曾诠定其所辩的“科学”与“玄学”的意义，但是我所谓诠定，不是仅指立两条形式的定义或界说。我深感为范围怎广大，背景怎雄厚的“科学”与“玄学”写一条简单的定义是很困难，且几乎是不可能的事。即勉强做成，也不过仅有如詹姆士所谓“装饰的价值”。但是幸而作界说不是说明真理的唯一方法。我所以不免避除这种形式的手续，而用条分缕析的办法，说明科学与玄学的“本身之性质”，“所研究的问题”，“所用之方法”，“所具之特长”，“所受之限制”，……等等问题。并且，对于两方面所应当留心之处，常常加以指明；两方面所受不当受的非难，加以辩正。如果真使这些问题能够得到一点明了正确的观念，则科学与玄学之内容，不难有一点推寻的凭借了。
我于哲学里面，虽有一组以理性推求所得之深信，但是写这本书的时候，却只是想：
根据最近知识界所能大概公认的研究，经过自己一番详细的反省，以无成见的写法，将科学与玄学目前的地位（Status）表明出来。
在这本书里面，我不曾想要解决什么哲学里的问题，却反而引起了许多哲学里的问题。哲学界的问题，本来有许多是“负嵎常在”（Persistent），不但非一时而且为永久所不能解决的。但是哲学的妙处，就在能引起这些问题，为人类的思想上另辟一种境地。若是我所举的任何一个问题能使国内好疑多问的多添一点思想的刺激，那我早已心满意足了！
我近来愈觉得“思想”与“文字”关系之密切。甚至于没有一种相当表现的文字，就不能发生或组合一种不曾前有的思想。从一国文字所得或运用一国文字而发生的思想，要不变真相的移入于另一国文字，非常困难。所以我从外国文并运用外国文而得之思想，欲移入本国文字，反觉着许多痛苦。还有些词句——无论是哲学的或非哲学的——在他国文字刚刚恰好表现所欲表现的意义，而翻译则难适合。我对于这本书总尽力欲将此种困难避免，并欲以不晦涩沉闷的文字达两组不容易达的意思，但是常常觉得“技穷”。只是这种文字决不能为一般人而设，所以持论的时候，常假定读者已具相当应有的背景。若有人以不能尽量说明见责，那我也只能告罪了。
我更要告罪的，就是此章于开始辩论诸君不免有逆耳诤言。这不是我要以挑剔他人为本书开场，乃是因为关系太重要了，我的“知识的责任”迫我不能不说的。我只有请他们以爱“求真理”之心来原谅。我的引论也不免涉及枝节，或使读者不耐。现在远闻为“科学”与“玄学”喝道之声隐隐而来。想是“科学”与“玄学”二位老先生快要登场。下官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