竺可桢
诸位同学，这次中央任命本人来担任本校校长。我个人以前对大学教育虽也有相当渊源，但近年潜心研究事业，深恐对于这样重大的责任，不胜负荷，因当局责以大义，才毅然来担任了。今天与诸位同学第一次见面，就来略谈本人办学的主要方针，和我对于本校与诸位同学的希望。
明了往史与现势二条件
大概办理教育事业，第一须明白过去的历史，第二应了解目前的环境。办中国的大学，当然须知道中国的历史，洞明中国的现状。我们应凭借本国的文化基础，吸收世界文化的精华，才能养成有用的专门人才，同时也必根据本国的现势，审察世界的潮流，所养成人才才能合乎今日的需要。可是我们讲过去的历史，一方面固然绝不能忘了本国民族的立场，也不能不措意于本地方的旧事和那地方文化的特色。本校诚然是国立的大学，可是办在浙江，所培植的学生又多数是浙江人，诸位将来又大致多在浙江服务，所以我们也应得注意本省学术文化的背景。
浙江的开化与学术的发达
我们回溯浙江的往史，就容易联想到浙江省是越王勾践的故地；他那兴国的事业，雪耻自强的教训，深深地印入浙人的脑际。自东晋民族南迁，五代时吴越钱氏保浙，于是浙水东西开发日广，浙江文化与江南相并进。南宋定都杭州以后，浙江尤成为衣冠人文荟萃之邦，学风盛极一时。这其间既然发生许多极有贡献的学者，而如南宋浙人的匡业与捍卫，明代于谦的定边与浙海的抗倭，以及明季的匡复运动，常以一省的人文关系民族的安危存亡，尤足见本省的特殊精神。这些远的姑不具论，只就近三百年的浙江学术史中，我们就可举出两位杰出的人物。
黄梨洲和朱舜水
他们承晚明败坏之余，而能矫然不阿，以其宏伟的学问、光明的人格，不但影响浙江，且推及全国，甚至播教于海外，并且影响不限一时，而且及于身后几百年，这就是我们共知的黄梨洲先生（宗羲）和朱舜水先生（之瑜）。黄梨洲因为图谋抗清复明，被清廷指名缉捕至十一次之多。匡复之谋不成，乃奋志著述讲学。他那部《明夷待访录》，包含了浓厚的革命思想，《原君》之作，早于卢梭的《民约论》一百年，实为近代民权思想的先觉。他所至讲学，著述极富，弟子光大其教，影响吾浙学风甚深。朱舜水与梨洲是余姚的同乡，并且同是复明运动的健将，曾到安南、日本运动起义，事既不成，就隐遁日本，立誓不复明就不回国，因此终其身于异国。那时日本人已传入我们浙江大儒王阳明先生的学说，他的伟大人格也就引起他们的重视。日本宰相德川光国尊之为师，讲学论艺，启导极多。所以梁任公先生说，日本近二百年的文化，至少有一半是他造成的。
致力学问与以身许国
梨洲舜水二位先生留给我们的教训，就是一方为学问而努力，一方为民族而奋斗。因为他们并不仅为忠于一姓，推其抗清的热忱，就是抵抗侵略的民族精神。我们不及详说浙江其他伟大的学者，单说这二位先贤，已足为今日民族屈辱中我们所以报国的模范。我们生在文化灿烂的中国，又是生在学术发达先行足式的浙江，应如何承先启后，以精研学术，而且不忘致用实行为国效劳的精神！
中国目前环境的艰危
其次讲到中国“目前的环境”，我们有知识有血气的青年早已感到今日国家情势的危迫。近百年来列强侵略进行不息，中国不能发奋自强，以致近几年国家已到了最严重的危机。外患的迫切，一般人民风习之不振，较之明清间更有过之。现在国内诚已统一，可是野心家不愿见我们的统一进步。他们可说是抱着“两重标准”的观念来任意行动。所谓“两重标准”，从前是指中国社会里的男女道德问题；因为本着男女不平等的传统观念，所以法律容许男子纳妾，而风教强迫女子于夫死守节，这可说是两重标准。现在国际间关系也是如此。我们应知一国的强弱盛衰，并非偶然而致，而有积久的自取的理由。人和别的生物一样，一定要适应环境，才能生存，否则就趋于衰败或归淘汰。现在这世界是机械的世界，是科学的世界。中国人对于科学的研究，虽有深远的渊源，可是不久中衰，清季兴学以来也继起不力。今后精研科学，充实国力，大学生固然应负极重大的责任，而尤其重要的是养成一种组织和系统的精神。我们知道现今的世界一切事物最重组织，可是中国社会的旧习惯与此很难契合。中国人民积习最喜个人放任无拘的自由，试问我们以散沙一盘的许多个人来和有组织有规律的现代国家对敌，必无胜理。
民族自由重于个人自由
今后我们的问题，就是：“个人的自由要紧呢？还是全民族自由要紧？”我们大家对此应加以深切考虑。如果明白了“民族没有自由，个人合理的自由也失去保障”，我们就必须以实心实力共来完成民族的自由。浙江在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的地位都极重要，浙江大学的学生就“目前的环境”一层上着想，尤应刻苦砥砺，才无负本省过去光荣的地位，与今后神圣的使命。
以上就过去历史和目前环境两方面来讨论中国和浙江省的地位，来证明本校所负的历史的和时代的使命；而同时也将我对于本校教育方面的宗旨和趋向说明了。现在再从学校教科等各方面来略说我个人的意见，并且就此提及我们今后想走的途径。
教授人选的充实
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地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我们中国之有现代式的大学，虽还只是近四十年间事，但历史上的国子监实际上近乎国立大学，而许多大书院也具有一时私立大学的规模。南宋国子监就是在杭州城西纪家桥，而万松岭的万松书院，到清代改敷文书院，源深流长，并可见浙省渊源之早。书院教育，最有“尊师重道”的精神，往往因一两位大师而造成那书院的光彩。例如讲到白鹿书院就令人联想到朱晦庵，鹅湖书院就因陆象山讲学而出名。近代的大学也正是如此。例如英国剑桥大学卡文迪什实验室之所以出名，就因为J.J.汤姆逊、卢瑟福几位教授。三十年前美国哈佛大学之所以能吸引了许多国内外的学生去研究哲学，就因为有了J.罗伊斯、桑塔亚那、W.詹姆斯诸教授的主讲。俄国出了一位巴甫洛夫教授，使俄国的生理学闻名于世。所以有了博学的教授，不但是学校的佳誉，并且也是国家的光荣；而作育人才以为国用，流泽更是被于无穷。现在中国的大学太缺乏标准，但几个著名的大学也多赖若干良教授而造就甚宏。不过要荟萃一群好教授，不是短时期内所能办到，而必须相当的岁月，尤须学校有安定的环境。因为教授在校有相当的年份，方能渐渐实现其研究计划，发挥其教育效能；而且对学术感情日增，甚至到终身不愿离开的程度，这才对学术教育能有较大的贡献。
本人决将竭诚尽力，豁然大公，以礼增聘国内专门的学者，以充实本校的教授。尤希望学生对于教师，必须有敬意与信仰，接受教师的指导，方能发挥教师诲人不倦的精神。
图书仪器设备的重要
其次讲到设备。人才诚然重要，可是图书仪器等设备也是学校所不能忽视的，尤其是从事高深研究的大学。一个大学必有众多超卓的学者，才能感得图书设备的重要，而且会扩充合用的图书；也惟有丰富的图书，方能吸引专家学者，而且助成他们的研究与教导事业。简言之，人才与设备二者之间是必然辅车相依，相得益彰的。俗话说：“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所以教授学生欲利其研究，必须充实其图书仪器各项的设备。现在中国许多大学有一共通的弊病，即在经常费中，教职员薪给之比例太高，而图书设备费的比率太低。在这种情形之下，就是有优良教授也无所施其技，且设科太繁，或职员人数太多，结果连一个院或系都不能健全发展。我们听到一部分大学近年颇致力扩充其图书馆，固为可喜的现象，然而图书究是一般的贫薄。据我所知，除清华大学藏书廿八万余册，中山大学、燕京大学各约二十七万册，北京大学二十三万册，已算最多。次则中央大学、金陵、岭南、南开也都在十五万册以上。此外则图书在五万册以上的大学，已是寥寥，甚至还有图书不及万册的也居然称学院或专校了。我们若就欧美举一二个例，柏林大学图书馆藏书达二百万册，且得普鲁士邦立图书馆（藏书二百五十万册）的协助。哈佛大学图书馆现有图书三百七十万册，去年一年增加新书五万余册。可惜中国大学多不知重视图书之充实，而犹诩然自负为“最高学府”。19世纪英国文学家加莱尔说：“一个好的图书馆就是大学。”公共图书馆尚且如此，大学图书馆自更有高尚的学术价值了。所以我以为大学经常费，关于行政费应竭力节省，教职员薪金所占不能超过70%，而图书仪器设备费应占20%或至少15%。本校因扩充成立为时尚近，听说图书仅六万册之谱，虽说省立图书馆近在咫尺，可助应用，但那边究以旧书为多，所以专门的中西文新书以及基本名著，本校实大有充实之必要。本人已在考量扩充图书馆的地位，下年度起并将谋增加购书经费。就是各系仪器，也当陆续添补，以发挥增高研究实验的效率。至于如何酌减学生上课的时间，促进利用图书馆和自由研究的习惯，或增进教师对学生课外的指导，凡此种种，还得和各教授共同研究，力谋以图书馆实验室来辅助大学教育的成功。
校舍的最低标准
复次，是校舍问题。我们对于现今社会之过重屋宇的建筑，固然有些怀疑；如大学校舍已有相当基础，而竟不知充实设备，只求大规模的兴筑新宇，我曾谓为是缺乏办学的常识。可是一个大学的环境原也重要，相当完整的校舍也是决不容忽视的。我今天视察了本校文理学院、工学院房子之后，才觉得浙大校舍需要改建和添建的迫切。大概要建筑校舍，第一需有具体的计划，计划既定，步步进行，这样建筑的形式，才能调和，而不致相互枘凿。第二，房屋要求其坚固合用，最好更能相对的顾及美观，但不必求其讲究奢华。目前全国各国立大学中，浙大的校舍恐怕要算最简陋；除一小部分外，大都是陈旧不整齐而且不敷应用。郭校长在任的时期，在华家池新建了农学院新舍、文理学院里的新教室和其他几所小房子，终算立了相当的基础，但为适应目前的需要，修建的要求还很迫切。现在中央财政的艰绌，在此非常时期中教育经费开源诚极不易；然而一个大学，如欲使其存在发展，最低限度的校舍建筑是不可少的。我此刻确已感到校舍修理和增筑的必要，此后自当设法进行临时费，从事规划，以逐渐实现最低限度的本校校舍，改善诸君读书的环境。
贫寒子弟的求学机会
为了奖励贫寒好学的子弟，我已订定了在本校设置公费生的办法。对此一事，我以为有极充分的理由。在从前科举取士及书院通行的时代，中国的教育可还说是机会均等的，所以我们在历史上常听到由寒士登科而成名立业的，在清代书院养士制度下也造就了不少的贫寒子弟。自从学校制兴，有学费的明白规定，情形就渐渐不同了。近来国民经济的低落，与学校收费及生活费的提高，恰恰成了反比例，因此这问题就更见严重。中国读书已非每年五十元或一百元不办，等到一进大学，每年连个人日用有需四五百元以上者，至少也得要二三百元之则。大学变成有资产的子女所享受，聪颖好学但是资力不足的人家完全没有同样机会。这样的教育制度，不但是对人民的不公允，并且因为埋没了许多优良青年，对于社会与国家更是莫可挽回的损失。我以为天才尽多生在贫寒人家，而贫困的环境又往往能孕育刻苦力学的精神。所以如何选拔贫寒的优秀学生使能续学，实在是一国教育政策中之一种要图。
运用自己思想的重要
关于诸同学的学业指导和人格训练的各方面，个人虽还有许多意见，可是匆促之间，不能充分讲明。不过有一点在此刻不能不一提的，就是希望诸君能运用自己的思想。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然后在学时方不致害己累人，出而立身处世方能不负所学。大学所施的教育，本来不是供给传授现成的知识，而重在开辟基本的途径，提示获得知识的方法，并且培养学生研究批判和反省的精神，以期学者有自动求智和不断研究的能力。大学生不应仍如中学生时代之头脑比较简单，或者常赖被动的指示，而必须注意其精神的修养，俾能对于一切事物有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虑、自动的取舍之能力。我们固不肯为传统的不合理的习惯所拘束，尤不应被一时感情所冲动，被社会不健全潮流所转移，或者受少数人的利用。今后赖许多教授的指导和人格感化，希望诸位更能善于运用自己的思想，不肯作轻率浮动的行为。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总之，我希望诸位同学要深切体念在今日中国受高等教育者的稀少，因此益自觉其所负使命的重大，努力于学业、道德、体格各方面的修养，而尤须具缜密深沉的思考习惯。一个学校的健全发展，自然有赖教授校长之领导有方，同时尤需要全体学生有深切的自觉与实际的努力。
本人愿以最大的诚意与专注的精神，来力谋浙江大学的进展，而要达到相当的成功，必然期待诸位的合作和努力。
（原载于1936年4月25日《国立浙江大学校刊》第24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