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家伦
在清末民初一位以外国文字名满海内外，而又以怪诞见称的，那便是辜鸿铭先生了。辜先生号汤生，福建人，因为家属侨居海外，所以他很小就到英国去读书，在一个著名的中学毕业，受过很严格的英国文学训练。这种学校对于拉丁文、希腊文，以及英国古典文学，都很认真而彻底地教授。这乃是英国当时的传统。毕业以后，他考进伯明罕大学学工程（有人误以为他在大学学的是文学，那是错的）。
回国以后，他的工程知识竟然没有发挥的余地。当时张之洞做两湖总督，请他做英文文案。张之洞当年提倡工业建设，办理汉冶萍煤铁等项工程，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号召，为好谈时务之人。他幕府里也有外国顾问，大概不是高明的外国人士，辜先生不曾把他们放在眼里。有一天，一个外国顾问为起草文件，来向辜先生请问一个英文字用法。
辜默然不语，走到书架上抱了一本又大又重的英文字典，砰然一声丢在那外国顾问的桌上说：“你自己去查去！”这件小故事是蔡孑民先生告诉我的，这可以看出辜先生牢骚抑郁和看不起庸俗外国顾问的情形。
民国四年，我在上海愚园游玩，看见愚园走廊的壁上嵌了几块石头，刻着拉丁文的诗，说是辜鸿铭先生做的。我虽然看不懂，可是心里有种佩服的情绪，认为中国人会做拉丁文的诗，大概是一件了不得的事。后来我到北京大学读书，蔡先生站在学术的立场上网罗了许多很奇怪的人物。辜先生虽然是老复辟派的人物，因为他外国文学的特长，也被聘在北大讲授英国文学。因此我接连上了三年辜先生主讲的英国诗这门课程。我记得第一天他老先生拖了一条大辫子，是用红丝线夹在头发里辫起来的，戴了一顶红帽结黑缎子平顶的瓜皮帽，大摇大摆地走上汉花园北大文学院的红楼，颇是一景。到了教室之后，他首先对学生宣告：“我有三章约法，你们受得了的就来上我的课，受不了的就趁早退出：第一章，我进来的时候你们要站起来，上完课要我先出去你们才能出去；第二章，我问你们话和你们问我话时都得站起来；第三章，我指定你们要背的书，你们都要背，背不出不能坐下。”我们全班的同学都认为第一第二都容易办到，第三却有点困难，可是大家都慑于辜先生的大名，也就不敢提出异议。
三年之间，我们课堂里有趣的故事多极了。我曾开玩笑地告诉同学们说：“有没有人想要立刻出名，若要出名，只要在辜先生上楼梯时，把他那条大辫子剪掉，那明天中外报纸一定都会竞相刊载。”当然，这个名并没有人敢出的。辜先生对我们讲英国诗的时候，有时候对我们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大雅。”有时候说：“我今天教你们外国小雅。”有时候说：
“我今天教你们洋离骚。”这“洋离骚”是什么呢？原来是密尔顿（John Milton）的一首长诗Lycidas。为什么Lycidas会变“洋离骚”呢？这大概因为此诗是密尔顿吊他一位在爱尔兰海附近淹死亡友而写成的。
在辜先生的班上，我前后背熟过几十首英文长短的诗篇。在那时候叫我背书倒不是难事，最难的是翻译。他要我们翻什么呢？要我们翻千字文，把“天地玄黄，宇宙洪荒”翻成英文，这个真比孙悟空戴紧箍咒还要痛苦。我们翻过之后，他自己再翻。他翻的文字我早已记不清了，我现在想来，那一定也是很牵强的。还有一天把他自己一首英文诗要我们翻成中文，当然我们班上有几种译文，最后他把自己的译文写出来了，这个译文是：“上马复上马，同我伙伴儿，男儿重意气，从此赴戎机，剑柄执在手，别泪不沾衣，寄语越溪女，喁喁复何为！”英文可能是很好，但译文并不很高明，因为辜先生的中国文学是他回国后再用功研究的，虽然也有相当的造诣，却不自然。这也同他在黑板上写中国字一样，他写中国字常常会缺一笔多一笔，而他自己毫不觉得。
我们在教室里对辜先生是很尊重的，可是有一次，我把他气坏了。这是正当五四运动的时候，辜先生在一个日本人办的《华北正报》（North China Standard）里写了一篇文章，大骂学生运动，说我们这班学生是暴徒，是野蛮。我看报之后受不住了，把这张报纸带进教室，质问辜先生道：“辜先生，你从前著的《春秋大义》（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我们读了都很佩服，你既然讲春秋大义，你就应该知道春秋的主张是‘内中国而外夷狄’的，你现在在夷狄的报纸上发表文章骂我们中国学生，是何道理？”这一下把辜先生气得脸色发青，他很大的眼睛突出来了，一两分钟说不出话，最后站起来拿手敲着讲台说道：“我当年连袁世凯都不怕，我还怕你？”这件事，现在想起来还觉得很有趣味。辜先生有一次谈到在袁世凯时代他不得已担任了袁世凯为准备帝制而设立的参政院的议员（辜先生虽是帝制派，但他主张的帝制是清朝的帝制，不是袁世凯的帝制）。有一天他从会场上出来，收到三百银元的出席费，他立刻拿了这大包现款到八大胡同去逛窑子。北平当时妓院的规矩，是唱名使妓女鱼贯而过，任押妓者挑选其所看上的。辜先生到每个妓院点一次名，每个妓女给一块大洋，到三百块大洋花完了，乃哈哈大笑，扬长而去。
当时在他们旧式社会里，逛妓院与娶姨太太并不认为是不正当的事，所以辜先生还有一个日本籍的姨太太。他是公开主张多妻主义的，他一个最出名的笑话就是：“人家家里只有一个茶壶配上几个茶杯，哪有一个茶杯配上几个茶壶的道理？”这个譬喻早已传诵一时，但其本质确是一种诡辩。不料以后还有因此而连带发生的一个引申的譬喻。陆小曼同徐志摩结婚以后，她怕徐志摩再同别人谈恋爱，所以对志摩说：“志摩！你不能拿辜先生茶壶的譬喻来作借口，你要知道，你不是我的茶壶，乃是我的牙刷，茶壶可以公开用的，牙刷是不能公开用的！”做文和说理用譬喻在逻辑上是犯大忌的，因为譬喻常常用性质不同的事物做比，并在这里面隐藏着许多遁词。
辜先生英文写作的特长，就是做深刻的讽刺。我在国外时，看见一本英文杂志里有他的一篇文章，所采的体裁是欧洲中世纪基督教常用的问答传习体（Catechism）。其中有几条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如：“什么是天堂？天堂是在上海静安寺路最舒适的洋房里！谁是傻瓜？傻瓜是任何外国人在上海不能发财的！什么是侮辱上帝？侮辱上帝是说赫德（Sir Robert Hatt）总税务司为中国定下的海关制度并非至善至美。”诸如此类的问题有二三十个，用字和造句的深刻和巧妙，真是可以令人拍案叫绝。大约是在一九二〇年美国《纽约时报》的星期杂志上有一篇辜先生的论文，占满第一页全面。中间插入一个辜先生的漫画像，穿着清朝的顶戴朝服，后面拖了一根大辫子。这篇文章的题目是《没有文化的美国》（The Uncivilized United States）。他批评美国文学的时候说美国除了Edgar Allan Poe所著的Annabelle Lee之外，没有一首好诗。诸如此类的议论很多，可是美国这个权威的大报，却有这种幽默感把他全文登出。美国人倒是有种雅量，欢喜人家骂他，愈骂得痛快，他愈觉得舒服，只要你骂的技术够巧妙。像英国的王尔德、萧伯纳都是用这一套方法得到美国人的崇拜。在庚子八国联军的时候，辜先生曾用拉丁文在欧洲发表一篇替中国说话的文章，使欧洲人士大为惊奇。善于运用中国的观点来批评西洋的社会和文化，能够搔着人家的痒处，这是辜先生能够得到西洋文艺界赞美佩服的一个理由。
无疑义的，辜先生是一个有天才的文学家，常常自己觉得怀才不遇，所以搞到恃才傲物。他因为生长在华侨社会之中，而华侨常饱受着外国人的歧视，所以他对外国人自不免取嬉笑怒骂的态度以发泄此种不平之气。他又生在中国混乱的社会里，更不免愤世嫉俗。他走到旧复辟派这条路上去，亦是不免故意好奇立异，表示与众不同。他曾经在教室里对我们说过：“现在中国只有两个好人，一个是蔡元培先生，一个是我。因为蔡先生点了翰林之后不肯做官就去革命，到现在还是革命。我呢？自从跟张文襄（之洞）做了前清的官以后，到现在还是保皇。”这可能亦是他自己的解嘲和答客难吧！
（作于1956年1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