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们表达思想感情的工具，是人们进行文学创作、新闻写作和其他一切写作的工具。我们既然爱好写作，又想在这方面成才，就不能不首先掌握好这个工具，而且要像木匠爱斧锯、画家爱颜料、战士爱武器那样爱我们赖以进行工作的工具。
小学是中国古代研究文字、音韵、训诂的学科。
在周朝，小学是当时贵族子弟的一种教育制度。许慎《说文解字叙》说：“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保氏是小学的老师，国子是公卿大夫的子孙，六书是教儿童认文字的课程。到了汉朝，小学仅指代六书这门课程。东汉崔寔《四民月令》上记载：“正月：农事未起，命成童以上入太学，学五经，不见冰释，命幼童入小学学篇章。”“小学”含文字之义始于此。汉以后，小学仅指考究文字源流的一项专门事业。现代学者将其正名为文字学与语言学。在国学范畴内，这一学科的研究对象专指汉字。
汉字，记录汉语的文字，也称中文字、中国字、国字，是汉字文化圈—中国、日本、朝鲜、韩国、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广泛使用的一种文字，也是当今世界上应用人数最多的文字。在当今世界上的各种文字系统中，汉字是绝无仅有的表意系统文字，远在公元前十四世纪，它已经是相当发达的文字体系。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宋朝郑樵解释说：“独体为文，合体为字。”如“日”就是文，“河”就是字。文字学从广义上而言，包括字形、字音、字义三部分，也就是研究文字的形体、音读、义训的来源、结构、变迁的系统性知识。狭义而言，就是单指研究字形的学问。
从甲骨文到简体字，汉字的定型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形、音、义三者一体的“六书”构造系统，使得汉字本身具备相当的完整性，从而能够灵活组词。相比表音文字，汉字笔画繁复，却是当今世界上仍在通行的最古老文字。汉字结构精致，形状优美，韵律协调，内涵隽永。汉字本身具有活泛的灵性、睿智的义理、幽深的趣味，蕴含着丰富多彩的历史和文化。
六书
“六书”是古代先贤研究汉字总结出来的造字及用字的方式，也是汉字学的精辟理论。虽然早在战国时期成书的《周礼》中已经提及“六书”，但是“六书”真正有定义、有字例的论述是在许慎的《说文解字》这一著作中。
许慎，字叔重，东汉著名经学家、文字学家、语言学家，中国文字学的开拓者，有“字圣”之称。师事贾逵，曾任祭酒等职。性情淳笃，博学经籍，历经二十一年著成《说文解字》十五卷，收入正文九千余字，重文（异体字）一千余个，并首创五百四十个部首编排法，推究六经之义，分部类丛，十分精密。《说文解字》也存在着一些问题，比如，对“转注”的界定很模糊；武、信、令、长等字的定义与用字不相符合；概括不全面，六书理论用来分析甲骨文、金文多有不符。尽管问题颇多，这一著作仍是文字学研究的必读之书。许慎对六书理论最为重大的贡献，还在于他能把收录的全部字逐一按照六书“对号入座”，分析它们的形体结构，阐述造字方法和寓意。也是从《说文解字》开始，我国有了第一部以六书理论系统分析字形、考究字源、辨识字音、解说字义的文字学专著。
六书有其特定的名称和次序。文字学家多采用许慎所定义的名称，次序以汉代刘歆和班固的讲法为准。这六书为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其中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这四种为造字法，转注、假借为用字法，称为“四体二用”。
象形：属于“独体造字法”。把要表达物体的外形特征，用文字的线条或笔画勾画出来。象形字来自图画文字，例如“月”字像一弯明月的形状，“龟”字像一只龟的侧面形状，“魚”是一尾有鱼头、鱼身、鱼尾的游鱼，“艸”（草的本字）是两束草，“門”字就是左右两扇门的形状。而“日”字就像一个圆形，中间有一点，很像人们直视太阳时所看到的形态。
指事：属于“独体造字法”。许慎的定义是“视而可识，察而见意”。意思是这一类汉字的字形一眼看过去就可以大致认识，但还需仔细观察才能发现它的真正字义。比如要记录“木（树木）”这个意义，简单几笔画一棵树就可以表达，但要记录“末（树梢）”这个意义，就很难用简单几笔画出来。于是古人就在树木上加一条短横，用这个记号指明真正字义的位置。
会意：属于“合体造字法”。会意字由两个或多个独体字组成。例如“酒”字，以酿酒的瓦瓶“酉”和液体“水”合起来，表达字义；“解”字即用“刀”把“牛”和“角”分开来；“鸣”指鸟的叫声，由“口”和“鸟”组成。
形声：属于“合体造字法”。许慎说“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形声字是由形旁与声旁两部分合成的，如“江”、“河”两字，水旁是形旁，“工”、“可”是声旁。形旁是指示字的意思或类属，所谓“以事为名”就是关于形旁的说明。声旁则表示字的相同或相近发音，所谓“取譬相成”就是用别的同音字来比譬，以构成新字。例如“樱”字，形旁是“木”，表示它是一种树木，声旁是“婴”，表示它的发音与“婴”字一样；“篮”字形旁是“竹”，表示它是竹制物品，声旁是“监”，表示它的发音与“监”字相近。
转注：许慎说“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所谓“建类一首”，就是指同一个部首；“同意相受”，就是指几个部首相同的同义字可以互相解释。例如“老”字和“考”字，就是一对转注字，它们都属“老部”，许慎解释是“老、考也”，“考、老也”，所谓同意相受。
假借：许慎说，“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假借字也是字义上的需要，与字形无关。转注是同一个意义而有几个字，假借是同一个字有几个意义。假借字的产生，是因为语言中出现了新语汇，但没有与它相匹配的文字，所谓“本无其字”；于是借用同音的旧字来代表，所谓“依声托事”，在文字方面来说，是在旧字上添了新的意义。所以，凡字有许多意义，除本义外，其余都属于假借义。“令”的本义是“发号”，“长”的本义是“久远”，用来表示县官，如县令、县长，就是假借。又如“乌”的本义是一种鸟，假借为乌呼之鸟；“能”是一种熊属的动物，假借为能力之能……这些字中，有许多自假借义通行之后，本义就渐渐不用了的。此外还有一种“通假”字—本来有这个字，因一时记不起来，就借用同音或形似的字来代替，例如前后的“前”，本字是“歬”，剪刀的“剪”本字是“前”，现在假借表示剪刀的字来表示前后，而另造一“剪”字表示剪刀。这种假借就是现在所谓写别字。
文简意深，莫过于古文。平常以为能读现代通行的文言文，就可以读古书，那是不对的。因为古书中有许多文字，现代已不通用，即便是认识的文字，它所代表的古代语义，也不是我们所能一见了然的。加之古书经过数千年辗转抄写或翻印，错漏都在所难免，没有专门的研究专家考订，便很难理解。所以，欲通经史子集之学，必先通“小学”。学习古代语文是研究古代典籍的必由之路。清代著名学者戴震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 要读懂古人书或诗经、甲骨、金文之类，首先要知晓汉字的特点和规律，明白其语法和义理，这样才能识其意，探索其理。
字形的演变
目前，中国文字的确切历史可追溯至约公元前一三〇〇年商朝的甲骨文，再就是金文，然后到秦朝的小篆，发展至汉朝才被取名为“汉字”，至唐代楷化为今日所用的手写字体标准—楷书。汉字是中国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主要文字，汉字的演变过程是：甲骨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草书，行书。
甲骨文
距今三四千年的殷周时代，可以称为“甲金时代”。甲骨文和金文是迄今所知的最古老的汉字体系，其单字的数量已达五千个，足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甲金文字的构形，以既生动写实又简易明快的象形字、会意字为基础，大致上具备了后世归纳的六书体式。
当时的古人尊尚鬼神，遇事占卜。他们把卜辞刻在龟甲和兽骨的平坦面上，涂上红色以示吉利，黑色表示凶险。这些文字都是用刀刻上去的，大字约一寸见方，小字如谷粒，或繁或简，非常精致。经过几千年的沉睡，直到一八八九年才被学者发现。
在河南省安阳城西北五里处的一个村子，那里曾是殷商第二十代国君盘庚的故都。由于洹水决堤，冲出许多甲骨，人们以为是用来治病的龙骨，便当作药材贩卖。这一年，京城国子监祭酒王懿荣，因患疟疾到菜市口的达仁堂抓药，发现了这些龙骨的特别之处，他赶到河南收集了许多甲骨，带回去研究。王懿荣死后，家中经济困窘，他的二儿子王翰甫便将他生前收藏的甲骨卖给了后来写作《老残游记》的刘鹗。刘鄂又继续收集，达到五千多片。他从中精选出一千多片编成《铁云藏龟》一书，以石印刊行于世。于是，便有学者将其定名为“甲骨文”。
因为甲骨文的出现，使得商朝历史不再茫无可稽，当时正值疑古风盛行，好些人认为中国的古书不可靠。然而甲骨文的出土，不仅证实《史记》等书可靠，甚至像《山海经》一类历来被认为是荒谬不经的书，也有其确实性。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使得商朝的历史伸手可触，这对当时学术界全面否定古代文献及古史的风气，是一个有力的纠正。
金文
比甲骨文稍晚出现的是金文，金文也叫钟鼎文。商周是青铜器的时代，青铜器的礼器以鼎为代表，乐器以钟为代表，“钟鼎”即青铜器的代名词。所以，钟鼎文或金文就是指铸在或刻在青铜器上的铭文。金文的内容是关于当时祀典、赐命、诏书、征战、围猎、盟约等活动或事件的记录，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金文字体整齐遒丽，古朴厚重，和甲骨文相比，脱去板滞，变化丰富多样。金文基本上属于籀篆体—据古人传说，是周宣王时太史籀就当时文字整理出来的，一般称为大篆。这些文字，在汉武帝时就已被发现，当时有人将在汾阳发掘出的一尊鼎送进宫中，汉武帝因此将年号定为元鼎。之后金文又陆续有所发现。宋代的欧阳修、赵明诚都擅长这种字体，对金文也做过研究和记载。
周宣王时铸成的《毛公鼎》上的金文很具有代表性，其铭文共32行，497字，是迄今出土的青铜器中铭文最长的。《毛公鼎》铭文的字体结构严整，瘦劲流畅，布局不弛不急，行止得当，是金文作品中的佼佼者。此外，《大盂鼎》铭、《散氏盘》铭也是金文中的优秀代表。
小篆
为了确立至高无上的权威，巩固中央集权政府，秦王朝的开国皇帝嬴政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思想方面推行了一系列措施。战国时期各国文字十分混乱，影响政治法令的推行、经济生产的发展以及文化教育的传播。因此，在灭掉六国、统一中国后，秦始皇所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书同文”—统一文字。
这项工作由秦丞相李斯主持，分为两步：一是废除六国文字中各种和秦国文字不同的形体，即“罢其不与秦文合者”，以秦国文字作为规范的基础；二是将秦国已有的正统使用的籀文即大篆的形体加以简省删改，同时吸收民间流传的一些简体、俗体字，进行规范。如此就形成了一种新的正式字体—小篆。
隶书
从考古发掘出来的材料来看，战国和秦朝的一些木牌和竹简文字，已有简化篆体，减少了笔画，字形转为方扁，用笔有波势的倾向。这是隶书的萌芽。西汉时，书法中隶体的成分进一步增加。长沙马王堆出土的西汉帛画《老子》已有了明显的隶意。隶书成熟于东汉。隶书属于俗写字体，只求简便，对六书本意多不顾及，因其便于使用，以后便流行而取得正式文字的地位。
隶书的出现，是汉字史上的一次重大变革。字形的结构不再有古文字那种象形的含义，而完全符号化了。隶书承上启下，上承篆书，下启楷书，是一个质的转变和过渡。前人称篆书笔法为“玉箸”，即玉做成的筷子，横平竖直，均匀圆润。字的结体规矩严谨，较少变化。隶书则点画分明，粗细有致，波画有蚕头燕尾，一波三折。用笔有方有圆，或方圆兼济。精美绝妙的汉隶至今仍散发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今日人们所能见到的汉代隶书，因当时刻于石碑之上而得以保留下来。由于作者没有留下姓名，后人只好以某碑或某碑铭文内容为其命名，例如：《乙瑛碑》、《史晨碑》、《礼器碑》、《孔宙碑》、《石门颂》、《华山碑》、《曹全碑》、《西狭颂》、《张景碑》、《张迁碑》，等等。
楷书
楷书是对隶书略加改造的一种字体。因其形体方正，笔画平直，可作为习字的模范，所以叫楷书，也叫“正书”、“真书”。楷书大约在东汉末年形成，至三国魏钟繇和晋王羲之进一步规范体势，魏晋时代逐渐成熟，使楷书成为一种完全独立的书体。
草书
历史上第一次提到草书之名的是《说文解字·叙》，《叙》中明确指出“汉兴有草书”。文字学所指的“草书”是一种特定的字体，它是从秦隶的草率写法发展而来，大约在西汉中期形成，东汉时广泛流行。梁武帝萧衍《草书状》认为，劲草的产生是由于：“诸侯争长，简檄相传，望烽走驿，以篆隶之难不能救速，遂作赴急之书，盖今草书是也。”说明了草书是为书写便捷而产生的。其特点是笔画连带、结体简约。有章草、今草、狂草之分。
行书
行书，是介于草书和楷书之间的一种字体，既不像草书那样潦草，也不像楷书那样端正。早期行书介于草书和隶书之间。无论是隶书还是楷书，都要端端正正一笔一画地书写，写起来都有点费时间，所以人们在书写不很重要的东西时，往往写得轻快一些，笔画相对连绵，但又要保持正体字的形体，这就是行书。六朝以后，它是人们手写的主要字体。
字义的演变
为什么历代学者要为古代典籍加注、加疏呢？原因就是字义发生了变化。例如“后”的古义是君主，现在却是指君主的妻子；“止”的古义是“足趾”，后来引申为“地址”的意思，再后来又引申为现今通用的“终止”、“阻止”、“禁止”、“举止”等意义；“易”原是指蜥蜴，现在通用的意义“容易”是假借义；“豫”是一种巨大的象，后来借作“宽豫”、“豫备”等义。所以，古人写的东西，后人看时就可能看不懂了，因而需要有人为古籍加注释。
注就是用今人能理解的文字解释古人的话；注文在加注时人们是能看懂的，但随着时间推移，字义又发生了新的变化，当这些变化积累到一定程度时，后人对注文又看不懂了，这时的学者为注文又加以解释，这就是所谓的“疏”。一代代积累到今天，有些上古时期原书的字数，还不如后人为它所加的注疏的字数多，这一现象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汉字字义的变化之大。
上面所说的字义变化是因时代而变迁的，还有因地方而变迁的。古时有雅言、方言的分别，雅言就是所谓标准语（官话），方言的语汇须用雅言解释，如《尔雅·释言》说“斯侈，离也”，“斯侈”是齐、陈等地的方言，离是雅言；扬雄《方言》说：“党、晓、哲，知也，楚人谓之党，或曰晓，齐宋之间谓之哲。”所以，一种意思有多个字表示，方言是这一现象的重要成因。因为方言的分歧，同义而不同字，若是没有人搜集起来，互相注释，人们也会无法理解。
汉字字义变化的途径，主要有三条。
第一，引申。一个汉字刚刚造出来的时候，它的意义是单一的。这个最初的字义被称为“本义”。文字是记录语言的符号，语言又是思维的物质外壳，所以，联想律等思维特点就一定会影响到语言，从而导致词义的引申。汉字大量的义项，就是由单一的本义经过引申和再引申产生出来的。例如，“日”的本义是太阳，太阳每天升降一次，所以“日” 就引申出以一昼夜为周期的时间单位的义项；“索”字的甲骨字形为“糸”（表示纤维）在“爪”（表示手）和“又”（表示手）之间，由字形（以双手搓纤维）就不难推出，它是个会意字，本义为绳索。因为绳子端头一般都比较松散，所以“索”字引申有“散”的意思；因捕捉到的人犯需要用绳索系绑上，所以“索”字又引申有“搜索”义；又由“搜索”义引申指“寻求”；搜索则必穷尽，所以“索”字又引申有“尽”义等。
第二，假借。假借是字义变化的又一途径。比如“落”字是从艹、洛声的形声字，本义是草木叶落，引申为“降落”、“下落”、“落脚”、“冷落”、“破落”等义项，同时也有假借而来的义项，如“落”字被用作祭名，如《左传·昭公七年》有“叔孙为孟钟，飨大夫以落之”，注解释说“以豭猪血衅钟曰‘落’”，就是假借的结果；由此假借义再引申，“落”字又有了表示宫室始成的意思：“楚子成章华之台，愿与诸侯落之。”注曰“宫室始成，祭之为‘落’”。《尔雅·释诂》说“落，始也”，现代汉语“落成”的“落”即用此义；由此义再引申，“落字”便又有了表示居所、村落等义项。另外，有一些字刚造出来不久，便被假借用来表示其他意义，结果，后人只知道其假借义，不知其本义了。古书字义最难了解的是虚字，虚字就是连词，介词、助词、叹词以及代名词等，这些字大多是假借字，而古人又常常广泛使用同音通假，写法不很固定，所以很难辨识。例如“由”、“犹”、“攸”三字作“用”字解；“繇”、“由”、“猷”都作“于”字解；“粤”、“越”也同作“于是”字解。清代王引之的《经传释词》，专为解释古代同音通假的虚字而作，举例详尽，解释较为合理。
第三，习非成是。所谓“习非成是”，就是原本是错误的，经广泛流传而获得越来越多人的认可，最终获得公认。与前两种途径相比，这种途径造成的字义变化在数量上很少。
汉字字义的变化，也可以概括为三类。
第一，字义扩大。“稠”和“稀”二字的本义，是专指田里禾苗多和禾苗少，所以字从“禾”，后经引申，字义扩大为泛指一切稠密和一切稀疏。
第二，字义缩小。有两种情况。一种是某个字的字义原来是泛指，后来经引申变成了专指。比如，“祥”字本义是天降吉凶，后来专指“吉”；“臭”字本义是气味的总名，后来专指恶味。另一种是某个字的字义先是经引申扩大了，后来扩大了的字义又缩小了，比如“坟”字，本义为高大的土堆，引申为动词表示鼓起、形容词表示高、名词表示墓葬制式等，这属于字义的扩大；后来，“坟”字的动词、形容词义项因不常用被淘汰，最常用的“坟墓”义项被保留，这又是字义的缩小。
字义的扩大和缩小是相对的，二者会有相互交插进行的情况。
第三，字义转移。这种情况大多是字义经引申而扩大或缩小的结果，经过一系列变化，字的本义与后来的常见义项间已看不出多少关联了。比如“自”是个象形字，本义为鼻子；因为人们在言称自己时常以手指鼻，故引申指自己。表面上看，“自”从表示“鼻子”变为表示“自己”是字义发生了转移，但二者间实际是存在着引申关系。假借也会造成字义转移，比如前面所说的象形字“易”，本义蜥蜴，经假借表示“难易”的“易”。还有“习非成是”也会造成字义转移。成语“每下愈况”的“况”字，本表示“更进一层”的意思，二十世纪之初，将“况”的字义误视为“比况”的人多起来，并开始将成语“每下愈况”误作“每况愈下”，鲁迅当年还曾专门讽刺过这一现象，但误用的人越来越多，结果到现在，成语“每下愈况”已被“每况愈下”所取代。
汉字的传播
汉字两千年前就先后传入朝鲜半岛、日本、越南，在不同历史时期作为正式文字使用。因此从东北亚到东南亚，历史上形成了一个汉字文化圈。
汉字在朝鲜语中占有很大比重，据统计，朝鲜语中，无论是口语还是书面语，汉字词汇都占六成左右。相传公元二八五年，一个叫王仁的朝鲜人带着《论语》到日本讲学。到公元五世纪初，学习汉字成为朝鲜半岛各国流行的社会风尚了。
“吏读”是朝鲜文创制前借用汉字的音和义标记朝鲜语的一种特殊文字形式。国名、村名、人名、官名及一般词汇都可以用汉字来转写。比如，“高丽”在朝鲜语中是“山壑之国”的意思，是“KORI”的音译转写。
朝鲜语中的汉语词汇基本有两种情况：一是按汉语发音使用的词汇，比如“老头儿”（ROTOL）、“炸酱面”（CCACANGMYEON）。一种是按朝鲜发音使用的词汇，分为三种情况：其一，与汉语原意相同或相近的，比如“解放”、“观光”、“学校”、“无颜”等；其二，与汉语原意完全不同，或从字面上根本无法理解的，比如“从容”（安静）、“八方美人”（多面手）、“安宁”（你好）、“令监”（老头）、“查顿”（亲家）等；其三，自造的汉字词汇，如“原稿料”（稿费）、“月给”（工资）等。
随着汉文典籍的流传，汉字也输入到了日本。最早传入日本的汉文典籍有《论语》，大约在公元三世纪。日本人后来发现汉字也可以用来记录日本的语言，于是发明了“音读”和“训读”的方式。
日语是不同于汉语的文字体系，因此用汉字记录日语，常常有不能符合实际需要的情况，日本人就逐渐改造汉字，创造了独特的“假名”。其中“假”的意思是借用，“名”的意思是名号，指汉字。
最初的“假名”叫“万叶假名”，因大量出现在日本最古老的和歌集《万叶集》而得名。比如：雨。日语读音是ame，用万叶假名记作“阿米”。在万叶假名的草体写法上简化而成的一套假名，叫“平假名”。其中“平”的意思是“比较通俗方便”。现在日本还通行另外一种假名—“片假名”。其中“片”的意思是“不完整的、不成熟的”。
一九四五年，日本政府颁布《常用汉字表》。时至今日，在日本的普通教科书及一般的出版物中，仍然使用着将近两千个汉字。
训诂学
训诂原本属于小学，即文字学中专讲字义的一部分，后来因为有学者专门研究训诂，于是渐渐独立成为一门学科。“诂”可理解为“古言”；训与顺同音，顺着语义去解释。训诂就是用通行的话解释古代语言文字或方言字义。训诂的任务可分三个方面，第一，以今语解释古语；第二，以雅言（官方标准语）解释方言；第三，以俗语解释文言。
《尔雅》是周代的字书，为古代训诂学的权威著作。其中《释诂》一篇，是以时下的语言解释古语；《释言》一篇，是以雅言解释方言；《释训》一篇，是以通用语解释文言。后世仿照《尔雅》的著作有《小尔雅》、《广雅》（两书多谈同声字的互训）、《骈雅》（主要搜罗复音词）等。汉代儒家学者的训诂工作，主要是为群经诸子作注解。训诂专书有扬雄的《方言》、班固等作的《白虎通》、刘熙的《释名》、许慎的《说文解字》。
《说文解字》一书，兼论字形、字义、字音三项，而能够沟通三方面的关系，是文字学者珍视的第一部古典名著。有段玉裁、佳馥、朱骏声、王筠等注解本，近代藏书家丁福保辑各家注解而成《说文解字诂林》六十八册，较为全面。刘熙的《释名》以字音解释字义，有清朝江声及毕沅的疏证。《白虎通》本是解释典礼的书，但也注重字义的解释，有近代陈立的疏证。唐人的训诂之学表现于义疏，义疏是对汉人的经注再作解释，现在所谓《十三经注疏》，是合并了汉注与唐疏。
注疏的规律是：注服从经，疏服从注。宋代的训诂常常自由发挥，很少依据古说来解释，如朱熹说“中心为忠，如心为恕”，未免望文生义；又常引佛学经典上的话，如“虚灵不昧”、“明性复初”、“常惺惺”等来解释儒家经典；也引用俗语，如“工夫”、“东西”等来解释的。
训诂学以清代为最精，最重要的著作是王引之的《经传释词》及俞樾的《古书疑义举例》。阮元的《经籍纂诂》，搜集材料很多，可说是集大成的训诂学书。王引之的父亲王念孙也精于训诂，著《广雅疏证》，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也与训诂有关。近代学者刘师培著有《古书疑义举例补》，杨树达著《古书疑义举例续补》，又根据王引之的《经传释词》而作《词诠》，对训诂学颇有新的贡献。
清朝末年，学者章太炎受到西方语言理论的影响，他在《论语言文字之学》一文中说：“合此三者（按：指文字 、训诂、声韵），乃成语言文字之学。此固非童占毕所能尽者。然犹名小学，则以袭用古称，便于指示。其实当名语言文字之学，方为确切。此种学问，仅艺文志附入六艺。今日言小学者，皆似以此为经学之附属品。实则小学之用，非专以通经而已。”章太炎将“小学”易名为“语言文字之学”，标志着汉语言文字学学科观念的产生。在学科观念的支配下，章太炎撰《文始》一书 ，这是具有现代科学意义的中国第一部语源学专著。
文法学
“文法”即“文言语法”之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所谓“文法”也就是“语法”，如黎锦熙的《新著国语文法》、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等。因为文法一词不仅指书面语言，而且也包括口头语言，加之“文法”易与“文章作法”相混，学界便逐渐改称“语法”。不过一般研究文言文，仍用“文法学”这一旧称。
王引之的《经传释词》，旨在发现古代语文中语词（虚字）的使用例子及古人说话的词气，词气表现的方式就是文法，所以王引之的著作可说是中国文法学的萌芽。此外，刘淇也是文法的先驱，著有《助字辨略》。助字即全部虚字的总称，刘淇将助字分成三十类，比王引之的总结更系统。
一八九八年，晚清外交官、著名学者马建忠仿照西方“葛郎玛”（grammar，即文法）著《马氏文通》，成就中国第一部文法学专著。用西文的文法形式解释中国古书的文法，虽然有些牵强，且全引古人文章而不说及当下的通用语言，但过去所谓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古文奥妙，由此变得平常易懂了。马建忠把汉字分为实词、虚词、叹词。实词又分为名词、代词、动词、形容词、副词。虚词分为介词、连词、语气词、叹词的概念。
文法现象与语言同时产生，但文法的研究则大大地落后于文字。从学术的传统看，文法学是训诂学的一个分支，但马建忠以后的文法学，受西方文法学影响较多，自胡适提倡白话文以来的新文学运动，确立了现代汉语的语言范本。
过去宋代的训诂家对于文字已有虚实的分别，宋以前则以“名”与“词”相对举，刘熙《释名》不涉及虚字，许慎《说文解字》解释虚字，都称为词。《尔雅》除解释各类名物之外，还有《释诂》、《释言》、《释训》等篇，所包括的字，也有不同的文法性质。由此可知，古代训诂学中早已包含有文法的研究。
文法学也是读古书所必须掌握的基础。马建忠以后，研究古文法的有章士钊、陈承泽、杨树达、王力等，章著《中等国文典》，陈著《国文法草创》，杨著《马氏文通刊误》、《高等国文法》、《词诠》等书，王著有《中国文法学初探》，陈、王二人的著作最为突出。
《国文法草创》反对《马氏文通》中“字无定类”的观点，主张根据词的本用定类，不能以修辞上的特例作为语法上的通例，不能以例外否定规律。又创动词的“致动”、“意动”两个术语，为后来所沿用。《中国文法学初探》倡言抛弃模仿，运用西方语言学理论工具，从汉语的现实中寻求语言规律。
方言学
方言研究也属于训诂学。如《尔雅》释言，就是将方言解释作为训诂的一部分。西汉末年扬雄撰写的《方言》一书，是我国最早记录语言内部词汇差异的专著。不过扬雄不是为读懂古书而作，而是搜集当时各地方言互相比较，互相贯通，以便能了解当时人们的著作和谈论。到清代杭世骏作《续方言》，章太炎作《新方言》，专为当代人能够读懂古书而作。他们从古文字中寻求现代俗语的语源，从现代俗语中寻求古代文字的读音，这样做，一方面使人们通过现代俗语而了解古文字的意义，另一方面使人们能用适当的古字来书写现在的俗语。
方言学作为现代语言学的分支，开始于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学者G·温克尔对国内各地德语的差异所做的调查。二十世纪初，瑞士人J·吉耶龙对法国及邻接的法语区进行了法语内部差异的调查。在这两项调查的基础上，逐步形成了方言地理学的传统。
汉语方言俗称地方话，只通行于一定的地域。现代汉语各方言大都是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过程而逐渐形成的。形成汉语方言的要素很多，有属于社会、历史、地理方面的因素，如人口的迁移，山川地理的阻隔等；也有属于语言本身的要素，如语言发展的不平衡性，不同语言的相互接触、相互影响等。
方言虽只在一定地域通行，本身却有完整的系统。方言都具有语音结构系统、词汇结构系统和语法结构系统，能够满足本地区社会交际的需要。同一个民族的各种地方方言是这个民族的共同语，一般总是表现出“同中有异，异中有同”的语言特点。一般情况下，民族共同语总是在一个方言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现代汉民族共同语言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普通话”。现代汉语方言大致上分成八种。
第一，北方方言，以北京话为代表，为现代汉民族共同语的基础。北方方言分布地域最广，包括长江以北汉族居住的地区，长江以南镇江至九江的沿江地带，以及湖北（东南一带除外）、四川、贵州、云南大部分和广西、湖南的西北部。
第二，吴方言，以上海话为代表，分布地区在江苏省长江以南镇江以东（镇江不在内）和浙江省大部分。因此也称江南话或江浙话。
第三，湘方言，也称湖南话，以长沙话为代表。分布在湖南省大部分地区。
第四，赣方言，又叫江西话，以南昌话为代表，分布在江西省大部分地区，东北沿江地带和南部除外。
第五，客家方言，以广东梅县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福建、台湾、江西、广西、湖南、四川等省，其中以广东东部和北部、福建西部、江西南部和广西东部为主。
第六，闽北方言，以福州话为代表。分布在福建省北部和台湾省的一小部分。华侨及华裔也有说闽北方言的。
第七，闽南方言，以厦门话为代表。分布在福建南部，台湾大部分和广东东部潮汕地区以及海南岛的一部分。华侨和华裔中说闽南方言的很多。
第八，粤方言，也叫广东话，以广州话为代表。分布在广东、广西两省，又是香港和澳门同胞使用的方言，华侨和华裔中的很多人也使用。
语言并不仅仅是一种工具，它还是人类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方言是一种独特的民族文化，它传承千年，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每种语言都能表达出使用者所处族群的世界观、思维方式、社会特性以及文化、历史等，都是人类珍贵的无形遗产。
字与音的分离
汉字不是拼音文字，形声字的声符不够精密，字音的改变不容易看出，但从有韵的文字可以略加推测。例如《诗经》的《邶风·击鼓》篇用“于林之下”和“爰居爰处”押韵；《凯风》篇用“在浚之下”和“母氏劳苦”押韵；《大雅·绵》篇用“至于岐下”和“率西水浒”押韵。由此可知，“下”字在周时是和“处”、“苦”、“浒”同韵的。
唐宋时代的《广韵》，将“下”字编入马韵，胡雅切，可见它的音已发生变化。又如《诗经·关雎》篇“寤寐思服”和“求之不得”及“辗转反侧”押韵；《楚辞·离骚》拿“非时俗之所服”与“依彭咸之遗则”押韵；但《广韵》“服”字在屋韵，房六切。也是字音的转变。
字音大致是随着语言变迁，改变之后不可能回复古音，这是自然的趋势。懂得古代的字音，又可以明白古字的同音通假，这可说是有助于训诂。懂得古字的读音，读古代诗歌韵文，也较为音调谐和。所以了解字音的变迁，是有些必要的。
汉字读音，必然会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不过有些字音，口头语言上并没有发生改变，但文字却变了，如“之”、“夫”字，其古音和“的”、“吧”字的发音相近，只因为文字上把“之”、“夫”读变了音，所以另用“的”、“吧”来代替。
据专门研究古音的钱大昕推定，古时候没有zh、ch、sh、f等声母，凡轻唇音读着像重唇音，望读茫，冯读凭，扶服读匍匐。舌叶音读如舌尖音，直读特，沈读潭，陈读田。
大约到中古时期，轻唇音与舌叶音发生，有一部分重唇音与舌尖音的字，在口语上变为轻唇音和舌叶音，另有一部分还没有变，如“之”、“夫”。在古音没有大的变化时，有人创造“反切”这一方法为字注音，即拿两个字拼合来注第三字的音。反切的上一字代表声母，如果后来反切第一字的语音变了，所注字的读音即使在口语上没有变化，文字上的读音却跟着改变了，因为古时的知识分子对书本上的文字注音是非常尊重的，这样就造成了语音和字音的不一致。渐渐的，文字的读音和语音隔离，人们便不知道口语中的“的”、“吧”等音就是“之”、“夫”等字的口语读法了。
语言和文字分家，是我国古书不易读的最大原因，不但因此古书难读，便是现代文言文也不是普通大众短时间里所能掌握的。
声韵学
在一般大众看来，声韵学是一门很玄奥、很艰深的学问。了解到它的实质就会发现，它既不玄奥神秘，也不是高不可攀，而是跟我们的常识有紧密联系的一种学问。
声韵学就是研究发音（声）、收音（韵）的原理，以及声的分类，韵的分部。进而探讨因时间的迁移，现代发音与古时发音的不同；地域的南北差异，造成的南音、北音的差别，然后确定某一字的发音。这一系统性的知识，就是声韵学。
声韵学也称音韵学，本是小学的一部分，后来独立而成专门科学。因为汉字不是拼音的，而中国古代研究汉字读音的声韵学仍用汉字作为表音的工具，所以非常容易弄混，令常人觉得很玄奥。过去《康熙字典》上所附的等韵表，即便是读书人，多数也是看不懂的。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过去我国没有适当的表音符号，用汉字作表音符号，极不精密。
现在，除国内发明的注音符号外，有英文字母和万国音标作为辅助，这比汉字注音明晰便利得多。对发音部位的分析，现代语音学也更为精确而通俗易懂。
每个字的音，可以分为发声、收声两部分，发声为“声”，可以用声母代表，收声为“韵”，可以用韵母代表。声母的音，在通过声门（喉咙后），被阻于口腔内，因其被阻的部分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双唇阻形成b、p、m，唇齿阻形成v、f，齿龈舌尖阻形成d、t、n、l，舌根软腭阻形成g、k、n、g、h，舌面硬腭阻形成j、q、h、x，舌头硬腭阻形成zh、ch、sh、r，舌齿阻形成z、c、s，另有接近硬腭的卷舌音er，列入韵母。
韵母的音，在口腔内是不受阻碍的，由口的开合、舌的升降而形成种种不同的音，如i、u、ü、a、o、e、ê等，是单韵母，可合为ai，合为ei，合aou为ao，合eou为ou，这都是复合韵母，还有带声韵母，如an、en、ang、eng，都是带了鼻声n收声的。
以上是现代的汉字注音。古音及现代闽粤方言的音，比较复杂，如带声韵母还有带m、p、t或k的，这些复杂内容都是声韵学研究的对象。
我国古今声韵的变迁，根据董同龢的《中国语音史》，大致可分以下几个时期。
第一时期，上古音，即周秦汉数朝，依据《诗经》的用韵和谐声字来研究这一时代的语音系统。近三百余年开始有学者研究，称古韵之学。
第二时期，中古音，就是魏晋至唐宋诸朝，以隋唐为中心。这时代的音韵研究，即所谓广韵之学，一般以隋朝陆法言的《切韵》作参照。
第三时期，近古音，即宋代，以宋末黄公绍《古今韵会举要》为依据，是研究中古至近代音韵变化的桥梁。
第四时期，近代音。元明以来，通行的口语音韵以北方为标准，比中古音韵简单些，当时通俗文学“北曲”用韵采取口语的标准，而不用与口语分离的广韵，于是有周德清所著的代表北方音的《中原音韵》一书产生，到清朝又有《五方元音》，所分韵目，渐渐和国语注音符号相接近。这时期的音韵与现代音十分相近了，这时的音韵学主要研究怎样用声母和韵母来拼切字音，使反切更精密而有规律，这就是等韵之学。
第五时期，现代音，现代标准普通话的语音。
声母和韵母
在古代，声母往往称为“字母”，是唐朝末年守温和尚参照梵文创造的，共三十六个。这一套声母所代表的音，比现在的汉字注音复杂，但较魏晋隋唐间的音简单。六朝时期，反切中所包含的声母有四十一个。现在汉字注音声母是二十四个，其中j、q、g、n、x还可以合并为g、k、ng、h。守温声母是：
据清朝陈澧的考订，六朝隋唐间的声母，在上述三十六声母基础上，又有“于”、“神”、“庄”、“初”、“山”五个声母，组成广韵四十一声母，排列如下：
四十一声母中，影、于、知、澈、澄、庄、初、床、山、敷十个声母，现代人已不作声母来读字了，其余的音都还能用，因为有些音还存在于现在的方言中，例如群、定等浊音声母，江南一带的方言中还有。
韵母的产生在声母以前，也是受了印度的影响。隋朝陆法言的《切韵》是第一部有价值的专论韵母的著作，后来《唐韵》及宋代的《广韵》都是在它的基础上创作的。《广韵》列举的韵母有二百〇六个，一则因为过去语音本来就复杂，二则书中对每个复合韵母带声韵母，平上去入的每个声调都标注一个特殊的名称，所以数量很多。到南宋时的平水韵，韵部合并为一百〇七个，明时的《洪武正韵》合并为七十六个。等韵学家将其归纳于十五韵摄，每一韵摄分开、齐、合、撮四呼，以拼音符号来举例子，就是凡a、e等单韵母以及an、en、ang、eng等带声韵母，前面不加i、o、ü三母的，都是开口呼，加i母的叫齐齿呼，加o母的叫合口呼，加ü母的叫撮口呼。
现在以拼音符号代替韵摄，将《广韵》韵目（以平声的为代表）列在下面，以表明中古音韵向近代的进化：
i：脂、支、微、之、齐、祭、废
u：模、虞
ü：鱼、虞
a：麻
e：歌、戈
ê：麻（该韵中车、遮、者、蛇等字）
ei：灰
ai：佳、皆、哈、泰、夬
ao：萧、宵、肴、豪
ou：尤、侯、幽
an：元、寒、桓、删、山、先、仙、覃、谈、盐、添、咸、衔、严、凡
ang：江、阳、唐
en：真、谆、臻、文、殷、魂、痕、侵
eng：东、冬、钟、庚、耕、清、蒸、登
r：支、脂、之（诸韵中儿、耳二诸字）
双声叠韵
声母相同的，称双声，如“参差”就是双声字，因为声母都是c；韵母相同的，称叠韵，例如“螳螂”同属ang韵，都是叠韵字。双声字，声韵学家称为同母之字，训诂学家称为一声之转。叠韵字，声韵学家称为同韵之字，训诂学家称为音近之字。
读古书要注意双声叠韵的现象，因为古书上的人名、物名以及复音的形容词、动词等，多为双声字或叠韵字，例如“灭明”、“蒹葭”、“蜘蛛”、“忸怩”、“踟蹰”都是双声字；“皋陶”、“窈窕”、“辗转”、“优游”、“逍遥”都是叠韵字。另外，双声叠韵的字，意义相同或相近的很多，所谓转注或假借字，常常可以从双声叠韵的关系上去观察。例如“粤”与“于”，“复”与“返”都是可以互训的双声同义字；“乾”与“健”，“坤”与“顺”，“离”与“丽”，“考”与“老”，都是叠韵同义字，以上都是转注。还有双声假借字，如借“乃”为“仍”—仍的本义是“因”，乃的本义是“曳辞之难”，就是转折连词，仍从乃得声，可知古时乃仍双声，所以借乃表示“因”义。有叠韵假借字，如《易经》借“羊”为“祥”。了解双声叠韵跟字义相通的联系，对阅读理解古书很有帮助。
反切
反切是汉字的注音方法，发明的年代大约在汉朝，正式应用是从东汉孙叔然的《尔雅音义》开始。
在发明反切注音之前，人们以“直音法”注音，就是用同音字注音。这种方法遇到没有同音字的就无法实施了，所以有人发明了反切法，合两个字来拼成一个字的音。这一方法最初叫“反”，后来称“切”，再后来合而为反切了。反切的规则是上一字与所注的字为双声，下一字则为叠韵，例如“都，东姑反”，都东双声，都姑叠韵。
但反切用的字和拼音用的字母不同，不是代表音素的，是代表音节的，因此很多不能连读二字而成一音，清代的陈澧《切韵考》说：“连续二字成一音，诚为直捷；然上字必用支、鱼、歌、麻诸韵字，下字必用喉音字，支、鱼、歌、麻、韵无收音，而喉音直出，其上不收，其下直接，故可相连而成一音，否则中有窒碍，不能相连矣，然必拘此法，或所当用者有音无字，或虽有字而隐僻难识，此亦必穷之术也。”反切的这一缺点，直到国语注音符号产生，才得到解决。例如“东”的注音是ㄉㄨㄥ（dong），“姑”是ㄍㄨ（gu），以“东”、“姑”切“都”，则“都”的音成了ㄉㄨㄥㄍㄨ（dong gu），中有韵母ㄨㄥ（ong）及声母ㄍ（g）的干扰，现在取“东”的声母ㄉ（d）和“姑”的韵母ㄨ（u）相切，得了ㄉㄨ（du），便毫无问题了。而且注音符号的数目很少，也很明确，不像双声叠韵字的漫无限制，如都字又可用多姑切、大孤切等。
四声
单音字太多的语言，常常要靠声调的抑扬高低来分别同音字。我国自汉以前，字的声调就有长短的分别，例如《春秋公羊传》庄公二十八年的何休注，解释“伐”字，说“伐人者为客，读伐长言之，见伐者为主，读伐短言之”，即系用长短音区分主动被动的意义。到南北朝齐梁之间，周颙著《四声切韵》，沈约撰《四声韵谱》，于是字的声调又有平上去入四种分别。除四声说外，又有五声说—将平声分阴阳两类，七声说—平去入都分阴阳，八声说—四声都分阴阳，现在粤语还有九声的分别—入声有三种。就实用的角度来说，读六朝以后的诗文词曲，懂得四声已足够。
平上去入的主要区别是：第一，平声长，上去较短，入声最促，所以上去入统称仄声。第二，平声始终如一，没有升降。上声由低升高，去声由高降低；入声短，无所谓升降。唐《元和韵话》评论说：平声哀而安，上声厉而举，去声清而远，入声直而促。而阴阳或清浊的分别，是阴清较低，阳浊较高。
古音学
古音学萌芽于宋朝，在清朝得到发展。清初顾炎武所作的《音论》、《诗本音》、《易晋》、《唐韵正》、《古音表》，称为“音学五书”。他根据古代韵文推定古字的本音，不认同以前叶韵改读的讲法。江慎修作《古韵标准》，段玉裁作《六书音均表》，戴震作《声类表》，孔广森作《诗声类》，王念孙也有古韵分部的研究。近代的章太炎作《成均图》（“均”即“韵”字），其门徒黄侃继承他的研究，将古韵分为二十八部。关于古韵的学说，还有近代汪荣宝的歌戈鱼虞模古韵归麻说。
古代声母的研究，清代钱大昕提出“古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及“古无轻唇音”两大主张，以证明古时缺知、彻、澄、非、敷、奉、微等纽。“纽”是用来代表声母标准发音的字，“类隔”是指古音反切，可用声音相似而不同类的字为纽，例如“方”应为府良切，也可作傅良切。钱大昕认为古人读音不大精密正确，会把不同音的字当作同音，由此造成误读，而有些字的音找不出相似的，因此无法用类隔的方式标注。章太炎又作《古音娘日二纽归泥说》，黄季刚再由《广韵》的三十二古本韵考订，所得的最后结论是古纽十九个。
古纽即影（喻于）、见、溪、晓、匣、疑、端（知照）、透（彻穿审）、定（澄神禅）、来、泥（娘日）、精（庄）、清（初）、从（床）、心（山斜）、帮（非）、滂（敷）、并（奉）、明（微）—括号内声母是应合并的。
古韵是歌戈、灰、齐、模、侯、豪、萧、咍（以上阴声）、寒桓、先、痕魂、青、唐、东、冬、登、覃、添（以上阳声，在阴声后面加n、ng、m收音）、曷末、屑、没、锡、铎、屋、沃、德、台、帖（以上入声，即在阴声后面加t、k、p收音），其中歌戈、曷末、寒桓、痕魂四部，兼有开口呼和合口呼，《广韵》分成八部。此外，古音没有四声的分别。
金石学
金石者，往古人类之遗文，或一切有意识之作品，赖金石或其他物质以直接流传至于今日者，皆是也。以此种材料做客观的研究以贡献于史学者，谓之金石学。
—马衡 曾任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考古学研究室主任
宋代以前的金石研究
了解古代的文化，不仅要读古书，还要研究古物。古代先民的器物，反映着古代社会生活状况，绘画、刻印文字等记录，也反映了时人的思想。中国古代对于文物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商代以后的铜器和碑石，因而渐有“金石之学”的产生。
“金”是指商周的青铜器，“石”是指秦汉以来的纪功碑、墓志、佛教的摩崖石刻，特别是上面的文字铭刻及拓片。广义上的金石学还包括竹简、甲骨、玉器、砖瓦、封泥、兵符、冥器等文物。中国古代的金石学是考古学的前身，偏重于著录和考证文字资料，以达到证经补史的目的。
金石上刻的文字，可以用来考证古代发生的事件，弥补正史书中的缺失和错误，特别是商彝周鼎，这些古代祭祀用的礼器上所划的文字，是研究古文字与古史的重要依据，而且，这些器物的材料和印刻在上面的花纹式样，也都具有时代性。
金石学的萌芽可以上溯到东周甚或更早的时代，根据《荀子》和《论语》的记述，孔子曾于太庙中对欹器发生疑问。韩非子的《十过》也有对尧、舜、禹及商代饮食用具的描述。司马迁在《史记·自序》中记录了自己在访学途中采访文物古迹的事情。西晋时出土有大批的竹简。北魏郦道元的《水经注》记载有古代城址、陵墓、寺庙、碑碣等遗迹。唐朝初年，周秦时代的石鼓在陕西凤翔出土，当时就有不少文人学者对石鼓文进行过研究。
金石的研究从一开始就与经史之学密切相关。许慎《说文解字》所引用的“古文”，主要是战国的金石文字。郑玄注群经，所谓“古文经”主要依据战国时期写的简牍。从郑玄注《周礼·考工记》中的记载看，郑玄当时已根据先秦金石文物来对古代典章和名物制度进行阐释了。
从春秋战国时期到隋唐五代，尽管已有一些学者根据金石文字考证历史，但还没有金石学的专著问世，也没有形成专门的学科。
宋代的金石学
宋朝以后，出土了很多铜器，拓印精美的金石文字成为文人雅士的风尚。由于理学的发展，人们向往先秦礼制，因而对作为礼乐制度的重要标志的青铜—钟鼎彝器尤为热衷，搜罗金石文物蔚然成风。金石学逐渐成为专门的学问。这一时期，金石学著作层出不穷，较为著名的有欧阳修的《集古录》、赵明诚的《金石录》、吕大临的《考古图》、王黼等的《博古图录》、薛尚功的《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帖》、王俅的《啸堂集古录》、王厚之的《钟鼎款识》。这些著作大多以收载钟鼎彝器的图画像与款识为主。
欧阳修是金石学的开创者，他的学生曾巩的《金石录》提出了“金石”这一定义。欧阳修的《集古录》是中国现存最早的金石学著作，共十卷，成书于宋嘉祐八年（公元一〇六三年）。欧阳修曾自称“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集古录》就是他对家藏金石铭刻拓本所作题跋的汇集，收录了四百多篇周秦至五代的金石文字跋尾，其中碑刻跋尾占绝大多数，铜器铭文二十多篇。跋尾内容多偏重于史事评论，其主要目的是补正史的遗缺和错误。因跋尾是随题随录，没有一定次序，所以《集古录》只有卷帙次第而未按拓本的时代先后排列。后世刻本对原书次序进行了调整，将拓本按时代先后排列，并在每条标题下注明原来卷帙的次序。
著名女词人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所著《金石录》三十卷，收录了上古至隋唐五代时期的古器物，以时间为序，分门别类载录。无论是钟、鼎、甗、鬲、盘、彝、尊、敦上的款识，还是刻在石碑上的名人或隐士的事迹，赵明诚对这些金石文字作者都作了校正，并一一品评。李清照在《金石录后序》中除介绍所藏金石书画的聚散经过及成书过程外，还回忆了她与丈夫庸常生活的点滴，抒发了悼念亡夫、追思故物的心情。文章读来缠绵悱恻，哀婉凄绝，历代读者无不为之动容。李清照以文学家的才思和金石学家的涵蕴写出如此篇章，不但其文行天下，而且还使得《金石录》一书在金石学界格外特出，影响更远及文学界。
吕大临的《考古图》对所收录器物都精细地摹绘图形、款识，记录尺寸、容量、重量等，并尽可能地注明出土地和收藏处。所录器物的出土地可考者计九十多件。出自陕西的占半数以上。编者还能根据器物的形制、文字和出土地推断年代。尽管年代结论有待商榷，但它的正确之处及学术价值仍不容怀疑，不失为我国最早而有系统的古器物图录，在著录古器物的体例上也有开创性的功绩。
宋代学者在金石考古方面的主要成就，一是收录古物，使原来的奇器珍玩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二是创造了传拓文字和绘制图形的方法，根据拓本刻本印刻在石头上，以求长久流传。用画图描绘每种器物的形状体制，说明尺寸、轻重，及出土地点、收藏者，款识则摹写文字。第三，肯定了古代器物的名称。如钟、鼎、鬲、甗、敦、尊、壶等，都是古器自载其名称，宋人以此定名的。
清代的金石学
由宋至清代，虽然搜集和研究金石的人不少，但文物多在古董商手中，或成为富贵人家的玩物摆件；文人学士收藏金石多为赏鉴金石文字的美感，以作为书法或篆刻临摹的样例，很少用来做学术研究。直到清代乾嘉两朝，考证学者辈出，考证学盛行的同时，带动了金石文字研究更深层次的发展。王鸣盛等考据学者，正式提出金石之学这一名称。
清代以后，受乾嘉学派的影响，金石学进入鼎盛时期。乾隆年间，根据皇宫所藏古物，御纂了《西清古鉴》等书，推动了金石研究的复兴。其后有《考工创物小记》、《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捃古录金文》、《斋集古录》、《缀遗斋彝器款识考识》、《寰宇访碑录》、《金石萃编》、《古泉汇》、《金石索》等书，都是较有成就的金石学著作。这一时期，对铜镜、兵符、砖瓦、封泥等开始有专门的研究、鉴别，考释水平也显著提高。
清末民初，金石学研究范围又包括新发现的甲骨和简牍，并扩及冥器和各种杂器。罗振玉和王国维是此时的集大成的学者。金石研究开始向考古学过渡。
孙诒让、容庚、邹安、陈宝琛、王国维、罗振玉等学者，各有新的考证。关于金石的著作，容庚的《宝蕴楼彝器图录》、陈宝琛的《澄秋馆吉金图》、罗振玉的《殷文存》、邹安的《周金文存》、王国维的《金文著录表》等，都十分著名，《金文著录表》将过去各金石学家的收获做了详备的记载，便于检阅。根据金石研究所出的考证著作，如孙诒让的《古籀余论》、吴大澄的《说文古籀补》、郭沫若的《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等，都有新的发现。
在金石学方面的著作中，保存了许多有价值的古代铭刻资料，有的书籍辑录了器物的画像及名称和用途，所以金石学的著作还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王国维根据金文所作的《古诸侯称王说》等文，都是史学上的重要著作。
在今天，我们诸多的文史学科中都存在金石学的影子，比如历史学、文字学、古文献学、古器物鉴定学、书法篆刻学等。因此，可以说金石学是一门综合学科，把许多学科从中心到边缘联系在了一起。
近代考古学
金石的研究作为专门学科形成于宋代，鼎盛于清代乾嘉时期。直至清末西学东渐，近代考古学由西方传入中国，金石学不再作为独立学科，而纳入了考古学的范畴。
以田野调查发掘为基础的近代考古学，在中国兴起比较晚。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些帝国主义国家派遣探险家、考察队，潜入中国边疆地区活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后期，中国学术机关开始进行周口店、殷墟等遗址的发掘，标志着中国考古学的诞生。
一八九八年至一八九九年，河南安阳县西北小屯村掘出无数龟甲兽骨的破片，上面刻着古文字，内容都是殷代王室占卜的记录，因安阳曾是殷都，这些甲骨文字也被称为殷墟文字。
在这之前，已有当地农民发现这些甲骨，但只作为中医药材“龙骨”研粉使用。在十九世纪末，有潍县古董商人范某将甲骨运到京城，辗转到了《老残游记》的作者刘鹗手中。刘鹗继续搜集进而拓印《铁云藏龟》一书发行，甲骨文才渐渐引起世人注意。一九〇二年，罗振玉在刘鹗处得见龟骨，也继续搜集，并探知甲骨出自安阳小屯，便直接派人过去采集，收获了两三万片，由此整理拓印了《殷虚书契前编》、《殷虚书契菁华》、《铁云藏龟之余》、《殷虚书契后编》等书，十分精美。一九一六年，罗振玉亲访小屯，并于龟甲之外，搜集各种器物，即便是破烂的石刀石斧，也非常重视，并编印了《殷虚古器物图录》一书。他这种见解超越了过去的古物研究者，可说是中国近代考古学的先驱。
在国家组织系统地挖掘研究之前，已有相当部分的甲骨遭到破坏或被私人挖掘而不幸流逝。发现甲骨文之前，由于药铺老板拒收刻画痕迹的龙骨，小屯村的村民就用小刀将上面的痕迹刮掉，以六文钱一斤的价格卖给药铺。甲骨文被发现后，金石学家、古董商人、外国人开始大量搜购。这些非科学的挖掘，往往只取甲骨，而忽略甲骨埋藏的情况，使所出甲骨的价值大失。据不完全统计，从一八八九年到一九二八年，私人挖掘出土的甲骨就达十万片以上。
一九二八年十月及第二年四月，董作宾、李济等教授又在安阳进行了有计划的发掘，又发现了三百多片卜辞及玉器、石器、陶器、铜器等文物，出版了《安阳发掘报告》，所得材料，受到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高度重视，进行了精密地研究讨论。至此，殷墟文字即甲骨文，被认定为汉字之源，传布于天下。
周口店距离北京五十公里。一九二一年，瑞典考古学家安特生，以北京政府农商部地质调查所顾问的身份，被调到此处考察。在一石灰涧里，他偶然发现了一片带刃的石英，但该地并不产石英。安特生推测这片石英是从别处带来的，且凭借它那锋利的刃口，完全可能用来切割兽肉。这一发现引起了多名学者的研究兴趣，也由此拉开了周口店遗址发掘的大幕。中外的一些学者陆续来此探查发掘，竟发现了大批化石，其中有二十五种是一种猿人的骨骼，因此定名为“北京人”。
一九二九年，中国古生物学家裴文中在此发现原始人类牙齿、骨骼和一块完整的头盖骨，成为北京猿人第一个头盖骨的发现者，并找到了“北京人”生活、狩猎及使用火的遗迹，证实五十万年以前北京地区已有人类活动。在中国考古学的分期里，以北京人时期为最早，属于前旧石器时代，又称前周口店时期。
甲骨学
甲骨文因镌刻在龟甲与兽骨上而得名。甲骨研究除古文字本身的研究，甲骨卜辞中记载的上古历史和文化也是甲骨学的研究范畴，涉及了古文字学、历史学、考古学、历史文化学、历史文献学、文化人类学等多个学科。
我国文字学向来以许慎的《说文解字》为准则，金石之学产生后，也有一些学者引用金文来订正书中的错误。殷墟所出的十五万片甲骨文中，有单字五千多个，其中已经识别的有两千五百多字。用甲骨文和金文做比较研究，不但可以纠正《说文解字》的错误，还能追溯汉字的字源。
观察甲骨文字可知，原始文字凹而下陷，模仿鸟兽的足迹。行文读法，或左、或右、或下、或上，没有一定的规则。甲骨文中的象形文字，一字有多种写法，笔画各异。有些甲骨文与金文完全一样，如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等字。有些金文不能识别，得甲骨文字而后明了。如将甲骨文、金文、篆文、隶书排列来观察，可看出汉字逐渐演变的痕迹。
研究甲骨文从清代孙诒让开始，以罗振玉、王国维为最著名。其次则是郭沫若、商承祚、徐中舒、罗福成、唐兰、徐水梁、吴其昌等。甲骨文的专门研究著作，有王国维的《海宁王忠悫公遗书全集》，罗振玉的《殷虚书契考释》，郭沫若的《甲骨文释》，都非常有名。相较而言，商承祚的《殷虚文字类编》比较浅易。他们的研究，渐由文字学而走向史学方面，如王国维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殷周制度论》等。
殷墟挖掘前，我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是从春秋战国开始。春秋战国以前，所谓三皇五帝、尧舜禹汤的历史，完全是后人追记的传说，其真相不易明了。自从甲骨文出土，殷商史的一部分传说才得到了文字记载的证明。而殷周青铜器如钟鼎盘盂之类，及铜制的兵器如戈戟之类，又证明了当时是青铜器时代。
现已挖掘的殷墟甲骨文，其内容记载了盘庚迁殷至纣王间两百七十年的卜辞。商代社会有三大特点：信史、饮酒、敬鬼神。也因为如此，这些决定渔捞、征伐、农业等事务的龟甲才能在后世重见天日，成为研究中国上古历史文化的重要资料。
古籍
文化建设，首先要有文化的积累。现在的青年人读古书已经有些吃力了，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后人再做古籍整理，肯定要比我们花费更多工夫。在这方面，我们这一辈人还有一些优势。我们多做一些工作，后人就能省些事。
—任继愈 哲学家、宗教学家，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
抄本与刻本
隋唐时期出现了雕版印刷术，到了宋代，版刻印刷进入大发展。唐以前的书籍全靠手抄流传。手抄本的时代可分为两个阶段，一个是周秦汉的简册时代，一个是隋唐的卷轴时代。
简册时代的书，用竹笔蘸漆写在简（竹片）或牍（木片）上，或者用刀子刻在上面。《史记》称萧何是刀笔吏，原因就在这里。当简或牍积累到一定的量，为方便阅读和查找，便用绳子或皮革的带子编连起来，成为“册”，也称为“策”。《说文解字》序有“著于竹帛”的话，大约因当时蒙恬已发明兔毛笔的缘故，秦汉间的漆书也会写在缣帛上，不过直到西汉末年，竹简仍然是主要的书写材料。所谓“汗简”，就是去掉竹汁，“杀青”就是去除竹子上的青皮，这是制作竹简的两道工序，以利于书写和竹简的长期保存。
至今，我国的图书文章仍以册、篇、卷为计量单位，这几个名词都来自竹帛并行的时代。通常，一策就是一编，也为一篇。《汉书·艺文志》上的书有的分篇，有的分卷。“卷”被认为是缣帛书的计量单位，因为缣帛是可以卷藏的。章学诚在《文史通义·篇卷》中说：“向歆著录，多以篇卷为计，大约篇从竹简，卷从缣帛，因物定名，非有他义也。而缣素为书，后于竹简，故周秦称篇，入汉始有卷也。”现在不少学者赞同这一说法，根据之一就是古代书目中计量文献，卷大于篇的居多，也有卷等于篇的。因缣帛的容量大于竹简，所以，刘向、刘歆等人编书时，合数篇为一卷。
据西安灞桥工地的考古发现，西汉时期已出现用麻类纤维制作的纸。《后汉书》上记载，东汉宦官蔡伦因缣贵简重，不便于实用，就发明了用树皮麻头破布制造的纸，于是书籍比从前轻便而价廉了许多。但直到东汉末年，纸并未普及使用。魏晋时有了松烟墨及凹心砚，文房四宝齐备，于是到了隋唐，藏书机关完全没有竹木的简册，而书籍经典尽是卷轴的了。卷轴就是将书页卷在木轴上。
敦煌南有鸣沙山，其山麓三界寺旁的莫高窟，有上千个石窟，四壁都是佛像，世称千佛洞。一九〇〇年，寺中道士在清扫时不小心弄破了墙壁，发现壁内有一藏书室，自汉至五代的书籍碑版及手抄本，贮藏极多，包括汉武帝时木简漆书，唐懿宗时版刻印本，五代刻印本及其他写本，是现存的至为宝贵的古书原物。
一九〇七年，匈牙利人斯坦因听说，前往收买，运回欧洲，现藏于伦敦博物馆。法国人伯希和又来搜寻一批，运回巴黎博物馆。后经当时政府取缔，并收集残余保存起来，这才没有全部流失国外。有人从巴黎、伦敦抄回一些通俗文学，印行《敦煌零拾》及《考古学零简》等书。敦煌附近沙漠地带又发现了汉简，王国维据此著有《流沙坠简》等书。此后西北各地又陆续发现古代竹木简书。
自印刷发明后，手抄本的古书常常作为校正印本错误的参照，所以十分宝贵。清乾隆修《四库全书》，因卷帙浩繁未曾付印，仅抄写七份，分存七处藏书楼。
刻本以宋版书最为珍贵，但宋版不止一种，其中也有错漏较多的。其次元刻的书也较被重视，清代武英殿版及私人刻本，有名的也不少。一些藏书家专门搜集善本书，因而发生版本之学。
其实版本的正确性是相较而言的，无论什么版本，经过数千年的传写与翻印，错漏在所难免，不过是有多少不同或错多错少的分别而已。现在许多善本书都有影印本发行，已能满足普通读者的需要。
校雠学
校雠学有广义和狭义的分别。广义的校雠学，包括校勘学、版本学及目录学三部分的内容，主要工作是搜集图书，辨别真伪，考订误谬，厘定部次，装潢保存，即整理书籍的专门事业，有一部分工作和现代的图书馆学比较相像。狭义的校雠学即校勘学，就是比对勘误书籍文字以求正确，改正古书在传写中产生的错误，尽可能恢复古书的文字原貌。
刘向《别录》上说：“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谬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若怨家相对，为雠。”校雠的意义因此而得。梁代以后，校雠称“校勘”，同一本书用不同版本相互核对，比勘其文字、篇章的异同，以正讹误，主要任务包含订正误字、脱字、衍字、叠字、重文、缺字、偏旁、错简、颠倒、混淆、妄加、妄删、误改、误读等十四类。
公认为校雠学的先驱者是刘向、刘歆父子。汉成帝时，派使者陈农到民间搜求遗书，命光禄大夫刘向校勘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勘兵书，太史令尹咸校勘术数，侍医李柱国校勘方技。刘向死后，他的儿子刘歆继承了这项事业，继续整理群书，最后编定了一部目录书《七略》。
刘氏父子校书的方法十分严谨精密。第一，根据书的不同版本互相对勘，改正错误，补充遗漏，删除重复；第二，没有篇名、书名的古籍，他们会根据内容给书分篇，加篇名和书名；第三，为每本书撰写内容提要和书评性质的文字，并叙述学术源流派别等。后来唐朝的陆德明，宋朝岳珂、周必大、彭叔夏，对校雠学都有所贡献，周、彭校刻《文苑英华》一千卷，方法尤为高明。
清代朴学盛行时，校雠学成为了重要部门，包括考订文字及事实、辑补佚文等工作。成绩卓著的有顾炎武的《九经误字》，齐召南的《注疏考征》，阮元的《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王引之的《经义述闻》，俞樾的《群经平议》、《诸子平议》等，这些书都是由校书所得的材料编成。此外，以校雠著名的还有戴震、卢文弨、丁杰、顾千里等。
辑佚及辨伪是校雠学最为重要的贡献。所谓辑佚就是将已经失传的古书恢复起来的工作，所用方法是从许多别的书里面将引用的文字一点一滴地摘抄出来，再加以整理编辑，这样辑成的本子虽然不能和原书完全符合，但至少可恢复原书的一部分。从事辑佚工作著名者如宋朝的王应麟、陶宗仪，清朝的马国翰、黄奭、洪颐煊等。马国翰的《玉函山房辑佚书》，经部四百五十三种，史部八种，子部一百七十三种。黄奭的《逸书考》（也称《汉学堂丛书》），经解一百一十二种，纬书七十二种，子史八十四种，又《通德堂经解》十七种。洪颐煊的《经典集林》，内佚书三十六种。严可均辑刻《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七百四十六卷。清代辑佚书对于清末今文学派的兴起大有帮助，因为久已失传的《三家诗》等今文家著作，已有辑佚本。
辨伪是辨别古书中伪托的作品。有些古书全部系后人伪托的，例如《伪古文尚书》；有些古书是经后人掺入了一部分文字进去或修改过的，例如司马迁在扬雄以前，而《史记》中竟提到扬雄。经部伪书还有《孔安国尚书传》、《郑玄孝经注》、《孙奭孟子疏》以及《汉魏丛书》中的《子贡诗传》等。史部有《越绝书》、《飞燕外传》、《汉武内传》等。子部有《吴子》、《文子》、《列子》等。辨伪的方法有很多，最重要的是思想、事实、文字时代性的辨别，其次是别的典籍的旁证，篇章语句的分析等。关于辨伪书的名著，首推清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所提证据达一百二十八条之多。清姚际恒《古今伪书考》，罗列了各种伪书。
章句学
“章”的本义是乐曲的末段，引申开来，凡是文意表达尽了的，都可称章。“句”的原义是在文字可停顿的地方，用钩状记号作个识别。《说文解字》上有“√”、“·”两字，都是古人点句的符号。所谓章句之学，最初是指给文字分段落、加标点这两件事。但古书流传久了，文意不能单凭符号就可以指明。有些在传写时甚至把符号省掉，应分行的，为了省地方没有分，文字的意思就更难弄清楚了，于是又不得不附加说明，因此章句之学的内容，又类似给文字作注释了。西汉时，除受重视的经书有各家的章句外，法律类书籍也有不同的章句。不过当时的章句之学烦琐附会，五个字的古文，能作两三万字的解释说明，所以有章句鄙儒的称号。
传写过程中，将古书的章句弄错的情况很普遍，如将前后文颠倒、遗漏，注释混入正文等。作注解的也常常将章句弄错，有的将应属下文的连在上文，有的把当读断的地方连读下去。例如《论语》：“末之思也，夫何远之有？”“夫”字应属上；《孟子》：“圣人既竭目力焉，继之以规矩准绳，以为方圆平直，不可胜用也”，焉字作“于是”解，应属下。朱熹注的《大学》、《中庸》，称“朱熹章句”，原因是他不参照汉代的原本，而只依据自己的理解来重新划分段落和文句。
标点符号失传以后的古书，行文上多注意用文字代符号，如用“曰”、“所谓”代引号，用“云云”代省略号。公文中为求规范，用“令开”、“等因”当引号。
版本学
版本学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每一书搜集众本，比较其好歹，分别介绍并做评判，就是它的任务。
这门学问萌芽于西汉，当时的刘向父子为校理群书广集众本。所依据的，内有来自皇家内廷、秘府的藏书，外有来自太常、太史、博士所藏，和他自己的藏书及某些官员的书等各种不同的本子。他们在根据书籍的不同传本进行校理、写为定本的基础上，又撰写了揭示原书内容和著者学术思想等方面情况的“叙录”，这正说明校订图书时对各种不同传本的研究与利用的重要性，也说明对图书各种本子的研究、辨识与校勘工作、书目工作的关系。
宋朝岳珂刊九经三传，所根据版本二十三种，由专家反复参订，这也是为校雠而研究版本。至无锡尤袤氏《遂初堂书目》创一书兼载数版本的形式，凡讲目录学的也得研究版本了。
到了清代，版本学发展而成专门的学问，名家不少，如黄丕烈、顾广圻、丁丙、陆心源、莫友芝、叶昌炽、缪荃荪、叶德辉等。重要书籍有叶昌炽的《藏书纪事诗》，叙述藏书的掌故；江标所辑的《宋元本行格表》，讲版式；钱泰吉《曝书杂记》、莫友芝《宋元旧书经眼录》、董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陆心源《丽宋楼藏书志》、叶德辉《书林清话》等，讲各种书的版本。罗振玉《鸣沙石室秘录》，则专门讲述敦煌石窟的古书版本。
版本学通过广泛搜集不同版本，可以刊误纠谬，为校勘提供基础，避免谬种流传贻误后学。它还可以比较优劣，选择善本以指导阅读；对于大量的伪作，可以通过版本学的手段加以识别，这不仅有利于学术，且有利于珍本书作为文物的鉴别。另外，对于不同版本图书的制成情况和发展演变过程的考察分析，还可以探求当时文化的发展情况。所以说，版本学研究对于学术文化的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
目录学
目录学原本是校雠学的一部分，以后才独立起来。章实斋《校雠通义》认为目录不过是校雠的结果，没有独立成为一科的价值，但图书编目，包含书籍分类标准、排列等问题，没有掌握专门的学术源流及修学知识，便无法合理地解决目录问题以方便学者的参考。
我国目录学的创始者是刘歆。刘歆继承父亲刘向的事业，将群书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然后将书目排列，称为一略，在六略之外另编一种提要，名叫《辑略》，书的总目称为《七略》。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参照《七略》的形制，也分成六类，每类作一说明，相当于一篇学术源流考。
这种于书名、卷数、著者的记载之外另加图书内容说明或提要的体例，成了后世编书目的模板。清代编纂《四库全书》，光书目提要就有二百卷，每部及每类有总的说明、每书有单本提要。
《汉书·艺文志》对古籍作了系统介绍，是研究国学者的必备参考。有古文家顾实的讲疏本可读。如果要了解汉以后的古书籍，可翻阅《四库全书书目提要》各类的说明文字，另有《四库简明目录》，更为简易。国学书太多，经典的寥寥。我们没有博览群书的可能和必要，所以读目录提要，是最好的方法。
清末张之洞著《书目答问》，介绍了两千多种自己认为重要的国学典籍。胡适、梁启超也曾各开一个最低限度的国学书目。这都是给初学者用的。张所列数目众多，胡、梁相对书目少，胡偏重文学，梁偏重史书。
考证学
考证学的产生，原来是为了解释古书，包括文字的训诂，错误的更正，及古代史实的推理等。在古书中，以考证经书为主，所以解经的方法很多，如以经证经，以史证经，以子证经，以汉人文赋证经，以《说文解字》证经，以汉碑证经等，因证经而引发子、史群书的研究，考证的范围就日益扩大了。考证学对于书籍本身的贡献，就是校雠、辑佚、辨伪等事。
考证学范围虽大，简单说来，就是把一大堆摸不着头绪的片段材料，一点一滴地从多方面下功夫整理。考证学者的读书方法，总是把许多书互相比较对勘，可以说他们读书的同时就是校书，他们的著作就是校书的报告，正如王鸣盛《十七史商榷》序所说：“独处一室，覃精史事，既校始读，亦随读随校，购借善本，再三雠勘，又搜罗偏霸杂史，稗官野乘，山经地志，谱谍簿录，以及诸子百家，小说笔记，诗文别集，释老异教，旁及于钟鼎彝器之款识；山林冢墓，祠庙伽蓝，碑碣断阙之文，尽取以供佐证；参伍错综，比物连类，以互相检照，所谓考其典制事迹之实也。”专门考证的事业，不是一般读者所能做的，但对于专家考证的成果，应当知道如何利用；同时在一定的范围之内，也可以采用他们的比较读法。
图书的分类
我国图书的分类，在汉代是六分法，隋唐至清朝基本是四分法。刘歆和班固把图书分为六艺（经传）、诸子、兵家、诗赋、术数、方技六大类。西晋的苟勖改分为甲、乙、丙、丁四部。目录学家们认为，图书分类可以表示学术源流，我们试就六分法变为四分法这一点，来看一看学术变迁大势。
六分法反映汉代以前的学术情况。六分法的具体分类是：六艺下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等九类，这九个小类实际上是汉代人最重视的儒家六经、传记和有助理解经典文字的学问；诸子下分儒家、道家、阴阳家、法家、名家、墨家、纵横家、杂家、农家（以上九家称九流）、小说家等十类，是流行于战国时代的主要学术派别，即所谓“九流十家”。诗赋未分小类；兵家下分权谋、形势、阴阳、技巧等类；术数下分天文、历谱、五行、蓍龟、杂占、形法等类；方技下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等类。
如将六艺和诸子这两个大类相加起来，共有十九个小类，已占《汉书·艺文志》所有小类总数的一半，可见儒家经典和诸子学说，的确是先秦至汉代学术的核心内容。
随着后世政治、社会、文化以至学术环境的变迁，六分法逐渐变得不合时宜。在先秦时代，史学著作不甚发达，与史学有关的书籍，在《汉书·艺文志》中被归入六艺之下的春秋类；汉代以前没有发展出清晰的文学观念，包含了“屈原赋之属”、“陆贾赋之属”、“歌诗”等几个小类的诗赋类，只是因为要避免六艺下分的诗类书籍数目太多而另立的一个图书类别。但从西汉末年到魏晋时代的两百多年间，史学有很大发展，文学创作也日益增多。在汉代以后，在学术上统治者实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治上国家大抵处于统一、稳定的局面，这令子书、兵书的数目不增反减。由此，这六分法的体系已经不再适用于汉以后的书籍种类，需要一个全新的图书分类方法来统括后代图书。
根据史书记载，西晋的荀勖在三国魏人郑默所著的《魏中经簿》的基础上，编成《中经新簿》，将图书分为甲、乙、丙、丁四大类，其中甲部包括六艺、小学，乙部包括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丙部包括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丁部包括诗赋、图赞、汲冢书。这种四部分类法，影响了其后各朝各代的图书分类，《隋书·经籍志》也分四部，并确定经、史、子、集的名称。清代编修的《四库全书》，即采用经史子集四部法，四部之下再分四十三类。因而在中国书籍史上，四分法占有特殊地位。
原来的六艺类分成了经、史两大类。大概因为尊重六艺为经，又有许多经师作注疏，六艺就改称为经部，仍居首位；又因史书逐渐增加，不能再附在春秋家后面，于是就另辟了史部。原来的兵家、术数、方技都并入子部，原来的诗赋类改称集部，内容包括古文、骈文、词曲之类。四部之中，子部包含了如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艺术、应用技术等科目，但子部的书反而不及其他三部的多，某种意义上，这反映了中国学术的倒退。另外，《四库全书凡例》说：“以阐圣学明王道为主，不以百氏杂学为重”，也反映了编目者主观上有着轻视儒家以外各家学术的心理，所以科学、艺术都没有独立作为一部，甚至取消了墨家、名家等类，一并归入杂家。
近代的五四运动前后，输入了欧美各国的图书分类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美国杜威完全用号码代替部类的“十进分类法”：0总类、1哲学、2宗教、3社会科学、4语文、5自然科学、6应用技术、7艺术、8文学、 9史地。
这些大类之下再分小类，小类之下再分类的话，则将号码增加位数，通常为三位，除类码外，还有著者号码附在下面。图书插架时按号码排列，寻找起来就不困难。这一时期，图书出版家王云五发起中外图书统一编目，过去经、史、子、集的分类被打破，各种旧书都按照性质归入新的类属。例如经部的易经、四书归入哲学；诗经归入文学；三礼、尚书、春秋都归入史地；小学归入语文。子部中的艺术，归入艺术类；术数、释家归入宗教类；道家一部分入哲学，一部分入宗教；杂家按性质分别归入哲学等类；天文、算法归入自然科学；法家、兵家归入社会科学；医家、农家，归入应用技术。而子部中的类书及史部中的目录，归入总类。子部中的小说及集部诸书归入文学。这一目录编制法，纠正了过去将国学与现代学术对立的观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出版了《中国图书馆图书分类法》，首先将所有图书总分为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三大部类，进而分为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哲学，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综合性图书五个基本部类。然后在五个基本部类的基础上编制二十二大类：A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B哲学，C社会科学总论，D政治，E军事，F经济，G文化、科学、教育、体育，H语言、文字，I文学，J艺术，K历史、地理，N自然科学总论，O 数理科学和化学，P天文学、地球科学，Q 生物科学，R医药、卫生，S农业、林业，T工业技术，U交通运输，V航空、宇宙飞行，X环境科学，Z综合性图书。大类下再分小类，共约四万个类目。
类书及丛书
类书是和辞典相类似的工具书，编制方法是把各种学术的材料汇集到一本书中，按性质分门别类，或按照标题文字的笔画或声韵，依次排列，以便检查。过去有若干失传的书，幸而有类书的引用而保存了零星片段的内容，因此有一些类书更增加了它们的重要性。宋以前类书流传后世而可考见的古籍佚文大体有三种。第一，《艺文类聚》一百卷，唐欧阳询撰。第二，《初学记》三十卷，唐徐坚等奉敕撰。第三，《太平御览》一千卷，分五十五门，宋李昉等奉敕撰，成于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引秦汉以来的书籍，多至一千六百九十余种，这些书到清朝还能得见的不到十分之二。
明成祖时敕修的《永乐大典》是清《四库全书》的蓝本—《四库全书》另一部分的来源是抄录或购买民间藏书，从其体例看，也是类书，它将每种书全文割裂，分韵排列，例如《易经》先列“蒙”卦，《诗经》先列“大东”篇，《周礼》先列“冬官”为首，其中所采用的古书善本，有些到后世也不传的。清康熙时所编《古今图书集成》也是类书体裁，所引用的古书，因为受到类目的限制，很多都不是全文记载。同时期敕撰的《佩文韵府》，是分韵排列的类书。
丛书是将多种书集合在一起刻印的。原书全文贯串，不加割裂、颠倒及删削，便于阅读。这跟用来方便检索的类书不同。丛书也有保存古书的作用，因为有些书内容少，单行本不容易保存，只有编入丛书，才易于流传。唐宋人所谓的丛书，实际上多是文集或笔记，只有宋代左圭所辑《百川学海》是有名的一部丛书。
一般的丛书，都是古今人著述合刻，也有少数丛书，是一人著作合刻的。前一种丛书，张之洞《书目答问》中举出五十七部，如《汉魏丛书》、《清武英殿聚珍版丛书》、《玉函山房丛书》、《律逮秘书》、《学海堂经解》、《粤雅堂丛书》、《平津馆丛书》等，认为这些丛书保存了有关经史实学的古书，且校刊精当。第二种丛书，张之洞也举出五十部与考订经史有关的，如《亭林遗书》、《船山遗书》、《东壁遗书》之类。
中国古籍过去流传日本而本国反失传的也不少，清末黎庶昌、杨守敬从日本收回一部分，影印为《古逸丛书》。日本人天瀑山人刊《逸存丛书》，其中都是中国已失传的书。
就《四库全书》的体例看，也是一部丛书，不过特别庞大而已，但没有包括当时全国一切的书，有触忌讳或认为无用处的书不收或仅存目录。阮元编有《四库未收书目》。《四库全书》总编纂人是纪昀，分编戴震、邵晋涵等三百六十人。共三万六千册。抄写员一千五百人，经九年后抄成七部，分存北京（两部）、奉天、热河、扬州、镇江、杭州等处。一九二〇年赠予法国一部，太平军战争时毁去两部，英法联军之战毁去一部。
《道藏》也是一部丛书，是道家诸书的总刻，其中所收，除儒家书《易经》等外，其他周秦诸子也多收入，且多系古本，清代学者多根据《道藏》本以校正通行的子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