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人读历史而知古人之行为，辨其是非，究其成败，法是与成者，而戒其非与败者，此人类道德与事业所以进步也，是历史之益也。
正史
从古至今，学者对历史的研究都很重视，史的地位仅次于经。史部典籍很多，占重要地位的就是正史。所谓正史，是政府出资组织编写的史书。每逢朝代更替，新一朝的政府就会派一批人编写上一王朝的全史，累积到清朝，这样的史书有二十四种，称“二十四史”，以下是这些史书的名称和作者：
二十四史截止到明代，共三千两百三十九卷。清朝至灭亡，官修的正史一直未完成。民国初年设有清史馆，由赵尔巽主持编修。到一九二八年编成一部未被审定的史稿，共五百三十六卷，目录五卷，命名“清史稿”，草草付印后不久被禁。
开明书店将柯劭忞所编撰的《新元史》加入，印制发行“二十五史”。《新元史》于一九二〇年完稿，经当时的政府明令列入正史，内容比《元史》正确详细。
二十四史中最被重视的是《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四史”。过去的历史爱好者们常有个说法：二十四史不必全读，但这四史却是必读之书，特别是《史记》、《汉书》，文笔优美，不仅可作为史书阅读，也可作为文学作品来欣赏。
正史的体例，由司马迁开创，班固继承其总体风格，略加改动，后续的作史者便完全模仿了。
正史的所记叙的内容不一定是真实准确的，但比较全面详细，是史学者研究历史的重要材料。
《史记》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完备的史书。在它之前的重要史籍，如《春秋》、《左传》、《国语》、《战国策》、《世本》等，作者司马迁大概都参考过，内容大致都相合，只有《竹书纪年》跟《史记》中的叙事多有不相符之处。《世本》内有《帝系》、《世家》、《传》等，可看作《史记》体例的蓝本。
《史记》以人物为历史的中心，作十二“纪”叙说帝王的历史，三十“世家”讲述公侯，七十“列传”为士庶事迹，共有一百二十篇，这些篇目是书的主要部分。其他还有《平准书》、《河渠书》、《封禅书》等八“书”记述政事，十个“年表”贯通岁月。
《汉书》体例与《史记》大体相同，只是将“书”改名“志”，如《艺文志》、《食货志》等；将公侯们的事迹编入“列传”，取消了“世家”的名目。两者最大的区别就是：《史记》是通史，《汉书》是断代史。
《史记》包含的年代，上自黄帝尧舜，下至汉武帝；《汉书》始于汉高祖，终于王莽新朝灭亡。自《汉书》以后，所有正史都是断代史，只有南北朝时期的历史，除各代分开撰史外，也有通论各代的《南史》和《北史》。《五代史》因时间短促，没有再分。各书的内容体例，大都是仿照《汉书》形式。
读正史最好是选读。如果要看政治大事，可读“帝纪”，以及相关人物的传记部分。如果想知道上一代的典章文物，可读“志”或“书”；如果研究经济史，须读《艺文志》、《经籍志》等，补充些《儒林传》、《道学传》一类的传记。
编年史
编年史是按照年月次序排列，与纪、传、表、志等形式不同。最早的编年史本应该算是《春秋·左传》，可因为它被称为经，所以第一部编年史也有说法是东汉荀悦所撰写的《汉纪》。
宋时司马光撰写的《资治通鉴》是最著名的编年史。这部书从战国时期一直讲到五代，涵盖了一千三百六十二年间的重要历史事件。这本书的选材主旨是专取“有关国家盛衰、生民休戚，其经验教训可资学习者”。鉴于它的政治参考价值，宋神宗赐名“资治通鉴”。其他的编年史书有《续资治通鉴长编》（李焘）、《九朝编年备要》、《西汉年纪》、《靖康要录》、《两朝纲目备要》、《宋季三朝政要》、《元史续编》等。朱熹所编的《通鉴纲目》十分著名，与《资治通鉴》并称“两通鉴”。明清时候的学者依据它们所编的简单历代史，称为“纲鉴”，如袁了凡、王凤洲所编的《纲鉴》、《纲鉴易知录》等。清朝的乾隆皇帝敕撰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清时的毕沅编撰的《续资治通鉴》也很重要。
纪事本末
纪事本末体的史书也叫“类史”，始于宋代的袁枢所写的《通鉴纪事本末》。这类书不以人为中心，而是以事为中心，分类编排，每篇叙述一个历史事件，前因后果，发生过程，样样详述，缺点是史实间缺少横向的联系。宋时类似的史书还有章冲的《左传事类始末》及徐梦莘的《三朝北盟会编》。明代陈邦瞻的《宋史纪事本末》、《元史纪事本末》，清代谷应泰的《明史纪事本末》，高士奇的《左传纪事本末》，与《通鉴纪事本末》合称“五纪事本末”。清代魏源专门记述清代军事的《圣武记》、马骕记述上古至周末史实的《绎史》，也很重要。
别史
别史是私人著述的一类史书，体例和正史相类似，如宋代郑樵的《通志》，有本纪、世家、列传等，和正史差不多，所以史部分类将其列入别史。
《通志》主要是叙述历代典章文物的二十略，属于过去史部分目中的“政书”，和《通典》、《通考》有关联，现代将其列入文化史或制度史一类。
清代蒋良骐写的《东华录》，讲述的是清朝天命至雍正六朝的历史，也是别史中较为著名的，后来王先谦把它的内容扩大，续编了以后乾隆至同治等五朝的历史，称为“十一朝东华录”。
《通志》一书，纪传的内容从上古讲到隋朝，礼乐政刑的内容，则讲到唐代。其中列传，全仿《史记》、《汉书》的分类形式，不以个人为标题。其分类有后妃、宗室、外戚、忠义、孝友、义行、独行、循吏、酷吏、儒林、文苑、隐逸、宦者、游侠、刺客、滑稽、货殖、艺术、佞幸、列女、载记、四夷等。
《通志》二十略的名称是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法、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昆虫草木诸略，是郑樵独创的门类。
清朝乾隆年间，官方仿照《通志》编撰了《续通志》和《皇朝通志》。《续通志》纪传从唐代开始，诸略从五代开始，列传中增加了孔氏后裔、贰臣、奸臣、叛臣、逆臣等传，去掉了游侠、刺客、滑稽、货殖等门类，二十略的内容则多有增补。《皇朝通志》的二十略名称依旧，但内容有增减。
政书
记述制度文物沿革的史书，在过去的史部分类中称为政书。创作这种史书的是唐朝的杜佑。杜佑搜集上古至唐孝宗、代宗时代的材料，参考刘秩《政典》及《开元新礼》等书，分八类编纂，完成了《通典》一书。这八类是：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刑、州郡、边防。杜佑说：“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可说是见识独到。
清朝的乾隆皇帝下旨命人撰写《续通典》，从唐肃宗至德元年开始，到明崇祯末年，近一千年间的典章制度，编纂得简明扼要。又编撰了一部记录清朝制度的《皇朝通典》。两书都仿照《通典》的篇目，只是在刑典中分出了兵典。
比《通典》更加详备的同类著作，首推元代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作者在自序中说：“门分类别：曰天赋，曰钱币，曰户口，曰职劳役，曰征榷，曰市籴，曰土贡，曰国用，曰选举，曰学校，曰职官，曰郊社，曰宗庙，曰王礼，曰乐，曰兵，曰刑，曰舆地，曰四裔，俱效《通典》的成规；自天宝以前，则增益其事迹之所未备，离析其门类之所未详；自天宝以后，至宋嘉定之末，则续而成之。曰经籍，曰帝系，曰封建，曰象纬，曰物异，则《通典》未有论述，而采摭诸书以成之者也。为门二十有四，卷三百四十有八。”
马端临的书，乾隆时也有续编。一个是《续文献通考》，叙述宋、辽、金、元、明五代事迹，于马书郊社、宗庙内分出群祀、群庙，扩充到二十六门，内容有比马书详密处。一个是《皇朝文献通考》，记载颇详，卷帙颇详，卷帙与马书差不多。
以上杜佑的《通典》、马端临的《通考》，郑樵的《通志》合称“三通”，再加上乾隆皇帝敕撰的六种续编，称为“九通”。以前有句老话说“秀才不读九通，还只算不通”，可知这几部书的重要性。三通在内容上虽有重复的地方，但也各有特点。《通典》简明扼要，《通考》详明周密，《通志》精于考订，注重细节。因而三种书同时流行。研究中国社会经济史、学术史等专史，它们都是必备资料。
稗官野史
所谓稗官野史一类，大概是指私人笔记、记述掌故轶闻，可以作为官书的一部分补充或另一种视角。比如太平天国的历史。太平天国自身的记载完全被清政府清除，民间散落有零星笔记，保存了部分真相。前代的野史，如宋末郑思肖的《心史》、明末的《扬州十日记》、《风倒梧桐记》等，对民众的民族意识曾产生过深刻的影响。
杂史是不以中央政权为纲领的史书，体裁和正史不相类似，内容很有体系，可与正史相参证。例如《国语》叙春秋时事，是分国叙述的；《战国策》讲战国时纵横捭阖的活动，也是分国叙述的。这两书是司马迁著《史记》的重要参考书之一。
传记是指《孔子编年》、《朱子年谱》、《名臣言行录》那一类的书。清代李元度所著的《国朝先正事略》，道光以前的主要人物都有，是清代史的重要参考资料。
其他史书，有所谓“载记”者，如《吴越春秋》、《安南志略》、《朝鲜志略》等；“史抄”者，如《两汉博闻》、《通鉴总类》等；“职官”者，如《历代职官表》、《百官箴》等；“时令”者，如《岁时广记》等；“诏令奏议”者，如《两汉诏令》、《历代名臣奏议》等。以上所列都是次要的史料，可为研究专门史的学者提供参考。
学术史
学术史是四库史部中没有的类别，但有些著作体系完备，内容专一，可作为学术史来研读，如《汉书·艺文志》、《隋书·经籍志》等。
清朝初年，黄宗羲的《明儒学案》可算是一部良好的学术史。书中对明代各学派源流、代表人物和学说内容、观点做了系统的介绍说明，对王阳明学派的讲述尤其精彩。作者对各家的不同或相反的观点，都会站在比较客观的角度来叙说。
此书完成以后，黄宗羲又打算写《宋元学案》，书未完成便去世了，后经全祖望、王梓材两次续编完成。相较而言，《宋元学案》的体例更为合理一些。每一个学案之前做了列表，详细说明词派师友弟子的关系。其次是各代表人物的小传，后面就是学术观点要义的摘编。
清朝是学术发达时期。记录前半期学术史的著作，有江藩的《清朝汉学师承记》和《清朝宋学渊源记》。记录整个学术发展历史的，有梁启超及现代学者钱穆各著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梁启超还编了一本《清代学术概论》，可算作简读本。钱穆的学术史偏重宋学一派，叙述详细。梁启超的学术史相对比较全面，他对汉学家的考证工作万分钦佩，对自己所属的今文派叙述得尤其精彩。
史评
史评包括三类著作：史学方法论、史论、史的考证。
史学方法论，即评论作史方法的，如刘知几的《史通》、章学诚的《文史通义》。
史论，即借史实的讨论来表现作者对时事的意见，如王船山的《宋论》、《读通鉴论》。
史的考证学，即以考证史书间记载的异同，论述各时代史实的特点，如王鸣盛的《十七史商榷》、赵翼的《廿二史劄记》、钱大昕的《廿二史考异》。
史学方法论的著作，是关于史的本身的讨论，是我国固有的学科，也是社会科学中的一个重要方面。通过史论，可以了解那些评论对象的内容，也可把它当作研究作者思想的资料。史的考证学对了解史实及选择阅读的史书都有很大的帮助。
刘知几是唐朝的史官，根据他的专门研究及工作经验，著有《史通》，详论作史的方法，分内外篇四十余篇，有独到的见解和犀利的批评。内篇开始的两篇《六家》、《二体》，分析了唐以前史书的六种体例，即尚书家、春秋家、左传家、国语家、史记家、汉书家，其中《左传》和《汉书》可以为作史的标准。他认为，这六家正代表了记言、记事、编年、国别、通古纪传、断代纪传的六体。他所选择的就是编年与断代纪传两体。
刘知几认为，《春秋》虽然是按年月次序，但内容过于简单，如同大事年表一样。《史记》和《汉书》虽然同是纪传体，但《史记》是通史，对秦以前的历史记述不详，同时它所依据的经、子、史的古书多流传于世，所以《史记》不太完备，条理性不强，又和其他的书多有重复，不如断代史的《汉书》完善。
刘知几提倡断代史，这是他站在史官的立场上得出的结论。历朝官修史书，都觉得断代史更为方便，内容详细完备又不至于重复。刘知几主张要记载事实的真相，不赞同因个人褒贬而歪曲事实的春秋笔法。他有疑古的精神，对《论语》、《孟子》等诸子书都认为不甚可靠。
章学诚曾过着游幕生活，修过地方志。他的《文史通义》分内外篇。内篇兼论文史及一般的学术，外篇专论方志。他的论史观点可归纳为四点：第一，六经皆史。第二，史家分记注和撰述两种。记注是搜集并保存史料的，撰述是史书的著作。第三，通史一体，足以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如《史记》及郑樵的《通志》。第四，史学须分科，注意地方史的编修及史料的保存。
中国史书自《春秋》起，就有以史为鉴的立意。朱熹的《通鉴纲目》把三国时的刘备作正统，也是一样的道理。而刘知几、郑樵、章学诚、王鸣盛等都主张照事直书，不加褒贬，这可说是科学的治史态度。
历史哲学
汉朝大儒董仲舒所著的《春秋繁露》是历史哲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其次是宋朝邵雍所著的《皇极经世》。董仲舒是用阴阳五行之说来解释整个宇宙的，他把阴阳五行的理论应用到历史的变化上，就创立了三统循环的学说。
董仲舒认为，世运有黑统、白统、赤统，循环交递，周而复始，如夏尚黑，商尚白，周尚赤，即三统的象征，继周的统治者应该为黑统。历代帝王创建新朝，都须改正朔，易服色，就是表示天命的改变，这和三统论有关联。
邵雍的《皇极经世》，说天地之终始为一元，一元有十二会，一会有三十运，一运有十二世，一世有三十年，这样算来，一元有十二万九千六百年，一元告终，天地坏灭，此后就是一番新天地，重新开辟。这样的推算，结合六十四卦，就是由一年十二月，一月三十日，一日十二时的数目推算出来的。他又说现在的世界，正如已开的花朵，虽然正盛放，却已显出衰机。所以他认为尧舜时代是黄金时代，此后就是一代不如一代了。清末的康有为根据《公羊传》春秋三世之说而提倡进化观，认为世界由据乱世进到升平世，再到太平世。
新史学受外来影响而发生，强烈地冲击了传统历史观念。
著作中，新史家认为，过去史书是写给帝王或贵族等少数人看的。现在应以全民为读者对象。过去史书是为死人而作的，如帝王纪传、私家墓志家传等都是颂扬死人功德，现在应为生人而作。过去为警戒后世，往往记录失真，现在应以客观记述为主。
同时，史的范围应以收缩为扩张。过去史外无学，天文、历法、官制、刑法……史书里无所不包，后来专门研究发展，渐渐成为独立学科，因而历史范围应当缩小。例如二十四史中的《天文志》，从《汉书》一直到《明史》，总不厌其烦地记载那些星座运行，这些都属于天文学的范畴，史书不应容纳。史书所应记载的是天文学史，比如何时发现中星，何时发明岁差，关于恒星、行星的辨别，盖天、浑天的争论都有哪些观点发展，等等，这是天文史应该记载的。如此，历史书既可以把各科学术还给那些学术本身，同时又记载了每种学术及一切文化事业的发展历程，因而这收缩也是扩张。
新史家们还认为，过去史书无论是编年体还是纪传体，大体都是片断性地记录，或缺乏同一时间发生事件的联系，或没有前因后续的发展联系。史家缺乏创新意识，现在应大胆进步突破。过去注重人名、地名的记载，偏重政治或影响格局的大事变，现在应关注一般人物、事物的变迁历史。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可作为新史学的代表。他的史观有些方面虽不免旧俗，但治史方法确是科学的，可说是新史学的开路者。
在新史学者们的努力下，在清末民初，史学的工作获得了初步的业绩。
史料方面。删除过去帝王起居注一类的史料，另外发现许多新的史料。
殷墟甲骨文及古器物的发掘。孙诒让、罗振玉、王国维、董作宾、郭沫若等都有研究报告。如王国维的《殷墟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续考》，证实了《世本》和《史记》中殷商帝王谱系的真实性。
西域考古的发现。罗振玉曾据此编成《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古续编》。
清代内阁大库档案的整理。首先是罗振玉在京城的市场中发现。一批档案已当成废纸卖掉，将运往造纸厂化作纸浆。罗振玉重金收买，编《史料丛刊》十册。另一批还没卖掉的被当时的历史语言研究所保存整理，编成三集《明清史料》。
各民族文字的发现。中国历史上的一些民族文字已经泯灭，现在的人已经不能通晓。如辽、金、西夏文，随着北方各处石刻及地下发掘，逐渐被发现，还有西北各地的佉卢文、回鹘文、粟特文等。有关西南边疆民族的文字，有丁文江整理编辑的《爨文考释》一书。
研究工具的丰富。如地质学、考古学、古生物学、解剖学、金石学、语言文字学等科学，都为史料的鉴别提供了便利。
史学著作的突破。五四运动以后，以疑古精神为中心的国故整理运动，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尽了一种开辟道路的职责。
历史是最艰难的学问，各种学科的知识它全部需要。因为历史是记载人类社会过去的活动的，而人类社会的活动无一不在大地之上，所以尤其密切的是地理。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
—顾颉刚 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曾任北大研究所国学部助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