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说：“文武之道，一张一弛。”有张无弛不行，有弛无张也不行。张弛结合，斯乃正道。提倡糊涂一点，潇洒一点，正是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的。
——季羡林 曾任北京大学教授、系主任、副校长
万物亦有亦无
◎玄学应运而生
东汉末年，黄巾大起义失败后，各地诸侯割据，经过长期混战，形成了魏、蜀、吴三国鼎立的局面。公元280年，西晋政权完成了全国的统一，但是只维持了非常短暂的几十年，就被少数民族统治者推翻。
从东汉末年到西晋，战乱几乎持续了近百年，在这段时期中，儒学一家独尊、至高无上的地位发生动摇，一种新的崇尚老庄、调和儒道的哲学——玄学应运而生。
“玄”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老子》一书：“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王弼在《老子指略》中说：“玄，谓之深者也。”玄学，即研究幽深玄远问题的学说。
魏晋玄学以简约、精致的思辨哲学而著称，一方面它在政治上继承了汉儒尊崇孔子的思想，另一方面又改造了老庄哲学，可以说是儒家名教思想和道家自然思想的综合。它以《老子》《庄子》和《周易》为主要研究对象，并以《老子》《庄子》批注《周易》。例如：王弼写作的《周易注》与《周易略例》两书，就是以老庄学说解释《周易》的代表作。
“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贯穿不变的核心议题。“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玄学的发展
魏晋玄学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其一为魏代的“正始之音”，这时期是玄学的开创阶段，主要代表人物有何晏与王弼，他们以《周易》《老子》为理论论据，盛倡“贵无”，鼓吹“言不尽意”，主张“名教出于自然”，为门阀士族利益服务。
他们认为，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有”是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并认为世界的本体“无”是绝对静止的，现象的“有”是千变万化的，运动着的“万有”最后必须反本，归于“虚静”。
在政治方面，何晏与王弼崇尚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
其二为竹林时期，主要代表人物为阮籍与嵇康。他们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带有强烈的反对儒学的倾向，与何王学派对立。同时他们又都对庄子隐世逍遥的思想非常欣赏，并以消极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
其三为西晋元康时期，是玄学的综合期和完成期，代表人物是郭象。郭象的玄学，是在魏晋之际向秀《庄子注》思想基础上发展起来的。郭象的玄学，以庄学为主，反对何晏﹑王弼的学说，提出了自己的玄学崇有论思想。他主张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世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本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
其四为东晋时期，代表人物是僧肇，核心思想是“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
自西晋短暂的统一之后，从永嘉之乱到东晋政权建立，社会处于动荡与分裂中，这给佛教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土壤。东晋一朝为清谈后期，清谈只为口中或纸上的玄言，已失去了政治上的实际作用，转变为名士身份的装饰，并且与佛教结合，呈现出儒、道、佛三位一体的发展趋势，因此，这一时期也可以称为“玄佛合流”。
天人之际是奇才
◎玄学理论的奠基人
魏晋玄学开创阶段的代表人物是王弼，可以说他就是魏晋玄学理论的奠基人。
王弼出身于官僚世家，他的曾外祖父是东汉末年号称“八俊”之一的荆州牧刘表，继祖父则是“建安七子”之一的王粲。优越的成长环境，再加上他个人的努力，最终成就了一代少年奇才。
王弼小的时候非常勤奋好学，对于儒、道两家的学说都有独到的见解。他还是个少年的时候，就为《老子》作注。当时正值玄学的领袖何晏也为《老子》作注，听说了这件事情之后，便亲自去翻阅。看过之后，何晏自愧不如，将自己的著作改名为《道》《德》二论。
当时的何晏已官居吏部尚书，年龄比王弼大将近四十岁，其学术、政治地位都非常显赫，但仍对这个二十岁不到的少年在学术上的见解赞叹不已，认为王弼是可以与自己探讨“天人之际”这样哲学难题的人。由此可以看出，少年王弼在学术见解方面，已压倒了他的前辈。说他是玄学理论的奠基人，名副其实。
之后，何晏推荐王弼担任台郎一职。不过王弼高傲不群，为人有些刻薄，时常以自己的优点和别人的缺点比较，而且说话从来不给别人留余地，得罪了不少人。加之他也不善于打理政务，没多久便把官职丢了。
同年秋天，王弼身染重病，最终不治而亡，年仅24岁。
◎万物以无为本
虽然王弼的人生很短暂，但其学术成就卓著，著有《周易注》《周易略例》《老子注》《老子指略》《论语释疑》等。他的哲学思想归结为一点，就是认为天地万物都是以“无”为本，在有形有象的事物背后，有一个无形无象但更重要的东西在支配着它们，这个无形无象的东西称为“无”。
“无”即自然，因此名教出于自然。王弼将名教的产生也看做是自然而然的。既然名教出于自然，那么统治者就应该根据“自然”的原则来管理国家，即“无为而治”。
根据“以无为本”的原则，在王弼的哲学里还衍生出“得意忘象”——只重视精神而忽视形式——的思考方式，这对中国古代诗歌、绘画、书法等艺术理论也有一定影响。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就深得这种思考方式的精髓。他的名诗：“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完整地体现了这一意境。采菊东篱、悠然见山、日夕鸟归等情景的美好，以及触景生情的感悟，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已忘言”三字将读者带入了一个新的高远的哲学境界。
放浪形骸皆自然
◎无声的抗争
一篇《与山巨源绝交书》，一曲《广陵散》，让后人记住了“嵇康”这个名字。
嵇康，字叔夜，因曾在朝中担任中散大夫的官职，后人又称他为“嵇中散”。嵇康年轻的时候聪明好学，博览群书，无师自通，但是个性骄纵，超然不群，这种性格深深地影响了他的为人处世。
音乐中寄托着嵇康清静无为、崇尚自然的思想。他爱好音律，演奏古琴的技巧非常娴熟，在当时是首屈一指的高手。他创作的音乐作品还被隋炀帝作为科举取士的条件之一。此外，他在书法方面的造诣也很高。
嵇康不但才华出众，而且相貌堂堂，一表人才。他的好朋友山涛形容他：站立时就如孤松独立；醉态时犹如玉山将崩。最让后人铭记的，还是嵇康放浪形骸的性格和不畏权贵的态度。当时司马氏把控朝纲，对文人采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态度。嵇康坚决不顺从，为此还写下了《与山巨源绝交书》的千古名篇。
他家门前有一棵大树，他就在树下架起个炉子打铁，同为“竹林七贤”之一的向秀帮他拉风箱。本来风度翩翩的美男子落魄为满身脏汗的打铁汉子。为了免遭迫害，嵇康正是用这种玩世不恭的态度，作着无言的痛苦抗争。
◎广陵一曲成绝响
在哲学方面，嵇康崇尚自然，认为“自然”是宇宙本来的状态，是一个有规律的、和谐的统一整体，其中没有任何矛盾冲突，而人类社会又是自然的一部分，也本应是一个无利害冲突的和谐整体。他认为名教破坏了这种和谐状态，因此在人与社会关系方面，主张“越名教而任自然”。
怎么才能做到这样呢？嵇康主张，一个人心神安宁，内心就不会充满欲望；一个人思想豁达，情感就不会受到欲望的约束。内心不求名利，就可以超越名教的牵绊而处于自然的状态中；情感不受欲望束缚，就能够透彻地了解事物。
这就是说一个人不仅要冲破传统的道德规范的罗网，而且要抛弃功名、利禄和其他一切个人欲望、个人得失。
嵇康另一个比较著名的观点是“非汤武而薄周孔”，这个观点带有鲜明的历史特色，明确地扛起了反对儒家的大旗。
当时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魏政权，将虚伪的儒家礼教作为实行政治阴谋的工具。嵇康对当权派这种卑鄙的手段非常反感，因此，他反对的名教，是司马氏集团提倡的虚伪名教，并不反对维护封建纲常的名教，所以他又强调儒家礼乐的作用，认为真正的礼乐教化可以达到移风易俗的目的。
这些主张为嵇康招来了祸端，他最终遭到钟会陷害，被当权者判处死刑。
在临刑的时候，三千太学生前来拜嵇康为师，并向当权者请愿，希望能够赦免嵇康，但被当权者拒绝。
在生命的最后一刻，嵇康为前来送行的人们弹奏了一曲《广陵散》，之后便从容不迫地引颈就刑了，时年39岁。
随着一代大师的远去，《广陵散》也成为当世绝曲。
◎赠秀才[1]入军（其二）
息徒兰圃[2]，秣马[3]华山。流磻[4]平皋[5]，垂纶[6]长川。
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俯仰自得，游心太玄[7]。
嘉彼钓叟，得鱼忘筌[8]。郢[9]人逝矣，谁与尽言。
【注释】
[1]秀才：指地方推荐给朝廷的有才德之人。一般认为，此处“秀才”指的是嵇康的哥哥嵇喜。
[2]兰圃：长着兰草的野地。
[3]秣马（mò）：饲养马匹。
[4]磻（bō）：指在系箭的绳子上系一块石头。
[5]皋（gāo）：水边的陆地。
[6]纶：钓鱼的渔线。
[7]太玄：大道。
[8]筌（quán）：捕鱼的竹器。《庄子·外物》：“筌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筌。”“得鱼忘筌”比喻得意忘言的样子。
[9]郢（yǐng）：古地名，是春秋时期楚国的都城。
多一点随意，少一点羁绊
◎拥有绝对自由的人
在我国历史上，有一位用眼睛来表达内心强烈情感的人，他就是阮籍。
阮籍，字嗣宗，魏晋思想家、文学家，因曾做过步兵校尉，后世又称他为阮步兵。
阮籍与嵇康齐名，同为“竹林七贤”中著名人物。
历史记载，阮籍有一项稀奇的本事，就是能为“青白眼”。遇到不喜欢的人，阮籍就只瞪出白眼球；遇上他尊敬赞赏的人，他才露出黑眼珠。
阮籍的母亲去世，嵇康的哥哥嵇喜前来吊唁，阮籍就翻着白眼，致使嵇喜不快离去。嵇康知道后，由于了解阮籍的性格，就干脆拿着酒坛和琴去看他，阮籍果然高兴。其豪放不羁、不拘俗礼的个性由此可见一斑。
才华横溢的阮籍，深处政治黑暗的年代，抱负难以实现，内心异常苦闷。在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阮籍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巧妙地和司马氏周旋，不敢明显地顶撞，另一方面又用嬉笑怒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
被压抑的个性反映到阮籍的文学作品中，塑造了他隐晦曲折的文风。八十二首五言《咏怀诗》是阮籍文学成就的代表。其中，有对人生困境的思考，有对自由境界的追求，有玄远旷达的情怀，也有人与自然水乳交融的终极目标。
在思想上，阮籍是推崇道家的学说的，他反对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礼教来压迫下层民众。这些哲学思想则主要体现在《达庄论》《通老论》和《大人先生传》等作品中。
在《通老论》中，阮籍总结了老子的哲学观点，他说：“《易》谓之太极，《春秋》谓之元，《老子》谓之道。三皇依道，五帝仗德，三王施仁，五霸行义，强国任智，盖优劣之异，薄厚之降也。”阮籍认为，道家的“道”是要胜过儒家的“仁”“义”的，而且今人不如古人。
《达庄论》是阮籍对庄子思想的阐发。他虚构了一个故事，假托一群信奉儒家的青年人和一位领悟宇宙人间大道的“先生”之间的一场辩论，阐述了庄子的思想。阮籍受当时最流行的老庄思想和玄学的影响，在关注人的现实生活困境的同时，吸收老庄的理论，构筑自己理想的精神境界。
阮籍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追求。在他的理想中，只有内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精神才能得到彻底的解脱，拥有绝对的自由。他高贵的人格魅力和独特的生命存在方式，令其在中国人文历史的时空中熠熠生辉。
◎咏怀（节选）
其一
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
薄帷鉴明月，清风吹我襟[1]。
孤鸿号外野，翔鸟鸣北林[2]。
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
【注释】
[1]帷：帷幔。鉴：照。襟：衣襟。
[2]孤鸿：离群的大雁。翔鸟：飞翔的鸟。
其三
嘉树下成蹊，东园桃与李[1]。
秋风吹飞藿[2]，零落从此始。
繁华有憔悴，堂上生荆杞。
驱马舍之去，去上西山趾[3]。
一身[4]不自保，何况恋妻子。
凝霜被野草，岁暮亦云已[5]。
【注释】
[1]嘉树：东园的桃李树。蹊：小路。
[2]藿：豆叶。
[3]西山：这里指首阳山，相传是叔齐和伯夷隐居的地方。趾：脚边，这里的意思是山脚下。
[4]一身：自身。
[5]被：覆盖。亦云已：也已经完了。
享受天然人生
◎口若悬河的郭象
郭象，字子玄，河南洛阳人，西晋时期玄学家，做官的职位是黄门侍郎、太傅主簿。郭象喜好老庄的学说，非常善于清谈。他年轻的时候，已经是一个很有学问的人，对于日常生活中发生的现象，他都会仔细观察，然后思考其中的道理。因此，他的知识十分丰富，对于事情总有独到的见解。
成年后，很多人推荐郭象去做官，他都拒绝了，而是把研究学问和谈论哲学作为人生的追求。过了些年，朝廷又派人来聘请他。无奈之下，他只能答应了，担任了黄门侍郎一职。到了京城，郭象专心读书，知识渊博，他讲解问题时不仅把事情的道理讲得非常透彻，还常深入浅出地附上自己的见解，因此人们听他谈论学问时，都觉得受益匪浅。
当时有一位太尉王衍，非常欣赏郭象的口才，经常在别人面前称赞郭象说：“听郭象说话，好比悬在山上的河流奔泻，直往下灌，从来没有枯竭的时候。”后人就以“口若悬河”来形容人谈吐流利，能言善辩。
可见，郭象的口才和学问在当时都是一流的，这都体现在他留给后人的主要著作《庄子注》一书。
◎名教与自然的统一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哲学，受到当时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带着鲜明的时代特点。
司马炎继承了父亲司马昭的晋王之位，几个月后逼迫魏元帝曹奂将帝位禅让给自己，国号大晋，建都洛阳。没多久，西晋王朝就实现了全国统一。
政治的稳定和经济的发展，对人们的思想也产生了重大影响，一个非常显著的特点就是，儒道对立渐渐发展成为儒道调和。这个观点的代表人物就是郭象。他认为道家的自然与儒家的名教是一致的。
当时的玄学讨论离不开“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和他的前辈不同，郭象不赞成把名教与自然对立起来，他认为名教完全符合人的自然本性，而人的本性的自然发挥也一定合于名教。他说，仁义等道德规范就在人的本性之中，一切贵贱高下等级，都是“天理自然”“天性所受”，人们如果按照“天性”来生活，那么名教的秩序就自然安定了。因此，名教与自然两者是不矛盾的。
在这个理论的基础上，郭象形成了自己的“独化论”体系，主张名教即自然，自然即名教，天地间一切事物都是独自生成变化的。如果万物没有一个统一的根源或共同的根据，那么万物之间也没有任何的资助或转化的关系了。
以现代的观点来看，郭象的理论还有很多不足，但是符合当时主流的思想趋势，撑起了魏晋玄学发展的重要阶段。
我欲成仙
◎藏在金丹中的长生不老术
道教，在魏晋时期称太平道，它的传播因黄巾起义的失败而走向低谷，到了东晋，道教逐渐从低谷中崛起，道教的神仙理论也初成体系。这以倡导神仙道教的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所著的《抱朴子·内篇》为标志。
葛洪，字稚川，号抱朴子，东晋著名炼丹家、医药学家、道教理论家和实践家。葛洪一生颇为坎坷传奇，他生于一个破落的官僚贵族家庭，童年生活无忧无虑，终日骑马、习武、游玩。13岁时，父亲遭到排挤，郁郁不得志而去世，家道从此中落，葛洪只得依靠耕田砍柴奉养母亲。
困苦的生活令葛洪开始思考自己的人生，他深知读书的重要性，开始借书览阅，问学解疑。16岁便开始读《孝经》《论语》《易经》《诗经》等经史书籍。
西晋末年，政治黑暗，葛洪报国无门，逐渐产生了修道炼丹的想法。于是他隐居在罗浮山，开始精研道术，终成为当时博学多闻的学者。
葛洪的著作很多，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抱朴子》一书，全书分为《内篇》和《外篇》。后人通常将《外篇》作为他儒家思想的代表作，《内篇》作为他道家思想的代表作。
在《抱朴子·外篇》中，葛洪畅谈时政得失，托古讽今，评论民间世俗，主张任贤举能。他认为在乱世中，当权者应该对儒、墨、名、法诸家兼收并蓄。他还认为，文章应该与德行并重，立言应当有助于教化。《外篇》流传下来的有五十篇，鲁迅先生阅读之后，称赞其为“论及晋末社会状态”的代表。
在《抱朴子·内篇》中，葛洪不仅对战国以来的神仙理论和神仙方术作了全面总结，还将道教的戒律与儒家的纲常名教相结合，强调“欲求仙者，要当以忠孝、和顺、仁信为本。若德行不修，而但务方术，皆不得长生也”，也就是说修仙必须积累善行、慈悲为怀，不能只重视修行。他还强调人不能单纯地将隐世山林作为唯一的人生目标，要想真正的得道成仙还要建功立业，完成好“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使命。
另外，葛洪也是炼丹史上一位承前启后的大家，他在《金丹》和《黄白》两篇中，系统地总结了晋以前的炼丹成就，记载了大量的古代丹经和丹法，具体地介绍了一些炼丹方法，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原始实验化学的资料。
《抱朴子》将玄学与道教神学，方术与金丹，儒学与仙学，丹鼎与符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归纳，从而确立了道教神仙理论体系，在我国道家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众神的传说
道教的神仙体系经历了一个由多到少，由简单到复杂的演变过程，汉魏两晋是道教神仙体系的初创时期，两宋是其最后的“编订”时期。
其中，我们比较熟知的有“三清、四御、五老君”。
“三清”的总称谓是“虚无自然大罗三清三境三宝天尊”，是指天神所居住的三处圣境，即玉清、上清、太清三清境；也指居于三清仙境的三位尊神，即玉清元始天尊、上清灵宝天尊、太清道德天尊。
此外，“三清”还是道家哲学“三一”的象征。《道德经》曰：“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是浑然天成的一个整体，它逐渐幻化生成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生成天地万物。道家认为“用则分三，本则常一”，后来道教根据这个衍化出居于三清胜境的三位尊神，因此三清尊神在道教神仙体系中地位最为尊贵。
“四御”是道教天界尊神中辅佐“三清”的四位尊神，所以又称“四辅”。他们的全称是：紫微北极大帝、南极长生大帝、勾陈上宫天皇大帝、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
一般认为“三清”是宇宙万物的创造者，“四御”是统率天地的万神。
在“四御”之中，玉皇大帝是最受崇拜的。紫微北极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天经地纬、日月星辰，统率三界星神和山川众神；南极长生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人间寿天祸福；勾陈上宫天皇大帝协助玉皇大帝执掌南北极与天、地、人三才，并主宰人间兵革之事；承天效法后土皇地祇协助玉皇大帝执掌阴阳生育、万物生长和大地河山。
“五老君”是指地位与“三清”平齐的五位天神，即东方安宝华林青灵始老君、南方梵宝昌阳丹灵真老君、中央玉宝元灵元老君、西方宝金门皓灵皇老君、北方洞阴朔单郁绝五灵玄老君。
“五老君”是道教早期尊奉的神灵，据说位于山西省介休市的绵山就是五方神灵会见群仙的地方。
◎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八仙，是道教在民间广为流传的八位神仙。
在明代以前，关于八位神仙的名字有很多种说法。明代作家吴元泰的小说《东游记》问世以后，八仙的名字基本确定为：铁拐李、汉钟离、张果老、蓝采和、何仙姑、吕洞宾、韩湘子、曹国舅。
铁拐李，姓李，名玄，又叫李凝阳、李洪水、李孔目。传说他出生于唐朝开元年间，仪表堂堂，在终南山学道。有一次他元神出窍，肉身被老虎吃掉，无奈之下投身于一个跛脚乞丐，于是就变成了一个蓬头卷须、黑脸巨眼的丑陋汉子。铁拐李经常背一葫芦，据说里面装着仙丹妙药，专门治病救人。
八仙中名气仅次于铁拐李的是汉钟离。传说，他一出生就有3岁孩童那么大，天生福相，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成人后，他官居朝廷的谏议大夫一职，后来隐居终南山，得道成仙。他的形象常常是袒胸露乳，手摇大扇，头上扎两个小髻，悠然自若，十足一个闲散的汉子。
张果老是八仙中年老的一位，本名“张果”，因年纪最高，人们尊称其为“张果老”。传说中他背负一个道情筒，倒骑白驴，云游八方，劝化度人。
吕洞宾可以称得上八仙中流传故事最多的一位了，全真道奉他为“纯阳祖师”。同时，他也是八仙中最有人情味的一个，英俊潇洒，手持宝剑，为民除暴安良，斩妖除怪。
八仙中唯一的女性是何仙姑，相传她出生的时候紫云缭绕，头顶上有六道霞光，从小智慧敏捷，聪敏过人。13岁时，何仙姑在山中遇到了吕洞宾，吃了吕洞宾赠送的一只仙桃，从此不饥不渴，身轻如燕，并能预知人生祸福。她的形象是一位手挎花篮的姑娘。
蓝采和是一位玩世不恭，似狂非狂的行乞神仙。他身穿破衣衫，手持三尺多长的大拍唱板，在城市里边走边唱。他唱的最多的是：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红颜三春树，流年一掷梭。
手持长笛的英俊斯文少年就是韩湘子了，据说他是唐朝大文豪韩愈的侄子，生性放荡不羁，不好读书，只爱饮酒，后来吕洞宾化名“官无上”，前来传道，点化韩湘子，助他成仙。
八仙中排名最后的是曹国舅，他的形象和其他七位迥然不同，他头戴纱帽，身穿红袍官服，手持玉板。相传，他是宋朝皇帝宋仁宗曹皇后的长弟，名景休，志在清虚，不慕虚荣，不喜富贵，后来因弟弟枉害人命，羞愧之下，隐居山林，由汉钟离、吕洞宾点化，列入仙班。
八位神仙的形象、穿着各有特色，传说是分别代表着男、女、老、少、富、贵、贫、贱，他们手中的宝物，檀板、扇、拐、笛、剑、葫芦、拂尘、花篮八物被称为“八宝”，代表八仙之品。因为八仙都是凡人得道成仙，所以在民间受到普通大众的广泛喜爱。
思想界三分天下
◎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
晋武帝死后不久，“八王之乱”爆发了。匈奴贵族趁机攻进洛阳，俘虏晋怀帝，并将洛阳洗劫一空，西晋王朝从此元气大伤。同时，曹魏以来迁居塞内的游牧民族也乘机起兵称帝，全国又陷入分裂混战的局面。
动荡和混战的社会大环境，给人们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灾难，但却给佛教的传播培植了良好的土壤。佛教所宣传的“生死轮回”“因果报应”等思想，把人们的眼光从痛苦的现实转移到无法验证的来世幸福上，让民众得以从现实的苦痛中得到些许解脱。
佛教的大乘空宗思想和老庄玄学思想有很多共同点，它们一个讲“空”，一个讲“无”。当时，玄学思潮盛行，佛教徒们为使佛教得到更广的传播，纷纷以玄学来解释印度的佛学，于是佛教玄学就此产生了。
后人还用了一个学术名词“玄佛合流”来概括这种现象，这一阶段的主要代表人物有道安﹑支遁﹑僧肇等，其中，以僧肇的思想影响最大。
僧肇俗家姓张，陕西西安人，小时候家里很穷，所以靠佣书为生。他经常帮别人誊写、编录典籍，因此得以博览群书。
少年时代，僧肇非常喜爱玄理，对于老子和庄子的文章爱不释手。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接触到了《维摩经》，经过仔细的阅读和思考，僧肇确定了自己毕生的追求和目标，因此出家为僧。
僧肇出家之后，对佛经进行了深入辟理的研究，21岁的时候，已经得到了广泛认可。
当时，天竺高僧鸠摩罗什接受姚兴的邀请，在甘肃地区传播佛法，僧肇便慕名前往，两人由此结缘。之后，他跟随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开始参与佛经的繁杂翻译工作。
在追随鸠摩罗什的十多年里，僧肇是其门下最年轻的、在学术上最有成就的弟子。由他参与并编订的经论，千百年来成为佛教徒众公认的权威版本。另外，他本人还著有《物不迁论》《不真空论》《般若无知论》和《涅槃无名论》。
他的这四部著作，以佛教的思想为宗旨，并结合了老庄的哲理，阐述了一系列哲学命题。
不仅如此，僧肇还对魏晋玄学作了总结，最后完成了魏晋玄学思维从“贵无”到“崇有”再到“合有无为一”的认识过程。
僧肇认为玄学的“贵无”思想与“崇有”思想都是偏颇的理论，“合有无为一”才是真谛。他说，客观世界从其本体的角度来看，是虚幻不实的，因此是“空”便是“无”，但这虚幻不实的客观世界又是可以用各种现象表现出来的，所以从现象的角度来看，又是“有”，只是这种“有”是虚假的，是“假有”。这样，“有”和“无”就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所以现象和本体应当结合起来看，不能偏执于一方。
可惜的是，他只有31年的生命。如果僧肇能享有高寿，那么他对佛教思想理论上的贡献肯定会更大。
◎禅学大行其道
坐落在洛阳市东的白马寺，是佛教传入我国后兴建的第一座寺院，有中国佛教的“祖庭”和“释源”之称。一般情况下，人们都将白马寺的修建作为佛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事件。
佛教在传入初期，被当成神仙道术一类，流传并不是很广。西晋末年，动荡的社会为佛教传播提供了有利的客观环境。
到了东晋十六国时期，佛教已经普及社会的各个阶层。西域僧人佛图澄被后赵统治者尊为“大和尚”，他除了宣传佛教以外，还参与军政大事的决策。
佛教在南北朝时获得了空前的大发展。
宋、齐、梁、陈各代帝王大多数崇信佛教，其中以梁武帝萧衍尤为突出。他既是皇帝，又是佛教信徒，既是佛教实践家，又是佛教理论家。萧衍自称“三宝（佛、法、僧）奴”，四次舍身入寺，都由朝廷用重金赎回。他亲自下令修建了大批寺庙，亲自讲经说法，著书立说，举行盛大的斋会。
根据史书记载，当时梁朝有佛寺2846座，僧尼82700余人，只都城建康的大寺庙就有700多所，僧尼信众达万人。
北朝虽然在北魏世祖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时发生过禁佛事件，但总的说来，北朝历代帝王也都竭力扶植佛教，并热衷于凿窟雕像。北魏文成帝就在大同开凿了云冈石窟；孝文帝迁都洛阳后，为纪念母亲，营造了龙门石窟。
在当朝帝王和士大夫的支持下，佛教的传播更加深入。顿悟渐悟的辩论、神灭神不灭的斗争，盛行一时，出现了涅槃、成实、三论等学派。
南北朝的佛教也因地域等原因，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北方偏重崇信禅学，注意修行；南方则偏于玄谈义理。
佛教哲学蕴藏着极深的智慧，它对宇宙人生的阐述，对人类理性的反省，有着深刻的见解。经过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吸收、消化和发展，佛教已在中国扎下根来，逐渐融入中国人的思想，奠定了中国思想界“儒、释、道”三分天下的格局的基础。
挑战神学统治
◎人生就如同一树花
南北朝时期，佛教经历了爆发式的传播，形成一股重要的社会势力。寺庙通过香客、皇室、政府等捐赠的金钱、土地，开始依附农民，经营商业，从中获得巨大财富，逐渐形成了相对独立的寺院经济。
一方面，寺院经济的无节制发展，引发出很多新的社会矛盾和经济矛盾。另一方面，灵魂不死、轮回报应等已经“变形”的佛教消极思想弥漫于朝野，笼罩着社会的各个角落。
当时的统治者将佛教作为统治民众的工具，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来修建寺庙，劳民伤财。在这样的背景下，一部在中国哲学史上具有非凡意义的著作——《神灭论》诞生了。这本书的作者是南北朝时期著名的唯物主义思想家范缜。
范缜的父亲去世得比较早，家里只有他和母亲两个人，生活很是清贫。20岁以前，他一直跟随当时著名的学者刘瓛学习。范缜性格直爽，能言善辩，喜欢直言不讳地说出自己的观点，而且总是习惯穿着草鞋，步行外出。
由于他对学习和生活的态度都与众不同，对世间事物也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所以授业的老师们都对他另眼相看，并亲自为他举行标志成年的加冠礼。
长大以后，范缜博通儒家经典，尤其精于“三礼”，即儒家经典《仪礼》《周礼》《礼记》。
范缜生活的年代，从皇帝到平民都笃信佛教，南齐的宰相萧子良就是其中之一。他在郊外有一幢别院，常常在那里招待文人墨客，喝酒谈天。
有时候，他也会邀请一些佛教法师，宣扬佛法。那些法师宣传，人死之后灵魂是不会一起消失的；一个人的富贵或者贫贱都是注定的，是前世的因果报应，今生无法改变。
这些说法是一种非常消极的人生观，会极大阻碍个人的成长和社会的进步。于是，范缜大胆地站出来，号召大家不要相信那一套。
萧子良听说后，亲自质问范缜：“你不相信因果报应，那么，为什么有的人生来富贵，而有的人生来就贫困呢？”
范缜答道：“打个比方，人生就如同一树花，虽然同在一根树枝上，但突然刮起了大风，有的花瓣就随风飘到富贵人家的坐垫上，有的就飘到人家的厕所里。”
萧子良一时间没明白，范缜接着解释：“落在坐垫上的就像您，落在厕所里的就像我。贫贱富国就是这么回事，和因果报应没有丝毫关系。”
回到家后，范缜专门写了《神灭论》，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观点。
在《神灭论》中，范缜提出“神即形也，形即神也，是以形存则神存，形谢则神灭”的观点。他认为人的形体和精神是不分离的整体，形体是精神的本质，精神只是形体的作用；精神和形体的关系，好比一把刀和锋利的关系，没有刀，就不能起锋利的作用；没有形体，自然精神是无法存在的。这就从根本上否定了佛教所宣扬的因果报应。
在文章的最后，范缜还谴责揭露了当时帝王和世家大族佞佛所引发的社会危机。
范缜那坚持唯物主义的无神论思想和为捍卫真理勇于斗争的无畏精神，在千百年来的中国哲学史上始终闪烁着耀眼的光芒。
◎神灭论（节选）
问曰：“子云[1]神[2]灭，何以[3]知其灭也？”
答曰：“神即[4]形也，形即神也。是以[5]形存则神存，形谢[6]则神灭也。”
问曰：“形者无知[7]之称，神者有知之名，知与无知，即事有异，神之与形，理不容一，形神相即，非所闻也。”
答曰：“形者神之质[8]，神者形之用[9]，是则形称其质，神言其用，形之与神，不得相异[10]也。”
问曰：“神故[11]非质，形故非用，不得为异，其义安在？”
答曰：“名殊[12]而体一也。”
问曰：“名既已殊，体何得一？”
答曰：“神之于质，犹[13]利之于刃，形之于用，犹刃之于利，利之名非刃也，刃之名非利也。然而舍[14]利无刃，舍刃无利，未闻刃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
【注释】
[1]子云：你说。
[2]神：指精神活动，也含有灵魂的意思。
[3]何以：怎样，怎么样。
[4]即：就，这里指相连，离不开。
[5]是以：因此，所以。
[6]谢：衰亡凋零。
[7]知：感觉，知觉。
[8]质：物质，有时专指人体。
[9]用：作用。
[10]异：不同，分离。
[11]故：本来。
[12]殊：不同。
[13]犹：如同，好像。
[14]舍：舍弃，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