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皇位的颠覆，由于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军阀官僚派三种势力共同的动作所致，依前章所述的事实，已经是很明了的。此后进于中华民国的初期，约七八年内，也便是这三大派势力的活动时期。这三大派势力，在根本的精神上和活动的方式上，有大相差异之点，就是革命派的行动常是激进的，主动的，不计当前利害的；军阀官僚派的行动常是固守的，被动的，对于当前的利害计较最切的；至于立宪派，其计较当前利害与军阀官僚派略同，但不如他们的固守，也不如革命派的激进，有时候处于被动，也有时候参加主动。高一涵尝评论这一派说：“这党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这是很确切的评论。因为立宪派的精神性质上是这样，所以自推倒清帝制以来，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常常是革命派和军阀官僚派对抗的斗争，而立宪派则处于因利乘便的地位。民国初期的政治，情势大略如此。此种情势在辛亥革命时已经表现，例如武昌一发难，各省咨议局立宪派的领袖如汤化龙辈，都加入革命活动；汉阳的激战表面上是革命军和清军斗争，实际上便是革命军和北洋军阀斗争的开始；在两方议和的当中，表面上是民军与清廷的争执，实际上也便是革命派与北洋军阀派暗斗的开始；并且在此暗斗开始的期中，立宪派已经不满意于革命派，采取左袒北洋军阀的方针了。从临时政府北迁，到国会第一次破毁（一九一二年春至一九一四年春初），可称为革命派（即国民党）与北洋军阀斗争的初期，因为立宪派和一般苟安的国民都左袒北洋军阀，革命派一时失败。其经过的事实，分节叙述如次。
一、政党的产生与演化
同盟会在清帝制推倒以前，只是一种秘密的革命团体，还不能作为公开的政党。在清朝末年，形式上成为公开的政党的，只有由“国会请愿同志会”演进而成的宪友会。当宣统二年（一九一〇年）资政院成立后，该院中由各省咨议局所选出的议员（大都是“国会请愿同志会”的人物）和敕选议员臭味不同，两相对抗，于是前者便组织一个宪友会；敕选派的议员为对抗宪友会起见，也组织一个宪政实进会；还有一小派的人又组织一个辛亥俱乐部。这三个政团虽然都是站在君主立宪的范围以内，但是后面两个（宪政实进会、辛亥俱乐部）是纯粹的官僚团体，到清帝制推翻时，便全然消灭；只有那个宪友会可算是后来进步党的老祖宗。宪友会除了在资政院内俨然成为一个政党外，并且有许多院外的人物参加，在各省设有支部，如直隶的孙洪伊，湖北的汤化龙、胡瑞霖，江苏的沈恩孚、黄恩培，山西的梁善济，奉天的袁金铠，江西的谢远涵、黄为基，湖南的谭延闿，福建的刘崇佑、林长民，四川的蒲殿俊、罗纶等都是该会各支部的领袖。自武昌革命军起，到民国临时政府成立，几个月间，革命派的同盟会和立宪派的宪友会，都起了绝大的变化。表面上第一个变化为同盟会由秘密变为公开，而宪友会的旗帜消灭。但是最大的变化，还是两派的“化分”与“化合”。这种化分与化合的作用化来化去，一时政党林立，好似“雨后之笋”，直到第一次正式国会成立的前后，又化成革命派与立宪派对立的两个大党：前者为国民党，后者为进步党。这种化分化合的经过情形极其复杂，几令人不能辨识；但是关系颇为重要，请略为叙述于后：
同盟会原来所标榜的主义有民族、民权、民生三大纲，而辅之以军政、训政、宪政三时期的革命方略；到组织临时政府的时候，三时期的革命方略已经完全抛弃，就是对于三民主义，也渐渐地黯然失色了。因为在组织同盟会时，许多党员便只认定一个狭隘的民族主义——就是汉族对于满族谋光复。清帝制一倒，许多革命党员以为目的已经达到，以前结合的原因消失，于是分化的作用便起来了。同盟会要人章炳麟，在辛亥革命以前已和孙中山有很深的隔阂，到辛亥光复事毕，便与同盟会分离，改组中华民国联合会：这是由章炳麟领导的化分作用的开始。湖北方面的孙武、蓝天蔚、刘成禺等，原来也都是同盟会派的人物，现在也和张伯烈、饶汉祥等拥戴黎元洪为首领，以湖北人为中心，组织一个政团，叫作民社：这又是分化作用的一个表现。
立宪派的宪友会在资政院时代，以君宪为目标；现在因为目标消灭，也不能不起化分作用：汤化龙、林长民等率领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等率领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共和统一党；又有籍忠寅、周大烈等一部分人化分而成一个国民协进会。
上面所举，是革命立宪两派最明显的各自化分。有了化分作用，便立即又起化合作用。在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当然还是同盟会的干部人员握重权，而该会中的少年党员妄自骄功，举动暴烈，干部领袖不能节制，同盟会便为人所诟病；于是凡非同盟会的团体与由同盟会化分出来的团体，渐有互相结合以抗同盟会的趋势。章炳麟所改组的中华民国联合会，与往昔预备立宪公会的领袖张謇等，以江浙人士为中心，联合而组成一个统一党，这是第一步的化合。接着统一党又与籍忠寅等的国民协进会、湖北团体的民社，联合而组成一个共和党，便是第二步的化合。此时汤化龙等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孙洪伊等的共和统一党，尚未十分活动；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积极与同盟会为对抗行动的，还只有化合的共和党。同盟会以民权党自命，共和党则以国权党自居；同盟会对袁世凯谋防制，共和党则拥护之；前者诋后者为御用党，后者则诋前者为暴民党。但两党议员在参议院中皆不及半数，而共和党有袁世凯的军阀官僚势力与相援接，故参议院的行动常为共和党所操纵；于是又有最重要的第三党及其他各种小党，再起后来的大化合作用。
所谓最重要的第三党便是统一共和党。该党的重要人员有谷钟秀、张耀曾、欧阳振声、殷汝骊、彭允彝、吴景濂等，他们所拥戴的总干事为蔡锷、王芝祥。这一党的人士，有从前加入过同盟会的，也有不曾加入过的，有从前与立宪派发生过关系的，也有不曾发生关系的。这一党在精神性质上，可以说是介于所谓“民权党”与“国权党”之间。它在北京临时参议院中也有二十五个议席（同盟会与共和党各四十余席），所以有举足轻重之势；并且在各省的支部也有六七所，所以是重要的第三党。
所谓其他各小党：（一）陈锦涛、徐谦、许世英、牟琳、陈箓等以伍廷芳为会长的国民共进会；（二）温宗尧、王人文等以岑春煊、伍廷芳为名誉总理的国民公党；（三）董之云等的共和实进会；（四）张国维等的民国公会；（五）潘鸿鼎等的国民党（此非由同盟会改组之国民党）；（六）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及国民新政社等：这都是与后来的大化合有关系的。以外还有所谓自由党、社会党种种名目，都不过昙花一现便不见了。
大化合作用，发动于同盟会干部的宋教仁。宋在当时的同盟会中，除了最高领袖孙、黄以外，算是最露头角，政治手腕极灵敏，政治常识也比较充足，能为他党所推重，政治热也达于最高度。民党名士章士钊感于无意味的小党林立，在《民立报》上发表“毁党造党”之说，主张国内所有各党一律毁弃，大家相互研究，弃小异，取大同，求出一个大同大异之点来，造成对立的两大党，以为实现责任内阁制度的良好基础。宋教仁的政治理想恰与章说相合，他党的重要人士也有极赞成章说的，于是宋教仁首先展布他的敏捷手腕，与那个重要的第三党——统一共和党的人士相提携；原来统一共和党的重要人士多与宋为知交，感情极融洽；在民元八月，同盟会便与统一共和党及国民共进会、国民公党、共和实进会几个小党合并而改组国民党：这便是国民党的大化合。
共和党本是由统一党、民社、国民协进会三党化合而成与同盟会相对抗的；同盟会既化大为国民党，共和党的情势却与相反，一方面虽然吸收了民国公会和前国民党两个小党进来，章炳麟派的统一党却依旧分了出去。不过统一党仍旧与共和党，一致对抗由同盟会化成的国民党罢了。
前此由宪友会化分的共和建设讨论会和共和统一党，本与梁启超派是气类相感的，到民元十月，梁启超回国，想在国内政治上有所活动；此时正式国会的选举将进行，汤化龙、孙洪伊等当然想在正式国会中取得重要的政治地位；于是便将共和建设讨论会、共和统一党合并而为民主党，加入梁启超为该党领袖，又吸收共和俱进会、共和促进会、国民新政社几个小党，以扩大民主党的组成成分，这便是民主党的化合。
因此当第一次正式国会议员选举时，竞选的党派，有最大的国民党，及与国民党相对抗的共和党、统一党、民主党，共计四党。以三个分立的小党对抗一个大党，况且此时各省的政治机关大半还是操在革命派的人手里，所以选举的结果，国民党大获胜利，其余三党皆归失败。于是三党为在国会里面对抗国民党起见，乃合并而为进步党：这便是进步党的大化合。
民国初期政党变化图
民国初期的政党，有几种特色，为欧美各国政党所罕见的：
一、党员的跨党：往往一个党员，既挂名于甲党，同时又挂名于乙党，甚至并挂名于丙党的。这种跨党行为，有非出于本人的意思的，也有出于本人的意思的。前者大概为被拥戴的假领袖，在拥戴的团体，想借他作面子上的装饰品，被拥戴的碍于情面，也便以挂名于党作敷衍的应酬品；后者则直以入党为竞权牟利的工具，好比狡兔的三窟，此种党员最为可耻，但在民国初期却视为平常（到洪宪帝制推倒以后尤为特甚）。
二、党议不过是空洞的招牌：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与立宪党本各有鲜明特异的旗帜；及清帝制一倒，两方的旗帜，都变得不甚鲜明；渐至小党分立，党义的异同更难识别；例如同盟会（在公开以后）、统一党、统一共和党，在未化合为大党以前，各方所标举的政纲实难找出多大的差别来，请看下表：
我们试看前表，除了同盟会的“主张男女平权”一条为当时的他党所难容许外，其他各项虽有详略的不同，绝少彼此不能容许的处所；即如同盟会所标准的“促进地方自治”，倘若在不妨碍中央应有的权力范围内，亦可为他党所容许。至于统一党，和统一共和党所标举的条款尤为相同；但在事实上，统一共和党老早便与同盟会提携，而统一党则一合于共和党，再合于进步党，而与同盟会为政敌。可见党义自为党义，政争自为政争，最初分党的真正原因与所揭举的党义没有十分的关系。后来统一党并入共和党，再并入进步党，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各方所揭举的党纲都有变化。其最大的变化就是彼此都采至简单的项目，至有含蓄的语句，解释起来，很有弹性，可以立异，也未尝绝对不可求同，请看下表：
观前表，国民党弃了同盟会的“男女平权”，把同盟会的“力谋国际平等”变作“维持国际和平”，这是因为俯就被并合的他党以扩党势，所以把党纲改就温和了。但与共和党及进步党的立异处，也只有“发展地方自治”的一项；对方认此足以减杀中央统一的权力，所以要与它立异；但它也主张“促成政治统一”，又未见得与对方的“国家主义”、“强善政府”绝对不相容了。总之，当时分党的真意义，不能全从表显于外的党纲上去寻求；党员的精神上虽含有集权、分权的差别，但在国民党方面的最高党首孙中山，却不是主张分权的，并且在特定时期以内也主张集权的（原来的革命方略，在军政、训政两时期中，当然要采用集权的办法），不过绝对不主张把国家一切大权集于不可信托的枭雄一人身上；在对方的共和党及进步党方面，也未尝不赞成地方自治，但认此时居于中央的当局非有绝大的权力，不能维持统一。打开窗子说亮话，两方都只注意在袁世凯一人身上；一方防制袁世凯，一方拥护袁世凯；这便是两党对抗的真意义，党纲不过是一种空洞的招牌罢了。
三、一切党都没有民众作基础：中国的民众，几千年来站在积极的政治活动范围以外，除了到最困苦的时候，对于某一方面表示消极的反对意味外，绝没有积极主动的意思表示；又因经济落后的原故，不曾产生出明显的阶级差别利益来，因此亦不能形成明显的阶级差别利益的团体。所以自有政团以来，都是没有民众作基础的政团，政团不过是读书绅士阶级的专用品。在辛亥革命以前，革命党和立宪党虽然都没有民众作他们的后盾，但因为清廷的恶政与满汉民族的反感，在民众心理上发生了一种消极反对清廷的意味，所以革命党倚仗这种民众的消极反满意味成功。清廷颠覆后，所有的政党都与民众不生关系，都成了水上无根的浮萍，在势都没有成功的希望；但因同盟会下层的无知党员骄纵失态，未免惹起一部分人的恶感，牵引民众消极反对的动机；又因民众厌乱偷安，颇希望有名的袁宫保给与他们一种“无为而治”的快乐；以此国民党首先处于危险的地位，国民党亡，而进步党亦不能幸存。
上面三点，都是民国初年的政党，与欧美的政党特异的处所；但比起洪宪帝制乱后，南北混争时代的政党来却又有天渊之别了。因为民国初年的政党虽然有党员跨党、党义不着实、没有民众作基础的弱点，但尚有集权、分权的精神差别可言，尚有标举出来的党纲可见；南北混争时代的政党全然变为个人的私党，除了什么“韬园”、“静庐”、“潜社”，什么胡同十二号，什么大街二百号，什么系的名号以外，便只有金钱和官位；“党纲”两字全然听不到有人说及了。所以我们虽不满意于民国初年的政党，比起后来的狐群狗党来，不能不承认前者还有政党的意义，还有受责备的价值。至于国民党和进步党后来失败的经过情形及其原因，待至以后各节，随时再述。
二 内阁的更迭与政党的关系
临时政府的北迁，已算是袁世凯在暗斗开始的时候，得了胜利。此时革命党所期望在将来战斗制胜的工具，就只有《临时约法》上的责任内阁制；但是袁世凯哪能够受这种工具的制服呢！从唐绍仪内阁到赵秉钧内阁，这种约法上的工具，全成废物。所以成为废物的原故，就是因为法律制度的背后没有民众拥护的力量；民众并不知道这种法律制度是他们的生命所托，应该出力维护的。当时的党人只知道要造成责任内阁制，须造成拥护内阁的政党，不知道拥护内阁的政党，还要有民众站在它的后面去拥护它。从唐内阁到赵内阁，同盟会派的人只恨内阁不能全操入己党手中，以为还是党势太弱，极力扩张党势；非同盟会派的党人也深恐内阁完全落入同盟会派的手中，一方面极力反对政党内阁之说，一方面也极力造党与之相抗。袁世凯却只是暗笑；他早把当时的人民心理，看得极透；把所谓政党，任意玩弄；把所谓内阁制直踹在北洋军警的铁蹄下面。我们试看唐内阁的倾倒和所谓陆内阁赵内阁的改组经过，便知没有民众作后盾的政党与内阁制度，皆为无用的工具。
一、唐内阁的倾倒 当提出唐绍仪为第一任内阁总理时，革命党与袁世凯两方面，都认唐为最适当的理想人物。唐在南下议和时，早已同情于革命党，到清帝退位后，并已加入同盟会；所以在革命党方面极愿意拥戴他作总理。在袁世凯方面，认定他是自己的私党，必能和赵秉钧一样可以指挥如意，因为二人的关系最深，断不至有互相龃龉的情事。（袁、唐之相识始于朝鲜，当袁在朝鲜总理营务时，维新党人朴泳孝等设宴于邮局，诱杀闵泳翊，袁世凯率队往邮局弹压，至税务司穆德麟宅，欲入，见一人持枪当门，意气凛然，不许入，袁麾兵稍退，询其名，乃知为局员唐绍仪，时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袁告以故乃许入，自此袁甚器重唐。是为袁、唐相知之始。袁在小站练兵时，徐世昌为总理营务处，唐绍仪副之。及袁为山东巡抚时，唐以道员随往山东，办理外交，又派唐总司商务局事。袁调任直督时，特保在东抚任内出力人员，称唐“才识卓越，谙练外交，请记名简放”，旋又奏调随行；到任后，即奏请以唐署津海关道。袁在直督任内，赵秉钧为袁办巡警，唐则袁之外交重要人物；至光绪三十年，唐以津海关道奉旨以四品京堂候补，往西藏查办事件，袁又奏留，未准，自此唐在外交界渐露头角。及袁以外务部尚书兼任军机大臣，袁、唐关系尤密。故袁认唐为己所卵翼而成之人才，与赵秉钧无异，必能听其指挥。）但是唐的头脑比较清新，不若其他的北洋官僚，只知有私党，不知有公责；虽然与袁关系很深，要他作袁个人的走狗，袁就认错了他了。他虽然也不是同盟会的元老党员，但他既居在内阁总理负责任的地位，要他放弃责任以内的权力，也是决不肯的。因此在唐的个人人格上，已含有与袁不能相容的成分。加以阁员的分配，新旧杂糅（内务、陆、海三部为袁党，财部为共和党，农林、司法、教育、工商四部为同盟会），意见又不一致；内务总长赵秉钧，从未到过国务会议的席上（问其不出席之理由，则曰：“会议时关系本部之事物至少，而现在维持秩序之事诸关重要，故以不赴为便。”见《远生遗著》）。唐内阁成立后，第一个难问题是财政；财政之所以难，就是除了向外国借款，便无财政可言。而财政总长熊希龄对于借款意见，便与唐不相合；当时帝国主义的银行团（初为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在清末组织的，后又加入日、俄两国，为六国银团）想垄断中国借款，藉此致中国财政的死命；唐欲冲破银行团的罗网，向比国银行交涉小借款，触犯了英美等四国帝国主义的大怒，熊原不主张比国小借款，见四国银行团发怒，越加恐慌，因此问题，唐、熊之间时起龃龉；熊欲以辞职拆唐内阁的台，以至在国务会议席上，牵惹熊、蔡（元培）的口角，又引起了章炳麟的移书向内阁谩骂，唐内阁已有不安之势。加以总统府与总理的暗斗，到直督问题发生，唐就不能不走了。
唐任总理以后对于袁的行动，处处不肯放松，袁第一次向参议院发布的宣言书稿，即经唐绍仪改纂后发表（见《远生遗著》）；有时总统府发下的公事，唐以为不可行的，即行驳回，甚至在总统府与袁面争不屈；总统府的侍从武官看见唐到，每每私相议论，说：“今日总理又来欺侮我们总统了！”但是袁起初也能容忍。到了直督问题发生，袁认为是自己的生死问题，就绝对不肯容忍了。先是参议院在南京议决接收北方统治权案，有各省督抚一律改称都督，咨议局改为省议会，都督由省议会公举的规定；直隶的民党，运动直省议会已公举王芝祥为直隶都督。此时的王芝祥是附于革命党的要人，举他作直督，就是因为袁世凯既不肯南下，想用革命派的直督去监视他。唐绍仪方在南京组阁，也赞成此议，因以王芝祥督直电袁。未报可，而直省的民党坚持不肯让步。唐入北京后，又以王督直之说请于袁，袁当面许可，唐因此电王来京，并以王督直之说报告直省绅民。但是王芝祥一到北京，所谓直隶的五路军界忽发出反对王芝祥的通电，袁便以军界反对为口实，委王赴南京去遣散军队，唐总理对于王的委状拒绝副署，说政府不宜以军队反对的原故失信于人民；袁则谓除令王督直外，诸事皆可听总理之命，竟以不曾副署的委状交王，唐于次日（即六月十六日）即提出辞国务总理之呈，不告而去。这是袁世凯作临时总统后第一次使用北洋军阀的武力抵抗约法上的钳制（所谓责任内阁制），巩固自己的根本地盘，所谓“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管什么副署不副署，责任不责任呢！实际上，《临时约法》此时已经等于废纸，而那些反对同盟会派的参议员和新闻记者，不知此事关系的重要，因为平素不满意于唐的原故，对于唐的辞职出走，反加以嬉笑讽刺；就是同盟会的议员也只以王芝祥督直的目的不能达到为恨，对于副署的责任问题，好像也并未十分注意，何况一般的人民知道什么共和约法、什么内阁的去留呢？此种问题，莫说在英法，就是在天皇大权的日本，假使天皇发下一道没有首相副署的敕任令来，日本的议会和新闻界要发生一种什么喧嚣的状况？是不是“违宪”、“违宪”的声浪，要震动全国？但在中国当时，不过把它当一个通常的内阁崩坏的问题罢了。除了对于继任的内阁人选，钩心斗角去经营，对于违宪的问题，竟好像“熟视无睹”。可怜他们，还在那里“是丹非素”的争政党内阁呢！
二、陆内阁组织的波折 唐绍仪辞职出走后，同盟会的四阁员也联袂辞职，熊希龄、施肇基也不能安于其位，依愿免官。于是同盟会派的人以为混合内阁不能维持阁议的一致，倡政党内阁之说；共和党知道本党尚无组阁的希望，又恐怕内阁竟被同盟会夺了去，便主张超然内阁的主义。这种超然主义之说恰合袁世凯的脾胃，因在当时的“买办外交家”里面选出一位“驯顺如羊”的陆徵祥来，充国务总理之任。当陆被提出于参议院求同意时，同盟会的议员极端反对，共和党则极端赞成；统一共和党的议员（此时尚未与同盟会合并）虽赞成政党内阁之说，以为各党现势都没有单独组阁的希望，因此便与共和党员对于陆徵祥皆投同意票；到六月二十九日，陆竟被任命为国务总理了。但至提出其他六国务员时（唐内阁瓦解时，内务、海陆军、外交四部国务员皆未辞职，故仅补提六国务员），便惹起一个大波澜来。原来陆徵祥久居外国，外国话说得流畅，应酬交际圆满周到，外国人极喜欢中国这种外交家，所以称赞他；袁世凯从前在清外务部尚书任内，奏保外交人员，陆便为被保的四人之一，说他“通达时务，虑事精详，上年在海牙举行第二次保和会派为专使，凡于国体有关事项，据理力争，曾不少诎，尤能洞察列强情势，剀切敷陈，确有见地”（其实在海牙保和会所争得的，就不过是依罗马字母的次序排列国家的名次），于是国内的人士公然把陆徵祥看作一个大外交家。同盟会起初反对他作国务总理，不过是严守党义，尚不知道他是一个全然无用的人；及到七月十八日，陆承袁意向参议院提出六国务员（财政周自齐，司法章宗祥，教育孙毓筠，农林王人文，工商沈秉堃，交通胡惟德）求同意，并亲自到院宣布政见，说出什么开菜单作生日鄙俗不堪的话来，无一语及于政务，于是连曾经投过同意票的统一共和党员，也皱着眉头叫苦。因此多数议员对于所提出的六国务员一律否决，以为不信任的表示。恰好于十九日以后，日俄同盟与英国在西藏自由行动的宣言在各报上露布，外交形势上起了一种大震撼；于是袁世凯的好题目到了，又把他夹袋中的法宝（北洋军阀的武力）拿出来了。首先由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以参议院不顾国家危急的口实，通电各省，痛骂参议院；并用公函半恐吓、半规劝的直达参议院；接着又用被收买的南方军人邓玉麟（前鄂军第四镇统制）、阎鸿飞等联合的名义，通函痛骂参议院。到二十三日，袁世凯又另外选出国务员六人（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工商蒋作宾，交通朱启钤），交参议院求同意。二十四日，又发生几件怪事：有署名军界公启，宣布参议院吴景濂、谷钟秀、殷汝骊等罪状，并牵及谷等主张王芝祥督直事；又有一道匿名的传单，说有取得谷、吴二人之头者赏洋一万元；又有署名“健公十人团”者封送一百零三封信，分配各议员，说若再不牺牲党见，将以炸弹从事；还有一个不知姓名的人用电话通告参议院某某，叫他们注意，军警要对不住他们了。二十五日午前，共和党的参议员刘成禺在参议院嚷着要投票，吴景濂（议长）依多数的主张延期；军警会议公所也于是日午前开特别会议，有主张用兵力解散参议院的。午后，由姜桂题、马金叙（直隶提督）、陆建章（执法处总办）、段芝贵等，假安庆会馆宴请参议员、新闻记者和政界要人，说是联络感情；陆建章在宴会席上演说，极力否认军警有干涉的行为；有一位《北京时报》的总理陈绍唐，却挺身出来替军警卖气力，在席间痛骂参议院，说：“明日再不将六国务员通过，当宣布议员的死刑。”最可惊吓的还是从前的革命党要人、这时候的统一党领袖章炳麟也替袁世凯的军警打边鼓，拉扯张绍曾、孙毓筠、王赓联名电达黎元洪，请他主张许大总统便宜行事。电文云：“武昌黎副总统鉴，借款不成，东使西行，处分支那，已在商议，往返四月，势即瓜分，原其藉口，在中国政府之无能力。政府之无能力，在参议院之筑室道谋，议在锥刀，破文拆字，用一人必求同意，提一案必起纷争，始以党见忌人，终以攻人利己……陆总长名单，以众妒而反对……以致政务停顿，人才淹滞，名曰议员，实为奸府。时不待人，他族入主，当是时议员已各鸟兽散矣，尚能为国民任责耶。追念前清之亡，既由立宪，俯察后来之祸亦在共和。迩来南北智士，佥谓改定约法，尚待来年，急在燃眉，岂可坐候。大总统总揽政务，责任攸归，此存亡危急之顷，国土之保全为重，民权之发达为轻。国之不存，议员焉托。宜请大总统暂以便宜行事，勿容拘牵约法以待危亡。为议员者，亦当重国家，暂合高权，总己以听。此盖众心所同，而未敢冒死以争者也。某等轻材绵力，人微言轻，以公首信大义勋业格天，一言之重，逾于九鼎，为此冒死直陈，不避斧钺，敢请昌言建议，并与各都督协商，速振纪纲，以救灭亡，不胜惶悚迫切之至。”袁世凯乐得暗中“笑不可抑”。到二十六日，参议院将二次提出的六国务员举行投票，除了工商总长蒋作宾一人外，余皆通过（工商总长后以刘揆一充任），于是袁世凯的目的达到——不是通过国务员的目的达到，是他第二次“用军阀武力来试验所谓议会势力的目的达到。自此所谓中华民国已明明白白形成了一个中华军警共和国”。为什么呢？所谓政党领袖，所谓新闻记者，都有愿意作军警的留声机器，附和他们向参议院作示威运动的；而竟没有一个真正的人民团体，对于参议院此次行动有一种公判的表示。平心而论，参议院否决六国务员的举动诚属幼稚，好比小孩得了一具铅刀，随处乱砍，不管有效无效，有害无害；但若谓当时六国务员通过，便于借款和外交上有若何的好影响，否决便生出若何的恶影响，却未必然，因为帝国主义者对于中国趁火打劫的方针并不因此而改变。我所谓他们的幼稚病，就是他们当时所把握的武器明明成了一具铅刀，还不知道是铅刀，拿去向凶恶的猛兽示威；约法成为无用的具文，在不经副署的王芝祥委状上已经表现得很明白，他们可以承认总统下委状不须国务员副署，还要坚持国务员任命的同意权，与小孩的滥试铅刀何异？但是他们仍不心服，到二十七日晚，便有弹劾陆总理失职案的提出，陆徵祥从此称病入医院，不理政务，连续请假至再至三，以内务总长赵秉钧代理。
三陆内阁变为赵内阁 自唐内阁瓦解后，事实上国务院已成了总统府的秘书厅，所有的国务员都惟总统之命是从，国务总理的有无本已无关紧要，不过形式上还是非有这么一个装饰品不可。到九月二十四日，乃以代理国务总理的内务总长赵秉钧正式任命为国务总理，其他国务员一概仍旧，于是陆内阁变为赵内阁了。在否决六国务员的风潮平息后，同盟会已与他党化合为国民党；陆内阁变为赵内阁乃是国民党向北洋军阀停止进攻的表示，不惟停止进攻，并且希望北洋军阀与国民党同化：这是忠厚老实的黄兴一种妄想，孙中山和宋教仁都不以为然。中山在临时政府北迁后，本想把政权尽让于袁世凯，而同党人不赞成，陈其美与黄兴的书中说：“……其后中山先生退职矣，欲率同志为纯粹在野党，专从事扩张教育，振兴实业，以立民国国家百年之大计，而尽让政权于袁氏；吾人又以为空涉理想而反对之，且时有干涉政府用人行政之态度！卒至朝野冰炭，政党水火，既惹袁氏之忌，更起天下之疑。……”当时革命党果采用中山的方针，不和袁斗，专事下层培养民众的工作，确是一个好办法。无奈政治欲最旺的宋教仁辈决不肯从；黄兴却也无可无不可，他把自己南京留守的职务呈请撤销，把所部的革命军队激以大义，不给费解散（因借款为帝国主义的银行团所压迫，遂发愤而为此举），以表示拥护中央的诚意（后来的新旧军阀再不能有此举动）。陆内阁的风潮发生以来，袁世凯屡次电邀孙、黄往北京调和党见，孙、黄因于八九月顷相继入京，袁世凯待以殊礼，又发布所谓八大政纲，说是与孙、黄、黎四人协定的。此时国民党已化合成立，党义主张新旧势力合作，所以孙、黄也极力与袁交欢。不过所谓新旧合作的精神，在国民党中孙与宋与黄各不相同。中山仍主张把政权让给袁氏，己则率其党员尽力于社会的培养开化，所谓二十万里的铁道政策，人家说他是放大炮（“孙大炮”之名由此始），在他是真实的主张：故中山的新旧合作是朝野合作。宋教仁的理想却不同，他是政党内阁主义的急先锋，尝对人说，现在非新旧势力合糅不可，正式大总统非袁公不克当此选，但内阁必须由政党组织，始能发挥责任内阁制度的精神，但不必出于己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总统与政党内阁的合作。黄兴的理想则太老实可怜了，他以为北洋军阀官僚的人士——世界上一切人士——都是和他自己一样的忠厚老实，只要列名于本党，便变成了本党的真实党员，因此逢人便劝加入国民党；他曾劝过杨度，又劝过范源濂，又劝过民主党的全部领袖（在民主党未合并为进步党以前），都不生效。一天，袁世凯向黄表示，想任沈秉堃（沈是国民党挂名的参议）为国务总理，承继陆内阁，但其余阁员仍旧。黄以商之同党，同党人因为沈虽挂名本党，与本党关系太薄弱，而其他阁员又不改组，不愿披这种政党内阁的空名，不若如袁之愿，让赵秉钧由代理变为实任。黄以此告袁，袁因提出赵秉钧为国务总理向参议院求同意，此时参议院国民党已有三分之二的议席（因同盟会与统一共和党合并之故），共和党当然更不立异，所以安然通过。到九月二十四日，陆内阁便变为赵内阁了。这就是国民党向北洋军阀停止进攻的由来。但是赵内阁还不是国民党的内阁；因为忠厚老实的黄兴要用“化男为女”的玄想去化旧为新，便乘势遍说各国务员加入国民党，并劝袁世凯也来作国民党的领袖，说要如此，政府方有后援，政局才能安定：这确是黄兴忠厚老实的见解。袁世凯虽未加入，所有的国务员除了周学熙、范源濂二人及陆、海军两部长外，个个都填写了入国民党的愿书，名义上赵内阁变成国民党内阁了。当时讥讽国民党的新闻，说这不是“政党内阁”，实是“内阁政党”。但在黄兴的意思是想藉此图政局的安定。故他的新旧合作是最老实的新旧合作，是希望北洋军阀官僚与国民党同化的合作。当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时，同盟会的急进分子舍不得“同盟会”三个字的名字；与中山精神相近的人，则嫌把同盟会的精神主义软化了，也老不愿意；温和派“为淘汰流品及融合新旧起见，不能不有此著，若如今日（此指当时的今日言）往往以三数人牵及全体，后来者又显分畛域，颇有附骥之嫌”（此魏宸组主张合并改组的演说词语，见《远生遗著》卷二），故坚持改组采取温和态度，以避当时反对党的指摘；中山既取暂时雌伏主义，无心立即与袁宣战，对于改组的方针，故也取放任的态度。改组时的情形既如此，所以到改组后，国民党虽然说是成立了，依然有上述孙、黄、宋三种不同的所谓“新旧合作精神”。国民党的弱点便伏在此处，宋教仁的生命也便丧在此处，因为他的“新旧合作”只肯把正式总统让给代表旧势力的袁世凯，而内阁必操诸代表新势力的政党。到国民党在国会议员选举战胜后，轰动一时的“宋案”因以发生。
三“宋案”及大借款的风潮
自赵秉钧的“内阁政党”的内阁出现后，国民党在参议院里面和袁世凯的斗争，已告停止。因为此时正式国会组织法及两院议员选举法已经制定公布，临时参议院的议员，大家都忙着预备国会选举的运动去了；所以在民元冬间到二年春初，北京没有什么大可注意的政潮，而在各省的选举竞争，闹得烟雾迷天。国民党挟革命成功的余威，加以合并初成，吸收了无数的投机政客，因此选举揭晓后，国民党独占优势。不过当时的议员，所谓“脚跟无线如蓬转”，好比孙猴子身上的毫毛，有七十二变之神，除了一部分中坚党员以外，大都是挂名几个党的。当选举初揭晓时，国民党号称得众议院议员三百六七十人；共和党号称得众议院议员二百五十余人；统一党又号称得一百数十人；民主党又号称得一百余人；但是法定的众议员通共只有五百余人，现在合计却有七百余人，可见跨党的不少。下面所列的表，比较可靠：
观上表可知国民党议席之多，就是除了跨党的不计外，还可以压倒其余三党。但是国民党的失败也就在此。宋教仁拼命造党，满拟造成有力的政党，和袁世凯及其他敌党作宪政轨道以内的竞争。及国民党选举战胜，便以组织政党内阁的候补者自居，由湘而鄂而皖而宁而沪，到处演说，对于时政的得失，尽意发挥；但他仍主张将来的正式总统以袁世凯为宜，不过内阁非以在国会占有多数议席的政党组织不可。在他以为这种宣传，是先进立宪国政治家应取的态度；但是北洋军阀官僚，绝对不愿意在宪政轨道以内行动；就是和他们有历史渊源的唐绍仪尚被他们排斥，何况他们所目为暴民首领的宋教仁呢！民国二年三月二十日午后十时，宋教仁拟乘沪宁车北上，在沪宁车站被刺，至二十二日逝世。二十三日、二十四等日，捕获行凶犯武士英（即吴铭福）及谋杀犯应夔丞（即应桂馨），并在应宅搜得谋杀证据多种，乃知谋杀犯中尚有国务院秘书的洪述祖和“内阁政党”的内阁总理赵秉钧，并且与袁总统有关系。于是举国人心震动。当此案发生时，袁总统曾电令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四月二十六日，程德全、应德闳电呈袁总统，并通全国，将此案证据宣布；其文附录如下：
……前农林总长宋教仁被刺身故一案，经上海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及法租界会审公堂分别豫审，暗杀明确。于本月（四月）十六、十七两日，先后将凶犯武士英、应桂馨解交前来。又于十八日由公共租界会审公堂，呈送在应犯家由英法总巡等搜获之凶器五响手枪一枝，内有枪弹两个，密电码三本，封固函电证据两包，皮箱一个。另由公共租界捕房总巡当堂移交在应犯家内搜获函电之证据五包。并据上海检察厅长陈英将法捕房在应犯家内搜获之函电簿籍证据一大木箱，手皮包一个，送交汇检。当经分别接收，将凶犯严密看管后，又将前于三月二十九日在电报沪局查阅洪、应两犯最近往来电底，调取校译。连日由德全、德闳会同地方检察厅长陈英等在驻沪交涉员署内，执行检查手续。德全、德闳均为地方长官，按照公堂法律，本有执行检查事务之职；加以三月二十二日奉大总统令，自应将此案证据逐细检查，以期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所有关系本案紧要各证据公同盖印，并拍印照片。除将一切证据妥慎保存外，兹特撮要报告。查应犯往来电报，多用“应”、“川”两密码本。……
本年一月十四日，赵总理致应犯函，“密码送请检接，以后有电，直寄国务院可也”等语，外附密码一本，上注“国务院（应）密，民国二年一月十四日”字样。
应犯于一月二十六日寄赵总理“应”密“径”电，有“国会盲争，真相已得，洪回面详”等语。
二月一日，应犯寄赵总理“应”密“东”电，有“宪法起草，以文字鼓吹，金钱联络，主张两纲：一除总理外不投票；一解散国会。此外何海鸣、戴天仇（即今之戴传贤，当时号急进党人）等已另筹对待”等语（可见破毁国会，在国会未成立前已为该党所主张）。
二月二日，应犯寄程经世转赵总理应密“冬”电，有“孙、黄、黎、宋运动极烈，民党忽主宋任总理。已由日本购孙、黄、宋劣史，警厅供钞，宋犯骗案刑事提票，用照辑印十万册，拟从横滨发行”等语。
又查洪述祖来沪，有张绍曾介绍一函。洪应往来函件甚多，紧要各件撮如下：
二月一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大题目总以做一篇激烈文章，乃有价值”等语。
二月二日，洪致应犯函，有“紧要文章已略露一句，说必有激烈举动，弟（指应）须于题前径电老赵索一数目”等语。（此电即为示意暗杀之发端。所谓“紧要文章”，所谓“激烈举动”，即指暗杀事，“说必有”之“说”者，决非洪自说，亦非赵说，其说者果为何人？可按语气得之。）
二月四日，洪致应犯函，有“冬电到赵处，即交兄（洪自称）手，面呈总统阅后颇色喜，说弟颇有本事。既有把握，即望进行云云。兄又略提款事，渠说将宋骗案及照出之提票式寄来，以为征信。弟以后用‘川’密与兄”等语。（其实所谓宋骗案、所谓提票式都是乌有之事，应犯初欲假此以骗袁世凯之金钱者。）
二月八日，洪致应犯函，有“宋辈有无觅处，中央对此似颇注意”等语。
二十一日，洪致应犯函，有“宋件到手，即来索款”等语。
二月二十二日，洪致应犯函，有“来函已面呈总统总理阅过，以后勿通电国务院，固智（赵秉钧别号智庵）已将‘应’密本交来，恐程君不机密，纯令归兄一手经理。请款总要在物件到后（指宋骗案等），为数不可过三十万”等语。
应犯致洪述祖川密蒸电，有“八厘公债，在上海指定银行，交足六六二折，买三百五十万，请转呈，当日复”等语。
三月十三日，应犯致洪函，有“民立记遁初（宋教仁别号）在宁之演说词，读之即知其近来之势力及趋向所在矣。事关大计，欲为釜底抽薪法，若不去宋，非特生出无穷是非，恐大局必为扰乱”等语。
三月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川，密蒸电已交财政总长核办，债止六厘，恐折扣大，通不过。毁宋酬勋位，相度机宜，妥筹办理”等语。
三月十四日，应犯致洪述祖“应”密“寒”电，有“梁山匪魁，四处扰乱，危险实甚，已发紧急命令，设法剿捕之，转呈候示”等语。
三月十七日，洪述祖致应犯“应”密“铣”电，有“寒电到，债票特别准，何日缴现领票，另电润我若干，今日复”等语。
三月十八日，又致应犯“川”密“寒”电，有“应即照办”等语。
三月十九日，又致应犯电，有“事速照行”一语。
三月二十日半夜两点钟，即宋前总长被害之日，应犯致洪述祖“川”密“号”电，有“二十四分钟所发急令已达到，请先呈报”等语。
三月二十一日，又致洪“川”密“个”电，有“号电谅悉匪魁已灭，我军无一伤亡，堪慰，望转呈”等语。
三月二十三日，洪述祖致应犯函，有“号个两电均悉，不再另复，鄙人于四月七号到沪”等语。此函系快信，于应犯被捕后，始由邮局递到，津局曾电沪局退回，当时沪局已将此送交涉员署转送到德全处。
又查应犯家内证据中有赵总理致洪述祖数函，当系洪述祖将原函寄交应犯者。内赵总理致洪函，有“应君领纸，不甚接头，仍请一手经理，与总统说定方行”等语。（这就是要洪作袁、应之间的关键，不必经过赵的意思。）又查应自造监督议院政府神圣裁判机关简明宣告文、誊写本共四十二通，均候分寄各处报馆，已贴邮票，尚未发表，即国务院宥日据以通电各省之件。（国务院于“宋案”发生后，三月二十六日曾通电各省，谓“据应夔丞二十三日函称，沪上发现一种监督政府政党之裁判机关，并附有简明宣告文，杂列宋教仁、梁启超、袁世凯、赵秉钧、汪荣宝等之罪状，谓俱宜加以惩创，特先判决宋教仁之死刑，即时执行”等语。这是赵应洪等想借此迷惑社会耳目的手段。）其余各件容另文呈报。前奉电令穷究主名，必须彻底讯究，以期水落石出。似此案情重大，自应先行撮要，据实电陈。除武士英一犯业经在狱身故，由德全等派西医会同检察厅所派西医四人剖验，另行电陈，应桂馨一犯，迭经电请组织特别法庭一俟奉准，即行开审外，谨电闻。
我们看了前面的证据，不惟可以断定赵秉钧是谋杀的嫌疑犯，就是袁世凯也不能不被认为谋杀嫌疑犯之一，参以后来应桂馨与赵秉钧暴死的经过，袁之为谋杀犯，尤很明白。（“宋案”初有组织特别法庭开审之议，后因司法总长许世英力持不可，遂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开审数次，原告律师金泯澜等要求非洪述祖、赵秉钧到案不能洞悉确情。上海检察厅于是发有传赵秉钧到案之厅票。洪述祖虽被政府严拿，然安然避居青岛；赵自请辞职，袁仅准其请假安居北京。案悬不能审。应桂馨后乘沪上乱事之隙逃出。至民国二年十一月，应由青岛电政府请昭雪，三年一月，应入京，招摇过市，一月十九日出京，在京津火车中被刺身死，行刺者名王滋圃[据孤愤言，为袁所使]。时赵秉钧为直督，曾通电各处严缉杀应之凶犯，而竟忘应曾为“宋案”凶犯也。应死未久，赵秉钧亦以七孔流血暴亡。孤愤谓：“赵闻应死，曾用电话向袁鸣不平，谓如此，以后谁肯为总统作事。未数日，赵亦暴亡，盖袁恐赵氏终暴其隐也。”洪述祖于洪宪帝制乱后，始被宋教仁之子拿获，控由法院宣告死刑，“宋案”乃结。）袁所以必致宋教仁于死地，固然是因为国民党选举得胜，恐怕宋挟国会的势力逼着要组织内阁，要破毁国民党，非先破毁制造国民党的领袖不可。但是国民党的领袖，在宋的上面还有孙、黄，与宋同列的，还有某某某某等，为什么独谋杀宋一人呢？孙之为袁所忌，固不待言，不过他知道此时孙尚不欲与他为敌，黄则是他认为忠厚老实的人，其他与宋同列的领袖某某某某等，或则尚不欲露头角，或则早被袁用金钱的迷魂汤把他们毒杀了（当时被袁用金钱贿买的党人不止一人，现在也不必详举）。对于宋教仁，袁也曾用过金钱毒杀政策，但宋不肯受他的金钱——宋在北京时，袁以某银行支票簿遗宋，令宋自由支用，宋略支少许表示谢意后，即以原簿还之（此事，著者曾亲闻之宋君亲密之友人）——此为宋致死的重要原因。袁世凯最忌有能力而又有操守的人，因为有能力而又有操守，便不肯作他个人的私党，受他的牢笼指挥，便是他切身之敌；他一生的本领，就是使贪使诈；他最大的罪恶也是养成社会贪诈之风，务使天下的人才尽腐化于他的贪诈洪炉中；至于揽权窃位，犹其罪恶之小者。
当“宋案”的证据在沪暴露时，听说沪上法院要发传票传赵秉钧到案，袁、赵一时慌乱无计，便想出一种奇妙的抵制办法，在北京制造一种暗杀风说，滥肆逮捕，说是搜出一个什么血光团的名簿来；接着逮捕国民党议员谢持，又贿买周予儆自首为血光团员，供词扳扯黄兴。及上海法院票传赵秉钧，北京便以票传黄兴为抵制，把司法上的刑事问题扩大为政治问题，使沪上法院对于“宋案”的审理，不能得到正当的结果。自此暗潮日急，大有“山雨欲来”的景象。袁世凯知道战事必不可免，秘密促成大借款，以为用兵及贿买各方的资金，“宋案”证据宣布的那天——四月二十六日——二千五百万镑的大借款合同也就签字了。
大借款的进行，原来始于唐绍仪组阁时。因为帝国主义的资本家始终抱持财政侵略的政策，百端压迫，不能就绪，但总在似破裂非破裂的情况中。到民元十二月间，关于借款的重要条件大致就绪，财政总长周学熙曾将其重要条件报告临时参议院，参议院也表示大体许可；但政府既不是以正式公文提出，该院亦非以议决的形式出之，依临时政府时代几种小借款的先例，凡政府于立约签字之先，无不正式提交参议院通过。此次大借款，经十二月间的报告，银行团方面又发生变化，原因就是俄法两使反对监督用人条款，主张各该本国必出一人；后经公使团协议，盐税稽核处聘英人为主办，德人为副办，国债局聘德人为总办，审计顾问俄、法二国各聘一人；公使团于民国二年三月三日（时“宋案”犹未发生）将此议通告中国当局，当局以此议为借款谈判时所未曾闻，于中国不利，拒绝之。时美国政府以银行团要求中国的财政监督权太无道理，令本国银行退出借款团之外，并奖励便宜投资，五国团颇有恐慌的样子。假使不是袁世凯制造内乱，又切望外资去镇压内乱的原故，这时候确是冲破五国团罗网的一个机会；乃袁于“宋案”发生后，便秘密与五国团交涉，五国团正在受美国退出的恐慌中，焉有不欢迎之理，故年余以来不能成立的大借款合同忽于数日之内即行签订。签订后，藉口往年十二月在参议院的报告，说是已经参议院通过了，现在仅咨请国会备案，于是国民党的议员大哗。拥护袁世凯的国民党议员，一面承认政府签订合同的“手续不合”，一面仍极力反对国民党的反袁行动。各省都督有通电责问政府借款违法的，也有已经被袁收买，希望即时分饮“止渴之鸩”，因而替袁辩解的。这是大借款宣布后的情形。到七月间，又发见袁政府在大借款签订以前（四月二十日）还有一宗秘密借款，就是奥国借款。此借款不惟未经国会通过，简直使国会梦不得知。经议会再三质问，始承认有此事，于是连拥护袁世凯的议员们也不便替袁政府说硬话了。赵秉钧、周学熙至此始依愿免官。在此两宗借款的签订时，袁世凯向国民党积极备战的态度已经十分明白，战斗的成功也大都确定了。
四 讨袁军的失败
“宋案”发生后，袁世凯积极备战，一点不游移，一点不放让，什么法律、国会，一切不放在眼中；而在国民党方面，形势却异常混沌。孙中山本是主张以政权让袁，暂不与争的；“宋案”发生以前，他在日本还向人说：“余已力辞正式总统的候补，黄君（克强）亦必力辞，此事终不能不烦袁君。”及“宋案”真相暴露，他由日返沪，认定新中国建设的重任决不可托诸袁，而倒袁又决非法律口舌所能奏功，也一点不游移地主张立即兴兵讨袁。但此时虚有其表的国民党分子异常复杂，就是从前同盟会的党员意见也极不一致：北京国会中党员的意见，和南方各省干部党员的意见，既有平和、激烈之分；而南方各省干部党员中又有急进、缓进之别；从三月“宋案”发生后到七月赣宁兵起，几个月间，都是在一种混沌的状态中。黄远庸在那年五月二十七日所发表通信中有一段描写当时国民党的情形，大略有几分相近，他说：
……“宋案”初发生时，国民党几恢复同盟会之原始时代，即北方之法律派亦缄口结舌，不敢异同。……于是因第二次革命风声之影响，脱党及组织第三党者络绎不绝。今又复因第二次革命之局面日益窘蹙，而政府之态度愈益强硬，南方暴动派之日渐转变，前此之法律派又恢复其固有势力，而发表其所谓最近国民党诚意之主张矣。最近国民党诚意之主张维何？第一，请袁总统勿动兵戎；第二，大借款案必须咨回政府，请政府再行交议，国民党以党格保证之，必予以追认，但于借款用途之附件不能不略加更改，其最要者即裁兵费之轻重不均是也；第三，内阁必须改组，新内阁提出借款案时，国民党即为追认，并更改附件，然若以进步党（此时进步党已合并成立）组织内阁，则并附件亦可一字不改。国民党之前倨而后恭也如此……盖国民党中无论法律派与非法律派，其目的专在排袁，特其手段稍异。其先法律派的排袁仅在政党内阁，至“宋案”发生后，则一律主张不举袁矣。于是武力派主张以武力倒袁，法律派则主张以法律倒袁。“宋案”初发生时，法律派力不敌武力派，故无所主张；今武力虽未用，而大势已到尽头，故法律派复活。法律派之自解于武力派曰，姑以法律与袁战，袁必败，俟其法律之战败，则以武力解决之，是为武力拥护法律说，为南北两派最近之连锁。今照此法律派之主张，先以大借款坐定袁氏违法，则内阁不能不改组……进步党基础未固，且并其党之为党亦尚未正式发表，此时以内阁之，藉此正可得一部分之提携，于两院又可得绝对多数，此时则法律派与袁战之武器益多，有宪法问题，有总统问题，袁若不听命者则声罪致讨，已为有词，况更有临时种种发生之问题乎。……且此等计划，自汤化龙被选得议长后，国民党已众口一词愿推进步党组织内阁，且甚希望汤化龙为总理……李肇甫君在国事维持会协会中，对进步党人痛哭流涕而陈袁氏之不可与合……盖虽欲不谓为诚意，不可得也。
国民党之法律派既欲破进步党与袁氏之连合……而进步党所以不敢领受国民党法律派之厚意，正以今日说话不过国民党一部分之主张，而其他为议会以外之行动者，则无人得而代表之也……
各报所传黄兴、李烈钧等种种计划，今即极有强辨之国民党人，亦不能尽谓“非国民党”人造谣。特近日状况，日见衰落。……以余所闻：（一）现在最激烈者仅一孙中山，孙以反对借款通电各国，而收效相反……（二）颇闻孙电致胡汉民（时为广东都督）属宣布独立，闻胡颇以时机未至拒之；（三）柏文蔚（时为安徽都督）之态度，有颇谓其此时但求骗钱到手，俟到手后即造反者，然以余所闻，安徽军队，除某旅长一部分外，决不附柏；（四）此间所传程雪楼（德全）之态度已日益明确；
（五）最激烈者，人以为江西人，其实最能实行同盟会宗旨者莫过于湖南……（六）都督中之态度最明了者莫过于李烈钧，其派兵计划，以余所闻，已非子虚。综计孙、黄二人，黄已少变，而孙未变，都督中李最强硬，其军队亦比较可恃，故现在内外咸指目于李，今已有命李纯代之之说。而此间（北京）国民党议员则欲联名呈请，代之以欧阳武。……
黄远庸是不满意于当时国民党的，故他对于国民党总不免词带讥讽。这段通信是要把国民党的秘密披露，以促政府的注意，故讥讽之中含有几分真相，我们可以在此看出当时国民党混沌的状态来。到六月初旬，去破裂的时期更近了，国民党的形势却更软弱而混沌如故。黄远庸六月十二日的通信说：“江西则通电退兵；广东则以文电自明无二意，‘宋案’借款之争，谓作一种建言作用，并不敢出法律范围；湖南则以军官多明大义，谭延闿渐渐恢复其自由；安徽之柏文蔚则情见势绌，其辞呈将不日到京。……袁意必撤李烈钧及柏文蔚；今柏之去位，固已成公然之事实，不成问题；李烈钧最强项，不肯辞职，去留听之中央，在我必不发一语……广东事最复杂，江孔殷派则欲以陈炯明继胡之任，竭力为之拥护，此派势力不小，纯粹之粤派国民党则欲戴岑西林为粤督，以胡汉民为民政长，而藉此以去陈炯明、陈景华，前陈与胡立异，后陈则为岑三所深恶。……”总括此时期的国民党形势，可以下列几点表明：
一、孙中山、李烈钧始终坚持武力倒袁政策，其余领袖或反对，或游移。
二、北京国会中大部分的党员想与进步党提携，以法律制袁。
三、南方各省的实力，鄂虽为革命发祥地，此时完全为黎元洪所把持，而黎则已被袁所牢笼，替袁出力；湘虽在国民党手中，谭延闿态度游移畏葸，军队亦不和；皖则柏文蔚态度与谭同，部下也不一致；宁则自留守府撤销后，苏督程德全以依违两方为务，军队也不一致；粤则胡汉民、陈炯明不一致，内容更纷乱；只有赣省李烈钧可把持几分；其他各省也是混沌，不过与此次战事关系较少。
在如此的状态之下，所以专就讨袁军的自身方面说，最初就没有制胜的可能。何况进步党袒袁，帝国主义者也袒袁呢！进步党袒袁最明显的证据，例如参议院议长张继、王正廷通电外国阻止大借款付款，进步党的议员便迫令张、王再电声明系以个人资格为之，使张、王前电归于无效。帝国主义者袒袁的证据，例如中山忠告五国团，五国团允于两星期内暂停付款，然实际则在四月二十九日（即签字后四日）已付二百万镑（约中币二千万元）；伦敦《泰晤士报》对于中山反对借款通电且加以揶揄之词。袁世凯因为有帝国主义者的金钱和进步党人作后援，态度越加坚决。黄远庸在五月二十七日发表的通信说：“……袁总统之决心，于近数日中尤盛，以大借款成而债票已销畅也。彼意……跋扈之都督在所必除（指李、柏、胡三人）。前日，蓝建枢以代表岑西林资格，进言调和，袁谓：‘今日并非调和南北问题，乃系地方不服从中央，中央宜如何统一问题。“宋案”自有法院，借款自有议会，我与岑君等皆不能说话。君系现役军人，尤不能说话。至李烈钧等为地方长官，于行政之系统上，中央不能不求统一之法。’其意见可见一斑。最近更发现一可惊之谈话，前数日袁特令梁士诒、段芝贵及秘书曾彝进至前而告之，谓：‘可告国民党人云，我现已决心。孙、黄等无非意在捣乱。我决不能以受四万万人财产、生命付托之重而听人捣乱者。彼等皆谓我争总统，其实若有相当之人，我亦愿让。但自信政治经验、军事阅历、外交信用颇不让人。则国民付托之重，我亦未敢妄自推诿，彼等若有能力另组政府者，我即有能力毁除之。’其言咄咄逼人如此。据最近所闻，不出三日，袁必有最决裂之命令发表也。……”藉口李、柏、胡等曾通电反对借款，说他们不服从中央，于六月内把他们的都督位置削夺（李烈钧于六月九日免职，胡汉民于十四日免职，柏文蔚于三十日免职），这是“先发制人”的方策。袁又恐怕湖南为鄂后患，贿买奸人，把湖南的军械局炸毁，使得湖南的激烈派无所施其技。广东道远，又有内争，安徽也有内争，袁是不怕的；他所最注意的就是江西，老早就派李纯向九江进兵。李、柏、胡三督皆遵令解职，寂然无所动，仿佛没有事了；但是北洋军队仍旧联翩向江西内地进发，到七月十二日——就是任命李纯为九江镇守使的那天——李纯的军队在沙河镇和林虎的军队发生冲突，李烈钧也在这一天占领湖口起兵，名曰“讨袁军”。黄兴于十五日入南京，迫苏督程德全宣布讨袁，与李烈钧的赣军响应。其他安徽、湖南、广东、福建和四川的重庆，后来虽也参差不齐地先后响应一下，但都是“昙花一现”了事。只有江西和南京的两处战事比较久一点，所以后来称此次的讨袁军为“赣宁之役”。袁世凯用段芝贵为第一军军长，对付赣方（以李纯为前驱）；用冯国璋为第二军军长，对付宁方，于是两方的正式战斗遂以开始。
战事发生后，进步党的报纸大都偏袒袁氏，非难国民党，进步党的议员尚有在国会提出“征讨案”，向袁讨好的。独有一位超出各党派、全无势力的蒋智由，发起一个“弭祸公会”，主张袁世凯辞去总统之职。（“弭祸公会”的会启说：“……窃自‘宋案’证据宣布，中外骇闻，人心愤哗。以民国开始之政府，而有此腥闻之奇案，外贻四方之羞，内激萧墙之变。以法律平等而论，无贵无贱，均须到案。免冠对簿，既失政府之尊，若违法自上，不可以为万世之则，亦不足以平天下之心。国民党之与政府屡相龉龁，本未调和；所以末由决裂者，正以无辞可藉，惧为戎首耳。今结此大难，受以问罪之据，不为无名之举。一旦发难，见以戎衣，政府若辞屈而服罪，有伤统御之权；若恃强而相抗，必成骚扰之局。南北或至分裂，四民陷于涂炭。即不然而或合数省之都督师旅之军官，联合以请政府之到案，则神圣不可侵犯惟君主始有此权；今政府之所承认者民主而非君主，自不得援神圣不可侵犯之律。……本会为保全大局，力求和平，惟有求大总统退位，并矢言不再任总统，远师周公以管蔡流言而徂东山，上法虞舜以瞽瞍杀人而逃海滨。且大总统为任天下之重而出，毫无利其禄位之心，尤与初志相符。……本会均系超然不入党派，向与国民党殊其宗旨，亦与宋教仁异其政见。惟同为国人，匹夫有责，当此大局动摇……不一设法……生民亡，国家尽矣。为此伏乞大众同莅此会……”）国民党人虽然认为合理，但是袁党都认它是替国民党打边鼓的，没有人理它。国民党的名流领袖汪精卫、蔡元培当战事未发生以前，都极不主张动武；进步党的人士平素对于他二人也颇怀好感，现在想利用敌党平素对己怀好感的心理，各发出一通宣言，主张要求袁氏退位，另选总统以弭战祸，汪、蔡二人的呼吁比蒋智由的“弭祸公会”当然是更无效力。对于蒋不过是消极地不理罢了；对于汪、蔡，除了消极地不理之外，还要积极地加以揶揄说他们想“抄袭成文”（指辛亥宣统退位而言），“希图屡邀天幸”。袁党作此揶揄之词犹无足怪，号称非袁党又非国民党的人士也加以非笑。（据黄远庸通信，战事初起时，国民党要人曾与进步党要人密谈，一面请袁退位，一面令两方停战，谓此为最好之和平办法，进步党人谓此议太不经。）国民党安有胜理？大约当时盲目的言论家以为首先动武的是国民党，袁氏纵然不对，只应该以正当的法律手段解决，不应该用武；例如某报说：“……袁氏当讨矣，为公义矣，为义师矣，其当研究者尚有数问题。第一，除今日外，是否无以武力解决之时也。夫讨袁檄文有数以十二罪者，有数以六罪八罪者，得当与否无暇深论；然果如檄者所言，则当诉诸国民全体，先以国民全体之名义迫袁退位，倘尚恋栈，乃兴民军，未为晚也。第二，除武力解决外，是否别无方法也。正式总统行将选举，临时总统即将告终，此数月间，以前法迫之而彼不退位，则将来选举，相约不投袁票，亦未尝不可。……”这种议论仿佛很有理由，其实首先就自己忘记了自己是“国民全体”之一分子，忘记了当前的谋杀刑事犯赵秉钧已抗不到案，当前的所谓国会已经失了选举投票的自由，所谓法律解决，只是一种幻梦。这种幻梦不到破毁国会洪宪帝制时，是不得醒的。当时所谓知识阶级袒袁的中坚心理，只是汪精卫所指出的几句话说：“一年以来，国民有一致普通之口头禅曰‘非袁不可’，然同时又有一致普通之心理曰‘非去袁不可’。何以非袁不可？非袁则蒙、藏无由解决乎？曰否。非袁则列国无由承认乎？曰否。非袁则共和建设无由进行乎？曰否。然则何为而非袁不可？曰：以袁拥重兵故。袁之部下，不知有国民，只知有袁宫保，使袁宫保在，专制可，共和亦无不可；使袁宫保去，则乱且接踵而至；津京兵变，已小试其端，奈何其复蹈之。此‘非袁不可’之说也。今日以前，虑其部下之有变，而苟然安之，然则今日以后，亦将虑其部下之有变，而苟然安之乎？虑其部下之有变，奉为大总统而苟焉安之；然则虑其部下之有变，奉为皇帝而亦苟焉安之乎？此所以‘非袁不可’之言者，同时亦必有‘非去袁不可’之意也。”此时袒袁的心理纯粹为“非袁不可”四字所笼盖；而“非去袁不可”的心理一时尚不能发见，因为尚不相信袁氏果然要作皇帝，不相信汪精卫是一个先知的预言家。袁氏得此辈人的援助，所以着着制胜。
从七月十二日两军正式开始攻战后，江西湖口的讨袁军被袁军水陆夹攻，于七月二十五日败退；八月十八日袁军攻取南昌，江西便为北洋军阀所占领。南京方面，因为一部分军队被袁氏利用帝国主义的金钱所买收，发生内变，急令扼守临淮关之第八师还宁防守；而在徐州与袁军对垒的冷遹军因后路空虚，退守临淮关；值袁军夺取湖口，南京内外震动，黄兴于七月二十九日潜离南京，程德全又宣告取消独立；到八月八日，革命党人何海鸣又入南京，自为总司令，与袁军抵抗；直至九月一日，南京始为张勋所夺取。当黄兴尚在南京时，陈其美、钮永建、居正等图攻上海制造局，不利，也于八月十三日弃吴淞口炮台而去，安徽柏文蔚的独立政府也被军队所逐，于是长江流域全入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不久，用汤芗铭督湘（二年十月），用段祺瑞督皖（二年十二月，三年二月改任段芝贵），用李纯督赣（二年九月），用倪嗣冲督皖（二年七月），用冯国璋督苏（二年九月以张勋督苏，至十二月始改用冯国璋，而以张勋为长江巡阅使）。此后除汤芗铭于洪宪帝制的末日被湘人所逐，湘省常为南北战争的导火线外，鄂、皖、赣、苏四省被北洋军阀宰制十余年，到民国十五年广东革命军北进，四省才脱去北洋军阀的势力范围；可见“赣宁之役”于北洋军阀与革命党胜败关系的重要。
讨袁军失败后，陈其美于民国四年春间有一封致黄兴的长函，追溯此次失败的原因（原函见《孙文学说》第六章附录中，因太长，此处未便录入，请读者取《孙文学说》参观）。大意说是由于党人未能听从中山的主张，从速发难所致。假使当时果依中山主张，失败或不如此之易，但依当时的所谓“民心”观察，讨袁军是万难制胜的。当时的人心一般说是“厌乱”，其实所以“厌乱”，还是因为“并不知乱”，一般人以为辛亥革命的小小战事就是“乱”，赣宁的军事就是“乱”，不知道还有无数次南北混战的“大乱”种子伏在北洋军阀里面，好比小孩身上长了一个小痈，你要趁早替他割去，他就拼命地抵抗叫痛，不知道痈毒蔓延日久，还有将来的大痛。中山虽然学过医，想用割痈毒的方法从早下手，大多数的所谓国民都不愿意要他割，就非等到痈毒的大溃烂，无从施治了。我们试看上海攻打制造局时，沪商会致南北两军的公函，说：“敬启者赣省事起，风潮骤急，商界首当其困。本日宣传南北军在制造局将有战事，商民恐慌，要求设法维持。顷间全体开会，决议上海系中国商场，既非战地，制造局系民国公共之产，无南北军争夺之必要，无论何方面先启衅端，是与人民为敌，人民即视为乱党。用特函告台端，约束麾下，勿与吾民为敌，轻启衅端，众商感戴。”这种不问甲乙是非的平和公论，就是小儿割痈时怕痛的呼声，沪商会就是一般人民的代表。所谓“民心”如此，讨袁军所以必败。
五 国会的破毁与所谓“第一流内阁”的末路
讨袁军的导火线是“宋案”，“宋案”的导火线是国民党在第一次正式国会里面独占优势，已如前二节所说。但是自从“宋案”发生，国会开幕后（国会于民国二年四月八号正式开幕，在“宋案”发生后），国会里面的党派形势渐变。共和、统一、民主三党慑于国民党的优势，并合为进步党，汤化龙因此取得众议院议长的位置。国民党自宋教仁被刺后，失去了一个控驭的健将，被袁世凯的威逼利诱政策加以破坏，刘揆一（早已宣言脱离同盟会）引诱一部分党员组织一个相友会；孙毓筠（早被袁世凯买收的人）、景耀月引诱一部分党员组织一个政友会；还有什么癸丑同志会、超然社、集益社的小团体，于是国民党弄得四分五裂，凌乱不堪，而国会的重心反移于进步党。虽然进步党不久也有共和党分裂的事实，但于进步党的潜势力无大损伤。此时的进步党，为旧立宪派名流集中的渊薮，行动言论极其温和，处处与当时所目为暴民的国民党不同，因是遂为一时所谓舆情的宠物。袁世凯对于他们本也没有什么深情厚爱，不过因为要抑制国民党的原故，就不能不暂时借重他们以收舆望；国民党的温和派感觉一时环境的危险，也不能不随处屈就他们，以图苟延残喘。所以此时的进步党，就它的本身而论，是它最得意之时；就全体的政局而论，是重要的关键所系。但是事变的演进，进步党虽然得意一时，其结果徒被玩弄于袁氏，与国民党同归于失败。其失败的经过如次：
一、熊希龄组阁 进步党最得意的，就是所谓“第一流内阁”组织的成功。当讨袁军发动时，事实上已无国务总理，赵秉钧久因“宋案”称病不视事，以段祺瑞代理。及奥国秘密借款暴露，进步党也有主张弹劾内阁一部分的，袁乃决意改组内阁。袁的本意在徐世昌，但此时国民党在国会里面尚有一部分势力，徐不敢出；袁想借重进步党，便把熊希龄与徐世昌两人提出，向进步党的某要人交涉。某要人说：熊的通过国会比徐容易；又有该党人向袁献计的，说：此时无论提出何人，首先提出的必遭反对，不如先以熊为牺牲，若不同意，再将徐提出。袁因于七月后旬提出熊希龄为国务总理，交国会求同意。此时国民党的温和派正想和进步党提携，希望进步党组阁；熊希龄是与进步党有关系的，现在既为该党所拥戴，无论他的人如何，总比北洋军阀官僚好些，所以熊在两院得安然通过。当时有人说，熊的得为总理，好比偷关漏税、秘密输入的货品；因为袁的本意是拿他来向国会试风色的，不料国会竟慨然予以同意，适入进步党的彀中。进步党本意想拥熊希龄，组织一个完全进步党内阁，除了陆、海军两部外，所有的重要阁员都要以进步党领袖充任。熊的正式任命在七月三十一日，此时熊尚在热河都统任内，三推三让，不肯来京就任，得梁启超再三催促，然后来京，于八月二十八日正式受任。受任过一星期，阁员的配置竟不能就绪。原来在熊未到北京以前，袁世凯已把重要的阁员决定，只留下教育、司法、农商几个闲位置，待熊来配置；而熊又曾宣言“须组成第一流人才与第一流经验的内阁”，现在所谓第一流的经验家，已由袁替他选定了朱启钤任内务，孙宝琦任外交，周自齐任交通。（袁本拟周自齐任财政，熊初欲梁启超任财政，因袁不欲，乃以总理自兼财政抵制之，改以教育或司法畀梁，而周自齐乃改任交通。）而熊心目中的所谓第一流人才的第一个梁启超，本意要做财政总长，发挥他整理财政的计划，对于教育、司法等闲曹，不愿屈就，因托言党义，百端推辞。梁若不出，第一流人才的第二、第三个张謇、汪大燮也不肯出。进步党人满拟取得一个纯粹的政党内阁，见此形势，也有不十分赞成梁启超登台的。但机会难得，要丢又舍不得丢，所以经熊和袁再三的劝诱，梁终接受了司法部长的椅子。于九月十一日始正式发表阁员的配置如下：
总理兼财政熊希龄
陆军段祺瑞
海军刘冠雄
内务朱启钤
外交孙宝琦
交通周自齐
司法梁启超
教育汪大燮
农商张謇
这种内阁，我们看起来，和民元唐绍仪的内阁形式上实在毫无差别，不过唐内阁所包含的阁员，除了北洋军阀官僚之外，还有几个处于闲曹的同盟会名流；这次熊内阁所包含的，除了北洋军阀之外，还有几个处于闲曹的进步党名流；所差别的就是由革命党的得意时代变为立宪党的得意时代，实际是同被玩弄于袁世凯。因为当时的同盟会不得人望，立宪党是温和而又善谈政策的，于是加入几个处于闲曹的立宪党员，就说是“差近人望”，就说是“以立宪党为主体”的内阁了。但唐内阁因为拒绝王芝祥委任状的副署而瓦解，瓦解后还保存着革命、立宪两党政治活动的余地；后来熊内阁甘心副署了袁世凯摧毁国民党议员的命令，副署了停止国会的命令，也不能不归于瓦解，瓦解后不惟革命党没有政治活动余地，连立宪党名流的自身也失去了政治活动的机会；立宪党第一次正式受试验的成绩也就可观了。
二、正式总统的选举 当讨袁军发动时，急进派的国民党员认定北京国会已无自由行使职权之余地，主张议员离去北京而南下。参院议长张继老早离京，并运动程德全、谭延闿、孙道仁各督，纷纷电请议员南下，汪精卫、蔡元培亦主张是说。但多数议员皆不欲，于是有最激烈派的党人密谋炸毁议会的风说。而袁世凯本是要破毁国会的，但在此时，却认国会有维持的必要，因为正式总统的位置尚未到手，非假现存的国会投一投票不可；若被摧毁，须另造投票机关，未免稽延时日；若国会议员果真多数南下，又将被敌人的孙、黄力用，故虽一面压迫国民党议员，逮捕监禁，无所忌惮，一面又特颁命令，保护议员，声明尊重约法上议员应有的特权。因为要速得正式总统，不能不暂时要国会；因为暂时要国会，便不能不暂时借重进步党；因为要暂时借重进步党，便不能不暂时组织所谓第一流内阁：这是袁一贯的计划。进步党和温和派的国民党员，都没有看出袁的秘密来。进步党只希望制定一种他们所视为完美的宪法，引导北洋军阀的旧势力渐上宪政轨道，对于选举袁为正式总统，当然是没有问题的。温和派的国民党员自然不信任袁，不愿举他作正式总统，但一时找不出相当的候补者（因为孙、黄、黎都不能通过进步党），因此想依正当的程序，把宪法制定后，依照宪法上的总统选举法来选举正式总统，一则可以在制宪期中观察袁的行动，若袁不用非法手段来干涉国会，便可选举他；二则有了正式的宪法，效力总比约法大，袁将不敢过于跋扈。简言之，就是想以制宪和总统的两问题来战胜袁氏。（其实约法本应与宪法有同等的效力，约法既不足以制袁，宪法又安能有效？）平心而论，总统选举法本属宪法之一部，先定宪法，后举总统，本是正当的办法，就是进步党的领袖梁启超起初也是如此主张（见《远生遗著》）。但是当时一般人把外国承认民国的问题看得异常重大，以为不经外国正式承认，民国在国际上便立不住脚，非有了正式总统，外国不易承认。袁世凯利用一般人的这种心理，使他的私党鼓吹“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之说。进步党的议员，为确定袁氏的地位计，恐怕迁延时日，国民党议员“夜长梦多”，生出别的纠纷来，也主张先举总统，后定宪法；国民党的议员，为大势所屈，不能坚持原意，于是“先举总统，后定宪法”便成了定议。继由国会中的宪法起草委员会草出宪法中的《总统选举法》来，交国会通过，即由国会以宪法会议的名义公布，于十月六日依《总统选举法》，由两院议员组织总统选举会，举行投票选举。那一天选举的情形，煞是可怜。原来袁世凯预定在“双十节”的那一天，要升坐正式总统的椅子受贺的；倘若国民党的议员捣乱，一时选不出来，“双十节”受贺不成，岂不扫兴；又恐怕别派猪仔议员问他要交换条件，也是难于应付的，于是就预先制好一种便衣军警的公民团数千人，于议员入场后，将议场重重包围，声言“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议场一步”。可怜那些议员先生们忍饥挨饿，从午前八时开始投票，到午后十时才得了一个结束。原来此时的议员，尚有一部分硬骨汉；依照选举法，“须得票满投票人总数四分之三者方为当选。但两次投票无人当选时，就第二次得票较多者二名决选，以得票过投票人数之半者为当选”；那一部分硬骨的议员，愤公民团的包围，偏不投袁的票，所以连投三次，遴到最后一次，袁仅以但书所规定的票数当选。选举的结果报告后，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万岁”而散，议员始得出场。袁的总统到手了，国会的厄运也就快要到了。
三、国会的破毁 在正式总统选举前，袁氏恐怕进步党还靠不住，因使其秘书长兼交通银行总理的梁士诒诱拐一小部分议员，组织一个公民党，以李庆芬、梅光远、权量等为干部人物，凡在梁士诒势力范围内的所谓交通系的部属（梁在前清任邮传部事，掌握该部实权，后为交通银行总理，因养成财阀私党），都令加入公民党。这个公民党的用处，第一就是替袁运动正式总统，第二就是监察制宪。（所谓交通系的团结，亦于是公民党始。）宪法起草委员会方在拟订宪草时，公民党遇事格外起劲，该党机关尝遍发号外，曰宪法起草委员所订之草案某条不利于总统，某条不利于总统。袁氏左右的所谓法律派（顾鳌、施愚之流）也捕风捉影，向袁上条陈，说草案某条某条不利于总统。于是在十月以前，便有军警将干涉国会的风说。所谓某条不利于总统者，第一总统任期问题，初拟为任期六年，不得连任。袁语人：“我甚愿任期三年，越短越好，惟不得连任明定限制，则军队中人将有不受我制裁之苦。”第二为责任内阁制问题。第三为总统解职后须受刑事上之追诉（此条却是进步党汪荣宝的主张）。但因为总统的选举悬在目前，袁尚是不动声色，并且向人力辟军警变乱之谣，又戒饬左右说：“关于宪法上的争衡，须概持不干涉主义，千万不可为无聊之运动。”当国会以宪法会议的名义公布宪法中的《总统选举法》时，袁已很不高兴，说总统连公布宪法的权都没有了；但是恐怕误了“双十节”就职日期，也不和国会争论。到“双十节”以后，坐上正式总统的椅子了，忽咨宪法会议争宪法公布权，接着又提出增修约法案于众议院；此时宪法草案在委员会中已将付三读会了，当然对于这种增修约法案置之不议；到十月十八日，袁忽有派遣八委员（施愚、顾鳌等）列席宪法会议及宪法起草委员会陈述意见的咨文到国会。值起草委员会开三读会时，八委员果然来了；委员会以会章仅许国会议员旁听，其他无论何人皆格于会章不之许，遑论陈述意见，因此拒绝。其实委员会此次所定的草案，是由国民、进步两党调和的公意而成的，草案良否姑不论，比较《临时约法》是大有进步，对于总统的权限也没有那么大的束缚。但袁氏决计要做皇帝大权的大总统，不愿再和国会迁延不断的麻烦了，于十月二十五日通电各省都督、民政长——妙在不诉诸国民，而诉诸都督、民政长——反对宪法草案。通电的大略说：制定宪法，关系民国存亡，应如何审议精详，力求完善；乃国民党人破坏者多，始则托名政党，为虎作伥，危害国家，颠覆政府，事实具在（指讨袁军），无可讳言；此次宪法起草委员，该党居其多数——妙在专责备国民党，而不伤及进步党——阅其所拟宪法草案，如何如何的荒谬——若果施行，如何如何的于国家不利。各该文武长官，同为国民一分子，对于国家根本大法，未便知而不言，务逐条研究，于电到五日内迅速条陈电复。这一电就是用以拨动他安在各处的留声机器的。于是那些留声机器——各省都督、民政长、镇守使、师长、旅长等——果然一拨而动，大家攘臂瞋目而议宪法；但对于宪法草案的内容却略而不谈，只主张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议员、撤销草案、解散起草委员会等办法。所谓一般国民，既没有人向他们申诉，他们也不理这些事，除非到了动兵，“商界首当其困”的时候，什么总商会出来喊几句怕痛的话，现在没有可管的闲事。进步党一部分的议员自从公民党开始活动以来，知道局面日趋危险，很愿意和国民党的温和派提携，以谋宪政的巩固；因此共同组织了一个民宪党，于十月二十一日开成立会：国民党以张耀曾、谷钟秀、汤漪、钟才宏、杨永泰、沈钧儒等，进步党以丁世峄、李国珍、蓝公武、刘崇佑、汪彭年、解树强等为主要人物；宣言不为金钱势力所屈，以贯彻民主精神、拥护宪草为职志。这个民宪党的结合，可以说是国民、进步两党有了觉悟，但是迟了；十一月四日，袁世凯的“苦迭打”就见于事实了——是日，大总统以经由国务总理副署的命令解散国民党，撤销国民党国会议员，凡自湖口动兵之日起，挂名于国民党的，都追缴议员证书徽章，共三百五十余人；但是两院犹足法定人数，可以开会，因又补行追缴八十余人；于是连跨党的国民党议员，在湖口动兵以前，已经宣告脱离国民党的也都被追缴，共计四百三十八人。五日，两院开会，袁派军警手持被追缴议员证书的名单，守住两院的入口，凡到会的议员都受严重的盘查，果不能达法定人数。自此国会便陷于不能开会的绝地。残余的议员，除了最少部分的公民党以外，个个愤恨，却无办法。过了许久，仍用两院的名义各向他们所拥戴的第一流内阁提出两篇很长的质问书，限期答复，但是杳无消息。又过了许久，由熊希龄致函两院议长，大略说：大总统于危急存亡之秋，为拯溺救焚之计，是非心迹，昭然天壤，事关国家治乱，何能执常例以相绳。不久，又有各省都督、民政长等呈请总统遣散国会残余议员的联电；总统真是慎重，还不肯即行遣散，又交所谓“政治会议”（其来历见后节）讨论，直等到三年一月十日，得政治会议答复，请宣布停止两院现有议员职务，才正式宣告解散。得第一流内阁的赞襄，替袁氏除去一大障碍物，但是第一流内阁的命运，也要告终了。
四、内阁的瓦解 熊内阁成立不久，便有两件受北洋军阀官僚压迫的事情：（一）对于湖南（熊为湖南人），熊不主派北洋军队去驻防，他决意将蔡锷由滇调湘（蔡为湘人），因为蔡也想离去滇境，归任湘事，并且已得袁的同意（只是表面上的同意，与同意王芝祥督直无异），湘人都很希望；但是段祺瑞、段芝贵定要派兵去；段祺瑞在国务院与熊力争，说熊不主派兵是姑息。段芝贵向熊说，湖南非大加清理，将有蕴乱长奸之惧，并说：“我辈已经打扫一次（指赣宁之役），若更要我打扫第二次，我们有点不高兴了。”两段虽然没有彰明昭著在地反对蔡锷任湘督，意思是要把湖南放在北洋军队控制之下，把该省原有的军队消灭。后来蔡锷督湘之说，同于王芝祥督直；蔡离滇后，闲废北京，湘人被汤芗铭挟北洋军队的威力蹂躏两年多。这是熊被压迫的一件事。（二）对于财政，熊的挪扯手段不如梁士诒，因为梁有交通银行在手里，挟有交通系的势力，而熊则妙手空空；陆军部和各省督军请发军费之文电，如雪片飞来；熊要向交通部挪移，交通部故意和他作难，说交通银行垫款过多，不肯再垫付了。“人若无钱，又瘦又黑”，熊在登台不久时，已到了瘦而又黑的地步了。但此时尚有一个在国会的进步党，替他叫好；他也还在那里尽力扮演，和梁启超等计划大政方针，预备向国会宣布。他们大政方针有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省制的改革，意在废省，以固中央，谋国家统一。但是袁世凯的统一理想方法根本与他们不同，暗笑他们的计划只是一种书生的空想，但却也不说破，不过说问题太大，须召集一种地方长官的代表委员会议方能决定；熊也以为然，因此便有所谓行政会议组织的电令。这个电令发布的时候，就是撤销国民党籍国会议员的时候，袁世凯要用这个行政会议作特别工具了。国会既毁，便把所召集的行政会议改组为“政治会议”，其中人物有所谓政界元老由总统府、国务院各部派遣的，有各省及各特别区长官派遣的代表，以李经羲为议长，于十二月十五日开会。于是第一流内阁的大政方针只得拿到政治会议去宣布。但是政治会议是袁氏的特别工具，不是内阁的拥护者，那些各省的代表先生们听说要废省，正触犯他们所忌，于是对于他们的大政方针就首先反对，熊总理在会议席上受种种揶揄而退。不久，到了年底，向熊要钱的人又“纷至沓来”了；从前恭维第一流人才的总统府要人，现在对于他们表示十分的厌倦，总统也说“内阁办事太迟缓”了。到民国三年二月，熊内阁替袁氏将所有停止国会、停止省议会、停办各地方自治、特设造法机关种种的命令副署发表后，渐知道所谓总统制将要出现，内阁虽是“第一流”的，也没有存在的余地。于是熊希龄、梁启超、汪大燮三人连翩去职，这便是第一流内阁的末路。平心而论，熊、梁等未尝不抱着一种政治理想。他们第一想引导北洋军阀势力渐入宪政的轨道，第二想把中国的地方制度加以根本的改革。但是袁世凯自有他自己的轨道，第一就是独揽大权，第二就是利用部属升官发财的心理，以各省长官地位为饵，既可以镇压各方的反抗，维持一己的地位，又可以得部属的欢心，所以连废省的计划都不能容纳他们的。唐绍仪和袁世凯有二十年的交情，因为袁不肯循宪政的轨道，甘愿牺牲个人的交情，和袁破裂；熊、梁等在戊戌政变时就是被袁所卖的人，与袁本不同臭味；到十一月四日袁要施行“苦迭打”时，分明是走到宪政轨道以外去了，纵令国会的组织如何不良，既以引导袁氏上宪政轨道为职志，对于袁氏此种行为应该有一点觉悟了。为何还是将顺他，和他一同跑到轨道外去呢？可见立宪党名流的短视病，还不及半同盟会员唐绍仪的明决。直等到洪宪帝制发生时，才知道袁氏是一个巨魔，把从前“非袁不可”的心理转变而为“非去袁不可”，再和革命党同行。人类和其他的动物相差不远，总是容易走错误的道路，我们也不能专责备立宪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