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宣统嗣位与袁世凯之被逐
西太后是促清覆亡的一个重要人，但是维持残局的重要人也是她。因为她的阅历和手腕，远非那班少年亲贵所能及；她虽没有真正革新的志愿，尚有驾驭、操纵、应付的本领。她在世时，无论满汉的大小奴才、臣工，宗室的懿亲，无不在她的笼罩之下；汉臣工固属奉命维谨，就是极骄纵的皇族子弟也不易逞其志；纵然排汉集权，也还有种种的掩饰。所以她确是维持清朝残局的一个重要人。假若西太后死了，光绪帝不即死，清廷的颠覆固然也是不能免的，但是时间上或者也要延缓几年。因为光绪帝虽没有如何的雄才大略，他也是经过大风浪、受过大磨难的人，所谓“操心危，虑患深”，或者不至如载沣那么狭隘，那么操切；纵没有方法可以使满汉的情感融洽无间，或者也不至采用极鲁莽的皇族集权政策，加重满汉的恶感。这虽是事后推测的话，但光绪帝和西太后同时崩驾，确是政局转变的一个重要关键。
光绪帝和西太后驾崩的月期，同在一九〇八年阴历十月（当《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的两月）。西太后确是十月二十二日因病而死的。光绪帝死的确实日子和他的死因，至今还是一个疑问：一说实于十月二十一日以病终，一说则谓死于西太后之手，甚至有谓袁世凯亦参与其密谋的，但终无从证确。依恽毓鼎所记，则可疑之点显然。恽毓鼎《崇陵传信录》谓：“上体气健实。三十四年无疾病，未尝一日辍朝……归自西安，养晦不问事，寄位而已。左右阉侍，俱易以长信心腹。枯坐无聊，日盘辟一室中。戊申秋，突传圣躬不豫，征京外名医诊治之。请脉时，上以双手仰置御案，默不发一语。别纸书病状，陈案间。或有所问，辄大怒；或指为虚损则尤怒。入诊者签云，六脉平和无病也。十月初十日，上率百僚晨贺太后万寿，起居注官应侍班（恽毓鼎为起居注官之一），先集于来薰风门外。上步行自南海来，入德昌门，门罅未阖，侍班官窥见上正扶阉肩，以两足起落作势舒筋骨，为跪拜计。须臾，忽传懿旨：‘皇帝卧病在床，免率百官行礼，辍侍班，’上闻之大痛。时太后病泄泻数日矣。有谮上者，谓帝闻太后病有喜色。太后怒曰：‘我不能先尔死。’十六日，尚书溥良自东陵复命，直隶提学使傅增堉陛辞，太后就上于瀛，犹召二人入见，数语而退，太后神殊惫，上天颜暗淡。十八日，庆亲王奕劻奉太后命往普陀峪视寿官。二十一日始反命，或曰有意出之。十九日，禁门增兵卫，讥出入，伺察非常，诸阉侍出东华门净发，昌言驾崩矣。次日，寂无闻；午后，传宫中教养，醇王监国之谕。二十一日，皇后始省上于寝官，不知何日气绝矣。哭而出，奏告太后，长叹而已。以吉祥轿舁帝尸出西苑门入西华门，皇后披发，群阉执香，哭随之。甫至乾清门，有阉侍驰告太后病危，皇后率侍阉踉跄回西苑。李连英睹帝尸委殿中，意良不忍，语小阉曰，盍先殓乎。乃草草举而纳诸梓宫，时礼臣持殓祭仪注入东华门，门者拒不纳，迨回部具文书来，则殓事久毕矣……帝崩之明日，太后乃崩。”以光绪帝和西太后的关系历史言，也不能不使人怀疑；尤其是袁世凯，有戊戌政变的一段故事在前，假若太后死而帝不死，他的危险也是可想而知的，所以人家不能不疑及他。溥仪的嗣位、醇亲王载沣（溥仪之父，光绪帝之弟）的监国摄政，据说也是袁世凯所赞成主张的。《容庵弟子记》谓：“德宗病势日剧，孝钦后预议继统事，公（指袁氏）在枢垣，最为孝钦后所倚任。青蒲陈说，情同一家，醇亲王载沣长子常常入内廷，孝钦后密以询公，公一力赞成。……德宗晏驾，遂以宣统帝入承大统。公虑孝钦后年高，且皇族中亦颇有争竞继统者，主幼国危，无所统率，必生变乱，倡议以醇亲王载沣监国。二十二日，孝钦后遽崩，于是公与二三老臣丛容定策，匕鬯无惊……”原来袁于前此被亲贵派的排挤调任外务部兼军机大臣后，表面上兵权虽然夺去了，实际上统率北洋六镇的还是他的旧人，和他保持亲密的关系；军机大臣兼外务部管部大臣的奕劻、陆军部侍郎的荫昌，都和袁有特别的亲密关系，也极力维护他；西太后也仍旧信任他，所以他在枢府的势力还是很大；他能够参与皇位继承的重要问题，当然是意中事。他知道西太后一旦崩驾，他自己的地位是很危险的，专靠奕劻和荫昌，不足以抵抗那班少年亲贵，所以他赶急拉拢载沣，希望他念其拥戴之功，忘了前此对于其先兄之夙嫌，这也是意中事。谁知载沣早和那班少年亲贵一鼻孔出气，一点不客气，于宣统嗣位后不到一个月，就谕“命袁世凯开缺回籍养疴”，请他到彰德养寿园去休息休息，那一点拥戴的微劳完全无效。（袁在外务部时，主张联美政策，商议中美互派大使。与奕劻商定后，乘间独对，得孝钦后允许。枢府同列，以不获预闻其事为恨，有议其轻举者，因亦乘间排挤。故《容庵弟子记》谓袁之被逐，实因派大使一案。然谓派大使一案，为袁被逐之助因则可，决非被逐之主要原因也。）据人传说，袁被逐时，亲贵中有主张把他杀了的，因为有人恐怕北洋军队反动，从中谏阻而止。（说者并谓当时曾密电征各镇意，第六镇赵国贤、第四镇吴凤陵皆答请先免本人职以免士卒有变，致负天恩，亲贵因此有所顾忌，遂不敢发。第一镇马龙标答词模棱，故终袁之世，马不甚显擢。惟相传如此，无从证实。）倘若当时果然把袁杀了，中国近二十年的政治，或者又另是一个局面；但清朝廷的颠覆，也是不能免的，因为满汉的情感既有不能调和之势，而清当局的人才又实在太缺乏了。
当载沣监国和袁世凯被逐的消息，传布国内时，一般人对于载沣的观察和政局的推测，有两方面的心理：
一、立宪派的心理 他们以为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必能继续先兄的志愿，切实进行革新事业；见他毅然放逐袁世凯，以为他是一个果断而有毅力的人；又以为他既逐袁，必能将从前和袁不对的维新名士，因戊戌政变而获罪的，一体开复起用；宪政的施行，将有莫大的希望；康梁等在海外，抱这种希望尤切。谁知载沣到底不过是光绪帝的弟弟，而不是光绪帝；他的逐袁，别有他逐袁的动机（排斥汉人的权臣），对于维新志士所希望的，非等到武汉的大炮轰击后，得不到一点消息。恽毓鼎说：“监国醇亲王以河间东平之亲，居明堂负扆之重，窃谓继志述事，为先帝吐气，此其时矣。苒荏二年，东海逋臣（指康梁等人），交章荐之而不召（此时康梁运动开复，朝中亦有为康梁求开复的）；西市沉冤（指戊戌六君子），遗孤言之而不雪。毓鼎知其无意于先帝矣。”这便是代表立宪派由希望而失望的话。
二、革命派的心理 他们并不希望载沣真能立宪或开复保皇党人，但是看见袁世凯被逐，也以为载沣或者是能“继志述事”的，或者要起用康梁，加重革命前途的障碍。对于这一点观察，也是和立宪派一样的错误。但是革命党别有一部分人，从前尝希望督抚革命的，欧洲留学生的革命党并且曾有上书袁世凯劝他革命的，现在见袁被逐，又别有一种捉摸不着、忧喜无端的心理：忧者以为袁氏或果有不别于清廷的图谋，被满人看破，现在把他去了，失却一种绝大的革命的势力；喜者以为袁一被逐，北洋军队对于清廷必生出一种强烈的反感，这是促起军队革命的好消息。这种心理，不能说是全对，但于后来的事实，却有几分相似的影响，我们看辛亥年北洋军队的行动可知。
总之，载沣监国和袁世凯被逐，在当时成了一般人构成希望和想象的一个大问题，也确是与清政府的生死有重要关系。我们且看载沣的措施，果然何如。
二 皇族集权与立宪运动的大失望
载沣当国时，对于立宪的筹备，表面上仿佛也很热心。在戊申年的十一月，即定谕旨由军机大臣署名之制，这是仿照立宪国由国务总理副署负责的意思。到宣统己酉元年二月，又特下一道谕旨，宣示决行立宪的意思；十月，各省咨议局一律成立了；十二月，又颁布厅州县自治章程及法院编制法；庚戌年九月，资政院也成立开院了，各省城及口埠又成立了审判厅；十月，又派溥伦、载泽为纂拟宪法大臣。在这两年之内，并且还有一个陕甘总督升允因为奏阻宪政而开缺（在己酉五月），甘肃布政使毛庆蕃因为玩误宪政的筹备而革职的，可见他对于筹备宪政的认真。但是他的热心立宪与立宪党人的热心立宪，根本精神全不相同：立宪党人希望成立一个有实权的议会和一个对议会负责任的内阁，他们以为这是救中国唯一的途径；载沣只感觉皇室和满人地位的危险，深恐大权旁落，满人将受汉人的宰制，无以自存，希望一纸宪法可以遮蔽汉人的耳目，保住皇族的大权。他以这种精神来筹备宪政，所以对于宪政的热心，还远不如谋皇族集权的热心。
载沣皇族集权的计划，第一着就是揽握兵权。他在辛丑年曾被派为头等专使，往德国谢罪（谢德国公使因拳乱被戕之罪）。他看见德国的皇室那么有威势，曾请教于威廉·亨利；亨利教他以揽握兵权、整顿武备为第一要着。他早把亨利的话牢记在心里；无奈西太后在世时，因为自己是光绪帝的亲兄弟，要避一避嫌疑，不能行其所志，现在得到监国摄政王的地位，就立即实行亨利的教训：
戊申十二月 另编禁卫军，由摄政王亲统，派载涛（即载沣之弟）、毓朗（亦皇族人）、铁良为专司训练大臣。
己酉正月 派肃亲王善耆、振国公载泽、铁良、萨镇冰筹备海军（铁良开去禁卫军大臣差使）。
己酉五月 监国摄政王暂行代理大元帅，并先行专设军谘处，以毓朗管理，寻又添派载涛管理。命载洵（载沣之弟）、萨镇冰充筹办海军大臣。
己酉七月 遣载洵、萨镇冰巡视沿江、沿海各省武备，旋又往欧洲各国考察海军。
庚戌六月 命筹办海军大臣载洵充参预政务大臣，又往日本考察海军。
庚戌八月 命近畿陆军均归陆军部管辖，裁撤近畿督练公所。
庚戌十一月 改筹办海军处为海军部，以载洵为海军大臣。
辛亥四月 设立军谘府，以载涛、毓朗为军谘大臣（军谘府比于日本的参谋部）。
辛亥闰六月 永平秋操，派载涛代临，总监两军。
这都是以皇族揽握兵权的事实。三个兄弟，一个以监国摄政王代行大元帅亲统禁卫军，一个办海军，一个作参谋总长，总揽一切军务，皇族的基本大权可算巩固了。他们以为这是依照《钦定宪法大纲》“君上有统帅海陆军及编定军制之权”而行的，日德的立宪君主也有如此的大权，谁敢说不是？臣民当然也莫敢说不是。可惜他们贤昆仲，没有威廉·亨利那么大的本事！
此时，国内各省的立宪派得了法定的集合机关——就是各省的咨议局与北京资政院——比前更好活动。立宪论的指导者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尽力作宪政实施的指导文字，对于国会、内阁、官制、财政各方面的问题，切实发挥；其最重要的：《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国人》、《国会与义务》、《论请愿国会当与请愿政府并行》、《责任内阁与政治家》、《责任内阁释义》、《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等篇。
这些文字，对于立宪党在国内的活动很有影响（原文太多，此处不备录）。在己酉年的十一月（咨议局成立后约一月），江苏咨议局的议长张謇，便以“外侮益剧，部臣失策，国势日危，民不聊生，救亡要举，惟在速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等语，通电各省咨议局；复派人游说各省。不久便有苏、浙、皖、赣、湘、鄂、闽、粤、桂、豫、鲁、直、晋、奉、黑、吉十六省的咨议局，各派代表三人集于上海，组织一个“国会请愿同志会”，约定须俟国会正式成立始行解散。十二月，各代表相约同往北京，于次年庚戌正月在北京齐集，一面由孙洪伊领衔，以请愿书托由都察院代奏，一面历访各王公大臣，请求赞助；旋奉谕旨拒绝。这是宣统朝第一次请愿。到四月，各省咨议局的代表又联合各省政团商会及海外侨商，各举代表，组织“国会请愿代表团”，举孙洪伊等十人为职员，一面留代表驻京办理请愿事务，一面派员向各处演说鼓吹，结果，同时递请愿书托都察院代奏的共十起；旋复奉旨不准。这是宣统朝第二次的大请愿。到九月，中央的资政院也成立于北京了；代表请愿团又向资政院上书，请提议设立责任内阁，即开国会；又上书摄政王，遍求各当道大员援助。资政院多数的议员，是与各省咨议局一致的，就议决上请。此时各省督抚中，或受咨议局的要求，或被似是而非的中央集权政策所苦，（以前各督抚独揽一省的大权，贤能者尚可有为。现在因为清政府想削减督抚的实权，处处加以牵制。是年四月，督办盐政大臣载泽因与督抚争权，大起冲突。旋皆奉旨申饬。）也希望中央有一个正当的责任内阁出现，因此也联电军机处，主张内阁国会，从速同时设立。于是在十月初，下诏准将立宪筹备期限缩短，于宣统五年召集国会；在国会未开以前，先将官制厘订，设立内阁。这是第三次的请愿；因为资政院和各督抚的帮助，算是得了一个缩短筹备期间的小结果。请愿同志会中的“预备立宪公会派”，以为有了相当结果，不再进行，但是其他各派，如湖北的汤化龙、湖南的谭延闿、四川的蒲殿俊等，还守着速开国会之议与公会派分离，在北京活动，谋为第四次的请愿；东三省又来了许多请愿代表。到十一月，命民政部步军统领衙门，将东三省代表解回原籍；并命各督抚开导弹压，如有违抗，查拿严办；十二月，将天津的温世霖发戍新疆，因为他在天津组织四次请愿的原故。于是请愿国会的风浪就息止了。但是北京的资政院和各省的咨议局，没有方面可以解散，还是不断的向政府捣乱。资政院开院后，屡有书质问军机大臣的责任，军机处公然以不负责任覆之。于是在十一月里，资政院便具奏，弹劾军机大臣（时张之洞已于去年逝世，军机的首班为奕劻），说责任不明，难资辅弼，请别组责任内阁。奉谕旨：“朕维设官制禄，及黜陟百司之权，为朝廷大权，载在先朝《钦定宪法大纲》。军机大臣负责任与不负责任，暨设立责任内阁事宜，朝廷自有权衡，非该院总裁等所得擅预。所请着毋庸议。”但是这道上谕仍由军机大臣署名。梁启超在《国风报》上发表《立宪国诏旨之种类及其在国法上之地位》一文，就是为这类谕旨而作的。到辛亥年的三月，载沣果然履行先年十月所许，颁布新内阁官制，设立新内阁了；其组织及人员的分配如下：
一、内阁总理大臣，以军机大臣奕劻任之；
三、外务大臣，以外务部尚书梁敦彦任之；
四、民政大臣，以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任之；
五、度支大臣，以度支部尚书镇国公载泽任之；
六、学部大臣，以学部尚书唐景崇任之；
七、陆军大臣，以陆军部尚书荫昌任之；
八、海军大臣，以郡王衔贝勒载洵任之；
九、法部大臣，以法部尚书绍昌任之；
十、农工商大臣，以农工商部尚书溥伦任之；
十一、邮传大臣，以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任之；
十二、理藩大臣，以理藩部尚书寿耆任之。
以上十三员均为国务大臣，裁撤旧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旧内阁大学士及协办大学士仍序次于翰林院），这便是所谓新内阁。一个总理大臣之下，又设两个协理大臣，是沿袭旧内阁协办大学士的制度而来的。最使立宪党人失望的，就是十三个大臣之中，汉人仅得四个，满人得了八个，而八个满人中，皇族又占了五个，蒙古旗人一个，因此当时都称它为“皇族内阁”。这就是皇族集权的大暴露。从此大家都明了载沣是怀着什么一种精神来立宪了。假使那些皇族确是人才，犹有可说，实际上都是一些骄纵无度、不知世务的糊涂虫。恽毓鼎说：“先是诸皇子读书之所，曰上书房，选翰林官教之。光绪中叶，师傅阙不补，书房遂无人。近支王公年十五六，即令备拱卫扈从之役，轻裘翠羽，日趋跄于乾清景运间，暇则臂鹰驰马以为乐。……二十年前，嘉定徐侍郎致祥常语余曰：‘王室其遂微矣！’请其故，则曰：‘吾立朝廷四十年，识近属亲贵殆遍。异日御区宇握大权者皆出其中。察其器识，无一足当军国之重者，吾是以知皇灵之不永也。’”但是载沣觉得只有他兄弟叔侄是靠得住的人才，尤其是奕劻，是皇族中有功的老前辈，除了他再无有可当国务总理大臣之任的，所以随你们言官如何参劾，资政院如何捣乱，非把他作国务总理不可。（奕劻贪污不堪，与其子载振日以招权纳贿为事，时人比之严嵩父子。在光绪朝，曾为御史赵启霖所劾。宣统二年庚戌，御史江春霖又两次抗疏参劾，疏中有言：“方今国会未开，谕旨又禁言官毛举细故，臣虑言路诸臣，小者谓不必言，大者又不敢言，习为容默……颁布宪政，期以八年，恐未至八年而天下事已败坏不可收拾。”奉谕旨责谓：“亲贵重臣，不应任意诋诬，江春霖着回原衙门行走。”旋经御史赵炳麟等奏请收回成命，不允，于是全台愤激，由给事中忠廉领衔，公上“言路无所遵循，请明降谕旨”一疏，亦不省；时赵启霖方在四川提学使任，闻之，再抗疏严劾奕劻，亦不省，启霖遂乞骸骨告归，许之。是为满清末年御史团体最有声响之举动。从此他们亦皆失望。）但是奕劻的新内阁发布后，那些立宪党人还想要捣乱，在辛亥年六月，又以咨议局联合会的名义，请都察院代奏，说：“以皇族组织内阁，不合君主立宪国公例，请另简大员，组织内阁。”奉旨斥以“黜陟百司，系君上大权，议员不得妄行干涉”。于是，热心国会内阁的立宪党人大失所望了。
三 革命运动的苦境
在武昌起义前最近三年内，革命党活动见于表面的事项，比较宣统前三年为少，因为所处的境遇比较前三年更苦。其所以更苦的原因，就是清政府防范更密，而伪立宪的招牌又足以摇动一部分愚昧薄弱的国民心理，直到皇族内阁出现，大家才有几分觉悟。梁启超在《为国会期限问题敬告政府诸公》的文中说：“数年前革命之说遍天下，自预备立宪之诏既颁，乃如汤沃雪。夫一诏则安能有此奇效？希望心有所寄，则民气不期靖而自靖也。及乎以诸公当预备立宪之冲，而前此一线之希望，复永断绝于诸公之手；故前此约以九年开国会而民安之，今兹约以九年而民哗之者，非民之靖于昔而嚣于今也，希望既绝于彼乃不得不转而向于此也。”可见，伪立宪的招牌对于国民心理的影响。革命党知道这种伪立宪的呼声，足以阻碍他们的前进，所以虽在处境极困难的当中，还是拼命奋斗，以图振兴愚昧薄弱的国民精神。从宣统继立到武昌起义前，计有下列诸役：
一、戊申十月二十六日，熊成基发难于安庆；
二、庚戌正月初，广州新军变乱；
三、庚戌二月，汪精卫、黄复生等谋刺载沣；
四、辛亥三月二十九日，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死难之役。
（此外还有温生才刺杀孚琦，是三月二十九日广州发难的先声；林冠慈、陈敬岳谋刺李准是广州起事失败的余波。）
熊成基安庆之役，并非主自同盟会，也是中山所谓“慕义之士，闻风兴起，独树一帜以建义者”。熊为安徽新军炮队营队官。戊申秋间，湖北和南洋（即苏、皖、赣）的新军定期会操于安徽之太湖，熊党本想乘秋操起事，恰逢光绪帝和西太后相继暴亡；消息传来，人心惶惶，以为将有大变（此时外人亦有虑中国将起变乱者）。各省督抚都异常防范，查拿革命党愈严。熊恐被查觉，便于十一月十九日（西太后死后第四日），率安庆城外的炮队营联合马队兵起事。此时皖抚为朱家宝，原来防范很严，闻变，闭城严守，又分电秋操军队和长江水师来援。熊因攻城不下，而敌之援军四集，退去庐州，溃散。（熊成基后至哈尔滨谋刺载涛被捕，在吉林遇害。）此役虽非发于同盟会，然可见革命思想在各新军中已到处潜伏，使一般清吏昼夜悬心吊胆，其影响亦不小。但自熊成基失败以后，在宣统元年的一年中，革命党毫无动作，所以梁启超有前面所举“如汤沃雪”的乐观话。原来革命党中心机关同盟会的干部，自镇南关河口几次失败以后，中山西去，黄兴、胡汉民或困守南洋，或秘伏香港，物资缺乏，惩前此之失不欲轻举，想培养一个比较有把握的基础再动手。汪精卫则自丁未以来便怀一种用短兵突击（暗杀）的计划，而屡为黄、胡等所反对。己酉（宣统元年）的一年间，黄、胡等大约秘密往来于南洋、香港间，其目的在培养基础于广州之新军，汪则决意进行他的短兵突击计划。庚戌一二两月内，广州新军闹的乱子和汪、黄在北京的被捕，都是先一年酝酿而来的。此一年内，汪、胡间常有书札往来辩论。胡以为：“此后非特暗杀之事不可行，即零星散碎不足制彼虏死命之革命军，亦断不可起，盖此使吾敌之魔力反涨，国民愈生迷梦。”汪则以为：“伪立宪之剧日演于舞台，炫人观听，而革命行动寂然无闻……国人将愈信立宪足以弭革命之风潮……愈坚其信仰立宪之志。……吾党若无直接激烈行动，其结果必出于此。……若谓零星散碎之革命军，足伤吾党元气……至于暗杀，不过牺牲三数同志之性命，何伤元气之有。”（见汪精卫与胡汉民书，载汪之文选内）中山、黄兴和其他同志都反对汪的主张。汪、胡间虽有书札往还，而汪对于其他同志的电招，连回信都没有，因此便有反革命派的人从中挑拨，说汪与中山有隙，将分道扬镳了，并且藉故攻击中山。岂知汪所以不回答他们之电信，是不愿向同志说假话，又不愿意使暗杀的密谋被多人知道，恐怕容易泄漏的原故。及到北京事发，胡汉民方把汪的几封来信发布。汪和黄复生等在北京谋炸摄政王府，机关败露，被捕，审讯时，汪的供词洋洋数千言，清廷不敢发表一字，恐怕激动国人的耳目。汪、黄的罪刑原定处死，后来载沣听信几个老成人的话，想藉此博宽大之名，并以缓和党人的心理，才定为无期徒刑；但是革命党人并不感谢他。此次汪的计划固未成功，而黄、胡等所经营的广州新军计划，尤先汪案而失败。广州新军本已运动成熟，拟于庚戌正月某日发动，不料在己酉十二月三十日，因为新军中有兵士数人，以细故与巡警冲突，便激起一个大风潮来，不能遏止；革命党员倪映典于庚戌正月二日仓卒入营指挥，率领新军一部分从沙河进攻省城，至横支冈为敌截击；倪映典中弹而死，余众犹奋勇对敌，卒以众寡不敌溃败。费了一年多工夫的经营，竟如此“昙花一现”而散，真使他们短气。此时中山由美东行，至三藩市，闻败耗，因取道檀香山、日本而至槟榔屿，电邀胡汉民、黄兴、赵声等往商卷土重来的计划。当时磋商情形，依中山自述如下：
……时各同志以新败之余，破坏最精锐之机关，失却最利便之地盘，加之新军同志，亡命南来者，实繁有徒，招待安插，为力已穷；而吾人住食行动之资，将虞不继，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欷歔太息，相视无言。（可见革命党当时的苦况。）予乃慰以一败何足馁！吾曩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时各人亲见槟城同志之穷，吾等亡命境地之困，日常之费每有不给，顾安得余资以为活动。予再三言必可设法。伯先（即赵声之别号）乃言：“如果欲再举，必当立即遣人携资数千金回国，以救济某处之同志，免彼散去，然后图集合而再设机关以谋进行。吾等亦当回香港与各方接洽。如是日内即需川资五千元；如事有可为，则又非数十万大款不可。”予乃招集当地华侨同志会议，动以大义，一夕之间，则醵资八千有奇。再令各同志担任到各埠分头劝募，数日之内已达五六万元，而远地更所不计。既有头批的款，已可分头进行。……于是乃有辛亥三月二十九日广州之举。
观此我们可知道辛亥三月震动全国耳目的广州之役，是革命党从艰难困苦到极点的境遇中振拔起来的，而亦卒归于失败。此次计划的大方针，原定“以新军为主干。但鉴于从前运动军队或民军，难于择一发难，乃抉择同志五百人为选锋，任发难之责，以领导军队及民军，盖将倾全党人力财力以赴之也。广州一得，以黄兴统一军出湖南趋湖北，赵声统一军出江西趋南京”。（以黄于湖南曾办华兴会，党羽甚多；赵曾任南京新军统领，与新军感情甚洽。）这种方针，是庚戌年十一月在槟榔屿决定的。决定后，赵声即回香港，保存广州新军团体。黄兴于十二月中旬、胡汉民于辛亥正月中旬先后返香港，长江各省及闽桂日本各同志也有到的，便在香港组织统筹部，分担职务，举黄兴为统筹部部长，赵声为副。下分出纳、秘书、储备、调度、交通、编制、调查、总务八课；由赵声、胡汉民、姚雨平、胡毅、李海云、陈炯明、洪承点、罗炽扬等分别执掌。又鉴于累次的失败，大概由于“机关”部分被破，牵连全局，因议定各事由各主任人负责，各部之事不相问，亦不相告，藉以保守秘密。继续在广州秘密分设的机关约有三十几处，起初也是各不相知。不久，长江各省的秘密约束有了相当的成熟；广州方面的新军、防营、警察、民军、本党的选锋队，都有了相当准备；本有最大限度的成功希望。其失败原因：一、由于新军的军械，因前次新军变乱的原故，被政府收去，只能由本党接济少数的军械；二、由于在南洋筹款时早被南洋的反对党知道，传达粤督张鸣岐，张已预先防备；三、由于温生才刺杀孚琦，促起广州当局的严密警戒与搜查，此实为失败最重要之原因。发难的时期初定于三月十五日，本党选锋队（以五百人不够）定为八百人，分为十路：黄兴率百人攻督署；赵声率百人攻水师行台；徐维扬等率百人攻督练公所；陈炯明等率百人防截旗界，占领归德、大北两城楼；黄侠毅等率百人攻警署协署兼守大南门；姚雨平等率百人占领飞来庙，攻小北门延新军入；以外还有五十人一队的四队，分攻他所。因为等候军械延迟到三月二十日夜，而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已把他们的秘密探出。又因是月十日，温生才刺杀孚琦，城中戒严；一面调防营布防，一面下令搜索。黄兴于三月二十五日入广州，二十六、二十七日，广州的机关和党人，已有被破坏捕获的。城内风声鹤唳，党中因有人提议延期，命各部已到选锋队退出，未到者暂勿来；黄兴欲以一死拼李准（因筹款与集合人才不易，且恐失南洋同志之信用故也），卒以众议决定下展期命令。至二十八、二十九日，忽有人谓，粤督调来之防营即本党之同志，事尚可为，复下命令定二十九日午后十二点钟举事。至二十九日午，黄兴住所附近之机关又有被破获者，众恐搜索至本处，将所谋全归无效，纷请即发；朱执信至谓，若不发即自杀；因于本日午后五时半，由黄兴率选锋队约百人扑攻督署；原定十路，因数次命令变更，或已退出而未能集合，或再集合而尚未到省，临时变更计划，与黄同时发动的仅有四路。其中延接新军之一路又因计划变更，接济新军之少数军械未能达于新军手中，新军限于城外，束手坐观，失去一大助力。黄兴所率之选锋队攻入督署，张鸣岐由署后凿孔逃往水师行台。黄率所部出署，谋分途转攻他所，至双门底，遇温带雄所率防营军队数百人。温本已与革命党人联络，并已得革党命令于五时半往攻水师行台，擒拿李准，又得李准命令入城防攻党人；温喜极，即扣留李之传命者，率队出发，欲达到水师行台始换革党白布臂章；行至双门底，黄等见他们无臂章，不知他们是同党，黄部方声洞首先向温带雄发枪，温即倒毙，彼此误会互相轰击，黄部冲散，巡防队因温死亦散。黄以孤身闯入一小店内犹于门隙中射击敌人，敌散后见自身衣上血迹模糊，始知丧去三指，辗转逃入河南，数日后始逃至香港。假使没有双门底一场误会的攻击，李准和张鸣岐同在水师行台，必为温带雄的防营军队所毙或被擒获，广州必为革命军所占领；乃因防止泄漏严密过度的原故（温部不能早换臂章是恐中途遇阻，而温不以此预告统筹部，是守各部不相闻问的原则），把自己两部分的主力军队由自己全行破坏；否则广州一得，长江方面相继响应，恐怕清廷的命运延不到本年八九月了。此次的失败，牺牲最大，所谓黄花岗的七十二烈士（实则党员之被难者不止七十二人）是革命党的精华，也是国民的精华。我们试看烈士中的林觉民在此役实行后几日写给他的爱妻的遗书（林君遗书，作为附录载于本节之末，请参看），便知道他们的血是为谁而溅的了。但是此役的影响也是很大，七十二烈士的血痕已深深映入国民的脑际；除了一部分意志薄弱的立宪党人，必待皇族内阁出现，渐至半醒外，大多数的国民大概都震醒了。
（附录）林觉民与妻书
意映卿卿如晤，吾今以此书与汝永别矣。吾作此书时，尚是世中一人；汝看此书时，吾已成为阴间一鬼。吾作此书泪珠和笔墨齐下，不能竟书而欲搁笔；又恐汝不察吾衷，谓吾忍舍汝而死，谓吾不知汝之不欲吾死也，故遂忍悲为汝言之。
吾至爱汝！即此爱汝一念使吾勇于就死也。吾自遇汝以来，常顾天下有情人都成眷属。然遍地腥云，满街狼犬，称心快意，几家能够！司马春衫，吾不能学太上之忘情也。语云，仁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吾充吾爱汝之心，助天下人爱其所爱，所以敢先汝而死不顾汝也。汝体吾此心于啼泣之余，亦以天下人为念，当亦乐牺牲吾身与汝身之福利为天下人谋永福也。汝其勿悲！
汝忆否四五年前，某夕，吾尝语曰，与使吾先死也，无宁汝先吾而死。汝初闻言而怒，后经吾婉解，虽不谓吾言为是，而亦无辞相答。吾之意盖谓以汝之弱，必不能禁失吾之悲，吾先死，留苦与汝，吾心不忍，故宁请汝先死吾担悲也。嗟夫！谁知吾卒先汝而死乎？吾真真不能忘汝也！回忆后街之屋，入门穿廊，过前后厅，又三四折，有小厅，厅旁一室，为吾与汝双栖之所。初婚三四个月，适冬之望日前后，窗外疏梅筛月影，依稀掩映，吾与汝并肩携手，低低切切，何事不语，何情不诉。及今思之，空余泪痕。又回忆六七年前，吾之逃家复归也，汝泣告我，望今后有远行必以告妾，妾愿随君行。吾亦既许汝矣。前十余日回家，即欲乘便以此行之事语汝，及与汝相对，又不能启口；且以汝之有身也，更恐不胜悲，故惟日日呼酒买醉。嗟夫！当时余心之悲，盖不能以寸管形容之。吾诚愿与汝相守以死，以今日事势观之，天灾可以死，盗贼可以死，瓜分之日可以死，奸官、污吏、虐民可以死，吾辈处今日之中国，国中无地无时不可以死。到那时使吾眼睁睁看汝死，或使汝眼睁睁看我死，吾能之乎！抑汝能之乎！即可不死，而离散不相见，徒使两地眼成穿而骨化石，试问古来几曾见破镜能重圆？则较死为苦也，将奈之何！今日吾与汝幸双健，天下人人不当死而死与不愿离而离者，不可数计，钟情如我辈者能忍之乎？此吾所以敢率性就死不顾汝也。吾今死无余恨。国事成不成，自有同志者在。依新已五岁，转眼成人，汝其善抚之，使之肖我。汝腹中之物，吾疑其女也，女必像汝，吾心甚慰。又或是男，则亦教其以父志为志，则我死后，尚有二意洞在也，甚幸甚幸！吾家后日当甚贫，贫无所苦，清静过日而已。吾今与汝无言矣！吾居九泉之下遥闻汝哭声，当哭相和也。吾平日不信有鬼，今则又望其真有；今人又言心电感应有道，吾亦望其言是实；则吾之死，吾灵尚依旁汝也，汝不必以无侣悲！
吾平生未尝以吾所志语汝，是吾不是处；然语之又恐汝日日为吾担忧；吾牺牲百死而不辞，而使汝担忧，的的非吾所思。吾爱汝至，所以为汝体者惟恐不尽。汝幸而偶我，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吾幸而得汝，又何不幸而生于今日之中国。卒不忍独善其身。嗟夫！巾短情长，所未尽者尚有万千，汝可以模拟得之。吾今不能见汝矣。汝不能舍吾，其时时于梦中得我乎！一恸！辛亥三月二十六夜四鼓，意洞手书。家中诸母皆通文，有不解处，望请其指教，当尽吾意为幸。
（此是革命党员一篇至高尚纯洁的情书，附录于此，使读者知道黄花冈烈士是为什么流血牺牲的。假使后来的革命党员，大家都守着这种高尚纯白的精神，替国民谋幸福，民国当早抵于安康福乐的境地了，何至尚有今日的扰攘。乃一至清朝倾覆，而此种高尚纯洁的党员不易见，吾知林烈士当与诸烈士痛哭于九原。）
四 铁道国有政策的反响
革命与立宪的运动，本是由东西帝国主义的压迫促起的。在辛亥年的夏秋间，有一件与黄花岗烈士殉难同认为武昌起义导火线的事件，所谓铁道国有政策，原于帝国主义投资的竞争而生的，不可不叙述一下。
自日本战胜俄国后，日本的国威膨胀，加入世界帝国主义者的队伍，与他们并驾争趋，想执中国问题的牛耳；西方的帝国主义者，看见日本的来势凶猛，对于侵略中国的方针也发生变动。如日英同盟的改订（一九〇五年八月），日法协约（一九〇七年六月）、日俄协约（一九〇七年七月）的成立，日美照会（一九〇八年十一月）的宣布等，都是日本和西方列强整理步调的动作。及日俄两国在满蒙进行囊括的计划过于猛烈时，美国有些眼热，便向各列强提出一种“满铁中立案”，想牵制日俄的行动；结果满铁中立案失败，反促起日俄的结合，于是有日俄第二次的协约（成立于一九一〇年并有密约）成立。（第二次日俄协约的成立，最惊动国人耳目，革命、立宪两党的运动积极猛进，都因感受这种局势的危急。）美国自“满铁中立案”失败后转变方针，另采一种联合投资政策。此时清政府因为要粉饰新政，处处需钱，财政又日趋穷迫；一班贪婪的少年亲贵拥着一个贪而且庸的奕劻，更相互以敛殖私财为事；听到一班猎官的新人物，贡献他们一种“利用外资，开发实业”的政策，就喜欢的了不得，于是内外凑合，在辛亥年春夏的几个月间，外债骤增约二万万；其最著者为：
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币制借款一千万镑（即一万万元，三月十七日成立）；
日本铁道公债一千万元（三月二十四日成立）；
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六百万镑（六千万元）。
主持这些借款的重要人物，就是载泽和盛宣怀。载泽之妻与光绪帝后（此时称太后矣）为姊妹，在亲贵中势力很大，任度支大臣，总揽财政全权；盛宣怀本是由张之洞卵翼而得势的，（甲午战争时，盛为天津关道，因犯贪污卖国之嫌，为舆论所攻击，奉旨开缺查办。此时任查办者为北洋大臣王文韶、南洋大臣张之洞；王本袒盛，张则素恶盛，盛因乞张保全。张此时因办汉阳铁政局[即汉冶萍公司前身]，亏空公款六百余万，受户部切责。乃谓盛曰：汝若接办铁政局为我弥补亏空，则保汝，否则劾汝。盛不得已允之，并谓铁政局既有亏空，所出之铁又无销路，则负担太难；若能保举宣怀办铁路，则此事易任。张亦允之，于是遂与王文韶联衔保盛督办铁路，是为盛宣怀与路政发生关系之始。从此盛以路矿致巨富，而汉冶萍公司则亏累日增，陆续借入日债，其权遂落入日本人之手。此则张之洞提倡实业之大功也。）现在夤缘亲贵，巴结载泽，任邮传部大臣，想藉铁道借款，一面扩充私囊，一面巩固权位，因投合皇族内阁集权的心理，提出一种铁道国有政策，于辛亥年四月十一日，用上谕宣布。四月二十二日，盛乃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签订川汉、粤汉铁道借款。这便是铁道国有政策的由来。
近五六年来的革命立宪运动，本与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有密切关系，及见政府如此滥借外债不遗余力，已惹起群众的大非难。但在四国币制借款和日本一千万元借款宣布时，群众虽然非难，还没有发生大风潮，因为这两项借款，尚与商民无直接的利害冲突。及到铁道国有政策和川粤汉铁道借款宣布后，反抗的大风潮就起来了。原来粤汉铁道曾由美国合兴公司承办，后以该公司违约，由人民力争收回，已批准由商民集股自办，川汉路亦经批准商办。但是商民的力量，除广东一省较为充足外，如川、湘等省，股本实难招足，因此在川、湘等省有抽收租股及米盐捐、房捐等办法（湖南已收集民股二百余万元，租股一百二十八万元，房捐股四万余元，湖北、四川未详），粤省已早修筑，川省宜万一段亦已开工。忽然说要取消商办案，以国有名义，把权利送给外人，因与各省商民的权利发生直接的冲突，于是反抗之势如火燎原，不可扑灭了。川、粤、湘、鄂各省纷纷设立保路同志会，一面以各省咨议局为开会反抗的大本营，一面派代表进京，一面电请各省京官援助，于是奏劾盛宣怀的奏折如雪片飞来。署理川督王人文左袒商民被申饬，湘抚杨文鼎、川督赵尔丰起初也左袒商民，被申饬。盛宣怀倚靠皇族内阁为后盾，丝毫不能动摇，对于各省的反抗集会，并下格杀勿论之谕。日本留学界援助商民，力主“路存与存，路亡与亡”之说，旅美粤侨也开会集议，势尤愤激，说“粤路股银，皆人民血汗，当执定成案，有劫夺商路者，格杀勿论”。政府对于反抗的人民，用“格杀勿论”四字，侨商对于政府也用“格杀勿论”四字，可谓针锋相对。在相持最激烈的当中，汤化龙在北京，见各省京官所上争路公呈全无效力，曾提出一种调停的办法：拟定商民股款不向政府索回，作为路股，要求发给股票，并要求邮部许各省商民立查账会，有稽核铁路度支之权。但是盛宣怀意在把持，绝对不容商民有干涉权，汤的调定办法亦无效。此次争路风潮最激烈的，要算四川人。川代表刘声元在北京，以为政府大臣皆与盛宣怀一气，想直向摄政王载沣请愿，两次前往，皆为门役所阻，乃跪地安门外，等候载沣，拦舆递呈，令逮交步军统领衙门讯究；步军统领衙门把他释放了，他又向奕劻上书，于是令步军统领衙门将他解回原籍，旅京川人纷纷集合哭送。这是川人在北京争路的情形。至于在四川省内的情形，尤为好看：七月初一日，保路同志会议决罢市，商民每家皆供光绪帝牌位，举哀号哭；各国领事见势不佳，照会政府请设法保护；赵尔丰也恐怕惹起大乱来，与将军玉岷联名奏请川路暂归商办；奉旨申饬，不许。端方因奏劾赵尔丰庸懦无能、败坏路事，乃命端方自湖北带兵入川查办。七月十五日，川人听说端方带兵入川，举代表往督署，求阻端方。赵尔丰因前此容纳商民意见，被端方藉为口实，负气不过问；代表再四要求，乃将代表蒲殿俊（咨议局议长）、邓孝可（法部主事）、颜楷（股东会会长、翰林院编修）、罗纶、胡嵘等拘禁署中；人民相率至署求释放，被卫兵开枪击杀多人。赵因电奏川人以争路为名，希图独立，意在变乱，与路事无涉；清政府命严饬新旧各军，相机剿办，近省民团多为官兵所焚杀。这是四川省内争路的情形。
此次争路风潮，当然有革命党人在里面煽动，但是若与商民没有直接的利害关系，煽动未必有这大的效力。自此风潮发生以来，与革命党人素无关系的商民，也不知不觉趋向革命党方面来了。革命党刻刻乘机待发，立宪党亦已失望，一般商民又积愤无可伸雪，于是只等武汉炮响，爱新觉罗氏相传二百六十八年的金交椅，就此颠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