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反动势力的解剖
从戊戌年（一八九八年）秋间到庚子年（一九〇〇年）的夏间，可称为维新变法的反动时期。反动的事实，以所谓“戊戌政变”开幕，以义和团大闹北京收场。但是我们要认识这次反动真正的内容，非先将当时的反动势力，略为解剖一下不可。因为这种反动势力，内容并不单纯，原因也不只一端。就势力的构成来说，上自西太后，下至小百姓，都包括在内，约略分之为三：
一、握有重权的亲贵（利用“拳匪”排外的人）；
二、一般士大夫阶级（鼓吹“拳匪”排外的人）；
三、失业的群众（“拳匪”）。
这三种人，虽然同含在这种势力以内，但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或精神上来解剖，却不尽相同；有彼此一致的处所，有所谋各殊的处所；也有可原恕的处所，有全不可原恕的处所。现在请就他们反动的心理上分别叙述：
一、民族的自尊 大凡个人在社会里面，不愿自居于劣等的地位，一个民族在民族团体里面，也没有自愿居于劣等民族的位置的，何况中国民族几千年来常常是居于优秀地位的呢？甲午以后，一部分醒悟的人士，固然知道现在所遇的外族不是往时的外族可比，但在大多数拘于旧历史观念的人，却以为现在的碧眼赤须儿，仍不过是往时匈奴、契丹、吐蕃、回纥等的一例，虽然一时在武力上受了逼迫，终久是要受我们的圣教感化的；一般新进之士不尽力宣扬自己的圣教去“用夏变夷”，反而自“变于夷”，这是何等可耻的事。我们试看叶德辉《与皮鹿门书》的书说：
……近世时务之士，必欲破夷夏之防，合中外之教，此则鄙见断断不能苟同者……昨读世兄歌辞（时皮鹿门之子作《醒世歌》，有“若把地球来参详，中国并不在中央。地球本是浑圆物，谁居中央谁四旁”等句），敢以管见所及，一明其是非。……地球圆物，不能指一地以为中，但合东西南北考之，南北极不相通，则论中外，当视东西矣。亚洲居地球之东南，中国居东南之中，无中外独无东西乎。四时之序先春夏，五行之位首东南，此中西人士所共明，非中国以人为外也。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西人辨中人为黄种，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西人笑中国自大，何不以此理晓之。若以国之强弱大小定中外夷夏之局，则春秋时周德衰矣，何以存天王之名。鲁之弱小远于吴楚，何以孔子曰我鲁，此理易明，无烦剖辨。尧、舜、禹、汤、文、武之教，周公成之，孔子大之。三代而下，异教之为圣教澌灭者不可殚述。即以文字论，佛法盛于六朝，而其梵夹之经典，反藉中文而后传；辽、金、元人凭陵宋室，可谓至极，今三国之书不存一字；此第圣人糟粕中之糟粕而已，潜移默运，扫荡异教于不觉，何论旁行诘屈之书乎。……
叶氏与人书还有一段说：
……夫强邻逼处，势力之口亦乌足凭。甲申之役，法败而中胜，则中国进于文明，甲午之役，中溃而日兴，则中国沦于半教，驴鸣狗吠，讵曰知时。蚕食鲸吞，无非肉弱。非我族类，仇视宜然。独怪今之谈时务者，若祖若父，本中国之臣民，若子若孙，皆神明之嫡脉，而亦幸灾乐祸，人云亦云，问之此心，天良胡在。……
我们现在看他这种解释“中国”两字的妙论，什么“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土居中央”，中国人是黄种，便是“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真是要笑脱牙齿。但这种自尊自大的口吻，确足代表当时一般人的心理；义和团的“坎字拳”、“乾字拳”等等，与这种“五行之位首东南”、“五色黄属土”，思想渊源上也是一贯的；义和团的首领曹福田说“吾奉玉帝敕，命率天兵天将，尽歼洋人，吾何敢悖敕命”，与这种“天地开辟之初隐与中人以中位”的见解，也没有多大区别的。御史徐道焜上奏说：“洪钧老祖已命五龙守大沽，夷兵当尽灭。”御史陈嘉言说：“得关壮缪帛书，言夷当自灭。”编修萧荣爵说：“夷狄无君父二千余年，天将假手义民尽灭之。”由有知识的士大夫阶级到无知识的群众，都认中国人是天地神明特别重视的一种人，纵然受屈一时，天地神明必维持它永久尊贵的地位。这种心理，从坏的方面说，自然是愚蠢可怜之极；但从好的方面说，即所谓“民族的自尊”，却是民族立国的一种要件，愚蠢中尚有几分可以原谅。
二、公共的积愤 这种积愤的心理，是根于自尊而来的，从鸦片战争到中日战争，继之以德取胶州、俄索旅大等，累次受外国暴力的压迫，虽以神明华贵的民族，对于这种压迫却是无可如何；加以当时的基督教徒骄横、跋扈，动辄恃其后面的帝国主义势力，干涉中国的民政；所谓数十年的积愤，上下郁勃，无可发泄。我们试看下列两段拳乱中的故事就可以知道：
……联军既破京津来保定，廷雍（本直隶臬司，时升藩司，护理直督，率领拳匪仇杀西教士及言新学者）方护督，遂被执，并及保绅。各军公讯，雍云：“保绅夙从令，可释，若焚杀汝人，皆我也。”叩以何为？雍曰：“道光以还，汝曹欺我太甚，倘得势，孰不报汝，今至此斧钺由汝，问何为。”遂见杀，今地方人尚多哀之。（见酬鸣《书＜庚子国变记＞后》）
徐桐以汉军翰林至大学士，以理学自命，恶新学如仇。其宅在东交民巷，恶见洋楼，每出拜客，不欲经洋楼前，乃不出正阳门，绕地安门而出。……拳匪起京师，桐大喜，谓中国自此强矣，其赠大师兄（拳匪首领之称）联云：“创千古未有奇闻，非左非邪，攻异端而正人心，忠孝节廉，只此精诚未泯；为斯世少留佳话，一惊一喜，仗神威以寒夷胆，农工商贾，于今怨愤能消。”
这两个人的声口，已很足表示当时积愤的心理；还有郎中左绍佐请戮郭崇焘之尸以谢天下；主事万秉鉴谓曾国藩办“天津教案”所杀十六人，请予议恤。他们以为中国累次屈辱，都由于郭、曾这辈人卖国，现在非把多年的积愤大大地发泄一番不可。
三、生活的不安 自五口通商以后，外国的经济势力侵入，中国固有的旧式工业受了压迫，失业的人渐次增多；加以累次对内对外的用兵，因军费赔款、横征暴敛而生出来的负担加重，军事完结后，兵勇的解散，溃卒的流亡；并且自光绪即位以来二十余年间，没有一年不被天灾，或大水，或大旱，或河决，北方几省尤甚（试参看文明书局出版的《清史纪事本末·光绪入继》一篇可知）：皆足以扩大失业人民的数量。概括言之，就是民众的生活上受了压迫（即所谓经济的压迫），社会上必然生出不安的现象来。但是这种经济的压迫，上面所举三种人的第一种（握有权位的亲贵），自然是不会感觉的；就是第二种（一般士大夫阶级），感觉得也很少。第三种所谓失业的群众，本是由经济压迫所产生，对于这种压迫，自然特别感觉痛苦。但是他们只知自己的生活无所依靠，却并不知他们的生活所以失靠的真正原因。他们很笼统的思维，以为使得我们穷困都是由于中国的不太平，不太平都是由于洋人的欺负。修铁路，开矿山，把我们的龙脉挖断了，地藏的宝气泄漏了；设教堂，把我们的神祗祖先侮蔑了：所以使得我们一天穷困一天。我们要想免除这种穷困，非把一切洋人驱逐出去不可，那班信洋教、讲洋学的人都是汉奸，也非一律杀掉不可。他们把一切的害恶，笼统归纳到“洋教”两个字上面。但是看见洋人的兵舰枪炮却着实利害，于是想到“封神”、“西游”在戏台上所表显的神通法力，必定是有几分可靠的；起初由少数的奸猾者借以哄骗多数，渐至彼此互相哄骗，久而久之，大家自己哄骗自己。这便是所谓群众的心理，由生活的不安演为借神力以排外。从德国夺取胶州湾后一年半间，山东一省闹出来的路、矿、教三项外交案，共达一千余件；从己亥年冬到庚子年春夏几个月间，拳民的聚积达若干万人，都是由这种群众心理结合而成的。
四、政争的阴谋 自戊戌变政以来，西太后痛恨光绪帝，痛恨康梁；一般依附西太后谋得政权的人，也和西太后一样的心理。但是康梁的逃走，都是由于外国人的救护（康之脱险，由上海英领事的救护，见梁启超《记南海先生脱险事》；梁之出险，由日本大岛兵舰之保护）。后来康梁在外国倡立保皇会，外国人不惟不加以干涉，并且还予以保护，于是由恨康梁之心，而迁怒到外国人身上去了。罗惇曧的《拳变馀闻》上述说：“刚毅奉命江南查案……得梁启超《清议报》进于孝钦后，后大怒，愤外国之庇康梁，必欲报此仇，益恨德宗，思废之。立端王载漪之子溥儁为大阿哥，将于庚子正月行废立，刚毅实主之，力引载漪居要职，宠眷在诸王上。后又虑废德宗，各国有违言，先命荣禄私于李鸿章以废立意询各国公使，皆不协，后益大恨。刚毅日言仇洋，见谈洋务者皆斥为汉奸，过金陵见刘坤一之储才学堂立命闭之。”又说：“载漪自以将为天子父，方大快意，闻各国阻之，乃极恨外人，思伺时报此仇。适义和团以灭洋为职，乃大喜。……”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也说：“义和团为邪教……朝廷所以信之者，意固别有所在，邵陵高贵之举，两年中未尝稍释，特忌东西邻责言，未敢仓猝行。载漪又急欲其子得天位，计非藉兵力以慑使臣，固难得志也。义和拳适起……载漪遂利用之，以发大难。故廷臣据理力争，谓邪术不足信，兵端未可开，皆隔靴搔痒之谈也。”可见，西太后和一班亲贵的反动心理，又别有所在。
上述四种反动心理，第一、二、三是士大夫阶级和一般群众所同具的，可命之为国民的心理，第四种是政府当局独具的心理，合起来遂构成一种大大的反动势力。反动虽同，所要求的却不同。国民的心理是公的，愚而可恕；政府的心理是私的，就悖而不堪问了。
二 反动的演进——己亥建储与庚子拳乱
戊戌八月西太后再行临朝训政，为反动的开始。一方面排除所谓新党，除前章所记捕拿康梁，杀戮六君子，谪戍张荫桓，永禁徐致靖以外，凡与维新有关系的人，一律革黜，最著的如湖南巡抚陈宝箴、尚书李端棻等。一方面布置亲信刚毅、荣禄、启秀等以次入军机，实授裕禄以直隶总督。北洋各军，向由直督节制指挥，荣禄既由直督召入军机，仍旧节制北洋各军，仅以裕禄为帮办：这是西太后巩固枢府实权的办法。于是将前百日所举办的所谓新政，在一个月内，一律翻过来：
一、命京内詹事府等饭碗衙门，照常设立，毋庸裁并；
二、复设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并河道总督各缺；
三、停止各省书院改设学校之举；
四、命各项考试仍用八股文、试帖、经文策问；
五、停止经济特科；
六、废农工商局；
七、废官报局；
八、禁止士民上书言事；
九、禁止结会；
十、禁止报馆，严拿主笔。
总括一句话，就是一切仍旧。在那年十二月里，有位新授湖北的巡抚曾铄，奏请变通成例，先后被人参劾，说他“擅请变法，莠言乱政”，就赏他一个“革职永不叙用”。从此没一个人敢言及“新政”两个字了。但是在西太后和亲信的后党心里，还有一个不曾解决的最大问题，就是光绪帝的皇位。从戊戌秋到庚子夏，两年的反动期间，所日夜经营不能放过的，就是这个问题。
在八月政变以前，本已密定了天津阅兵藉行废立的计划。及政变起后，光绪帝已幽于瀛台，兵也不用阅了，光绪帝病重的谣言也散布满了，要废就可以废了。但是老于世故的西太后，知道外重内轻之势已成，虽然拿住了直督和北洋军事权，却不知南方各省督抚的意思如何，因令军机处密电南方各督抚，探询意旨。不料遇着一位不辨风色的两江总督刘坤一，说出什么“君臣之义已定，中外之口宜防”的十二个字来，把他们的计划顿挫了，光绪帝有名无实的皇位又暂时保住了（这是戊戌冬间的事）。
到己亥年冬间，西太后和刚毅等到底忍不住了，因为康梁在海外天天倡保皇，不把这个保皇的目标更换终究是祸。荣禄比较慎重一点。有一位被西太后极敬重的老理学家徐桐，和启秀、崇绮很明了太后的意旨，于是这个问题又发动了。恽毓鼎的《崇陵传信录》说：“时承恩公崇绮久废在私第，大学士徐桐觊政地綦切，尚书启秀在枢廷，与徐殊洽，咸思邀定策功；而大学士荣禄居次辅，虽在亲王下，最为孝钦所亲信，言无不从，大权实归之。三公者（崇、徐、启）日夕密谋，相约造荣第，说以伊霍之事，崇、徐密具疏草，要荣署名，同奏永宁宫。十一月二十八日，启朝退，先诣荣，达二公意。荣大惊，佯依违其词，速启去，戒阍者勿纳客；二公至，阍者辞焉。次日朝罢，荣相请独对，问太后曰：‘传闻将有废立事，信乎？’太后曰：‘无有也。事果可行乎？’荣曰：‘太后行之，谁敢谓其不可者！顾上罪不明，外国公使将起而干涉，此不可不慎也。’太后曰：‘事且露，奈何？’荣曰：‘无防也。上春秋已盛无皇嗣，不如择宗室近支子，建为大阿哥，为上嗣，兼祧穆宗，育之宫中，徐纂大统，则此举为有名矣。’太后沉吟久之曰：‘汝言是也。’遂于二十四日（己亥十二月）召集近支王公、贝勒、御前大臣、内务府大臣、南上两书房、翰林部院、尚书于仪銮殿。上下惊传将废立，内廷苏拉且昌言曰：‘今日换皇上矣。’迨诏下乃立溥儁为大阿哥也。……”这便是所谓“己亥建储”的由来。这次的动作，依荣禄的计划，算是很慎重了；怕刘坤一又行反对，就预先命他来京陛见，以鹿传霖署理两江总督，这就是“调虎离山”的方法（次年仍命刘回两江）。李鸿章这时候很失势，是不反对的，就命他去作两广总督；因为康梁在海外联络华侨倡保皇，华侨多粤籍，恐怕广东出甚变故，所以要李去镇压。这种布置，算是很周密了，不料上海又伏着一些什么志士经元善、蔡元培等联络绅商千余人电争；海外华侨数十万人也相继电争；大阿哥虽然立了，皇位的授受到底还要再等机会。实际上，他们对于这些反对的电报也并不十分怕，他们所不敢即行的原故，还是不明了外国人的意旨。于是使人讽令外国公使入贺；假使外国公使对于立大阿哥的事肯来道贺，便是赞成废立了。但是外国公使却置之不理，于是他们愤极了，非借重八卦教的义民不可了。
八卦教的义和拳远源起于嘉庆时，现在不必详叙。利用它作排外工具的人，最初是李秉衡、毓贤，其次廷雍、裕禄，其次刚毅、载漪而达于西太后。李秉衡、毓贤、廷雍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国民心理的，刚毅、载漪、裕禄的行动是代表前节所谓政府心理的。光绪乙未，李秉衡作山东巡抚，山东有大刀会主仇西教，秉衡很奖许他们；丁酉十月，大刀会杀德教士二人（便是德据胶州湾的导源），因德人的要求，将秉衡革职。毓贤以曹州知府至藩司，是秉衡所最亲善的，到己亥二月，任山东巡抚，循秉衡的旧规，奖励大刀会；“匪”首朱红灯自称“义和拳”，建“保清灭洋”的旗号，毓贤出示改为“义和团”。“匪”树毓字旗，杀教民，焚教堂。因为法国公使的责问，乃召毓贤入京，命袁世凯为山东巡抚。袁世凯力剿，把朱红灯捕获杀了，山东的拳党就转入直隶去了。毓贤在山西尝向他的僚属说：“义和团魁首有二：其一鉴帅（李秉衡），其一我也。”这是很确切的自白。到庚子春初，“拳匪”蔓延直省，吴桥令劳乃宣严禁传习，并上书建议督署。总督裕禄以劳书示臬司廷雍及藩司廷杰。杰恶劳不先白司，廷雍则已暗与“拳匪”联为一气，因此将劳乃宣的建议置之不理。不久，裕禄也赞许了拳团；到三四月间，拳乱就蔓延直省各县了。这是廷雍和裕禄在直隶养成拳乱的初步。毓贤前由山东入京后，向端王载漪（大阿哥的父亲）、大学士刚毅等夸说义和团如何的忠勇可靠，载漪、刚毅就很欢喜地据以入告西太后（毓贤因此得授山西巡抚）。及至“拳匪”在直属各处肆行焚杀教堂教民时，西太后一面严谕拿办，一面命刚毅和刑部尚书赵舒翘等分途前往解散。其实并不是命他们去解散，而是命他们去察看这种“义民”的情形的。舒翘看见这些义民都是市井无赖，知道他们不足用，但是不敢违背太后的意向，就报告太后，说他们真是很可靠的义民。刚毅不惟说他们可用，并且和载漪等把这些义民引导到北京来了。这便是义和团入北京的由来。
拳民入京后，政府应付的经过，恽毓鼎的记述最为可靠，因为他是当时参与御前四次会议的人，现在把他的记述附录在下面：
……五月十五日，戕日本使馆书记杉山于马家埠；日日杀教民，株连无辜。二十日，复纵焚正阳门西，火及城楼……其时使馆街西兵，环甲实枪，严守东西街口，如临大敌。午刻忽传旨召王公大臣、六部九卿入见于仪鸾殿东室，约百余人，室中跪满，后至者皆跪于槛外。殿南向，上及太后背窗向北坐。枢臣礼亲王世铎、荣禄、王文韶、赵舒翘跪御案旁，自南而北若雁行，诸臣皆面南，刚毅则出京察看未归。既跪行一叩礼，上首诘责诸臣，不能弹压乱民，色甚厉。翰林院侍读学士刘永亨跪在后，与毓鼎相接，默谓毓鼎，适在提督董福祥许，董自任可驱拳匪出城外，毓鼎促其上闻。永亨膝行而前，奏云：“臣顷见董福祥，欲请上旨令其驱逐乱民。”语甫半，端王载漪伸大指厉声呼曰：“好！此即失人心第一法！”永亨慑，不能毕其词。太后默然。太常卿袁昶在槛外，高呼“臣袁昶有话上奏”。上谕之入，乃详言拳实乱民，万不可恃；就令有邪术，自古及今，断无仗此成事者。太后折之曰：“法术不足恃，岂人心亦不足恃乎？今日中国衰弱已极，所仗者人心耳，若并人心而失之，何以立国？”太后又曰：“今京城扰乱，洋人有调兵之说，将何以处之？尔等有何见识？各据所见，从速奏来。”群臣纷纷奏对，或言宜剿，或言宜抚，或言宜速止洋兵，或言宜调兵保护。随而派侍郎那桐、许景澄出京劝阻洋兵，一面安抚乱民，设法解散。遂麾群臣出。毓鼎与光禄卿曾广汉、大理少卿张亨嘉、侍读学士朱祖谋，见太后意仍右拳匪，今日之议未得要领，乱且未已也。乃行稍后，留身复奏曰：“臣等尚有书。”亨嘉力言拳匪之当剿，但诛数人，大事即定。张闽人，语多土音，又气急不尽可办。祖谋言皇太后信乱民，敌西洋，不知欲倚何人办此大事。太后曰：“我恃董福祥。”祖谋率然对曰：“董福祥第一即不可恃。”太后大怒，色变厉声曰：“汝何姓名？”对曰：“臣为翰林院侍读学士朱祖谋。”太后怒曰：“汝言福祥不足恃，汝保人来！”祖谋猝不能对，毓鼎应声曰：“山东巡抚袁世凯忠勇有胆识，可调入京，镇压乱民。”曾广汉曰：“两江总督刘坤一亦可。”军机大臣荣禄在旁应曰：“刘坤一太远，袁世凯将往调矣。”毓鼎复言：“风闻惊舆有西幸之说，根本重地，一举足，天下动摇矣。”太后力辩无此说。四臣遂起，太后于祖谋之出，犹怒目送之。
二十一日未刻，复传急诏入见，申刻召对仪鸾殿。上先诘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大臣、尚书徐用仪。用仪奏办，语细不可闻，惟闻上厉声拍案曰：“汝如此搪塞，便可了事耶？”太后随宣谕：“顷得洋人照会四条：一、指明一地，令中国皇帝居住；一、代收各省钱粮；一、代掌天下兵权。……今衅开自彼，国亡在目前，若竟拱手让之，我死无面目见烈圣。等亡也，一战而亡，不犹愈乎？”群臣咸顿首曰：“臣等愿效死力。”有泣下者。惟既云照会有四条，而所述只得其三。退班后询之荣相，其一勒令皇太后归政，太后讳言之也。其时载漪及侍郎溥良力主战，语尤激昂。太后复高声谕曰：“今日之事，诸大臣均闻之矣。我为江山社稷，不得已而宣战。顾事未可知，有如战之后，江山社稷仍不保，诸公今日皆在此，当知我苦心，勿归咎予一人，谓皇太后，送祖宗三百年天下。”群臣复叩首言：“臣等同心报国。”……于是立命徐用仪、立山、联元往使馆，谕以利害；若必欲开衅者，可即下旗归国。立山以非总理衙门辞。上曰：“去岁各国使臣，瞻仰颐和园，非汝为之接待乎，今日事急，乃畏难乎。”太后怒曰：“汝敢往固当往，不敢往亦当往。”三臣先出，即谕荣禄以武卫军备战守；复谕曰：“徐用仪等身入险地，可派兵遥护之。”群臣既退，集瀛秀门外，以各国照会质之译署诸公，皆相顾不知所自来；或言北洋督臣裕禄实传之，然亦无之。嗣乃知二十夜三鼓，江苏粮道罗某遣其子扣荣相门，云有机密事告急；既见，以四条进；荣相绕屋行，徬徨终夜，黎明遽进御；太后悲且愤，遂开战端。其实某官轻信何人之言，各国无是说也（一说由载漪命军机章京连文中伪造）。故二十五日宣战诏，不及此事。
二十二日申刻，复传入见，筹议和战，少顷即退。二十三日未刻，再召见于仪鸾殿，太后决定宣战，命许景澄等往告各国使臣，限二十四点钟内出京，派兵护行。上雅不愿轻开衅端，搴景澄手曰：“更妥商量。”太后斥曰：“皇帝放手，勿误事。”
侍郎联元谏曰：“法兰西为传教国，衅亦启自法，即战，只能雠法，断无结怨十一国之理。果若是，国危矣。”言且泣，额汗如珠，闻有与辩者。即派载澜等加意扞卫宫墙，备不虞……诸臣皆退。旋传谕二十四日辰刻更入见。次晨，俱集瀛秀门外。使臣来照会，要庆、端二王往议。召二王及枢臣先入见。刚毅适还朝，亦召入。二王旋出。命译署复使臣曰：“有言但以书来，二王不能往也。”须臾枢臣下，传旨撤全起（内呼召见曰“叫起”），盖战议成，无事启谋矣。是为庚子御前四次大会议。方事之兴，庙谟盖已预定。特藉盈廷集议，一以为左证，一以备分谤。始也端王主之，西朝听之；厥后势寖炽，虽西朝亦无可如何。亲昵如立山，视其骈诛，莫能阻也。当宣战之日，固逆计异时之必归于和，使馆朝夷，皇位夕易矣。大事既成，盲风怪雨，不转瞬而月星明概，虽割地以赎前愆，亦所不惜，无如一胜之不可幸邀也。
五月二十五日，发出宣战的诏旨（外省督抚多未宣布），但是直到七月二十日，共计约近两月，董福祥的甘军和若干万的义民，拿着引魂幡、混天大旗、雷火扇、阴阳瓶、九连环、如意钩、火牌、飞剑、八宝法物，仅仅杀了一个德国公使，竟不能攻破东交民巷的公使馆；而联军陷大沽，陷天津，陷北京；西太后逼着光绪皇帝同往西北，领略山水风景去了。（西太后至雁门语帝曰：“此次出京，得观世界，亦一乐也。”）反动的大活剧，至此闭幕，此后便是《辛丑条约》的悲剧。
在这一幕反动活剧的当中，鲁、粤、江、鄂四督抚袁世凯、李鸿章、刘坤一、张之洞四人，颇能尽力保持东南沿海、沿江各省的秩序。袁世凯常对他的幕僚夸说：“此次变乱，各督抚中，若无我辈四人搘拄，国事尚可问乎？”他们对于五月二十五日的乱命，相约不理，一面向荣禄电谋救济，一面与各国领事及驻外各使设法疏解，把乱事限拘在直省一隅，颇费了一点苦心。最不可原恕的，要算是荣禄（刚、漪诸人不足责）。李鸿章电某督抚说：“荣拥兵数万，当无坐视群小把持慈意之理。”原来北洋的军权完全在他手里，他既在军机，又是西太后所亲信的人，又知道“拳匪”不可利用，外衅不可妄开，假使当拳乱蔓延到直境的时候，便和袁世凯一样的力剿，老早可以消泯。只因“依违取宠”的一个念头，把他制住了。直到祸延肘腋，还是用依违的手段。我们看后来董福祥骂他的书便知，书中说：“祥负罪无状，仅获免官，手书慰问，感愧交并。然私怀无诉，能不愤极而痛哭也。祥辱隶麾旌，忝总戎行，军事听公指挥，固部将之分；亦敬公忠诚谋国，故竭努力，排众谤，以效驰驱。戊戌八月，公有非常之举；七月二十日，电命祥总所部入京师，实卫公也。拳民之变，屡奉钧谕，抚嘱李来中命攻使馆。祥以兹事体大，犹尚迟疑。以公驱策，敢不承命。叠承面谕，围攻使馆，不妨开炮；祥犹以杀使臣为疑，公谓戮力攘夷，祸福同之。祥一武夫，本无知识，恃公在上，故效犬马之奔走耳。今公巍然执政，而祥被罪，窃大惑焉。……”但是荣禄向江督刘坤一电告，却又说：“……以一弱国而抵各数强国，危亡立见。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自古皆然。祖宗创业艰难，一旦为邪匪所惑，轻于一掷，可乎？……”一面命董福祥向使馆开炮，一面向人说“两国相战，不罪使臣”。这种依违取巧的罪恶，实万倍于刚、漪诸人。所以这一回的乱事，他是最不可恕的一人。
三 反动期中革命党与保皇党的离合运动
中山自传说：“自乙未初败以至于庚子，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清廷为尤甚。……”他所谓“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真相怎么样，恐怕一般人还不易知道，我们须知道在庚子以前，中山革命唯一的地盘基础，在国外是华侨，在国内是会党。所谓士大夫读书阶级，差不多完全是康梁维新派的地盘基础。戊戌以前，康梁有了士大夫阶级的地盘，对于国外华侨及会党尚不过问。及至戊戌政变以后，康梁逃居海外，把固有的地盘完全失了，要想活动无所凭藉，于是非利用向不过问的地盘，即华侨和会党不可了。于是由中山历年经营所得仅有的地盘，被康梁夺取一大部分去了。这是由维新反动所生出来的结果，便是“革命最艰难困苦”的真相。现在把这种侵夺地盘的事实，略略叙述几件：
兴中会在海外的分会，除檀香山外，以日本横滨为中心。中山自乙未失败后，常把横滨作二次活动的策源地。当时横滨会员约百余人，多属著名侨商。丙申冬，邝汝盘、冯镜如等组织一个教育华侨子弟的学校，想到中国来聘请教员，与中山商量。中山因为兴中会员都是实际活动的人，不暇从事教育，以为康梁请求变法，可算是救国的同志，并且康讲学多年，门徒很多，于是就写一封介绍信给康，叫邝汝盘持信往沪，与康面商，并且将校名定为“中西学校”。邝到上海晤康后，康就荐徐勤、陈默庵、汤觉顿等往任教务，并说“中西”二字不雅，更名“大同”，替他们亲写“大同学校”四字的校牌。徐勤到了日本，时与中山会面，也相互引为同志，但是徐勤等因为占得学校的地位，常与各侨商往来，慢慢地把侨商拉到他们手里去了。戊戌八月后，康梁亡命到日本，中山以为同是为国事而失败之人，亲去见康，康以帝师自任，恐怕与革党首领往还，于将来的活动有碍，托故不见。不久，横滨就有保皇会出现，侨商的兴中会员大半跑到保皇党会里面去了；大同学校并发现“不许孙文到校”的标语了。这是保皇会在横滨侵夺革命党地盘的故事。
梁启超那时候却不如康有为的矜持，与中山往来很密，并且表示赞成革命；中山也相信他。梁又曾与兴中会员陈少白商议两党合并的办法，后来推陈少白和徐勤起草联合章程。但是徐勤、麦孟华暗中反对，写信给康有为（此时康已赴新加坡）说：“卓如渐入行者圈套，非速设法救解不可。”康得信大怒，立派人携款赴日促梁即赴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梁在日本起程赴檀时，约中山共商国事，还是说两党一定合作。因檀岛为兴中会发源地，托中山作书介绍同志。中山坦然不疑，便作书介绍于其兄德彰及其他亲友。梁到檀后，拿介绍书去会侨商李昌、郑金、何宽、卓海诸人，很受欢迎；又到茂宜岛去访德彰，德彰更优待他，并且把儿子托他带往日本去读书。梁在檀几个月，渐渐倡议组织保皇党，向各侨商说，名为保皇，实即革命。侨商因为他是中山介绍来的，也就相信他，并且捐集巨款（作后来汉口起事之用）。后来中山得知，作书责梁失信，但已无可如何了，于是檀岛的兴中会员也大半变作保皇会员了。这是保皇会在檀岛侵夺革命地盘的故事。
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时，认识了唐才常、林圭（号述唐）。唐才常又是谭嗣同和毕永年（长沙人）的至友，谭嗣同遇害后，唐才常异常愤恨，想乘机起事。此时毕永年已往日本，得交中山及日人宫崎寅藏、平山周等。毕与湘鄂会党首领很有往来，中山因派平山随毕赴湘，联络会党，出入湘鄂好几次。唐才常因为要与康梁商议起事的计划，也于己亥年往日本去，毕永年便介绍他去见中山，筹划长江各省与闽粤合作起事的办法。林圭在湖南时也与会党头目很有往来，己亥年也到了日本，在高等大同学校读书。此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通共不过七八十人，但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约莫也有一小半了，如蔡锷、吴禄贞、秦力山、戢翼翚、藜科、傅慈祥……不必列举。平心而论，毕、林、唐和那些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这时候对于清朝都没有什么顾惜，并且都有点厌恶了，就是梁启超也是一样的。不过厌恶的程度有深浅，而梁因康有为的关系，又受了光绪帝的知遇，就不能不站在保皇党的旗帜下面。与梁亲近一点的如唐才常、林圭、秦力山辈，也不便过于与梁立异。毕永年很想把唐才常拉到中山的旗帜下面去，而康梁把唐当作他们的徐敬业。唐左右为难，经毕多方斡旋，始定“殊途同归”之约，于是在己亥冬间，由唐、林率领秦力山等留学生共二十余人回国，在湘鄂长江一带谋大举。由日本出发时，梁启超、戢翼翚等在红叶馆设宴送别，中山和陈少白、平山、宫崎都在座。林圭于启程前，并亲往中山处作别，由中山作书介绍于汉口某俄国商行买办、兴中会员容星桥（后来林圭在汉口很得容的助力）。这便是庚子七月唐才常在汉口谋起事的先声。唐、林等到了上海，便在上海秘密发起一个正气会（后改为自立会），作运动的机关。林圭便往汉口上游招纳会党，散放富有票，毕永年也招纳会党，派往香港、广东方面去。但是唐才常所订正气会章程的序文中有“非我种类，其心必异”的话，又有“君臣之义，如何能废”的话，这本是他周旋两派不得已的办法，不过太自相矛盾了。毕永年因此很不以唐的办法为然，与唐力争，劝他断绝康梁的关系。此时，唐不惟不忍与康梁立异，并且办事的经费全恃康梁在海外接济，实有不能撇去康梁的苦衷，与毕相持，辩论至一昼夜，不得结果，毕大失望。不久，毕所招集派赴香港的会党头目李云彪、杨洪钧、张尧卿、李堃、师襄等，为康有为的金钱所诱，也舍却兴中会而投往唐的旗下。毕受种种刺激，愤而削发为僧（改名释悟玄，初往浙江普陀山，后又改名普航，中山谋起义于惠州时，彼又在香港活动相助，惠州之役失败后，遂入罗浮山化去）。这虽不算是保皇党夺取革命党的固有地盘，颇有两派互争地盘的样子，若就利用会党一点说，是保皇党开初第一回。假使没有百日维新的失败，便没有这回事了。（对于上列各事，可参看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
上述三件，都是反动期中发生的事故，后来革命党与立宪党的不相容，在此时期内已暴露着一点形迹出来了。
当唐才常、林圭在长江一带预备举事的时候，中山和兴中会的同志也预备在广东方面起事。到庚子夏初，义和团的事件发生，两方面都认为是起事的最好机会，积极进行；广东方面因有闰八月惠州之役，长江方面有七月汉口和大通之役。惠州之役，革命党以寡敌众，很打了几回胜仗，因为外交方面情势中变，中山潜入内地及武器接济的计划不成功，终归失败，牺牲了一位日本同志山田良政，史坚如在广州谋炸粤督德寿（与惠州之役有关），亦失败而死义。长江方面，唐、林在汉口，秦力山在大通，还有安庆、新堤、常德各处的布置，本约定七月十五日各处同时起事（林圭并曾作长函托容星桥转达中山约在广东同起），因康梁汇款不到，再三展期，而大通方面，于七月十三日已被政府察觉，十五日单独举事，自然失败；汉口方面，则以候款之故，延至二十七日，总机关被张之洞破获，唐、林以下同时被逮殉难者共二十人，常德、新堤、安庆各处自然同归消灭。这是利用会党，谋以武力保皇的最初一次，也就是最后一次，此后找不到第二个徐敬业，除了在《新民丛报》上恭维光绪帝几句空话以外，再没有用武力去保皇的机会，也再没有用武力去保皇的勇气了。但是革命党的身价却因此抬高了一级。粤督德寿对于史坚如和惠州之役发布的告示和奏折，虽然在孙文的“文”字上仍旧加上三点水作“汶”，却把孙和康梁并称，什么“无非因康、梁、孙汶各逆从中煽惑”，什么“康、孙各逆勾结土匪”，把广东方面的事也牵到保皇党身上去，对于康梁未免冤屈了一点，但是把“红眼睛绿眉毛”的孙，公然放在“帝师”一列，却承他过于抬举了。中山说：“当初次之失败也（指乙未），举国舆论，莫不目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惟庚子失败之后，则鲜闻一般人以恶声相加。”这是实情。因为清廷的罪恶，现在已为多数人所公认。就是唐、林的本意也不是要保皇，不过借旗号罢了。唐、林失败，给予青年知识阶级一种很强烈的刺激，从此借用“保皇”两字作旗号的人，反渐渐地减少了。这可算是由反动产出来的结果。
四 反动与袁世凯的幸运——北洋军阀基础的成立
北洋军阀势力，在最近几十年的中国政治上关系极为重要，是人人知道的；袁世凯是创造北洋军阀势力的人，也是人人知道的。在此次反动期内，袁世凯除掉和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尽力维持山东以南沿海的秩序外，仿佛别无重要关系；但是此次反动事变，实在是袁世凯绝大幸运的照临，也就是北洋军阀基础确定的第一步。所以在本章之末，非把袁世凯小站练兵的由来，和在此次反动期中的遭遇，略略叙述一下不可。
袁世凯的第一个知己是吴长庆，第二个知己是李鸿章，第三、四个知己要算是荣禄、李鸿藻。他于光绪六年（一八八〇年）入庆军（淮军之一部）吴长庆幕府；光绪八年（一八八二年），随吴长庆往朝鲜；后来因为在朝鲜干了几件冒险的事，被李鸿章赏识了，于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日《天津条约》成立后，便保荐他以三品衔的道员，驻扎朝鲜，总理交涉通商事宜。甲午年，在朝鲜惹起中日战争的乱子后，奉召回国，便随直隶臬司周馥办理东征转运事宜。袁在当时本以知兵自诩，他的朋僚也认他是长于兵事的。当军事紧急时，长芦运司胡燏棻劝他特练一军以资策应，他答说：“须饷优械精，熟练数月，能操不溃之权，方敢措手，否则决不愿随人奔溃。”但是说说罢了。不久有人奏请速练洋队，就派定胡燏棻会同洋员汉纳根在津招募开办；因为该洋员所拟的办法不能实行，中止，另由胡燏棻招练定武军十营，步队三千人，炮队一千人，马队二百五十人，工程队五百人，共四千七百五十人，参用西法教练。乙未，中日和议既成，袁以浙江温处道留京，充督办军务处差委。军机大臣李鸿藻和荣禄就在此时赏识了他，要他草拟创练新军办法（康梁和他交识邀他赞成强学会即在此时）。于是年十月，由醇王、庆王会同军机大臣奏请变通军制，在天津新建陆军，保荐袁世凯督练，恰好此时胡燏棻派造津芦铁路，定武军须人接统，便奏请由袁就固有的定武军十营，加募马步各队，凑足七千人，依他所拟营制饷章编伍办理，候有成效，逐渐扩充，奉旨照准。同时又请求派道员荫昌挑选八旗精壮子弟附入天津武备学堂（由曾国藩、李鸿章所设立，袁之将属多由此出身），为预备将校之用，与袁督练陆军相依附。定武军本驻离津七十里的新农镇，就是津沽间所称为小站（昔为淮军驻所，且办屯田，淮军散后，成为废垒）的地方。袁受委后，依所拟计划进行，所用将校人员，一部分是宿将，一部分是从前天津武备学堂毕业的学生，如姜桂题、杨荣泰、吴长纯、徐邦杰、段祺瑞、王士珍诸人皆隶麾下；冯国璋、陈光远、王占元、张怀芝、何宗莲、马龙标、雷震春、王英楷、田中玉、孟恩远、陆建章、曹锟、段芝贵等当时都属偏裨；徐世昌也在他幕中，参谋营务。这便是所谓“小站练兵”和“新建陆军”的名词所由来。
戊戌政变时，因为谭嗣同想利用他作光绪帝的心腹，得到一个候补侍郎的地位；因为他不为光绪帝所用，又得了西太后的赏识；但是除于荣禄入京时作了十天（初十至二十）的护督兼北洋大臣和四千两新建陆军赏银以外，却别无所得。十天后，裕禄来作直隶总督，他仍回小站营次。他的新建陆军至此训练已近三年，颇有一点声名；次年己亥三四月间，奉旨开往山东德州、沂州一带操演行军阵法。此时，沂州有义和团闹教案的事情，他曾陈请善为应付，五月回营。十一月，因毓贤在山东纵容“拳匪”，为外人所责难，乃将毓贤调京，命袁署理山东巡抚；到庚子二月，就实授山东巡抚。他往山东时，便将所练的新建陆军（时已改称为“武卫右军”了）都带到山东去。山东原有的勇队尚存三十几营，他把那些勇队挑选裁并，编为二十营，奏请改称“武卫右军先锋队”，以新军人员居中训练；于是他的军队实力又扩充了一点。他运用这些军队把山东境内的义和团一霎时就赶跑了，因此外国人颇赞赏他。等到拳乱最盛时，山东竟安然无事；直省避难人民多往山东跑；“匪军”到了德州地界，便不敢进了；德州与直省接近的人民，至用白垩在壁上大书“山东地界”字样。李鸿章恭维他说：“幽蓟云扰，而齐鲁风澄。”“袁世凯”三个字从此在中外人士的脑子里面就有了一点印象，他的名望就渐渐地高起来了。这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庚子五月二十一日，袁曾奉旨调新建陆军入都，这是袁与北洋军阀存亡的一个大关头。西太后的意思，是要他入京帮助义民的；荣禄的意思或者是要他去解散义民，或者是要他去保驾，不甚明了；东南各督抚，也有主张“袁慰帅即由山东提兵由保定进京，以清君侧、护两宫为要义”的；但是袁将所部军队一部分开到直、鲁接境各处，却不前进了。后来颇有人责备他，说他拥兵自重，不肯赴难的。但是我们试看看聂士成和他所领武毅军的末路：一面被“拳匪”攻打，一面被联军攻打，结果聂士成以身殉难，武毅军同归破毁。假使袁果提兵北上，一定是那些义民的大敌；联军到了，恐怕也不认得他罢！他还是打义民呢，还是打联军呢？他和新建陆军的末路，一定是和聂士成与武毅军一样，所以他带兵出抚山东与此次屯兵不进，又是幸运照临他的一点。自咸同以来，兵权寄于各省督抚，直隶总督尤为军权所寄的重心；因为自李鸿章督直兼北洋大臣以来，尽力经营北洋军备，而直省又是皇畿所在，所以直督的地位是各督抚中一个最重要的地位。中日战争，李鸿章受了所谓舆论的攻击，于乙未七月命其入阁办事，以直督授王文韶；到戊戌四月，光绪帝要变法，满洲人是认为于他们不利的，西太后很与他们同意，知道要制服光绪帝和新党，非把北洋军权拿在手里不可，于是把王文韶调京，把直隶总督授予亲信的满人荣禄。政变后，荣禄调入军机，直督一席复以所亲信的裕禄继任。直到拳团闹到不可收拾，裕禄也死于联军，才再把李鸿章请到北京来，又授以直隶总督。假使没有这回的大乱子，不惟李鸿章没有复任直督的希望，恐怕这个位置并非汉人所能期望了。恰当《辛丑和约》的悲剧闭幕时，李鸿章辞世了。李于临逝前一日，口授于式枚草遗疏荐袁世凯继任直督，说“环顾宇内人才无出袁世凯右者”，这是因为在拳乱中，李鸿章看见他的行动与众不同，所以特别赏识了他。西太后得了李的遗疏，想了一想，除掉袁世凯，也找不到第二个人；因为从前对于他，已有相当的信任，现在又只有他所部的军队还可以镇住北方；于是就把直督兼北洋大臣一席，授予他了。这是幸运照临他的又一点。北洋军阀的基础，第一步从此确定。这也可算是由反动产生出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