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甲午战争以前，早已产生了两个新人物：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康有为。孙中山在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已决志倾覆清廷，康有为在光绪十五年（一八八九年）也就以诸生伏阙上书请变法。两人都是产生在广东——与西方文化接触最早的地方，又是鸦片战争爆发的地方——所受外来的刺激都是相同。但是两人所处的家庭环境、幼年时所受的教育熏陶却大有差别，所以两人维新的志愿方向及出发点，最初就不相同。请将两人少年的略历，写在下面：
孙中山“中山本名文，字逸仙，又号德明，后因逃亡日本隐名为中山樵，遂以中山称于世。清同治五年（一八六六年）生于广东香山县翠亨乡。父道川，母杨氏，家世业农，举三男，长眉，字德彰，次早逝，中山其季也。……家贫，故中山在髫龄即助理耕作，闻乡人谈洪杨故事，即以洪秀全第二自任。年十三曾入其叔所设之私塾，旋于是年随长兄德彰赴檀香山。时檀岛有华侨约四万人。德彰在檀岛所属之茂宜岛营牧畜业甚久，后有牛至千数百头。中山随兄居檀，因入该地教会学校凡三年，继又入圣路易学校。光绪七年（一八八一年），由檀岛回国，寻入广州博济医学校，在校得交郑士良（号弼臣），郑固三点会员也。次年，转学于香港阿赖斯医院，又得交陈少白、尤少纨、杨鹤龄、陆皓东，昕夕谈革命；港澳间亲友，至呼中山与陈、尤、杨为四大寇。光绪十一年（一八八五年），中山年已二十，其自传曰：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之志，由是以学堂为鼓吹之地，借医学为入世之媒。”中山二十岁以前的略历，大概如此。（所记中山由檀回后及入医校年岁，各人所记略有出入，兹以吴稚晖《中山年系》为据。）
康有为“有为原名祖诒，字广夏，又号长素，咸丰八年（一八五八年）生于广东南海县，其先代为粤名族，世以理学传家。曾祖式鹏，讲学于乡，称醇儒。祖父赞修为连州教谕，专以程朱之学，提倡后进，粤之士林，咸宗仰焉。从祖国器当咸同间从左军，以功至广西巡抚。……父达初早逝，母劳氏，生子二人，长即有为，次广仁。有为既早孤，幼受教于祖父，七岁能属文，有神童之目……成童之时，便有志于圣贤之学，乡里俗子笑之，戏号之曰‘圣人为’，盖以其开口辄曰圣人圣人也。（康生时，其祖赞修，方官钦州，锡名有钦，邮传濡滞，而其太伯祖先命名有为，后以祖诒名应试，乙未成进士，后名有为。据张伯桢《南海康先生传》。）……年十八始游朱九江之门授学焉。九江者名次琦，字子襄，粤中大儒也。其学根于宋明而以经世致用为主，研究中国史学、历代政治沿革，最有心得……从之游凡六年而九江卒。其理学、政学之基础，皆得诸九江。九江卒后，乃屏居独学于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游京师。其时西学初入中国，举国学者莫或过问，先生僻处乡邑，亦未获从事也，及道香港、上海，见西人殖民政治之完整，属地如此，本国之进更可知，因思所以致此者，必有道德学问以为之本原，乃悉购江南制造局及西教会所译各书尽读之。彼时所译者，皆初级普通学，及工艺、兵法、医学之书，否则耶稣经典论疏耳。于政治、哲学毫无所及。而先生……别有会悟，能举一反三，因小以知大，自是于其学力中别开一境界。……”（据梁启超所著《康有为传》）康有为少年时的略历大概如此。
把他两人少年的略历比较，可以得到下面两点：
一、孙是出于先世业农的家庭。农业的家庭，在生活上是须奋斗的，在思想上是单纯素净的。虽然免不了几千年传统的习俗，但是所受名教思想的束缚比较甚浅。康是出于“世以理学传家”的家庭，祖父作过教官，从祖官至巡抚，读书作官的家庭，纵然“以理学传家”，那种理学本身的内面，就不免含着多少不健全的质素，不流于虚伪，便拘于网罗。所以，中山在十一二岁时便表现一种自然活泼的思想，不以作洪秀全第二为污辱；有为在成童时，便套入理学的圈子里去，口口声声要作圣人。
二、中山幼年所受的教育，是西方的新式教育，以科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观感是直接的观感，所以他发出来的思想不涉于玄想；初闻其议论的人彷佛觉得谬妄胆大，然实际很切于事情。康所受的教育，是东方的旧式教育，以玄学为基础，对于西方文化的感受是间接的感受，所以他发出来的思想，总免不了玄杳空洞；初闻其议论的人觉得很新颖，但是实际上终不能脱去旧圈套。
总括一句话，两人少年所养成的精神，根本就不相同：一个是创造、奋斗，一个是倾于因时、修改；所以一个不惜为“四大寇”之一，一个勉力作“圣人为”。这是两个维新领导人物最初的差别。
二 适应一时环境的康有为
从甲午到戊戌（一八九四——一八九八年）的五年，可算是维新运动的初步时期。在此时期内，两位运动的领导者都开始活跃。孙中山在甲午战事发生后就往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本年十二月回国，次年春正月，在香港成立兴中会干部，谋于广东组织第一次的革命军。康有为在甲午年作了举人，次年，趁着会试就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痛陈改革救亡的办法。但是此时的环境适合于康，不适合于孙，故此时期是康的时期，不是孙的时期。孙要领导活动，除了秘密会党以外，没有几个人肯受他的领导；康要领导活动，肯受他的领导的人却很多。如孙在檀香山发起兴中会的时候，所得的同志不过他的胞兄德彰和邓荫南等十余人；康在北京发起“公车上书”，签名的就有一千二三百人。第一次革命军在广州失败之后，国内人士虽然因此有知道孙文的名字的，但是报上讲到孙文都要把“文”字旁加上三点水作“汶”，形容他与强盗乱贼一样。……以为这位姓孙的有什么红眉毛、绿眼睛，是最利害的公道大王，想不到他是美秀而文，真是不愧名“文”（节录吴稚晖《我亦一讲中山先生》语）。次年（一八九六年，丙申），中山再往檀香山、美洲并英国各埠去推广兴中会，欢迎革命主义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在与西人接触的国外尚且如此，国内更不待言了。是年，中山在伦敦被骗，拘入华使馆，倒是在英国惹起一般人的注意了，但是国内注意他的人仍是极少，就是注意他的人，仍把他放在“红眉毛、绿眼睛的公道大王”一类。例如康有为的信徒麦孟华在《时务报》上作的《论会匪宜设法安置》一文内说：“今日之会匪，其势之大，其人之智，更非发逆所能望其肩背……哥老、理教、三合、兴中诸会匪，或泄于东南，或泄于西北，或动于内地……孙汶之案，沙侯诘难（沙侯即当时英外长沙斯伯里侯），徒辱国体，实张彼焰。忍而置之，则养痈贻患；起而救之，则乏下手之策。”维新志士的论调如此，我们可以知道中山当时所处的环境了。所以中山在此时期内的活动，除了在伦敦造出一个小小的外交风潮以外，在国内政界上不能发生出什么大风潮来。康有为的活动虽然也是归于失败，但是在国内造出的风潮就大了。上自在位的皇帝及内外大僚，下至在野的读书阶级，都被他掀动了，他所以能够造出较大风潮的原故就是因为他很合于当时的环境。第一，当时中国政治界的潜势力，以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为中心，因甲午战败而发生一点反省的人，也只有这一个阶级。康有为新由举人得中进士（乙未年），是这个阶级里面的新贵。吴稚晖说：“我起初瞧不起孙文，就因为他不是科第中人，不是经生文人，并且疑心他不识字。”康有为既是科第中的新贵，又是经生文人，并且能作激昂慷慨、洋洋洒洒上皇帝的万言书，所以就得到这个阶级人士的赏识了。第二，当时中国人的政治思想。在下层的小百姓，不用说对于皇帝认为天之子，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至于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受了几千年来名教学说的浸渍，对于皇帝尤其不敢妄起不敬的念头。吴稚晖说：“其时我虽然也进了一步，从温和的维新党变作了激烈的维新党，我终还忘不了光绪皇帝……觉得那种反叛的事业，做呢未尝不可做，终究像不正当，常想让孙汶去做罢，我是不做的。”“君臣之义已定，天泽之分难越。”“食毛践土，谁非臣子？”康有为的上皇帝书，随处不忘“列祖列宗及我皇上深仁厚泽涵濡煦育数百年之恩”，什么“公羊之义，臣于一例”，什么“圣清二百余年未有之大辱”，读起来又“正当”又“忠愤”，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没有读了不动心的。所以虽是不十分看得他起的吴稚晖，也要到米市胡同的南海馆去看看这位爱国志士，谈谈除三害的事业。在此种环境之下，当时国内维新运动的领导权就自然而然地要落到他的掌握里去了。
三 康有为维新运动的思想基础和进行方法
在上面所述的环境之下，康有为自然比孙中山容易得到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但是当时经生文人的士大夫阶级里面，不止康有为一个人是科第中的新贵，也不止他一个人是谨守君臣之义的人，并且当时向皇帝上书请变法的，也不止他一个人，为什么独有他做了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呢？我们要知道他所以能做当时的领导者，因为他的思想见解在当时士大夫里面有些与众不同的处所。试看他上皇帝书里面的两句话说：“窃以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这两句话便不是当时在位士大夫所敢说的，因为若说“开创”，便有蔑视列祖列宗的嫌疑了。但是专就这两句话上，还看不出他维新思想上的基础来。中国的政治向来是奉圣经为准衡，故六经就是中国的宪法。康有为的政治思想，也是由六经里面绎出来的，他所以能做维新运动的领导者，造成一时的大风潮，也是因为他对于六经先作了一番维新革命的工作。他的弟子梁启超在壬寅年曾说：“今日中国闻立宪共和之论而却走者尚占大多数，不引征先圣最有力之学说以为奥援，安能树一壁垒，与二千年之劲敌抗耶？”所以康有为要作政治的维新运动，老早就从圣经里面去找维新的路径。梁启超叙述其师学术思想的来源如下：
……数新思想之萌蘖，其因缘固不得不远溯龚（定庵）、魏（默深），而二子皆治今文学。……今文之学，对于有清一代学术之中坚而怀疑者也。龚、魏及祖述龚、魏之徒则近于诡辩者也，而我思想界亦自兹一变矣。……其与龚、魏相先后而学统有因缘者，则有若阳湖李申耆、长洲宋于庭、仁和邵位西。宋氏傅会太过支离太甚，不足以当巨子；李并明算，长于地理，其治经则排斥《周官》特甚；邵氏则卓然一经师也。盖申耆始治今文《春秋》，默深始治今文《诗》、今文《书》，而位西则言今文体，著《礼经通论》，以《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伪造，自是群经今文说皆出，而湘潭王壬秋、壬秋弟子井研廖季平集其大成。……王氏以公羊说六经，公羊实今文学之中坚也，廖氏受师说而附益之，著书乃及百种。……吾师南海康先生，少从学于同县朱子襄先生，朱先生讲陆王学于举世不讲之日，而尤好言历史法制得失，其治经则综糅汉宋今古，不言家法。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渊源颇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诬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畴昔言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则言义。惟牵于例，故还珠而买椟，惟究于义，故藏往而知来。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改制之义立，则以为《春秋》者，绌君威而申人权，夷贵族而尚平等，去内竞而归统一，革习惯而遵法治，此南海之言也。畴昔吾国学子，对于法制之观念，有补苴，无更革；其对于政府之观念，有服从，有劝谏，无反抗。虽由霸者之积威，抑亦误学孔子，谓教义固如是也。南海则欲对此种观念施根本的治疗者也。三世之义立，则以进化之理，释经世之志，遍读群书而无所于阂，而导人以后来之希望，现在之义务。夫三世之义，自何邵公以来，久阍曶焉……南海以其所怀抱，思以易天下，而知国人之思想，束缚既久，不可以猝易，则以其所尊信之人为鹄，就其所能解者而导之，此南海说经之微意也。……
……南海尊《礼运·大同》义，谓传自子游，其衍为子思、孟子。《荀子·非十二子》篇，其非思、孟之言曰“以为仲尼子游，为兹厚于后世”，是其证也。子夏传经，其与荀卿之渊源，见于《汉书·艺文志》，故南海谓子游受微言以传诸孟子，子夏受大义以传诸荀子，微言为太平世大同教，大义为升平世小康教。因此导入政治问题，美孟而剧荀，发明当由专制进为立宪共和之理。其言有伦脊，先排古文以追孔子之大义，次排荀学以迫孔子之微言。此南海所以与井研异也。井研为无意识之排古，南海则有所为而排之，以求达一高尚之目的也。……
梁启超叙述康有为学术思想的来源如此。综其要点：一、以晚清的所谓今文学派为出发点，宗《春秋》的公羊家说；二、由公羊家所谓“张三世”（据乱、升平、太平）之义，衍为专制立宪共和政治进化的理论。他在甲午以前便著了两部书，一部是《新学伪经考》，一部是《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所谓“新学”不是“新旧”的新，是“新莽”的新；说《周礼》、《逸礼》、《左传》及《诗》之毛传，凡刘歆所争请立学官的，都是刘歆的伪经；刘歆是王莽的国师，故对于这些经义的东汉学说，算不得“汉学”，只能算是“新学”。这部书的作用，是想借此打倒盛极一时的“汉学”，另辟思想界的新天地。《孔子改制考》说周秦诸子都是托古改制的人，如老子托黄帝，墨子托大禹，许行托神农。孔子作《春秋》，寓有改制创作的大义微言在里面，不是一般人所能懂得的。尧舜不过是孔子所托的人物，其人的有无不可知，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由孔子理想所构成。公羊家说的“通三统”（谓夏、商、周三代不相沿袭）、“张三世”，深得孔子改制的精义。这部书的作用，就是想把陈旧古典的封面，粘上一纸“维新变法事例”的签条，借大成至圣孔子先师的牌位，镇服反抗变法的人。这便是他维新运动思想上的基础。（关于康有为学术思想的全部，可参看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至于康有为运动进行的方法上，与孙中山根本不同。孙是从下层社会着手，康是从上层社会着手。康的运动进行可分两个方面说：
一、设法抓住皇帝，作他的傀儡。他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组织上，君主专制主义已经发达到了极点，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倘若皇帝不信服你，随你有如何完美的主义、如何高强的本领，终归无所施其技；倘若皇帝信服了你，不知不觉作了你的傀儡，就可以为所欲为了。所以他向皇帝一次上书不达，就再次，由再次而三次，四次，至于七次，总要使皇帝赏识了他的议论，信服了他的主张，然后罢手。后来得徐致靖等的疏荐，由皇帝召见，皇帝果然赏识他了。（一般人的传言，都说康是由翁同龢荐的，但据翁的日记所载，翁与康的意见实有点不对，兹节录翁的日记数节如下：“甲午五月初二日，看康长素《新学伪经考》，以刘歆古文，无一不伪，窜乱六经，而郑康成以下，皆为所惑云云，真说经家一野狐禅也，为惊诧不已。……戊戌四月初七日，上命臣索康有为所进书，令再写一份递进，臣对：‘与康不往来。’上问何也？对曰：‘以此人居心叵测。’曰：‘前此何以不说？’对：‘臣近见其《孔子改制考》知之。’四月初八日，上又问康书，臣对如昨，上发怒诘责，臣对：‘传总署令进。’上不允，必欲臣诣张荫桓传知。臣曰：‘张某日日进见，何不见谕？’上仍不允，退乃传知张君。……已亥十一月二十一日，新闻报记十八日谕旨，严拿康梁二逆，并及康为翁同龢极荐，有其才百倍于臣之语，伏读悚惕。窃念康逆进身之日，已微臣去国之后，且屡陈此人居心叵测，臣不敢与往来，上索其书，至再至三，卒传旨由张荫桓转索，送至军机处，同僚公封递上，不知书中所言何也。厥后臣若在例，必不任此逆猖狂至此，而转以此获罪，惟有自艾而已。……”可知康由翁荐并非事实，兹谓由徐致靖所荐。据恽毓鼎《崇陵传信录》所记。）他的著作，也得皇帝的御览了。戊戌四月，命以工部主事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从此渐与皇帝亲近，皇帝不难变作他的傀儡了。
二、向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含有造党的意味）。他知道虽然在政治制度上，一切权都在皇帝手里，但是在当时的政治，实际上皇帝一人没有运用这种政权的能力；因为可以向皇帝上奏说话的人太多了，皇帝实不容易应付；要实行变法，非在士大夫阶级里面广求同志、尽力宣传主义不可。他在甲午以前，已经得到几位弟子，最有力的就是梁启超。后来作了科第中的新贵，在北京大小各僚中，得到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御史杨深秀、给事中高燮曾以及张荫桓、李端棻、杨锐、林旭、刘光第等一辈同志；在督抚中得到陈宝箴；张之洞起初也是他的同情者。其他如黄遵宪、陈三立（陈宝箴之子）、徐仁铸（徐致靖之子）、汪康年、屠守仁、黄绍基等趋集于他旗帜下面的人，不胜列举。湖南的谭嗣同，尤算他同志中的急先锋。康氏宣传主义的方法，首先就是倡立学会，开办报馆。他在两广讲学的时候，曾经倡立了一个桂学会。丙申年，在北京遇到文廷式等一班名士，组织强学会，他就抓住这个强学会，推张之洞作会长；袁世凯（时官温处道）也是强学会的赞成人；又设分会于上海。北京的强学会，并附设强学书局，刊行一种报纸名《中外纪闻》。上海方面又发行一种《强学报》。但是因为《强学报》上以孔子降生纪年，把张之洞骇慌了，随即禁止发行。御史杨崇伊受人嗾使，说强学会的宗旨不正当，随即奏请把它封了。（后由御史胡孚辰奏请就强学书局改设官书局，李端棻又奏请推广学校，将官书局推广，改为京师大学，便是后来北大的前身。）上海方面的分会自然也被封禁，于是由黄遵宪、汪康年、梁启超、麦孟华、徐勤等组织一种《时务报》，大受时人欢迎；梁启超的声名由是噪起，康梁并称也就起于此时。天津方面，严复、夏曾佑等也发行了一种《国闻》杂志，与《时务报》相呼应；严复《天演论》就在该杂志上发表。（但这不是康的直系机关，不过和他表同情；并且严复对于康梁的议论，间有不同意的地方，严、梁二人尝有书札往复论难。）自强学会被封后，康的声势略略受了一点挫折；但是不久德国强夺胶州湾的事件发生，举国人士又好比打了一个吗啡针，大为震撼，康有为又趁此时在北京大大地活动，倡立保国会。又以“振作士气，乃保国之基础，欲令各省志士各为学会，以相讲求……于京师先倡粤学会、蜀学会、闽学会、浙学会、陕学会”等（梁启超《林旭传》中语）。这是以各省在京人士为基础，散布势力到各省的方法。此时，各省中感受这种维新运动最著的要算湖南；因为湖南在戊戌以前，由乙未至丁酉间，遇着一位贤明学使江标，提倡新学风，署理臬司黄遵宪、湘抚陈宝箴及其公子三立，皆与之赓同调，得湘人士谭嗣同、熊希龄、唐才常等同心协力，曾经创办了一个时务学堂（梁启超曾讲学于此），刊行一种《湘学新报》，又倡立了一个南学会，江标于丁酉冬去职后，继任学使徐仁铸（徐致靖之公子）又是同他们一气的，后又出了一种《湘报》。到戊戌春夏间，新的空气算是很浓厚了。
四 百日维新的失败——戊戌政变
维新运动，在戊戌年春夏之交，已经达到最高潮。北京方面，康有为最有力的奥援，大约要算徐致靖、杨深秀、杨锐几个人。最初由杨锐打通了高燮曾，上疏极荐，于是始谕令王大臣传康至总署，询问变法事宜；王大臣始取其上年呈请工部代奏之书以上；帝览之，指其篇中“求为长安布衣而不可得，及不忍见煤山前事”等语，谓军机大臣日：“康某何不顾死生乃尔，竟敢以此言陈于朕前。”然帝不之罪，仍命嗣后康某如有条陈，当即日呈递，毋许扞格，并宣取所著《日本变法》、《俄大彼得传》等书。（这事在戊戌年春间，即康有为得到皇帝赏识之始。）不久因徐致靖、杨深秀的先后奏请，于戊戌四月二十三日下诏定国是。随即谕令翰林院侍读学士徐致靖保荐工部主事康有为等，着于本月二十八日召见。旋命有为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光绪帝本想更重用他，因为此时光绪帝名虽亲政，实际上凡二品以上大员的黜陟，皆须诣颐和园取进止，帝不得自专，故仅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的官职。从此所谓新政开始了。举其最要的如下：
一、命自下科始，乡会试及生童岁科各试，向用四书文者，改试策论。
二、赏举人梁启超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
三、定乡会试随场去取之法，并推行于生童岁科考，又停止朝考。
四、命删改各衙门则例。
五、命于京师设立农工商总局。
六、下裁汰冗官令，命裁撤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衙门，湖北、广东、云南三巡抚，并东河总督缺；其各省不办运务之粮道、向无盐场之盐道亦均裁撤。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
尚有其他的所谓新政，不必列举。从四月到八月百余日内，要算是康有为最得志的时期，所谓“百日维新”就是这时期。但是在这时期中，康虽得了志，却有最不得志的地方：他虽抓住一个皇帝，但是皇帝上面还有一个西太后，皇帝下面还有一个军机处，北京以外还有一个兵权所寄的直隶总督。他以一个“总理衙门行走”，哪能够制服这些人和机关呢？他入总理衙门行走时，西太后便命光绪帝将直隶总督实授荣禄，又命将裕禄放在军机大臣上行走。裕禄是西太后所宠信，特把他放在军机处侦探政局内情的。康有为既没有方法抓住军机处，终不能大行其志，于是在七月内得各方的运动保荐，掀动了光绪帝，命“内阁候补侍读杨锐，刑部候补主事刘光第，内阁候补中书林旭，江苏候补知府谭嗣同，均赏加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这是因为光绪帝不敢将军机大臣更换，故特擢此四人做军机处的实际办事员，想把军机处的实权拉过来的方法。梁启超说：“自四卿入军机，然后皇帝与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锐意欲行大改革矣。”可见此事的重要。从此凡有奏折，皆经四卿阅览；凡有上谕，皆经四卿属草，其余军机大臣就无不侧目而视。但是四卿握权不到十天，有名的大政变就起来了。
当谭、杨、林、刘四卿未入军机以前，有一件革斥礼部六堂官的事，原因是：有一位礼部主事王照向皇帝上书言事，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不肯替他代奏，王照当面责难他们，说他们违背帝旨，于是堂司交哄，闹到光绪帝知道了。光绪帝在此时，也想要借一件事情，黜退几个守旧大臣，立一点威风，便把怀塔布、许应骙并该部侍郎堃岫、溥颋、徐会澧、曾广汉所谓六堂官一齐革职，赏给王照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吴稚晖说，礼部六堂官革职的上谕，是康有为在南海馆用客人名片反面写好递入，光绪帝照抄，后来被太后在光绪帝处检得，故愤怒尤甚。）原来怀塔布的妻常在颐和园侍奉西太后，很得西太后的欢心。此事发生，她便向西太后哭诉，说光绪帝将把满人都去了。（其实所革六堂官，满汉一律。吴稚晖说，怀塔布的母亲是西太后长亲，哭诉于西太后的是怀之母亲。兹据《崇陵传信录》。）西太后听了她的话，就很不以光绪帝为然了。到四卿入军机后，更触犯了枢辅的嫉忌；而四卿新进气锐，恨不得将诸事立刻加以改革。恽毓鼎说：“四卿愤上之受制，颇有不平语，上手诏答之，略谓‘顽固守旧大臣，朕固无如何，然卿曹宜调处其间，使国富兵强，大臣不掣肘，而朕又上不失慈母之意，否则朕位且不保，何有于国。’（这便是后来所谓‘衣带诏’。其实据此诏语意，虽有朕位不保之语，并无谋去西太后之意。据十五年二月《申报》所发表袁世凯《戊戌日记》载谭嗣同示彼之朱谕，语意亦略相同。）于是蜚语浸闻于西朝。”诏中所谓“朕位且不保”的话，是因当时已有一种谋废立的风传，即所谓“九月天津阅兵”的阴谋。当时荣禄作直隶总督，节制北洋三军（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并袁世凯的新建军）。西太后不满光绪帝所为，与荣禄密谋，讽御史李盛铎奏请帝奉太后至天津阅兵，于帝至津时，因以兵胁之而行废立。李盛铎奏上，帝请于太后，太后欣然许诺，遂下谕定九月奉太后赴津阅兵。谕下后，废立风说日紧一日。四卿得到上记的手诏，知道光绪帝的地位很危险，一时忙下无计，便想罗致袁世凯去制服荣禄，并以制服西太后。（据梁启超《林旭传》所说，当时林旭独不赞成此计，曾作一小诗代简致之谭等，曰：“伏蒲泣血知何用，慷慨何曾报主恩，愿为公歌千里草，本初健者莫轻言。”）他们以为“袁世凯久使朝鲜，讲中外之故，力主变法”（他又曾为强学会之赞成员），是可以拉过来的。于是密请皇上，结以恩惠，于八月初一日，召见袁世凯，开去其直隶按察使缺，以侍郎候补，专办练兵事务；初二日，复召见；初三日夜，谭嗣同便去游说袁世凯，要他在九月阅兵时保护圣主，复大权，清君侧，肃官廷。袁世凯被谭嗣同胁住了，阳为表示同意。（关于谭嗣同游说袁世凯详情，梁启超《谭嗣同传》内所记，与《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中袁世凯《戊戌日记》所载大致相同，惟袁所记词气间有为自己及荣禄洗刷并表示谭等轻妄之意。请参观梁著谭传并《中国近百年史资料》。）但是等到袁世凯请训回津时，事变已经发动了，初六日即下谕抄捕南海馆；说皇帝病了，西太后复行临朝训政。“自四月以来，京师谣言，皆谓帝病重，然帝仍日日召见臣工，固未尝有病，及革礼部六堂官，擢四京卿，怀塔布及御史杨崇伊等，先后至天津，谒荣禄，遂相与定谋，檄调聂士成军五千驻天津，又命董福祥军移长辛店，三次急电至总理衙门，言英俄在海参崴开战，英舰七艘泊于天津，请饬袁世凯返津防御。世凯至津，荣禄即乘专车抵京，与怀塔布、许应骙、杨崇伊、张仲炘至颐和园，上封事于太后。请训政太后立命以荣禄之卫兵守禁城，令荣禄仍回津以候召命，会议至夜半而散。翌晨，新党谋围颐和园之谣起，（先是太监于茶店中创一种风说，言帝设谋倾害太后，且引外人助己，士大夫多深信之，互相传播。）太后垂帘之诏下。”这是《清史纪事本末》所记的。据恽毓鼎所记，则谓：“御史杨崇伊、庞鸿书，揣知太后意，潜谋之庆王奕劻，密疏告变，请太后再临朝，袖疏付奕劻转达颐和园。八月初四日黎明，上诣宫门请安，太后已由间道入西直门，车驾仓皇而返。太后直抵上寝官，尽括章疏携之去，召上怒诘曰：‘我抚养汝二十余年，乃听小人之言谋我乎？’上战栗不发一语，良久嗫嚅曰：‘我无此意。’太后唾之曰：‘痴儿，今日无我，明日安有汝乎？’遂传懿旨以上病不能理万机为词，临朝训政。”（二者所说略有不同，但无关大旨。不过事变的发表确为初六日，而非初四日，恐恽记有误。）这时候康有为已经出京。原来在六月间军机大臣就想把康排去北京，由孙家鼐奏请命康往上海督办官报局（上海官报即由《时务报》改）；但康不愿去，光绪帝也不想他去，命他缓行；及至七月杪八月初，风声日紧，光绪帝连下密谕，要他赶快离京，他才于八月初五离京。初六日下诏捕拿时，他已到了海船上了。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及康弟广仁，一齐被拘下狱。张、徐二人一戍边，一永禁；其余六人不久便杀了，所谓“六君子”者便是。康有为的维新工作，至此告终；他的政治生命，也可说在此时告终了；因为此后，便不是他的时期了（后来的保皇会和复辟运动，不过是他的余波罢了）。
五 维新运动失败的原因及其结果
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表面上仿佛就是光绪帝和康有为斗不过西太后的法宝，问题的关键全在帝与太后的权势消长上面。后来幻想和平改革的人，回忆此事，都只痛恨西太后，说当时若没有西太后掣肘，光绪帝一定可作日本的明治天皇，变法可以成功，不致有后来排满革命的大风潮，中国就早已进于富强的地位了。这种见解，未免把当时的事情太看简单了。光绪帝和康有为的失败，决不是西太后个人有制服他们的能力；问题的关键，也不全在帝与太后的权势消长上面。约略言之，可分三层，除了西太后不肯放弃权势的一层以外，还有两层大原因：
一、是因为康有为的维新学说，亵渎了圣典，触犯了一大部分经生文人的众怒。前面说康在此时，比较中山，是容易得士大夫阶级里面经生文人的赏识的，所以能取得维新运动的领导权。但是经生文人也有几多种，除了一种借“通经以致用”的人肯受他的领导外，其余一种以“卫道自任”和其他一种“假道求食”的多数人，就都要把他看作妖魔鬼怪了。例如朱一新是因参劾李莲英受处分的人（李莲英随醇王校阅海军时，朱上奏参劾李氏），当《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刊行时，他便写信给康有为说：
……自伪古文之说行，其毒中于人心，人心中有一六经不可尽信之意，好奇而寡识者，遂欲黜孔学而立今文。夫人心何厌之有？六经更二千年，忽以古文为不足信，更历千百年，又能必今文之可信耶？……窃恐诋讦古人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
又说：
……从古无不敝之法，有王者作，小敝则小修之，大敝则大修之。法可改，而立法之意不可改。……今托于素王改制之文，以便其推行新法之实，无论改制出于纬书，未可尽信，即圣人果有是言，亦欲质文递嬗，复三代圣王之旧制耳，而岂用夷变夏之谓哉。……乾嘉诸儒，以义理为大禁，今欲挽其流失，乃不求复义理之常，而徒备言义理之变。彼戎翟者，无君臣，无父子，无兄弟，无夫妇，是乃义理之变也。将以吾圣经贤传为平澹不足法，而必以其变者为新奇乎。有义理而后有制度，戎翟之制度，戎狄之义理所由寓也。义理殊斯风俗殊；风俗殊，斯制度殊。今不揣其本而漫云改制，制则改矣，将毋义理亦与之俱改乎。
这时候，康有为尚未得志，所以朱一新还是平心静气和他讨论，没有毒骂他。翁同龢也是主张变法的人，但是看见康的《新学伪经考》，就说他是“说经家的野狐禅”；看见他的《孔子改制考》，就向皇帝说“此人居心叵测”。等到他在北京大出风头，他的弟子梁启超在湖南替他宣传主义学说的时候，那些“卫道”的先生们就群起而攻。湖南曾濂在北京向皇帝上书，说“康有为可斩”；叶德辉说：“宁可以魏忠贤配享孔庭，使奸人知特豚之足贵，断不可以康有为扰乱时政，使四境闻鸡犬之不安；其言即有可采，其人必不可用。”（见叶德辉《与皮鹿门书》）那时候，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开口闭口，不是“公羊”便是“孟子”，不是“孟子界说”便是“春秋界说”，不是“通三统”便是“张三世”，使得王先谦、叶德辉一班“卫道”的先生们恨入骨髓。叶德辉与石醉六的书说：“今之公羊学，非汉之公羊学也，汉之公羊学尊汉，今之公羊学尊夷。”又与黄、刘两生的书说：“康有为……其貌则孔，其心则夷。”他们除了在湖南的《湘报》上打笔墨官司以外，还与北京“卫道”的先生、弟子、朋友们书札往还，互相应援，要尽力把这个渎乱圣教的妖魔鬼怪扑灭。我们可知道戊戌变政的失败，不单是“帝”、“后”权势消长的问题了。
二、是因为变法的进行，要打破许多人的固定饭碗，和得饭碗的机会。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们，是断不甘心的。我们试想想，一个裁汰冗官令下来，在北京要消灭詹事府、通政司、光禄寺、鸿胪寺、太仆寺、大理寺等六个吃饭的衙门，在外省要消灭湖北、广东、云南三个巡抚，一个东河总督和许多不办运务的粮道、无盐场的盐道衙门。并且说：“其余京外应裁文武各缺，命大学士、六部、各省将军督抚分别详议以闻。”单这一道命令，打破了几多人的既得饭碗，激起若干人的恐慌。倘若让它进行下去，不知还要怎样。所以那道命令下来后，“群情大骇，谓帝大背祖宗制度，皆赴宁寿宫请太后保全，收回成命”；但是“太后笑而不言”。那道变更科举程式、废弃八股文的命令，仿佛并没有打破人家既得饭碗；但是那里面的饭碗机会却不少，范围且更大。不知有若干万人，费了若干的心血光阴，揣摩高头讲章，咿唔之乎也者，希望在里面得到“玉堂金马”，忽然要他们另换方法，岂不是前功尽弃么？年轻的人，还不难改弦易辙；年老的人，就难费事了。所以，岳麓书院里的先生们望着时务学堂里的人，无异“洋奴”、“汉奸”，因为他们所假以求食的“道”，忽然要“道其所道，非吾所谓道”了，安得不切齿痛恨呢？梁启超说：
……今守旧党之阻挠变法也，非实有见于新法之害国病民也。吾所挟以得科第者曰八股，今一变而务实学，则吾进身之阶将绝也。吾所恃以致高位者曰资格，今一变而任才能，则吾骄人之具将穷也。吾所藉以充私囊者曰舞弊，今一变而核名实，则吾子孙之谋将断也。……吾今日所以得内位卿贰，外拥封疆者，不知经若干年之资俸，经若干辈之奔竞而始获也。今既……不办一事，从容富贵，穷乐极欲，已可生得大拜，死谥文端，家财溢百万之金，儿孙皆一品之荫。若一旦变法，则凡任官者皆须办事；吾将奉命而办事耶，则既无学问，又无才干，何以能办；将不办耶，则安肯舍吾数十年资俸奔竞千辛万苦所得之高官，决然引退以避贤者之路哉。……（见梁启超《变法通议》）
这段话虽然说得太过火了，但是那些“假道求食”的先生们的心理，实在是如此。梁启超又说：“张之洞尝与余言，以废八股为变法第一事矣，而不闻上疏废之者，盖恐触数百翰林、数千进士、数万举人、数十万秀才、数百万童生之忌，惧其合力以谤己而排挤己也。”康有为能够不“恐”不“惧”所以称为一时维新的领袖，亦惟不“恐”不“惧”所以失败。
有上面所述那些复杂原因，所以戊戌变法的失败，是必然不可避的，并不是偶然的。
至于此次维新工作的结果，除了失败本无成绩之可言，但是也有几种意想不到的成绩：第一，给予青年知识界思想上一种刺激。对于康有为的学说，无论接受与反对的人数怎么样，朱一新所谓“诋讦古人不已，进而疑经；疑经不已，进而疑圣；至于疑圣，则其效可睹矣”，这种“可睹的效”，的确由此不远了。这是康有为的最大的成绩。第二，给予反动派一种更坚的自信力，使得反动派越趋于反动，激起后来的波澜（待后面详述）。第三，促起汉满种族恶感的复活。关于这一层，不惟康梁不肯承认，恐怕一般人都不大相信。因为康有为明明白白向皇帝上条陈，梁启超也明明白白著论说，要化除满汉的界限，怎么说他们“促起满汉种族恶感的复活”呢？但事实的表示却是如此。梁启超不是说“南海之奏对，其政策之大宗旨，曰满汉不分，居民同治，斯言为满洲全部人所不乐闻”么？不是又说“满人之仇视皇上，谓皇上有私爱于汉人，有偏憎于满人”么？不是又说“满洲某大臣之言，曰变法者汉人之利，而满人之害”么？当杨深秀奏请宗人府保荐王公贝勒等游历各国，蒙谕旨批准的时候，“亲贵大哗，谓帝破坏中国礼法，使满洲之权势处于危险地位”，帝不得已，又把谕旨取消。及下令“八旗人丁，如愿出京谋生计者，任其自由”，满洲人又“大哗不已”。政变起后，有一位满洲御史会章见当时株连党人太众，抗疏略谓“外间浮言，颇有以诛戮悉属汉人，遂疑朝廷有内满外汉之意”等语。这都是当时的事实。原来自咸同后，满汉的感情已有渐就融和的趋势。因为变法的原故，想把满汉界限完全消灭，反促起满洲人的怀疑，这是出于意料之外的结果。从此，这个满汉问题非等到爱新觉罗氏弃去皇位，不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