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八六四年太平天国被推倒,至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共三十年;这三十年中,除了前一小段,南部尚有太平军的余党,北部尚有捻军,西北及西南尚有回乱外,总算是内部的平安时期;重要的事变,全在对外的关系上,就是藩属的丧失。此时期中比较明敏的政治家,也看到中国对外的问题日趋紧迫,尽力讲求所谓洋务。洋务如何讲求呢?最重要的就是模仿西法。于是,“西法模仿”四字,成为此时代的政治中心问题。从一八六五年创设江南制造局起,作到成立北洋海军舰队;到一八九四年中日战争发生,北洋海军被日本摧毁,西法模仿的成绩归于泡影;于是有人进一步要讲维新变法了,西法模仿的时期至此终止。

一 同光两代的朝局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西法模仿时代,跨同治、光绪两朝。在前章的末节,已将清廷政治势力的推移,略略说过一遍,本节再就同光两代的朝局变化及政治上的中心人物,分别叙述一下:

一、同光时代的朝局  肃顺等失败后,中央的政权,形式上分寄于两位太后和议政王奕三人,实际上东太后和奕都不过是西太后的工具。太平天国颠覆后一年(一八六五年,同治四年),因为西太后所宠幸的太监安德海窃窥政权,嫌忌奕,西太后本人也忌刻奕,于是在是年三月里,藉口奕信任亲戚,不能破除情面,平时于内廷召对,多有不检之处,命奕毋庸在军机处议政,并撤去一切差使,这是西太后第一步向奕立威。但此时皇室中及在廷臣工还有替奕鸣不平的人,惇亲王绵恺、醇亲王奕譞、通政使王拯、御史孙翼谋相率上奏力争;给事中广诚的奏语更为切直,他说:“庙堂之上,先启猜嫌;根本之间,未能和协;骇中外之观听,增宵旰之忧劳。……”西太后看到这种情势,还有一点顾忌,旋令奕仍在内廷行走,并仍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未几,又命他仍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但毋庸复议政王名目。在面子上,奕算是恢复了一部分名位,但是站在军机大臣以上的议政王,变了在军机大臣上的行走,而此时军机大臣的势力又远不如从前;自此,奕俯首帖耳,变了西太后的驯仆,西太后第一步的立威成功。

至于东太后和西太后之间,形式上东太后应该立于优势;但西太后通文字,而东太后不大通文字,同治帝又是西太后的亲生子,因此东风不敢与西风抗衡,表面上保持圆满。及同治帝渐长,看到自己生母不正当的行为,甚不满意,反倾心于东太后;到同治帝将要成婚立后时,东太后看中了一个阿鲁特氏(崇绮之女),西太后看中了一个察富氏(凤秀之女),阿鲁特氏年已十九,察富氏年仅十四;西太后利用察富氏年幼,可以听自己的指挥,持之颇力,而东太后不欲,相持未定,要同治帝自己取决;同治帝同意于东太后,遂于一八七三年立阿鲁特氏为后,立察富氏为慧妃,帝于是年亲政(此时年已十八)。西太后因为选后的竞争失败,便用母权干涉同治帝及帝后间的关系,不要帝后常相亲近。同治帝愤而独居,郁郁寡欢,行为渐不规则,形式上的亲政仅一年有余,便患病死了。(同治帝之死因,私家记载多谓由近侍引出微行,感染花柳病而死。恽毓鼎力为辨证,谓系患痘症。薛福成的记载,亦认有“太监越礼状”,大概谓患痘者掩饰之词也。帝死时年仅十九岁,即一八七四年。)同治帝没有生子,病危时,召其师傅李鸿藻入见,口授遗诏,谋以贝勒载澍承继大统。鸿藻持遗诏赴西太后处,以诏草进,西太后览草大怒,命鸿藻出。少顷,帝崩,外间尚不知道;西太后召宗室各亲王密议继统之人,西太后说:“帝疾不可为,继统未定,谁其可者?”有人说:“溥伦长,当立。”惇亲王奕誴说:“溥伦疏属,不可。”西太后说:“溥字辈无当立者。奕譞(醇亲王)长子,今四岁矣,且至亲,予欲使之继统。”所谓“溥”字辈者,在爱新觉罗氏的世系,为同治帝以下之一辈(同治帝为“载”字辈),若立“溥”字辈人继统,则为同治帝立嗣,同治帝后将为太后,而两太后将为太皇太后,不得再有垂帘听政之权;若立“载”字辈中年长的人继统,两太后也不便再行垂帘。奕譞的长子,便是光绪帝载湉,他的母亲是西太后的姊妹,所以西太后说是至亲;用他来接承咸丰帝统,两太后依然是太后,依然可以把持政权,所以西太后不用“溥”字辈人。那些宗室亲王慑于西太后的淫威,没有人敢反对,于是在清室的皇位继承法中又开一个传弟不传子的新例,而载湉堕入苦海。

光绪帝继统后七年(一八八一年),东太后也死了。据恽毓鼎所记,东太后之死亦由西太后进毒所致(参看恽毓鼎《崇陵传信录》)。在东太后未死以前,西太后虽纵欲无度,尚有所忌惮。(西太后所宠的太监安德海行为不法,朝臣敢怒而不敢言。一八六九年即同治八年,安德海奉西太后命往广东织造龙衣,道经山东,招摇不法,山东巡抚丁宝桢执而杀之。丁氏实受东太后及同治帝密旨行事。清朝祖制,太监不许出北京,违者拿获就地正法。当丁氏奏上时,东太后持祖制为言,西太后无如之何,从此心甚怏怏。)至此便没有一个人在她的目中了。当同治初年,有一位御史满人德泰,由安德海授意,奏请修复圆明园,并代呈内务府库守贵祥所拟筹款章程,向京外各地方按户按亩抽捐;为恭亲王奕所格沮,不得行。同治帝亲政时,因为一个广东奸商李光昭想作官发财,向内务府呈请报效木植,修复圆明园,以备两宫太后燕息。同治帝或者也想借此安顿他的母亲,省得她来干政,于是准行,赏李光昭道员,任为工程监督,往各省采办木植。御史沈淮上奏反对,无效。不久,李光昭除了在各省勒索横行外,又因为购买外国洋木,虚捏价目(以五万两实价报至三十万),和外国商人闹出一件大讼案来,命李鸿章查办;结果,李光昭被革职处刑,又把圆明园的工事暂行停止。到光绪帝时代,东太后去世后,游宴土木之费日增月累;修造颐和园没有钱,便挪用海军经费。总管太监李莲英的招权纳贿,更远出安德海之上;安德海以违背祖制出京,被丁宝桢杀之于山东;一八八六年,醇亲王受命往天津巡视海口,西太后公然命李莲英同往;御史朱一新因此上奏,请慎防宦寺流弊,便得到一个降职的处分。一八八九年,光绪帝大婚,形式上,太后虽已归政于帝,说是由帝亲政了,但事实上,皇帝一切用人行政还是要禀命于太后,皇帝仍不过是一个偶像。概括地说,同治以后的朝廷,全为西太后的朝廷。总管太监的权势,渐至驾乎各亲王及军机大臣之上。前此肃顺当权时,疏请太后临朝的,说是怕威柄下移;现在一班亲王大臣们眼睁睁地望着威柄移于阉宦,除了阿附以外,别无办法。于此可见清皇族及在廷各大僚中,没有一个有能力的人;换言之,清朝廷已成了一个空空洞洞、没有实力的朝廷。

但是西太后以一弱女子,为什么有这种笼盖一切的能力呢?她所倚靠的就全在道德上的名教影子。就她的本身说,她是不顾名教,并且是名教主义的罪人;但她对付别人,却全恃名教主义的威力。她自己不循祖宗的家法,对付皇室亲贵,对付皇帝、皇后、皇妃,动辄藉口祖宗家法;亲贵稍不如她的意旨,即拿交宗人府议罪;皇后、皇妃稍逆己意,轻则叱面,重则弛衣受杖,皇帝不敢庇护;对付在廷各臣僚,用伦理上母子君臣的名分,捧着一个儿皇帝作傀儡,把他摆在前面,各人不敢不低首于皇帝之下,便不敢不低首于皇帝的母亲之下;“圣人以孝治天下”,久成为名教主义的金科玉律,没有人敢违背这条金科玉律,便没有人敢违抗她。东太后在时,这条金科玉律的把柄还是操在她们两人手里,故仍有所顾忌;东太后死后,祖宗的家法及一切名教上的威权都成了她个人的囊中物,故就可以为所欲为了。她还看清了一点:太平天国是名教主义之敌,若不将此敌消灭,她便快乐不成;满洲的亲贵大僚已没有力量;难得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一班人,浸渍在名教主义的精神里面,愿意出死力,替她保持那种可以控制一切的名教;所以她就一心一意的依靠他们,将巨大的事权委给他们,用崇高的名位圈住他们;有了他们替她抵御朝廷以外的敌人,朝廷以内可以安然无事,她就可以享乐。关于这一点,她的眼光,不惟与肃顺相同,并且比肃顺还要看得深切。所以对于信用汉人以制服汉人的政策,她便踏着肃顺的旧路走去;到了太平天国平定后,还是守着这种方针不变。这是西太后的眼光锐敏处,也便是她所以能够维持长久局面的原故。

二、政治上的中心人物  依前段所说,西太后所顾虑的在朝外不在朝内,她所倚靠的实在势力,也是在朝外不在朝内,事实上已成为外重内轻之局;因此这时期政治上的中心人物,也不在朝内而在朝外。前一个时期是曾国藩的时期,这时期,差不多可以说是李鸿章的时期;曾国藩于一八七二年去世,李鸿章便是继续曾氏负当时重望的人物。

洪杨战役中李鸿章与胡林翼、曾国荃、左宗棠,同属曾国藩一个系统的要人。胡林翼在太平天国颠覆前已经去世。曾国荃因为受了别人的攻击,于攻克南京后依其兄所主张将所领湘军的大部分率领回乡遣散,他自己也请假休息,处于闲散的地位(后虽再出历任疆圻,但非重要)。左宗棠于一八六三年授闽浙总督,仍兼浙抚,平定浙省后,辞浙抚,督军入闽;一八六五年,扫平闽省的太平军余党,又受命入粤,剿灭粤省太平军的余党;次年(一八六七年)正月回闽,八月,调授陕甘总督,担任剿捻(西捻)、剿回的工作;此后左氏的活动区域限于西北,直到一八八〇年,始由新疆调回北京。(时新疆“回乱”平定,因伊犁问题,调左回京,令左氏在军机大臣上行走;不久,出任两江总督。中法战起,又令督办闽省军务,旋病逝于闽。)曾国藩、李鸿章于平定江南时,曾氏任江督,李氏任苏抚;一八六五年,曾氏授命为钦差大臣赴山东河南一带剿捻,命李鸿章署理江督;旋曾氏因多病乞休,不许,乃命李氏继任钦差大臣督师剿捻,曾氏仍回江督原任,兼筹剿捻军后路军火;一八六七年,东捻平,次年西捻亦平;曾氏授直隶总督,江督以马新贻继任,李氏赏太子太保,以湖广总督,协办大学士(未到任),旋命署湖北巡抚;一八七〇年,“天津教案”起,曾氏办理“天津教案”,为一般士大夫所不满意,曾氏不自安,恰好两江总督马新贻被刺死,清廷又调曾任两江总督,李鸿章继任直隶总督。曾氏于一八七二年在两江总督任内去世,李鸿章作直隶总督一直作到一八九五年中日战争失败时止,前后共二十五年(中间仅因母丧丁忧回籍,离去直督任数月耳)。这是洪杨战役后,曾李一派要人的略历。为什么要把他们的略历如此琐叙呢?就是要使读者明白他们几个人在此时期内的地位关系。此时代是一个西法模仿时代,西法的模仿,以福州的马尾、江南的上海、直隶的天津,为三个中心地点。而曾、左、李三人,便是主持这三个地方模仿西法的要人;左氏专征西北后,福州模仿西法的事务交与沈葆桢,没有多大的发展;曾氏去世后,江南模仿西法的要人又去了;只有李鸿章一个要人留在直隶总督的地位,继续努力模仿西法的工作(福州、江南的工作并未停止,不过主持的人不如以前的认真)达二十五年。并且自各省的乱事平定后,东南各省的督抚地位虽然重要,到底不如直隶总督;直隶密迩畿辅,为北京朝廷的屏蔽,与北京声息相通;曾国藩去世后,李鸿章又是所谓中兴立功的唯一重臣,为西太后所倚任;除领有直隶总督的本任外,又兼任北洋通商大臣,并且戴有大学士的头衔(初为协办大学士,后升任大学士),部下又有兵有将,可以指挥如意;所以李氏成为此时代唯一的中心人物。他在直督任内的二十余年,不惟为主持西法模仿的要人,凡此时代的重要外交问题,大抵皆由他主持;其他各种要政,西太后也多征求他的意见。外国人的眼中,也只有一个李鸿章,要办什么交涉,也多向李鸿章进行。故此时代的直隶总督,几有成为清政府第二朝廷的趋势,李鸿章便是这个第二朝廷的主脑人物。但是,排斥洋务、痛恨西法的士大夫,也多把李氏看作怪物,甚至骂他作汉奸;不过心里虽然嫉恶他,却没有方法打倒他,因为西太后信任他的原故;一旦遇有罅隙可乘,便群起而攻;所以李鸿章一方面为此时期中的幸运儿,一方面又是此时期之末的最不幸者。

二 西法模仿与士大夫心理的反感

中国需要模仿西法的动机,最早起于鸦片战争结局时。魏源在此时所成的《海国图志》序文内说:“是书何以作?曰:为以夷攻夷而作;为以夷款夷而作;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而作。”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便是模仿西法的动机。因为受鸦片战争的挫败,知道夷人也有夷人的长技,非中国人所能及,非师其长技不足以制之。在洪杨战役中又受了一次英法联军入北京的大耻辱,这种感觉愈加迫切。李鸿章、左宗棠在江浙两省与太平军斗争,除得外国军人的援助外,并得了外国枪炮、轮船种种利器的援助,对于夷之长技,更得了一番实地的经验。李鸿章在同治二年(一八六三年)四月,致曾国荃的函说:“……此间于三月望日。克复太仓,实借戈登大炮之力。程方忠督所部逼扎昆山城下,该逆死拒不出。中隔大河,无法攻打,仍须参用开花炮或可得手。……”是月中,李氏又两次致书曾国藩,其一次书中说

……西洋炸炮,重者数万数千斤,轻者数百数十斤,战守攻具,天下无敌。鸿章现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又募外国匠人由香港购办造炮器具,丁雨生即来监工。又托法英提督各代购大炮数尊,自本国寄来,大约今年底可渐集事。每思外国用兵,口粮贵而人数少,至多一万人即当大敌。中国用兵多至数倍,而经年积岁,不收功效,实由于枪炮窳滥。若果能与西洋火器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制用,遂与英法相为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又一次的书中说:

……洋务最难措手。终无办法;惟望速平贼氛,请求洋器。中国但有开花大炮、轮船两样,西人即可敛手。日本小国,现与英人构衅,提督纠伯临之以兵,日本君臣欲与开仗,纠酋遂一再展期。此明证也。……

李鸿章倾心西法的精神,在此两书中已经表现得很清白。他以为只要有了开花大炮、轮船两样,便可以对付外人,故他们的西法模仿,便首先锐意于此两样;方在与太平军争斗中便购买造炮机器,设局制造。到一八六五年,便与曾国藩协议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于上海(不久后又设分局于金陵)。是为积极的模仿西法之始。此后接续有下列各种的西法模仿事业:

(一)设轮船制造局于福州马尾(一八六六年由左宗棠奏请设立)。

(二)设机器制造局于天津(初设年岁未详,大约在曾国藩督直时已设立;一八七〇年,李鸿章继任直督,奏请扩充整理)。

(三)派选学生赴美国留学(一八七二年由曾国藩、李鸿章协同奏请而行,是为中国派遣留美学生之始,所派者皆年轻幼童,学问、思想多无根底)。

(四)设轮船招商局(一八七二年)。

(五)筹办铁甲兵船(一八七五年)。

(六)派武弁往德国学习水陆军械技艺,又派遣福建船政学生出洋学习(一八七六年是为中国派留欧学生之始)。

(七)购买铁甲兵船,设水师学堂于天津,又设南北洋电报局(一八八〇年)。

(八)设开平矿务商局,创设公司船赴英贸易(一八八一年)。

(九)筑旅顺军港船坞,又设商办织布局于上海(一八八二年)。

(十)设武备学堂于天津(一八八五年)。

(十一)成立北洋舰队(一八八八年)。

这些事业,除第三项以前由左宗棠、曾国藩与李鸿章共同计划外,以后各项皆为李氏所经营的事业。李氏对于所谓洋务与西法的心理,可以在他奏请设立江南机器制造局的奏语末段看出,他说:

……中国文物制度,迥异外洋獉狉之俗;所以郅治保邦,固丕基于勿坏者,固自有在;必谓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于仿习机器,臣亦不存此方隅之见;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亟,不得不治标,非谓培补修养之方即在是也。……臣于军火机器,注意数年,督饬丁日昌留心仿求又数月;今办成此座铁厂,当尽其心力所能及者而为之;日省月试,不决效于旦夕,增高继长,犹有望于方来。庶几取外人之长技以成中国之长技,不致见绌于相形,斯可有备而无患,此臣区区之愚诚所觊幸者也。……

他相信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獉狉之俗好,不过亟则治标,非取外人之长技以为中国之长技不可。故他的洋务事业的范围,不外造船,制械,筑军港,设电报局、招商局、织布局、矿务局,概括的说,不出于军事、经济的两方面,而经济方面又以裕饷为目的;就是兴学堂、派遣留学生,也是全为军事起见,否则为造就翻译通使人才起见;对于政治、教育思想及制度上的根本改进,完全没有梦想过,因为他认定中国的文物制度比外国好的原故。所以梁启超批评他,说他“知有兵事而不知有民政,知有外交而不知有内务,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民,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见梁启超著《李鸿章传》)。他所办的事业,郭嵩焘在中法战役以前,已知道不是根本救济中国的办法,不能靠着作用,不如日本模仿西法的方针正确。郭氏于一八七七年(光绪三年,时为中国驻英法公使)在伦敦致书李鸿章说:

……日本在英国学习技艺者二百余人,各海口皆有之,而在伦敦者十九人;嵩焘所见有二十人皆能英语。有名长冈良芝助者,故诸侯也,自治一国,今降为世爵,亦在此学习法律。其户部尚书恩屡叶欧摩,至奉使讲求经制出入,谋尽仿行之……而学兵法者绝少。盖兵者末也,各种创制皆立国之本也。中堂方主兵,故专意考求兵法。愚见所及,各省营制,万无可整顿之理,募勇又非能常也。正虑殚千金之技以学屠龙,技成无所用之,嵩焘欲令李丹崖携带出洋之官学生,改习相度煤铁炼冶诸法,及兴修铁道电学,以求实用,仍饬各省督抚多选少年才俊,资其费用,先至天津、上海、福建各机器局,考求仪式,通知语言文字,而后遣赴外洋,各就才质所近,分别研习。……

郭氏写此书时,正是李鸿章第一次派遣学生到欧洲,学习军事及军械方面的艺术;派往德国的几人,由兵弁中选出来的,其他则由福建船厂中附设的船政学堂里(略如今日之职工学校)选出来的。郭氏看到这种办法远不如日本;他又看到外国的长处不仅在船坚炮利,故想劝李鸿章改变方针,把模仿西法的范围扩大。但李氏的答书说:“……鄙人职在主兵,亦不得不考求兵法……兵乃立国之端要,欲舍此而别求其大者远者,亦断不得一行其志,只有尽其力所能为而已。……”梁启超说他知有洋务而不知有国务,实在不是过当地批评。

但是我们要知道,李鸿章虽然只知有洋务不知有国务,他还知道一点洋务;大多数与他同时代的士大夫阶级,连他所知道这一点洋务都根本地不承认。假使李氏再把西法模仿的范围扩大,他必定受人攻击得更利害,甚至于连地位都保不住。同治六年,北京设立了一个同文馆,廷臣中有人受了曾李一派人的影响,提议于阁部翰林宫中,选年少聪颖者,入馆学习外国语言文字及天文、算学、造船、制器诸法。那位讲程朱之学的大学士倭仁极力反对,向皇帝上奏说:

……数为六艺之一,诚如圣谕为儒者所当知,非歧途可比。惟以臣所见,天文算学,为益甚微。西人教习正途,所损甚大。……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且夷人吾仇也;咸丰十年,称兵犯顺,凭陵我畿甸,震惊我宗社,焚毁我园囿,戕害我臣民,此我朝二百年来未有之辱,学士大夫无不痛心疾首,饮泣至今,朝廷亦不得已而与之和耳,能一日忘此仇耻哉。议和以来,耶稣之教盛行,无识愚民,半为煽惑,所恃读书之人,讲明义理,或可维持人心。今复举聪明隽秀,国家所培养而储以有用者,变而从夷,正气为之不伸,邪气因而弥炽;数年以后,不尽驱中国之众咸归于夷不止。伏读圣祖仁皇帝御制文集,谕大学士九卿科道云:西洋各国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累。仰见圣虑深远,虽用其法,实恶其人。今天下已受其害矣,复扬其波而张其焰耶。闻夷人传教,尝以读书人不肯习教为恨。今令正途学习,恐所习未必能精,而读书人已为所惑,适堕其术中耳。伏望宸衷独断,立罢前议,以维大局而弭隐患,天下幸甚。

还有一位倭仁的同乡、御史张盛藻附和其意,上奏说:

……天文算学,宜令钦天监天文生习之;制造工作,宜责成工部督匠役习之。文儒近臣,不当崇尚技能,师法夷裔。……

这些奏议传出,北京的士大夫人人称赏,说是至理名言。于是凡以“士君子”自尊自重的人,皆以读洋书为耻辱,没有人肯入同文馆;结果同文馆所收的学生,大半是想借当翻译通使谋饭吃的人才,没有远大的志趣思想。

左宗棠在福建设的造船厂,左氏专征西北后,交给沈葆桢主持,沈氏也颇能“萧规曹随”;但沈氏没有左氏那样强悍的魄力,蒙受了十分困难;到了一八七二年顷(同治十一年),因为船厂费去的钱很多,而成效又不见得很大,经费又十分支绌,便有人上奏,主张把它停止。清廷提交各疆吏复议,左宗棠闻知,在西北一再陈奏力争,李鸿章也极力反对停止,才勉强维持下去。李氏反对停止的奏语说:

……臣窃维欧洲诸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中国,闯入边界腹地,凡前史所载,亘古所未通,无不款关而求互市。我皇上如天之度,概与立约而通商……合地球东西南朔九万里之遥,胥聚于中国;此三千余年一大变局也。西人专恃其枪炮轮船之利,故能横行于中国;中国向用之器械不敌彼等,是以受制于西人。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士大夫囿于章句之学,而昧于数千年来一大变局;狃于目前苟安,而遂忘二三十年之何以创巨而痛深,后千百年之何以安内而攘外;此停止制造轮船之议所由来也。臣愚以为国家诸费皆可省,惟养兵设防,练习枪炮,制造兵轮之费万不可省。求省费则必屏除一切,国无与立,终不得强矣。……

可见李鸿章在当时的士大夫中,还是一个有特别见解的人物;他知道此时为三千年来一大变局,而一般士大夫还是睡在梦里,口喊要攘夷,要驱逐洋人出境,不许学洋文,读洋书。外国人修成了的一段淞沪铁路,迫着政府出钱购回,把它拆毁,连铁轨都要丢到海里去(此光绪初年事)。因为他们认为火车、轮船为世界上最不祥之物,是洋鬼子的奇技淫巧;若有人使用轮船、机器,便要激起士君子的义愤来。郭嵩焘因为喜谈洋务,劝人不要空口攘夷,被一班守道的文人学士攻击得不能容身;他出使英法,到了伦敦,还有人参劾他;回国时,至于不敢入京;那种反对洋务西法的空气之浓厚,就可想而知了。郭氏在伦敦与李鸿章往来的书札,有两篇可以证明当时一般人反对西法的情形,附录于后,以备参证:

一、郭嵩焘与李鸿章书

前岁入都,本意推求古今事宜,办其异同得失;自隋唐之世,与西洋通商,已历千数百年;因鸦片之禁而构难,以次增加各海口,内达长江,其势日逼,其患日深;究明其本来,条具其所以致富之实,其发明,其用心,而后中国所以自处与其所以处人者,皆可以知其简要。谋勒为一书,上之总署,颁行天下学校,以解士大夫之惑;朝廷所以周旋远人之心,固有其大者远者,当使臣民喻知之。……道天津,亦曾为中堂陈之。声及至京师,折于喧嚣之口,噤不得发。窃谓中国之人心有万不可解者,西洋为害之烈,莫甚于鸦片烟。英国士绅,亦自耻其以害人者为构衅中国之具也,方谋所以禁绝之;中国士大夫,甘心陷溺,恬不为悔,数十年来,国家之耻,耗竭财力,无一人引为咎心。钟表玩具,家皆有之,呢绒洋布之属,遍及穷荒僻壤;江浙风俗,至于舍国家钱币而专行使洋钱,且昂其值,漠然无知其非者;一闻修造铁路电报,痛心疾首,群起阻难,至有以见洋人机器为公愤者;曾颉刚(即曾纪泽,国藩之子)以家讳乘南京小轮船至长沙,官绅起而大哗,数年不息;是甘心承人之害,以使朘吾之膏脂,而挟全力自塞其利源,蒙不知其何心也。办理洋务三十年,疆吏全无知晓,而以挟持朝廷曰公论;朝廷亦因而奖饬之曰公论。呜呼,天下之民气郁塞壅遏,无能上达久矣!而用其鸮张无识之气,鼓励游民,以求一逞,又从而导引之;宋之弱,明之亡,皆此鸮张无识者为之也。嵩焘楚人也,生长愚顽之乡,又未一习商贾与洋人相近,盖尝读书观理,历举古今事变,而得之于举世非笑之中,求所以为保邦制国之经,以自立于不敝,沛然言之,略无顾忌,而始终不相谅。窜身七万里外;未及两月,至一参再参,亦遂幡然自悔其初心,不敢复为陈论矣。……

二、李鸿章答书

……西洋政教规模,弟虽未至其地,留心咨访考察几二十年,亦略闻梗概。自同治十三年,海防议起,鸿章即沥陈煤铁矿必须开采,电线铁路必应仿设,各海口必添洋学格致书馆,以造就人才。其时文相(即军机大臣文祥)目笑存之;廷臣会议,皆不置可否,王孝凤、于连舫独痛诋之。曾记是年冬底赴京叩谒梓宫,谒晤恭邸(即恭亲王奕),极陈铁路利益……邸意亦以为然,谓无人敢主持。复请乘间为两宫言之,渠谓两宫亦不能定此大计。从此遂绝口不谈矣。……鄙意铁路须由开煤铁矿作起,兴此大役,而铁尚须购自海外,绝难告成。目下鸡笼煤铁已有成效,武穴、池州均甫开局。魏温云亦在宝庆、衡州等处试采煤铁;但官绅禁用洋法机器,终不得放手为之。凡此皆鄙人一手提倡,其功效茫如捕风。而文人学士,动以崇尚异端,光怪陆离见责,中国人心真有万不可解者矣。……

三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一)

——俄国侵占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

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时代,正是世界帝国主义积极发展的时代。(李鸿章于一八六五年开始模仿西法,至一八七〇年任直隶总督,这五六年间是世界政治史上最可注意的时期。美国的南北战争于一八六六年告终,联邦政府的权力渐趋巩固集中;德意志与意大利的统一事业皆于一八六六年至一八七〇年间完成;法兰西于一八七〇年普法战争后成立第三共和,政制确定,内乱归于静止,作成向外发展的基础;日本于一八六八年改元明治,迁都江户[即今之东京],德川幕府归政,藩制废除,开明治维新之基,采定开国进取的方针。)帝国主义的精神是积极侵略的,进取的;李鸿章等模仿西法的精神,不外“缮防固边”四字,是消极防御的,保守的。前章所述曾国藩答西太后的话:“兵是必要练的,那怕一百年不开仗,也须练兵防备。兵虽练得好,却断不可先开衅;讲和也要认真,练兵也要认真,二者不可偏废。”意思就是“能战而后能守,能守而后能和”。李鸿章一生治兵与对外的政策,也就是以这几句话为根本方针,一面模仿西法,一面务求避去对外的战争。依正当的道理说起来,不轻于对外开仗,未见得不是很对的;日本在明治初年,也是采不轻于对外开衅的方针。不过,中国的不轻于对外开仗,根本的精神上是保守的,而西法的模仿又仅得其皮毛,未能从政治的根本上有所刷新;那种保守的精神,实际上已有颓废衰败的倾向。一般多数的士大夫阶级,精神本已倾于腐化,知识又极固陋,但是那种虚骄之气却又高得不可当;一方面鄙夷西法,一方面凡遇对外问题发生,总是主张开战。清廷把这种虚骄之气,看作可靠的所谓“士气”,所谓“公论”。于是李鸿章等几个比较明白的人,一方面对外要应付侵略的帝国主义者,一方面对内要应付这种士气与公论,时常陷于极困难的苦境。结果,在此时期内,帝国主义者向中国的侵掠政策,无处不成功;中国“缮防固边”的政策,无处不失败。综计此时期中,中国对外最重要的问题有三方面:一、西北方面对俄;二、极南方面对法;三、东面及东北方面对日。这三方面的问题,只有西北一方面失败尚属有限,余则失败不堪言状。本节先就西北方面的问题略述其大概,其余于后二节分别述之。

一、俄国侵占伊犁的由来  在太平天国将要颠覆时,陕西、甘肃两省的回民,受了太平军及捻军的影响,发生叛乱,经年未能平定。回教徒中有一个阿浑妥明,一称妥得燐,由陕甘出关,潜至乌鲁木齐谋起事;恰好该处有一个参将索焕章,早已蓄谋作乱,妥明乃与索氏结托,把该处的提督杀了,据有乌鲁木齐,在不久的时间,便把天山北路的各要城都占领了。天山南路回教徒的别派,也闻风而起,攻陷各要城。一八六六年(同治五年)正月,伊犁大城失守;二月,塔尔巴哈台亦失守,妥明自称清真王。当妥明横行天山北路时,浩罕的阿古柏乘机率兵侵入天山南路的喀什噶尔,夺取南路各要城,自称帕夏;到一八六九——一八七〇年间,又进入北路,攻破妥明之军,扩其势力于乌鲁木齐以西。此时,左宗棠方在征剿陕甘的回乱,清政府没有余力顾及关外。英国则暗中援助阿古柏,俄国则不愿阿古柏的势力扩大。当妥明的势力延至伊犁时,俄国已派兵分途进入伊犁境界,据守要隘;及阿古柏势力北进时,俄遂以维持边境安宁为名,于一八七一年(同治十年)公然占领伊犁,降服回目,并想进兵乌鲁木齐,幸被汉民所起的义勇军徐学功所挫,乃不复进。俄政府于是年七月令驻北京俄公使,将占领伊犁事通告清廷;清廷叩其理由,俄使答以为维持边境安宁之必要,并无并吞土地的意思,俟中国政府威令能再行于伊犁,边境可保安宁时,当即退还。俄政府此时,以为中国的威令断无有再行于伊犁的可能,故如此说。清廷此时无可如何,也只好搁置。

二、左宗棠平定新疆  一八七三年,陕甘回匪肃清。清廷便决计派兵出关收复新疆,初令左宗棠将军事、饷事、统筹全局的详细办法奏闻。左氏雄心勃勃,便把收复新疆的出兵计划及所需军饷若干一一具奏;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左氏受命为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此时廷臣多以需用军费过大,成功又未必可靠,想把天山南路的八城放弃不要了,驻北京的英国公使也替阿古柏游说;左宗棠力持不可,上奏说:“……臣年六十有五,岂思立功边域觊望恩施。顾事有万不容已者,乾隆中,准部既克,即平回部,于各城分设军府,然后九边靖谧者百数十年。今虽时异世殊,不必尽遵旧制;而伊犁为俄人所据,喀什噶尔各城为安集延(即指阿古柏)所据,事平后应如何布置,尚费绸缪;若此时即置之不问,似后患环生,不免有日蹙百里之患。……”清廷壮其言,遂命相机进行。左氏分路进兵,于一八七六年(光绪二年)收复天山北路;次年春,收复吐鲁番。吐鲁番为天山南路的门户,阿古柏恐惧,驻北京英公使又为阿古柏游说于清廷,劝清廷封阿古柏为王,立为被保护国。左氏反对,奏称:“安集延非无立足之所,何待英人别为立国;即欲别为立国,则割英境与之,或即割印度与之可也,何乃索我腴地以市恩?”又谓:“英人阴图为印度增一屏障,公然强我,回疆撤一屏障,此何可许?我愈示弱,彼愈逞强,势将伊于胡底?臣奉职边方,惟有勉效驽钝,不顾目前成败利钝图之。现在南路之师,拟于八月中旬、九月初旬分起进发,前闻英人遣使安集延,臣已驰告刘锦棠、张曜(左之部下两大将)善为接待,如论回事,则以奉命讨侵占疆土之贼,以复我旧土,他非所知;如欲议论别事,请向肃州大营(时左氏自驻肃州)。彼如来营,臣自有以折之。”阿古柏知事不可为,服毒死;是年冬,南路八城以次克复;除伊犁尚为俄人所踞外,新疆全定。

当南路八城将近克复时,清廷令左氏统筹全局,直抒所见,左氏复奏的语中有云:“重新疆者所以保蒙古,保蒙古者所以卫京师。……俄人拓地日广,由西而东万余里,与我北境相连,仅中段有蒙部为之遮阂,不可不预为绸缪。今北路只伊犁未收……俄人方争土耳其,与英相持;我收复旧疆,兵以义动;设有意外,争辩在我,仗义执言,决无屈挠。窃以为地不可弃,兵不可停……至省费节劳,为新疆划久安长治之策,纾朝廷西顾之忧,则设行省。改郡县,其事有不容已者。……”于是收回伊犁与新疆改设行省,便成为对西北的两大问题。

三、收回伊犁的经过  俄人占领伊犁时,以清廷威力能再行于西北即当交还为言;现在新疆既定,清廷向俄人要求交还,又值俄土战争,俄人不便说不交还;但答以须保证国境将来之安宁,并赔偿俄国代守伊犁之军政费。清廷乃于一八七八年(光绪四年)派侍郎崇厚为全权大臣赴俄京交涉。崇厚在圣彼得堡交涉许久不得要领,到次年始与俄政府定约十八条,规定中国于偿还俄国占领伊犁军费五百万卢布外,割伊犁南部特克斯河流域广大肥沃之疆土与俄国。崇厚受委时,仅以偿费及保证国境安宁两条件(即俄方原来要求之条件)为限;割让疆土,实属越权行为。条件传达北京,朝野上下皆大愤激,西太后也异常愤怒,不肯承认。崇厚又不待朝命,径自回国;回国后,立即下狱,议罪至斩监候;俄政府见清廷此种行动,认为侮辱俄国,也表示愤怒;国交便有破裂之势。俄国一面增兵伊犁,一面派海军舰队游弋中国海面示威;中国的士大夫阶级,议论激昂,大都主张向俄国开战;张之洞(时为翰林院侍读学士)便可说是主战派的代表,他的奏语中有一段说:“……我之御俄,本有可胜之理,即或疆场之役,利钝无常,臣料俄人虽战不能越嘉峪关,虽胜不能破宁古塔,终不至制动全局;旷日持久,顿兵乏食,其势自穷,何畏之有。然则及今一战,乃中国强弱之基,尤人才消长之会;此时猛将谋臣,足可一战;若再越数年,左宗棠虽在而已衰,李鸿章未衰而将老,精锐尽澌,欲战不能……他日斗之于户庭,悔何及乎。……”这种主战的妙论真是幼稚得可笑。清廷为这种书生的空论所激动,一面命左宗棠布置战备,左氏即于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五月由肃州进至哈密;一面命李鸿章整备天津及附近各处海防,聘德人汉纳根筑旅顺黄金山炮台。一八八〇年的春夏间,中俄的战争几有不可免之势。李鸿章心中不愿意有战事,但慑于所谓公论,并且整理战备也是他所认为必要的,故也积极地准备。此时惟驻英中国公使曾纪泽,不主张开战。英人戈登因与李鸿章的旧关系,被招至中国,初与李鸿章会晤于天津,劝李氏勿轻于主战。旋至北京,力言中国战守准备不具,若开战,俄军必由黑龙江南下,震动北京。戈登的临别赠言中,至谓“中国有不能战而好为主战之议者,皆当斩首”,并且说中国一日以北京为建都之地,即一日不可与外国开战,因北京离海太近,中国无防御海疆之具,外兵容易侵入的原故。清廷在是年春间,已命曾纪泽由英赴俄,要求废弃崇厚所订之草约;曾氏在俄京费尽无穷口舌,于一八八一年与俄政府改订新约,将偿费一项由五百万卢布增至九百万卢布,割让于俄之土地仅限于霍尔果斯河以西的一小部分,又与俄人以通商上的各种权利;俄人则将伊犁交还。特克斯河流域广大的疆土算是救住了,收回伊犁的问题算是解决了。

四、新疆改设行省  此问题自左宗棠建议后,清廷也颇注意,但因事体重大,颇多怀疑;左氏力持设省之议。在南北路平定后、伊犁收回前,左氏便积极布置。他的大方针为“先实后名”四字,就是先把可以施行郡县制的实在,办理有条绪,再以郡县制之名行之。新疆的地方,原来就是汉代的西域。自汉代纳入中国的势力范围以来,历朝都是用一种羁縻政策应付之,所谓“因俗施治”,未能与内地“一道同风”。清代对于该地的统治机关有将军,有都统,有参赞大臣,有办事大臣,有协办大臣,有领队大臣;职分互相等夷,复杂而无系统,彼此不相上下。就大体上说,都是统兵的军官,并且多出自宫廷禁卫的武员;对于民治吏事,一切不懂。除了括取粮饷,用军队抑制变乱外,他们也没有要理民事的思想观念;朝廷也没有要开化边地的意思,一切皆放任,听其自然,民族又极复杂。所以最易发生变乱,一有变乱,便蔓延不易收拾。左宗棠采定“先实后名”的方针,于南北两路平定后,积极地进行民事:一、凿井开渠;二、广兴屯垦;三、清丈地亩;四、厘正赋税;五、铸造钱币;六、兴办蚕桑事业;七、分设义塾。第七项的关系异常重大,左氏的奏语说:

……新疆戡定已久(指清代初年之戡定),而汉回彼此扞格不入,官民隔阂,政令难施。一切条款,均藉回目宣传,壅蔽特甚。将欲化彼殊俗,同我华风,非分置义塾,令回童读书识字,通晓语言不可。臣与南北两路在事诸臣筹商,饬各局营,多设义塾,并刊发《千字文》、《三字经》、《百家姓》、四字韵语及杂字各本以训蒙童,续发《孝经》、《小学》,课之诵读,兼印楷书仿本,令其摹写。诸本读毕,再颁六经,俾与讲求经义。叠据防营局员禀,兴建义塾已卅七处;入学回童聪颖者,多甫一年,而所颁各本已读毕矣;其父兄竞以子弟读书为荣,群相矜宠,并请增建学舍,颁发《诗经》、《论》、《孟》,资其讲习。……并称蒙童试诵告示,皆能上口。……盖读书既能识字,而由音声以通语言,自易为功也。张曜因出《圣谕十六条附律易解》一书,中刊汉文,旁注回字,刊发缠民(即缠回),见者宝贵。……

这是左氏的教育同化政策。这种政策,若能继续地努力扩充,影响当然是很大的(可惜后来统治新疆的人不大注意于此)。左氏举办前列各种事业,无非想把新疆弄到和内地各省一样;换言之,就是要立定改设行省的基础。至于制度建置的方面,左氏的原意,想在天山北路的乌鲁木齐设一个总督,在南路的阿克苏设一个巡抚,管治各道的府厅州县。及伊犁争议问题发生,中俄战争将启时,清廷要左氏回北京备顾问,关外经营的事业,乃交与左之部属刘锦棠;刘氏仍能萧规曹随。伊犁收回后,再经一二年,改建行省的基础略具。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冬,清廷便行添设“甘肃新疆巡抚”,以乌鲁木齐为省治(即迪化府),裁撤乌鲁木齐都统等缺,任刘锦棠为巡抚,是为新疆施行与内地同等统治之始。为什么称为“甘肃新疆巡抚”呢?这又是刘锦棠变更的小心计划。刘氏曾经奏称:“初议将新疆另为一省,臣颇不谓然。新疆与甘肃,形同唇齿,若划为两省,以二十余州县,孤悬绝域,势难自存,拟仿江苏建置大略,添设甘肃巡抚一员(原来甘肃无巡抚,由陕甘总督直接统治之),以乌鲁木齐为省治,改名迪化。”清廷也恐怕新疆还难自立为一省,因采刘氏的建议,暂设“甘肃新疆巡抚”,把行省建置的各种事宜责成刘氏办理,从一八八四年至一八八五年(光绪十年至十一年九月),府县建置的规模大定,新疆成为中国一行省的基础完全成立;几千年来视同藩服的羁縻地,现在纳诸与内地同等的位置了。这件事情,算是此时期中政治上一件成功的事。对伊犁的外交问题,虽有损失,也还损失得有限;新疆至今能够保持,不为安南、朝鲜之续,未尝不是因为在此时期中作成了一个比较安固的基础。

四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二)

——中法战役与海军衙门的创设

一、安南与中国的关系  安南与中国的关系,就历史上说,比新疆还要早;就文化上说,感受中国文化的程度比新疆更深,所有一切典章制度文物,无不成为中国化;但就政治上说,时隶中国版图,受中国的直接统治,时复脱离,仅为朝贡的藩属国。在清代的几百年间,便仅为中国的藩属国,按期向清廷朝贡,清廷对于它的内政外交,一切不加干涉;遇新王即位,与以册封;遇有内乱,则派兵征讨抚定之;定后仍听其自治。故在政治的关系上,还不如新疆的密切。因此,当其被法国势力蚕食时,中国政府全未注意;直到法国的势力由下交趾蔓延及于北部安南,影响于滇桂的边境,中国始有危险的感觉。及至感觉危险,已有不能救济之势了。

二、法国侵略安南的由来  法国与安南发生关系,远在法国大革命以前。安南王室本属黎氏,乾嘉时,阮、郑二族争权,发生内乱;阮嘉隆王(广南王阮定之侄)依赖法国的援助,取得安南的王位,渐受法国势力的支配。到洪杨战役期间,法国已用武力夺取下交趾,据西贡为根据地;此时清廷方为太平军所苦,自然没有余暇顾及藩属国的事情。再进至同治朝,法人因为湄公河不适于航行,旋以法国商人在云南贩卖军械(时云南有回乱,马如龙为剿灭回匪故,需要外国军械,由法商秋毕伊[或译作屠甫夷,又或作久辟酉]供给),发见北部安南的富良江(即红河)可以直通云南,便蓄并吞北部安南之志至。一八七四年(同治十三年),用诡诈的手段与安南政府成立一种条约,表面上说是承认安南为独立国,实际上已把安南作为法国的保护国了。条约共十条,其要点如次:

(一)法国以王礼待遇安南国王,承认安南为独立国;

(二)安南如有内乱外患,法国尽力援助,并供给安南各种军械及需要人员;

(三)此后安南之外交事务悉依法国指导;

(四)下交趾六州之地割让于法国;

(五)沿富良江至中国边境之河道,许法船自由航行。

法人与安南定约后,于次年(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由驻北京法国公使以条约全文通告清廷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清廷见约文中有承认安南为独立国的话句,覆书不承认。覆文的大意说:“法安两国和约之副本已收到;然约中有承认安南为独立国之语,为中国政府所不解;安南自昔为中国属邦,故中国政府,不能公认此条约。”法公使署的华文翻译员,把中国的覆文译成法文时,译得极简单模糊,法公使以为中国已承认了。清廷既不承认,便应该再有一种积极的行动,但是把答复法公使的覆文发出后,暂时竟别无何种积极的举动。

三、法国活动的进展与中法争议的酝酿  法国方面根据法安条约,积极施行预定的侵略政策,至一八八〇年(光绪六年),竟于北部安南富良江流域的河内、海防二府配置守兵,于江岸要地自行建筑堡垒。安南政府渐渐知道前次的条约不利于安南,仍旧想受中国的保护,与法订约后,仍旧向中国进贡两次(一八七六年及一八八〇年);法人干涉不及。又安南政府想利用刘永福的黑旗党势力(刘永福本为太平军的余党,失败后率余党亡命安南边境,据地自雄)来对抗法人,富良江上游的法国航运常受其威吓妨害,故有配兵筑垒之举。法人在富良江配兵筑垒时,中国滇省的总督刘长佑见法人的行动可怕,奏请清廷注意,清廷至此始谋向法政府提出交涉。此时正值伊犁问题,与俄国发生最严重的争议;曾纪泽由英赴俄,经过巴黎,略向法国政府试采风色;清廷因为对俄交涉紧迫,不敢积极行动;次年(一八八一年,光绪七年),伊犁问题解决,曾纪泽回巴黎,向法政府提出关于安南事件的抗议,无结果。又次年(一八八二年),法国在安南已与黑旗党刘永福发生战事,法军炮击河内;曾纪泽又向法政府提出抗议。法国主张安南为独立国,谓中国无干涉之权;曾氏再三抗争,谓一八七四年的法安条约,中国早已声明不承认;法政府不为所动。清廷见法人在安南的军事行动日进无已,一八八三年(光绪九年),令由滇粤派兵进入安南边境。时李鸿章方丁母忧回籍,清廷强令出任艰难(因此时朝鲜方面亦与日本发生冲突)。法国方面亦发生内阁更迭的事情,继任内阁政策较平和,令驻华法公使与清廷会商平和解决方法。由李鸿章与法使会议,成立一种中法平和草约,把安南置诸中法两国共同保护之下。草约成后,法国内阁又更迭,继任内阁又属诸积极侵略派,不满于草约内容,未批准,并将原任法使调回,别任驻日法使脱利古来中国;一面由议会通过远征军费案,并另组远征舰队。中国方面见法国悔约,主战的空气也很浓厚,但是李鸿章极不愿意有战事发生;曾纪泽在法国,见清廷久无一定主见,十分焦虑。法国方面的军事行动,以讨伐黑旗匪党、迫令安南政府履行条约为口实;中国方面的进兵,始终仅以保护边境为词,因为李鸿章既不愿意有战事,清廷亦无对法开衅的勇气,故一面向法国主张对安南的宗主权,一面又不敢向法国作积极敌对的表示,所派去的军队只在安南边境上隐为刘永福的后援;安南政府全无实力,所靠者也全在刘永福的黑旗党。法军首先把安南首府攻下,迫令安南政府与法另结保护条约;中国仍旧只作口头上的抗争。此时中国的军队已达到安南的谅山、北宁、大原、兴化等处;刘永福已受清廷的任命,黑旗军已与中国的军队联合;但清廷仍是希望和平解决。到次年(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春间,法军向北部进展,黑旗兵与中国的军队皆败退,北宁、大原、兴化等处皆为法军所占领。中法的战端事实上已经开始了,但是清廷仍无战意。

西太后听说战端已经开始,北宁等处失守,恐怕法国舰队乘间侵入沿海各省,异常愤怒,责备廷臣措置失当,将恭亲王奕以下各军机大臣一律免职,以醇亲王奕譞(光绪帝之父)代奕。旋以广东税务司德人德璀琳居间调停,清廷又命李鸿章与法使在天津开和平谈判,于是年四月,成立简单条约五款:

(一)法国保证不侵犯中国之边境;

(二)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订之一切条约,现屯北部安南之中国军队悉撤至中国境内;

(三)法国不要求赔偿军费;

(四)自后法国与安南或结新约,或改正旧约,不插入有伤中国体面之词;(五)由两国再派全权委员,对于本约各款拟定详约。

此约成后,李鸿章大受攻击,参劾他的奏章达四十七起。法国方面的侵略派,应该可以满足了;但是因为第四款尚含有默认中国对于安南保留宗主权的类似意味,仍不满足,未经议会批准,旋因谅山方面撤兵事,发生小冲突,又起一大波澜,中法的战争遂终不可免了。

四、战争的破裂及结果  在谅山的中国军队,尚未接到撤兵的命令时,法军即迫欲交割;中国军队以未接到命令,不允,遂起冲突。结果,法兵死伤共约数十人,法人大噪,说中国违背条约上的撤兵期限,致令法军蒙此损失,要求巨额的损失赔偿金。此时李鸿章因为受了所谓清议的攻击,极不人望,西太后不敢再用他当谈判之冲,乃命两江总督曾国荃与法使会议于上海。李鸿章既以外交软弱之故,受了多数士大夫的唾骂,法人的要求又极无理,曾国荃当然倾于强硬的一方面,对于法使提出的要求不予承认。法人因曾氏不承认赔偿金,便命法舰队向中国开始军事行动,想占领中国沿海一要地以屈服清廷;清廷以主战派慷慨激昂之故,也下令备战守,但实际仍无战意。法军以舰队三数艘炮击基隆,谋占领该处,被守将击退。法使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清廷不屈,法使下旗离北京,法政府也命驻法中国公使李凤苞(此时曾纪泽已回伦敦原任)离去巴黎,国交正式破裂。法舰队即于是年(一八八四年)七月闯入闽江口,破毁中国保护福州船厂之舰队十余艘,并船厂破毁之。清廷得报大惊,始发出宣战之布告。法舰队继续攻扰台湾及其附近岛屿,并封锁扬子江口以南各要埠,谋断绝中国南北海运的交通;北方漕运大感困难。适有一中国海关所辖管理沿海灯塔的小船,被法舰队捕去,不肯放还;总税务司英人赫德,电令其驻英代理人康普倍(Compbell)向法政府交涉放还该船事,并乘间探查法政府有无和解之意旨。此时法政府见清廷于福州船厂破毁后,并无屈服的表示,法国内部的党争又极纷扰,援军的派遣极感困难,急欲谋和(法舰队司令官请攻占旅顺口,法政府不许,以援军派遣困难故也),便密向康普倍表示可以和解之意。康氏电告赫德,遂以赫德为介,秘密进行谈判,成立一种简单的基本条件,即中国仍承认前次由李鸿章与法使所订之五款,法国不再提出别种要求。中国的陆军在谅山方面与法军交战,起初,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到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春间,以冯子材奋战之力,法军大败于谅山。冯子材于攻克谅山后,方与诸将商议进取的方略,忽然奉到停战的命令,异常愤恨;岑毓英所统之军尚未接到停战命令,犹并力进攻,破法军,克广威、成祥,进逼兴化,安南人大喜,旋亦奉到停战令而止。因为清廷早已允许赫德所介绍之和议,一得到谅山的捷报,便认为议和的绝好机会;法政府得到安南方面的败报,主战派的威势更杀。于是由英国驻华公使出面调停,清廷仍命李鸿章为全权大臣,与法使巴特纳(Patenotre)会议于天津,于是年(一八八五年)四月二十七日(阳历六月九日)签订条约十款,其要点略如下:

(一)中国承认法国与安南所订一切条约;

(二)中国择劳开以上、谅山以北二处,开为通商口岸;

(三)法国撤退基隆、澎湖之军队;

(四)中国将来筑造铁路可雇用法国工程师;

(五)两国另派委员勘定中国与安南之边界,协定陆途通商条约。

自此,安南与中国的藩属关系完全断绝。中国虽然免了赔偿费,但所蒙经济上的损失,共达一万万两以上(据李鸿章与曾纪泽书谓,因此战发生之新债务,亦达二千万),并且替法国开放了一条由安南进攻云南的途径。

此次法国的成功,成功于侥幸;中国的失败,失败于寡断。那些空口主战的清流书生,完全不懂得内外的情势,固不足道;曾纪泽是当时比较明白的人,平素与李鸿章同意志,又留驻欧洲有年,对于当时法国的内情,观察比较清楚,知道法国的弱点;李鸿章则只知道中国的弱点;故曾、李二人,对于此次的问题,意见也不一致。外国人的议论,谓李为主和派,曾为主战派,其实曾氏并不一定是主战,不过他是偏于强硬对付的一方面。他相信法国尚没有可以持久作战的兵力、财力,党派纷争,内阁三两月一倒,政策难于澈底;假使中国老早就表示强硬,积极的准备实行对抗,并不要真正开战,法国侵略派的威势是可以屈挠下去的;故他老早就希望政府采取断然不屈的态度。李鸿章认定中国此时断无对外作战的能力,那几艘微弱的军舰断不能防护辽远的海岸线,自己所部的陆军也不能开到安南去(因为此时朝鲜已发生问题,朝鲜比安南更重要),滇粤方面的军队未必可以作用(李鸿章与人书,谓南省军队对于新式军械尚不知使用),万一决裂,那一点经营多年的微弱海军基础,必根本破坏;他并不知道法国方面也有弱点,故他始终不主战议,即到法军炮击基隆时,尚不愿福州方面的海军取敌对行动(关于曾纪泽与李鸿章对此次事变的态度,可参看二人全集中之书札)。西太后一面相信李鸿章的稳重见解,一面又为那些空口主战的清议所激动、所包围;所以也是时硬时软,游移不定,直到福州方面海军覆没,始正式宣战。故此次中国的失败,可以说是失败于“游移寡断”四字。

五、朝局的小变动  在恭亲王奕居军机首班时,朝局虽甚腐败,尚有一点畏惧清议。因为当时所谓清流的言官倚李鸿藻为后援,最喜欢以敢言博声誉,谋升迁;鸿藻亦居军机,与奕相倚托。西太后早已不喜欢奕。安南事急,别有一派夤缘势力的人物,想借此排去李鸿藻,游说当时的言官,谓枢臣应付法越事情失当,上章弹劾。(两广总督张树声于李鸿章丁忧期中,署理直隶总督,谋见好于张佩纶,奏调佩纶帮办北洋军务;反对者谓疆臣不得奏调京僚,佩纶因此不能即得外简,反恨树声之奏调为多事;树声恐佩纶不利于己,乃由其子游说言官,弹劾枢臣,以去佩纶之奥援李鸿藻。)西太后便乘此将奕等所有军机大臣,一并免职,而代之以醇亲王奕譞。奕譞援引孙毓汶等入军机,自此朝局更腐败,所谓清流派的言官也失了倚伴,贿赂公行,上下俱无所忌惮了。这是此期中朝局一个小变动。

六、海军衙门的创设  福州的船厂和舰队,在此次战争中破坏了,但在北京方面却酝酿了一个海军衙门出来,使清廷对于李鸿章等平素主张扩张海军的信念更深一层。在中法战役以前,直隶、江南及闽粤各省已经有了若干艘新式小兵舰,分隶于各省;那些兵舰大概都是由各省督抚筹款制造或订购而来的,故悉由各该省调遣使用。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因为台湾事变,与日本发生争议,筹备海防之说起,李鸿章主张向外国定购铁甲巨舰,得旨允行,自此陆续定购,到中俄伊犁问题发生时,已经向外国定购了铁甲舰若干艘,但尚多在制造中。英人戈登由天津回国时,向李鸿章提出临别赠言二十条,其第七、八两条说,中国宜先整顿陆军,然后再议水师;陆军劲旅无多,水师终于无用,急费巨款购舰,甚为失计;其第十四条又说:“中国应有专管陆军大臣一员,并专管水师大臣一员,该二员须常往各处巡视一切。”(戈登临别赠言见《李鸿章全集》译署函稿中,多切中情弊语)戈登此时,已把中国军事无全体计划及不统一的根本毛病看出,故所言如此。但李鸿章的地位是一个地方长官的直隶总督,没有统揽全局的权责,他虽把戈登的赠言录送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该衙门也不是统筹全局的机关,并且管理该衙门事务的各大员,大都是些没有眼光的庸人,当然没有人注意戈登的建议。及中法战机迫切,法国海军舰队出没于中国海面,沿海各省所管的几艘兵舰,各欲恃为防护各该省海口之用,没有一个可以自由调遣的机关;那几艘薄弱的小兵舰,本来就没有防卫海疆的能力,加以在这种不统一的情形之下,势力更等于零。因此,始感觉戈登的赠言中所说甚有理由;初由翰林院侍读学士张佩纶建议于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请创设水师衙门,管理全国水师。恭亲王甚以为然,便想要李鸿章担任办理此事。李氏乘机答复总理衙门,请仿各国先例,在北京设立海军部,自己或可襄办其事,但是军机处不以为然。正在拟议间,恭亲王及各军机大臣忽被西太后免职,议途中止。未几,张佩纶受命会办福建海疆事宜,临出京时又奏请设水师衙门,特简重臣经划一切;奉旨饬下南北洋先行会议;此时方在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的春夏间,中法战事尚未正式破裂,但已去破裂之期很近了。会议尚无结果,而福州舰队已被破毁;幸订购的铁甲舰尚多未完成,北洋及江南方面,也尚有残余的几艘。及和议既成,设立海军衙门的议论,便见诸事实了。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阴历九月的谕旨说:

……前因海防善后事宜关系重大,谕令南北洋大臣等筹议具奏……兹据奏称统筹全局拟请先从北洋精练水师一支,以为之倡,此外分年次第兴办等语,所筹深合机宜,着派醇亲王总理海军事务,所有沿海水师悉归节制调遣;并派庆郡王奕劻,大学士、直隶总督李鸿章会同办理;正红旗汉军都统善庆,兵部右侍郎曾纪泽帮同办理。现当北洋练军伊始,即着李鸿章专司其事,其应行创办筹议各事宜,统由该王、大臣等详慎规画,拟立章程,奏明次第兴办。

这道谕旨,便是设立海军衙门的正式公表。醇亲王奕譞以亲王资格总揽全权,下面设两个会办、两个帮办,都是一满一汉,恰与六部的堂官分为满汉两组同一办法。但醇亲王只有一个总司全局的空名,奕劻与善庆对于海军的事务都是莫名其妙,一切计划经营全出于李、曾二人。但李氏有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务在身,驻保定、天津的时候多,未能长在北京;后来在海军衙门实际任事的人便全靠曾纪泽。李鸿章于前记谕旨发表后,与曾国荃的书中说:“鸿章在京,勾留两旬,召对五次。敷陈时事,愧无以仰赞高深,与当轴意见不能尽合。大抵禧圣(指西太后)与醇邸,锐意图政,欲力变从前媕婀虚饰之习,而诸臣墨守旧规,似不足振兴。亦不敢有所建白。……海军一事,条陈极多,皆以事权归一为主,鸿章事烦力惫,屡辞不获,虽得两邸主持而仍不名一钱,不得一将;茫茫大海,望洋悚惧,吾丈何以教之。”次年(一八八六年)阴历正月,又与曾纪泽一书,说:“……海军之役,同舟共济,藉资赞襄,鄙人方幸卸肩有期,执事乃欲称病避事(曾纪泽此时尚在欧洲未归,尝引病辞却帮办海军之事)。受恩深重,只可鞠躬尽瘁,徐图干济时艰耳。法事平后,各省须还洋债近二千万;海军无可恃之饷,尚未能多购巨舰,将才尤乏。欲仿英制万分之什百,一时实办不到。甚盼及时采仿西国水师兵制,以备他日逐渐振兴,公其有意乎?”观此二书,可见李氏的苦心孤诣,及对于曾纪泽的期望。但是他虽向曾国荃说“禧圣……锐意图政,欲力变从前媕婀虚饰之习”,后来的海军衙门却变成了“禧圣”的“新内务府”。户部尚书阎铭敬,在户部千方百计的撙节,替海军衙门预备一点经费,那位“禧圣”时时向阎索取,弄得阎氏不能安于其位;阎氏一离户部,海军衙门的预备费变为“禧圣”的颐和园工程费了。曾纪泽后来在海军衙门,事事被满人帮办掣肘,因愤成病而死。北洋舰队虽于一八八八年成立了,有舰大小二十八艘,但是徒具形式,组织的内容及军需的设备腐败不堪。李鸿章于一八九〇年会同山东巡抚张曜亲出洋面校阅后,颇表示满意,谁知甲午的大耻辱,便在此时安置了伏线呢!

五 西法模仿时代的对外关系问题(三)

——中日战争

中日两国历史上的关系虽甚久远,但在清代,两国初无正式的国交;发生正式的国交,恰在李鸿章就任直隶总督时;李氏的政治生命,实与中日斗争相终始。自甲午战争失败,李氏在中国政治上的中心位置移交维新党去了。本节就中日斗争的经过,分别略述之:

一、日本近代侵略中国的发端  日本在明代即屡次侵害中国,现在不必远溯,但就其维新运动开始时略一考察。日本维新志士的老前辈吉田松阴在狱中所著的《幽囚录》中有云:“今急修武备,舰略具,炮略足,则宜开发内诸侯,乘间夺加摸察加澳都加,谕琉球朝贡,会同内诸侯,责朝鲜纳质奉贡如古盛时,北割满洲之地,南收台湾、吕宋诸岛,渐示进取之势。然后爱民养士,慎守边围,则可谓善保国矣。”又其狱是帖中有言:“培养国力,兼弱攻昧,割取朝鲜、满洲,并吞中国,所失于俄美者,可取偿于朝鲜、满洲。”还有一位佐藤信渊(德川时代人)所著的混同政策,略云:“凡侵略他邦之法,必自弱而易取始。当今世界万国中,我日本最易攻取之地无有过于中国之满洲者。何则满洲之地与我日本之山阴、北陆、奥羽、松前等处隔一衣带水,遥遥相对,距离不过八百里,其势之易于扰乱可知也。故我帝国何时方能征讨满洲,取得其地,虽未可知,然其地之终必为我有,则无可疑也。夫岂但得满洲已哉,支那全国之衰微亦由斯而始。既取得鞑靼以后,则朝鲜、中国皆次第可图矣。”(以上均见《独立评论》刘叔雅论日本侵略中国的各文所引)

当英法联军攻陷北京时,日本有一个诸侯岛津氏说:中国以如此大邦,竟为英法所屈,日本为自卫计,宜先发兵略取中国一省——最好是台湾、福建——为根据地,扩张日本的势力,以免英法的东侵。但此时日本的内部,也方在幕府专政、封建割据的情形之下,锁国论与开国论竞争得很烈,断无余暇亦断无能力来进图中国,故岛津氏的议论也不过是一种空论。开国论战胜,明治维新的基础既定后,即派柳原前光来中国(一八七〇年,同治九年,即日本明治三年),求订通商修好条约;中国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初仅允通商,以李鸿章斡旋,始允立约。次年,日本命伊达宗臣为全权大使,与李鸿章订通商修好条约于天津,此为中日两国正式缔交的开始。在此约尚未批准交换时,台湾方面曾有生番杀害琉球难民之事;日政府早有并合琉球的意思,至此并想乘机略取台湾的生番地,归入日本的版图;于一八七三年(同治十二年)派外务大臣敷岛种臣来中国交换前次所订的条约,乘机向总理衙门提出琉球难民被台湾生番杀害的问题;总理衙门的毛昶熙只顾省事,避免中国的责任,答说:台湾的生番皆属化外,非中国政教所及,其杀人与中国无关。敷岛氏对于毛氏的答语不置辩;次年,日政府便派西乡从道带兵至台湾征讨生番,清政府始悟毛氏前此的答复失计,一面诘问日本,一面派沈葆桢(时为福建船政大臣)督兵入台,促日本撤兵。日本先后派柳原前光、大久保利通来北京交涉,几至决裂,后以英公使调停,由中国赔偿抚恤难民费十万两,并日军在台修治道路及建筑房屋费四十万两,约束生番日后不再加害航民,日本始撤兵。此次交涉,台湾虽得保全,但无意中默认琉球为日本的属邦;日政府即于是年积极进行并吞琉球的计划;琉球屡向中国哀请救援,左宗棠颇主张救援,但以伊犁问题,正与俄国发生严重的争议,清廷付之默认,琉球遂入日本的版图,变为日本的一县(一八七九年,光绪五年)。

二、日本经营朝鲜的发端  日本向台湾、琉球进攻时,同时并已向朝鲜进攻。前次日使因台湾问题在北京与清廷交涉时,便乘间向总理衙门诉说朝鲜对于日本的无礼,希望中国负责,改善朝鲜对日本的关系;总理衙门的人只顾省事,也用避去责任的话答说:朝鲜虽为中国藩属,受册封,奉正朔,但内政、外交皆听其自主,我朝向不与闻。日使也默不置辩,回国后,遂与日政府议定以自由行动对付朝鲜。

此时的朝鲜王李熙,也是一个十二岁的小孩子,由旁系入继王统,由其父大院君握权(李熙继统在一八六三年,同治二年)。大院君是一个最顽固的持锁国论者;日本于明治建元时,遣使通旧好,大院君因日本国书中称大日本皇帝,拒不受,并以日本开国维新,用夷狄之法,尤至深痛恶,布告国人不许与日本人交际;故有日使向中国前述之诉说。在日使未来中国以前,急进的侵略派如西乡隆盛等,已大唱征韩之论;及得到中国总理衙门不负责任的答语,积极进攻的方针遂定。一八七五年(光绪元年),日政府派兵舰测量朝鲜及中国辽东半岛沿岸各地,过朝鲜江华湾,下小艇,溯汉江,被阻;日军开炮,毁岸上炮台,焚永宗城,交涉遂起。日政府旋于次年春初,派黑田清隆、井上馨率军舰六艘、陆军一队入朝鲜,迫胁朝鲜政府与之定约:(一)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与日本平等,彼此互派公使;(二)朝鲜开仁川、元山为商埠;(三)朝鲜沿海各境,准日人自由测量。是即所谓日韩《江华条约》,即法国对于安南的同一办法。当江华事变发生时,日政府曾遣森有礼至中国,向总理衙门告以对于朝鲜的行动意见;恭亲王奕答以日本与朝鲜发生问题,宜先向中国交涉,不应直向朝鲜动兵;森有礼说:中国对于朝鲜的内政、外交既听其自主,则日本当然以自主国待之。及《江华条约》发表,中国竟无积极的反抗举动,于是日本第一步的政策成功。

三、中日两国对于朝鲜的角逐  朝鲜与日本定约,全由受迫所致,故约定后仍倚中国为上国。此后,美国及欧洲各国陆续与朝鲜结通商修好条约,皆由中国介绍,其外交皆由中国指导;欧美各国无不承认中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惟日本自与朝鲜订约后,一切交涉皆取直接行动,不认中国有干涉之权。日人在朝鲜曾惹起两次大乱事:一为壬午之乱(一八八二年),一为甲申之乱(一八八四年)。

盖自《江华条约》定后,朝鲜的朝廷也分为新旧两派;新派以金玉均等为主脑,受了日本人的笼络,倚王妃闵族的势力,以抗大院君的旧派;大院君失势退隐,新派势力大张,聘日本人训练新军。一八八二年,因主持新军的金闵党人吞蚀军饷,发生兵乱,大院君谋乘机恢复政权,嗾使乱兵犯王宫,杀闵党要人,并杀训练新军的日本教练官,围攻日本使馆;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归长崎;日政府派海陆军千余人随花房公使再入朝鲜问罪。中国方面得朝鲜变乱消息,即陆续派丁汝昌、吴长庆率北洋水陆军队数千人偕马建忠入朝鲜。时因安南问题已与法国发生争议,清廷恐日人藉端启衅,命马建忠等严重处分乱党,捕大院君送天津,一面向日人调停斡旋;日本拒不受。但中国的军队已经入朝鲜京城,变乱的“张本人”大院君也已经受了中国的处分,日人仅得向朝鲜责令赔偿谢罪;旋即成立一种议和条约:(一)由朝鲜赔偿抚恤费五万,军费五十万;(二)允日本驻兵朝鲜京城,护卫使馆,兵房设置费由朝鲜负担;(三)遣使往日本谢罪。自此中日两国同有兵驻扎朝鲜,是为壬午之乱的结果。

壬午乱后,清廷对于朝鲜也渐知注意。袁世凯曾随吴长庆军入朝鲜;吴军留驻,袁亦同留,阴与闵族相结托,以防制日本。日本仍用援助朝鲜维新独立之名,笼络朝鲜的所谓新党,挑拨离间,闵族又与新党的金玉均、朴泳孝等势同水火。到一八八四年(光绪十年),驻朝鲜的日本公使竹添进一郎,见中国因安南问题已与法国开战,便想乘机驱逐中国在朝鲜的势力。是年冬间,竹添氏阴与金、朴等勾结,唆令新党乘邮局开幕宴客之夜即席刺杀闵族要人,于邻近放火;金、朴等赴王宫,矫令请日使带兵入卫王宫,并要杀闵党多人,挟制朝鲜王改组新政府。闵党求援于中国驻军,袁世凯奋勇率兵入王宫讨乱党,竹添氏督军拒战,不能敌,挟朝鲜王逃出宫门,朝鲜王旋逃入袁世凯营中,竹添氏失其所挟,乃自焚日本使馆,走仁川;所谓新党的要人金、朴等皆逃亡日本。日政府闻变,派外务大臣井上馨为全权大使,率海陆援军赴朝鲜;清廷得报,也命吴大澂为钦差大臣,率海陆军向朝鲜进发。井上氏到朝鲜,吴大澂也到了。井上氏与朝鲜政府开谈判,吴大澂想从旁监视,被井上氏拒却;朝鲜政府允偿费、惩凶、谢罪、修复日使馆等屈辱条约而罢。是即所谓甲申之乱。

此次的变乱,本为竹添氏投机冒险的行动,初非出于日政府的命令;日政府此时尚无与中国开衅的意思,故结果仅如是而止。次年(一八八五年,光绪十一年),日政府派伊藤博文为全权大使来中国,商议对于朝鲜的善后问题;清廷命李鸿章与伊藤氏会议于天津,定约三款:

(一)中日两国驻扎朝鲜之军队,各自撤退回国;

(二)朝鲜练兵,中日两国皆不派教练官;

(三)将来朝鲜有事,两国或一国如须派兵,须先行文知照。

此条约无异承认朝鲜为中日两国共同的保护国。李鸿章因为中法战争尚未结束,国库兵备皆极空虚,故终容纳伊藤氏一部分的主张,结此势力均等的条约。中日战争的伏线,即发端于此约。

四、东学党之乱与中日战争的破裂  自天津定约后八九年间,中日两国表面上无何种冲突;日本鉴于壬午、甲申两次的不成功,注重充实内部的势力,对朝鲜暂以维持条约上的权利而止;朝鲜王廷因金、朴等失败,亡命日本,所谓新党的势力衰落,仍倾心受中国的保护;袁世凯因当“甲申事变”时行动敏捷,为李鸿章所赏识,于天津定约后,奏授总理朝鲜交涉通商事宜,长驻朝鲜;朝鲜对外的一切关系皆受袁监视、指导。日人对袁十分嫉视,一方面拨弄朝鲜的亡命党人金玉均、朴泳孝等阴谋构乱;一方面密派少年军人策士多人,组织所谓“天佑侠团”潜入朝鲜,煽动朝鲜内部的不平分子,破坏秩序,制造出兵的机会。到一八九四年(光绪二十年)春间,发生金玉均、朴泳孝被刺的交涉;(金、朴在日本与朝鲜之同党通消息,谋乱,朝鲜王廷不安,乃密遣刺客赴日,谋刺金、朴。金氏被诱至沪,在沪被刺死。朴氏在日,谋刺朴氏之李逸植反被朴氏所捕,与李同谋之刺客权东寿等,逃入驻日朝鲜公使馆,日政府直向该使馆索捕权氏等,朝鲜公使俞箕焕愤而归国,日人不顾。金氏在沪被刺后,刺客洪钟宇亦被捕,沪当局以金尸并洪氏解归朝鲜,洪氏受朝鲜王廷庇护,金氏更受戮尸之刑。日人大愤,或主张向朝鲜问罪。)继又发生东学党的乱事,遂为中日战争的直接导火线。

所谓东学党,也是朝鲜的守旧党,其源起于崔福成,杂取中国儒家及佛老之说,自衍为一派,称东学,以明人伦、诛污吏、救民生相号召。大院君当权时,禁天主教,捕治教党,牵及东学党,党人乔某被杀;至是党人请为乔某昭雪,不许;朝鲜人民为恶政所苦,多思乱,党人乘机煽动,乱事遂起;而从中操纵指挥者则为日本所密派的“天佑侠团”,东学党又实为日人构乱的工具。乱事初起于全罗道之古阜县,渐次蔓延,朝鲜政府剿治无效,乃请援于中国。当金、朴被刺案发生时,传闻日本有派兵入朝鲜之意,李鸿章电驻日中国公使汪凤藻及朝鲜袁世凯探查;袁氏两次回电,一次说:“详审在韩日人情形及近日韩日往来各节,并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调兵来韩说,或未必确。”一次又说:“探大鸟(日本驻朝鲜公使名大鸟圭介)词意,毫无生事端倪,并藉风闻有日本兵船数只将来韩,询以有无,大鸟笑答确无,必系谣言等语,似无生衅事。”(此二电均见《李文忠集》电稿中,汪公使覆电如何未可知)袁世凯大约相信日本此时尚没有积极进攻朝鲜的可能性。及东学党乱起,李鸿章方在小站一带检阅军队,得报,初亦无派兵助剿的意思。李鸿章四月二一日电译署,谓:“韩王未请我派兵援助,日亦未闻派兵,似未便轻动,俟续信如何再酌。”袁氏在朝鲜电李氏,也说:“未闻日有派兵说。”但是日本实在已想出兵,并且怂恿中国出兵。(袁世凯四月二十八日电李鸿章,谓“日使译员郑永邦,以使令来……谓匪久扰,大损商务,诸多可虑,韩人必不能了……贵政府何不速代韩戡乱……我政府必无他意”等语。三十日,袁氏又电告李,谓:“日使署杉村来晤谈,意亦盼华速代戡乱,并询华允否……杉与凯旧好,察其辞意重在商民,似无他意。”李鸿章电译署,亦谓驻津日本领事来晤,语意与杉村略同,皆足为日本怂恿中国派兵之证。)李鸿章、袁世凯,都相信此时日本尚不至有积极的行动。朝鲜政府向袁氏请求派兵助剿,袁氏告以须由该政府正式具文请求,一面电告李鸿章,谓:“韩廷求华代戡,自为上国体面,未便固却。……乙酉约,华日派兵,只先行文知照,初无华派日亦派之文,日如多事,似不过藉保护使馆为名,调兵百余名来汉(指汉城朝鲜王京)。匪距汉尚远,日兵来,反骚动,韩外署应驳阻,各洋员(指各国驻朝鲜人员)尤不愿日先自扰。”这是袁世凯料度敌人的见解。李鸿章接袁氏转来朝鲜政府正式请兵之电文,便请奏派北洋陆军提督叶志超及总兵聂士成领兵一千五百人入朝鲜,屯驻牙山;一面行文知照日本政府(阴历五月初二日)。中国的知照公文尚未达到日廷,李鸿章在天津已接到日本驻津领事的通知,说日本已派兵入朝鲜保护使署及商民;北京的总理衙门与在朝鲜的袁世凯,也同时接到日本派兵的知照。中国派兵仅一千五百人,日本第一批即派出七千余人,直赴朝鲜的首都汉城。原来此时日本已施行宪政,召集国会,伊藤博文为内阁总理大臣,陆奥宗光为外务大臣;国会对于内阁攻击得很利害。袁世凯以为日本的国会方与内阁为难,决不能对外生衅,故有“日本时势应不至遽有兵端”之语;谁知陆奥氏与伊藤氏等一决定出兵朝鲜,日本国民的视线全集中于对外的问题上面去了。朝鲜的东学党见中日两国皆派大兵到来,便无形消散。中国以乱事既平,要求日本与中国仍照约同时撤兵;日政府不惟不允撤兵,并且更进一步向中国提出共同改革朝鲜的内政案来。陆奥氏逆料中国对于日本的提案必不赞成;不赞成,则取单独的自由行动。李鸿章、袁世凯至此始有点心慌。清廷对于日政府的共同改革朝鲜内政案,当然不能赞同;起初以“日本既认朝鲜为自主,即不应干涉其内政”的理由,拒绝日本提案;后见日本继续增兵至朝鲜,李鸿章要求日本先撤兵再议改革。日本坚持不让,进兵愈亟。欧美各国的驻使也颇认日本的行动为过当。此时李鸿章与总理衙门各要人唯一的希望,在欧美各国出面干涉日本的行动,俄国尤为李氏等所重视。因为俄国公使起初曾向李氏表示积极干涉的意思,李氏以为俄公使的话十分可靠;英国也颇尽调停之力;美国亦曾忠告日本。但日政府方针既定,不为各国的调停所摇动,对俄略示不侵占朝鲜土地之意,俄国便立于旁观的地位。清廷见日政府的行动日趋强横,忙无主意。空论的书生派一面攻击李鸿章,一面鼓吹增派大兵。总理衙门想增派大兵,又怕激起兵衅;不增兵,而英俄各国的调停又茫无效果;但是他们总梦想英俄各国的调停或者可以生效,李鸿章以误信俄使所表示的原故,尤不愿增兵,惹起战端。袁世凯、叶志超等见日兵陆续增加,占据各要害地点,一面电请将叶军由牙山移近汉城,一面又电请增兵,李氏尚覆电令勿轻动,谓和平解决之希望未绝。日本大兵既据汉城,又将各兵事上的扼要地点占领了,便向朝鲜王廷提出强迫改革案,并向驻日英公使间接宣言(因英使从中调停之故),说中国既不赞成改革朝鲜内政,现日本已单独行之,中国若增派援军,即认为有意向日本挑战。这分明是要向中国宣战了。但是李鸿章和平解决的念头还是未断。直到最后,朝鲜王廷全落入日人的手中,预备实行驱逐在朝鲜的中国人员时,李鸿章始奏请下令增派援军八千人,由卫汝贵等统率向平壤进发;(据《李文忠集》电稿,增派援军在阴历六月十四日,去交涉开始时已一月有半。)援军派出后,李氏犹电戒叶志超勿轻于开仗;(六月十八日,李覆叶电谓“日虽竭力预备战守,我不先与开仗,谅彼不动手,此万国公例,谁先开战,即谁理屈,切记勿忘,汝勿性急,顷奉寄谕,亦密嘱此节”,可见清廷与李氏始终无战意。)英俄各使的调停动作也尚未完全终止,李氏犹希望有万一和解的可能。及中国援兵的运送船“高升号”在丰岛附近被日本海军轰沉(并损失护送兵舰二艘),驻牙山的叶军也受日军围攻,始知战事已无可免。

五、战争的结果  自阴历六月后旬战事破裂,至次年三月初休战条约成立,交战的期间虽有七八个月之久,但胜负的结果早已决定。日军早把军事上的要地占据,中国只能从北部的平壤进兵;日军以汉城为根据地,向平壤取包围的攻击;八月中旬,中国的陆军由平壤溃退。丁汝昌统率海军舰队十二艘,与日本舰队相遇于大东沟附近,苦战半日,中国的舰队仅存八艘,且皆受损伤,退归旅顺船坞修理;后移守威海卫,不敢复出,黄海的制海权全归于日本。日军自陆海两方得胜后,步步进逼,至十月中,旅顺、大连及奉天东南各要地悉被日军所占领。十二月,日军别队由山东荣成湾上陆,进图威海卫;丁汝昌率北洋各残舰死守,将卒皆不用命;至次年正月,日军招降,丁汝昌不屈,服毒自尽,部将遂以舰队及威海卫降于日军。中国的主战派当交涉逼紧时,气焰万丈,肆口攻诋李鸿章,鼓吹开战,到了旅顺、威海卫以次失守,渐渐丧胆。李鸿章受了清廷的革职处罚,一面还是要经营战守,一面仍不断的运动欧美各国公使向日本调停,求休战议和,皆无效。后以美国的诚意调停介绍,日本始略略表示可和意。清廷初派张荫桓、邵友濂二人为全权大臣,赴日本请和。日政府以二人所受文凭不合全权资格,拒不与议,无结果而回。李鸿章此时已为一般的所谓公论所唾骂,故清廷起初不想用他为议和专使,及张、邵二人被拒后,始任李为议和全权大臣。李于一八九五年(光绪二十一年)二月中抵日本马关。日政府起初提出严重的休战条款,尚未成议,李鸿章忽被一日本小民小山丰太郎(一名小山六之介)所刺伤;日政府恐受世界各国的舆论所责难,始允无条件休战(休战期限仅二十一日)。旋于休战期内,成立和约二十一款,其最要各点如下:

(一)中国确认朝鲜为独立自主国。

(二)中国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近岛屿与日本。

(三)中国赔偿日本军费二万万两。

(四)中日两国以前所订条约一概废弃,另订新约,以中国与欧洲各国现在约章为基础,并增开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

(五)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得自由从事各种制造工业;各种机器仅纳入口税,得自由装运入口;日本人在中国内地制造之货物,其一切课税均照日本输入货物之例办理,享受一切优例豁免。

前例最后一项,为中国国民经济上的最大致命伤;西方的帝国主义者屡次压迫中国受城下之盟,皆未曾提出如此的条款。自日约中有此条款,各国皆援最惠国待遇之例一并共享,于是,中国工业全被东西帝国主义的资本所压倒,不能抬头。此时中国处于战败的地位,已全无抵抗之实力,休战的限期又极短促,李鸿章无法,只得一一俯首承受。但是他知道俄国对于朝鲜东三省皆有野心,一面与日本磋商和议,一面将日本所提出的要求条款通知北京各外国公使,以激动各国的嫉妒心,引起干涉。及约文公表,俄国果约同德法各国出而干涉,迫令日本将辽东半岛退还中国;日本暂时无力抵抗,也只得俯从。李鸿章一生“以夷制夷”的外交策略,仅于此略略发生一点效力。但是此后的问题却更难应付了;辽东半岛的名义虽仍为中国所保留,不久,俄索旅大,德索胶澳,法索广州湾,英索威海卫,中国亦无不俯首屈从,日俄战争的大祸也伏机于此。

六、中国失败的原因  此次战争失败的原因详细地分析起来,有许多种;但概括地说,不外下面的几点:

(甲)腐败。这个腐败的病,从西太后起一直到最下级的小官吏,能免了的很少。西太后除了移用国家正当的军政费供自己个人的快乐外,又率领宫廷内的妃嫔及阉宦小人,相率出卖官缺,于是上行下效,凡供给于政府机关的人员,也相率以苞苴贿赂图谋个人位置的维持并升迁。北洋海陆军的重要将领及主管人员,多屈身于李莲英的门下称门生。苞苴贿赂品的来源,不外刻扣军饷,侵吞公帑,于是弄得军事上的设备窳劣不堪。据英人蒲兰德(Pland)的记述说:在战事发生前两年,汉纳根(在李鸿章部下服务的德国人)便请李鸿章购买多量克鲁伯厂所造的大开花弹,供战斗舰上大炮之用。李氏已经签发了命令,但是终于不曾实行。不实行的原因,就是因为当时主持军需事务的大人物张佩纶反对,说耗费巨款购买这种开花弹,储藏无用,太不合算;实则他所谓不合算,只是他们主管军需的人员的不合算。及到战争破裂时,李鸿章急急忙忙向英德各国添买军需品,各国因为限于守中立的原故,不能明卖;买得了,不易运到。当黄海海战时,至有两艘铁甲战斗舰共同只有三颗大口径的开花弹;因此在大半日的苦战当中,中国战舰所发射的炮都是小口径的炮,大口径的巨炮皆闲搁不能作用;这又安得不失败呢?至于中国自己制造的鱼雷,据严复所说,有用铁渣来代替火药装在里面的;这又安能守护海面呢?海军是李鸿章用全力经营的,内容的腐败如此,陆军就更不用说了。所以当朝鲜问题发生时,李鸿章十二分的不愿有战事,千方百计想用外交手段解决;那些书生参劾他,骂他畏葸,催他出兵,他总是迟疑不决,就是自己知道自己的弱点的原故。

(乙)不统一。这个不统一的病,包括当时政治上的各方面,军事上、外交上、财政上以及其他,无不如一盘散沙。形式上,皇帝握有一切大权,好像十二分的统一;事实上,皇帝只是一个偶像:皇帝上面的西太后,只有卖官鬻爵、黜陟官吏的大权;遇有外交问题,令多头并立的总理衙门协议;总理衙门又要与离开北京的北洋大臣或南洋大臣协议。李鸿章有担负外交事实上的责任,却没有主持外交事务的全权;总理衙门和南北洋大臣以外的许多学士们,御史们,尚书、侍郎、督抚们,对于外交问题,差不多人人可以发言,人人可以出主张,外交的全权到底不知道在何人手里。日本只有一个内阁总理,一个外务大臣,只要对付国会一个机关。李鸿章既不是内阁总理,不是外务大臣,要对付许多不负责任散漫庞杂的学士们、御史们以及其他的人;皇帝和太后也到底不知道谁的主张好。从问题发生到问题解决,一时一刻,千变万化,没有一个人今天知道明天如何行动,简单地说,就是自始至终无所谓方针。为什么不能有方针?就是事权不统一的原故。再就军事上说:海军衙门说是管理并指挥全国海军的,但是实际上仅能指挥北洋舰队;若要调遣北洋以外的南洋舰队,就非绕一个弯先打电报和南洋大臣商议不可。即海军衙门的本身,总理之下有两个会办,再加上两个帮办;总理有“权”无“能”,会办、帮办有“能”有“不能”,而“权”则彼此相捋;故在该衙门的自身,事事就不能统一。陆军的不统一,更甚于海军。兵部是配相的机关,各省的兵已经成了各省督抚的兵;李鸿章可以直接调遣的,限于北洋的陆军;其他各省的军队虽然可以奏调,但是编制、训练器械既不统一,指挥的将校又各不相习,那种散漫无纪的状况,比海军更甚。再就财政上说:户部说是管理全国财政的机关,但是事实上,有钱的机关是各省藩库;各省的督抚,权比户部更重。李鸿章负有支配军事费用的责任,却没有运用全国财政的权力;他所能直接筹备、支配的限于直隶一省的收入;若向他省要钱,必须奏拨,皇帝得奏,例交户部审议;部议准了,再以谕旨下之于指拨的各省;各省有时候也可以托词告乏;所以虽然奏拨准了,还要向指拨各省的主管机关讲人情。对外的问题发生了,说硬话的督抚是很多的,要他们供给军费,就要看对于各该本省的财政活动上有无妨碍。所以李鸿章说他自己是“以直隶一省,当日本全国”,这并不是他掩饰自己过失的话,而是实在的情形。

(丙)总原因。上面两点,是就当时政治上所表现的情形分别说的。还有一个总原因,就是日本已经成了一个近代新式国家的组织,政府是一个国民结合体的单位,有一个主脑的神经系,五官、四体运用灵活,无障无碍。中国还是停滞在旧时代中的国家,政府自为政府,人民自为人民;国家的各种机关,是皇家的机关;立于皇家最高位的人,又成了没有活动能力、没有灵敏感觉、没有振作精神与纯正德性的偶像;立于这个偶像之下供他役使的人员,无异于衰败之家的奴仆,各图各的利益与快乐,懒惰、偷窃、斗争,无所不为;有十二个忠实有为的人站在里面,想把那个衰落的门楣支撑起来,纵具三头六臂,也无所施其技。当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马关会议彼此应酬的闲谈中,李氏说:“贵大臣之所为,皆系本大臣之所愿为;然使易地而处,即知我之难为,有不可胜言者。”伊藤博文答说:“要使本大臣在贵国,恐不能服官也。”(语见《中东战记本末》)这虽是应酬的话,却是实情。原来日本所以制胜,因为日本已经过一次政治的革命,不流血的革命;维新党先制胜于内,故能制胜于外。中国此时最需要的也是政治革命,但是主持西法的新人物还是拘束在旧偶像之下,不敢作政治革命的活动,内部国民全无整个的活动新精神,对外安得不失败呢?不过有了这一次的失败,旧偶像的威力不能再维持下去了,政治革命的势力要开始发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