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来论次韩非明法之言，今将略述其一孔政策。韩非本自明为霸王主义，志在致国家于富强而后可帝天下。彼为韩之王族。当时，秦国强暴，韩与秦为近邻，秦人割其土地，夺其资源，奴其人民，侵略无已止。韩非志在霸王之业，而其情则亟于救国。《奸劫弑臣篇》曰：“正明法，陈严刑，将以救群生之乱，去天下之祸，使强不凌弱，众不暴寡，老者得遂，幼孤得长，边境不侵，君臣相亲，父子相保，而无死亡系虏之患。”观此，则韩子愤发图强以抗暴秦之意愿，盖情见乎辞矣。《安危篇》曰：“安危在是非，不在于强弱；存亡在虚实，不在于众寡。”《五蠹篇》曰：“治强不可责于外，责者，求外援也。 内政之有也。”能修内政以自强，何必倚外？古今为国者，未有倚外而不亡也。 此其所见甚明，自信甚强，宜可大有造于韩矣。然而韩子终不能得韩之政者，必其为韩人所不戴也。问田篇“堂溪公规韩子曰：夫舍乎全遂之道而肆乎危殆之行，窃为先生无取焉”。堂溪公必韩之世臣旧家，殆见韩之重臣有嫉韩子者，故以危殆规之。余意，嫉韩子者不止重臣也，即在社会方面当亦无同情于韩子之政策者。熊先生曰：韩子政论宗趣，约析以三：一曰人民属于国家，即人民之一切应为国家而牺牲，国家有无限自由而人民无自由。二曰个人属于群体，即个人之一切应为群体而牺牲，群体有无限自由而个人无自由。三曰基于上述二义，当令全国上下并力于耕战。此与今之列强戮力于生产与军备者完全遥合。韩非以为全国上下并力耕战一途，则国家富强可立致，而霸王之业必成也。其并力耕战之主张，可以谓之一孔政策。如凿金石，并力凿一孔，金石为开；力纷而无所集中，凿木亦不可穿也，况金石乎？《饬令篇》曰：“利出一空者，其国无敌；顾广圻曰：空读为孔。按《老子》“孔德之容”，王弼注：孔，空也。古也空通。注老者或训孔为甚，则失其旨矣。 利出二空者，其兵半用；利出十空者，民不守。”据此，则韩非以并力耕战为利出一孔，是无敌于天下之道也。唯其持一孔政策，故厉行统制，诸不直接参预耕战之途者，均认为与其国家富强思想有妨害，易言之，即与其霸王主义有妨害；凡认为有妨害者，即非根本禁绝之不可。其统制范围过宽广，商君之狭隘残酷，尚未至是也。今略述如后。
一、反智而尚力，故以法为教，而一切学术思想皆禁绝之。《五蠹篇》曰“夫耕之用力也劳，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富也。战之为事也危，而民为之者，曰可得以贵也。今修文学，习言谈，则无耕之劳而有富之实，无战之危而有贵之尊，则人孰不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众则法败，韩非为法，原本独裁。今学者皆从事于智，则学术思想愈盛，而愈不肯守独裁者之法也。 用力者寡则国贫，此世之所以乱也。故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顾广圻曰：王当作生，与下文吏对。非是。世之学者，所传多先王之语，如儒墨等皆然。今令人民以吏为师，吏之所授者，法也，与上以法为教相应。 无私剑之捍，以斩首为勇。以上皆吕政之所取法者。 是境内之民，其言谈者必轨于法，动作者归之于功，为勇者尽之于军。是故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此之谓王资”云云。详上之所谓文学者，盖指儒家及墨氏等言，《显学篇》以儒墨并论。 而其所禁绝者，犹不止此。同上篇有曰：同上者，同上引《五蠹篇》也。后仿此。 “今境内之民皆言治，藏商管之法者家有之而国愈贫，言耕者众，执耒者寡也。商管，谓商君管子，其书并言及农事，然为其学者，但言耕而不执耒，则其学可废也。 境内皆言兵，藏孙吴之书者家有之而兵愈弱，言战者多，被甲者少也。”言战而不被甲，故孙吴之学可废。 又曰“磐石千里，不可谓富；象人百万，不可谓强。象人，即俑人也。 磬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敌也。今商管技艺之士，亦不垦而食，是地不垦，与磬石一贯也。儒侠毋军劳而显荣者，则民不使，与象人同事也”云云。据此，则商管孙吴诸学亦与儒墨同讥。又以技艺之士与商管并言，则技艺皆其所不贵也。古者百家之学，如天算、工程、物理、机械、医药等等，皆称技艺。韩非以为从事于此者，如不被甲执耒，即皆空谈，故与商管并斥之。《六反篇》有曰：语曲牟知，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详此云辩智，云语曲牟知，王注引《淮南》《时则训》高注：牟，多也。语曲者，如研究思想执范、论议律则之学者，皆严析偏曲，究尽细微，故云语曲。 而斥以伪诈，是名学在所必禁也。显学篇曰：“夫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杂反之学不两立而治。”据此，则古者诸子百家之言，自韩非视之，皆所谓杂反之学。杂者，纷杂而不一也，不一即互相反，故云杂反。 可见韩非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即一切学术思想皆在禁绝之列，并非独毁儒家。但儒家为其所最注目，而其书中几无处不攻击之。儒家之学极于穷神知化，而韩非有曰：“今世之所谓智者，微妙之言也；微妙之言，上智之所难知也。今为众人法而以上智之所难知，则民无从识之矣。”见《五蠹篇》。 此所谓微妙之言，即指儒家《大易》而言，决非目道家。因韩非归本道家，决不以此诋之也。韩非于儒家微妙之言，但谓其非民务，无可多置词。惟儒者以崇德而事智为治，则与韩非之狂暴极权不两立，与其独裁法不并容，此韩非所以念念不忘儒家而攻之不已也。然诸子百家之学，韩非固同一弃置，吕政承之而毁尽一切，自其善《五蠹》之篇而已知所趋矣。吕政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明明用《五蠹篇》之说也。 熊先生此论，发见韩非悍毒。韩非言“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云云，则一切学术思想皆当废绝，爰止于儒。又言“事智者众则法败”，是其愚民之术坦然直揭，可谓毒且悍矣。
二、韩非之耕战一孔政策，必使人皆执末披甲，其所崇勉而称美者即此等人。《六反篇》曰：“赴险殉诚，死节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失计之民也。寡闻从令，全法之民也，而世少之曰朴陋之民也。力作而食，生利之民也，而世少之曰寡能之民也。嘉厚纯粹，整谷之民也，谷，善也。 而世少之曰愚赣之民也。重命畏事，尊上之民也，重命，谓尊君上之命令；作事敬畏，不敢离法，曰畏事。 而世少之曰怯慑之民也。挫贼遏奸，明上之民也，王注：明上谓奉扬法令。 而世少之曰谄谗之民也。此六民者，世之所毁也。”据此，则韩非以世所共毁之六民皆耕战有益之民，而又标举奸伪无益之六民为世所誉者。同上篇曰：“畏死远难，降北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贵生之士。远难即免难之义。畏死远难之人用以当敌，必不耻降北之辱。 学道立方，离法之民也。立方者，立方正之节也。此为国法之所不得加，故云离法。 而世尊之曰文学之士。如儒墨等是也。 游居厚养，牟食之民也，牟同谋。而世尊之曰有能之士。游居，如托于诸侯者。此不尽为牟食，韩非却不别择。 语曲牟知，解见前。 伪诈之民也，而世尊之曰辩智之士。行剑攻杀，暴傲之民也，而世尊之曰磏勇之士。磏者，厉石，棱利义也，此言侠士。 活贼匿奸，当死之民也，凡官法认为奸贼，欲捕杀者，今谋活之匿之，亦应坐以死罪，故曰当死之民。 而世尊之曰任侠之士。侠字旧作誉，依卢文弨校改。 此六民者，世之所誉也。”又曰：“奸伪无益之民六而世誉之如此，耕战有益之民六而世毁之如彼，此之谓六反。”详六反中，惟畏死远难之民最可耻，其余宜加别择。若孟荀二子，则不当与游居同讥。惠施墨辩诸子牟知讵同诈伪？行剑活贼，如奉正义、伸公愤，则任侠之行，至可尊尚。学道立方，大人之事，而乃与降北之民同科可乎？耕战有益之六民，君子当寄以同情，若使常受驱迫于主上，如人道何？韩非首忌者儒，次则侠。儒之文学，侠之强武，皆不服专横之法禁，故韩非恶夫儒者用文乱法，侠者以武犯禁也。侠亦儒之别子，《礼经》《儒行篇》可证。名家则儒之支流。韩非所谓奸伪无益之六民，其积憾于儒者尤深也。韩非奖耕战而贱行修，《八说篇》曰：“鲍焦、华角，天下之所贤也，鲍焦木枯，立死，若木之枯也。 华角赴河，其事未详。 虽贤不可以为耕战之士。博习辩智如孔墨，孔墨不耕耨，则国何得焉？修孝寡欲如曾史，曾史不战攻，则国何利焉？匹夫有私便，人主有公利。不作而养足，不仕而名显，此私便也；不作，谓不耕作。 息文学而明法度，塞私便而一功劳，此公利也。闭塞匹夫私便之路而一归于战功与耕作之劳，息灭文学，以法为教，则人安于无知，乐守法，此人主之公利。 夫贵文学以疑法，尊行修以贰功，尊匹夫之行修，则民将不披甲执耒以务功劳，故云贰功。 索国之富强，不可得也。”《五蠹篇》曰：“故不相容之事，不两立也。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拔城者受爵禄，而信廉爱之说；坚甲厉兵以备难，而美荐绅之饰；富国以农，距敌恃卒，而贵文学之士；废敬上畏法之民，而养游侠私剑之属。举行如此，治强不可得也。国平养儒侠，难至用介士，所利非所用，所用非所利。是故服事者简其业，谓耕战者非上所用，民将不从事于此而简慢其业也。 而游学者日众，是世之所以乱也。”综上所述，可见韩非主张以耕战亟图富强，不独废息学术，更轻贱行修，虽孔墨之圣、曾史之贤，亦以其劳异于田、功亏斩首，而侮之如象人、磐石，是则人皆习斗趋利，虽返于鸟兽可也。
熊先生曰：韩非以并力耕战为利出一孔，不惜废学术，贱行修，塞智慧之门，断自由之径，反人道于披毛戴角，侮同类犹圈豕驱羊，自昆吾大彭以来，霸者用术之酷，未有若斯之甚也。夫耕以足食，而食者资生之具，生者固非为食而生也。战以御侮，不可以乐杀而战也。战而有功，以除人类之公敌为功，非可以能杀为功也。耕而有劳，人生以不素餐为乐，故劳，非谓人生之意义与价值唯在得食故劳也。人者，有灵性、有德慧、有自由之至物也，物之至灵，穷于称赞，故曰至。 故必充其刚健、纯粹、升进而不物化之本性，升进者，向上义。人生虽为具有形气之物，而其本性毕竟不物质化。 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语形，则吾人与天地万物各别；语性，则吾人与天地万物同体。 故必有科学以明物察伦，儒者言明庶物、察人伦。察伦，即社会科学；明物，即自然科学。 而后智周万物；吾人之智识必周通于万物，譬如人身百骸众窍互相贯通而无碍也。世之学者言科学之兴原于惊奇心与求真之欲，此犹未免于肤论。实则吾人之知性本无己与物之隔，故尽己性则尽物性，乃一体流通、自然不容已之几也。 有哲学以发扬理性，有文学以宣达情思，而后浩然与天地精神往来；此中天地，犹云宇宙。吾人之精神即是宇宙精神，本来不二，而曰与之往来者，吾人每迷执形气之小我，便从绝对精神中坠退，而与宇宙隔离。今当复其一体流通之本然，故曰与之往来。 有群性生活，荀卿曰“民生在群”。合群而不容孤立者，人之性也。 亦有个人自由等要求，人生不可无自由，亦天性也。 故于政治经济等制度常有不安现状而力求改进之高尚理想。韩非废绝一切学术，又毁行修，行毁而失德，学绝而无智，是使人断灭灵性生活也，人之类不已绝乎？且夫智仁勇三达德者，人性固有之也。德之目虽析以三，而实万德皆备，言智即神解与一切知识备焉，言仁即义、礼、贞信、惠爱乃至真、善、美备焉，言勇即雄健、悍锐、强力等备焉。三达德者，同体而异其方面，俱有而不可一无。今韩非去智与仁而唯力是尚，不智不仁之力，疯狂如凶猘猛兽，盲动如骤雨疾风，摧毁则玉石俱焚，哀哉人类！何所为而必出于斯乎？韩非赏言“冰炭不同器而久，寒暑不兼时而至”，以此成其不相容之论，此乃格物未周，操术不审之过也。夫甜酸异味而同器，朝餐不尽晚餐而两味调和如故，岂非异味同气而可久乎？炷为因而生焰，炷者，以草浸油燃火则名炷。旧俗灯火用此。此言炷为焰因。 焰复为因而烧炷，此言焰为炷因。 因果异物而同时俱至，佛经每用此喻。 此例不胜穷也。况寒暑不兼时之说，尤为笃论。大寒过而立春，谓三冬无暖气固不得，谓春后无寒气更不得。夏至暑偏胜而云无寒，非寒气全消也；冬至寒偏胜而云无暑，亦非暑全消也。员舆温带之区，绝少酷寒酷暑，则寒暑兼至者其常也。韩非云不相容之事不两立，火透釜而亲水，水盛釜而受火之热，水火相反而相容相抱矣，岂止两立乎？世界无量，众生无量，佛氏言之矣。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孟子庄生知之矣。智胜者竭其智，力强者尽其力。人之生也，禀受不齐，发展遂异，必欲万姓千名之智与力范以一型而齐之，此上帝所不能为。仲尼、墨翟、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康德之伦，强之执耒披甲，皆无所能为，任其独立当抒，则学统堪垂万世。行履足式天人。韩非虽欲绝圣弃智，若在今日，余命其身入瑶寨之乡亲尝滋味，将可忘圣智成己成物之功德否耶？蛮民非不耕战也，而以视圣智裁成辅相之群，则耕战利钝之相去奚止天壤隔乎？蛮民诚有朴质，然蛮俗崇尚之美行，其合于伦理者几何？吾料韩非不愿效也。不有圣人行修之尊，群俗何由变动光明？甚矣！韩非之陋也。韩非又言“斩敌者受赏而高慈惠之行”云云，此以斩敌者为天下之至高，不应复高慈惠之行。其实人群以互相感而互进于善，赏斩敌之功，劝御侮也，而慈惠者有感则益切同仇；高慈惠之行以善俗也，而斩敌者有感，则慈惠于同受侵害之人，益坚杀身成仁之志。韩非只欲以重赏与高名鼓励人之好杀心，使其奋于斩首之功，而不悟人之勇于临敌斩首者，非尽诱于重赏高名而为之也。其慈惠同类之热诚激于不容已者，是人性本具之潜力也。韩非奖好杀而去慈惠，将通人类为猛兽，人类不互相噬以底于尽不止也。韩非又讥世人大贵文学以疑法，韩非所谓文学，实兼今之所谓哲学、文学而通目之。凡政治社会等理想，彼亦属之文学范围。 此凶顽之论也。政治经济诸法制，尝随人类知识之进步而疑其不均、不公、不适，以期改造而底于均公适，文学之可大贵者在此。今韩非心欲绝学去智，使人受束于独裁者之法，乃块然如土而无有疑，非凶顽之极者，何忍出此？韩非谬论甚多，不及详破，学者深思明辩，勿受其愚。总之，韩非偏重国家而轻人民，故亦偏重群体而轻个人。商管之法，韩非所祖述也，今为商管之学者，如不被甲执耒即当刑其人、毁其学，甚至孔墨之圣、曾史之贤，如敢疑法，即为韩非所不容许，如是则个人自由剥夺尽净。夫群体者，个人之集也，“有形之类，大必起于小；行久之物，族必起于少”，《喻老篇》。 韩非既知之矣，今使群体组织过求严密，务将个人自由毁尽，则个人失其性而群体能健全乎？车轮者，众齿之集也。众齿有亏折而车轮不敝者，未之有也。原于个人之尊严，本众意以制群法，和同而化、毋相悖害者，《春秋》太平之教也，是百世以俟而不惑，质诸鬼神而无疑也。韩非以独裁者制群法而侵损个人，则群体已失其自性，直是独裁者之玩具耳。吕政用其说，乃为害于群体，百世难复，岂不痛哉！韩非之重国家而轻人民者，欲竭民力以事富强。国家富强而后霸王之业可图也。韩非直以国家为驱策人民用致富强、以伸张于域外而逞侵略雄图之工具。域外， 谓异国异族。 从来霸者为术皆如此，今之列强尤甚。故由彼言国家者，不祥物也，侵略者之利刃也。吾先圣则以国家为一文化团体，此意义甚深广大，非深究于六经四子者，无可与语也；非超越世俗之虑而怀人道之忧，又深达天人之故者，亦不可与谈胜义。呜乎微矣！韩非志在用韩，愤重人专政，重人，权臣也。 而图改革，故曰：“欲治其法而难变其故者，民乱不可几而治也。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世宜则有功。”《心度篇》。 此亦精采之言，然终不悟民主，欲夺政权于重人之手而自为独裁，以暴易暴而加甚者，非算数所及也。圣人之为革也，《易》有《革》卦。 求均而已，损彼之有余，益此之不足，均焉止矣。若此复求有余于彼，即彼向所遇此者，今还以遇彼而更过之，则人群终不可均也。圣人之治，权于万物得所，为万物普遍求均而已，是以变则通、通则可久可大也。韩非异于是，其钳束生民也已甚。三晋文化深远，宜非其民所乐受。韩非终不得政于韩而为秦戮，哀哉！向使韩非有管仲之识量，持术明法而兼综儒者之道，毋以极权之论毁坏一切，则韩政可得而全晋可复，天下不足定也，何忧乎秦？独惜韩非主极权而持一孔政策，遂资吕政而遗害无穷，可胜悼哉！夫古今人情不甚相远，独裁之风，今未已也。唯利用科学而技术日进，政制群法各方面组织加密，要其大体不能有过于韩非。夫独裁得助于科学，而万物为刍狗，水益深、火益热矣。科学非害也，人类知见失其正，则亦可资科学以济其恶矣。夫正知正见者多，则大盗盗众不易也。知见何由而正哉？析物以穷其始，万物之本始。 综事以观其通，宇宙万事各依其类而通之，至于会众类而观其大通则一也。庄生云“恢诡谲怪，道通为一”是也。 穷理而究其极，极者，万理之会归。 察变则上下古今而操其衡量，实践则反之人伦日用而归诸素朴，智周而不滞于物，理之至者，本不遗于物，而实不滞于物，但陷于知识巢臼者则不能无滞也。唯明智湛然，则于物得理而未尝滞于物象，以为理即限于此物，故尝烛于微而会其通也。此义难为世之学者言。 思睿而无累其神，睿者，明照自然。离习染，去妄执，故神全。 是以动顺物宜，事循天理，何有知见偏诐之患欤？是道也，其必由哲学乎！尤莫切于儒学乎！毁科学，不可也；科学万能，亦不可也。熊先生此论可谓明且允。韩非古之怪杰也，惜其偏见过甚，虽尝治儒学而实不知儒也，不知故大毁之，乃挟偏见以祸世而不自觉也。或问：熊先生言大盗盗众，何耶？曰：以近世事言之。威势可以劫众而不可以盗众，袁氏是也。威势而佐以党义宣传，使群众归心，而实假以济私，是谓盗众。然盗之久，终无不败者。又如名流盗虚声，当其收效时，亦是盗众。然决不可久。故盗众甚无谓。或问：熊先生谓吕政用韩非说，有征乎？曰：有。《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六年，秦并天下。三十四年，丞相李斯言：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弃市。偶语、诗书，系两事。偶语，两人以上私语也。诗书，谓匿藏诗书又百家语也。文省耳。 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有欲学法令，以吏为师。制曰可”。据此，明用《五蠹篇》之说也。吕政盖早已禁学，直至三十四年始以制令垂为永久不易之成法。李斯首言“天下已定，士则学习法令辟禁”，可知六国既并，只许人民学法习令，不得从事诗书及百家语也。至此定为成法，虽李斯倡言之，只是形式耳，吕政早已内自决定也，此吕政用韩非说之明证。后人多谓秦焚书只焚民间私藏者，其博士官所职并未焚。此亦臆测之辞，恐当时博士官所职亦只是医药卜筮种树之书，故举以示天下为准则也，诸子哲学及天文、算数、物理、音乐、机械等学，总称百家语，一切焚烧尽净。韩非禁学之主张如此，吕政读其书而喜之亦以此。
韩非之说用于吕政，流毒甚远，董子、史公在汉初皆欲矫其弊。董子作《春秋繁露》，张《公羊》义，以阐发民主思想。史公为《史记》，亦称《公羊》，并鉴于韩非毁百家语而集矢儒侠为最甚，于是尊孔子以世家，立仲尼弟子列传，孟子、荀卿皆有传，定孔子为一尊，示儒家为正统，与董子主张同也。王介甫谓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奚止世其家？此不思之甚。史公立孔子世家，即仿《春秋》王鲁之意，非谓其以一家之学传业也，实乃世天下也。又以游侠立传，首引韩子“儒以文乱法，言儒者以文学而敢非毁世主之法，故云乱法。《正义》诸注皆误解。 而侠以武犯禁”，言侠者以强武敢违犯世主之禁。此及上语，见《五蠹篇》。 皆与独裁不相容。又曰“窃钩者诛，窃国者侯”，言人民为盗则诛，是小盗也，故受诛；而大盗窃国乃为侯王。此史公引《庄子》语。 所以攻击独裁之帝王。又曰“自秦以前，匹夫之侠湮灭不见，余甚恨之”。可见史公奖游侠之意，所以振民德、昌民气、扶民力，将使霸者刍狗万物之技有所惮而不敢逞。又以项羽列本纪，陈涉列世家，以匹夫而抗暴秦、行革命之事，虽功业未就，而其志行足与殷周圣帝明王争烈矣。伯夷行修孤崚，弃君位如敝屣，故列传首之。管晏原本儒家，而开法术之宗，孔子虽病其器小，不谓其学术全非也。管晏之为法，未戾于儒，亦足以周世变。申韩以险谲为术，专横为法，是管晏所必诛也。史公传管晏而次之伯夷，其识量宏远哉！熊先生曰：《史记》用意，皆惩暴秦之弊，纠韩非之谬。二三千年来学者都作故事与文辞玩弄去，甚至议其传游侠、货殖为挟怨于武帝，哀哉！秦以后，中国遂无学术、无思想，虽韩非吕政之遗毒，而汉以来经师、文士之鄙陋，亦不可道也。言之丑也，哀哉！
附识： 今本《韩非子》，近人多疑其不可靠。如第六篇《有度》，于荆齐燕魏四国皆云以亡，韩非死时，六国尚未亡，齐亡最后，距韩非之死已十二年，可见《有度篇》不出韩非手。熊先生谓疑者误。齐亡最后，其距韩非死时只十二年，亦甚暂耳。智者之觇人国也，睹其亡形已着，则直罪之曰以亡，以者用也，用之以亡也。韩非《难势篇》言“势乱不可治”，则势亡不可存也。韩非审察群变，其眼光锐利无匹，直从四国之亡势己成而罪之曰以亡，又何疑乎？奚必待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始谓之亡耶？故《有度篇》必出韩非无疑。
《解老》、《喻老》、《扬权》、《主道》、《孤愤》、《说难》、《说林》、《内外储》诸篇，今人或疑非韩非作。此殆由今人以怀疑古书为能事耳。余按韩非思想之全体系以求之，未见上述诸篇有甚矛盾处。唯《大体篇》有“不以智累心，不以私累己”，及“不逆天理，不伤情性，不吹毛而求小疵”等语，确非韩非境界，或杂引道家语，或由其聪明偶悟而侈言之。然此篇主旨在“不引绳之外，不推绳之内”云云，必出韩非手笔无疑。《饬令篇》多引商君。古人著述不以引前辈为嫌，如孔子六经皆因旧籍而寓以己之新意，此最著之例也，但此篇似有脱文。
《初见秦篇》，《战国策》作张仪说，自当以《策》为据。不知何人移入《韩书》之首？篇中指陈时事，与韩非所当之境已不合。韩非蓄抗秦之志，何至为秦画攻韩之策乎？《史记》言秦王读《韩非书》，恨不得见，闻李斯言“此韩非之所著书”，因急攻韩。韩王始不用，及急，乃使韩非使秦。韩非劝秦存韩，遂以此致死。可见韩非前未入秦，亦决无以攻韩献媚敌国之事。故此篇当据《国策》。此篇以外，都无可疑。今之后生好疑古书，辄曰“文字不类”，其实审核文字谈何容易？非天资高、学养深者，不得有眼力，今人何可谈此事？又复应知，一人之书，其文字每前后有不一致者，义深博而术精严，术谓逻辑。辞峰悍利，此等处在一卷中不能常有。何则？文思本于精力，发于兴会。人生乱世，精力裕时少，兴会短时多，故一人之文每有不类也。然作者之思路与神情自有特点，如有其统一之人格在者然，其文字虽不一致，而识者不难鉴别其出于一手。又梁启超谓太史公《自序》有“韩非囚秦，说难孤愤”，与《韩非传》所记者颇相远。此由其作自序时，取声韵谐协。故不妨颠倒事实，不可据序文以疑传记也。且序文亦不须泥解，史公以为古人虽遭困厄而有述作可传，明己受祸不可无作也。启超必咬文嚼字去索解，亦自误。
《史记》《韩长孺列传》云：韩安国尝受韩子杂家说于驺田生所。此但以韩子与杂家说并提，非谓韩子是杂家也。今或疑韩子属杂家便大误。凡古今大思想家，必于其前世及并时之学术思想多所精究与涉猎，及其自家思想成熟而有述作时，亦必于其平生所取舍者形诸文字。至其为杂家与否，则视其书之内容，是否自有根据、自有主宰、自成体系。是否至此为句。吾未见《韩书》可目以杂家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