排物篇第七
——此篇原名“白种人之重负”言由物质主义观点求世界和平之乖错
今日天下骚动，人心苦矣。未有和平哲学，而欲谋一妥善和平计划，必不可得。欲于世界政治求一根本改革，非先于人生处世及政治哲学与其思想方法起个革命不可。此十年间人心道德，尤其是政治道德，降至低点，灭天理，穷人欲，为众所公认。把我们当代的人与十八世纪的法国百科全书家相比，我们只算是那开明时代的不肖子孙。我们具有战争哲学、战争心理、战争政治，及战争武器，一切齐备，怎样会逃得战争？今日最重要的问题是，这回流血牺牲以后，过了些时是否又得来重新混战厮杀一下？
归根结底，和平与战争的问题关键，全凭一代人心之信念为转移。和平问题，就是我们对于人伦人性的信念问题。我相信这纯是哲学的问题，是看时人所信仰崇奉者为何物。本书后段【卷三卷四】说明，这只是看我辈相信科学定命论或相信意志自由，确信暴力淫威的定命论，或确信精神道德。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投无路。然而不幸，今日乃弃信悖道的天下。
我们所最需要的，就是阴阳消长，祸福倚伏，万物齐一，复归本原的哲理。不知此道，武力至上之说攻不破。理想与实际今日【在西洋】分道扬镳，须使复通于一，而产生一种无所不包的哲学，使天人相通，天理与人情得以复合。高谈阔论耸入云际的道术与脚踏实地的人事须得联系，相辅而行，商贾不复视道义为“不合时务”，而功利之徒不复以“实际主义”为饰词。【美国名作家李伯门（Walter Lippmann）尝称美国人“头脑是理想，心胸是唯物”。】凡人能深明消长倚伏万物同宗之真谛，他的行事也就会循理做去。
西人精神达到这步，将见西方哲学通脱圆浑起来，心上练达，行事老成，而西人的巧妙心机，亦正如佳醴，将见老而弥醇。在这虞诈攻伐竞争磨砺的现代，人心如钢铁一般的芒利锲薄，到时定见老成涵蓄，养晦韬光。今日“钢铁时代”，不仅船身是用钢板造的，就是人心道术也是察察缺缺。老子称至柔之道，言“柔者道之用”，而今日的人心却是坚强的。盖人心之幻变靡常，是以老子言勿撄人心：
老聃曰，汝慎无撄人心，人心排下而进上，上下囚杀。淖约柔乎刚强，廉刿雕琢，其热焦火，其寒疑冰。其疾俛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其居也，渊而静。其动也，县而天。愤骄而不可系者，其唯人心乎。【见《庄子·在宥篇》】
今日看来，人心真若夺羁而奔的骄马了。
西方思想使我最惊奇的一点，就是完全缺乏一种和平的哲学【和气致祥】。所谓和平也者，非指日后乌托邦之理想和平，乃现此经常人生处世方法，适用于家国，并适用于世界。比如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术，就全未发展。西方的社会思想，不是经济学，便是政治学。在我看来，酸涩乏味，犹不如食一颗大红苹果。
社会科学政治科学致治之术，不是财货之给养，便是生产与消费之停匀，或出口与入口之相抵，再不然便是【政治学】以此制度彼之防范设备，或法庭衣冠之礼节，或是经过法定手续申誓而经律师签证的一张废纸所发生的权利与义务。所谓社会也者，乃各种不同而互相冲突的利益的大集合，专赖法律去调剂，借以节防过度的自由；在较高明的说法，把范围放广些，并包括道德上之制裁，即习尚礼俗之制裁，是为儒教之所同意。但是普通西人的社会观念是法律式的与数学式的，正如节制粮食，计分发票。除了宗教仁恕之道以外，这种法家苛刻对人的观念以为一人只须谨守禁章，有点侮辱人类的尊严。依这看法，独身的银行家便成理想的国民，因为他又是独身，又是银行家，善逃女人及捐税的圈套。
但法家观念，犹非主要；西人之视人生之性质、宗旨及活动，九成五是经济观的。经过十九、二十两世纪，器用发明日多，而这种观念益根深蒂固，到了现在，人类进化就只看为生活程度之提高，而生活提高，也便是人类进化。我们口中所谈，笔下所书，梦中所见，唯此一端而已。
我在大学念书时代，就听见“白种人的重负”这名词，老想着，不知那白种人背在肩上漫游世界那布袋中所装为何物。近来才发现，所装的是罐头而已。可怜的吉卜宁【诗人创设此名词，以歌颂大英帝国代天宣德的使命】，要是他侨居印度的时候，没有罐头牛肉及罐头沙丁，他就活不了，不能晚年回国去当圣安得烈大学校长。固然，你不能否认，他能把牛肉沙丁吃进肚里，化为新诗妙词，玲珑可喜，歌颂武功及赋得尽善尽美的航运制度，使他侨居阿拉哈巴及拉合尔犹吃得到牛肉与沙丁。
每闻人言西人物质主义，这话却不能看做一句口头禅。近代思想整个骨子里就是物质主义。这物质主义袭断一切战后的计虑，致使和平哲学无地置足于其间，今日一切关于世界和平之提案，岂非根据一种假定，谓欲矫正经济进化之弊端，只须再求经济进化；我们之所谓和平善后，岂非明指贸易之自由、物质之交换，及生意之“亨盛”？换句话说，和平便是罐头，愈多愈妙。和平也者，我们得以大量倾销利源开畅之谓也。“天堂”便是一座钢骨水泥的栈房，罐头装得汗牛充栋。
盖今日之天下，已成一种生意，政治的生意和经济的生意。一个国家就是一家商店，政府公署便是这家商店的店柜门面，外交公使就是商店派出走江湖的兜客，到处和别家兜客竞争拉拢生意，而国中论坛权威思想巨擘便是这商店的核计专员。听这些人大言不惭侈谈和平办法，就教我心悸。【按西洋现行社论家行文必列数字，若高加索产油几加仑，古巴产糖在美国入口之百分额，阿比新尼亚棉质长短几何米理米突，否则不足为专家，而投稿杂志报章，亦难邀青睐。】
经济思想已取其他一切思想而代之，经济问题已蒙蔽一切其他问题，这有谁能否认？我们所顾虑者，只是如何用膏药贴上经济社会的烂疮；我们精神上的最高期望，就是生意兴隆，财货充实，这有谁能否认？这功利强权的欲望本身含着未来战争的根苗，又有谁能否认？谁能驳斥此十年来为人心道德破产，政治与伦理分道扬镳时期？这物质主义，不但不是一句空谈俗套，且成为我们行事抉别十九之动机。事实上，已蔽塞我们的聪明了。
香皂是好的，这不必说。美国文明最动人之处，就是香皂的物美价廉。在美国旅馆，香皂白送不花钱的。在美国盥洗，又方便，又雅致。美国人也许不自觉，但欧亚二洲的旅客却深得这个印象。随便买什么香皂都是上等货色。香皂已非奢侈品，上等异香馥郁的香皂五分钱就可买到。香皂已经平民化了。至少世上问题已经解决其一了。还有其他擦去衣服油垢，补漆桌案伤痕的问题也一并透彻地解决了；我们已有奇异灵敏的仙方了。
工业的进步与实业的考究，在今日已成雄厚的势力，日益进展，莫之能御。你把一切科学家逮捕入狱，惩罚都旁（Du Pont）及通用电力（General Electric）公司的董事，而物质的进展依然。你囚禁发光漆之发明家，褫夺室内凉气之考证家，而新的发明家将降生于阿桑拿省的沙漠，并得警察通同作弊，秘密送到纽约或底脱庐。科学已经登极，你不能把他从宝座拉下来，且也不必。
香皂确已充实丰富了。这是美国民主政制之一大建树。可怪的是，同时和平哲学完全缺乏，无迹可寻。把香皂卖给霍屯督野族，而使美国的香皂厂主得大发其财，并非取治之道。但是我们所能达到思想的最高峰至此而止。你提出一个计划，可以卖香皂给四万万的印度人，大家无不乐从，且感兴奋。要是提议交还印度人的自由，便有种种的为难、疑问、藉口、搪塞，而不见一点热诚。万一同盟国如果有交还印度自由之一天，必定是一副哭丧脸，若曰：“真可惜，但是此外也别无办法。”在这样情形之下，做个圣贤，像莎文那罗拉（Savonarola）大声疾呼，痛斥现世之物质主义，并非难事。稍有普通知识的人都会。可怪的是，普通知识并不普通。何以故？我们都被经济学家吓坏，不敢作声罢了。
世上如有一事引起我的残酷野性，那便是养人如养猪一般见识的经济学。此生唯一的宏愿就是看见欧洲称雄独霸的经济学家枭首示众。我看见百分之几的数字，便怒不可遏。如果经济学家对于他的枝节数字，不那么沾沾自喜，踌躇满志，也不至于惹我这般怀恨。脸上是那副候补哲学博士之神容——迂腐乖僻，给条目数字，统计的平均及机械的公例灌醉了，此乃医家所谓身上发毒，自己毒昏。拐子至少也会说会笑，但是经济学家却是正襟危坐，道貌岸然。他最怕的是感情作用，他整个大学教育就是教他如此【说见亡道篇】。他只求能客观，求上帝保佑他排脱一切的情感。他确知无疑某物【不管何物】，在1942年是27.5%，而在1943年却是34.375%。【按荀子有好名词，斥此辈为“散儒”。荀子《劝学篇》曰：“上不能好其人，下不能隆礼，安特将学杂识志顺诗书而已耳，则末世穷年不免为陋儒而已。”又曰：“不隆礼，虽察辩，散儒也。”孔子对子夏警告曰：“女为君子儒，无为小人儒。”亦指此辈。子夏博闻强记，善说三百篇昆虫草木之名，故夫子施以警告。故曰：“博我以文，约我以礼。”盖礼乃立身行世之大端，既博之又必约之，学有归宿，斯不为散矣。附此一笑。】经济学家对于数字分数之自矜，正如皮鞋匠之矜伐皮货。传说哥探城（Gotham）【英国名城】被攻时，有鞋匠建议，将城墙以牛皮封固以御敌，而经济学家也拟用他的统计平均分数来捍卫世界的和平。他想，只要施弄手术，把这些数字分配好，天下便太平了。他告诉你，这是科学，是实事求是客观的科学。他有他专家的技术，一套的法宝，专门的名词，教人望而生畏。这就是他的念咒经文；他所崇奉的佛爷就是物质主义，而他自身便是这教门的方丈法师。
据说，世界和平乃专家的本事，世界求治亦如制人造橡皮一样而已。据说，和平的内容是关税之减低，国际航空线及飞机场之成立，还有船运及保险之资源，国外投资之保证，户口疏散之排比，及生活程度之提高。所谓和平也者，只是分发粮食的票号给世界。由是观之，只消聘请一伙关税专家、航空专家、船运专家、保险专家、橡皮专家、仙人掌专家（共五十八种，各有专家），及苜蓿专家（包括平叶及曲叶专家，一类照请）。而把这些专家分司分科，组织一和平公署，天下便可太平了。
就是这一流的物质主义，令人发指。我并无意为讲经和尚，不过物质的崇拜有点过分罢。欲得正觉，第一着便须生起觉悟，知此迷信之非，而明这种和平观念之不足恃。
明乐篇第八
——此篇言中国哲学不龈龈于政治组织货殖给养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以礼乐刑政并举为政治之源国家齐治必基于道德习尚藉此益见经济学见解之浅陋
但是什么叫做和平哲学【政治之术】呢？平治乃现此人生所必不可缺之条件，并非几百千年后的乌托邦理想。安者人之常，犹健康为人之常。和平者：非消极的理想——战祸平静之谓；我们必须有积极的和平哲学。国泰民安，于是乎天地化育，万物滋长，而芸芸众生得托生于其间，各善其事，安居乐业，优游以卒岁，岂非万民之所厚望，天地之常经？故得治平乃得人情之常，人心之厌战，亦犹耳之厌乱声。且家齐国治天下平，其理本一，惟在人伦中和之道而已。欲得人伦之中和，必有其道。哲学的任务，应排斥一切，专一研求这人间伦常之道。
自然我常想，中国思想有何可以贡献于世界和平问题。中国的社会，普通说起来，也有贫苦无告、口角纷争、贪污利己、贫富不均。只是高官厚禄之间，较少妥洽派而已。想起来，真令人毛发竦然。究竟和达尔兰接洽的人，看到赖伐尔【法国妥洽派】能直接和希特勒接洽，难免眼红。两者都是放弃道义，专言权变，但是究竟同小喽罗接洽的人，看见他人能与贼王寨主接洽，总要眼红。中国也讲经讲权，这是儒教所许的。但是无论如何，中国人还相信礼义廉耻的大端，认为行事上不可须臾离之。
中国与西方绝对不同者有三：一曰排律师，二曰排巡警，三曰排兵卒。中国治国四千年就用不着律师与巡警，而当兵向来为人所鄙贱。中国生活乃不重数学的生活，由于不重数学的思想习惯所造成。
于此可见，中国对于治术观法，显有不同。中国人认为法繁则无公理，警多则无自由【“扰民”】，兵众则无太平。欲求至治，惟有政简刑轻。无为而治的简单要术。社会既有良莠不齐，总得有个官厅，把几个流氓坏蛋押入牢狱，政府官厅之用处止此而已。若要伸冤，勿入公堂，在法庭外和平了结，若要和平，先不见兵，大家卖刀买牛，还里归田，和平政治之术，最后胥赖礼乐化民成功。
我说这是儒教的中心思想，并非戏言。这确实是儒家的中心思想，基本信条。盖儒家冶政治与伦理于一炉。儒家素以着重实际明理见称，然而偏有这以礼乐治国的迂僻结论。美国人向也着重实际，也许还可同意，对于以巡警治国，尤其是以特务队治国，视为可厌。他们也许并可同意，法律治国虽然可行，犹有遗憾，未臻美善。他们知道，普鲁士式的严行禁令（Verbotens），不足为民主国民所心服，而仅一套“毋得擅犯，如违重罚”的禁令公文，未必便足产生好道乐道之人【所谓“民免而无耻”】。他们明白在成熟健全的德谟克拉西，社会治安全靠社会各分子廉洁自好不屑为非为本。
我最喜欢美国人，莫如看见他们违犯禁章之时，看见在电影院，观众不同情于维护法律的船主，而同情于不买票偷上船的船客，看见在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上，在每辆贴告“不许吸烟”的车中，都有人公然吸烟。我对自己说，这些真是民主国的主人翁。如果犯禁太多，情形不堪之时，还不是查票委员及大人先生要给他禁止，是要由某君投稿《纽约时报》，告诉烟灰烧伤婴孩手臂的危险，可望大家良心发现。如果公众民意不反对，查票员也就不反对。但是别梦想普鲁士人在“禁止吸烟”的车上会吸烟！这是万不可能，所以惠马的民主政府（Weimar Republic，德国战后民主政府）非垮台不可。你教一个希特勒去看管一些美国群众，禁他们“毋得”如此，“毋得”如彼，结果可以推知。不到三月，他的头颅就得敲碎。美国也曾通令全国戒酒，而德谟克拉西对这禁令的答复，便是秘密酒店。秘密酒店的历史，便可指明美国人肯否服从普鲁士式的禁章，甚至肯否服从自己通过的法律。我惟有对这种美国人民免冠致敬，因为他们爱好自由，如中国人。你不能以法令空文禁戒美人，或是华人。法章愈禁，阳奉阴违者愈多。恭祝我们两国主义相同！
话虽如此，着重实际的美国人士听见孔子以音乐化民治国的道理，便对孔夫子头脑清楚只求实际的令名要引起怀疑。惟莎严先生才会发这种迂论。【Saroyan，现代作家，有儿童的天真。】但我确认夫子并非咄咄书空，下文将详论之。孔子正会天真，苦中作乐。【在陈绝粮，弦歌不衰。】孔子不但真说过以乐化民的话，并且重复申述之而不厌。他对为政崇尚礼乐，阐说不厌其详，以致有一位门人当真奉行起来。有一天孔子走到武城，言偃为宰，他听到街头巷尾弦歌的声音：
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
我选儒家说礼说乐这方面来讲，所以证明儒家之重精神文化，以显示西洋经济学政治之术之陋。单凭财货之安排布置以求治安那种思想之幼稚浅陋，就可不辩而知。我们急须改正观念，不可以为说礼乐中和的精神只是书呆，而畅谈罐头者始为实际。若所谓只求实际者，系指专言饮食衣冠宫室器皿的物质条件，那绝非所以言儒道者。
孔子言为国的条件如下：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三者何先？”
子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于斯二者何先？”子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和平之心理，既然于国家天下应用相同，我们此地可以研究这和平的要素。我们凡言政治，例必认为纯系政治机关的个别问题，与伦理问题截然为二。儒家以为政治之道有四，“礼乐刑政”，而政事只居其一。实则儒家早就鄙夷纯赖行政的解决方法为不足凭。明乎此，始足以言以乐治国之异论。所谓政治，不仅是囚禁几个流氓入狱，释放几个良民出狱的机械问题，而是要移风易俗，使国家社会趋于礼义，所以讲信修睦，而固人肌肤之会筋骸之束也，音乐便代表人民安居乐业歌舞升平之自然气象。据那说法，言诗言乐，几乎成为人生之意义，文化之终点所在。
故治国不以礼，犹无耜而耕也。为礼不本于义，犹耕而弗种也。为义而不讲之以学，犹种而弗耨也。讲之以学而不合之以仁，犹耨而弗获也。合之以仁而不安之以乐，犹获而弗食也。安之以乐而不达于顺，犹食而弗肥也。
四体既正，肤革充盈，人之肥也。父子笃，兄弟睦，夫妇和，家之肥也。大臣法，小臣廉，官职和序，君臣相正，国之肥也。天子以德为车，以乐为御，诸侯以礼相与，大夫以法相序，士以信相考，百姓以睦相守，天下之肥也。是谓大顺。【《礼记·礼运篇》】
由天下太平称为“大顺”这种看法，可见和平非仅战事平静之谓，乃多种教化之力养育出来健全人类社会之结果。由此看来，欲求世治，单藉行政的解决办法自然不足，治国不仅限于“治理”之治，于是乎必尚礼乐，礼乐刑政同为社会政治之方，目的相同。《乐记》曰：“礼乐刑政，其极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礼记·乐记》篇之说乐，乃用心理学说法。礼乐所以“教民好恶而反人道之正也”，然后“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社会之不安，政治之纷乱，皆起于“血气”心术无所制防，未得其正。欲求世治，最后还是正人心，非外物所可强使之“治”。这种天下大乱追源于人的心术的道理，犹适用于今日。故曰：
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后好恶形焉。好恶无节于内，知诱于外，不能反躬，天理灭矣。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也。人化物也者，灭天理，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有淫泆作乱之事。是故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疾病不养，老幼孤独不得其所，此大乱之道也。（《乐记》）
【按物至而“人化物”，正是人为物欲所克，而成物质主义。“人化物”即已失人道，故可译为“dehumanized”；又是为物所化，故并不可译为“materialistic”。所以“物质主义”之形容词见于古籍者，当以“人化物”一语为最早。】
是故先之王制礼乐，人为之节……礼节民心，乐和民心，政以行之，刑以防之。礼乐行政，四达而不悖，则王道备矣。【按王道即治道，即和平要术。】
至此而礼乐与治道之密切关系，可以明矣。政者正也，必先教民以正。故曰：
乐者为同，礼者为异。同则相亲，异则相敬。乐胜则流，礼胜则离。合情饰貌者，礼乐之事也。礼义立，则贵贱等矣。乐文同，则上下和矣。好恶者，则贤不肖别矣。刑禁暴，爵举贤，则政均矣。仁以爱之，义以和之，如此则民治行矣。
乐由中出，礼自外作。乐由中出故静，礼自外作故文。大乐必易，大礼必简。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暴民不作，诸侯宾服，兵革不试，五刑不用，百姓无患，天子不快，如此则乐达矣。合父子之亲，明长幼之序，以敬四海之内，天子如此，则礼行矣。
【按：《乐记》为世界名作，常与西方学者言之，啧啧称欢，谓“乐同礼异”，“乐内礼外”，哲学条理甚明。惜乎今日，若不翻为白话文字，不知其中味矣。】
这节文字以礼乐相对而言，称为治道之工具，含有深奥哲理，可以大开眼界，并可纠正普通误谬，以为孔教务求实际，只讲杯盘锅灶，或是眼光与经济学相等，文明进化以饮食便泄二事了之。故曰：“大乐与天地同和，大礼与天地同节。”又曰：“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和故百物皆化。序故群物皆别。”又曰：“乐著太始，而礼居成物。著不息者天也，著不动者地也。一动一静者，天地之间也。故圣人曰礼乐云。”【按此哲理，已入形而上学，而有玄学意味。】
最后，我们可以明治道之本及反情和志为强国之源，“是故君子反情以和其志，广乐以和其教。乐行而民乡方，可以观德矣”。【反情和志，乃反人情之正，使意志相和，故译为“to create harmony by a rediscovery of human nature”。】
我可断言，孔子听见西洋学者欲求拨乱反治于饮食便泄之间，就要不耐烦，与我相同。我们如果以为亚洲人对于白种的罐头食物会觉满意，便是大错。亚洲人所宝贵者，乃空罐头而已，因其光彩悦目，玎珰悦耳，使得心灵快活，至于果腹问题，尽管有香蕉。
卜算篇第九
——此篇原名“数学与和平”言和平非排比数字分发票号所可办到大旨排斥机械心理可与簿书篇并读
我们论事，眼光太窄，见识太板。上文已经提到中国之鄙夷数学式的思想。此为中国文化之弱点，也正是中国文化之长处。人生要节，都是超乎规矩方圆数学范围之外。因人之所以为人，而非机器号码，正在其心理叵测，心理叵测之处，也正是人事推移之所系。譬如灵魂便无法数分数点，上帝、自由、正义、诚信、自好、自尊等也都超乎数学之外，非在数学之内。在相反的方面，忿嗔、嫉妒、仇恨、畏忌、残酷、野心，也在数学之外，非在数学之内。所以使人生变卦者，就是这些出没靡定喜怒哀乐之情，而我们所最懵懂不明者，亦正是这些。其来去出没，无从预卜，但行事之间却又不能不为之提防。要计划世界和平，最要就是这些成分，但是请教那些经济数学专家，尽是徒然。
和平也者，非数学公式也，也非数学方程式所能解决。上章言儒家崇尚礼乐，可见中国思想精确不足，而玄通有余。盖天地之间，至大至微，莫不超逸数理。惟其科学到了测算天文及原子之行动时，才摇头丧志，觉得数学的公例告穷。【今日科学在至大至微之间，数学公例走入穷途，因此两端断头，科学家知之，常人独未之知。依数学言之，原子尽应击破，宇宙不存。爱因斯坦此刻正在搔首捻髭，欲合至大至微之道于一统系，而不可得，详见齐物篇。】所以今日讨论战后和平的图案内容，还不如讨论达到和平之入手方法，及我们对于求治程序的概念。我们对于求治程序的概念是数学式的，而亚洲对于建设和平思想上之贡献，就是否认这数学入手方法之足为凭恃。
数学是呆板的，人生是灵活的，是以数学决不足以解释人生。把黄钟大吕化为每秒几波的声浪，并不足以解释彭利利与苏门女士（Lily Pons、Elizabeth Schumann，歌剧明星）。所以解释彭利利与苏门女士者，乃其悠扬击节之混成“泛音”，这混成泛音却不即不离于可量与不可量之间。取精确者必舍玄妙，取玄妙者，亦必舍精确。惟和平既为人生之一部，是以数学亦将无法解释和平、理解和平，或创设和平。
换句话说，和平并非节制粮食计口发票的制度所可造成。是故疆界不明，邻邦安宁。关税不订，贸易增进。户口数字若模糊，和平解决即易图。列强若不管小国，弱小民族便安乐。大炮口径记不清，三次大战便不成。
所以我曾窃想，下次和平会议专派女人充当代表，和平便有希望，因为普通女人数字糊里糊涂，若必有男代表出席，只好先定规例，惟小学时数学曾经不及格者始有资格当选，以免破坏和平。事实上，连美国国务卿赫尔，也可懂得较精要的和平哲理问题，如果他左右没有那位数学狂的巴斯弗罗斯基【Pasvolsky，经济专家】。
且慎毋忘记，即在物质界上，科学说明事物之“然”（how），却永不曾说明“其所以然”（why），“何所为而然”（wherefore）。科学的范围是事物之过程，不是事物之本因，或是成绩结果之意义。事物之过程属于数学之内，其本因及意义位乎数学之外。科学说明原子如何行动，而不知其所以必如此行动。知道两粒钠碳分子结合，而不知道何以这两分子必须如此结合。科学描写酸类碱类，而于酸类之所以为酸为碱的究竟，一无所知。科学证明金鸡纳霜可医疟疾，而不知这药怎样杀死疟菌。科学描写地心吸力，而不敢冒充说知道地心吸力是何物，或者何以要有这地心吸力。所谓玄之又玄，众妙之门，科学仍是止步，进不得去。科学知道橡实萌芽长成橡树，而不知橡实成树之所以然。科学视察证明“适者生存”（survival of the fittest），而“适者”之所从来（arrival of the fittest），无法解释。他能解释长颈鹿之长颈在生存竞争之价值【可食非洲高树杪的嫩枝细叶】，而无法解释第一条长颈出现所必有化学上及生理学上的变动经过。他告诉你金钱豹的斑点有隐伏草丛中的作用，而你问他这金钱斑点怎样来的，科学便哑口无言。他解释花香的存在价值，但是你问他丁香柠檬怎样造出那奇香，他只低首赧然，无辞以对。他告诉你，蚕食桑叶生丝，蜂采花心酿蜜，牛吃青草生奶，除此以外，也没有发明什么新义。因为归根结底，还是蚕能生丝，蜂能酿蜜，牛能生奶这么一句话，而丁香树也能从一撮园土造出那无与伦比的奇香。且由这些草木昆虫做起来，都极简单易为，一挥而就，准不出岔。
在物质界如此，在精神界及人事上，更加如此。耶稣教徒之崇尚物质及其唯物史观唯物人生观，常令我非耶稣的人怒发冲冠。我已说过，世界和平，首在起信，信念不存，走投无路。凡人生稍可宝贵之事，都非科学所能证验，要信以为真，惟赖信念。先举一例，民主政治之中心思想，个人之尊严，绝对无法证明；科学决定无法证明个人有什么尊严。主观一入，客观不存，而人生却是十九系于主观态度。一个女人要做闺媛，便是闺嫒，要做婊子，便是婊子。霎时间婊子可以化成闺媛，惟在一转念之间耳。这一转念之机理，也正同宇宙间花香鸟语之神秘，叫科学无法解释。同样的，科学对于人类之安乐自由平等，一点没有意见，因为这些美恶妍丑本非科学的范围，也无法收入科学的笼中。自由无法证验。世界合作之可能性，也无法证验。其可能与否，非科学所证验，惟有证之于心，验之于行。【信而行之，斯足为知。】就是酒徒呆子状元宰相的儿子，命里是好是坏，都没法子证验或预卜。个人总是逃出科学的圈套；惟有集合多数，像保险公司的统计，才可仿佛立出一条定命论【机械式】的公例。但是除非人类社会整个用定命论看法，人类社会的科学，连一个入手法门都办不到。除非我们让步，承认男女人类只听某种机械力量随意摆布，奈何不得，就不得不承认一切人类行动的科学（若历史科学、诗词科学）为万不可能。
以机械方法解决和平世治问题，危险就在此点。但是西人数学式的思想习惯已经固定不移。职是之故，大家莫知适从——战后和平计划成百，而一点出路都没有。没有一种计划，叫我们有把握，安心相信世界和平可做得到。西人思想之完全机械化，可由个人数种经验举例作证？
我在大学念书时代，最大刺激之一，就是听到“臭味有体质论”。我原以为臭味就是臭味，就不属于精神，至少也没有什么物质，根本就不去管他。这么一说，臭味是物体的细部，由某物播发出来，袭击鼻官的神经尾端，也就得假定有这些细物时时刻刻由某物射发出来，充满空间，理论可以看得见。这也许对，也许不对，我全不知道。也许樟脑丸真的分发这些物体出来。但是又是假定无论何物何人，都是这样射发细体，满播空中。狗能闻见人类所不能闻的味，有的香甜，有的恶臭。狗有言语，必有许多形容恰当分味的名词，不像我们只有‘香”“臭”“酸”“辣”几字而已。某味与某味相投，某味与某味不合；甚至可以闻到一种“臭味的交响曲”【语病】，与音一样。同时这些物体都得跳跃荡漾乎空中。但是，大体说来，这说还说得过去。
至于光，这物体说已岌岌可危了，因为最有名教授至此不能同意。光是否物体，或是只是某种激动、某种波浪？如是波浪，是什么波浪，激动什么？此巷不通，我们已经碰壁。光系物体说，理论上有许多困难。假定光是细体，而深夜空谷中两点灯光向各处射发这细体，我们就得假定，凡在任何可以并见这两点光之处，必有两件物体同时存在于同地【科学理论所不容】。到头来，光是物体之说，由后世看来，必算为现此机械时代人之黑暗迷信。现今因为通行机械观念，我们束手无策，因为无论世上什么东西，想来非有物体不可，所以光为何质，已成为我们的闷哑谜，只好称之为“量子”（quantum），量子也者，盖言某量（quantity）而已。什么的量呢？【参见齐物篇】
我还记得，上施维思教授（Edouard Sievers，德国语言学专家）的课，听说诗词的韵律，不是两音一拍，便是三音一拍。这个自然，因为一音不能自成律，而四音必复析而为一与三，或二与二的分段。但这就不科学。另外，有半科学的解释，说人类韵律拍节的感觉，有个物质的基础。二音节是基于走路时左右两脚的行动。那末三音节呢？三音节是基于呼吸——呼时一拍，吸时二拍。这种话并非科学，乃科学界的茶余酒后之谈资（“small talk”，即闲谈）。外人很少知道，文科教授常由科学转入科学的“闲话”——如说罗马帝国亡于蚊子【即亡于疟疾，是即所谓历史闲话】。科学闲话，正与社交的闲话一样，叫人听来又有趣又动听。
最近有一位朋友私下告诉我他的时间论。这时间论认为时间之长短久暂，本无绝对标准，是凭独断的。比如一个早晨，由一只夏虫看来，未必和寿命七八十岁的人看来长短一样。我说庄子正正说过这话【“朝菌不知晦朔，惠蛄不知春秋”，大年小年之喻】。但是他说，他曾和一位医生谈过，而那位医生说，他所言不谬，但是这时间之感觉大抵和脉搏之快慢有关！我几乎目瞪口呆。常人不大知道，这种闲话，这类无从证验的假定，如何布满文科的科学，如心理学；也不曾料到心理分析之学整个统系大半是揣度臆测的性质。【比如说，小儿时大便宽，将来为人乐善好施，小儿时常秘结，将来为人顽固吝啬。劳治贝根的神灵保庇！Roger Bacon，首创归纳方法论之一人。】
我举以上数例，所以指明今人思想方法之机械化，无可补救。因此，在讨论和平问题上，也只顾谈机械的国界、分区、限额、吨数、方里、人口等等，逃不出其范围，而对于和平必不可少的其他较高尚无形的东西，只好置之不问。我们对于数字有一种迷信。克尔伯森【Ely Culbertson，即勃立治——打牌的发明者，有战后计划，详见簿书篇。】将打勃立治牌的数学方法，移到国际警卫队上面，以图解决，便是一例。只要发一张国际上的“将牌”，认为公共的，大家可以召取，而同时依照某种分牌方法，他相信没有一位牌手可以打赢其余的人。他对于席上打牌者的“赌品”却一字不提——有人手中牌坏而冒险性大，有人明明一副必胜的好牌，只因心神不定，与座旁美人谈天，就将良机白白错过。在他看法，这国际警卫队的牌戏，如同一架自动机，谁来小试，定要输钱。
上次大战之后，美国参议院得了一次经验，想出一个保险的机构，可使美国不再牵入漩涡中，就是定“现款交易自备船运”的原则，使美国物质上与战区隔开。从前德国潜水艇打沉载运美国船客货物的美国船舰，所以美国牵入漩涡，所以他们便想，要断绝物质上的联系，应该禁止美国船舰及美国货物驶入战区海上。再简单没有。他们忘记，还有一个人类心理问题，也许在某时，美国人将不愿实行这现款交易自备船运的原则，甚至有时，实行这条禁律将竟为舆论所不容。所以纸牌造成的房屋，还是纸牌一样稳固。不，亚拉伯号码或是罗马式字数不能给我们和平。号头数字于分发粮食票或彩票甚相宜，或是可做和平计划的工具，但决不足为和平的屏障。
所以我还是相信孔夫子，相信礼乐治国。孔子毫不思虑逸出数学的范围，而求社会政治之治于道德人心之治。他甚至超出行政法律的范围，以求反情和志。他并指出人心感于外物，生出好恶，若不加节防，便为世乱之源。
夫物之感人无穷，而人之好恶无节，则是物至而人化物。人化物也者，灭天理而穷人欲者也。于是有悖逆诈伪之心……
明礼篇第十
——此篇言礼让为礼教之一部与强权政治之争夺相反去争夺惟有礼让别无他道末复以近事证之
此地似应为“以礼治国”作辩。礼即礼貌与仪节。中文“礼”字包括此二义，复引伸发挥为以伦常秩序，为立治的基础之精义，而社交【乡饮酒、冠礼、射礼等】宗教【尝类郊禘等】及宗庙【如宾军大祀庙礼等】之仪节，成为这伦常秩序之仪表法文。
礼者，乃儒家之中心思想，其哲学的目的，在由于心理建设好治恶乱之心造成社会间移风易俗的伦常秩序。孔教在中文即称为“礼教”。姑弃其精义不讲，单讲通常所谓“礼貌”之礼，犹宛然易辨。华人自称为“礼让之邦”，盖言中国文明之所以别于蛮夷（往时邻邦事实上确是蛮族）而得号称文明者，正以其崇尚礼让二字而已；南蛮北狄东夷西戎，惟解挥拳攘臂，不逊不悌，未识让长者先行之礼法。【按礼字包括礼貌与礼俗，英文亦有同例，manners一字是也。西人亦将“礼”与“俗”并为一谈，故言manners and morals。】这礼貌就是我们所认为文明礼教之象征。对古代蛮夷言，惟有我们懂得一鞠躬，再鞠躬，三鞠躬的规矩。据儒家说法，由于礼乐揖让之推行，可以移风易俗，化人心而改造社会。国家大典要揖让作乐，乡间季节也要揖让作乐，结婚仪上也要揖让作乐。由这揖让鼓乐，人心为所感化，就如路易第十五宫廷的士女，温文尔雅，进退作揖，大家觉得文明样子。【按其时中国文化在欧洲影响极大，故其男人梳辫子，穿缎裤，贵人坐轿子，陈列重磁器，惟辫子嫌短，不甚美观。】孔子言射，君子犹争，惟“揖让而升，下而饮，其争也君子”。由于庙礼社礼之训练，大家学得尊卑长幼之序，谦和礼让之心。由于宗庙拜祖之礼，大家养成孝敬长上不敢忘本的态度。有一次孔子陪鲁君去看齐王，献以周公礼乐，而齐王仅进东夷的野舞野乐，弄得齐王极窘，相较之下，自觉形秽。孔子曰：“看一国人的跳舞，就知道那国人的德性。”【“观其舞知其德”，出《乐记》。】
孔子比旁人更明白群众心理学，礼节乃是一种仪表，而大众非有看得见的仪表不可。季氏旅于泰山，不但是乱礼，并且表示其犯上作乱之心。季氏不遵大夫规矩，用四阵的舞女，而袭天子之礼，用八阵舞女于宴会上，孔子便叹道：“这个忍得住，什么忍不住？”
名词本来也是表记之一种，所以孔子又立了“正名”的重要概念。孔子一生只作《春秋》一部书，其用意即在正名，教人名词不可滥用。推其用意，《春秋》把楚王书为楚子，楚君便在心理上，道德上先输了一阵，而或可起其痛悔乱礼之念，羞惭无所容身。是以孟子曰：“《春秋》作，而乱臣贼子惧。”
儒家求治，专以心理学入手，甚足注意。谁要候考哲学博士，做篇博士论文，以“孔子之心理学”为题，甚为容易。篇中可饰以现代名词，如“习惯心理”【“性相近，习相远”“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及小儿在家学孝敬为立身之本】，“仿效心理”【君子化民之道，“其身正，不令而行”“为政以德，譬如北辰”等】，“儿时修炼的潜意识反应”【“父召无诺”长大了“君令召，不俟驾”】及“以象征制约群众”【礼仪隆节】等时行名词。我并非反对心理学，因人类行为必基于心理，只要心理学家勿冒充“科学”盗取自然科学的招牌【说见化物篇】，只要学孔子和詹威廉诙谐深刻，道得人情的窾窍便是。
礼貌与和平政治有密切的关系，常人也许意想不到。所谓“战争政治”“强权政治”，我闻之已熟，但尝穷思极虑，与此相对的和平政治是何物，百思而不可得。假定我们撇开强权政治，及惟靠法律制裁党争私斗的观念，剩下来不是空空如也吗？儒家对于法家法治，深觉不满。盖法章之所许与礼教之所言，每差一级，人类美德最堪夸者每每超出法律义务以外。故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仅免入狱而无廉耻之心】。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礼教，礼俗】有耻且格。”又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做法官折狱谁都会，乃鄙法律之意。】法律制裁也者，先假人心自私，争逐名利，而后裁之以法。然法律抵不住枪尾刀，到了国中或国际的强盗破坏法律，你怎么办呢？还不是又回到良心是非，凭那些非法律、非经济的力量以为抵抗。不，我们逃不了心理心术。国务卿赫尔称“循规蹈矩的交涉程序”，为国际间协调的文明手续。但是那“循规蹈矩的程序”的精神何在？除了外交客套以外，岂不是以礼以让的精神？文明人怎样相处？文明国应怎样相处？大家肯相推相让吗？所以礼让的精神正与攘夺的精神相反，让则不攘，攘则不让。故礼让实为文明生活之大本，也是较不野蛮的世界之唯一不二的法门。
我想卡沙勃郎卡会议之失败，不仅在斯大林不肯出席，虽然罗丘二氏远涉重洋到非洲去，而不会议于华府或蒙特利欧【加拿大城】。卡沙勃郎卡之失败，败于失礼。据说，1943年中国应派何种工作，由他们讨论过，决定过，交给中国去奉行。卡沙勃郎卡昭告天下，这战争要由英美二国包办。英美出于无心，不知失礼，尤为可惜，因为和平会议上，他们的失礼，也要出于无心。这些看来不大像以礼让相敬真诚合作达到世界和平的原则。民主之战不能以独裁方法赢来。
在相反方面，也是同样道理。中国在外交上叩头揖让，正是他为同盟所误解的原因。礼让客气的缄默，反被人误认为弱国无能。美国运汽油烂铁与日本，中国未抗议，被人误解以为十分感激满意。
据司得丁纽思（Stettinius，主持租贷案）报告，1943年正、二两月，租贷供应英国本部计美金470098000元，供给俄国计美金293370000元，而供给中国计1067000元。这763与1之比例就是说，假如这货物按日平分轮流分给这三国，中国须等二年一月又十三天才分到一天的物品。中国怎样招来这种奇辱呢？叩头叩头又叩头。善争夺的女书记开口就要增薪，温文尔雅的女书记不加薪也永远不开口。
这由有礼的家庭出来的子弟与挥拳攘臂争夺而始得的社会的不调整，就是中国战争六年以来外交政策道地失败的原因。中国新入强国之列，就像大学一年级新生，选入学生会馆【贵族子弟分居一室之fraternity】伸出手来，见人招呼，逢人作揖。中国急须洗尽谦恭那一套，把谁挥拳一击，就得这奇异会馆同人的了解与敬重【按此语惟可向深懂西方社会者言之】。那些踌躇满志的同盟国政治要人到现在还在作梦，以为政府及人民对他们非常感激涕零，正像一条哈巴狗分到一块净骨头，就举头斜望，仰慕主人，或者并且愿意站在后腿扮个把戏叫人家取乐——此梦未完时候，应当有一两个中国人告诉他们逆耳的实话。实话是，中国外貌非常客气，心中却是非常不满某国政府之行动。中国老老实实对于同盟失望，且得一种印象，这些同盟完全自私自利，并不忠诚，而丘吉尔罗斯福两人都未见了解亚洲问题的性质。不但此也，他们对于同盟国的作战宗旨，正在将信将疑。
和平政治的理不过如下：文明人不打架，粗人非打架不可。社会上国际上打架，都是丢脸的事。文明人有时也动手，到了文明人动手，必是对方是个蛮貊，或是他所居的社会是蛮貊的社会，揖让之术总不见效。孟子曰，人之所以别于畜牲，有礼让之心而已。
欧化篇第十一
——此篇言欧洲为众祸之始世乱之源且探讨欧洲化之内容可知世界欧化则世界必如欧洲连年战乱永无已时
欧人的世界势将瓦解，因其传统破灭，道义荡然，而此世界遂无所以与立乎天地之间。我们目睹国家思想，种族偏见，尚武主义（即相信武力强权为社会之基础），商业主义及机器之发展，各种潮流汇合冲击，使这世界沦散崩溃，不可收拾。
因这些波澜之势力，及精神信仰之覆灭，人性观念之物化，经济人类观（“the economic man”）起，精神人类观（“the spiritual man”）灭，所以一切都在瓦解。什么也不行，什么都不足保障治安。国际联盟也失败。裁兵会议也失败。白利安及凯洛格的非战条约，曾经各国的总统皇帝郑重签字，也不见效。国际的条约，国际的盟誓，也都无效。驰骛财货，角逐商场，攘夺物资之狂病依然。
是故欧洲破坏五大洲之和平。由于欧洲及欧洲之思潮与其帝国主义物质主义之榜样，所以新加坡的女人须得丧命，缅甸的农村须得遭殃，而中国和高加索的农夫须得看见炸弹落在他们的田上。
但是欧洲自身本是一个屠场，现在正拟将亚非二洲也变为屠场。欧洲还在想世界的人欠他一笔债。而世界的生活程度须要抬高与欧人一样。我知道，欧洲还在想宰割这世界。你看看大英帝国、大法帝国、荷兰帝国，连葡萄牙也有个租界澳门在中国！谢天谢地，西班牙帝国早已崩溃，不然南美洲还有同样的复杂问题。
今日亚非二洲还得做牛给欧洲人生奶。为什么呢？因为欧洲要提高他们的生活程度，要驯养他们的自治能力。但他们何以丧失自由、自治之权，是谁剥夺？有谁敢说，印度受英国统治二百年，生活程度曾经提高，而不是降低？安琪儿爵士不敢否认，今日印度农民穷苦比七十年前更穷到底的事实，是由英人之剥削及摧残本地工业。我书此时，耳际老是闻见在印度的英国吏曹扬扬得意说，“情势绝有把握”。我看见一个帝国正在瓦解——却不大甘心瓦解。但是帝国自身不瓦解，就会弄得同盟瓦解、和会瓦解，而使大家战争宗旨，一笔勾销，归之徒然。
但是目前，所谓世界欧化，不仅是一个抽象理想而已。世界的民主领袖正将他们秽味彰闻教人争夺的强权政治移到亚洲来。其必然结果，由一种计划周详的武力均势，可让亚洲今后三百年战乱频仍，互相屠杀，学到欧洲自己的好榜样。欧洲者，世界之烂疮也。其疮毒传播，流及五大洲。这烈祸何时才能终止呢？为什么欧洲必来管亚洲闲事？我们有何法可以对欧洲施行停船检疫？换言之，有何法可以防禁这欧人强权政治疫的流传？以下【歧路篇第十三】我可以说明，如果欧洲不来干涉，亚洲之将来的问题十分简单。参入英法荷兰的帝国，亚洲问题之复杂就同欧洲自身一样。
未发论之先，我得先把欧洲的驯羊除外，以与欧洲的虎狼分开。驯羊也者，挪威、瑞典、丹麦、瑞士是也。这几位都不管闲事，而自身社会保障法律最先进，文化教育水准最提高。荷兰人、比利时人、英国人在本国时都很好。其国中风俗淳厚，所以你要令一位英国人复成君子，只消把他运到苏彝士河以西。老实说，白种人也怪文雅的，只要把它肩上所负的“使命”拉下来。他甚至可以同你讨论佩德（Walter Pater）的散文。
但是你要欧化世界，欧化什么东西呢？维他命、卫生营养、保育儿童、看护产妇种种进步的知识，及妇女的衬裙内裤之改良。这些都不必着急。土耳其、阿拉伯、波斯、中国及非洲康戈的女人都会感激你们，称颂欧洲文化无疑。但是你要欧化什么东西呢？自然是欧化生活程度。也奇怪，并不说欧化道德。没人敢倡说，东方或西方的道德程度须得提高。不，经济时代的人所宣的圣道，不是“思想华丽，生活鄙朴”八个大字（十九世纪初叶，诗人华姿华斯语），而是“生活华丽，思想鄙朴”——比如这种鄙顽朴陋思想，说货物愈多，人类便愈乐，或是说实业时代的工人比手艺工人安乐。说提高生活程度的人的意思，清清楚楚是指洗衣较便利，洗碗扫地用电较轻快，也许还有一天四杯牛奶给霍屯督野人。是指较少用手足人力做事。是指有一辆汽车，一礼拜看一回电影。清清楚楚是指这些。
所谓提高世界生活也者，乃要叫【纽约】东城区的人都搬到公园路去住。但是比方东城区的人不愿意搬入公园路富宅，愿意依然故我便如何？所失者何，关系多大？比如霍屯督野人不喜欢你的牛奶而特喜吃香蕉便如何？比方东方对于用人力手足做事的看法与你不同，而东方女人以为到溪畸捣衣一面同邻家谈笑，比关在高楼大厦充满水汽热腾腾的地窖里洗衣舒服便如何？比方东方人以为在稻田赤足耕种，半膝污泥，或是儿子在前老父在后犁田倒很不错便如何？也许他相信用手做事用脚走路于心身都有益。也许一个推小车的人住在一间茅屋而因此“生活程度”较低，不一定便如游东方的旅客所设想，是过“猪猡”生活。也许他有他的礼俗文化懂得人情规矩。也许他相信摇划荡船，而不喜欢坐轮船，坐轮船便觉得学西洋腐化。也许他主张老婆应当自己做布鞋，而不应穿城中富妇才买得起的高跟鞋。也许他主张女人应该给小孩喂奶，就是给人瞧也不妨。也许他相信喂奶给人看见，不一定如海司【Will Hays，好莱坞的检查处】所定的条文，认为邪秽不正，淫荡无耻，因为他心中对于女人奶奶的天经地义的作用还未走入邪道。【按西洋女人晚装露奶戏台露奶皆高尚贞节，独喂奶认为无耻下流。留美半世，也难看得到一次西妇喂奶。盖喂奶者，所谓“房事”一类东西，是关起房门干的。况喂奶则伤胸部之美，西妇不愿生育大有理由在。】也许他悟到人身的妙理，知道人身极善调剂环境，美衣美食惯了也就觉得平常，而勤苦生活也许比闲荡生活快乐。也许“第七重天”【电影名】是巴黎亭子间，要拾黯淡的石级登上去。也许人生本有至理，街上卖报小孩的儿童时代生活，在身体上、心理上、精神上的快乐，胜过公园路富家子弟，由跟班詹姆士及司阍查理一人一旁扶着教他学跑冰。换一句话，也许物质的程度不值得提高——如果同时要引起阶级仇恨，集团主义趋势，失去个人自由，及几年一次须征调十八岁青年入役死战疆场。
说穿了，我相信欧洲人与亚洲人一样的迷信。现代知识界最风行，众人所公奉的迷信，便是科学定命论，说人根本是一只动物，由物质环境掌管播弄改造，一点无可奈何，除了这定命论的最高神明以外，还有现代人所崇拜的偶像。凡所信非真，谓之迷信，凡崇奉过分谓之偶像。欧人的三位偶像，就是白薯、户口与强权（“the Potato fetish, population fetish and power fetish”），因为这些委实为现代人所崇拜。人类总是迷信的，你不让他拜偶像，就得拜别的。盖一人心中，不得不有了精神上的归宿。一人什么都不崇拜，其人就完了。就是无神论者，也得崇拜他小老婆的脚盘。
这三种偶像统制现代人求治的心理，而形成以下的信条。（一）人类生存专赖白薯，在玄学说来，人是一种觅食白薯的两足动物，而人类文明乃此两足动物因觅白薯而定去向的行动所形成的伟大历史势力【经济史观】。（二）白薯缺乏为战争之原因，白薯充足乃和平的保障。白薯愈充实，世界愈文明，便可大书“财丰物阜，国泰民安”。（三）和平之道，首在求白薯与户口之精确比例。（四）没有强权武力的人须种白薯，而有强权武力的人可以运输、饱食及以他种方法支配消耗别人所种的白薯。（五）依某条自然公例，有武力的人须令无武力的人种植充足的白薯，否则人类就要饿死。所以白薯的资源必定自由采购的原则，且必有经济计划，也得有谁统治这世界。（六）有武力和无武力的人不会引起战争。种白薯的，或农业的一帮人，生性不求进步，不好侵伐；有武力的，或实业发达的一帮人，生性好攘夺、尚竞争、善侵伐。由是观之，种白薯的一部人，很乖巧可爱，有时高兴可以拧他们的脸蛋儿，但可以置之不理。（七）但是战争可因有武力一帮人互相攘夺无武力的人所种的白薯分配不匀而起。（八）由此观之，和平问题也者，仅是如何使有武力一帮人得平分白薯的资源者也。（九）只因有武力一帮人自己互相妒忌猜疑，而商业本性是好攘夺、尚竞争、善侵伐，所以解决之道，显明在于维持一种极微妙极匀称的均势，叫两方都不敢先放枪，虽然也许某方要先放也属可能。（十）惟力之为物，动而非静，故这均势无法永远维持，是故均势须时时改造，阵线须常变更。（十一）时刻防察新权力之起来而作新联络之术，谓之“政治”；背信弃盟，尔诈我虞，延至开枪第一声之道，谓之“外交”；这均势的总推翻谓之“战争”。（十二）这样看来，似乎不大满意，但也想不出其他好法子。（十三）真正满意的办法，是叫某一国或某些联合的几国养成充足兵力，可以在某种世界民主大同盟之中统霸其余。其余有武力的或白薯的国，若不高兴，看他有什办法？我们的兵又多、枪又好。（十四）管他妈的，我们只会说老实话。我们是“实际主义家”，不肯以“神话”欺骄民象，而那些口谈正谊公理的人，只是不合时务的“理想家”。
这便是耶稣降生以后一千九百四十三年世界求治的国际思想之最高峰。这就是今日政治哲学之精华。这些信条尝用于欧洲而引起几百年的流血战乱。但是我们相信用之于全世界，便可教天下太平。这是世界欧化的精义。
愚民篇第十二
——此篇言民主基本信仰在于民并研究今日民主国官吏欺民之方术及真正民意与国策背道而驰之实情
书至此，便有人要发问：我是不是替今日的世界和近代文明绘一幅太阴沉黯淡的画？是否忽略某方面，过于张扬某方面，专画其穷形极相？答案当然是“是的”，但是我是在讨论政治，而政治【西文politics并指党派倾轧】总是任何事物的龌龊方面，任何民族的文化的臀后。可是一个文化有其臀后，也有其光明的正面，也许我不过在踢人家的臀后——愚莫甚焉。
须知欧洲是一条牛，我不过是苏格拉底所说的“牛虻”。政府是一条聪明睿智的牛，明达的人，只须做一只牛虻，刺叮大牛的屁股，功劳就不小了。因为老牛在青山绿荫上享受了一番，长得痴肥笨重，往往在危险的环境中茫然睡去。其筋肉日渐松弛，牛皮日渐顽厚。牛虻在四周嗡嗡低鸣，不予老牛安宁；老牛被它叮了数口，感觉疼痛，不禁烦恼起来，或许竖起尾巴，横扫一下，给那小东西知道些厉害。但是只要把智慧的老牛弄醒，目的达到，又何足惜？
不，我很知道任何民族都有他的希望、理想、渴念、善性。这乃是我执笔著书的缘故。如果你有一个如鲜花般美丽的理想，而亲眼看他被人家摧残，就不啻自己心中受创。千万男女都感觉到那痛苦，甚或怨恨那下毒手的人。
因为每一个战争都显示人民的本色。敦扣尔克显示了英国民众的本色，斯大林格勒显示了俄国民众的本色，巴潭一战，显示了美国民众的本色，重庆显示了中国民众的本色。一个民族老百姓往往有若干特点永远为人忘却，只有在战争的烽火中方为人重新觉察。这些老百姓与明争暗斗、心地不正的政客，和萎靡不振、卖弄花巧的文艺家，有霄壤之别。在一个乡村医生诊所中能看到人情之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以及生命之丰富深隽，岂是任何外交部内所能看到的？而人生就是这些悲喜爱慕、克己牺牲、可歌可泣之事所缀织而成。生命之源流得以继续不息，亦惟是为赖。
每在电影上看见俄国农妇协助军队捍卫国家，英国防空人员和女警看护执行职务，美国女人替军队赶制皮鞋，每见一般人民、志愿军、看护、工人、汽车夫、钢铁工人、机械匠，在机轮前、船坞中、俱乐部、工厂、渡轮内工作，便知道此乃人民意志的自然表现，出自人民的心坎，而使我尊敬感动。他们不仅口说为了建设较公正完美之新世界新社会而作战，并且在心中深信不疑。他们不仅需要新世界新社会，而且热望其早临，为之牺牲精力生命，亦在所不惜。
在美国如此，在英国如此，在中国、苏联也如此。民众要和平，正义的和平，并希望大家和好。人民之间，不无友善之意。任何人民，尤其是不学无知的乡民，都有若干经久的宝贵品德，能识别是非，明鉴责任。这次战争发现了中国的老百姓、苏联的乡民、英国的平民，以及美国的民众，真正的民众。他们不管你什么帝国主义，只喁喁望天下之安治、人间之太平。天下百姓都要太平。为什么不让他们享太平？
所以我们碰到今日的民主政治的闷哑谜了。如果人民的胸怀既然不错，祈望和平，而同时又生在民主国，他们的愿望为什么不能实现？有人在欺骗他们吗？欺骗者是谁？他用了什么方法、什么手腕，来欺骗今日民主社会中的人民？简括说来，近来有一种倾向，把政府由人民手中交给少数吏曹和“专家”手中，他们说他们知道“全盘事实”，老百姓不知道其中真况，所以不必过问。鉴于现代问题之复杂，这不足为怪，但是这也就是说我们对老百姓日渐失去信仰——一个不健全、不民主化的倾向。
所以我一定要替老百姓说话，今日世界上的平民，见了一般专家，至少有些畏惧，尤其是那些知道人民所不知道的“全盘事实”的吏曹专家。这是近世民主政治的一个怪现象；只须大叫一声，“我知道全盘事实”，便能吓倒老百姓，叫他们自封其口，不敢随便说话。这些事实，虽与客观的科学不相干，却借顶科学之名。官场吏曹自称通悉“全盘事实”，便把科学的威严加在自己头上，并在其头上发一道灵光。除非我们把历史中的“事实”仔细分析一下，分别清楚自然科学事实和社会事实的不同，近世民主政治下的人民，要永远听政治经济专家所欺愚播弄，那末世事便不堪过问了。老百姓是建议某件事该如何办理的人，专家是告诉你事情无法办理的人。由此推论，和平专家便是告诉你天下无和平可言的人。所以若把和平问题交给他们处理，世界便非永远厮杀下去不可。
很明显的，自然事实同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性质迥异。氧与碳合成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是无可置疑的自然事实。可是社会事实则不然。譬如说，法庭审判案子。姑谓一切有关的证据，已尽极人力收集在案，问题是犯人有罪无罪。前后经过已经审问，双方辩论完毕，法官宣读案情摘要，最后十二个陪审官围坐讨论，判决被告或则有罪，或则无罪。然此判决结果，不能与碳与氧混合结果相提并论。审判案件时，或许七个陪审官认为被告有罪，五个认为被告无罪，而一项化学物，则不能召集若干科学家于一室投票判定其为一氧化碳或二氧化碳。在严格的科学立场说来，被告之罪，不过是近情之猜度或假设而已，或则合理，或则无稽，不得而知。所以不同者，一个自然科学家对某物或某现象，可以暂时存疑不论，而在人事上，一事却非于某月某日讨一个取决不可。
再者，在人类关系中，某桩单独的事实可用科学方法证实肯定，但是一桩社会事实始终不过是一个推论，如审判官之判决“有罪”或“无罪”。当然，一人如在纽约时报馆附近行凶，而当场被捕，可说是一桩事实，甚至可说是科学事实。不幸得很，外交家与专家自称在握的“事实”，并非此类事实，而实在是对复杂错综之社会局势的臆测悬断。这种局势，都有许多不同的方面可以加各种色彩，作各种不同的解释。
可是我们的头脑已弄昏了，我们不敢自信。谁敢非议专家处理印度或北非问题的方法？甘地是一个妥协主义者，抑或是一个圣哲？北非的人民拥护达尔朗呢，还是拥护戴高乐？我们老百姓怎能知道呢？缄口不言，岂不是智慧的表示？不，人民的感觉总不会错，因为人民最凭是非原则，而天下简单明晰者，只有原则。此外，历史中之事实，决无人全盘领悟。试听麦弗氏（Robert Murphy）之话，再看北非通信记者之话，便能知道拥护达尔朗之“人民”，是有钱的皇族难民，抑或是真正的法国人民，无法断定。政治家能发表日记回忆，新闻家能记录访问会谈，但是你尽管放心，所谓社会事实——譬如说，北非民情之向背，利用良好领袖发挥此情绪之方法，及两种不同政策在法国国内所产生之心理反响——乃是凭断、偏见和杂零消息的混合物。一般外交家察看历史事实，正如凡人肉眼仰视月球。一个人罚咒说月亮中有一只兔子，一个人说有一只猴子，再有一个人说有一只青蛙。外交家所知道的“全盘”事实，就是这种“事实”。事实是，那几个坐井观天的家伙，争论着月球中有兔子、有猴子、有青蛙，对于真相的糊涂，同我们不分伯仲，而因为仰首凝视太久的缘故，视线或许较我们更模糊。他们要说服你，对你说：“我告诉你，其中有一只兔子。”你固然怀疑不信，但也应该给他面子，在暗中对你自己说：“他们的眼睛已看花了。”你应该保持自己的正悟，知道月亮中有亮光、有幽影。达尔朗、毕鲁东、维希官吏都是幽影，法国的人民乃是亮光。明白是非，鉴识正反，你便不会错了。你知道你是老百姓的一分子，而老百姓总不会错，尽可放心。
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无需四大自由，一个自由便够了——摆脱欺诳的自由。今日的大欺诳，就是说只要通悉事实，便可丢开主义原则。但请记住一件事，专家们知道图表事实，然而老百姓都能识别是非。这个信心不可动摇，因为一旦动摇，民主政治便会堕入专家手中，一经堕入专家手中，便寿终正寝。上帝的发言人是老百姓，独此一家，别无分出。
个人觉得上帝行事，总由老百姓代表。归根结底，老百姓有一种神圣的权利。我的灵感并不一定源于《书经》这句话：“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而源于直觉的鉴察以及研究历史兴亡之迹的结果。老百姓怨望，便是上帝怨望。老百姓动怒，便是上帝动怒。老百姓要暴动，发明断头台【法国革命】，便是上帝认为暴动发明断头台的时机已到。老百姓犹豫未决，便是上帝犹豫未决。老百姓回家卖刀买牛，安居乐业，上帝便得意微笑。
所以如果人民排斥某项政策，其实是上帝在排斥。大众反抗希特勒的霸道，其实是上帝在反抗。只要记得，上帝借人民说话行事，魔鬼借专家说话行事，报告他们“全盘事实”，谁敢说美国官吏所知道关于北非的“事实”，不是魔鬼使用妖术，偷放在衣柜内吓人？我们都听惯训教礼貌的寓言。在商店内，顾客的话不可非议；在帝制国家，国王的话不可非议；在民主国家，外交部的话不可非议。原来老百姓相信光明行事，重视主义原则，而外交家在黑夜中偷偷摸摸，诡异莫测，有如猫头鹰一般，在黑暗中最能显弄本事。不论何地，人民与外交家的争斗，必是上帝与魔鬼，光明与黑暗之争斗。
冤杀西班牙政府军，把他们捉到集中营去的，并不是英法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组织不干涉委员会，纵任希墨两魔公开动手干涉【西班牙】的，并不是英美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真正的“事实”，乃是英国的克莱夫登派和法国赖伐尔辈畏恶共产主义之心，远深于畏恶希特勒之心。停止供给西班牙共和军汽油的，并不是美国的人民，而是他们的政府。放任日本自由侵略满洲，听任墨索里尼自由侵略阿比西尼亚的，并不是英国人民，而是国联的吏曹。迟迟不肯发表战后人民自由之意义，而说“打了胜仗再说”的，并不是老百姓，而是他们的政府。
我决难相信，天下顽夫庸人都生在过去时代，而当代所见，都是圣明。历史事迹屡证政府措置之荒谬愚笨，人民意见之正确可靠，而如果以往的政府能犯错致乱，今日的政府也能犯错致乱。所以就做一个牛虻罢，把政府刺醒！
但是论世故人情，我们只能刺叮瞑目作古的政治家如张伯伦辈，却不能用同样方式对付今日活着的大人物。岁月消逝，孽祸已成陈迹，人民之痛苦悲哀已变成回忆后，指责抨击，乃是态度镇静，感慨系之的历史家的特权。然而今日目睹政治家走上歧路，重蹈覆辙，而昭告世人当前危机，热血沸腾的爱国者必动怒而大兴问罪之师。
虽然如此，在民主国内，总还有一线之望，因为在民主国内，做领袖者，只须踏步走，随人民之意志转动。一个伟大的领袖，总是踏步走，向右一望，向左一瞧，四面机敏张顾。如果右边把他推得够重，他便偏到左面，左面的人把他推得够重，他便斜倚右面。只有这样，才能领导人民。如果他老是顺着我们的意思转动，我们便称他为“大人物”。我喜爱民主政治，就因为我喜欢推拉我们的领袖，我厌恶暴君，因为我不欢喜被人推拉。民主政治还有希望，因为此次如果我们老百姓用力推他一下，或能有一个伟大的民主领袖应时而出，亦未可知。将来或许有一本白皮书发表，像老年健忘的演员埋怨提示者多嘴一样，它会在好戏收场后对人民说：“你们这些多管闲事的傻瓜！我在干些什么，我知道得清清楚楚。”人民会像后台的提示者那样对他说：“不错。好莱兄，你总是顶出色的。”
这就是我著本书的原因——做一些提示工作，学牛虻刺人家一下，把我们的领袖向他们的命运和青史上的牌位推去。等到胜利到手，他们会站在戏台上向我们得意微笑，我们会在台下拍手喝彩，他们会挥帽致意。但是在喝他们彩的时候，我们实在是喝自己的彩；我们觉得他们顺着我们的意思进退，心中自然高兴。民主政治如果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便是真正为战争出力而取得胜利者，乃是我们人民——风头可以让才华盖世的大人物出。
除了将一国政治交出给一个不出面的、无名无姓、享受特别权利的政治团体一弊病外，尚有一个完全政治性质的巧术，即使在一个民主国内，亦可以用来做违背民意躲避民意的事。在最前进的民主国家——美国——我注意到民意和国策的接触，发觉少数一群，有的闻名全国，有的默默无名，竟能对人民随便敷衍哄骗，丢开外交政策不谈，甚或采用与民情完全背道而驰的外交政策，真是有趣。即使言论绝对自由，要大众找出政府在干什么事，仍费时日，结果便是政府每落在民意后头，或则六月，或则一年；如果手段高明、方法灵敏，这前后相差可延长至数年。
国策与民意相差每赶不上，不仅是自然的，且已成为今日民主共和国的一个特色，所以我们不妨举一个实例研究一下。有人觉得奇怪，美国人民援华之热情，竟能被人如此巧妙地搁起六年不理。只要看其中方法，我们便会彻悟。美国人民要知道罗斯福在干些什么，不在干些什么，总得费上一年功夫，罗斯福总统要知道人民不能容忍什么局势，也得花上一年功夫。此处须说明，不佞客居美国，遵守客礼，无权批评他国政府的内政国策，但我相信，凡战时同盟国的国民，都有责任与义务去批评同盟政府处理共同的战争的办法，尤其是影响及其本国的事的办法。我更觉得，这种的互相批评，不仅可行，而且断然有益，比虚伪的客套好。我欢迎同盟国人士批评我国政府有关盟国作战之措置，本此意义，我才敢批评盟国政府对于直接影响及我国抗战事项之措置。老实说，如有盟国人士指出我国政府某项措置有损对日作战力量，因而在胜利来临之前得以减少万千同胞生命的牺牲，我真要感激不尽了。我相信国际间真正的谅解的唯一基础，乃是坦白诚挚地交换意见。
接济日本铁片汽油，用以轰炸中国妇孺，经过四年后，人民醒悟，舆论哗然，不得不用些脑筋了。于是发明一个“执照”办法。大众以为禁止接济侵略国之方法已经实施，便不出声了。足足一年后，人民才恍然大悟，原来日本人请求执照，国务院有求必应，结果运往日本的汽油，非但未见减少，反而增加了三倍。人民不敢说话，因为国务院“知道全盘事实”，秘而不宣而已。后来事实揭穿，就停止接济日本了。
后来滇缅路又听他封闭。人民要继续供应中国作战物资，罗斯福总统乃说美国决计寻找替代滇缅路的工具。人民以为政府已在采用，空运接济方法至少已在计划中，乃不出声了，政府的宣传说空运一旦准备完毕，可以及得上滇缅路的运输量。1943年1月，罗总统为了要安慰人民起见，声言今日空运接济之吨量，已与滇缅路不分上下。这句话有些像旁氏美容霜的广告语：“她已订婚，她搽用旁氏美容霜。”没有一个人敢揭露空运输入中国的吨量；可是我知道，昆明许多国人、印度许多通讯记者也知道。人民直到一二个月后，方明白罗总统的话是什么一回事。现在大家都知道了。现在政府已承认局势太不像话，非想办法不可了。如果一架飞机能载一双拖鞋，十架飞机便能载十双，可是政府宣传恰巧反过来了。罗总统以及其他一般人完全推翻了一年前他们自己的话。现在我们听说喜马拉雅山太高，每架飞机都得携带来回路程的汽油，风雨时至，困难甚多，只有陆路方能担任此项任务。运输机当然会多添几架，薪以平息民意，并且可以说一声，我们空运的货物，“较已有详细报告之最后一月增加”。但是我们必须等滇缅路重开。
大众以为反攻之计划早已拟定，所以又沉默下去，何况魏非尔将军又单独出兵阿恰布，把民众要求动兵的呼声压住。现在政府与民意相差又尾追不及了，一年之后【本书著于1943年春】大众才能发觉，在滇缅路断绝足足一年后，盟方原来并无采取联合策略，反攻缅甸的计划。大家都知道非联合攻势不足以成大事，反攻缅甸，非借重英国海军出兵孟加拉湾不可。罗斯福总统说如果上帝开恩，我们可以马上接济中国。人民哪知道，而罗斯福并未解释，上帝姓丘名吉尔。总要等上一年，民众才会觉察。
不论怎样，美国人民对我国虽然热情涌溢、爱护备至，美政府的政策行动，给与人一种印象，对于珍珠港事变前后的中国六年抗战，不够热忱，有时甚至漠不关心。卡萨布兰卡会议，仍以同样之冷漠态度，判决中国再受四年苦刑。中国首先出战法西斯国，单独抵抗六年，对日须作战十年，在此后四年中将受到更不可忍之磨难，通货膨胀、养营不足、遭受敌人自东面封锁、友邦在西南封锁——这些事实，钻不进西方民主政府的头脑。但是，我在1940年已向国内同胞说过，我们必须把美国政府与美国人民分开评判，正如我们必须把德国政府与德国人民分开评判。
此处更须说明，那种对中国接济敷衍拖延的方法，如果应用于日本，必可同样成功，那么日本今日用以对美国作战的汽油，会减少几千万加仑，头等废铁会减少七百万吨。反之，供应中国之踊跃及速度，如只及美国国务院供应日本汽油废铁之踊跃及速度之一半，而供应中国之机构，其工作如自1939年来即与供应日本之机构同样爽快，中国今日的军力，或许早已能把日军逐至海内，不用牺牲美国男儿的性命了。
我要声明，我并不是一个天生欢喜怪张怨李的人。人家援助我们，我未尝不感激万分。中国抗战初年，苏联接济中国最为踊跃、迅速、慷慨；德国接济中国，亦称踊跃、迅速、慷慨。该做的，都做得头头是道，特别是德国的接济方式，完全是德国典型，什么零件琐碎，都准备得完妥无遗，所附零件军火油类，足够一年之用，图样说明、装配专家，应有尽有。反之，美国P40给与中国，却不配置无线电，只好由一家中国公司另办承装。而如果你知道中国当局如何寻找一个装配专家到印度去装合一架飞机之困难，你真要流泪了。1939年9月之后，中国没有美国的许可，连一根头发针都不能向华盛顿借取，什么东西的优先权都归英国。
在作战期间，另外有一个人造的国策与民意的相差。照我们的领袖们来说，除了东方日出，什么都是“军事秘密”。深长的走廊旁有森严的房间，里面进行着鬼鬼祟祟、告不得人的事。大人们端庄沉默地居于其内，喃语谈话。外交政策是像一个娇弱多病的婴孩一般，只能用轻微的声音谈论它，若为大众稍闻风声，必定夭折。可怜的孩子，紧裹于不适之襁褓内，四周空气闷热窒息。他的父亲乃是一个手戴白套、足登革履、额流汗珠的外交家。哦，外交家父亲，把孩子交人民，他的母亲吧。拉起百页窗，让她看得清楚些。或许在黑黝黝的襁褓内，外交政策和军事秘密所孕育出来的东西，乃是一头吱吱不休的小老鼠或金花鼠！
威尔逊说得不错：天下不应该有秘密外交。然而威尔逊错了：天下不会有公开的外交。让我们察看一下“事实”，好知道外交家如何在黑暗中不借“愚民”之帮助孕育外交政策。
且看外交家一日的日程。他安居在大楼顶层，不受人民之打扰，坐在一度属于路易拿破仑侄子之大硬木高背椅上。室内一边是一张西班牙阿拉赣大家遗下的光长大桌。四周垂挂的不仅是厚帘，且还是重重厚帘。空气肃穆，只闻秘书室传来滴答之声。与外界完全隔绝，但是未必尽然，室内紧张威武之空气仍浓。一所特别建造的小木门内有一具无线电话，备他随时同海外通话。
是这样的：早晨九时半他大驾莅临。二十年前必具风姿的女秘书，一望便知信实可靠、封口如瓶；她蹑足入内，抑低的声音道：“巴西C君同大人有约，已在等候。”“请他到C室稍候。”外交家说。“主任秘书在那儿同教会会督商论梵蒂冈的来信。”“那么请他到B室。”外交家说。“B室也有人。陆军武官同索姆挪弗里的约翰上尉在密谈。”“引他到A室。”那上了年纪的女秘书竖起眉毛，铅笔放在口唇前，说：“大人真的要同他在A室谈话？那间房坐东背西，晨光直射而入，只有低级速记员在那里见客，很不方便。”当天的第一大问题产生了，但是时间尚早，他不要找麻烦，便发下一道命令：“请他这里来！”
女秘书蹑足而出，巴西C君蹑足而入。你能听见钢针落地的声音，外交家听见他自己的硬衬衫随着呼吸与内衣磨擦而发出索索细声。他们的谈话以“天气很好，是不是？”开始，结尾是：“啊，有趣，多有趣！”
第二第三次会客，结尾都是声音更低的：“有趣！”这个世界真是有趣。瑞典京城来一个长途电话，把它弄得更有趣。现在是绝对惊人了，他摇长途电话到安哥拉。可不得了。他生平从没有在一天之内得到这么许多秘讯密息。他记起在那儿看到的一句中国古语：“秀才不出户，能知天下事。”深深领会其中意义。他确信他已知道全盘事实——诚然，他知道得太多了。如何处理这些事实，乃是问题。
下午五时，他从荷京接到一个密电，秘书刚替他译出。正在喃语：“多有趣！”他突被女秘书提醒，五点一刻须出席记者招待会，不禁蹙额。他该说些什么呢？这真使他焦急。他不可泄漏秘密。“你不能对他们说有喉咙痛吗？”他正在问教于女秘书了。“那不行。哦，你这个大人，你知道该说些什么？”桃乐赛爱慕地说道。“我知道的事实太多了，头脑有些糊涂了——不是，有些昏胀。’他仍不知所从。桃乐赛望着他光亮的头发说：“你头脑的内部，似乎不及外部的整齐……大人，放些勇气出来，应付那些家伙。你也是老手了，说几句不着边际的漂亮话，总不碍事。有什么难答的话，可以推说战事秘密……”说到最后一字她的声音也高些了。
怀了这军事秘密当武器，他出去作战了。舌战群雄，他决不会败北。到了紧张关头，他便竭声急叫：“我知道全盘事实。”对方便哑口无言了。外交家知道全盘事实，报界却不知道，所以人民觉得在这场实力不均的角力中败北了。外交家不能把事实宣告世人，只能在四年后发表白皮书，那时候报纸记者可以随意抨击……这样日复一日的下去，心中总是在想：“啊！多么有趣！”
多年来便有如此多么有趣的事实。1931年东北事件发生，外交家知道全盘事实。西班牙内战，他也知道全盘事实。阿比西尼亚被侵，他也知道全盘事实。希特勒进兵鲁尔区，他也知道全盘事实。慕尼黑会议，他也知道全盘事实。潘奈号被炸、海南岛被侵、日军进犯安南、计划袭击珍珠港，他也知道全盘事实。天啊，没有人怀疑你的事实。问题是，外交家知道了这些事实以后作何措置呢？
但是人民蒙在鼓里，事情却一一接踵而至，外交家缺少老百姓所有的大义原则，所以每遇一件新事实、一桩新事情，就愈无法处理。我们且只管事实，莫谈主义——打胜了仗再说。但是北非之战，产生了有趣的问题，应付却缺乏根本原则。苏军自斯大林格勒逐退德军，这是一个新问题。苏军收复库尔斯克及卡尔科夫，苏联强大的黑影，愈来愈大了。苏军收复罗斯托夫问题更紧迫了。苏军会在边陲停止作战吗？那还了得？苏军会直扑柏林吗？更不得了！波兰流亡政府同薜考雪基关系破裂。多么有趣的事！捷克当局意见纷纷。又是一件多么有趣的事！斯大林发表每日公告——这是一件事实，可是不太有趣，因为大家都已知道。巴本到土京，多么有趣。斯大林催促波兰游击队开始出动，伦敦的流亡政府却命令游击队不必出动，以守实力，又是一件有趣的事！小声些、小声些……于是事实留落在千变万化的前进时势的背后，外交家留落在事实的背后，民众又留落在外交家背后，比时总要迟个一年六月，而我们的领袖仍旧说：“打了胜仗再说！且只管事实！”
事实总是复杂的，是非原则总是简单的，若无是非原则，我们必为事实所困住，直到盟国代表坐下和平会议的长桌时为止。事实实不可明，我们所能明知确定者，乃是原则主义。这道理足以解释没有原则而行事的人，因何必坠入五里雾中。地心吸力之原则，解释了天空星日之行动，相爱的原则，解释了宇宙万物之生长；而只有诚心正义的原则，才能解决人间的政治问题。这时代需要道德上的领袖，以原则主义为柱梁。这时代需要一个头脑如林肯那般清纯严正的人。可是我们都忙于砌砖起墙，建造二三层楼，情愿把屋基置之不顾，回头再说。但是看见昨日耗费多少精力堆起的墙，今日已倾斜欲倒，我们又诧异起来。
所以苏联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波兰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印度和香港的问题，把我们吓倒了。最后，应用大西洋宪章的方法，把我们吓倒了。我们的意思是先打胜仗，再谈和平。但是时间不肯等候，和平不肯等候。时间前进不等候人，民主国的领袖也不能例外。我们的外交家是一头毛薄的小羊，我们只能祈求上帝稍杀风势。
歧路篇第十三
——此篇言“亚洲之将来”之两种看法
一为正义和平的看法
一为强权政治的看法以揭露亚洲政策之真相
事与愿违，上帝不肯稍杀风势。可怜的羊，赶快长你的毛罢。
在亚洲，我只见饥馑、混乱、流血。我知道我们在亚洲的政策，在战争未结束之前，必更趋紊乱而终致产生悲剧。今日的同盟作战会议中，有一点大家都茫茫无睹，那便是亚洲。1943年3月6日安诺德将军在马特逊公园演说中所显出的对亚洲事件之记忆衰弱，亦将成为盟国此后对亚洲政策的特征。正像我们现在拒绝考虑战后问题一样，我们也拒绝讨论亚洲的问题，到战争结束后再说。安诺德将军说：“六星期前，在卡萨布兰卡……我向远东出发。动身前罗斯福总统对我简括地说：‘中国的口岸，已封锁了，滇缅路又叫日军占住。我们怎样才能增加空军？怎样建造一个较大的作战力？’”我原以为罗斯福总统在卡萨布兰卡会议前一年，便知道中国的口岸已被敌人封锁。这种有心，实在等于无心。我原以为凡花过一分钟研究中国对日作战战略的人，都明白这一点。远东是地图上最明显的一角，怎会忘记？甚至对日作战，为什么到现在尚无计划把中国当做战友的一分子，甚至尚无草拟计划的本意？
安诺德将军在同一演词中，又说得十分明晰，空运难于增加，因若增强中印线空防，势必削减其他战区的实力。为了平定民气计，将多送几架飞机到中国，但是基本策略，不能变更。他们将对我们说，一切有待于滇缅路重开，但是抱歉得很，此刻不能调动英国海军载运军队到仰光去登陆。困难的事现在干，不可能的事且慢一会儿。接济中国乃是不可能的事，然而我们又敬仰中国。
但是飘风将起，罗斯福总统宣布拟用中国为对日反攻基地——唯一合理的基地；但是从宣布意思到实际擘划，中间又要相差数年。事情变幻莫测，复杂之局面，可能更趋复杂，但是我们却在说远东什么事都不成问题，打倒了希特勒再说。世人现在已经觉悟滇缅路陷敌，就等于隔绝中国，并已承认伦敦不早让中国军队入缅甸，实是大错。但是不到加尔各答或昆明失陷的这步田地，世人不会觉察继续这因循犹豫，敷衍塞责的政策的愚笨。须知罗斯福总统宣布拟用中国作侵日基地的时候，日本亦在谛听。其次，即使他人不谙远东地图，日本却知道得很周详。
同时，盟国在亚洲联合行动的机构何在？轰炸东京前，中国政府请求美方延迟轰炸一月，俾能巩固金华机场外围之阵地，但是杜立特将军不顾中国之请求而往炸日本，亚洲最大的空军基地，连带地下钢骨水泥的机库，遂此作原可避免的牺牲。魏菲尔将军不同重庆取得联络，便独自出兵阿恰布。联合行动的机构何在？中国在1943年之任务，为什么要在没有中国代表出席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中决定？我们不得不寻根问由，探一个清楚。
中国人民现在看明白了，封锁中国的接济路线，原由是政治的而非军事的。中国人民如一度有什么怀疑，都叫丘吉尔在1943年3月21日的演词说得烟消云散了。局势已趋明朗，英国是国力日强、安若泰山的了。3月17日，发表演说的前四天，英相强调声明：“处理英国属地之政治问题”——包括印度、缅甸、马来亚、星岛、香港——“仍系英国一人之责任”。现在他说得更清楚，亚洲必须当做一个殖民地系统看待。击败希特勒，乃是“战争的光荣峰顶”，过后乃开始“新任务”——对日作战，收复亚洲，到那时候，只有到那时候——或许是1945年之后，中国已被封锁了多年——方才能开始“拯救中国”，把中国拉出由于伦敦政府故意按照计划任凭滇缅路二次封锁而产生的水深火热的局面。“拯救出来的中国”不能成为“胜利的领导国”，战争结束后，亚洲不可有“领导”或“胜利”的大国，这样白色帝国主义才能栖安乐窝。一个“亚洲会议”必将成立，有“我们的荷属盟友”参加，也可能有法国盟友。我们可以放胆相信，在此“亚洲会议”中，为了维持“法律、正义、人道”，拥有最多亚洲属地的统治者，必有最大的发言权。【上所引为丘首相1943年3月17日演词，即两次连称战后有“三大列强”之名篇也。】
由此看来，什么都清楚了。1939年以后的封锁中国可以了解。封闭滇缅路、削弱中国实力，可以了解。不容中国建立自己的空军，也可以完全了解。站在帝国主义的战略立场看来，真是精彩绝伦，令人拍案称妙。论手腕、论气魄、论眼光、论天才，维多利亚女皇也没有更出色的首相、更忠心的老仆。
为什么这样畏惧中国、亚洲呢？亚洲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吓坏了。论正义原则，她不会威吓人家，但是论强权政治原则，她确真把盎格鲁萨克逊国家吓坏了。据不佞看来，如果采取正义原则，那么战后和平会议席上的亚洲问题，实在简单得令人难信。反之，如果采用强权政治原则，其复杂的程度，就不亚于中欧问题了，甚至可使中国在同盟国作战会议中不能成为一个真正的伙伴。若处置不得其法，亚洲政治之复杂，非但可能类似一场梦魇，简直真的可以转为梦魇。
据说畏惧乃是人类最大原动力之一。闺妇怕老鼠，外交家怕小鸟，而我怕外交家。所以外交家为什么不能怕一个兴隆昌盛的亚洲呢？譬如说，耶鲁大学的尼哥拉·约翰·史班克孟教授十分怕中国统一强盛，及怕欧洲各国和好团结，我十分怕尼哥拉·约翰·史班克孟教授。
试一远眺亚洲将来，我们可看见的是什么？日本是捣乱乾坤的罪魁，但是战争结束后，日本的威胁便可消除。那么我们在亚洲有什么问题要顾虑？有中国——一个爱好和平的大国，饱受人道、民主、和平等主义的熏陶，与美国的民族性最近。还有印度，决心从事于自由运动，非他人所应干涉，其政党组织之严密、范围之广遍，不亚于中国国民党，领袖之热心爱国、贤明精干、高瞻远瞩、足为楷模，及民主性格，不亚于我国。中国与印度毗邻四千年，未尝开战过一次。
种族间的仇恨、猜疑、战争，在亚洲不见得有如在欧洲所见的国家间的旧恨深仇那种的背景。而大致说来，亚洲的人民，又没有欧洲一半那么好战。苏联不会打中国，中国也不会打苏联。在中美两国人民看来，亚洲之将来，甚为简单。美国不致有问题，因为美国肯让菲律宾独立。心中若无贪念，人家的珠宝便不会使你辗转不寐。诸基督教国家如肯让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泰国、安南、缅甸、印度各走其路，问题莫不可迎刃而解。她们都希望独立自治，不会扰乱他人秩序。如果你不让他们做主子而要她们做奴才，就会生出麻烦。你一旦觊觎人家的土地、锡矿、橡皮，必受良心驱使，而出兵防卫，以期避免内乱战斗流血，而你的大小麻烦，也便肇端。但是流谁的血？爪哇人、印度人、缅甸人，可会威胁英美？流血岂不是因为西洋人要争取他们的锡、橡皮？
在这等简单的立场上看来，当然可以即刻拿中国当做平等的战友，共同筹划大计、共同努力作战、共同做梦，梦想一个战后较好的世界。美国人要打日本人，中国人也要打日本人。美国没有香港来操她的心，中国也不为安南、暹逻、缅甸费心思。中国只要收复失地，并不要人家的领土，美国也不要人家的领土，连我的幼年故里鼓浪屿都不要。所以何不携手一致，尽快打败日军，不必计较怕把日军打得太快，或把东条先希特勒打败？有些人主张轰炸东京皇宫，有些人反对。这都是细枝小节，无足重轻，不会使我们临上床前先俯身向床底窥望一下。
这是一个简单的看法，依这看法，在亚洲树立人间正义和永久和平是可能的——其可能的程度，决不亚于西葡二帝国瓦解后南美的情形。原来和平在亚洲可能，在南美北美可能，在非洲也可能。
和平只有在欧洲才不可能。亚洲如抄袭欧洲抗衡势力的式样，那便无法和平了。世界五大洲中，只有欧洲尚未学会如何相安无事。欧洲乃是世界传染病的中心，帝国主义乃是传染疾病的毒菌。余毒所至，把整个世界都缠得通身是病，病！
现在且看一看依照若干盟国领袖看法所见的一篇糊涂账。你如果知道其中全盘真况，一定会食不能下咽，睡难合眼。一人如果必须在每次临睡前向床底下窥望一下，生活还有什么意味？但是有些人的头脑组织特别。外交家床底下暗伏的刺客，不止一个，可能有三四个。有大妖魔作祟，大妖魔又生小妖魔。如果我们相信外交家的话，他们将在我们左右搅缠不休，直到我们的头脑也进化到外交家的田地为止。
前面说过，事实总复杂难明，唯是非原则有定。现在且放弃是非，专谈“事实”。
第一个感觉，是极度的彷徨不安，因为有一件事，我们不能确定。苏联心怀何意？中国心怀何意？在外交家的立场上看来，我们应该预防不测。中国如果走上自立强盛之道，岂不给印度提供一个坏榜样？你敢断言中国没有帝国野心？日本武力消灭，中国建立了空军以后，你便不能担保了。所以到了和平时期，连雏形的空军都不能让她建立。或许不让日本完全溃败，也是一计。白色权力应该在亚洲采取什么措置，不让白种人被逐出亚洲大陆？其次，如果我们在无意中把日本先希特勒而击败，那时候欧洲问题仍未解决，可能有什么事发生？美国的势力可不要在亚洲称雄，正像目前在北非称雄一样？我们同希特勒算账的时候，荷属东印度和缅甸岂不能像脱笼鸟般自由行动，甚至明目张胆起来？日军撤退以后，新加坡与香港将怎样？……
殖民地的问题，煞是复杂。英国难道一定在此刻就得决定应否守住印度、缅甸、马来亚、香港？答案不论是否，皆极令人难堪。如果英国守住属地，怎能叫荷兰放弃她的属地？如果我们把属地问题迁延到战后再谈，对这次自由之战中的民气，岂不较为有益，因为仗打完了，便无需乎民气。
在事实上，中英二国的意见已渐趋不合。丘吉尔说得特别清楚肯定，他并不在“低首下心”，而“处理英国殖民地”，乃英国“单独之责任”。这就是叫美国莫管闲事。反之，蒋也说得同样的清楚肯定，中国并不要人家的领土，而要收回全部失地。这两个政策，必在香港问题上发生冲突。中国愿意为九龙租界——像上海天津租界同一性质的租借地——同英方开谈判。英国拒绝谈判。人家以为拖延下去，乃是处理难题最好的方法，直到它自己爆发时再说。我深信英国如不肯归还香港，和平会议必因之不欢而散。……中国人民就说得爽直，五百万士兵之死，并不是为了替英国保守香港——鸦片之战的战利品，英皇冕上第二颗最亮的珍珠。
但是【依外交家看法】事实的真相，较你所想象的更复杂。想想看苏联，那西方民主国家所最猜疑惧怕的对象。今日什么问题都含有世界性，我们凡事也得有世界眼光。苏联拒绝向日本宣战，她知道她在干的是什么。日本是她的制胜牌，她不要打出去，而要留在手中。苏联如果同希特勒、日本联手，那怎么办？是不是苏联的意思让日本在一面作战，她可以在欧洲随心所欲？我们觉得苏联如同日本联手，别的盟友为什么不能依样画葫芦呢？到底我们最大的敌人是希特勒……其次，如果苏联要留日本打倒我们，我们为什么不留日本打倒苏联呢？日本的军力消灭后，苏联在远东的势力，岂不会因此膨胀？……中国会不会来一场恶作剧，同日本媾和？不，感谢苍天，这一点绝对不会，可以放心！中国是诚实可靠的。所以不必理她……我们高兴给她什么，她就消受什么……但愿苏联开一声口——她弄得人家太疑神疑鬼，心神不定！其次，苏联可能同中国印度联合起来，操纵地略政治家所说的欧亚“心地”以及全球一半的人口。那真是地略政治家的梦魇实现了！哦，苏联为什么不开一声口呢？
但是归根结底，更大的问题，还是中国。察看强权政治思想的基本趋势，或根据强权政治家的远见，不可解决的难题，已经产生。史班克孟教授警告我们：“一个前进昌盛、军备充实，人口达四万万五千万的中国，不仅将威胁日本，并将威胁西方列强在亚洲地中海【指南洋一带】的地位。”“所以不仅因为我们在战略原料【橡皮与锡】方面的利益关系，且有鉴于势力不平衡对世界大局能产生的影响，我们必须保持平衡势力。”因此，照史班克孟教授说来，为在远东维持适合时宜的均衡势力计，“美国须对日本采取保护政策”，像她现在对英国所采取的政策一样。可是现在我们都在颠倒乾坤，协助我们的远东大敌中国向我们远东畏友日本作战。这真是荒谬透顶、令人费解的鬼话。我们必须救济中国，不让她为人击倒，但是也不可让她强得在战后可以自立门户，同人争分高低。同时，我们必须击败日本，取得胜利，但是不可击得太凶，不给她一个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的机会。
要说得更天花乱坠一些也不难。史班克孟教授所建议的半弱半强的中国和半弱半强的日本，并不能保证绝对安全，所以必须以精明手腕操纵局面，实行挑拨离间，叫这两国永远互相残杀，以致两败俱伤，好让西方安心。可是十年之后，日本同中国或许会忽然醒悟，察破这位耶鲁大学教授的狡计，而大叫上当。两个仇敌共同觉察他们都做了一个不怀好意的第三者的牺牲品，那不是促成她们重归和好的最大因素？等到史班克孟教授的政治高论通行于战后天下之时，大小诸国都要失望呻吟，忘尽真正世界合作的道理，而拿经济政治利欲主义做国家基本政策了。
可是两个半强的国家，可能并成一个十足有力的国家。在事实上，主张英美操纵太平洋区的作家，已领会此点。他们必须张开眼睛，不可让中日和好，要达到此目的，只能采取军事监视中国的方法。反之，中国亦可要求对英国采取军事监视方法，因为英德重归和好的可能性，远较中日重归和好的可能性为大。不让英德携手，乃是中国的责任，因为每次英德携手，德国的黩武政策便复活崛兴，立下世界大战的杀机。中国有权要求欧洲安全，正像英国有权要求远东安全一样……中国人好礼，可是并不是傻瓜。他们不玩强权政治的枪花，可是人家在玩的时候，他们也懂得。
这些乃是细察我们强权政治家的话而推得的必然形势。他们卖弄他们的“现实主义”，洋洋得意，而把我们这班对亚洲之将来简单看法的人民，称为不识时务的傻子、说梦呓的人。依强权政治思想推论亚洲的将来，就成上文所说这一派形势。
以上所说也许是外交家所指他们“知道”的事实，也许不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上面所说这些“事实”，都是人所不知，并不得而知的。在黑暗中，什么蠕动的东西，都可能是老鼠尾巴。不论如何，这些“事实”，都是我们自己行动招致的结果，可有可无，与自然科学中的客观事实不同，所以不该有科学之威严。但是外交家思想所依据者在此，所防患恐惧者在此，所焦心烦恼者亦在此。中国不能参加任何同盟国作战会议，中国不可自建空军，日本不可击败得太早，珍珠港事变迄今已二年有余，而尚可不必拟定联合对日作战的战略——这类政策就是根据那些人所不知亦不可得知的事实。我们未能并肩协力作战、共商战后建设大计，就是因为那些畏惧。
二千年前在小亚细亚，乡野牧童听人说“人间友谊”与“地上和平”有关，但是二十世纪的人在科学上前进得太远，反而看不出其中真谛，而日趋于混乱。孔子岂不曾说过，“民无信不立”？世界亦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