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氏父子的“一家辞赋”
/罗庸/
东汉末以及三国时代之文风，并不能以曹氏父子为代表，其时隐逸者如管宁，他如吴蜀皆有文士，不必以曹氏父子概括尽之，所以然者，以《文选》之选文上溯建安故，而七子三曹之名特著焉（关于建安时代之文风，可参考《文心雕龙·时序篇》）。
魏武之为人，后世对之毁誉参半，按三国时足称人杰者凡三人：魏武帝、诸葛亮、司马懿。而裴松之注《三国志》时，曾多方毁谤魏武。其实魏武为人，乃东汉末一般士人之态度，时天下大乱，诸侯拥兵自雄，各以兴复汉室为口号，而成败各有不同。魏武以政治眼光招纳贤士，有三令可供参考：（1）求贤令；（2）敕有司取士勿废偏短令；（3）取贤勿拘品行令。其中“唯才是举”乃其取才之标准。又云：“凡负污辱之名，见笑之行，不仁不孝而负治国用兵之术者……”一反东汉士风之所趋。《魏志·丁谧传》注引《魏略》丁斐事，载斐不敦品，常盗取公物，如官牛、官印等，人告于武帝，帝笑而为之婉解，可见其所招致人才之方法，及其人才称盛之理由。
曹氏之搜罗人才，虽父子间亦有竞争，即当时各州牧亦好罗致人才，此事可见《魏志》廿一《邯郸淳传》注引《魏略》：淳原为刘表之门客，建安十三年，荆州内附，淳入魏，文帝求为门客，子建亦求之。武帝乃令淳见植，植初不与言，既歌且舞，又谈天地玄黄及其文学诸技，淳出而大赞之。后文帝嗣位，淳不得已而来归门下，作《投壶赋》献之，由是可知曹氏父子之所以讲究文学，在借此以招致文学之士。今读其父子之诗文，斐然可观，盖其用心苦矣。
武帝遗令之文而外，犹工五言乐府。其时五言乐府为新体诗，武帝竟敢尝试之，且每诗皆可播之管弦。迨乎子建之作，已成文人五言诗矣。魏文亦颇工诗，又思成一家之言，与《论衡》《中论》并驾，因成《典论》之制。有学者癖，犹是东汉风气，唯子建最重文学，为文尚藻饰，雕琢之言十占六七，足与七子比肩。又魏以前以文为游戏者甚少（如王褒《僮约》），至魏而命题作文之风起，如魏文伤阮瑀寡妻，召七子之徒作《寡妻赋》，又有《宫中槐树赋》，有竞赛意味，使文人用心更深，而远违个性，由此至唐弗衰。
所谓建安七子
/罗庸/
七子实不通之名词，源于《典论·论文》，列孔融等七人为一串，而子建《与杨德祖书》亦遍论当时文人而不及孔融，所见甚是。《文心雕龙·时序篇》之论七子，本自《典论》与子建之书。夫七子者，并非同时相友之人，且当时能文者亦不止七子，故谓之不通。由魏文《与吴季重》[1]二书及吴之《报魏太子书》观之，皆以七子为侍从之臣，论七子者不可不知。
七子中孔融不能入流，盖融长魏武二岁，以行辈论，当为文帝世伯，其文尤为文帝所好。建安十三年六月，融被杀时，王粲尚在荆州，二人并未谋面。后魏文下令求融遗文，强列入七子之中，实有不妥之处。说到孔融之文，可知东汉末及三国文学之转变。桓灵以上，
文人以经学为主。汉末两大作家，一为蔡邕（伯喈），一为孔融[2]，而文学史家每将此同时代之二作者分为两期人物，以蔡归之汉代，诚以其所着重在经学故也，逮至文举而辞赋之气加重，蔡犹有党锢诸贤清流之风，文举则为狷狂纵诞之士。自曹操由兖州牧兴起，朝廷中能评议时政者，唯文举一人而已，深为曹操所畏忌。后曹次第平袁绍、平陶谦，将伐荆州，过许昌，因借故诛杀之。
阮瑀为嗣宗之父，字元瑜，影响其子甚大。陈留阮氏在东汉时为旧族，瑀在家时颇有文名，魏武起自兖州，招纳贤士，而陈留适在其势力范围，世传瑀初不出，魏武以焚其村舍相挟，故不得已而出焉（此史实尚不能十分可靠）。瑀尝作《首阳山赋》（王粲及嗣宗皆有此作），作于建安十七年（荀彧死年，为反对魏武篡汉而自杀者），此作就其所作之年月观之，实有深意。瑀之死，亦在是年，而文帝所称“书记翩翩，自足乐也”，盖赞其在征刘表前后所作，而咏怀之制，当推《首阳》一赋，有不得已事魏之隐痛在焉。
刘桢，字公幹，东平人，为七子中最平凡者，亦魏武门下最不得意之人，除文集外，尚有《毛诗义问》，可知其在家时仍以治经为主。因平视甄后为武帝所怒，罚令磨石，终身不复重用，后死于时疫。文帝称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七子中最善徐幹，盖同乡故也。
陈琳，字孔璋，广陵人，七子中生年较久，生年不可考，死时当在六十岁左右，初为何进记室，后为袁绍作讨曹之檄。建安八年为
操所执，惧甚，然曹氏竟不问前情，故终身顺服，为真正文学侍从之臣，无甚怀抱可言，遗文颇多，亦死于建安二十二年时疫。
应玚，字德琏，与其弟璩（休琏）为曹氏门下最委屈之人。黄巾乱时，曹嵩位于三公，后迁于琅邪，及操为兖州牧，令应劭为保护之责，后嵩为徐州牧陶谦部下所杀。操怒，乃讨伐徐州，屠城廿五万人，劭惧，乃携二侄投北海袁绍，著《汉官仪》以试操，操不咎既往。劭未及出，于成书之次年卒。二侄居冀州，及绍死，二子争锋，为曹所破，二应俱为所得，故居门下，不敢有所作为，盖身世使之然也。
徐幹，字伟长，北海人，魏文最称其《中论》，以为“议论典雅，足传于后”。实不应列入七子，而应入于仲长统等子家者流。幹如不为曹操所强征出仕，当如管幼安、庞士元、司马德操之以隐士终。所作《中论》，乃汉末士人对时局对症下药之作，无名氏《中论序》，表彰其建安十三年后，居邺下不食魏禄，茅檐衣结，生活极苦，不与曹氏合作，建安二十三年三月卒。
王粲，字仲宣，山阳人，祖四世为三公，为七子中最光彩之人物，故陈寿特为立传，实际仍为魏文士传，粲其尤著而已。十二三岁时入长安，见知于蔡邕。建安之乱，南窜荆州（十五岁前）居十二年而赋《登楼》，第十三年劝刘琮降操，最为魏武所重，位列军谋祭酒，每有征伐，必参佐戎署，未尝以困顿终其身。建安十七年、二十年伐吴皆从，卒于建安二十二年。地位在徐、陈、应、刘之前，而书记之作，不若陈、阮之多，可想见其致力多在政治方面，只《首阳山赋》一首为同赋，仍有东汉末之文风，抱兴复汉室之志，非乘时窃位之徒也。
七子外，值得提及者尚有下列数人。
杨修，字德祖，为子建唯一畏友，文学之气味也极相投。今存与子建来往之书简若干首，后为武帝所杀。
丁仪、丁廙，亦子建至友，子建尝自谦以为弗如。
吴质，字季重，盖善于自处者也。始终不为内官，常外宦以避祸。风格近于七子。
诸人文学风格，《文心》评之为“慷慨而多气”，虽辞赋气重，而不至于冗弱者，以诸子不徒为文士，盖各有其怀抱故也。
王充《论衡》尝分人之才为若干类，但未以某人工某体文为评论，至魏文著《典论·论文》及《与吴质书》，皆各于其所长之文体而称道之，如仲宣娴于辞，阮、陈长于书，伟长长于论，德琏著《文质论》，但无甚发挥。刘桢，魏文称其五言，但今所传者，罔见佳构。自此，“文非一体，鲜能备善”一语，成空论矣。
/萧涤非/
在形式主义诗风盛行的太康时期，能继承和发扬“建安风骨”的传统，写出了有充实内容的作品的作家，是杰出的诗人左思。思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临淄附近）人。大约生于魏废帝时代，卒于西晋末年。左思出身寒微，晋武帝时，妹棻以才名被选入宫，全家迁居京师。思官秘书郎，以《三都赋》显名当时。惠帝时，预贾谧二十四友之列，并曾为贾谧讲《汉书》。永康元年，谧被诛，乃退居宜春里。后齐王冏命为记室，辞不就。太安中，张方纵暴京师，遂全家去冀州，数岁而死。
左思现存诗十四首。《文心雕龙》说他“尽锐于《三都》，拔萃于《咏史》”。《咏史》八首是他的代表作。这些诗并非一时写的，它反映了诗人由积极而消极的过程。
晋自武帝即位以来，东南吴国和西北羌胡不断犯扰边境，《咏史》第一首说：“铅刀贵一割，梦想骋良图。左眄澄江湘，右盼定羌胡”，表现他要为国立功的雄伟抱负。在第三首中，诗人歌颂段干木、鲁仲连“遭难能解纷，功成耻受赏”，实际也是表现他“功成不受爵，长揖归田庐”的高尚品格。
左思在《杂诗》中写道：“高志局四海，块然守空堂。壮齿不恒居，岁暮常慨慷。”左思妹棻为贵嫔，他一生仍不得志，这主要由于出身寒微而得不到门阀社会的重视。正是这样，诗人把笔锋转向了对门阀制度的揭露和抨击。如《咏史》第二首：
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地势使之然，由来非一朝。金张藉旧业，七叶珥汉貂。冯公岂不伟，白首不见招。
全诗前半以贴切而形象的比喻揭露了门阀社会的不合理。后半更指出这种现象的根深蒂固，连古人的牢骚都给发了。这就扩大了诗歌包含的内容，加强了诗的思想感染力量。
诗人不只揭露了门阀制度的腐朽，而且对门阀士族表现了强烈的反抗精神。第五首写道：
皓天舒白日，灵景耀神州。列宅紫宫里，飞宇若云浮。峨峨高门内，蔼蔼皆王侯。自非攀龙客，何为歘来游？被褐出阊阖，高步追许由；振衣千仞岗，濯足万里流。
表现了他对这个腐朽的门阀社会的决裂态度。在第六首里，他对那些豪门右族表现了极端的轻蔑：“高眄邈四海，豪右何足陈。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埃尘；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第四首则通过对扬雄的歌颂，为寂寞的寒士张目吐气：“悠悠百世后，英名擅八区。”
从东汉班固以来的《咏史》诗大抵是“栝本传，不加藻饰”，一诗咏一事，在史事的客观复述中略见作者的意旨。左思的咏史“或先述己意，而以史事证之。或先述史事，而以己意断之。或止述己意，而史事暗合。或止述史事，而己意默寓”（张玉谷《古诗赏析》），又往往错综史实，连类引喻，名为咏史，实是咏怀。这是对咏史诗的创造性的发展，对后代产生了良好的影响。
左思志高才雄，胸怀旷迈，富有反抗精神，所以他的咏史诗笔力矫健，情调高亢，气势充沛，具有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诗品》称之为“左思风力”，这显然是“建安风骨”的继承与发扬。《诗品》又说他“文典以怨”，很清楚也是指咏史诗而言。这些诗里多引史事，所以“典”；他用史事发泄对现实的不满，所以“怨”。从他的诗里还可以看到建安以来文学技巧的发展。诗中使用对偶，也讲求词藻，但由于剪裁得当，严格地为表现内容服务，使得风力内充，一点没有冗沓平弱的毛病。他的诗不只丰富了五言诗的风格，艺术表现也更为圆熟了。
此外，他的《娇女诗》以现实主义的描写手法，使用俚语，生动地描绘了两个小女孩的天真情态，后来陶渊明的《责子》诗，杜甫《北征》中的片断，李商隐的《骄儿诗》都显然受了它的影响。他的《三都赋》虽是精心覃思之作，并曾名动一时，但基本上是走汉代大赋的老路，只是更求实一些，文学价值不大。
刘琨（270—317）[3]是略后于左思的有成就的作家。琨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东南部）人。他是贵公子，早年生活浮华放荡，西晋末年，在尖锐的民族矛盾中成为爱国志士。他和祖逖闻鸡起舞的故事更经常为后来一些富有事业心的学者、诗人所称道。关于他前后思想的转变，他在《答卢谌书》中自叙得很清楚：“昔在少壮，未尝检括。远慕老庄之齐物，近嘉阮生之放旷。……自顷辀张，困于逆乱，国破家亡，亲友凋残。负杖行吟，则百忧俱至；块然独坐，则哀愤两集。……然后知聃周之为虚诞，嗣宗之为妄作也。”他在外族入侵的情况下，历任刺史、大将军等职，在北方辗转抗敌，后因军事失利，投幽州刺史段匹，竟为段所害。
刘琨现存诗歌虽只有三首，但都是后期保卫中原的战斗生活的产物，有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深厚的爱国感情。永嘉元年九月，诗人赴并州刺史任，这时北方“胡寇塞路”，他“以少击众，冒险而进，顿伏艰危，辛苦备尝”，写下了有名的《扶风歌》：
朝发广莫门，暮宿丹水山。左手弯繁弱，右手挥龙渊。顾瞻望宫阙，俯仰御飞轩。据鞍长太息，泪下如流泉。系马长松下，发鞍高岳头。烈烈悲风起，泠泠涧水流。挥手长相谢，哽咽不能言。浮云为我结，归鸟为我旋。去家日已远，安知存与亡。慷慨穷林中，抱膝独摧藏。麋鹿游我前，猿猴戏我侧。资粮既乏尽，薇蕨安可食？揽辔命徒侣，吟啸绝岩中。君子道微矣，夫子固有穷。惟昔李骞期，寄在匈奴庭。忠信反获罪，
汉武不见明。我欲竟此曲，此曲悲且长。弃置勿重陈，重陈令心伤。
诗的前半表现了对故国的深沉眷恋。接着描写赴任途中的困苦情况，从不畏艰难的前进中披露了诗人爱国的至诚。篇末用李陵的典故揭露了抗敌斗争中来自统治阶级内部的困难，透露了晋政权的腐朽。刘琨于并州失利，投奔段匹，与段相约共辅王室，不料因儿子刘群得罪段匹，遂陷缧绁。这时又写了《重赠卢谌》一诗。诗的前半列举史事，一方面表现自己扶助晋室的怀抱，表示如果段能为王室出力，可以不计较私怨，“苟能隆二伯，安问党与仇？”是大义感人的诗句；另一方面激励卢谌为国立功，并援救自己。诗的后半则表现了“英雄失路，万绪悲凉”的感慨：“功业未及建，夕阳忽西流。时哉不我与，去乎若云浮。朱实陨劲风，繁英落素秋。狭路倾华盖，骇驷摧双辀。何意百炼钢，化为绕指柔！”
刘琨的诗清刚悲壮。《诗品》说它“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文心雕龙》说它“雅壮而多风”，都很能说明刘诗的特色。
刘琨的爱国行为和爱国诗歌给后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宋代爱国诗人陆游在《夜归偶怀故人独孤景略》中说：“刘琨死后无奇士，独听荒鸡泪满衣。”可以看到诗人对他的赞扬。元好问《论诗绝句》说：“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把刘琨与曹操相比，感叹他未能实现雄心壮志。
魏正始时玄学兴起，阮籍、嵇康的作品已有浓厚的老庄思想。西晋时期，玄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至西晋末年遂兴起了玄言诗。《诗品》说：“永嘉时，贵黄老，稍尚虚谈，于时篇什，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在这种文学风气里，能够“变创其体”，而获得一定成就的，是诗人郭璞。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好经术，博学有高才，通古文奇字，又善五行天文卜筮之术，因反对王敦谋反而被害。
郭璞的《答贾九州愁诗》说：“顾瞻中宇，一朝分崩。天纲既紊，浮鲵横腾。”对西晋灭亡，中原沦于外族表示了深沉的感慨。又说：“运首北眷，邈哉华恒。虽欲凌翥，矫翮靡登。……庶晞（希）河清，混焉未澄”，表现出恢复中原和澄清时局的愿望。这些说明了他有自己的理想和爱国的感情。但他处于政治黑暗的乱世，也有惧祸避世的消极思想，所以诗末说：“无贵香明，终自渴。未若遗荣，情丘壑。逍遥永年，抽簪收发。”
郭璞的代表作是《游仙诗》十四首。游仙诗的来源很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汉乐府中也有这类作品，建安、正始时期更不断有人继作。游仙诗中明显地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所谓正格的游仙诗，它们“滓秽尘网，锱铢缨绂，餐霞倒景，饵玉玄都”（《文选》李善注）；一种是借游仙以表示对现实的不满与反抗，如曹植、阮籍的某些作品。郭璞显然是继承了后一种传统。他的游仙诗借游仙以咏怀，有一定的现实内容。如第一首说：“京华游侠窟，山林隐遁栖。朱门何足荣，未若托蓬莱”，表示了对朱门的轻蔑与否定。第五首说：“清源无增澜，安得运吞舟。珪璋虽特达，明月难暗投”，表现了才志之士生不逢时的感慨。第四首则表现了求仙的渺茫和伤时叹逝的感情。郭璞游仙诗的另一特色是富于形象性，和一般游仙诗往往写得过于抽象不同。如第三首说：“翡翠戏兰苕，容色更相鲜，绿萝结高林，蒙笼盖一山。……赤松临上游，驾鸿乘紫烟，左挹浮丘袖，右拍洪崖肩”，写想象中的神仙居处的生活情态，形象鲜明而生动。《诗品》说他的诗“彪炳可玩”，正是指出了这种特色。不过《游仙诗》的主旨毕竟在歌咏高蹈遗世，不是积极的人生态度。
陶渊明及其作品（节选）
/萧涤非/
东晋时期，士族清谈玄理的风气更盛，对文学的影响也更大，出现了孙绰、许询等一系列作家，他们“诗必柱下之旨归，赋乃漆园之义疏”，玄言文学占了文坛的统治地位。这种文学在内容上是“世极迍邅而辞意夷泰”，严重地脱离现实。在艺术上则“理过其辞，淡乎寡味”，失去了艺术的形象性和生动性。直到东晋末的陶渊明，才给文坛带来了富于现实内容、具有独特风格的创作。
陶渊明的时代与生平
陶渊明（365—427）[4]，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西南）人。曾祖陶侃曾官至大司马，祖父和父亲也做过太守、县令一类
的官，不过到了他，家境已经没落。
陶渊明少年时代由于家庭和儒经的影响，对统治阶级抱着幻想，有“大济苍生”的壮志。但他的家世出身和所处的时代却是对他十分不利的。这时，腐朽的门阀制度发展到了顶点，门阀士族垄断了高官要职，出身于庶族寒门的人则遭到无理的压抑。陶渊明的曾祖陶侃虽以军功取得晋朝的高官，但本身并非门阀士族，在当时就已被讥骂为“小人”和“溪狗”，到了陶渊明时代，连这样的家世也没落了，他自然得不到社会的重视。这时东晋政治又极端腐败，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以陶渊明生活的主要时期来说，便经历了司马道子、元显的专权，王国宝的乱政，王恭、殷仲堪的起兵，桓玄的夺位，以及后来终于夺取了晋政权的刘裕势力的兴起。左右政局的士族和军阀所热衷的是争权夺利，他们既不想整顿政治，也无意收复失地。在这样的政治局面下，想实现进步的政治理想是不可能的。这种客观现实对陶渊明的生活道路以及思想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陶渊明直到二十九岁才出仕，以后十多年里，他几次做官，都不过是祭酒、参军等职，不仅济世的抱负无由施展，而且必须降志辱身和一些官场人物周旋。这一切只使他感到“志意多所耻”和“违己交病”。在老庄思想和隐逸风气盛行的影响下，陶渊明早年便有爱慕自然、企羡隐逸的思想，所谓“闲居三十载，遂与尘事冥。诗书敦夙好，园林无世情”。当他仕途不得志时，就更怀恋这种生活，“静念园林好，人间良可辞”。所以，这十多年里他一直“一心处两端”，行动上也是仕隐无常。三十九岁时，他的思想有了更大的变化，他说：“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瞻望邈难逮，转欲志长勤。”就是说本应该是忧道的，可是道不可行，那就只好躬耕自给了。就在这一年他亲自参加了劳动。此后，他又做过镇军、建威参军，因为“耕植不足以自给”，又一度为彭泽令，在官八十余日，逢郡督邮来县，属吏告诉他应束带接见，他叹道：“我不能为五斗米折腰向乡里小儿。”即日解职而归。从此，他结束了仕隐不定的生活，坚决走上了归田的道路。
在陶渊明归田以后的二十多年中，以镇压孙恩起义和桓玄叛乱而起家的刘裕独揽了东晋的军政大权，又在北伐南燕后秦中壮大了声势，终于代晋称帝。但是门阀世族的势力依然存在，黑暗腐败的社会并未改变。看惯了战乱、篡夺、阴谋、危机的陶渊明，为了避祸，就决心不再出仕。晋末征他为著作佐郎，辞不就。宋元嘉时，他“偃卧瘠馁有日”，江州刺史檀道济劝他出仕，他也拒绝了。道济赠给他粱肉，他“麾而去之”，表现了他与统治阶级决裂的坚定态度。
“世与我而相违，复驾言兮焉求？”陶渊明的归田，是在对污浊的现实完全绝望之后，采取的一条洁身守志的道路。这时儒家的“独善其身”的思想占了主导的地位。从他放弃了实现济苍生的理想来说，具有一定的消极性，但从他坚持高尚的志趣，决不和统治阶级同流合污来说，仍有一定的进步意义。正因为他把壮志埋藏在心里，所以一直没有忘却现实，常常流露对腐朽的现实的不满和壮志不得施展的焦灼和悲愤。同时，道家思想对他也有很大的影响。他吸收了道家思想中的朴素唯物论成分，认为万物都是按照自然规律而生灭变化，否定道教的长生永视之说和佛教的神不灭的思想，这是他进步的方面。但他由此出发而采取的“委运乘化”的人生态度，却是具有消极作用的。“聊乘化以归尽，乐夫天命复奚疑”，说明他处在极端不合理的现实中，想用这种态度消除思想矛盾，完全超脱于现实之外。
陶渊明的后期最值得重视的是他亲自参加了劳动。这就当时文人说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封建社会和儒家思想本是鄙视劳动的，两晋南北朝士族尤甚。颜之推《颜氏家训》说：“多见士大夫耻涉农务。”《南史·到溉传》载：到溉先祖曾担粪自给，别人骂他“尚有余臭”。陶渊明却冲破了这种剥削阶级的意识，坚决地走上了躬耕自给的道路。这样他的思想就引起了一系列的变化。他改变了剥削阶级鄙视劳动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认识了劳动的价值；也在与农民共同劳动、平等交往的生活中，对农民产生了亲切的感情，培植了倾向于平等的思想。他本来认为劳动可以自养，所谓“力耕不吾欺”的，但是他的生活，却和一般农民一样，不断地走着下坡路，经常受到饥寒的威胁，有时甚至不得不出去乞食，这也促使他不能不从别的方面去寻求贫困的原因了。上述这些思想的发展，推动诗人提出了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桃花源的社会理想，对不合理的封建社会表示了抗议。
陶渊明作品的思想内容与艺术特色
陶渊明的作品，现存诗一百二十多首，散文六篇，辞赋三篇，还有《读史述九章》和《扇上画赞》两篇接近四言诗的韵文。
诗歌是诗人成就最突出的方面，一百多首诗，具有丰富的内容。
诗人生活在极端黑暗的社会里，却坚持高远的理想和志趣，一部分作品表现出守志不阿的耿介品格。《和郭主簿》诗说：“芳菊开林耀，青松冠岩列；怀此贞秀姿，卓为霜下杰。”《饮酒》第八首说：“青松在东园，众草没其姿；凝霜殄异类，卓然见高枝。”霜威下盛开的菊花和不凋的青松，正是诗人挺立不屈的性格的象征。诗人在《咏贫士七首》和《扇上画赞》中还歌颂了不少固穷守志的人物。
正是由于有着这样的品格，诗人一方面对腐朽的统治阶级表现了一种孤高的态度。《咏贫士》第一首说：“万族各有托，孤云独无依；暧暧空中灭，何时见余辉？”这朵晴空飘浮的孤云，象征诗人的处境和命运，它孤独无依，会无声无息地消灭，但也表现了诗人的态度，它要远去尘埃，永远保持自由和高洁。另一方面，也对污浊的现实表现了强烈的不满。在《饮酒》二十首里，他借着“醉人”的语言，或是指责社会上是非颠倒，毁誉雷同（第六首），或是揭露政治的陷阱危机（第十七首），或是鄙弃世俗的虚伪和欺诈（第十二、十九首），在最末一首里，他说：“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终日驰车走，不见所问津？”虽然是美化了孔子，但他更主要的是对驰逐名利的颓败士风感到无比的愤激和沉痛。
陶渊明的志趣与性格，终于使他同统治阶级上层社会完全决裂，回到田园中来。他写下了大量的田园诗。他的田园诗充满对污浊的社会的憎恶和对纯洁的田园的热爱。如《归园田居》第一首：
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误落尘网中，一去三十年。羁鸟恋旧林，池鱼思故渊。开荒南野际，守拙归园田。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暧暧远人村，依依墟里烟。狗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户庭无尘杂，虚室有余闲。久在樊笼里，复得返自然。
诗人把统治阶级的上层社会斥为“尘网”，把投身其中看成是做了“羁鸟”“池鱼”，把退处田园说成是冲出“樊笼”、重返“自然”，表现了他对丑恶的社会的鄙视。诗人着重地细致地描写了纯洁、幽美的田园风光，字里行间流露了作者由衷的喜爱。在这里，淳朴、宁静的田园生活与虚伪、欺诈、互相倾轧的上层社会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具有格外吸引人的力量。
当诗人尚未离开宦途时，总有一种“暂为人所羁”的感觉，心情无法平静下来，他“望云惭高鸟，临水愧游鱼。”但当他远离了污浊的现实，回到田园中来，却感到获得了归宿。《饮酒》第五首：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诗人避开了达官贵人的车马的喧扰，在悠然自得的生活中，获得了自由而恬静的心境。
诗人的田园生活虽然是远离统治阶级，却更接近了下层文人和农民。这里有志同道合的朋友谈心赏文：“邻曲时时来，抗言谈在昔；奇文共欣赏，疑义相与析”；有朴实的农民共话桑麻：“时复墟曲中，披草共来往；相见无杂言，但道桑麻长”；有邻里的相与宴饮：“漉我新熟酒，只鸡邀近局”；也有天伦之乐：“亲戚共一处，子孙还相保”。所以，他的田园诗是有着丰富的现实生活内容的，这也是他的田园诗动人的原因之一。
尤其可贵的是他的田园诗还反映了劳动生活的内容。如《归园田居》第三首：
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道狭草木长，夕露沾我衣。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
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个带着月色，从草木丛生的小径上荷锄归来的劳动者的形象。《怀古田舍》诗说：“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在田野风景和农事活动的描写中洋溢着一种喜悦之情。由于诗人亲自参加了农业劳动，并由衷地喜爱它，劳动，第一次在文人创作中得到充分的歌颂。他的一些田园诗还表现了只有一个劳动者才可能体会的思想感情。如《归园田居》第二首说：“桑麻日已长，我土日以广。常恐霜霰至，零落同草莽。”表现了他对农作物收成的密切关怀。《于西田获早稻》诗说：“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开春理常业，岁功聊可观。晨出肆微勤，日入负耒还。山中饶霜露，风气亦先寒。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不仅表现了与剥削阶级寄生观点鲜明对立的依靠劳动生活的思想，而且表现了不辞辛苦、坚持躬耕的顽强态度。这些都超出了一般士大夫的思想意识，使他的田园诗闪烁着进步的思想光辉。
陶渊明还有一些田园诗描写了他的田园生活的贫困状况。《示庞主簿邓治中》说：“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有会而作》说：“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菽麦实所羡，孰敢慕甘肥！”这些诗虽然只是描述他自己晚年每逢天灾不免屡受饥寒的境遇，但是我们也可以从中想见当时农民们的更加悲惨的生活情景。
陶渊明在田园生活中的思想感情是极其复杂的。《读史述·屈贾》中说：“进修德业，将以及时；如彼稷契，孰不愿之！”他也是希望能做稷、契一类的人物的。当他壮志不得伸展而转托田园之后，虽然努力使自己满足于田园生活的乐趣，有时甚至企图以醉酒忘世，“泛此忘忧物，远我遗世情”，或者用道家顺应自然的态度对待人生，“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但这些都不能完全消除他壮志未遂的苦闷。《杂诗》第二首说：“气变悟时易，不眠知夕永。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凄，终晓不能静。”可以看到诗人在光阴虚掷中极度矛盾不安的心境。诗人也一直没有丢掉疾恶与除暴之心。在《读山海经》第十一首中，诗人大呼“明明上天鉴，为恶不可履”，用《山海经》中所记载的神话传说指出“肆威暴”的人，必然会遭到悲惨的结局。在《咏荆轲》一诗中，诗人热情地歌颂不惜牺牲生命而勇于除暴的壮士荆轲说：“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读山海经》第十首还歌颂了精卫和刑天虽死不屈的精神：
精卫衔微木，将以填沧海。刑天舞干戚，猛志故常在。同物既无虑，化去不复悔。徒设在昔心，良辰讵可待！
这无疑是诗人不屈的意志的表现。“猛志故常在”，说明诗人心中永远燃烧着一股不熄的火。上述这“金刚怒目式”（鲁迅《“题未定”草六》）的一面是诗人性格和创作不可分割的一个重要部分。除此以外，从《拟古》的“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云行游近？张掖至幽州”和他听见关中收复以后在《赠羊长史》诗中写的“九域甫已一，逝将理舟舆”等诗句，我们还可以看到他关怀收复中原的爱国热情。
诗人较晚时期所写的《桃花源记并诗》标志了诗人思想发展的高度。诗人在这里提出了“桃花源”的社会思想。这是怎样的一个社会呢？这里的生活是富裕、和乐而安宁的：“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阡陌交通，鸡犬相闻……黄发垂髫，并怡然自乐。”这里人人参加劳动：“相命肆农耕，日入从所憩。”劳动所得也全归自己所有，没有封建的剥削：“春蚕收长丝，秋熟靡王税。”诗人指出这是一个“与外人间隔”的“绝境”，是桃花源中人们的先世为逃避嬴秦暴政而开辟起来的一个新世界。他们“不知有汉”，更“无论魏晋”，这实际表明是一个与秦汉魏晋等封建主义社会相对立的理想世界。
陶渊明不满黑暗的现实，很早就追求理想的社会。但由于生活经历的限制，那时他还只能从传说中的古代寻求理想社会的图案，他在诗中流露“黄唐莫逮”的慨叹。这样，他的社会理想不能不是朦胧抽象而又具有浓厚的复古主义倾向。可是经过田园生活实践之后所提出的桃花源理想便大大不同了。随着他的思想的发展，对劳动认识的提高，对封建社会认识的加深，提出了上述一些具体的生活原则。这是诗人田园生活中理想因素的集中和概括，是代表小私有生产者对造成战乱和贫困的封建社会所提出的抗议，它反映了广大农民希望用自己的劳动创造和平幸福生活的强烈的愿望。它虽然仍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幻想，却启发人们认识封建社会的黑暗，鼓舞人们反抗不合理现实的斗争。
陶渊明的消极思想在他的诗歌中也不时流露。“穷通靡所虑，憔悴由化迁”，表现了他的委运乘化、乐天知命的消极的人生观。“今我不为乐，知有来岁不？”“人生似幻化，终当归空无”，显然是一种及时行乐和虚无幻灭的思想。“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也流露了颓唐情绪。
陶渊明的诗在艺术上具有独特的风格和极高的造诣。他的诗给人的突出印象是平淡自然。这是和他的诗歌内容以及表现上的特点分不开的。他的诗的主要内容是平淡的田园风光，农村的日常生活，以及处于这种生活中的恬静心境；而又是通过朴素的语言，白描的手法，真率自然地抒写出来，使人感到真好像是从“胸中自然流出”，没有一点斧凿痕迹。如《读山海经》第一首：
孟夏草木长，绕屋树扶疏。众鸟欣有托，吾亦爱吾庐。既耕亦已种，时还读我书。穷巷隔深辙，颇回故人车。欢言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微雨从东来，好风与之俱。泛览周王传，流观山海图。俯仰终宇宙，不乐复何如？
完全是白描的手法，语言十分平淡，使人读来毫不吃力，只觉得接触到一片生活情景，而这些情景、生活，以及诗人的志趣和心情，无一不是诗人真实的感受，所以写来十分亲切。
陶渊明的诗歌虽然平淡，却不浅薄，相反只使人感到淳厚有味。他的诗歌语言虽然只是极普通的“田家语”，却是经过高度艺术提炼的。而在这十分精粹的语言中又都含有丰富的形象，这些形象无论是自然风光，或是社会生活，都有着深厚的现实生活基础。如“蔼蔼堂前林，中夏贮清荫”，这是写诗人的生活环境。“贮”字虽只是一个平常的字眼，但用到这里却很形象很新鲜，中夏清幽凉爽的林荫好像是可以贮存、可以掬取的一瓮清泉。“有风自南，翼彼新苗”，一个普通的“翼”字，同样使我们清晰地看到那和煦的南风温存抚爱着欣欣向荣的禾苗的景象，生意盎然。这是只有经过亲身体验与深切感受之后才能写出的诗句。又如“春秋多佳日，登高赋新诗；过门更相呼，有酒斟酌之。农务各自归，闲暇则相思；相思则披衣，言笑无厌时”，平常无奇的八句诗却写出一片生动的田园生活气氛。苏轼说陶诗“似癯实腴”[5]，正好说明了这个特点。
陶渊明的一些诗歌还富有意境。这在他的田园诗中表现得最为突出。他的田园诗和谢灵运的山水诗很不相同。谢诗往往只给人一幅幅客观的山水画面，陶诗却在使人接触到田园生活画面的同时，而引入到一种境界中去。如前引的《归园田居》第一首，我们不只看到榆柳桃李中的几间草房、村落中的几缕炊烟，听见深巷的犬吠、树头的鸡啼：所有这一切还构成一种境界，它宁静安谧、淳朴自然。这种特点的形成与诗人的创作方法密切相关。诗人写作田园诗，目的并不在于客观地描摹田园生活，而是要强调和表现这种生活中的情趣。因此，他在创作时并不是随意摄取田园生活的影像，而是把那些最能引起自己思想感情共鸣的东西摄取到诗中来，在平凡的生活素材中含有极不平凡的思想意境，它潜移默化，使人们感到亲切，又感到崇高。苏轼说：“观陶彭泽诗，初若散缓不收；反复不已，乃识其奇趣。”所谓“奇趣”正是从意境中产生的。由于他的诗有意境，因而也就全篇浑然一体。这在艺术上又与汉魏诗的“气象混沌，难以句摘”不谋而合。
陶渊明的诗歌由于内容不同，风格也不完全一样。比如他的田园诗多半萧散冲澹，而《咏荆轲》等诗却豪放有力。但后者虽然豪放，却又“豪放得来不觉”（朱熹语），和他的田园诗的平淡自然仍有相通之处。
他的诗歌虽然在晋宋之间自成一格，自然流露，不假雕饰，但是细心的读者，仍然可以看出古诗、曹植、阮籍、左思对他的潜在影响。像《拟古》的“日暮天无云”等“风华绮靡”的诗中，显然融合了曹植的辞采。“语时事则指而可想”的《饮酒》诗，精神面目和阮籍《咏怀》非常接近，而他的《咏贫士》《咏荆轲》等诗，又显然是受了左思《咏史》的启发。钟嵘《诗品》说他的诗“又协左思风力”，是十分正确的。
陶渊明的辞赋和散文，虽然篇数不多，但也都写得很好。他的散文都是用朴素简洁的文笔描写真实的思想感情，真切而且传神。《五柳先生传》是诗人自撰的小传。在不到二百字的篇幅中，以精粹的笔墨描写他的爱好、生活态度以及思想性情等各个方面，把诗人的性格形象地勾画了出来。《桃花源记》也不过三百多字，却生动地展现了理想社会的生活图景，令人悠然神往。此外，《与子俨等疏》追叙生平的思想与经历，笔端饱含感情；《自祭文》对自己一生的大事，毫无悔恨之意，表现了诗人的骨气；《祭程氏妹文》也写得凄恻感人。
陶渊明的辞赋继承了抒情小赋的传统，但能洗净铅华，与他的诗、散文在风格上有其一致之处。《归去来兮辞》是历来为人称颂的名篇。这是诗人归田时的作品。文中有力描写了他由迷途折回的喜悦以及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从中表现了他的高洁志趣。篇中如“舟遥遥以轻飏，风飘飘而吹衣，问征夫以前路，恨晨光之熹微。乃瞻衡宇，载欣载奔”一段，那诗人从远道归来时的愉快心情，好像让我们亲眼看到了一般。又如“云无心以出岫，鸟倦飞而知还”，“木欣欣以向荣，泉涓涓而始流；善万物之得时，感吾生之行休”，托意深远，表现又极自然。他的《感士不遇赋》抒发了诗人对士不遇的感慨，也揭露了士不遇的原因。赋中说：“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表现了他的耿介不阿的品格。他的《闲情赋》则用铺排的写法表现了男女之间深挚的感情，从序文来看，它也是有寄托的。
山水文学之肇始
/罗庸/
此题主旨在说明谢灵运诗风格之来源，盖其影响隋唐文学至大。试读《诗经》，北方文士对客观风景之描写使独立成一单元者实不多见，乃附于事中杂言之，故《诗经》终不能发展成赋。而“楚辞”则重大量描写，此是南方文学之特点，因变而为汉赋，形成字典式的赋体，而客观描写又绝。唯地志书记山川，迄西晋而无正式山川文学产生，即此之故。
在谢灵运以前完全写山川之诗极少，文章更少，欲求此类材料，东晋之前唯二路可循，其一观记述山川之书，其二观描写山川之文体。《隋书·经籍志》记地理之书凡百三十余种，可分为十类：（1）记山水虽加入故事，然少描写风景，如《水经注》。（2）记都邑，如陆机《洛阳记》、盛洪《荆州记》[6]。（3）述行，为后
世游记之始，如戴延之《西征记》。（4）记风土，如周处《风土记》。（5）记域外，如法显《佛国记》。（6）神异记，如《十洲记》（托为东方朔撰）。（7）总集，如陆澄《地理书》，乃集他人关于地理之记载而成之抄本。（8）记寺塔，如杨衒之《洛阳伽蓝记》。（9）图经，如无名氏《周地图记》。（10）记物产，如许善心《方物志》。由以上十类可得一结论，即其著书目的在于实用而不在欣赏景物，近于历史者多。再自三国迄西晋之末，观其文人单篇之山川描写多用赋体，用散文描写者绝少，唯用赋之弊在观察不深，喜叠用前人旧句，其欣赏风物之程度实甚肤浅。至东晋而散文之记以出，如王羲之《游四郡记》、慧远《庐山记》，但仍自地理书蜕化而来。再有一种不是单独成篇，而是在诗序中夹入描写，将诗可能之情韵移入文章，而终未能独立，如王羲之《兰亭集序》是也。
南方山川远胜朔方，故自晋室南迁，北人乍见此景，不知不觉自口头加以描写，后移入文字，然用韵文良多拘束，不足以容其新创之词汇，故有散文记之产生。至谢灵运乃回头将山川之描写入于韵文，故能卓然成家，然犹时见其笨重处。迄惠连、玄晖而日有进步，工而弥巧矣。其后有鲍照《芜城赋》、江淹《江上之山赋》《哀千里赋》，又将山川情趣移之于赋，然已非西晋之旧格。其始山川之散文描写多夹入当时文人之书简中，始鲍照《登大雷岸与妹书》、吴均《与朱元思书》，至齐梁而山川之描写文大备，《文心雕龙》有《物色篇》，即论此问题者。唯极盛之后，终以衰落，盖文人专事物色之描写，徒托空言，毫无情韵，深为简文帝所嗟叹。故就发展大势而观，有情有韵、文质相称者，唯灵运一人而已，其势迨唐世而不衰。
钟嵘《诗品》及萧统《文选》
/萧涤非/
钟嵘《诗品》是在刘勰《文心雕龙》以后出现的一部品评诗歌的文学批评名著。这两部著作相继出现在齐梁时代不是偶然的，因为它们都是在反对齐梁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的产物。
钟嵘，字仲伟，颍川长社（今河南长葛）人，生卒年不详。他在齐梁时代曾做过参军、记室等小官。他的《诗品》是梁武帝天监十二年（公元513年）以后写成的。
钟嵘的时代，诗风的衰落已经相当严重。据《诗品序》描写，当时士族社会已经形成一种以写诗为时髦的风气，甚至那些“才能胜衣，甫就小学”的士族子弟也都在忙着写诗，因而造成了“庸音杂体，人各为容”的诗坛混乱情况。王公搢绅之士谈论诗歌，更是“随其嗜欲，商榷不同。淄渑并泛，朱紫相夺。喧议并起，准的无依”。所以钟嵘就仿汉代“九品论人，七略裁士”的著作先例写成这部品评诗人的著作，想借此纠正当时诗坛的混乱局面。
《诗品》所论的范围主要是五言诗。全书共品评了两汉至梁代的诗人一百二十二人，计上品十一人，中品三十九人，下品七十二人。在《诗品序》里，他谈到自己对诗的一般看法：“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宏斯三义，酌而用之，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使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是诗之至也。若专用比兴，患在意深，意深则词踬。若但用赋体，患在意浮，意浮则文散，嬉成流移，文无止泊，有芜漫之累矣。”从这一段话来看，他对诗的看法一是强调赋和比兴的相济为用，一是强调内在的风力与外在的丹采应同等重视。这和刘勰的看法大体接近，仅仅在对比兴的解释和重视程度上略有不同。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用典。他在序里说：“若乃经国文符，应资博古；撰德驳奏，宜穷往烈。至乎吟咏情性，亦何贵于用事？”并举出许多诗歌的名句说明“古今胜语，多非补假，皆由直寻”。他并尖锐地斥责了宋末诗坛受颜延年、谢庄影响而形成的“文章殆同书抄”的风气。刘勰并不一般地反对用典，在《事类篇》中他只是主张创作应该以“才为盟主，学为辅佐”，典故要用得准确扼要。不过钟嵘是论诗，刘勰是兼论文笔，包括钟嵘所说的“经国文符”“撰德驳奏”各种文体，因此很难说刘、钟两人在用典上看法有很大的出入。
钟嵘论诗还坚决反对沈约等人四声八病的主张。他说：“余谓文制，本须讽读。不可蹇碍。但令清浊通流，口吻调利，斯为足矣。至平上去入，余病未能；蜂腰鹤膝，闾里已具。”沈约等提出的四声八病的诗律，人为的限制过于严格，连他们自己也无法遵守，钟嵘批评他们“襞积细微，专相陵架。故使文多拘忌，伤其真美”。这是完全正确的。但是，钟嵘看到这种过分拘忌声病的害处就笼统地反对讲四声、讲格律，就未免有点“因噎废食”了。刘勰在《声律篇》里是积极主张文章要讲究声律的，他并且对应用声律的一些基本原则和难易的关键作了扼要的分析。
钟嵘论诗有一个重大特色，这就是他善于概括诗人独特的艺术风格。他概括诗歌风格主要是从以下几方面着眼：一是论赋比兴，例如说阮籍的诗“言在耳目之内，情寄八荒之表”；说左思诗“得讽谕之致”；说张华诗“兴托不奇”，都是着眼于比兴寄托的。二是论风骨和词采，例如说曹植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说刘桢诗“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说张协诗“雄于潘岳，靡于太冲”“词采葱倩，音韵铿锵”；都是风骨和词采相提并论。三是重视诗味，在序里他已经说五言诗“是众作之有滋味者也”，又说诗应该使人“味之者无极，闻之者动心”，反对东晋玄言诗的“淡乎寡味”。论诗人的时候，他又说张协诗“使人味之亹亹不倦”；应璩诗“华靡可味”。四是注意摘引和称道诗中佳句，在序里他曾经摘引“思君如流水”“高台多悲风”等名句，称为“胜语”；论谢灵运诗，称其“名章迥句，处处间起”；论谢朓诗，称其“奇章秀句，往往警遒”；论曹操诗也说他“甚有悲凉之句”：都是注意奇警秀拔的诗句的例子。除以上四点以外，他还善于运用形容比喻的词语来描绘诗歌的风格特征，例如评范云、丘迟诗说：“范诗清便宛转，如流风回雪；丘诗点缀映媚，如落花依草。”用语非常新鲜贴切。
钟嵘论诗也有一定的历史观念。他的序里对五言诗的产生和发展也有概括的论述，这也可以说是他心目中的诗史的提纲，不过他着重叙述各代诗人的阵容，与刘勰《明诗篇》着重论述各代诗歌的共同风貌及时代背景有所不同。钟嵘论每个诗人风格，总是指出其“源出”某人，虽然有认流为源的原则错误，但前人的影响也不容否认。在这方面，他提出了一些很值得注意的论点。例如他认为陆机、谢灵运“其源出于陈思”，颜延年“其源出于陆机”；认为左思诗出于刘桢，陶潜诗“又协左思风力”等等，不仅抓住了这些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人的某些比较重要的特点，而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启示了我们划分诗歌流派的线索。但是，诗人在风格上继承前代作家，关系是比较错综复杂的。钟嵘却常常把这个问题简单化。他说曹植诗出于国风，阮籍诗出于小雅，就是很显明的例子。他说王粲、曹丕诗出于李陵，嵇康诗出于曹丕，陶潜诗出于应璩，我们几乎看不出有什么根据。至于说“仗清刚之气”的刘琨的诗出于“文秀而质羸”的王粲，更显然有些自相矛盾。他论诗抹杀两汉南北朝乐府民歌，更是存在明显的偏见。他对建安诗人所继承的传统缺乏正确判断，正和这一点有密切关系。
钟嵘论诗一方面是反对某些形式主义的现象，另一方面也受到南朝形式主义风气的影响。他品评诗人，往往把词采放在第一位，很少涉及他们作品的思想成就。所以，他就把“才高词赡，举体华美”的陆机称为“太康之英”，放在左思之上；把“才高词盛，富艳难踪”的谢灵运称为“元嘉之雄”，放在陶潜、鲍照之上。在划分等级的时候，甚至把开建安诗风的曹操列为下品，把陶潜、鲍照列为中品。这些地方，显然和他序中所说的风力与丹采并重的观点并不符合。他摘句论诗的批评方式，虽然反映了当时创作上“争价一句之奇”的倾向，也开了后代摘句批评的风气。
钟嵘《诗品》是第一部论诗的著作，对后代诗歌的批评有很大的影响。唐司空图，宋严羽、敖陶孙，明胡应麟，清王士祯、袁枚、洪亮吉等人论诗都在观点上、方法上、或词句形式上受到他不同程度的启发和影响。
魏晋以后，由于文学创作的发展，文人们也开始注意文章总集的编选，这些选家往往通过文体源流和作家作品的论述，通过文章的去取体现他们的文学观点，因此这些总集同样具有文学批评著作的价值。现在已经佚失的西晋挚虞的《文章流别集》和东晋初李充的《翰林论》就是魏晋南北朝时期著名的总集。
现存的文章总集，以萧统的《文选》为最早。这部总集是梁昭明太子萧统（501—531）在东宫时延集文人们共同编订的。萧统在文学上主张文质并重，认为文章应该“丽而不浮，典而不野”（《答湘东王求文集及诗苑英华书》）。他曾经为陶渊明作传和编集，可见他的观点和萧纲等人的形式主义观点并不一致。他在《文选序》里谈到他选文的标准，认为经史诸子等都以立意纪事为本，不属于词章之作；只有符合“事出于沈思，义归乎翰藻”的标准的文章，才能入选，这也就是说只有善用典故成辞，善用形容比喻，辞采精巧华丽的文章，才合乎他的标准。可见他编《文选》正是企图用南朝文笔之辨的理论来划分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尽管他立的标准并不符合我们的关于文学的科学概念，但也可以说是一个很有积极意义的尝试。《文选》中选录了自先秦到齐梁时期的许多诗文作品，所包括的时代虽然很长，但是由于他选文的标准着重辞采，所以选录的文章仍然是略古详近，很重视南朝作品的。可见萧统虽然也主张文质并重，但他对文质观念的理解以及对文章的实际看法，和刘勰不满南朝文风浮诡、讹滥的观点是颇有差别的。此外，我们也应该看到，萧统所选的文章如孔安国《尚书序》、杜预《春秋左氏传序》及范晔《后汉书》中的一些序论等，也不尽符合他自订的体例。他分析文体过于烦琐，也有形式主义的倾向。
萧统选文时，选入了《饮马长城窟行》等汉代乐府民歌，是值得肯定的，但是所选的篇章毕竟太少，南北朝乐府民歌更一首也没有选。有一些优秀的文人作品也有所遗漏，如陶渊明的诗只选录了八首，这不能不说是缺憾。但是，他选入的多数作品仍然是经过精挑细拣的佳作，因此，他这部书不失为一部代表当时文学观点的好文学选本。
此书自唐初李善加以注释后，就得到广泛的流传，唐以后的文人们往往把它当作学习文学的教科书。杜甫教育他的儿子要“熟精文选理”（《宗武生日》）；宋人谚语也说：“文选烂，秀才半”（陆游《老学庵笔记》），可以看出它在后代的广泛影响。后代文人研究《文选》及李善等人的注释，形成“选学”，也不是偶然的。
徐陵在梁朝编成的《玉台新咏》，是一部现存的较早的诗歌总集。虽然所收的诗只限于“艳歌”，有明显的局限性，但其中保存了《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即《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的一些民歌，还是值得我们重视的。
注释
[1]即《与吴质书》。——编者注
[2]孔融字文举，后文多用“文举”二字。——编者注
[3]刘琨在世时间应为公元271—318年。——编者注
[4]陶渊明生年除公元365年，尚有公元372年、公元376年两种说法。——编者注
[5]应为“癯而实腴”。——编者注
[6]另有古籍中称《荆州记》作者为盛弘之、盛宏之。今以盛弘之为作者。——编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