船山学自记
余少失怙，贫不能问学。年十三岁，登高而伤秋毫，时喟然叹曰：此秋毫始为茂草，春夏时，吸收水土空气诸成分，而油然滋荣者也。未几，零落为秋毫，刹那刹那，将秋毫且不可得，求其原质，亦复无有。三界诸有为相，皆可作如是观。 顿悟万有皆幻。由是放荡形骸，妄骋淫佚，久之觉其烦恼，更进求安心立命之道。因悟幻不自有，必依于真。如无真者，觉幻是谁？泯此觉相，幻复何有？以有能觉，幻相斯起。此能觉者，是名真我。时则以情器为泡影，索真宰于寂灭，一念不生，虚空粉碎，以此为至道之归矣。既而猛然有省曰，果幻相为多事者，云何依真起幻？既依真起幻，云何断幻求真？幻如可断者，即不应起，起已可断者，断必复起。又舍幻有真者，是真幻不相干，云何求真？种种疑虑，莫获正解，以是身心无主，不得安稳。乃忽读《王船山遗书》，得悟道器一元，幽明一物。全道全器，原一诚而无幻；即幽即明，本一贯而何断？天在人，不遗人以同天；道在我，赖有我以凝道。斯乃衡阳之宝筏、洙泗之薪传也。《船山书》凡三百二十卷，学者或苦其浩瀚，未达旨归。余以暗昧，幸值斯文，嘉其启予，爰为纂辑，岁星一周，始告录成，遂名《船山学》。故记其因缘如此。
余曩治船山学，颇好之，近读余杭章先生《建立宗教论》，闻三性三无性义，益进讨竺坟，始知船山甚浅。然考《船山遗书》目录，有《相宗络索》、《八识规矩颂赞》二书。自邓显鹤、曾国藩之伦，皆莫为刊行。诸为船山作传者，亦置弗道。吾臆船山晚年或于佛学有所窥，陋儒或讳其书不传，未可知也。
丙辰夏子真识
示韩浚
天字之义有四：以形气言，一也；如《诗》言‘旻天’、‘昊天’是。 以主宰言，二也。如《书》称福善祸淫之天，及《诗》所称‘上帝’，皆是。 以虚无言，三也；如《中庸》末章所称‘无声无臭’之天，是与第二义不同：盖一有人格，一无人格；一属宗教，一属哲学。 以自然言，四也。如《易》言‘天行健’，是今所谓天演也。 四义中，后三皆本前一引伸之，而学术思想之变迁，亦于此可略识矣。《说文》：‘天，巅也。至高在上，从一大也。’此言乎形气已。初民以苍苍戴吾之上者为大莫与京，能生能覆，故皈敬焉。古者，天子祭天。 人智稍进，则于形气而求真宰，以均陶万有为真宰之权能，故赞美曰天，而涵义较前迥异。又进，则知真理者‘体物不遗’，《中庸》此语，独云真如遍为万法实体而了无名相，故《中庸》以‘无声无臭’形容之。 虽亦名天，其义特妙，无神说也。《中庸》言鬼神曰‘如在其上’云云，如在者，无在无不在，盖即斯比诺沙之泛神说。泛神犹无神耳。 无神，则无作者，故究形气者，进言自然，遂赞天行之健。‘君子自强不息’，以人持天也。 晚近天演说张，形气之秘机愈泄，斯以自然言天者贵矣。夫始制天字，用表至高在上之苍穹耳，浸假则引伸为真宰之名，又引伸为虚无真理之目，又引伸为自然之谓。至于后二义，于形上形下之故，渐有发明。然佛明因缘，则自然又成戏论；佛说唯心，与此云无神，精粗迥别也。
张纯一存稿序
张君仲如，少治儒术，尚任侠。清末失政，与潜江刘敬庵，假武昌圣公会为日知会，谋革命。因是交基督徒，探其教义。痛士习民风之敝，以为革政不如革心。中国，数千年儒教之国也。儒术为世主所熹，遂屈老墨而成一尊，以其言政教合一，干禄之学、功利之说争相缘附，役斯民于权利之壑。儒者虽讳言利，而为利者易托焉。《易》曰：‘崇高莫大乎富贵。’孟轲言有为贫之仕，又云，仲尼三月无君，皇皇如也。虽言匪一端，义各有当，然此等处最易为人假借，故人亦乐奉儒教。老曰：‘人不婚宦，情欲减半。’墨翟自苦救人，皆不若儒术便人之私，故为儒所抑，而吾国人乃终溺利禄中也。故言教者宜无与政，儒者若管宁、王船山其行至清，乃别派也。 至今洪流横决，其祸滔天。故仲如以革心在革教，遂逃儒归耶，匿迹沪渎，不复与党人政客往还矣。是时风气未开，士大夫最鄙教侣。仲如幼补文学，老生夙器重之，至是乃为人所唾，而仲如不顾也。余曩与仲如论礼，仲如曰：‘儒者言礼，纲维人己，经纬万端，善已。然严天泽之分，其弊也，上专下窳，景教无差等，章太炎谓神教不平等，然独尊一神者，于神之下实皆平等也。 屈己为群，寅亮天工，故莫不得所。耶稣自谓非以役人乃役于人，专以服役利他为训，此耶教精神也。华盛顿服膺耶教者，微时尝见一乳鸟失所哀鸣，即择木栖鸟，凡三徙之，待其不鸣乃止。旁有嘲之者曰：‘若为鸟之仆乎？’华盛顿曰：‘我则安能？唯上帝能为万物之仆耳，吾其勉为人类之仆耶。’观此则美之共和奠于华氏，非偶然已。故耶教屈己利物之精神，非儒家所及也。 夫亲本始，薄形骸，肖所生，厚同类，净严心土，光曜世界者，礼之意也，则吾景尊所尚矣。’又曰：‘不以礼应物者，是先不以礼自处；不以礼自处者，是亡其所自也。’余既然其说，仲如复旁搜博探，默契元妙，颇融贯佛说，以发明《新约》义趣。常曰：‘上帝即一真法界，祈祷具戒定等义。自修自证，绝佞媚之劣情。即心即神，泯自他之妄执。’其会心于耶氏者深哉。余廿年严惮之友，以仲如与同县刘通子通为最。子通天资卓绝，仲如践履笃实，皆余所不逮。然仲如之学，于子通为近，独余向异其趣。近乃多同，常欲共席研摩，卒格于事势。茫茫大地，契心几人？并此寥寥者亦复难聚，惟有撑拳赤脚，独往独来于天地间而已。今夏，余自粤返里，道沪，过仲如。益感当世之变，而叹仲如之归依宗教为知本也。比荷仲如以《存稿》见示，颇切实高明；而与子通往还诸牍尤为精要。以其能明基督之道，以裨世教人心，故易其名曰《谈道书》。急纵叟付梓，并序仲如生平，以告读是书者。
七年夏五熊继智序。
复张君
承询断证，依实教说，单刀直入。《大疏》云：‘照惑无本，即是智体。照体无自，即是证如。’谓迷时说惑，悟时说智。惑体智体，无二体故。故知妄惑性空，全是智体，即此智体，从缘无性。无性之性，全是真如。又即寂之照，曰智；即照之寂，曰如。寂照双融，如智一体。实教断证，大意如是。要惟上根，乃得契入。外道与佛之关系散见诸经论中。继智牵于人事，未遑博考，良亦自愧。然余杭《大乘佛教缘起考》所征论，可谓扼要。抄疏如别，试览之。
大乘胜义，在先立如来藏识，非在先立法身。藏识是佛之因，法身是佛之果。因既成立，果乃可知。而此藏识之名，本由小乘无我，数论神我，相较而成究竟一乘。《宝性论》第三云：‘一切外道，执着色等非真实事，以为有我。而彼外道取着我相，无如是我相虚妄颠倒。一切时无我，以是义故，说言如来如实知一切法无我，到第一彼岸，而如来无彼我，无我相，何以故？以一切时，如实见知，不虚妄故，非颠倒故。此以何义？以即无我，名为有我，即无我者，无彼外道虚妄神我；名有我者，如来有彼得自在我。’今寻佛在世时，与数论师出入最数。若专立无我者，现见世人皆证有我。而说为无，即有世间相违之过，非建立藏识，其能服数论之心耶？故知如来藏，阿赖耶识诸宗，原惟佛说也。又如胜论建立极微，有地、水、火、风、空、时、方、我、意九种。而佛家小乘，如有部经亦皆建立极微，以说四大，但不说空、时、方、我、意五者亦有极微耳。若佛说止此，则胜论犹今梨布涅知辈，说心物皆有原子。佛说如理化诸师，说实质方有原子，二者固无以相过也，非建立法空真如，亦何以钳胜论之口耶？故知双破二执，原惟佛说也。又如《吠陀》之说，以人为梵天所生。《路歌夜多论》，即顺世外道。 说鹅之白色，鹦鹉绿色，孔雀杂色，皆自然生，我亦如是。见《金七十论》。佛说既破自然，又破作者，而立因果钩锁之说。然作者易破，自然难破，因果相追，必有无穷之过。若建立一因为始，更无他因者，即与自然说同。非说万法因迷而起，复何以难彼也？故知‘三界唯心’，原惟佛说也。真按：佛说何以胜外道而为了义谈，此处急须参透。
日知会王刘余何朱诸传
谨案：民国元年，今大总统黎公，时以副总统领鄂都督事。于是年冬，特设武昌日知会调查纪录所，创修《日知会志》。以孙武、蔡济民、季雨霖主所务，余亦兼编辑。搜集未竟。迄于癸丑，而南北战事起，余退耕田里，日知会调查纪录所亦无形消灭，集稿散佚矣。案：日知会始名科学补习所，则发起于清光绪甲辰夏，至乙巳四月改组为日知会，势遂大，自是会员多有东渡或散布各省者。海外同盟会成于乙巳之秋，其中要人，多出日知会。如宋渔父，其最著也。当是时，日知会与同盟会内外策应。迄于丙午，日知会破坏，而会员继起，分设共进会、文学社，再接再励，故辛亥武昌一呼，光复旧物，非偶然已。日知会诸子，多不羁之才。而王汉、刘敬庵、余仲勉、何见田、朱元成皆天资过人，立身有本末。诸子但为未及古人，自一时之隽也。而敬庵尤卓荦，乃皆以少年遭惨变，不得竞其学，展其才，惜哉！余自弱冠与诸子相从忧患，昔尝论次其行事，以为之传，癸丑散佚，今不可忆。又年来心事恶劣，学殖荒落。兹为诸子传，盖十不得彷佛其一二，聊以备国史之采云尔。王汉，字竹庵，湖北圻水人。父兄皆名诸生。汉生而岐嶷秀茁，习儒术，年十六，通五经义，诗文多伤时语，喜读兵书及豪侠传，购剑自舞，人或以痴诋之。曾受学同县何焜阁司马。焜阁故受学于同县熊光大孝廉，治姚江学，辄纵谈时事，导诸生厉实行，救国危。汉闻之，瞿然有清世志。居无何莅鄂，改名潮，字怒涛。时潜江刘敬庵、黄冈何见田、江陵朱元成聚鄂谋革命，均交汉，就汉决事。汉沉毅，少大言，诸人颇以此重之。桃源胡瑛，年少有机智，汉一见大悦，倾肝胆与交，常教瑛敦道义，厉志节。瑛语人曰：‘汉诚迂士，然缓急可恃也。’未几，清差铁良搜刮东南财赋。汉叹曰：‘东南民力竭矣！’一日谓其妇曰：‘吾有老母，将以累君。’妇不解所谓。汉阴伺铁良于鄂，图枪毙之。既而以鄂距家近，恐累母及兄，遂令胡瑛与俱，尾铁良后，行至河南彰德府，铁良易车肩舆，乃急趋前击之，不中，又击之，又不中。卫兵追捕亟，汉反奔，知不免，引枪自毙。年二十三。胡瑛出其尸槁葬彰德城外。事在清光绪三十一年正月。初，何焜阁尝语汉以《大易》需时义。汉拂然曰：‘人各需时，奈何？《需》之《彖》曰：“利涉大川”，大川险也，唯涉险可以济天下之险。’焜阁无以难之。汉往刺铁良，婚才数月。汉就义月余，刘敬庵、何见田等组织日知会于武昌。又数月，吴樾刺清五大臣。又二年，徐锡麟刺清安徽巡抚恩铭。又七年，武昌起义。民国成，时人寖莫能言汉死事状。民国元年，熊子真上其事于黎副总统，其潜德始表而出之。
刘敬庵
刘敬庵，名贞一，又名大雄，以字行。湖北潜江人。明经淇之子也。兄弟四，敬庵最长。母金氏爱之逾于诸子。幼随父读，颖悟善记，书过目辄不忘。性沉静无哗，喜坐小楼静读，寒暑不辍，非膳不下。夜辄凝神危坐，如老僧入定，父母以为倦，促之寝，应曰：‘非倦也，特敛心默识耳。’识者知其非常人也。稍长，窥中原多故，志在澄清，投鄂军为兵士。值今大总统黎公治军，识敬庵，拔入记室，敬庵卒去之，闲居访求豪俊。清光绪甲辰夏，王汉、何见田、宋教仁、余仲勉、朱元成等，先后聚鄂谋革命。敬庵一见深相结，遂设科学补习所为党人机关。会黄兴、刘揆一聚党设华兴会于长沙，拟乘是年清后寿期举义。鄂党曾派员赴湘联络，期发于湘，回应于鄂。九月，湘事泄，诛及于鄂。武昌知府梁鼎芬，由是封禁补习所，诸同志亡走。明年春，王汉刺清阅兵大臣铁良，不中死。敬庵愤甚，乃与同志复立日知会于武昌，军人学子多入会。每开会演说，敬庵至诚恻怛，声泪俱下，环听者常数百人。数月，党势益炽，日知会支部林立。丙午，清廷调南北军会操河洛。同志以是机可乘，议发难。敬庵以时机未至，力戒暴动。激烈派群起非难，至欲杀之，敬庵不为动，务以新书报散布军民，以道德勖同志。是年冬，萍乡矿夫为争工资畔，党人暗操纵之，势遂大。清谕湘鄂会兵痛剿，并诏捕党人急。湖北巡警道冯启钧，为功赏素仇党人，未尝一日忘日知会也。至是以东京留学生郭尧阶侦探，知敬庵为党首，将逮敬庵。敬庵闻之曰：‘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不肯避。某生谏曰：‘公奈何轻一身，不为后图乎！’强之走，将抵黄陂，为虏骑追获，未几，朱元成、张难先、殷勤道、吴保春、李亚东、胡瑛、季雨霖以次逮狱。时名捕者尚百余人。初萍乡举事时，有刘家运者，指挥徒众，抗清军甚力。启钧以敬庵即家运，请于总督，将置之死。敬庵曾入圣公会充信徒，某教士因美公使，为之宽于清外部及湖广总督。得末减，然卒不获释。辛亥五月十八日，幽死于狱，年三十余岁。敬庵终身不娶，不肉食，恬淡异常。少年治六经佛老诸子学，通晓大义。后皈依耶教，力穷其奥。平生践履笃实，立必齐足，坐必平身，行必端步，律己严，待人爱敬。非讲道，言语不诸口。事不适意，怒不形于色。视害己者无怨心，且以其无知而悯之。有病者，则为之祈祷。尝曰：‘凡人意思行为，须时加检点，必本信心而行。吾于时时事事，形形色色，无不亲眼见得上帝。’其体道深切如此。敬庵在狱，囚徒多感化。一日狱收一犯。凶恶甚，咸不敢近，狱吏尤惮之，移与敬庵处，和易过他囚。敬庵智勇深沉，能任重致远，在鄂苦心经营，无赫赫之功，人思慕焉。民国元年，黎副总统请追赠敬庵大勋位，召其家属厚恤之。
余仲勉
余仲勉，号简斋，湖北麻城人。幼有异禀，从兄敬堂受学于余浩吾昆弟，略识周秦学术源流。少长，读明末诸子书，慕船山黎洲之风，慨然有继述志。会清那拉后临制，亲贵擅柄，民生日瘁，国势日蹙，仲勉益愤，乃挟书游长江上下，阴求豪侠之士，首事改革。甲辰夏，同刘敬庵何见田设科学补习所于鄂。语在敬庵传。是秋，驰赴日本，规设中国留学生会，从粤人某，学制炸弹及放射术，改字剑侪。乙巳秋，见孙文于东京，纵谈时局，多中肯要，遂策成同盟会，聚党徒数千人，风动中外。孙文大奇之，以湖北党务委。未几，清廷授意于日本政府，颁布取缔留学生规则。陈天华愤懑投海死。天华者，仲勉石交也，欲与俱殉，友人责以后事，乃已。寻与王博沙回沪，创设中国公学，为收集党人地。复入鄂，通日知会，谋益亟。时日知会附设学校，及武昌翻译学校，皆党人机关，以仲勉掌教职。仲勉痛刺时事，无所避，诸生闻感泣下。丙午秋，萍乡举义，仲勉与刘敬庵、朱元成、何见田、胡瑛等，谋为桴鼓应，而军资无出。适益阳李某佐职来鄂，因沔阳郭尧阶入党，言六合锑矿公司。存款可挹注。仲勉遂约同志，往汉口某纸厂，订立合同。事甫就，为尧阶所闻。尧阶故留学东京，好冶游，私赴纸厂，取其款，惧同志弗容，阴泄其事于清巡警道冯启钧。启钧委之为侦探队长，转导捕党人。刘敬庵、朱元成、张难先、胡瑛等皆逮狱。仲勉令其妻善事敬庵母，而阴欲招死士轰炸官署，出敬庵等于狱，事未就，而声益张。仲勉叔子敦，友人孙楷臣、彭华卿、屈竞存，乃促仲勉暂避地，行抵沪，入公学。公学，党人麇集地也。诸同志以湖北事败疑仲勉。适某君窃视其日记，疑尽释遂推为公学干事。明年春，清南洋大臣端方，侦得情实，悬五千元购其头。仲勉疾走日本。时中国留东者尚万人，卒涂饰征逐，仲勉独岸然不随流俗为转移，因改名诚，字季穆，一意孤行，不复事交游矣。诸同志争引重，举为湖北同盟分会会长。仲勉恒言当世人心风俗败坏，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必丧。以故忧时甚深，与人言，辄涕泗呜咽。及遭党禁，飘零岛国，又以不得事父为忧。后以疾笃归国。易箦时，犹口诵道德经，言某字疑误，遣人索书于余祖言，及祖言持书至，已气绝矣。卒年二十有六。无子。仲勉为人，志行坚苦，其学氾滥百家，而以老氏为归。于并时人，独尊余杭章炳麟太炎。弱冠举于乡，后悔之。既卒二年，武昌起义，同志哀思不已。初仲勉家中落，同县曾耀先时时资之。耀先者，血性好义士也，有死书数卷。先仲勉卒。
何见田，又名自新，字季达，湖北黄冈人。豁达不羁，或呼为醉侠。少丧父。母邱氏督之严。颖悟过人，读书善自发新解。年十余岁，补博士弟子员。叔父质夫。令就学于圻水何焜阁，讲求义理经世之学。时满清那拉后擅制，政乱民流，国土日削。见田读黎洲原君。因谓治道贵振民权，任自由，而嫉宋儒误以尊君解春秋。遂与蕲水王汉、同县熊子真之伦，为新学会，日聚少年高谈，非尧舜、薄周孔，无所避。诸学究目为中魔。居无何。游鄂，西上荆湘，入巴蜀，遍交其地侠客力士。逾年返鄂，与刘敬庵图改革，密定进行方略。一曰以武昌为根据，二曰提倡民气，三曰运动军队，四曰组织机关。议既定，大集同志，设日知会于武昌高家巷，声势几震东南。时孙文亦成同盟会于东京，使吴昆导法人欧吉罗，赴鄂联合。其后武昌能以一隅肇民国者，多日知会力也。清光绪三十二年冬，萍乡举事不成，大兴党狱。虏名捕见田，掠其家。见田与熊子真俱走江右，出没德安、建昌间，角巾野服，自号庐江道人。见田故多病，及遭党禁，奋志为学，惫益甚。数年，归卒于黄冈，年二十九。民国元年，熊子真、詹大悲、胡瑛，合词请于黎副总统，以见田从祀武昌烈士祠。
朱元成，号忪坪，字子龙，湖北江陵人。父墨香，以学行重于乡。元成幼丧父母，祖母抚之成立。事祖母以孝闻。为学务实用。精与地算术，治史志，识兴废，嫉异族如仇仇。弱冠游鄂，与王汉、刘敬庵、何见田图光复，先后设科学补习所、日知会于鄂。同志议运动军队，元成独抗声曰：‘不入虎穴，焉得虎子。’遂入工程营为兵。工程营者，鄂督张之洞所创建，号为新军者也。同志皆谓元成壮士，诸军自此多义士矣。乙巳冬，驰赴日本，联合同盟会。其明年，萍乡事起，孙文令元成与胡瑛返鄂，谋起兵应之。事泄逮狱。当被逮时，湖北巡警道冯启钧，武昌知府梁鼎芬，召对狱簿，元成供认不讳，冯梁处之酷刑。丁未三月，竟死于狱。或谓冯启钧阴鸩之。其族侄友英，含殓归葬。元成为人敦厚寡言，勇于任事。卒年三十二。
某报序言
报章者，国民喉舌之司，所以监督政府，指导社会，责任重矣。故其议论时事，则有春秋之志焉。太史公曰：‘春秋以道名分，名者所以正物。’世之衰也，庶物凌乱，各逾其轨，而成攘夺戕杀之局。名正，则分定，物得其所，而莫不发舒，斯文明矣。仲尼救卫之乱，先以正名，春秋志也。正名之要，莫大乎明是非。春秋寓褒贬，别善恶，而乱贼惧，致世太平，有以也。世之乱，先乱其是非。前清之世，朝廷无是非，而草野有之；小人无是非，而君子有之。故乱矣，而未至于极也。民国以来，上无道揆，下无法守，朝不通道，工不信度，君子犯义，小人犯刑，上无礼，下无学，贼民兴，上下交征利，不夺不餍，是故上下之间，无是非可言。然而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矣。嗜欲之薰蒸，害气之充周，视眩而听荧，曹好而党恶，图私利，忘大祸，修小怨，结繁冤，一夫唱之，万夫和之，不崇朝，而喧阗流沔，溢于四海，恶业既滋，不可瘳矣。载胥及溺，何是非足云。常谓谈吾国今日事，当如佛祖说法，随说随扫，不立一说。民国五年之间，各种制度，各种人物，无一不经试验，而无一可加然否。自三五以降，吾国之不道，而至于无是非，未有如今日。故乱极而不知反也。夫吾国变乱所成，原因复杂，勿论其他，而士大夫业报纸者，淆乱是非，实为戎首。以朋党之实，冒政党之名；入主出奴，则爱憎成乎心；利用势力，则得失昏其智。师成心者，偏执不反；智昏者，怙恶不悛。偏执长忿，怙恶流毒。黑白不分，搏击快意，习为挑拨，工于饰伪，流言孔章，而无在不与国民真意相反。虽托于舆论，群情固莫之许，贞士目以横议；而阴鸷之流，卑鄙之夫，反有以受报纸之责言为快意者矣。至此，而后举国上下，敢于为非。即有一二自爱不甘为非者，而以在漩涡之中，四周压力所迫，欲不为非而不得矣。至此，而后举国无是非可言也。抑至此，而或有一二独秉真心者，欲有所言，则言未发而祸已至矣。呜呼恫哉！吾辈试静坐凝目而思，自世变以来，业新闻者之造孽于国，当不在枭桀与悍帅之下矣。或曰，今之世，众狙朝三暮四，群非而无一是，即欲断以春秋之法，将何所施。曰恶，是何言。夫群力交推，众流汇集，屈伸相报，胜负迭乘，而随时皆有可精之义，可执之中，故曰赜而不可乱也。其在乘权处势者，有见于此，而择善固执，足以立臻荡平。否则士大夫主持清议，甄别淑慝，亦可以作社会之气，而夺奸盗之魄。故曰：‘不知春秋，前有谗而不见，后有贼而不知。’言是非不可不辨也。本报将持斯志，以与国人扬榷之。
复吴贯因癸丑
孔学末流，诚如来论。默观时事，正未得安枕也。自古仁智之流，拨乱反治，一本于大经之正。正经何？正其心，而曲尽万物之理，需众志之孚，以定国是，使元气昭苏，沉屙自愈。故曰，‘经正，则庶民兴’也。今之执政，不学无术，私心独断，以逆流为治，以武力剥削为能，欲玩天下于掌上，其祸败可立俟。颇闻时贤委蛇其侧，纵别具深心，窃恐转入漩涡。吴康斋之诗曰：‘伫看风急天寒夜，谁是当门定脚人。’足下之明，当能察此。河山修阻，觌面未期，翘首燕云，曷胜惆怅！
与某参谋
忆昔江干释甲，俱隐故山，虽诗兴室远之嗟，而彼此过从，犹相慰藉。‘远览并峰头立马，阙疑同月下论文’，妙景豪情，堪回溯也。近维大乱甫定，政局更新。弟壮志未销，爰览上都之胜；吾兄应贤藩弓召，亦暂息憩都门。三千里外，旧雨欣逢。‘舞剑惜中原风景，投壶数天下英雄’，结怀尽吐，乐可知也。所恨飘萍偶聚，顿唱离歌。兄命驾以出关，弟驱车而返里。昔年袍泽，今日参商。白云在天，瞻望可及。辱承厚爱，宜竭鄙怀。黑省接壤强邻，神州屏翰，外交内治，无往非艰。毕公敡（子澄按：《全集》中这个字是反文旁，没能打出来） 历三边，勋勤懋着，龙江开府，实作长城。吾兄既受明知，勉图报效。赵充国之硕画，端在屯田；程不识之治军，唯资严谨；勿疏小故而动邻交，无虚边地而为敌有。卑无高论，或取于斯。明知高明之见，必越寻常；聊尽献曝之忱，无忘私谊。关山辽阔，临颖神驰。
贺然圭传
贺然圭，黄冈人也。少读论孟，解大义。遭兵乱穷困，遂废儒业，治稼穑。终身南亩，智与业精，习与神会，观天之时，察地之利，尽物之性，播种唯宜，壅溉尽适，以是所收常倍他农。竟数年，起家素封矣。或叩其术，然圭曰：‘吾有术乎哉！吾志定神壹，用力不纷，故阴阳寒暑，高下燥湿，百谷所宜，莫不察也。顺物自然，物莫不阜也。吾何术焉？’君子曰：‘然圭学稼也，而进乎道矣。’
答李君
示及是非无据，所见甚卓。挽世唯物之说胜，功利之习炽，又值东西学说，汇流交错，互相冲突，人心靡所依止，妄动以赴竞争之壑。争必有所托，故仁义托于五伯，文明人道托于今日竞争残酷之群雄，孰与正其是非哉？昔孟轲、庄周，并生战国。庄周悯物论之纷纭，作《齐物论》；孟轲拒邪说，其学以知言养气为归。而齐物者，一往平等之谈，非独等视有情，无所优劣。唯其名相双遣，斯分别自除；染净都忘，故一真不立；能所之情既泯，是非之辨不生；绝伪托之门，断纷争之本，所谓元同者也。世无大觉，邪孽竞煽，元谈不可以应机，则知言而不淆于众窍，养气而不靡于横流，亦足尚焉，然非小知之所喻矣。孟子悯战国之驰功利而引于物，故直指心性以立教，乃至悟澈万物皆备之真我，已近七识境界矣。当时功利权谋之术，污浊之风，孟氏独力矫之。必如孟氏而后可谓知言养气也。
问津学会启
黄州府治西北八十里，今黄冈县孔夫子河地，有碑石，文曰：‘孔子使子路问津处。’元初掘土得之。宋遣老龙仁夫先生，即其地建夫子庙，复廓为书院，名曰问津。岁时会文，集圻黄人士，讲学于其中，此问津书院之所由来也。圻黄之地，襟江控淮，于江汉为屏藩。尝自为风气，民物殷实。其士大夫好为高深之思，自得精华，不事枝叶。遇衰世，则侠义文学之士，奋然而兴，以独立不惧，遁世无闷相高尚。古称光黄之间多异人，有由然矣。夫古今言哲理者，最精莫如佛，而教外别传之旨，尤为卓绝。自达摩东度，宗风独盛于蕲黄。蕲水三祖、三祖灿得法后驻锡蕲水之清泉寺，见《黄州府志》。 蕲春四祖、黄梅五祖，迭相授受，独成中国之佛学。黄梅传慧能神秀，遂衣被南北，永为后世利赖。有明心学兴，姚江一派阳儒阴释，既不自居于释，毕竟不可谓儒，故称为心学。 黄冈郭氏、善甫先生为阳明高弟，阳明尝延为其子师，而《明儒学案》不载，盖先生不务声誉故也。 黄安耿氏、圻春顾氏，并为荆楚大师。儒家者流，则梅先生长公之焕，甄先生锦石淑，均以劲节立衰朝。而甄先生劾权阉，忤东林党，江夏熊公之死，叶向高、邹元标之徒实主之。逞意气之私，而不恤人亡国瘁，船山所以诋王学末流为妖孽也。甄公以救江夏罢官，遂终身不出。 尤内守深沉，绝无当世气矜之习。杜于皇先生，志节坚苦，诗文本诸血性，以遗老为东南学者所宗。于皇弟苍略、子杜和尚，皆才奇而行晦。和尚走西南，密谋举义不就，饮恨以终。 王子云、官抚宸、顾黄公、熊渭公，博学高节，亦于皇流亚。清虏入中夏二百余年，楚人不忘国耻，于皇诸老之赐也。清世，曹本荣、刘子壮之伦，以肤学事虏，风义始凌替。然非明之故臣，又持躬廉让，比于今之媚势取权者独贤。其余笃行畸节之士，与夫著书立说者，志乘多有之。《明史》有传者，已五十余人，即此可见其盛。 尚考先贤学术，宗趣互殊，各有独到，如五音辐辏，异曲同工；八宝庄严，仙佛齐现，亦可谓大观矣。今夫天日月星辰书夜迭运，大地山川草木，众象森罗，唯其并育并行，所以不相悖害。学派之纷歧，亦若是焉已耳。自清虏严讲学结社之禁，而学术式微。楚士又好为一意孤行，不近标榜，蕲黄尤甚。故先哲流风，亦以莫为显扬而日就澌灭。前贤之遗泽即斩，后嗣之趋向益迷。世变以来，士大夫乃有以不健全之思想，妄逞其无等之欲，邪孽竞煽，害气充塞，将使先人文化，随国土俱溃。而楚士之汩流扬波，哺糟啜醨者，亦所在皆是。此可为痛哭者也。丁巳春，问津书院理事某君，怵世变之方殷，仰先贤之遗范，拟就书院设学会，即以问津名之，期于发皇旧德，保存国粹，挽回叔季之颓流，傥所谓‘风雨如晦，鸡鸣不已’者欤。议既成，不鄙不学，而属启于继智。继智以为近世学者之患，皆物为之累，而气不自振；奸生于心，而诐辞以祸世。邦人君子，傥返求诸先哲，由诸祖以证唯心胜义，而不滞于物；上溯诸儒气节文章之盛，而求无愧于先；慎独而可示于众，乐群而不私于己；日渐月渍，成为风气，世乱其有廖乎！是故略述前徽而为之启。
外舅传晓榛先生与王蔼庭丈，属为此启，然举会尚未成也，姑存此文。子真识。
记梁君说鲁滂博士之学说
顷见梁漱溟引法博士鲁滂之说，比合佛旨，融相入性，科学家执心外有物，庶开其蔽尔。按鲁君说：‘以太涡动，形成原子，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质力非不灭者，质力之相续灭，则归于万物第一体不可思议之以太。’此其大旨也。梁君说其义曰：‘所谓第一本体不可思议之以太者，略当佛之如来藏或阿赖耶。《起信论》云“不生不灭，与生灭和合，非一非异，能摄一切法，生一切法者也。”鲁君所获虽精，不能如佛穷了。以太涡动，形成原子，而成此世界。此涡动，即所谓忽然念起，何由而动，菩萨不能尽究。故鲁君亦莫能知，莫能言也。世有问无明何自来者，此涡动，便是无明。其何自，则非所得言。涡动不离以太，无明不离真心。涡动形成世界，心生种种法生。然虽成世界，犹是以太，故《起信论》云：“是心从本己来，自性清净。而有无明，为无明所染，有其染心。虽有染心，而常恒不变。”又云：“因无明风动，心与无明，俱无形相，不相舍离。而心非动性，无明灭，相续则灭。”此相续，即质力不灭之律。然涡动失，则质力随灭。真按：证以此方《大易》之言，即所谓《易》不可见，而乾坤熄。《易》以变易为义，即鲁云涡动。 故无明灭，相续则灭也。然所言灭者，唯心相灭，非心体灭。如风依水，而有动相，若水灭者，则风相断绝，无所依止。以水不灭，风相相续。唯风灭故，动相随灭，非是水灭。《起信论》 。盖灭者，谓质力之相续灭，而消归于以太，非以太灭。《楞严》云：“如水成冰，冰还成水。”《般若》云：“色即是空，空即是色。”色谓质碍，即此之物质。唯鲁君亦曰：“非物质之以太，能变成岩石钢铁。”真按：万法当体真实，山河全露法身。 又曰：“力与物质，同一物而异其形式。”《楞严》正脉疏云：“权外多计性为空理，而不知内有空色相融。”又云“深谈如来藏中，浑涵未发，色空融一如此。”鲁君亦可谓能深谈者矣。’
与张素武
书至，适在纷扰中，比覆，未知作何语，甚悔甚悔。大论以肉体不死立宗，极善。然所据以为断者，乃谓肉体变化于宇宙间，有聚散，无消灭，论者所徽，神气离合聚散，我、物无常等。 故无死，此犹张载、王夫之之旧说耳。船山宗张子，以物之生死，由太虚理气浑然之实体变动而有聚散，聚而生物，散则物死，大化周流不已，然能化与所化祇是一体。故船山曰：‘不是阴阳五行之外别有个天。’其说为主动，与近世柏格森之旨略近，非善读者不能得之，以其言皆散见也。 如若所云，肉体既聚散无常，岂无常之物，而可谓不死？请更论之。死之定义，依佛家小乘，说五蕴灭坏为死，肉体唯是色蕴。今之所论，即此色蕴可灭与否，经云：‘是法住法位，世间相常住。’《肇论》云：‘事各性住于一世。’则色蕴不灭明矣。寻夫事相常住之旨，岂谓相灭，而有实体不灭哉？又岂灭已还起他相，故不灭哉？夫惟全理成事，事事皆真，当体常住，非于事外求理，故即相以见不灭尔。试即色蕴为征，譬如一人，昔为朱颜，今成白首。以今望昔，可说朱颜为已灭不？不也。何以故，今对昔有故，如无昔者，则无有今。昔既不无，朱颜自住在昔，亦犹白首自住在今，同不灭故。以今望后，白首住今，亦复如是。故通三世为一际，一切物常住，无起亦无灭。仲尼曰：‘回也见新，交臂非故。’新故之云，顺俗为言，意明凡物互相依住。《华严》无尽缘起义，宜细参。 交臂之喻，见无起灭徽朕也。一切法无起灭，色法恶有灭，是故说言肉体不死。
钩王
儒者尚法治，独推王船山。案其言预定奕世之规，置天子于有无之外，以虚静统天下。《读通鉴论·晋论》。 远西虚君共和之治，此先发之矣。值世网密，微辞以见意，思深哉。船山处异族专制之下，不敢倡言民王，而思想实及之。 船山固东方之孟德斯鸠也。黄宗羲《明夷待访录》，非其伦已。
读孟子
子舆论政，重教养，贵民。当时列强对内行武断政策，对外持侵略主义，故孟氏提倡民权。 以学者为社会之中坚，而惧夫生心害政。故游说横议，诸待浅薄之论及挟异端者，皆与之力辩。以公孙衍、张仪为妾妇之道，谓‘善战者服上刑’，又以杨墨为禽兽，唯攻墨为过。 识卓哉！当乱世，阅历人事至深，斯言之切也。
罪言
国有乱人，而奸雄乘之；国有武夫纵横，而游士倚之。游士分两种：甲、政客之挟阴谋以利用军人者；乙、非政客谓军幕客食僚佐是也。 必亡无疑也。道国之经，曰正德、利用、厚生，相其民以自求多福。乱人兴，武夫逞，则国之经制破坏，民被祸而国危矣。然乱人躁动，武夫恃血气，均少远虑。救之不患无道。有奸雄出，刈夷乱人，有如云之游士，凭依方镇，然后国亡不可救。何也？奸雄游士，皆纵一己之欲壑，不惜以民生国命为殉，倍甚乱人武夫也。奸雄操术深，应机捷，利用人类之劣根性，威劫利饵以便自恣。游士无恒心，吸拒纵横阴阳喜怒之变，百出不穷。二者交乘，名义任其所托而名亡，法律随其所援而法坏。名亡，则是非泯；法坏，则利害昏。熏染所及，相率为盗贼，为妖孽，尚谁与立国哉？是故范晔黜奸雄，而孟轲贱游说之士。
读陆贽请还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
陆敬舆事庸猜之主，值藩镇数叛，卒能绥靖。虽执政未久，唐室赖以弗倾，贤者固不可测哉。及读《请还田绪所寄撰碑文马绢状》，然后知其驭世之经也。案《状》曰：‘田承嗣阻兵犯命，靡恶不为，竟逭天诛。田绪尚干宸严，请颂遗爱。臣备位台辅，未能涤除奸慝，而又饰其愧词，以赞凶德，纳彼重赂，以袭贪风，情所未安，事难固强。’又曰：‘仲尼修《春秋》而乱贼惧，褒贬苟明，亦足助理。’观此，则敬舆所以绥难者可知已。自昔武人跋扈，靡不亡国。何者？狼子野心，各拥方镇而握兵符，大者连衡，小者合纵，剥朘兆庶，蕃育爪牙，一旦兴戎，元黄遍地。势敌则负隅，情激则卖国。凶猘之性，宁有顾忌哉？然此辈率起自臧获盗贼，非有智计过人，遇衰世凭傅以兴。在朝执政与不表裹，士大夫相依以得志，赞襄策画，彼始有轻天下之志，而敢于横行尔。倘社会有健全之舆论，政府无奸回为内援，自有以消凶暴之气。而生其是非之心，则纠纠之夫，皆国家干城之倚，又何患耶？如敬舆待田绪，碑文不轻假，绢马不苟受，静而自正，刚而无欲，使犷悍之徒，知名义不可犯，士大夫不可亵，则欲自恣不得也，故敬舆驭世之经在是矣。后世乃有上下并援武人以肆志，自速其国之亡，有识者所为痛心也。
思曾
曾涤生诵法程朱，以书生奋起立功名，味止足之戒，勇退自全，而国民之蒙其福利者亦至矣，涤生起自乡团，用使湘军之威，南逾岭表，北度沙漠，收束为难，玆可想见。然事平遣散，将士帖服，唯其平日自矢忠贞，急公义，遗私利，将士熏陶有素，故能消积威于俄顷，化兵气为祥符，非偶然也。使涤生怗权私利于上，其下相畔援，则武人纵横，民亦劳止，国之亡也忽诸。李少荃提挈淮军，递嬗为北洋派，以是知涤生远矣。蔡松坡功盖天下，观所著曾胡治兵语录，抑取法乎上也。世人以曾胡戴满清为病，然尔时民族民权诸义未明，无怪其然也。其为人自可法。
诸葛武侯出师表书后
王船山谓刘备忮刻，专任亲故；武侯侵淫申韩术，治蜀不务教养。人之云亡，邦国殄瘁。鸣呼！船山之论允矣。余观武侯《出师表》曰：‘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其辞哀惋，亦自知身死国与俱殄尔。
熊持危传
熊持危，字海澄，湖北黄冈人。少负志略，年十余岁，从军奉天，入学讲武堂。毕业，调赴山西，任新军尉。辛亥武昌光复，持危首事响应，攻娘子关下之。时各省独立，省界甚严，持危不得志于晋，还鄂任第一师副官。元年八月，鄂军马队变，持危助平之，都督黎公即命收拾残余，领其众。二年春，鄂军悉遣散，持危失职。是秋，南北难事底定，袁世凯以汤芗铭为湖南都督，持危往依之，就职都督府三等副官。四年冬，世凯叛国，称皇帝，改元洪宪。云南出师讨贼，各省志士集上海，议分道起兵。蔡济民中将，奉孙中山密令规湖北，熊持中佐之。持中，持危兄也。以为图鄂宜先定湘，密电持危问计。持危遣使赴沪，密道北军困于战地，省城空虚，同志义愤可用。约期，属持中赴湘学事，持中以筹饷愆期，持危恚甚。其党阴泄谋于芗铭，芗铭召持危对狱，直认不讳。芗铭不欲杀之，军法课长某持之力，遂处枪毙。妇张氏闻之自缢。湘人哀愤。五年十二月，持中赴湘，以持危张氏遗骨，归葬于黄州赤壁上首聚宝山。湘督谭延恺以其遗像入祀长沙烈士祠。
张翊辰李专遗事
三世之事，信而有征，如羊祜之识金镮，崔咸之征墨志，事载本传，宁皆诬妄。挽近麻城有张翊辰次常，李专静甫，并能追忆往事。言前世俱圻州医士张某子，专为兄，翊辰则弟也。兄弟同日患痘死，兄年十岁，弟仅八岁。死时，俱灵魂从头脑破裂出，立释肉体苦痛。顷之，不忍父母恸，复撞头脑入，又出，乃不可入。兄弟阴依其母，母弗觉。数年，俱之麻城，兄先投生李氏，是为专；弟后专生三年，投生张氏，是为翊辰。翊辰伯父文藻，清选拔贡生。李氏延为专师，文藻携翊辰偕就学。翊辰时年八九岁，专年十二三，两儿故未一面，骤见呼兄弟，痛哭相持抱不解，两家父母争怪诧，固问之，翊辰、专俱云云。专叔父久春好奇，遂率专、翊辰，同访圻州张氏。张夫妇俱存，专、翊辰直前呼父母，以次识其家旧时器具，张夫妇大骇。久春为具道所以，乃泣下沾襟。张夫妇后生一子，久春属与专、翊辰结为兄弟，俱就其家教之。圻州张氏子，后为邑诸生。专光绪壬午科举人。翊辰光绪乙酉科选拔贡生，后官河南商城知县，民国初，犹健在。翊辰与余妻祖傅雨卿学正，同纂修《黄州府志》，屡自言其事。专在时，吾家太晶孝廉识之，亦云然。此事见闻极确，故记之。他所闻尚多，以非耳目亲及，不敢载也。按《八识颂》曰：‘受熏持种根身器，去后来先作主公。’是投胎不自产时也。内典说‘产时投生者为夺胎生’云。颜之推曰：‘形体虽死，精神犹存，人生在世，望于后身，似不相属，及其没后，则与前身，似犹老少朝夕耳。凡夫蒙蔽，不见未来，故言彼生与今，非一体也。若有天眼，鉴其念念随灭，生生不断，岂可不怖畏耶？’无生居士言：‘学佛者当自信轮回回始，此处信不及，则佛之教义全盘推翻。’月霞比丘亦云然。蒋智由观云尝谓：‘佛氏既言轮回，又明无我，无我则谁为轮回之主体？’不知《八识颂》明言‘去后来先作主公’矣！余杭章先生则谓：‘唯其无我，所以轮回。’此义甚深，学者宜细参之。真理不明，人心靡所皈依。世变愈亟，人欲横流，不知为自作自受，良可悼悯。近者，伍秩庸先生尝自述与幽灵交通事，盖非诬妄之谈。余恐世人信心未牢，故记张翊辰、李专事为劝诱耳。
马让三传
马让三，名云翼，以字行，黄冈人也。为学以坚苦克励为宗。少时便弃举业，治博物算术。家贫，讲树畜，耐勤劳，致数千金。尝曰：‘儒者不问家人生产作业，故尚空谈，逐禄利，游手交构，而天下之祸日亟。’识者叹为至言，自奉俭约，布衣大袖，粝饭菜蔬自甘。岁时盘飧食客，品数有限，然甚雅洁。居恒滑稽混俗，独临义利之界，严峻不苟。民国初元，始开选举，党人挟巨金购票，诸选民怀票争致金钱。让三愤曰：‘民意没于利，共和其危乎！’遂拒金裂票去，其行事多类此。伤世乱，亢怀嘉遁，推迹楚风之变自张之洞，恒语人曰：‘吾楚明季以丰功伟节动天下，江夏熊公，江陵张公，应山杨公，天门胡石庄先生，其着也。清初，孝感熊赐履，始以伪学事虏，风谊少衰。挽近南皮督鄂，宏奖学校，短于核实。诸华士剽窃新闻，揣摩风气，禄利征逐自此厉，楚其不竞矣！’常欲论次乡先贤，为旧德传，亡何染疾，以戊午八月卒，年四十九。
熊子真曰：让三父某，笃行君子也，尝命让三从余先君其相文学游。适文学公下世，让三以不逮事为恨，始交余伯兄仲甫，交谊之笃，有古人风。犹忆先母高太夫人病疫，亲族不敢至，让三省视，累日不忍去。及卒，为治丧，夜与余兄弟宿太夫人殡前。数日始去，竟不染疫。余兄弟贫不聊生，清季流寓江西德安，垦荒自给，让三驰念切至。壬癸以来，伯兄，六弟强，五弟刚，相继卒。让三闻而哭，又以书解余痛，然凄惨不可卒读，反益余痛。夫势交利合者，相缔以猥贱，势穷利尽，则反眼不相识。唯相契于不可知之地，饥渴疾痛，常相关而出于不觉，有时絮匕话家故，无不尽之情，乃真朋友之乐尔。让三不幸短命死，余既自伤孤零，又悼古谊沦丧，故备书所感，以质世之君子。
忧问
问曰，吾国自胜清道咸以降，恒有新旧二派，然二派思潮，皆应世界潮流以递变，终非画若鸿沟。所谓新派者，其始言洋务而已，浸假则言立宪，又进言革命与民主共和，至此而止矣。所谓旧派者，始唾弃洋务，继且力仿新政，清末各督抚皆以新政自粉饰。 进而预备立宪，改革后，密唱虚君共和，亦至此而止矣。夫二派思潮所止，或则民主共和，或则虚君共和，名义固殊，究实言之，真能行虚君共和，即民主共和，抑何不可？二派所持，非甚相远，然而相争以成大乱，何哉？夫易之为道，趣时应变，而以仁义立本。易曰：‘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人之道曰仁与义。’ 动而无本，蔑不倾矣。孟子悯战国，欲正人心而道仁义，诚知本也。凡争起于利害不齐，仁以平物我之情，义以如彼此之分，则齐其不齐而争泯。失义亡分，则不齐，失仁纵情，则穷于齐，乃相争以大乱。今吾国人浸淫满清污俗，利禄荡其廉耻，而自私自利之习成。登庸滥，而侥幸之风长；专锢久，而智昏。为新为旧，同怵于外人，而貌袭以相应，实无改其贪贼险诈浊乱荒淫之心理。灵台既蔽，一切学说，皆逢恶之媒，一切政法，皆济奸之具。灭绝仁义，自胡清已然矣。迄于民国，而伟人之淫纵，袁氏之盗窃，藩镇之騃戾，率天下以不仁不义，淫情轶分。利独，而众不齐；众不齐，将无独利，此其时矣。是故吾国今日之乱，不缘新旧思潮异趣；仁义绝而人理亡，国无与立也。今欲明仁义之本，又群诋为迂阔，无以遏邪说暴行而挽其横流，吾国吾种，其终亡灭乎！抑尚有他道以救之也。
草此稿竟，或曰，共和国体，毕竟与吾国历史不合，故不利于行尔。曰，何为其然，尚考春秋之世，社会恒有中坚人物，主清议而持国政，如仲尼讥季氏伐颛臾；史不载鲁伐颛臾事，或因仲尼之言终止。 郑商人弦高秦师。则当时学者与实业家，各能发挥其能力，以赞国事矣。又春秋贵人人有士君子之行，诛奸雄而退英雄，英雄者，务揣摩时势，鼓舞群情，而急功利者也，常导一世于狂迷。如今世列强，竭脂膏以扩军备，弃生命于沙场，其始实由少数英雄之徒，鼓吹竞争，遂成时行，转生误会，乃构此大祸尔。大抵众生因迷惑而有生，英雄如幻师作幻术。圣人相物之宜，去泰去甚，而为于无为，则非英雄所知矣。英雄者，社会之不祥物也。英雄不死，斗诈不止。使人人有自知、自立、自由、自重之精神，则无有尸英雄之名者矣。《春秋》太平，不奖英雄，桓、文、管、赵，皆被讥焉。若奸雄，则乱贼是也，《春秋》诛之。奸雄与英雄之辨，他日当论之耳。 纯持民本主义。秦汉以下，领土大，而政府干涉之范围狭，教育实业诸要政，任民间自为，蔚然称盛，其自营之力，诚有足多。彼以共和为不合吾国历史者，岂非妄自菲薄哉！特自宋明以来，国人渐失其固有之长，明太祖作法于凉，终明世上无礼下无学，吾国衰亡之因，种于明者尤多。 满清则摧残益甚。今日之乱，犹胡清余孽尔。子真识。
至言
政治根柢在社会，社会良恶，着见风俗。故先王观风以知治，免罝汉广，周用崛兴，青矜溱洧，郑始式微，其征验不爽也。后世于诗之外有小说，益能曲尽社会情伪，可增征验。友人鄂城刘伯垂芬言：‘读《儒林外史》而知清世士习之可丑，其衰宜矣。’ 余夏间游沪，过书肆，偶思购汪容甫述学，遍索不可得，唯见列肆尽诲淫诲盗之小说尔，斯可恫矣。门人燕添溟耻，因言，近来诗人多习为淫辞艳语，亦妖征也。 道家之术，盛于西汉，承战国暴秦之后，栖神淡泊，养其清刚，故汉时国力最澎张，其治近古，有明效矣。汉初，道家者流，于上有萧何、曹参、张良、文帝，于下有黄石公、即圯下老人，子房之师，世称黄石公。 四皓，子房能为惠帝致四皓，盖同为道家故也。案，《子房传》，谓吕泽曰：‘公诚能无爱金玉璧帛，令太子为书，卑辞安车，因使辨士固请，宜来。’夫四人者，高帝所不能致，岂爱金玉，又岂辨士所能说？金玉也，辨士也，子房必别有用意处。或以安排使令与驰说之徒，使朝野震惊于四皓之为太子来，以悚高帝之听耳。 盖公之伦。司马谈父子，亦希踪柱史，此其略可征者也。自武帝董仲舒出，始定一尊于儒，而毒流后世。武帝有材勇，不学，武功资民力，固前人所涵育尔。仲舒迂怪，其细已甚，不足道，然其衣钵不绝于今，何哉？
昔儒颂东汉名节，清季党人益张之，差有其风。戊戌政变，谭康诸子喋血，同盟会兴，益踔厉敢死矣。虽然，尚名无本，其病气矜，下流乃无拳无勇，职为乱阶，此所以有今日也。昔者宣圣盖忧名教，特于《易》言精义人神；孟子以集义养浩然之气，立本焉尔。然名义本世间观待道理，何以故？依义立名，亦依名诠义故。是以义可以名假也，义可假，则非本甚明。其惟元圣，亡名，小仁义，体清净，冥极无为，即不动真体。 尚已。由其道，下者亦能强固神志。故西汉尚黄老，任侠往往在民间。高帝雄猜，慑于四皓而不敢易储，其时民气之盛可见。 哀平之变，则张禹贱儒开其先也。权德舆言，亡西京者张禹，亡东京者胡广。 东汉党锢诸公，名节虽若可称，然考《抱朴子》所征论，其末流浊乱滋甚。《抱朴子外篇汉过篇》曰：‘历览前载，逮乎近代，俗微道敝，莫剧汉末也。’此虽多斥奄尹，然以云：‘懒看文书，望弋空名者，谓之业大志高；结党合誉，行与口违者，谓之以文会友。’斯则讥党锢诸公矣。又云：‘闻之汉末诸无行，背叛礼教而纵肆邪僻，讪毁真正，中伤非党，口习丑言，身行敝事。凡所云为，使人不忍论也。’ 故不百年而胡祸兴。清季士大夫以挂名党籍为荣，蹈死不悔，然试深迹其瑕眚，则校《抱朴子》所以刺汉者，有过之无不及。袁氏因得乘其敝而夷之，祸乱乃无宁日，哀哉！察其所以，盖叔世学绝道丧，诸党魁初兴，又尝为一切破坏之说，往往以爱国美名，作士大夫敢死之气，即所谓名节也。其流为无拳无勇而阶乱，则非始愿所及。无深根宁极之道，而以名义鼓人，恶得不如此哉！今者乱极，不可别美恶好丑，故名穷。名穷宜返本。夫惟载其清净，休乎无为之宅，自本自根，可行己信，庄子语，郭注云：‘行者信己可得行也。’憨山云：‘日用皆真体流行，信有真实之体可信。’ 遗名归真，合气于神，则乱不自生。至精不可以被物，持戒而镇之以朴。自顷绍兴蔡先生之北京大学进德会，案进德会之等第，甲种会员不嫖、不赌、不娶妾；乙种会员于前三戒外，加不作官吏，不作议员二戒；丙种会员于前五戒外，又加不吸烟、不饮酒、不食肉三戒。 为道日损，足以胜物，养其清刚，毋为乱阶，庶几老氏之遗矣。
迩者余杭章先生尝曰：‘鄙人自处，唯欲振起姚江学派，以挽今世颓靡巽懦之习。’丁巳夏与民友会书。 迹先生行谊，固佛之侠者，何取托于姚江哉？近人颂明季节义，归功姚江者，盖祖黄宗羲。宗羲学行，固不逮衡阳远甚。衡阳尝痛心于明季士大夫，以气矜亡国。力诋姚江，其说实非过激。王守仁有术智，未能忘功名，而以圣自居。此即我执为无穷祸根。故其党多气矜。观挽世予圣之士，其偏执妄逞，何尝不诵法姚江也。要之挽明士风近季汉，今不可取则。
箴名士
自六朝以降，始有所谓名士者。迄于唐宋，而韩愈、元稹、白居易、苏轼兄弟，并以文采风流倾动朝野，声施后世，吸其流者不绝。惟衡阳之圣，痛中夏覆亡，推迹士习之坏自名士，而于二苏元白之伦，攻之不遗余力。案其言曰：‘此辈类皆酒肉以溺其志，嬉游以荡其情，服饰玩好书画以丧其守。凡此非得美官厚利，则不足以厌其所欲。而精魄既摇，廉耻遂泯，方且号于人以为清流之津径。而轻薄淫佚之士，乐依之以标榜为名士。如此而能自树立，以为国之桢干、民之荫藉者，万不得一。文章之用，以显道义之殊涂，宣生人之情理。简则虽喻，重则增疑。故工文之士，必务推荡宛折，畅快宣通，而后可以感人。于是游逸其心于四维上下古今巨细，随触而引伸。一如其不容已之藏，乃为当世之所不能舍，则苏轼所谓行云流水，初无定质者是也。始则覃其心以达其言，既则即其言以生其心。而淫佚浮曼矜夸傲僻之气，日引月趋，以入于酒肉嬉游服饰玩好书画之中。而必争名竞利，以求快其欲。抑且博览六籍，诡遇先圣之绪说，以济其辨。则陈民情，策国事，皆其所可。沉酣以入，痛快以出，堂堂乎言之，若《伊训》、《说命》、《七月》、《东山》之可与颉颃矣。今之打电报着政论者，鲜不如此。 乃有道者，沈潜以推致其隐，则立心之无恒，用情之不正，皆可即其述古昔称先王之中，察见其诐淫。况其滥于邪说，侈于游冶者，尤不待终篇，而知其为羊膻蚁智之妄人哉！’船山之责名士如此，可谓洞见症结。乃至今谬种流传，士大夫相率为浮华浅薄，淫佚流荡，而无精湛之思，淡泊之操，此言学言治之所以终于无幸也。夫名者实之宾，救名之敝莫如实。古者大学造士，始教以格物，尚征验而有条贯，故其言中伦而行中虑。实学废，文辞兴，然后有名士，是以顾宁人耻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