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论
无论何种文化，没有不受地理上的影响的。文学亦因地域不同，而分出种种的区别，尤以吾国周代的南北文学为显著。中亚细亚高原，为人类最初活动的处所。因为山水东西分驰，故人类的活动亦向东西分布。此实由于天然环境的不同，所以南北生活乃因之而分歧。说到世界文化，与其以经度为区分的标准，不若用纬度区别更为得当。中国自然也不在例外。
中国南北之分，应当以长江及黄河为界。此二流域人民的生活，实有很显著的差别。这是吾人所能见到的事实。有人或者说现在的气候与从前略有改变，这话很不可靠。殷周至今只二三千年，以人寿相比，觉得为期甚长。然用地质的时期来比较，又未免为时太暂。自然界的情形，是没有多大变动的。
若论及天然界所赐给南北人民的，的确是不大公平，南人多受日光之照映，雨水之恩渥，每年秋后的丰收，是极有盼望的。北方人虽然经年胼手胝足，但所得的生活资料，反不若南方人的容易。所以前者不能不与自然界奋斗，后者每多于自然界妥协。在这里且举出几桩显而易见的事，以互相比较。
（一）宗教 无论南人北人，都有宗教的信仰。惟北人对于大家敬奉的尊神，不是说“上帝板板”，便是说“上帝震怒”，完全是一种抽象的描写，断没有具体的表现，而且是高高在上，极其严肃，令人森然可畏。至于南人眼光中的神祇，简直是人格化了，所以神的一切衣冠、容貌、言语、嗜好，与我们世间的人极其相像，而且常与世人来往，觉得令人和蔼可亲。这种例子，在屈原的《九歌》中很普遍。
（二）思想 因北人处境艰困，不能不与自然奋斗。思想都是偏于实践，一方面最善讲求利用厚生之道，此与儒家思想极相近。从周代孔子直到清代颜元、李塨，莫不如是。至于南人得天独厚，生活不成问题，故思想每每离开实际，而入于玄虚。此与道家思想相近。
（三）文学 论南北文学不同的，以刘师培的说法为较详尽。日本人谈中国文学的，每喜加以引用，刘君在他的《南北文学不同论》中说：“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或为言志、抒情之体。”文学受地理的支配，此说当然有充分的理由。但是也只是限于政局分裂、交通不便之时，此时，南北隔绝，所以文学不能交相影响。如周代战国南北文学，的确不同。又如南北朝，南方多出文人，北方多产经师。南宋时，宋词与元曲也很有差异。五代时，中国的词人多出在长江流域一带。至于政局统一、交通甚便之时，文学是不分南北的。如两汉、唐代、北宋的文人，南北均有。元朝以后，文学分南北的风气，差不多没有了。于是可见文学之分南北，不只是为地域所限制，实在与政局及交通之能统一与否，也有关系的。
周代之南北文学
第一期 周代北派文学之代表作品——《诗经》
在古代中国最可靠的文学作品中，当以《诗经》的时代为最早，可惜三百篇的作者而今大半都湮没无闻，如诗中明言为某人所作，如周公、尹吉甫、巷伯等人，实在是占极少数，其他没有作者姓名的许多篇章，我们不妨承认那些是民族的作品。所写的实在都是当时共同心理之趋向，很可以代表大家公共心理的要求。正如大序所说的“此一国之事，系一人之本，谓之风”。此种证例甚多，我们只要翻开《诗经》一看，内中所表现最多的，不外乎讴歌男女的爱情，颂美神祇的威德，以及政局之得失。所取之对象，均编于实际。这是民族最初文学应有的现象。凡有文学的国家，都是先有文学，然后产生文学专家。因最先的作品，均是代表民族，而不是一二人所得而私有的。而且是由人事而渐渐及于较远之对象。其他艺术，亦莫不然。如图画在古代鼎彝上所绘的，多为鸟兽之形。至汉代则多人像。武梁祠所画的，以古代帝王之像为主。以前都无山水，到了东晋，山水画始出现。只看《诗经》中所描写的多切近生活之事，偶然写两句关于山水的，也很笨拙。专写山水的作品，《诗经》中简直可以说没有。
《诗经》产生的地域
三百篇产生的地域问题，《雅》《颂》最容易考出，《国风》较难。《雅》是周室的朝廷文学，出自丰、镐之间。《周颂》产生的地方，正同《鲁颂》出于鲁，《商颂》出于宋，这都是显而易明的。惟十五《国风》产生的地域，考订就不免异说纷纭了。（关于这个问题，可参看郑玄《诗谱》、欧阳修《诗谱补亡》、丁晏《诗谱考正》、宋王伯厚《诗地理考》、清朱右曾《诗地理征》。）兹就《诗谱》列表如下：
周南·召南 雍州（岐山之阳，今之陕西凤翔等地。）
邶、鄘、卫 冀州（太行之东，北逾衡漳，东及兖州，今之河北、河南等地。）
桧、郑 豫州（外方之北，荥波之南，居湊、洧之间，今河南新郑一带之地。）
魏 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南枕河曲，北涉汾水，今山西之南端。）
唐 冀州（相传为尧之旧都，太行、恒山之西，大原、大岳之野，今山西太原一带。）
齐 青州（岱山之阴，潍、淄之野，今山东青州一带。）
秦 雍州（近鸟鼠之山，今之甘肃南部。）
陈 豫州（豫州之东，其地广平，无名山大泽，今之河南陈州一带。）
曹 兖州（陶丘之北，今之山东曹州一带。）
豳 雍州（岐山之北，今之陕西北部。）
王 豫州（大华、外方之间，今豫西洛阳一带。）
从上表看来，各种《风》诗产生之地，均在河、渭左右，总不出黄河流域。惟《周南》《召南》二诗，颇有问题。据《韩诗》说：“二南者，南郡（今湖北荆州）与南阳（今之河南）也。”《诗大叙》又说：“南者，言化自北而南也。”惟此时南方尚未开化，不应有此种文学。南字的意义，当即从北方人的口中所说出的南方。这显然是周室的文化南征时，北人述说经营江、汉之迹。若说诗中有江、汉字样的，必出于南人之手，则《大雅·江汉》诗说：“江汉汤汤，武夫洸洸。”《常武》说：“铺敦淮濆，仍执丑虏。”以上两诗，明明是出于尹吉甫等之手，所以“二南”发生的地方，也是不外黄河流域的。
《诗经》发生的时代
论及《诗经》的起源最早的，有孟子的“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之说。但是他又没有说出什么时候。前面一章既是证明《商颂》不出于商代，可见至迟也应出于周。但周代到什么时候才有诗，也费考证。《诗经》第一篇《关雎》诗，毛说以为在文王时作，但今文家又说此诗出于康王时。《汉书》里面引诗的多用此说。但考阮元《诗书古训》，如《大雅·文王》引《吕氏春秋》说：“周文王处岐，……散宜生曰‘殷可伐也’，文王弗许。周公旦乃作诗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以绳文王之德。”（《墨子》亦引此文）文王不一定是谥号，在甲骨文中文武之名在生前也可以如此称呼。即令此诗不是作于文王时，而《灵台》一诗，据孟子所引似亦为文王时所作。（《灵台》诗中但称王，而并未明说是哪一位王。）
至于《风》诗之时代，颇难断定。最后作品，当为《陈风》中《株林》《泽陂》之诗。这两首诗，是叙述陈灵公君臣与夏姬淫乱的事。徵舒弑灵公在周定王八年（前五九九），于是考得《诗经》所经过之周帝王时代，从文王起至定王止，如下：
文 武 成 康 恭 懿 孝 夷 厉 （共和） 宣 幽 平 桓 庄 釐 惠 襄 贞 匡 定
《诗经》的修辞
从多方面都可证明《诗经》为古代文学作品：
（一）句 《诗经》每句自二字至九字：
二字 祈父
三字 麟之趾，苕之华
四字 （正格，例不胜举）
五字 谁谓雀无角，何以穿我屋
六字 我姑酌彼金罍；俟我于著乎而
七字 式微式微胡不归
八字 我不敢效我友自逸
九字 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
（二）调 每篇中同一调，反复歌咏之。如：
麟之趾，振振公子，吁嗟麟兮！
麟之角，振振公族，吁嗟麟兮！
麟之定，振振公姓，吁嗟麟兮！
（三）字 多用叠字，如：
夭夭 灼灼 关关 喈喈
由上所述，可见《诗经》之修辞，是用简短的句子、重复的调子，以及叠字借以表现他们的感想，因此可以断定《诗经》是上古时代的作品。
所谓重复的调子，尤以《风》诗中所表现为最多。因为平民的作品，更能表现出时代的精神呵！
诗之修辞功夫，以后渐有言古不如今。但讲到用韵，则由繁而简，今不如昔。后世作诗，不过句尾有韵，远不及《诗经》之繁。兹略举例言之：
甲 连句韵
乙 间句韵
丙 句首韵
丁 句中韵
戊 连章韵
己 隔章韵
庚 变韵
据此，作《毛诗》韵例来统计，其用韵决不下七十余种。《诗经》用韵如此复杂，也有其客观的缘故。当时《诗》的流传多赖讽诵，而不在书写，因为古诗皆可以加上乐谱，所谓“《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就是此意。
周之金石文
周代遗留至今之钟鼎彝器，金类多，而石类少。后者只有石鼓文。其余的尽属于金文一类。金文中又分散体与韵文。韵文与《诗经》不无关联，所以也提出来，略为讲述。
周代金文体约分两类：
（一）书类 用散文写的例：毛公鼎、盂鼎、散氏盘、克鼎、鼎。这类文体皆近于《大诰》《召诰》《洛诰》等篇。
（二）诗类 用韵文写的例：虢季子白盘、曾伯 簠。此类文体，近于《颂》的最多，亦有近于《大雅》的，但没有与《风》相同的。两周金石文字，盛极于宣王时。因为当时有北伐猃狁、南征淮夷两大战役。尹吉甫所作颂诗，如《崧高》《烝民》《韩奕》《江汉》等，前两篇诗中均有“吉甫作颂”的明文，可以断定那是尹氏所作。（《巷伯》寺人孟子所作，与此诗同例）后二篇作风又与前者相同，当亦为尹氏或尹氏时诗人所作。周宣王时作记功之金石韵文中，述北伐猃狁的，有虢季子白盘。述南征淮夷的，有曾伯簠。至于属于前者的散文，则有不婺敦。属于后者，则有师寰敦。
关于《诗经》之古代批评
中国最古之文学批评，始自孔子。孔子论《诗》，大概可分为两种标准：一则应用于语言之输导，一则以为伦理之依归。
（一）关于语言一方面的：
“不学《诗》，无以言。鲤退而学《诗》。”
“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子贡在孔门言语科）
“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于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
（二）关于伦理一方面的：
“小子，何莫学乎《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
此后，《诗经》变为伦理的教训，被人尊之为经，而文学的位置，反见低落，导源乃本于此。
第二期 周代南派之代表作品——楚辞
论中国古代学术多分为南北两派。刘勰在《文心雕龙·时序篇》曾说：“春秋以后，角战英雄。六经泥蟠，百家飙骇。方是时也，韩、魏力政，燕、赵任权，五蠹六虱，严于秦令。唯齐、楚两国，颇有文学。”战国时学术人才，多分处齐、楚两国。齐之稷下，为一般哲人所聚会，如荀卿、邹衍、淳于髡之流。而楚国，则为词人之渊薮，我们的领袖，就是屈原和宋玉等。这个时候的文人，都集于南方。与春秋时代文人之出于北方正相同。这里面转变的痕迹是可以追寻的。
《左传》《国语》中行人出使别国，动辄引《诗》以为赠答之词。但是如在《战国策》中去寻找全书中引《诗》的，不过一二条而已。这正是“《诗》亡”的朕兆。从政治一方面讲，以孟轲所说之“《诗》亡，然后《春秋》作”为有见地。若从文学一方面讲，则李纲所说的“《诗》亡，然后《离骚》作”的话更为中肯。
由《诗》变为《离骚》，其间最显著的差别，就是由民族的作品，而转变为个人的作品——专家的作品。自《隋书·经籍志》以后诸史的集部，均以楚辞为首。因他们都见到这一层。
怀王客死于秦，在周赧王三十九年（前二七六）。而《诗经》最后时期为周定王八年（前五九九）。从“《诗》亡”一直到“《离骚》作”，约略为三百年。这里所说的“《诗》亡”含有两种意义，一是采诗官的制度不行，二是没有作《诗》的人。当然以前说的理由较为充足，那时北方的《诗》，或为衰落时期，直到南方屈原出来，完全脱离三百篇的方向，而开始创造一种新体。然而由《诗》之转到《离骚》，又绝不是“突变”。此中自然有迹象可寻，在《诗》之后、楚辞之前，南方已有如此之作品。
（一）楚狂接舆之歌：“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
（二）沧浪孺子之歌：“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
以上两歌，与《诗经》比较，显然有两种差别：
（一）字数参差，不若《诗》之多为四字句。
（二）用“兮”字作语助。《诗》中虽间有用“兮”字处，但不普遍。
我们若将《诗》与《骚》做一种比较的研究，则得以下诸点：
（一）字 《诗》中形容词多用叠字，而楚辞则多用骈字。
（二）句 《诗》以四字句为正格，而楚辞字句多参差。
（三）章 《诗》多重调，而楚辞无有。
（四）篇 《诗》之篇短，而楚辞之篇长。（长篇作品始于楚人。）
（五）思想 《诗》所写比较切于人事，而楚辞中所表现的多超脱人世。前者较为写实，后者近于浪漫。
（六）神与神话 《诗经》写神尽属抽象。楚辞写神，却是具体。《诗》中神话最少，如《生民》之诗不多。至《楚辞·天问》，则为中国神话的渊薮。
（七）人世 北人虽日日讲求人事，而厌世之风特甚，故出语愤激。如《苕之华》有“知我如此，不如无生”之语。屈原思想有时冲突，但归结仍脱不了人世，《离骚》睨旧乡，《招魂》入修门（楚之城门），可见屈原发牢骚是嫉世而不是厌世。
（八）怀疑之精神 《诗》中不多见，楚辞中充分表现此种精神，如《天问》便是。以上都是《诗》《骚》不同的比较。
大概造成楚辞之原因：
（一）文学之演化 由三百篇到楚辞的时代，中间略莫经过三百年。文学自然的演进，由短句变为长句，由短篇变为长篇，也可说四言到了末运，楚辞乃代之而起。后来各代文学，都是由短篇而进到长篇。如词在唐与五代为小令，到宋时成为慢词。小说初起于唐代的，均属短篇，而宋、元之章回体，仍继短篇而起。曲之初起，为元代之杂剧，而长的传奇到后来才有的。（按有史诗之外国似不如此，但中国确是如此。）而且各种艺术之演进，均由切近人事的，而及于远违人世的。
（二）自然之影响 《诗》是北方的产物，楚辞是南方的作品。两者所受地理及环境的支配，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南北所受自然界之待遇不同，所以北方人眼中的神，有威可畏，敬而远之。南方人眼中的神和悦可亲，狎而玩之。北方思想，总之不脱离日常生活，最把实际看得重。南方思想，总求其能超越乎实际，所谓极浪漫之能事。举个具体的例来说吧，北方人对于春天所举行的祷雨之祭为“雩”，雩之言吁也。关于秋天所颂咏，正如《七月》篇中所表现的“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这是因为春天播种以后，不知后来秋收之丰歉若何，所以悲叹。至于秋天逢到丰年，大家满载而归，总是应当欢天喜地的。这确是一般人的思想，尤其是注重实际生活的北方人的态度。然而遇到神经过敏、思想浪漫的楚人，则并不如此。遇着秋天草木零落，霜露凄惨，不免大兴悲秋之念。这倒是南方人的特别处。至于为南北思想之交接的人，要算庄子。庄周是宋人，他的哲学思想有一部分是北方的，但是他的文学，又近乎南方。《庄子》书中人名不见于他书，独多与楚辞上所用的相同。
（三）典籍 楚人承接殷人文化，藏储书籍甚多。似乎中原所有的，他们都有。他们所有的，中原还未必有呢！不用说，楚辞多少要受些《诗》的影响，《国语》中《楚语》引用《诗》的地方，凡三处：一是伍举引《大雅·灵台》之诗；二是白公引《小雅》“弗躬弗亲，庶民弗信”之句；三是左史引《大雅·抑》之诗。伍白左三人，都见过《诗经》的，以博闻强记的三闾大夫岂有未见《诗经》之理。且屈子作品中，有“忽奔走以先后兮，及前王之踵武”。“奔走先后”，均见于《大雅》，而且楚辞用韵之分合，与《诗》是无大出入的。我们现在对于楚辞中有许多难索解之处，尤其是《天问》中关于人事的一部分，简直无法弄个明白。实由于我们所见的书多偏于儒家所记载的。当时孔子就很慨叹，夏礼、殷礼之不足征，而楚之左史倚相偏偏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至于《天问》中人名、地名等之不见于儒书中的，却可见之于《山海经》《吕氏春秋》《淮南子》等杂家书内。且中国古籍中叙吾国人种西来说的事实绝无，惟楚辞中尚可见这类痕迹。至晋代汲冢书中，发现《穆天子传》所说的，每与楚辞暗合。此由于殷人尚保存有民族西来之说，后乃传之楚人，所以能够叫楚辞中表现一种离奇异乎中原文学之大观。
（四）音乐之影响 音乐南北异趣，故《诗》中有“以雅以南”之言。雅为北音，南即是南音。当时南音到底如何，如今不得真传，大抵是宛转流丽，较之慷慨悲歌之北音不同。此种音，很令汉人赏识。项羽、刘邦，均能歌南音。还有汉武帝好听楚声，而不喜河间献王所献之雅乐，可见中原之音，远不及南音之悦耳。郑地僻近南方，故郑声便优美可听。故孔子说“郑声淫”，这个淫字等于衍字，即是缠绵靡曼的意思。诗歌与音乐几有不可离之关系。《史记》尚说“《诗》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南音一道，不惟汉之帝王公卿能唱，直到隋朝有个和尚，名道骞，也能楚声。可惜以后，便不得其传了，以致我们不能赏识这种“扬抱兮拊鼓，疏缓节兮安歌”的意味。
（五）屈原个人之遭遇 这一层更加不成问题。《史记·屈原列传》较长，此处不及征引，且略举班固《离骚赞序》的话：“屈原初事怀王，甚见信任，同列上官大夫，妒害其宠，谗之王，王怒而疏屈原。屈原以忠信见疑，忧愁幽思，而作《离骚》。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关于屈子个人的身世，《史记·屈贾列传》前半也说得极明白。总之，他是一个极富有民族思想的楚之贵族，他是一个失败的政治家，同时他又是一个成功的文学家。我们很可以说屈原文学之成功，即是由于他政治上的失败。但是不是遇着屈子这样的天才，我们也无福欣赏这种伟大的作品。所以，刘彦和说：“不有屈原，岂见《离骚》。”然而虽有屈平，假使他一帆风顺，不遇坎坷，我看他也未必就能作出《离骚》这等作品呵！
古代散文
《诗》出于歌谣，而散文出于语言。换言之，由歌谣而进化为《诗》，由语言而进化为散文。语言中亦有修辞作用，其目的是教人了解。所以语言发达之时，散文亦特别兴盛。古代最善于语言的人，不得不推战国时雄辩之士，及周、秦讲学之徒。于是可见散文发展之途径，约分二端：一为国与国相争，二为学派与学派相争。当时纵横家之流与诸子百家莫不欲以己之雄辩及学说，压倒异己之一切主张，所以使用散文为传播思想之利器，流传到而今的《战国策》与诸子学说，实为古代散文之上品。（从前人大抵以《诗经》为诗歌之始，《尚书》为散文之始。）以后如佛教输入中国之翻译散文，盛行一时，佛儒两家之争辩，亦产生不少散文。又如宋代与辽、金、西夏诸国发生和战献纳等纠纷的时候，散文亦极为盛行，这都是以证明以上所说的散文发展之二途径之不虚伪。因为散文不是文学的正宗（即等于说散文不是纯粹文学），所以此处不多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