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少泉
辛酉冬日《东方杂志》记者属余书中国近日学术情形一篇，将揭诸新年号。此问题固余所亟欲陈述者，岁暮鲜暇，因循未果；新年无事，始得应其请，题曰《最近二十年间中国旧学之进步》——旧学者，因世俗之名以名之，实则我中国固有之学术也。今人辄谓中国无学术；或谓中国虽有学术绝无进步；或谓中国学术虽有进步，至今日则几衰息者：皆大谬不然之说也。中国义理之学，与书画诸技术，及群众普通旧学之程度，在今日诚为衰颓。然昔人所谓考证之学，则于最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特专门之事，少数个人之业，世人鲜有知之者，而阅杂志之少壮诸君则知之者尤鲜。然今日专门旧学之进步，实与群众普通旧学之退步为正比例——此奇异之现象，殆遍于世界，不独中国为然。余因此机会，将介绍此进步情形于阅者诸君之前。姑就耳目所及之出版物言之，而出版之书，亦只就其最重者言之，其未发表者则不可得而记焉。为记述之便，分二科述之：
（甲）古器物古书籍之发见
此二十年中，古器物古书籍出世之最盛时代也。自来学术之兴，无不本于古器古书之发见：有孔壁经传之出，而后有两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之出，而后有宋以来古文字古器物之学。惟汲冢竹简发见后，未几即遭永嘉之乱，于学术上乃无甚结果耳。百年以来，古物之出，倍蓰于宋时；而近二十年，尤为古物出世之黄金时代。数其最大者：则如殷虚之甲骨文字，敦煌及西域诸城之汉晋木简，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唐人所书古籍，内阁大库之宋元刊本并明以后史料：此数者之一，已足敌孔壁汲冢之所出。其余各地所出之三代彝器，汉唐石刻，及种种古器物，亦较前此二十年为多。故此二十年中所出之古书古物，谓之绝后则未敢言，谓之空前则人人所首肯也。今更分别说之：
（一）殷商文字，昔人惟于古彝器中见之，然其数颇少。光绪戊戌己亥间，河南安阳县西北五里之小屯，洹水崖岸为水所啮，土人得龟甲牛骨，上有古文字。其地数十亩，洹水三周环之，《史记·项羽本纪》所谓“洹水南，殷虚上”者也。估客携甲骨至京师，为福山王文敏公懿荣所得。庚子秋，文敏殉国难，其所藏悉归丹徒刘铁云氏鹗。而洹水之虚，土人于农隙掘地，岁皆有得，亦归刘氏。光宣间所出，则大半归于上虞罗叔言氏振玉。文敏所藏凡千余片，刘氏所藏三千余片，罗氏所藏二三万片，其余散在诸家者亦当以万计；而驻彰德之某国牧师，所藏亦且近万片。其拓墨影印成书者：有刘氏之《铁云藏龟》十册（光绪壬寅癸卯间印），罗氏之《殷虚书契前编》八卷（甲寅印），《后编》二卷（丙辰印），《殷虚书契菁华》一卷（甲寅印），《铁云藏龟之余》一卷（同上）。后英人哈同氏复得刘氏所藏之一部八百片，印行《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一卷（丁卯印，大都在《铁云藏龟》之外）。甲骨所刻，皆殷王室所卜祭祀、征伐、行幸、田猎之事，故殷先公先王及土地之名，所见甚众。又其文字之数，比彝器尤多且古，故裨益于文字学者尤大。惟事类多同，故文字亦有重复。刘氏所印，未及编类，但取文字精者印之。罗氏则分别部居，去其重复，故其选印者实所藏二三万片中之精粹也。此殷虚文字，其始发见，虽在二十年以前，然其大半则出于前此十年中。此近时最古且最大之发见也。
（二）汉晋木简。此实英印度政府官吏匈牙利人斯坦因博士之所发掘也。博士于光绪壬寅癸卯间，曾游我国新疆天山南路。于和阗之南，发掘古寺废址，得唐以前遗物甚夥；复于尼雅河之下流，获魏晋间人所书木简约四十枚，博士所著《于阗之故迹》中，曾揭其影本，法国沙畹教授为之笺释；又于丁未戊申间，复游新疆全土及甘肃西部，于敦煌西北长城遗址，发掘两汉人所书木简约近千枚；复于尼雅河下流故址，得后汉人所书木简十余枚；于罗布淖尔东北海头故城，得魏晋间木简百余枚；皆当时公牍文字及屯戍簿籍。其后日本大谷伯爵光瑞前后所派遣之西域探险队，仅于吐鲁番侧近，得魏晋间木简三四枚而已。故木简之发见，殆可谓斯氏一人之功。斯氏戊申年所得之木简，沙畹教授复为之考释，影印成书。罗君复与海宁王静安氏国维重加考订，于甲寅之春，印以行世为：《流沙坠简》三卷，《考释》三卷，《补遗》一卷，《附录》二卷。
（三）敦煌千佛洞石室所藏古写书。石室之开，盖在光绪己亥庚子之际，然至光绪季年，尚未大显。至戊申岁，斯坦因博士与法国伯希和先后至此，得六朝及隋唐人所写卷子本书各数千卷，及古梵文、古波斯文及突厥回鹘诸古国文字无算，始为我国人所知。其留在石室者尚近万卷，后取归学部所立之京师图书馆。前后复经盗窃，散归私家者亦数千卷。其中佛典居百之九五。其四部书为我国宋以后所久佚者：经部则有未经天宝改字之《古文尚书孔氏传》及陆氏《尚书释文》、麋信《春秋穀梁传解释》、邓氏《论语注》、陆法言《切韵》，史部则有孔衍《春秋后语》、唐时西州沙州诸图经、慧超《往五天竺国传》（以上并伯氏所得），子部则有《老子化胡经》（英法俱有之）、《摩尼教经》（京师图书馆藏一卷，法国一卷，英国亦有残卷，书于佛经之背）、《景教经》（德化李氏藏《志玄安乐经》、《宣元至本经》各一卷、日本富冈氏藏《台神论》一卷、法国国民图书馆藏《景教三威蒙度赞》一卷），集部则有《云谣集杂曲子》及唐人通俗诗小说各若干种（《云谣集》藏伦敦博物馆，通俗诗及小说英法皆有之，德化李氏亦藏有二种）；而已逸四部书之不重要者及大藏经论尚不在此数。皆宋元以后所未见也。己酉冬日，罗叔言氏即就伯氏所寄之影本，写为《敦煌石室遗书》，排印行世；越一年，复印行其影本为《石室秘宝》十五种；又十一年癸巳，复刊行《鸣沙石室逸书》十八种；又五年戊午，刊行《鸣沙石室古籍丛残》三十种，及《鸣沙石室佚书续编》四种；又四年辛酉，伯氏复以陆法言《切韵》三种影本寄罗君，未及精印，王静安君先临写一本，石印以行世。故巴黎所藏要书，略皆印行。又京师图书馆所藏《摩尼教经》一卷，罗君亦于辛亥印入《国学丛刊》。其余敦煌佛典及内阁大库书，具在学部图书馆目录。又近时所出金石器物，罗君复拟一一为之结集。其书虽仅成一半，然不可谓非空前绝后之一大事业。此二十年中古书古器物之发见及其刊行之大略也。
（乙）新研究之进步
最近研究之事业，亦与古书古器之发见并行，故当承上章所言之三大发见述之：在二十年前，古器物学与古文字学，经潍县陈斋氏介祺、吴县吴愙斋氏大已渐具眉目。及殷虚文字出，瑞安孙仲容氏诒让即就《铁云藏龟》考其文字，成《契文举例》二卷（书成于光绪甲辰，越十三年丁巳，罗君得其手稿印行）。虽创获无多，而殷虚文字之研究，实自此始。嗣是罗君之《殷商贞卜文字考》（宣统庚戌）、《殷虚书契考释》（甲寅），《殷虚书契待问编》（丙辰），王君之《戬寿堂所藏殷虚文字考释》（戊午），先后成书，其于殷人文字，盖已十得五六。又罗君《考释》一书，兼及书契中所见之人、地名及制度典礼。王君复纂其业，成《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续考》及《殷周制度论》各一卷（丁巳），就经传之旧文与新出之史料，为深邃绵密之研究。其于经史二学，裨益尤多。兹举其重要者：商自成汤以前，绝无事实，《史记·殷本纪》惟据《世本》书其世次而已。王君于卜辞中发见王亥、王恒之名，复据《山海经》、《竹书纪年》、《楚辞·天问》、《吕氏春秋》中之古代传说，于荒诞之神话中，求历史之事实；更由甲骨断片中，发见上甲以下六代之世系，与《史记》纪表颇殊：真古今所不能梦想者也。又《书序》、《史记》均谓盘庚迁殷，即是宅亳。罗君引古本《竹书》谓殷为北蒙，即今彰德；王君于《三代地理小说》中证成其说，遂无疑义。又王君之《殷周制度论》，从殷之祀典世系，以证嫡庶之制始于周之初叶；由是对周之宗法、丧服，及封子弟、尊王室之制，为有系统之说明。其书虽寥寥二十叶，实近世经史二学上第一篇大文字。此皆殷虚文字研究之结果也。
至西域汉晋木简之研究，则审释文字多出罗君，而考证史事则多出王君。其所发见：如汉时西域两道之分歧，塞上各烽燧之次第，魏晋间葱岭以东之国数，及西域长史之治所，均足补史之阙文。而敦煌所出古书之研究，则全出罗君一人之手。其新得之成绩：如高昌麴氏之年号世系，沙州张氏及曹氏之事实，皆前此所未知。此敦煌古简古书研究之结果也。至西域各处所出之古番文，伯希和君于此中发见古代窣利、覩货逻及东波斯三种世所未知之文字；而罗君之子君楚（福苌），亦从俄人所得西夏字书《掌中珠》残本及种种西夏遗文，发明西夏文字之构造及意义。此今日研究之进步，皆与古书古器之发见相关者也。
至经史小学，在前三百年中，已大进步者，王君复由新材料出发，以图解决数千年未决之问题。其最重要者，如《周书·洛诰》、《顾命》之新说，鬼方狁之地理，明堂庙寝之制度，与声音文字上种种之解释，于乾嘉以来纸上之旧学，及近时土中之新学间，确得其根本之结合与调和——此惟于最近十年中始得见之。凡此皆与新出之古书古器相关者也。
其与此无关，而由固有之学派发生者：经部如瑞安孙仲容氏之《周礼正义》（序于光绪二十五年，然印行在后），史部如胶州柯凤孙氏劭忞之《新元史》，其书皆浩大繁博，着手皆在数十年前，而皆出于此二十年中。孙书荟萃诸家之说，全用六朝唐人义疏体裁；采择既博，论断亦允，而其所自发明，转不若其所著《籀述林》之富。长沙王葵园氏先谦之《汉书补注》，娄县张闻远氏锡恭之《丧服学》，风尚略同。惟宜都杨星吾氏守敬之《水经注疏》，要为开创之学，其精密亦出诸家之上。柯氏《新元史》意在增订旧史，惜未探考异致，其所以增订之意，及其所根据之书籍，晦而不明。顾皆竭一生之精力而成，前此二十年中，未尝有此大著述也。
由上所论述观之，则最近二十年中，我国旧学之进步，求之前古，盖未有如此之亟者。而孙、柯、王、杨诸君，其书出于此二十年中，然其研究实亘于前此数十年。至近旧学之进步，则以罗、王二君为中心。罗君以学者之身，百方搜求新出之材料，而为近百年文化之结集，其研究之功，乃为其保存流通之功所掩。王君以精密之分析力与奇异之综合力，发见旧材料与新材料间之关系，而为中国文化第二步之贡献，遂使群众旧学退步之近二十年中，为从古未有之进步。余故草此篇，以谂阅者，使知言中国学术无进步者之谬，并以为二君祝。而罗君之子君楚——即发明西夏文字之读法者，去岁以劬学死，更不能不为中国学术前途致惜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