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永澄，字静之，一字练江，扬州宝应人。年八岁读《正气歌》、《衣带赞》，即立文公位，朝夕展拜，谓大丈夫当如是。年十九举于乡，饮酒有妓，不往。会试罢归，筑土室读书，益刻苦奋励，以古圣贤自期。凡古今人物，及朝廷典章、兵农钱谷、九边要害，莫不穷究原委。万历二十九年成进士，补顺天儒学教授（刘颖《职方公年谱》云：公先拟馆选，会为有力者所夺，旁观咸为不平，而公无几微见颜色。谒选当得郡邑，自谓非病身所宜，改顺天府儒学教授。往任是官者，期月辄迁，以故皆传舍视之，公独以兴起人才为任云）。以兴起人才为己任，严程课，饬行检，羔雉之质不及于门。北方学者称为淮南夫子。
迁国子学正（华氏《东林书院志》云：公迁国子监学正，训士如顺天。又《年谱》云：时选司某犹子入太学，越次乞满，竿牍至再，公坚持不可，最后以祭酒命临之，公应曰：下官若有此例，一听明公弹劾；明公若有此例，竟判允可也，何必下官。卒不能夺。文震孟所撰《行状》同）。时雷震郊坛，先生上书李廷机（时李为礼部尚书，乃先生之座主也），规以开言路，语甚切直。谓灾异求直言，自汉唐迄今未之有改，若一切报罢，塞谔谔之门，务庸庸之福，传之史册，尚谓朝廷有人乎。廷机得书默然。继楚宗妖书京察诸事起，举朝沸腾，先生拟具疏陈得失。会其父继善至京，尼之不果上，遂泣，焚其草（复作《书怀诗》云：忧时无计叫天阊，谏草低徘且作藏。不畏九关多虎豹，应怜华发在高堂）。复作《甲乙杂志》（此书未见）及《邸中杂记》（今集中有《邸中杂记序》，又有读史数则，殆即《邸中杂记》云），援古证今，见者咸侧目，惟相国沈鲤重其行，咨以出处。先生上以书，略谓近日时事，非独与古之治世异，即乱世亦异。盖乱世不正则邪，不用君子则小人也，焉有君子小人各蕴蒙而不露，混扰而无别，可以成世界乎。且太阿之柄操于上则治，窃于下则乱。今既不在上，而下又无显窃之迹，弹射之既无其的，寻求之莫得其倪。则膏肓无可施之功，丛神有不还之势矣。永澄尝读《唐史》，萧嵩引韩休为相，而心恶其直；卢杞引关播同升，而目慑其言，然休不以嫌逼而挫谔谔之锋，播竟以避祸而甘靡靡之节。此二人者所操既殊，就名亦异，君子待小人之道，可见于此矣。又曰：君子处小人之道，莫备于《易》之：有以君子阳附小人而徐图其后者，爻之若濡是也；有以君子显斥小人而不避其害者，彖之扬庭是也。从前之道，为曲为隐，狄仁杰行之于昌宗辈；从后之道，为直为显，张九龄行之于李林甫。二者操术不同，其为君子一也。夫君子岂不乐浑厚包容，以成无竞之风，势不可耳。故君子虽不逆小人之诈，而必不肯堕小人之奸；虽不屑悻悻以博名高，而亦不肯泯泯以晦己志。清议直笔，虽有俟于将来；心术隐微，自当白于天下。若徒泥用晦之志，期微罪之行，即乞休未必得，而天下万世安能尽遗其迹而谅其心哉。然此时又非不欲去之患，不得去之患也；非勇退之难，退而不失其道之难也。我朝刘文靖、谢文正及近日王山阴，皆侃侃谔谔，退不逾时；赵兰溪则病疏屡数十上而不获请。岂前二君子见知之浅而兰溪结主之深哉？三君子能苦口犯颜而兰溪不能故也，进退之机，亦可见于此矣。顾大臣去就，又非可毛举琐细，当举其大者、急者。若孙觉、吕献可，当宋治平朝，言不用而欲去矣，乃曰：此小事，不足决去就。因共争濮王事，不听，遂尔决去。是不为苟去，大臣之准则也。又曰：自古豪杰做事，正于触地挂阂之中，见斩钉截铁之勇。若上下无迕，为所欲为，又何难焉。由是权贵益怒，与选司比思所以中伤先生，先生遂以奉母乞归（《年谱》云：公在京师，数梦王太夫人病。三上大司成书，乞申乌鸟之私，情词恳切。咸谓公瓜期及矣，盍少待。公曰：昔阳城为国师子，诸生中有三年不省亲者，亟斥去之。京兆李谔宦游，久不省归，李皋劾奏，谓：无亲之子，岂可与事君。吾今免于斥且劾幸矣，尚可䩄颜诸生之上耶。卒请归养焉）。作《吾心亦凉》（《年谱》云：公于溽暑中，搜辑古人之放怀山水，寄情闲佚者凡三十人，则自为跋语）。又作《书怀诗》以见志（其诗有云：男儿三十修名立，况我行年复加一。只今出处两寂寂，邓禹笑人堪惴栗。其志如此）。
时无锡顾宪成讲学东林，先生事以师礼。尝偕刘宗周南游，谒宪成于东林精舍，相与参性命微言（《年谱》云：先生三十一岁夏，过梁溪，访顾文端公于东林，以师事之。三十六岁夏，复晤顾文端于东林。按：《文端年谱》载：辛亥四月，顾公方抱恙，闻刘永澄至，欣然倒屣。刘为宝应人，与吴门文文起、山阴刘起东皆公所谓世道寄之者也。他日起东诔，永澄曰：兄尝邀余谒顾泾阳，余以病不果，后托兄介绍，行有日矣，而兄病且卒，泾阳亦卒。此一段师友渊源，天若有以限余，而余终自恨鞭策之不堪以负知己。是梁、蕺山两学派，亦先生所联合也）。复访文震孟于苏州（《年谱》云：先生三十一岁夏之吴门，访文文肃公于竹坞。三十六岁夏，又访文文肃公于山中，宿竹坞数夕），过高攀龙于锡山（《年谱》云：先生三十六岁夏，同文文肃公之锡山，过高忠宪公水居，复托信宿，题诗而别。案：诗载先生集中），晤刘宗周于西湖（《年谱》云：三十六岁夏六月，访刘忠端于西湖。与忠端公论交际，则曰：饿死甚小，失节甚大。论出处，则曰：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耻也。又共究求仁之旨，析主静之说，辨修悟之异同。忠端公有所发抒，公闻之忻然拜服）。渐摩濡染，学益昌殖，尤严邪正之辨。尝谓：善人在患弗救弗祥，恶人在位弗去亦弗祥。假善之人，事事可饰圣贤之迹，若逢忤时抗俗之事，便不肯为，非畏祸即畏损名耳。此其心仍出于私（书座右）。又谓：不爱财而爱官，不可谓之无所爱；不趋利而趋势，不可谓之无所趋（《清谨篇》。其上文云：今有人焉，徒矜矜于箪食豆羹之义，竹头木屑之能，至于撄小人之忌，触当世之网，而上关国是，下关清议者，则惟恐犯手撩须，百不一发。虽事任在躬，亦不过调停两家，以为持平之论。此何意哉，得失之念重耳）。圣贤只在好恶前讨分晓，不在好恶时持两端。如虑好恶未必的当，好不敢到十分好，恶不敢到十分恶，则子莫之中，乡愿之善耳（《好恶篇》。又《答刘去非书》云：今之容容者勿论已，其以圭璧自持者，不过跳脱于是非之外，居无得无丧之地，此其狷直惩夫好名喜事者耳，而不知圣贤无两处着脚之道也。夫圣贤只冷世味，不冷世务；只冷富贵利达之心，不冷亲贤慕义之心。宜冷而热，固是不肖；宜热而冷，亦非君子。其语亦精）。天下岂有不为君子，不为小人，而中立一格者乎？（《答刘去非书》）故豪杰做事，能不任，受德，无能不任，受怨，怨付于不知己，其是非自伸于自己。行己在清浊之间，非能行己；任事在恩怨之外，非能任事（《与王茂才书》）。若夫以软熟之人，讲中庸之道，只自贼而已矣（《读史》。又《读史》云：汉士明经术者不少，至元、成之间，帝喜经术文学，韦玄成、匡衡、孔光、张禹之徒，遂获尊显，宠极异数。当时无识者见之，岂不艳心，宁知其贻臭万年，与莽、操等乎。仲翁之嗤抱关、桓荣之夸稽古，千里鄙人。又《书弟清之壁》云：梁鸿、管宁，虽贫贱，觉芳兰竟体；孔光、张禹，虽贵显，如粪壤充帏）。又谓：世无中行，全凭高世抗俗之人，砥柱颓波，而当事者多为假中庸所惑（《答笪我真书》），又不识清介廉洁四字，以逢迎世路之资，托中行通变之道（《与某茂才书》）。汉儒以大中训极，而极之流，遂为苟容；自唐儒以博爱为仁，而仁之道，遂为小惠。自汉、晋以来，有恕己、恕人之说，而恕之弊，遂为姑息。圣人浸远，道学无传，于是汉人之中庸，唐人之模棱，皆足以自附于此三字之义（《恕斋说》）。使乡愿冒时中之似，狂狷遗负俗之讥，茅靡波流，长此安极（《程朱药言序》）。复推论乡愿之流弊，谓谦谦在牧，由由与偕，在丑不争，临财无苟，如游鸡群，鹤骨自在，此居乡之利也；而耳习琐尾之谈，目存征逐之行，以不分黑白为浑融，以不悖时情为忠厚，如入鲍鱼，久与俱化，此居乡之害也。夫恶人不可为，庸人又岂可为；恶人不当交，庸人又岂足交。故乡人等之涂炭，清者非苛；古人遇之旦暮，狂者非矫（书座右）。又谓乡人之好君子也，不甚其好小人也，亦不甚用情在好恶之间，故立身亦在君子小人之间。天下君子少，小人亦少，惟乡人最多。小人害在一身，乡人害在风俗（《交道篇》）。此等之人，大抵以脂韦为涵养，以模棱为浑厚；本畏祸而托之于明哲，本保奸而托之于谦让；其貌托中庸无可非刺，而行真乡愿贻害国家（《读史》）。此则孔光、张禹之一流耳（又《杂说》云：大丈夫学可大也，贱丈夫即贵不足贵矣。至冠而妾妇，何以施须眉于人世。贞士羞与为友，异代子孙羞以为祖，人国岂有赖焉。而世之蹈其辙者不复少）。其持论急切类如此。
复推论国政之得失，以为天下者，人主与天下公共之器也。与天下公共者，谓之公；非天下公共而为主之所独有者，谓之私。人主必不有其私，而后可以覆天下。若置其公共若附赘旒，而专恤其私，则天下将安所托（《王者以天下为家论》），故人主之患，莫大于喜总揽之名，杜臣下之纷，而纷者如故，抑庶司之专擅，而专擅者复如故。推偏信偏任之极，必致公卿知之而不言，台省言之而不尽。股肱之臣代持代行，而上不用其持行；耳目之臣代视代听，而上不用其视听。夫权也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天下公之则治，内秘之则乱。揽权者至使外不得争，则语言传奉之际，悉属弊端，威福赏罚之用，悉为奸薮（《辛丑会试策》）。人臣之患，莫大乎喜同之名，而不究其实。同非人臣所讳，而所讳者在不同心而同迹。不同心而同迹，则专一之意见，于国家无尺寸补，而异同之辨、黑白之分，反有以备小人之口，修君子之隙，而国家坐收其纷纷呶呶之祸（《辛丑会试策》）。又谓：今之朝政，孰急于补言官、起放废、罢采榷之三端（《三上归德沈公书》）。论者谓先生所言，不在杨、左诸公下（又作《举劾说》，谓抚按所劾者尽小官，而大官则不劾，公道奚得而不塞。又作《巧宦篇》，谓今之巧宦虽己之胥吏，亦不得稍失其意。又作《胥吏篇》，谓古之知在道德，今之知在文艺。又有《答文文起书》，谓今人卑卑碌碌，实是官情太浓，而其病根则在应举时求第之心太急，故不能轻官爵）。当斯时，阉官柄政，方正莫容，先生断断力持，仗义纠弹，为清流标鹄。尝谓汉代家家讲义，故义之所在无不趋，故党祸之起，宗亲殄灭，郡县残破，不复畏死而爱生（《杂说》）。虽无救于一时之危亡，犹足以维万世之名节，其身可杀，其志不殒，所补于名教者甚大（《寄弟书》）。今也风会日趋，俯仰成习，绕指者誉，强项者摈（《读史》）。又谓：士气之不振，由于言路之不开。大臣持禄妒贤，惟恐人之其短；小臣养交避世，惟恐害之及其身。由是摧折言路，排斥忠良，杜塞于未言之先；消磨于未用之日。以犯颜敢谏者为生事，以脂韦唯诺者为贤臣（《答文文起书》）。以慷慨任事者为浮躁，以软美噤缄者为有养（《与乔静士书》曰：今也喜软熟恶刚直，喜恶謇谔，间有一二慷慨任事、抗道敢言之士，非得罪于朝廷而褫斥，即得罪于大老而排去。又曰：凡忠谠之伦，被以喜事浮躁之名，谓此辈皆无实用，徒钓虚誉，不当令一日在朝廷之上。不思自古仗节死难之士，皆于平时犯颜敢谏中得之。如士必软美噤缄而为有养，则满朝皆有养士也，皆大圣大贤也，而何纪纲日以颓，政事日以蠹，时势极重而难挽乎。持论亦切），故言路已绝，而当涂所最忌者人言；善类甚少，而当涂所欲尽锄者善类（《与田平野书》）。虽有有志之士，如独秀于颠风之中，持之愈坚，其折愈速，安能有成（《与丁长孺书》）。夫变急激之局易，变之局难（《与孙拱阳书》。又谓：今则阳设阴施，乍明乍灭，攻之则善逃，执之则无迹，虽有劲矢，不能作穿絮。其此之谓乎），况以是为非，将醉为醒，倒置已极，安得平荡？正人君子欲救其弊，不得不矫枉，呶呶别白，未免抑扬低昂之分。盖以不平求平，正深于平者也（《王道篇》）。其志哀，其言切，志洁行芳，同夫屈子。故先生之注《离骚》，于此三致意焉（先生作有《离骚经纂注》，今有传本）。
盖先生之学，以刻苦自励为归，以裨益身心世道为验，动必以古人自师。尝谓士不立志，如树无根，如舟无舵（《答笪我真书》）。又谓利根不断，漫说断名，恐名根念死，利根转活。不好名三字，乃恣情纵欲之先声（《书座右》）。又书薛西原语于座右，云：虽小事，不可为人嘱托，自损廉耻。当铭之于心，誓之以死。当居乡时，同年生有为司理者，悯其清贫，会幕官有得金入差例，命赍金，叩谢再三，益峻却，曰：如某应差，何以金为？如不应差而以金构，吾又可构耶？君真所谓不知故人者。其他事每类此。及里中有冤抑不平事，则攘臂裂，不啻若身受。义所独断，往往不避形迹。至举世非之不顾。邑人某以戆得罪于令，令必欲置之死，阖境不知所措，先生终夕不寝，且为令白某冤状。令曰：吾自莅事来，未受刘公只字，此何可拂？某得无死，又村氓殷法，以诬杀人讼系，先生察其冤，力言于御史恤刑使者。事在郡则谒诸郡，在旁邑则谒诸旁邑。必白其诬乃已。孝廉桑明桢为豪家所中，死，先生为之抗言，旁观啮指，曰：如虫百足，何不虞肆螫耶？先生不为动。四方贤士大夫乃益颂先生高谊。先生居，恒慨然称百年易尽，荣名不朽，眼前朱毂，身后青蝇，富厚贵显，于人何系毫发。尝题《文信国年谱》云：彭殇尽，芝棘共殒，所不与千秋俱磨者，独此耿耿者在耳。故谱丞相者，生前之年也；丞相之为可谱者，生后之年也。生前之年，年之小；身后之年，年之大。又谓：文震孟曰：余辈若幸入仕版四三年，无稍建立，碌碌犹夫人者，便须割席绝交。故生平誓不依势近利（当先生居焦山时，相国叶向高过扬州，冠盖麟集。向高曰：今朝良会，独少刘静之。或以轻舟迎之，谢以河鱼腹疾，卒不往。又督漕侍郎李三才雅慕东林诸公，每过宝应，必诣先生门，先生婉转谢之。三才性豪侈，闻先生至，尽撒其供帐）。
讲学之余，尤喜观史。尝谓自幼读书，见前史所载公卿阀阅之荣，文章翰墨之业，都不关意，惟名节行谊振绝古今，则心艳神往，恨不能执鞭以从（语文震孟）。故读书根极底奥，不为浮沉。涉猎于古人一言一行，必评注得失。两汉人物，咸有定品，每观往事，如身临其际。尝谓：千古而上，有某人某事，今为刘静之摘其瑕焉；知千载以下，无摘刘静之之瑕者。呜乎，此可谓慎独之学矣。
先生归里三年，复入都候选，补户部主事，旋以丁艰返里。后养疴焦山，确乎有终焉之志。继补兵部职方司主事，中朝贤者咸庆得朋，有李纲不入，不成朝廷等语。咸以先生行藏，卜世运消长。乃命甫下而先生卒（先是，先生阅邸钞，见南中一疏，有感时事，抚膺扼腕，呕血不止，病遂日剧。将卒之时，启其弟曰：今衣襟不正，岂吾生平欲正而今忘之耶？徐整襟曰：死生之际，可以观人。遂瞑目而逝。事见《年谱》）。生于万历四年，卒于万历四十年，年仅三十有七。学者谥为贞修先生，文震孟为之状，高攀龙志其墓，刘宗周为之请谥，复作《淮南赋》以吊之。高攀龙曰：静之官不过七品，其志以为天下事莫非吾事。若何而圣贤吾君？若何而圣贤吾相？若何而圣贤吾百司庶职？年不及强仕，而其志以为千古事莫非吾事。生吾前者若何扬揭之，生当吾者若何左右之，生吾后者若何矜式之？丁元荐曰：静之力学苦行，思以其道扫氛翳而揭日月，不惜以然之身，抵金之口。热肠苦心，岁寒愈笃。刘宗周曰：昔人称陈孝廉隐衷粹行，对天地，质鬼神。陈白沙称陈文毅，以为君子心事，如青天白日，近世士大夫，惟永澄足以当之。黄宗羲亦曰：永澄天性过于学问，故其疾恶之严，如以利刃腐朽。观诸公所言，则先生之为人可知矣。所著之书，尚有《礼记删注》、《两汉人物纂》、《家塾绪言》、《诗筒遗草》。今所存者，惟《练江先生集八卷》（即《家塾绪言》、《诗筒遗草》合刊之本）。
刘光汉曰：予读《练江先生集》，知东林学派与空言讲学者不同。昔《中庸》以智、仁、勇为达德，而《孟子》并言仁义。今东林诸公之讲学，大抵贵勇而贱智，先义而后仁，故矜气节，重声誉，高风亮节，砥柱颓波。而先生所言，较高、顾诸公尤为严密。先生之言曰说心、说性、说玄、说妙，咸为口头禅，惟孟子集义二字，可以检束身心。观于此言，可以知先生学术所从入矣。厥后先生子心学著《四朝大政录》，明于君子小人之辨，而裔孙台拱亦潜心理学，修身励行，殆守先生之遗训者欤。又邑人朱止陶，亦师淑东林学派，后起之士，又有王茂。朱氏之学，近于导虚，而王学则稍趋平实，颇与先生学术稍殊。然射阳白马之间，讲坛林立，则固先生开其先也。呜乎远矣。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