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之儒所长者，固不仅考证之学。然戴东原有云：有义理之学，有词章之学，有考证之学。则训诂、典章之学，皆可以考证一字该之。袁子才分著作与考据为二，孙渊如作书辨之，谓著作必原于考据，则亦以考据该近代之学也。若目为经学，则近儒兼治子、史者多矣，故不若考证二字之该括也。）
宋元以降，士学空疏，其寻究古义者，宋有王伯厚，明有杨慎修、焦弱侯（皆南人而非北人）。伯厚博极群书，掇拾丛残，实为清学之鼻祖（《玉海》一书特备应词科之用，《困学纪闻》稍精，然语无裁断，特足备博闻之助耳）。慎修、弱侯咸排斥宋儒，慎修通文字、地舆、谱牒之学，惟语多复杂，谊匪专门；弱侯观书多卓识（与郑渔仲相类），惟穿凿不足观。殆及明季，黄宗羲崛起浙东，稍治实学（通历算、乐律之学，著书甚多）。其弟子万斯大，推究礼经（作《学礼质疑》、《仪礼商》及《礼记偶笺》），以辩论擅长，然武断无家法。时萧山毛氏，黜宋崇汉，于五经咸有撰述（作《仲氏易》、《推易始末》、《春秋占筮书》、《易小帖》四书以说《易》，作《古文尚书冤词》以说《尚书》，作《毛诗写官记》、《诗札》以说《毛诗》，作《春秋传》、《春秋简书刊误》、《春秋属词比事记》以说《春秋》，于《礼经》撰述尤多），牵合附会，务求词胜。德清胡渭作《禹贡锥指》、《洪范正论》，精于象数（胡氏不信汉儒灾异，亦不信宋儒先天后天图）、舆图之学，惟采掇未精。吴越之民闻风兴起，治《礼经》者有蔡德晋（作《礼经礼传本义》及《通礼》）、盛世佐（作《仪礼集编》）、任启运（作《礼经章句》），治《毛诗》者有朱鹤龄（作《毛诗通义》，博采汉、宋之说，博而不纯）、陈启源（作《毛诗稽古篇》，亦无家法，惟详于名物、典章），治《易》学者有吴鼎（作《易例举要》、《易象集说》）、陈亦韩（多论《易》之文），治《春秋》者有俞汝言（作《春秋平义》、《四传纠正》二书）、顾栋高（作《春秋大事表》，虽多善言，然体例未严，无家法可称），咸杂糅众说，不主一家，言淆雅俗，瑜不掩瑕，譬若乡曲陋儒，冥行索途，未足与于经生之目，此南学之一派也（若当涂徐文靖以及桐城说经之士，皆此派之支流）。又东南人士喜为沈博之文，明季之时，文人墨客多以记诵擅长，或摘别群书，广张条目，以供獭祭之需。秀水朱彝尊尤以博学著闻，虽学综四部，然讨史研经，尚无途辙。浙人承其学者自杭世骏（于两汉书、《文选》皆有撰择，亦稍治二礼，惟语无心得）、厉鹗（作《辽史拾遗》、《南宋杂事诗》，淹博而不通经术）、全祖望（学术出于黄梨洲，编《宋元学案》，尤熟于明末史事，而《经史问答》亦精），咸熟于琐闻佚事，博学多闻，未能探赜索隐（惟祖望学有归宿，余咸无伦次），口耳剽窃，多与说部相符，然皆以考古标其帜。
及经学稍昌，江南学者即本斯意以治经，由是有摭拾之学，复有校勘之学。摭拾之学掇次已佚之书，依类排列，单词碎义，博采旁搜（出于王伯厚之《辑诗考》、《郑氏易》）。校勘之学考订异文，改易殊体，评量于字句之间，以折衷古本。先是，武进臧琳（当康熙时）作《经义杂记》，以为后儒注经疏于校雠，多讹文脱字，致失圣人之本经（阎百诗《经义杂记序》），于旧文之殊于今本者，必珍如秘笈，以正俗字之讹；于古义之殊于俗训者，必曲为傅合，以证古训之精。虽陈义渊雅，然迂僻固滞，适用者稀。东吴惠氏亦三世传经，周惕、士奇虽宗汉诂，然间以空言（周惕作《诗说》、《易传》，士奇作《易说》、《春秋说》，说多空衍，而采掇亦未纯）说经，惠栋作《周易述》，并作《左传补注》，执注说经，随文演释，富于引伸，寡于裁断（此指《周易述》言），而扶植微学，亦有补苴罅漏之功（此指《左传补注》言）。栋于说经之暇，复补注《后汉书》，兼为《精华录》、《感应篇》作注（所撰笔记尤多），博览众说，融会群言，所学与朱、杭相近，而《九经古义》甄明佚诂，亦符臧氏之书。弟子余萧客辑《古经解钩沈》，网罗放失，掇次古谊，惟笃于信古，语鲜折衷，无一词之赞。若钱大昕、王鸣盛之流，虽标汉学之帜，然杂治史乘，钱作《廿二史考异》，并拟补辑《元史》，王亦作《十七史商榷》，采掇旧闻，稽析异同，近于摭拾、校勘之学。惟大昕深于音韵、历算学多心得（如论反切、七音，皆甚精卓）一洗雷同剿说之谈（钱大昕亦治摭拾之学，所辑古书甚多，惟塘、坫之学稍精绝，塘精天算，坫精地舆，侗、绎以下无足观矣）。鸣盛亦作《尚书后案》，排摘伪孔，扶翼马、郑，裁成损益，征引博烦，惟胶执古训，守一家之言而不能自出其性灵。江声受业惠栋，作《尚书集注音疏》，其体例略同《后案》。王昶亦以经学鸣，略涉篱，未窥堂奥，惟金石之学稍深（作《金石萃编》，集金石学之大成，然亦摭拾、校勘之学）。若孙星衍、洪亮吉，咸以文士治经，学鲜根柢，惟记诵渊雅。星衍杂治诸子，精于校勘（曾刊刻《孙子》、《吴子》、《司马法》、《六韬》、《穆天子传》、《抱朴子》诸书，又为毕沅校《墨子》、《吕氏春秋》、《山海经》，明于古训，解释多精），亮吉旁治地舆，勤于摭拾（曾补辑《三国疆域志》、《晋齐梁疆域志》，即所辑汉、魏、晋，亦摭拾之学也）。亮吉作《左传诂》，星衍作《尚书古今文注疏》，精校详释，皆有扶微佚之功。继起之儒，咸为群经作疏，《尔雅》疏于邵晋涵，《国语》疏于董增禄（龚丽正亦为《国语》作疏），《毛诗》疏于陈奂，《左传古注》辑于李贻德，大抵汇集古义，鲜下己见，义尚墨守，例不破注，遇有舛互，曲为弥缝，惟取精用弘，咸出旧疏之上，殆所谓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者与。与摭拾、校勘之学殊涂同归（摭拾之学集古说成一书，而为义疏者亦引群书证一说；校勘之学校正文字之异同，为义疏者亦分析众说之同义，特有拓充不拓充之殊耳）。而东南治校勘之学者，前有何焯、齐召南（皆文士也），后有卢文、顾千里（卢校诸子，顾校《毛诗》、《仪礼》最精，所校群书不下十余种）、钱泰吉（所校《汉书》最精），虽别白精审，然执古改今，义多短拙（观方氏《汉学商兑》所举数条可见）。治摭拾之学者，以臧庸（辑《孝经考异》、《月令杂说》、《乐记注》、《子夏易传》、《诗考异》、《韩诗异说》、《尔雅古注》、《说文古音考》、《庐植礼记解诂》、《蔡邕明堂月令章句》、《王肃礼记注》、《圣证论》、《帝王世纪》、《尸子》诸书）、洪颐煊（孙星衍之书多其手辑，余所辑甚多）为最著，虽抱残守缺，然细大不捐，未能探悉其本义，或疲精殚思以应富贵有力者之求而资以糊口（如顾、臧、洪皆是也）。斯时吴中学者有沈彤、褚寅亮、纽树玉，所著之书咸短促不能具大体。越中学者有丁杰、孙志祖、梁履绳，以一得自矜，支离破碎，然咸有存古之功。若袁枚、赵翼之流，不习经典，惟寻章摘句，自诩淹通，远出孙、洪之下。此南学之又一派也。及惠、洪、顾、赵友教扬州，而南学渐输于江北（如江藩为余氏弟子，汪中与孙、洪友善，而贾稻孙、李之流，咸与汪氏学派相近）。
时皖南学者亦以经学鸣于时。皖南多山，失交通之益，与江南殊，故所学亦与江南迥异。先是，宣城梅文鼎精推步之学，著书百余万言，足裨治历明时之用。婺源汪绂，兼治汉学、宋学，又作《物诠》一书，善于即物穷理，故士学益趋于实用。江永崛起，穷陬深思，独造于声律、音韵、历数、典礼之学，咸观其会通，长于比勘，弟子十余人，以休宁戴震为最著。戴氏之学，先立科条，以慎思明辨为归，凡治一学立一说，必参互考验，曲证旁通，以辨物正名为基；以同条共贯为纬，论历算则淹贯中西（初治西法，后复考究古算经，通《九章》之学，所著以《勾股割圜记》为最精），论音韵则精穷声纽（作《转语》二十章，近于字母之学，而解字亦以声为本），论地舆则考订山川（戴氏考地舆皆以山川定城邑，见《水地记》），咸为前人所未发；而研求古籍，复能提要钩玄，心知其意，凡古学之湮没者，必发挥光大，使绝学复明（如校古算经之类是也），凡古义之钩棘者，必反复研寻，使疑文冰释（如《春秋即位改元考》诸篇是），凡俗学之误民者，必排击防闲，使卮言日绝（如《孟子字义疏证》是）。且辨彰名物，以类相求，则近于归纳（如《学礼篇》考古代礼制，各自为篇是也），会通古说，匡违补缺（如《尔雅》、《说文》诸书皆不墨守），则异于拘墟，辨名析词，以参为验，则殊于棱模，实事求是，以适用为归（观《与是仲明书》可见，又作《璇玑玉衡图》、《地舆图》皆合于准望），则异于迂阔，而说经之书简直明显，尤近汉儒。戴氏既殁，皖南学者各得其性之所近，治数学者有汪莱（作《衡斋算学》），治韵学者有洪榜（作《示儿切语》，厥后汪有诰尤深韵学），治三礼者有金榜（作《礼笺》）、胡匡衷（作《仪礼释官》），以凌廷堪（作《礼经释例》）、胡培（作《仪礼正义》）为最深。歙人程瑶田亦深于三礼之学（作《宗法小记》诸书），作《考工创物小记》、《磬折古义》，以证工学必原数学，复作《水地小记》，多祖述上海徐氏之书，明于测量之法，而释谷（作《九谷考》）、释虫尤足裨博物之用，可谓通儒之学矣。
戴氏弟子舍金坛段氏外（段氏治《说文》精锐明畅，于古本多所改易，则仍戴氏校定《毛诗》、《春秋经》之例也，《六书音韵表》亦由心得），以扬州为最盛。高邮王氏传其形声训故之学，兴化任氏传其典章制度之学。王氏作《广雅疏证》，其子引之申其义，作《经传释辞》、《经义述闻》，发明词气之学，于古书文义诎诘者各从条例，明析辨章，无所凝滞，于汉魏故训多所窜更。任氏长于三礼，知全经浩博难罄，因依类稽求，博征其材，约守其例，以释名物之纠纷，所著《深衣释例》、《释缯》诸篇，皆博综群书，衷以己意，咸与戴氏学派相符。仪征阮氏友于王氏、任氏，复从凌氏（廷堪）、程氏（瑶田）问故，得其师说。阮氏之学主于表微，偶得一义，初若创获，然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贯纂群言，昭若发蒙，异于饾饤猥琐之学。甘泉焦氏与阮氏切磋，其论学之旨谓不可以注为经，不可以疏为注，于近儒执一之弊排斥尤严（观《理堂家训》，以摭拾之学为拾骨学，以校勘之学为本子学，排斥甚力。又以执一之学足以塞性灵，文集中斥之屡矣），所著《周易通释》，掇刺卦爻之文，以字类相属，通以六书九数之义，复作《易图略》、《易诂》（惟《易章句》体例仿虞注，无甚精义），发明大义，条理深密，虽立说间邻穿凿，然时出新说，秩然可观，亦戴学之嫡派也（焦氏《论语通释》出于戴氏《孟子字义疏证》）。
自阮氏以学古跻显位，风声所树，专门并兴，扬州以经学鸣者凡七八家，是为江氏之再传。黄承吉研治小学，以声为纲，其精微之说与高邮王氏相符。凌曙治《董子春秋》、《郑氏礼》，以礼为标，缕析条分，亦与任氏之书相近（时宝应刘台拱治学亦静精微）。先曾祖孟瞻先生受经凌氏，与宝应刘宝楠切至深，淮东有二刘之目，治《左氏春秋》，而宝应刘氏亦作《论语疏证》。并世治经者又五六家，是为江氏之三传。盖乾、嘉、道、咸之朝，扬州经学之盛，自苏、常外，东南郡邑莫之与京焉，遂集北学之大成。
江淮以北，当康、雍之交，有山阳阎若璩（阎氏虽籍太原，实寄居山阳），灼见古书之伪，开惠、江、王、孙之先。别有济阳张尔岐，作《仪礼郑注句读》，依经为训，章别句从。邹平马，作《左传事纬》、《绎史》，博引古籍，惟考订多疏。自是厥后，治算学者有淄川薛凤祚，其精密略逊梅氏，治小学金石学者有山阳吴玉（作《金石存》、《说文引经考》及《别雅》）、莱阳赵曾（深于金石）、偃师武亿（作有《经读考异义证》、《偃师金石考》），咸有发疑正读之功。曲阜孔氏得戴氏之传，治《公羊春秋》，严于择别，于《何氏解诂》时有微词，与株守之学不同（时山东学者有周昌年、孔继涵，李文藻，不若巽轩之精）。而曲阜桂氏、栖霞郝氏咸守仪征阮氏之传，探究《尔雅》（郝氏作《尔雅正义》）、《说文》（桂氏作《说文义疏》），解释物类咸以得之目验者为凭（桂氏治《说文》，往往引现今物类以解之，于山东、云南之草木鸟兽征引尤多，可谓博物之学矣。郝氏《尔雅》亦引今证古，得之目验，与剿袭陈言旧说者不同也），桂氏诠释许书虽稍凝滞，而郝氏潜心雅学，注有回穴，辄为理董，与孔氏治《公羊春秋》相同（郝氏又治《山海经》）。又大名崔述，长于考辨，订正古史，辨析精微，善于怀疑而言皆有物，咸与江北学派相似，而齐、鲁、幽、豫之间，遂为北学盛行之地矣。
要而论之，吴中学派传播越中，于纬书咸加崇信（惠栋治《易》杂引纬书，且信纳甲爻辰之说，其证一也；张惠言治《虞氏易》，亦信纬学，其证二也；王昶《孔庙礼器碑跋》谓纬书足以证经，其证三也；孙星衍作《岁阴岁阳考》，诸篇杂引纬书，其证四也；王鸣盛引纬书以申郑学，其证五也；嘉兴沈涛以五纬配五经，且多引纬书证经，其证六也。余证甚多），而北方学者鲜信纬书（惟旌德姚配中作《周易姚氏学》颇信谶纬，余未有信纬书者，江北学者亦然）。徽州学派传播扬州，于礼学咸有专书（如江永作《礼经纲目》、《周礼疑义举要》、《礼记训义择言》、《释宫补》，戴震作《考工记图》，而金、胡、程、凌于《礼经》咸有著述，此徽州学者通三礼之证也。任大椿作《释缯》、《弁服释例》，阮元作《车制考》、朱彬作《礼记训纂》，此江北学者通三礼之证也。而孔广森亦作《大戴礼补注》），而南方学者鲜精礼学（如惠栋《明堂大道录》、《说》，皆信纬书，惠士奇《礼说》亦多空论，若沈彤《仪礼小疏》、褚寅亮《仪礼管见》、齐召南《周官禄田考》、王鸣盛《周礼军赋说》，咸择言短促，秦蕙田《五礼通考》亦多江、戴之绪言，惟张惠言《仪礼图》颇精，然张氏之学亦受金榜之传，仍徽州学派也）。北人重经术而略文辞（徽州学派无一工文之人，江北学者亦然，与江南殊），南人饰文词以辅经术（如孙、洪皆文士，钱、王亦文人，卢、顾亦精于文辞，此其证也），此则南、北学派之不同者也。昔《隋书·儒林传》之论南、北学也，谓南人简约得其菁英，北人深芜穷其支叶。今观于近儒之学派，则吴、越之儒功在考古，精于校雠，以博闻为主，乃深芜而穷其支叶者也；徽、扬之儒功在知新，精于考核，以穷理为归，乃简约而得其菁英者也。南、北学派与昔迥殊，此固彰彰可考者矣。
自是以后，江北、皖南虽多缀学方闻之彦（皖南学者，如俞正燮之淹博，贯穿群言，包世荣之精纯，研治《诗》、《礼》，皆颇可观。江北学者，如汪喜荀之学近于焦、阮，薛传钧深明小学，沈龄作《方言疏》，陈逢衡治《佚周书》、《竹书纪年》、《山海经》，梅毓治《梁》，薛寿治《说文》、《文选》，亦足与前儒竞长。若夫丹徒汪芷治《郑氏诗》，丹徒柳兴宗治《范氏榖梁》，句容陈立治《何氏公羊》，山阳丁晏遍治群经，海州许桂林通历算，为甘泉罗士林之师，然皆得江北经儒之传授者也），然精华既竭，泄发无余，鲜深识玄解，未能竞胜前儒。江淮以北治小学者，有安丘王筠（著《说文释例》、《说文句读》）、河间苗夔（精声韵学）、日照许瀚、商城杨铎（治小学、金石学），治地学者有大兴徐松（作《汉书西域传补注》诸书）、平定张穆（作《蒙古游牧记》诸书），咸沈潜笃实，所著之书亦大抵条举贯系，剖析毫芒，惟朴蹇，质略无文。江南学者仍守摭拾、校勘之学，揭《说文》以为标，攘袂掉臂以为说经之正宗（如湖州姚文田、严章甫、严徐卿、姚谌、程庆余，上虞朱芹仁和邵友莲，咸治小学，若赵一清之流亦精校勘之学，惟张履治三礼，汪日祯治历法，而朱骏声治《说文》，皆有心得，稍有可观），然违于别择，昧厥源流，务于物名，详于器械，考于诂训，摘其章句，不能统其大义之所极（用中论语）。虽依傍门户，有搜亡补佚之功，然辗转稗贩，语无归宿，甚至轻易古书，因讹袭谬而颠倒减省，离析合并一凭臆断，且累言数百，易蹈辞费之讥，碎细卑狭，文采黯然。承学之士渐事鄙夷，由是有常州今文之学。
先是常州之地有孙（洪）、黄（仲则）、赵（味辛）诸子，工于诗词骈俪之文，而李兆洛、张琦复侈言经世之术，又虑择术之不高也，乃杂治西汉今文学，以与惠、戴竞长。武进庄存与喜治《公羊春秋》，作《春秋正辞》，于六艺咸有撰述（有《易说》、《八卦观象》、《系辞传论》、《尚书既见》、《毛诗说》、《周官记》、《周官说》、《乐说》，以《周官记》为最精深），大抵依经立谊，旁推交通，间引史事说经，一洗章句训诂之习，深美闳约，雅近《淮南》，则工于立言，重言申明，引古匡今（如《春秋正辞》楚杀宛一条是），则近于致用，故常州学者咸便之。然存与杂治古文（如治《毛诗》、《周官》经是），不执守今文之说（如卫辄一条则斥《公羊》），其兄子庄述祖亦遍治群经（作有《尚书今古文考证》、《毛诗口义》、《诗记长编》、《乐记广义》、《左传补注》、《五经疑义》、《论语别记》），发明夏时《归藏》之义（作《夏小正经传考释》，以发明改元郊之义），以为《说文》始一终亥，即古《归藏》为六书条例所从出，复杂引古籀遗文，分别部居（作《古文甲乙篇》、《说文古籀疏证》），以蔓衍炫俗。故常州学者说经必宗西汉，解字必宗籀文，摧拉旧说，以微言大义相矜。庄氏之甥有武进刘逢禄、长州宋翔凤，咸传庄氏之学。刘氏作《公羊何氏释例》（并作《解诂笺》及《答难》），理完密，又推原《左氏》、《梁》之得失，难郑申何，复作《论语述何》、《夏时经传笺》、《中庸崇礼论》、《议礼决狱》，皆比傅《公羊》之义，由《董生春秋》以窥六经家法。又谓《虞易》罕通大义（作有《虞氏变动表》、《六爻发挥旁通表》、《卦象阴阳大义》、《虞氏易言补》，皆申明虞注，则以虞注为全书也），《毛诗》颇略微言（初尚毛学，后改治三家诗），马、郑注书颇多讹谬（作《尚书古今集解》，颇匡马、郑），《左传》别行，不传《春秋》（作《左氏春秋考证》），别作《纬略》一书，稍邻恢诡。宋氏之学与何氏略同，作《拟汉博士答刘歆书》，又作《汉学今文古文考》，谓《毛诗》、《周官》、《左氏传》咸非西汉博士所传，而杜、贾、马、郑、许、服诸儒，皆治古文，与博士师承迥别，而今文、古文之派别，至此大明。又以《公羊》义说群经（如《论语发微》之类是），以古籀证群籍，以为微言之存非一事可该，大义所著非一端足竟，会通众家，自辟蹊径，且崇信谶纬，兼治子书，发为绵渺之文，以虚声相煽，东南文士多便之。别有邵阳魏源、仁和龚自珍，皆私淑庄氏之学，从刘逢禄问故。源作《两汉经师今古文家法考》，其大旨与宋氏同（谓西汉之学胜于东汉，东汉之学兴而西汉博士之家法亡矣），谓西汉微言大义之学隳于东京，且排斥许、郑，并作《董子春秋发微》，复有《诗古微》。说《书》宗《史记》、《大传》，上溯西汉今文家言，以马、郑之学出于杜林《漆书》，并疑《漆书》为伪作，虽排击马、郑，亦时有善言；说《诗》恪宗三家，特斥《毛诗》，然择术至淆，以穿穴擅长，凌杂无序，易蹈截趾适履之讥（如《书古微》，以言《禹贡》数篇为最精。至于信黄石斋之《洪范》，改易经文，于《梓材》增入伯禽，增妄说也。《诗古微》不知韩、齐、鲁师说各自不同，并举齐观，此其大失）。邹汉勋与源同里，治经亦时出新义（惟不恪信《公羊》，韵论历考最精，余亦朴实敦确，惜多缺佚）。湘潭王运亦治《公羊春秋》，复以《公羊》义说五经，长于《诗》、《书》，绌于《易》、《礼》。其弟子以资州廖平为最著，亦著书数十种。其学输入岭南，而今文学派大昌。此一派也。自珍亦治《公羊》，笃信张三世之例，作《五经大义终始论》，杂引《洪范》、《礼运》、《周诗》，咸通以三世之义（又作《五经大义答问》，以主张三世之义），说《诗》颇信魏说，非毛非郑，并斥序文（又有陈乔枞作《三家诗遗说》、《齐诗翼氏说疏证》），又喜治《尚书》，作《太誓答问》，以今文《太誓》为伪书，虽解说乖违，然博辩不穷，济以才藻，殊足名家，而《左传》、《周官》亦以己意抉真伪。其子龚澄复重订《诗经》，排黜《书序》，并改订各字书，尤点窜无伦绪。仁和邵懿辰，初治桐城古文，继作《礼经通论》，以《礼经》十七篇为完书，以《佚礼》为伪作，又作《尚书大意》，以马、郑所传逸书为伪撰，转信伪古文为真书，可谓颠倒是非者矣。惟德清戴望，受业宋氏之门，祖述刘、宋二家之意，以《公羊》证《论语》，作《论语注》二十卷，欲以《论语》统群经，精诣深造，与不纯师法者不同。此别一派也（别有仁和曹籀、谭献等，皆笃信龚氏学）。
当此之时，江北学者亦见异思迁，泾县包慎言（慎言生居扬州）作《公羊历谱》，又以《中庸》为《春秋》纲领，欲以《公羊》义疏证《中庸》，未有成书。宝应刘恭冕初治《论语》（宝楠作义疏未成，恭冕续成之），继作《何休注论语述》，掇刺解诂，引《论语》者以解释《公羊》，复作《春秋说》一书，亦颇信三科之义。丹徒庄（亦生长扬州）作《大圜通义》，组合《周易》、《公羊》之义，汇为一编，体例略师《繁露》，自矜通悟，然诞妄愚诬，于说经之书为最劣，拾常州学派之唾余以趋时俗之好尚，此南方学派输入江北者也。而江北之学亦有输入南方者，一曰闽中学派，一曰浙中学派。闽中士学疏陋，自陈寿祺得阮氏之传，殚深三礼疏证、五经异义，条鬯朴纯，里人陈金城、陈庆镛、王捷南传其学，后起之士有林鉴堂（作《孔子世家补订》、《孟子列传纂》，诸书刻有《竹柏堂丛书》）、刘端。端于礼学为尤精，是为闽中之正传。浙中自阮氏提倡后，有临海金鹗，作《求古斋礼说》，其精审亚于江、戴。定海黄式三遍治群经，作《论语后案》，其子以周亦作《经训比义》，虽时杂宋儒之说，然解释义理多与戴、阮相符（与陈澧稍别），以周又作《礼书通故》，集三礼之大成。瑞安孙贻让深于训诂典章之学，作《周官正义》，亦集《周官》学之大成。别有德清俞樾，以小学为纲，疏理群籍，恪宗高邮二王之学，援顺经文之词气，曲为理绎，喜更易传注，间以臆见改本经，精者略与王氏符，虽说多凿空，然言必有验，迥异浮谈。即钱唐诸可宝、黄岩王，解经亦宗古训，不惑于今文流言，是为浙学之别派。此皆江北学派输入南方者也。
然岭南、黔中仍沿摭拾、校勘之学。岭南之士列阮氏门籍者，虽有侯康、曾钊、林伯桐，然以番禺陈澧为最著。澧学钩通汉、宋，以为汉儒不废义理，宋儒兼精考证，惟掇引类似之言曲加附合，究其意旨，仍与摭拾之学相同，然抉择至精，便于学童。若桂林龙翰臣（以韵学为最精）、朱琦，南海朱次琦，咸学兼汉、宋，与澧差同，而陈澧、朱次琦各以其学授乡里，弟子咸数十人，至今未绝。此岭南学派之大略也。黔中之学始于遵义，郑珍校定《汗简》诸书，复作《说文新附考》、《说文逸字》，长于校勘，亦兼治《仪礼》，其子小尹，亦长小学。独山莫犹人精六书形声之学，其子友芝善鉴别宋本古籍，作《唐说文木部笺异》，以考二徐未改之书，章疏句栉，有补掇之功。遵义黎庶昌，近承郑氏、莫氏之学，曾乘轺日本，搜讨秘籍，刻《古佚丛书》，使亡书复显（贵阳陈矩亦于日本得古书多种，刊以行世），此黔中学派之大略也。
要而论之，南方学派析为三：炫博骋词者为一派（如万斯大、毛奇龄之类是），摭拾校勘者为一派，昌微言大义者为一派。北方学派析为二：辨物正名者为一派，格物穷理（格物者，格物类也；穷理者，穷实理也。与宋、明虚言格物穷物者不同）者为一派（惟徽州之儒于正名辨物外，兼能格物穷理，若江北及北方之儒，则大抵仅能正名辨物而已，然咸精当）。虽学术交通，北学或由北而输南，南学亦由南而输北，然学派起源夫固彰彰可证者也，黄、惠、江、庄谓非儒术之导师欤？且南、北学派虽殊，然研覃古训，咸为有功于群经（惟阴阳灾异之学最为无稽，摭拾、校勘之学虽无伤于大道，然亦废时玩日之一端也）。此近儒考据之精所由，非汉、魏以下所能及也（惟有私学无官学，有家学无国学）。岂不盛哉！
[1] 录自《国粹学报》第一年乙巳第七号，《学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