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抵。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倍（顾亭林《日知录》曰：“典谟爻象，此二帝三王之言也，《论语》、《孝经》，此夫子之言也，文章在是，性与天道亦在是，故曰：‘有德者必有言。’善乎游定夫之言曰：‘不能文章，而欲闻性与天道，譬犹筑数仞之墙而浮埃聚沫以为基，无是理矣。’后之君子于下学之初即谈性道，乃以文章为小技而不必用力，然则夫子不曰‘其旨远，其辞文’乎？不曰‘言之无文，行之不远’乎？曾子曰：‘出词气，斯远鄙倍矣。’尝见今讲学先生从语录入门者，多不善于修词，或乃反子贡之言以讥之曰，夫子之言性与天道可得而闻，夫子之文章不可得而闻也。”又引杨用修之言曰：“文，道也；诗，言也。语录出而文与道判矣，诗话出而诗与言离矣。”又钱竹汀曰：“释子之语录始于唐，儒家之语录始于宋，儒其行而释其言，非所以垂教也。君子之出词气必远鄙倍，语录行而儒家有鄙倍之词矣。有德者必有言，语录行则有德而不必有言矣。”）。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何则？
周代之时文与语分，故言语、文学区于孔门。降及战国，士工游说，纵横家流列于九家之一，抵掌华屋，擅专对之才，泉涌风发，辩若悬河，虽矢口直陈，自成妙论。及笔之于书，复经史臣之修饰，如《国语》、《国策》所载是也。在当时虽谓之语，自后世观之，则语而无异于文矣。
若六朝之时，禅学输入，名贤辩难，间逞机锋，超以象外，不落言诠，善得言外之旨，然此亦属于语言，而语录之文盖出于此。且所言不外日用事物，与辞旨深远者不同。其始也讲学家口述其词，弟子欲肖其口吻之真，乃以俗语笔之书以示征实。至于明代，凡自著书者亦以语录之体行之，而书牍序记之文杂以俚语，观其体制与近世演说之稿同科，岂得列之为文哉？
若考据之作，则汉魏之笺疏均附经为书，未尝与文学相混。惟两汉议礼之文博引数说，以己意折衷，近于考据。然修词贵工，无直情径行之语。若石渠、白虎观之议，则又各自为书。唐宋以降，凡考经订史之作咸列为笔记，附于说部之中，诚以言之无文未可伺于文学之列也。近世以来，乃崇斯体。夫胪列群言，辨析同异，参互考验，末下己意，进退众说以判是非，所解之书虽各不同，然篇成万千，文无异轨，观其体制又略与案牍之文同科，盖行文之法，固不外征引及判断二端也。昔阳湖孙氏分著述与考据为二，以考订经史者为考据，抒写性灵者为著作。立说虽疏（已为焦理堂所驳），然以考据之作与抒写性灵者不同，则固不易之确论。此亦不得谓之文者也。
乃近世以来学派有二：一曰宋学，一曰汉学。治宋学者，从语录入门；治汉学者，从注疏入门。由是以语录为文，以注疏为文，及其编辑文集也，则义理考订之作均列入集部之中，目之为文。学者互相因袭，以为文能如是，是亦已足，不复措意于文词，由是学日进而文日退。古人谓文原于学，汲古既深，辞斯美（如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所谓读千赋者自善赋也。今则不然，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迥与词章殊科，而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文苑、儒林、道学遂一分而不可复合，此则近世之异于古代者也。故近世之学人，其对于词章也所持之说有二：一曰鄙词章为小道，视为雕虫小技，薄而不为；一以考证有妨于词章，为学日益则为文日损（如袁枚之箴孙星衍是）。是文学之衰不仅衰于科举之业也，且由于实学之昌明（证以物理之学，则各物均有不相容性。实学之明以近代为最，故文学之退亦以近代为最，此即物理家所谓不相容也。《左传》亦曰“物莫能两大”），此文学均优之士所由不数觏也。
然近世之文亦分数派。明代末年，复社、几社之英以才华相煽，敷为藻丽之文（如陈卧子、夏考功、吴骏公之流是）。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治古文，而藻丽之作，易为纵横。若商丘侯氏、大兴王氏（昆绳）、刘氏（继庄）所为之文，悉属此派。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轨则，其体出于明允、子瞻。或以为得之苏、张、史迁，非其实也。余姚黄氏，亦以文学著名，早学纵横，尤长叙事，然失之于芜辞多枝叶，且段落区分牵连钩贯，仍蹈明人陋习。浙东学者多则之。季野、榭山咸属良史，惟斐然成章，不知所裁，然浩瀚明鬯，亦近代所罕觏也。时江、淮以南，吴、越之间，文人学士应制科之征，大抵涉猎书史，博而不精，谙于目录、词章之学，所为之文以修洁擅长，句栉字梳，尤工小品。然限于篇幅，无奇伟之观，竹、次耕其最著者也，钝翁、渔洋、牧仲之文，亦属此派。下迨雍、乾，浦、太鸿犹沿此体，以文词名浙西，东南名士咸则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末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而至湘、赣、西粤。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
若治经之儒，或治古文家言，或治今文家言，及其为文遂各成派别。东原说经，简直高古，逼近《毛传》，辞无虚设，一矫冗长之习，说理记事之作，创意造词浸以入古，唐、宋以降罕见其匹。后之治古学者咸宗之，虽诂经考古远逊东原，然条理秩如，以简明为主，无复枝蔓之词，若高邮王氏、仪征阮氏是也。故朴直无文，不尚藻绘，属辞比事自饶古拙之趣。及掇拾者为之，则剿袭成语，无条贯之可寻，侈征引之繁，昧行文之法，此其弊也。常州人士喜治今文家言，杂采谶纬之书，用以解经，即用之入文，故新奇诡异之词足以悦目。且江南之地，词曲尤工，哀怨清遒，近古乐府，故常州之文亦词藻秀出，多哀艳之音，则以由词曲入手之故也。庄氏文词深美闳约，人所鲜知，其以文词著者，则阳湖张氏、长洲宋氏，均工绵邈之文，其音则哀而多思，其词则丽而能则，盖征材虽博，不外谶纬、词曲二端。若曲阜孔氏，亦工俪词，虽所作出宋氏之上，然旨趣略与宋氏同，则亦治今文之故也。近人谓治《公羊》者必工文，理或然欤。若夫旨乖比兴，徒尚丽词，朝华已谢，色泽空存，此其弊也（近人惟谭仲修略得张、宋之意）。
数派以外，文派尤多。江都汪氏，熟于史赞，为文别立机杼，上追彦升。虽字酌句斟，间逞姿媚，然修短合度，动中自然，秀气灵襟，超轶尘，于六朝之文得其神理。或以为出于《左传》、《国语》，殆誉过其实。厥后荆溪周氏，编辑《晋略》，效法汪氏，此一派也。邵阳魏氏、仁和龚氏亦治今文之学，魏氏之文明畅条达，然刻意求新，故杂奇语以骇俗流。龚氏之文自矜立异，语羞雷同，文气佶，不可卒读，或语求艰深，旨意转晦，此特玉川、彭原之流耳。或以为出于周秦诸子，则拟焉不伦。此又一派也。若夫简斋、稚威、仲瞿之流，以排奥自矜，虽以气运辞，千言立就，然乱而无序，泛滥而无归，华而不实，外强中干，或怪诞不经，近于稗官家言，文学之中斯为伪体，不足以言文也。
近代文学之派别大约若此。然考其变迁之由，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则又日流于奇诡。此近世文体变迁之大略也。
近岁以来，作文者多师龚、魏，则以文不中律，便于放言，然袭其貌而遗其神。其墨守桐城文派者，亦囿于义法，未能神明变化。故文学之衰，至近岁而极。文学既衰，故日本文体因之输入于中国。其始也译书撰报，据文直译以存其真，后生小子厌故喜新，竞相效法。夫东籍之文，冗芜空衍，无文法之可言，乃时势所趋，相习成风，而前贤之文派，无复识其源流，谓非中国文学之厄欤？
[1] 录自《左盦外集》，卷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