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伟成案：余杭章太炎先生炳麟，少时治经，谨守朴学，所疏通证明者，在文字器数之间。旁逮子史，并多阐发，而于小学为尤精。谓：“文字先有声然后有形，字之创造及其孳乳皆以音衍。”所著《文始》及《国故论衡》中论文字音韵诸篇，能灼然见语言文字本原；盖应用清儒之治学法，而廓大其内容，延辟其新径，故其精义多发乾、嘉诸师所未发也。中年以后，究心佛典，治“俱舍”、“唯识”，有所深入。著《齐物论释》，以佛法解老、庄，乃与《瑜伽》、《华严》相会。自谓：“以分析名相始，以排遣名相终。”既游日本，兼涉西籍，更能融会新知，贯通旧学，所得日益闳肆。所著《菿汉微言》、《检论》、《文录》诸篇，皆淹雅博洽，语多深造。尝曰：“自揣平生学术，始则转俗成真，终乃回真向俗。秦、汉以来，依违于彼是之间，局促于一曲之内，盖未尝睹是也。”是先生之学，固度越清儒矣。惟生居浙东，颇究心明、清掌故，盛倡种族革命，其影响于近世学术思想者至巨。既叙勋民国，允推当代大师。伟成纂述兹书，固以“传人传学”为旨，又经先生详加论订，稍有增删。爰略志学行，用示景仰。并转载原书于后，期供海内学者共证订焉。书曰：
得书，并《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序目》。世衰道微，足下独能存此典型！所序亦甚精审。然陡欲著书传世，则不惮加功切；纵出书稍迟数月，不嫌其晚。故鄙意有见为未是者，即识于纸端。大义未申，复作书以明吾旨：
一、原书“先导大师”一类，列顾、黄、王、颜、阎诸公于前，其实非只此也。如朱鹤龄、陈启源于《诗》独尊毛、郑，扫徽国《集传》之芜，其功不在阎百诗下（一《诗》，一《书》）。黄生研精小学，与专求篆隶，审正形体者不同。——此数人者，或与百诗同时，或稍在前，其名不如百诗之广，其实则未必有歉，似宜并著“先导”传中。而毛奇龄诋朱有余，自身瑕垢则或转过于朱（如《四书改错》，可笑可鄙之处甚多），允宜删去。如以朱、陈、黄等不可称“大师”，则一切皆称“先导耆宿”可也。
二、史学分“浙派”、“别派”，尚非允惬。代嬗之间，知明代旧事者，自以浙人为多，然所重则在作史耳。“作史”、“考史”二者才本不同。今宜将“作史”、“考史”分列，不必以“浙派”、“别派”分列。“作史”者，如：万斯同（《明史》原稿有列传五百卷，其纪志则未成，今所行王鸿绪史稿，非万氏原本），温睿临（《南疆逸史》），王夫之（《永历实录》），皆端然自成一书。而陈黄中之于宋史（《宋史新编》），吴任臣之于九国，邵晋涵之于南宋事（《南都事略》），谢启昆之于西魏，皆“作史”者也。毕沅之《续通鉴》，虽不逮温公，亦有所出于正史外者。余如补表诸家，皆当以“作史”论矣（如《明鉴》、《明纪》之类，不能出于《明史》外，则不足道）。若王鸣盛、赵翼，则“考史”者也。钱之《廿二史考异》，虽校王、赵为精，亦“考史”者也。史有三长，谓才、学、识。“作史”者必兼具三事，“考史”者只须一“学”字耳。其难易不同。然今之“作史”者，不过及一二代，而“考史”者乃通贯古今，则范围又有大小；是以两者不容轩轾，而不得不分也。
三、校雠家之功罪，在清代正宜分别。其私家校雠者，虽微及数卷，但能勘对停审，则皆于古书有功。其官局校雠者则异是。清修《四库》，本藉此以禁明代书籍，为其有所刺讥也（史部、集部、笔记皆有）。观违禁书目所载，有令毁者，则《四库》不载矣；有抽毁者，则《四库》亦加以删改矣。今且未论《四库》定本，即自违禁之谕一出，而民间刻书亦多依以删改。今所传《日知录》、《天下郡国利病书》之流，已非真本。此则编纂《四库》者之罪也。纪昀之类，亟宜删去。惟朱筠请集《永乐大典》，其后遂有武英殿丛书，此则不为无功者耳。
四、“今文”之学，不专在常州。其庄、刘、宋、戴（宋之弟子）诸家，执守“今文”，深闭固拒，而附会之词亦众，则常州之家法也。若凌曙之说《公羊》，陈立之疏《白虎》，陈乔枞之辑三家《诗》、三家《尚书》，只以古书难理，为之征明，本非定立一宗旨者，其学亦不出自常州。此种与吴派专主汉学者当为一类，而不当与常州派并存也。当汉学初兴时，尚无古、今文之分别。惠氏于《易》，兼明荀、虞；荀则“古文”，虞则“今文”也。及张惠言之申虞氏，亦“今文”也。其他如孙之《尚书》，江之《礼书》，或采《大传》，或说《戴记》，皆今、古文不分者。故不得以偶说“今文”经传，遂以常州家法概之。《春秋》三传，《梁》最微；桐乡之钟、丹徒之柳、番禺之侯（尚有江都梅蕴生，其书未见），皆具扶微补绝之心，而非牢守一家以概六艺者，与常州家法绝殊；要之，皆吴派之变迁而已。
——以上四事，编次时宜折衷至当，不应卤莽而为之也。
若夫汉、宋兼采者，亦不止浙、粤为然。宝应刘台拱、朱彬二家皆兼宋学意味，而朱之《礼记》为甚，即皖学大师江、戴二公亦然（江本兼谈宋学，戴氏《孟子字义疏证》力与宋学相攻，而说经实兼采宋学，惟小学、音韵、历算、地理，不涉宋学耳）。至高邮、曲阜始醇粹无杂耳。
龚自珍不可纯称“今文”，以其附经于史，与章学诚相类，亦由其外祖段氏“二十一经”之说，尊史为经，相与推移也（段氏《经韵楼集》有《十经斋记》，欲于十三经外，加入《大戴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为二十一经）。
魏源不得附常州学派。如说《诗》多出三家之外（以《小雅》“念彼共人”为厉王既放，共和摄位时作），说《书》不能守欧阳、夏侯（以黄道周三易洞玑说《洪范》），杂糅瞀乱，直是不古不今非汉非宋之学也。
王运亦非常州学派，其说经虽简，而亦兼采古、今，且笺《周官》（庄氏亦讲《周官》，刘氏兼说《书序》，是知当时只攻《左氏》，犹未尽攻“古文”也。逮邵懿辰始书攻“古文”耳。王氏生于邵后，独兼古、今，且笺《周官》，则亦不得云常州派也）。此但于惠、戴二派外独树一帜，而亦不肯服从常州也（王少年尝至广州，为陈澧所诃，不肯服惠、戴；又与邵懿辰意见不合，故不肯步常州后尘）。
——此数事，虽无关宏旨，能审正则更善矣。
原稿附上 章炳麟顿首（九月十四日）
支伟成案：方此书属稿时，正值江、浙兴兵，沪、宁道梗；居困处危，益励于学；衷有所疑，辄就胪询；而太炎先生亦不惮挥汗作答，委曲尽言。兹并录问答之辞于后，若他日宇内清平，昌明学术，其将观此而感慨系之矣！
问：前奉手书，渥承明教，诸所指正，悉当遵示更改。惟愚昧之资，尚有怀疑莫决者，辄胪陈于后，伏愿先生再进而教之，抑又伟成之厚幸也！
答：烽火接天，吾与子犹效鲁城弦诵，亦一佳事！所答如左。
问：陈长发《毛诗稽古篇》纯宗毛、郑，辨正《集传》，实开吴派之先声；谨遵先生言，列诸“先导”传中。至朱愚庵《诗经通义》，则兼采宋儒欧阳、小苏、吕、严之说，尊汉殊不若长发之笃；只以愚庵名大，故后人率以陈附朱。今拟以陈为主，而愚庵附见，似较平允？惟臧玉琳博通群经，辈行与清初诸老同时，是否可与陈朱同升？
答：陈长发学优于朱，以陈列“先导”，朱附之可也。臧玉琳行辈亦老，同入“先导”为得。
问：清代作史考史，实均自浙派开之。杭大宗《三国志补注》、《补金史》，厉太鸿之《辽史拾遗》，皆“考史”而出乾嘉前者也。但以派分，正所以尊浙之意。不过浙派以“作史”为重，故“考史”止著大宗，聊见先河。若梁曜北、洪筠轩诸君虽浙人，则仍入诸乾嘉以来之别派。惟马宛斯、顾复初，行辈既高，又所著虽仅述古，实非兼具才、学、识三者不能；列诸别派，未免有屈；故拟遵先生言，分“史学大师列传”，黄、万诸先生外，加宛斯、复初。继以“作史学家列传”，吴任臣、全祖望、陈氏父子、谢启昆等属之。再继以“考史学家列传”，钱竹汀、王西庄等属之。先生以为然否？至若补表补志诸家，究应属“作史”、“考史”，疑莫能决，尚乞示知。
答：史学分“作史”、“考史”，足下所拟极是。其补表补志诸家，亦兼有“考史”之作；视其所补者长，则入“作史”列；所考者长，则入“考史”列。
问：温氏《南疆逸史》，纪载明季事迹，诚具史裁；惟议者有谓温为体仁谊子，未免于彼党多所回护，而不直“东林”。若潘力田、吴赤溟两先生，虽书佚不传，其致力明代掌献，实足与黄、万方驾。且潘氏《国榷》尚存稿本，可为后来重修《明史》之所取资。故鄙意与其列温氏，不若补入潘、吴两公，或应并补温氏，均请指示。
答：温睿临为体仁族人，不直“东林”，或有偏党，然史道邻、瞿稼轩皆是“东林”，而温无贬辞；则于大者不失，其余小小不足为咎。“东林”始崇气节，而谋国不必皆臧；末流气节亦堕，唯党见牢持不破，其人亦不必尽是也。且温氏亦与万季野交，不得以一眚掩之。
潘柽章允宜列入。
问：陈左海父子，师友多皖派，而笃守汉学，实与吴派为近，究应何列？
答：左海父子，学本近吴，列吴派下为得。
问：王壬秋诚独立一派，拟为单立“湖南派古今文兼采经学家列传”而以王先谦、皮锡瑞附之，未知可否？惟王先谦经学书未见，仅皮氏《经学通论》中极力推许、故拟列入。先生既谓其经学不足道，必有卓见。其《汉书补注》不如《荀子集解》之精，可否列入“诸子学家”？
答：湖南经学，唯有单立湘派而已。考其始，如邹叔绩辈，不过粗闻经义。王从词章入经学，一意笃古，文体规摹毛、郑；发明虽少，然亦杂采古今，无仲舒、翼奉妖妄之见。皮氏先亦从吴、皖二派入手，久之，以翁、潘当道，非言“今文”则谋生将绌，故以此投时好，然亦不尽采“今文”也。王益吾说经之书甚少，《荀子集解》优于《汉书补注》，又尝校注《水经》，亦不能列入“诸子学家”；若别入“显贵提倡传”中，兼附著述，似为得之（南菁书院之设，与诂经精舍相近也）。大抵湘中经学亦颇杂沓；然有一事则为诸家同病，盖于江、戴、段、孔古音之学实未得其分豪也。偶一举及，其疵病立见矣。
问：汉、宋兼采，原不始自浙、粤，惟自嘉、道后，此派旗帜始鲜，而浙、粤为最盛，故特于皖派中析出。否则诚如先生言，不独刘端临、朱武曹为然，即江、戴亦颇出入于宋学也。惟如此分析，究未知合义法否？抑须别立名目？统乞示知。
答：湘派既分，浙、粤亦分之可也。
问：张惠言师传在皖，家法近吴，究应何列？
答：张之《易》近吴派，其《礼图》则得诸皖，仍可入皖。
问：宝应刘氏三世，既遵示移吴入皖。而仪征刘孟瞻父子祖孙及凌晓楼、陈硕甫诸先生虽出皖系，其笃守汉儒，实吴派之家法，亦可移皖入吴否？
答：仪征刘孟瞻本凌晓楼弟子，学在吴、皖之间，入皖可也。陈硕甫专守毛传，尚与吴派不同。盖吴派专守汉学，不论毛、郑，亦不排斥三家；硕甫专守毛传，意以郑笺颇杂，三家不如毛之纯也；仍应入皖。
问：秦蕙田可否与马宛斯、顾震沧同列？
答：秦蕙田可与马、顾同列。
问：“地理学家列传”遵示补入郑元庆。董士锡亦续修《行水金鉴》者，可附见郑下否？
答：董士锡于地学亦大家，宜附郑。
问：李文田学兼治经、史、地理、校勘、金石之学，宜属何家？
答：李文田虽兼治诸学，然其所长在西北地理，宜入“地理学家”，与徐松、张穆相次。
问：李竹朋只见其《古泉汇》，其他关于金石著作未见，乞示知。
答：李竹朋所著，以《古泉汇》为最。即此一书，足以千古！较其学术，在金石家中为尤难，盖事须贯穿也。至翁宜泉、刘燕庭，则于李传开端言之为宜。
问：俞理初学问典博，辨论精切，贯串经史百家，不易分派；拟入“诸子学家”，继思亦有未安，或径列皖派何如？
答：俞理初学问甚博，而不能自名其家；其在皖派，又与先哲不同；入之“诸子学家”亦有未安。大抵学博考核而不能成家者，宋世多有：如沈存中、洪容斋是也。其书只宜入“诸子”中“杂家”，或“小说家”。然清代此类甚少；如赵甄北《陔余丛考》，严九能《娱亲雅言》，又不如俞氏远甚。既无朋类汇集，只有附入皖派，稍似妥帖。
问：再清儒“音律”、“方志”诸学，均有专家，可否析出单列？
答：所询“音律”、“方志”诸学应否分列。“方志”即史学之裨（亦有考核舆地独为精审者，然不多见），然佳者终少，似不必列。“音律”亦有二派：其一，借此衍算，如钱溉亭是；其一，专明乐艺，如诸琴谱是。兼综二者，盖只凌次仲、陈兰甫而已。其人既少，亦难分出也。
章炳麟顿首（中秋前一日）
[1] 录自支伟成著《清代朴学大师列传》，岳麓书社，一九八六年影印本。题目为本书编者所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