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之言虚，以为两之间，当其无（本《墨子·经上》。即栌，柱上小方木也）。六艺者（凡言六艺，在周为礼、乐、射、御、书、数，在汉为六经。此自古今异语，各不相因，言者各就便宜，无为甘辛互忌），古诗积三千余篇，其他益繁，触无协。仲尼其什九，而弗能专施于一术。故曰：达于九流，非儒家擅之也。
六艺，史也。上古史官，司国命，而记注义法未备，其书卓绝不循。《易》最恢奇，《诗》、《书》亦时有盈辞；《礼》、《春秋》者，其言径直易见观，故荀子为之隆礼义，杀《诗》、《书》。礼义隆，则《士礼》、《周官》与夫公冠、奔丧之典，杂沓并出而偕列于经；《诗》、《书》杀，则伏生删百篇而为二十九（《尚书大传》明言六誓五诰，其篇具在伏书。伏书所无，如《汤诰》者，虽序在百篇，而五诰不与焉。以是知二十九篇，伏生自定其目，乃就百篇杀之，特托其辞于孔子耳。谓授读未卒遽死者，非也。知杀《诗》、《书》之说，则近儒谓孔子本无百篇，壁中之书，皆歆、莽驾言伪撰者，亦非也）；《齐诗》之说五际六情，庋《颂》与《国风》，而举二《雅》（迮鹤寿曰：十五《国风》，诸侯之风也；三《颂》，宗庙之乐也；唯二《雅》述王者政教，故四始五际，专用二《雅》，不用《风》、《颂》。案，刘子骏《移大常博士》曰：一人不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疑三家《诗》皆杀本经，而专取其一帙。今可见者，独《齐诗》。《齐诗》怪诞，诚不可为典要，以证荀说行于汉儒尔）。
虽然，治经恒以诵法讨论为剂。诵法者，以其义束身，而有隆杀；讨论者，以其事观世，有其隆之，无或杀也。西京之儒，其诵法既陕隘，事不周浃而比次之，是故差失实，犹以师说效用于王官，制法决事，兹益害也。杜、贾、马、郑之伦作，即知“抟国不在敦古”；博其别记，稽其法度，核其名实，论其群众以观世，而六艺复返于史，秘祝之病不渍于今。其源流清浊之所处，风化芳臭气泽之所及，则昭然察矣。变于魏、晋，定于唐，及宋、明始荡。继汉有作，而次清儒。
清世理学之言，竭而无余华：多忌，故歌诗文史；愚民，故经世先王之志衰（三事皆有作者，然其弗逮宋、明远甚）。家有智慧，大凑于说经，亦以纾死，而其术近工眇踔善矣。
始故明职方郎昆山顾炎武为《唐韵正》、《易》、《诗》本音，古韵始明，其后言声音训诂者禀焉。大原阎若璩撰《古文尚书疏证》，定东晋晚书为作伪，学者宗之。济阳张尔岐始明《仪礼》，而德清胡渭审察地望，系之《禹贡》，皆为硕儒。然草创未精博，时糅杂元、明谰言。其成学箸系统者，自乾隆朝始。一自吴，一自皖南。
吴始惠栋，其学好博而尊闻；皖南始江永、戴震，综形名，任裁断。此其所异也。
先栋时有何焯、陈景云、沈德潜，皆尚洽通，杂治经史文辞。至栋，承其父士奇学，揖志经术，撰《九经古义》、《周易述》、《明堂大道录》、《古文尚书考》、《左传补注》，始精眇，不惑于闻；然亦泛滥百家，尝注《后汉书》及王士祯诗，其余笔语尤众。栋弟子有江声、余萧客。声为《尚书集注音疏》，萧客为《古经解钩沈》，大共笃于尊信，缀次古义，鲜下己见。而王鸣盛、钱大昕亦被其风，稍益发舒。教于扬州，则汪中、刘台拱、李惇、贾田祖，以次兴起。萧客弟子甘泉江藩，复缵续《周易述》。皆陈义尔雅，渊乎古训是则者也。
震生休宁，受学婺源江永，治小学、礼经、算术、舆地，皆深通。其乡里同学有金榜、程瑶田，后有凌廷堪、三胡。三胡者，匡衷、承珙、培翚也，皆善治《礼》。而瑶田兼通水地、声律、工艺、谷食之学。震又教于京师。任大椿、卢文、孔广森，皆从问业。弟子最知名者，金坛段玉裁、高邮王念孙。玉裁为《六书音韵表》以解《说文》，《说文》明；念孙疏《广雅》，以经传诸子转相证明，诸古书文义诘诎者皆理解。授子引之，为《经传释词》，明三古辞气，汉儒所不能理绎。其小学训诂，自魏以来，未尝有也（王引之尝被诏修《字典》，今《字典》缪妄如故，岂虚署其名邪？抑朽蠹之质不足刻雕也）。近世德清俞樾、瑞安孙诒让，皆承念孙之学。樾为《古书疑义举例》，辨古人称名牾者，各从条列，使人无所疑眩，尤微至。世多以段、王、俞、孙为经儒，卒最精者乃在小学，往往得名家支流，非汉世《凡将》、《急就》之侪也。凡戴学数家，分析条理，皆密严瑮，上溯古义，而断以己之律令，与苏州诸学殊矣。
然自明末有浙东之学，万斯大、斯同兄弟，皆鄞人，师事余姚黄宗羲，称说《礼经》，杂陈汉、宋，而斯同独尊史法。其后余姚邵晋涵、鄞全祖望继之，尤善言明末遗事。会稽章学诚为《文史》、《校雠》诸通义，以复歆、固之学，其卓约近《史通》。而说《礼》者縻不绝。定海黄式三传浙东学，始与皖南交通。其子以周作《礼书通故》，三代度制大定。唯渐江上下诸学说，亦至是完集云。
初，大湖之滨，苏、常、松江、大仓诸邑，其民佚丽。自晚明以来，憙为文辞比兴，饮食会同，以博依相问难，故好刘览而无纪纲，其流遍江之南北。惠栋兴，犹尚该洽百氏，乐文采者相与依违之。及江永、戴震起徽州，徽州于江南为高原，其民勤苦善治生，故求学深邃，言直核而无温藉，不便文士。震始入四库馆，诸儒皆震竦之，愿敛衽为弟子。天下视文士渐轻。文士与经儒始交恶。而江淮间治文辞者，故有方苞、姚范、刘大，皆产桐城，以效法曾巩、归有光相高，亦愿尸程、朱为后世，谓之桐城义法。震为《孟子字义疏证》，以明材性，学者自是疑程、朱。桐城诸家，本未得程、朱要领，徒援引肤末，大言自壮（案：方苞出自寒素，虽未识程、朱深旨，其孝友严整躬行足多矣。诸姚生于纨绔绮襦之间，特稍恬自持，席富厚者自易为之，其佗躬行，未有闻者。既非诚求宋学，委蛇宁静，亦不足称实践，斯愈庳也）。故尤被轻蔑。从子姚鼐欲从震学，震谢之，犹亟以微言匡饬。鼐不平，数持论诋朴学残碎。其后方东树为《汉学商兑》，徽识益分（东树亦略识音声训故。其非议汉学，非专诬谰之言。然东树本以文辞为宗，横欲自附宋儒，又奔走阮元、邓廷桢间，躬行佞谀，其行与言颇相反。然汉学自三数大师外，亦多拘牵之见。《诗》宗毛公是也，顾未能简异郑《笺》。郑《笺》多杂三家，文义又戾不调，将何取焉？《易》宗孟氏，乃因《说文》叙中有《易》孟氏为古文之说，不知其为文误，而强仞为先秦师说。其于费氏，又重郑轻王，不悟王《易》多同马氏，古文家说固然。王、郑言《易》，其高下亦奚啻霄壤乎！又王肃虽多诬造，然其探本贾、马之说，尚为古文旧谊，与康成杂糅今古有殊。今人宁尊郑氏而黜贾、马，其见已鄙，酿嘲之由，宜在兹乎！）。阳湖恽敬、陆继辂，亦阴自桐城受义法。其余为俪辞者众，或阳奉戴氏，实不与其学相容（俪辞诸家，独汪中称颂戴氏，学已不类。其佗率多辞人，或略近惠氏，戴则绝远）。夫经说尚朴质，而文辞贵优衍，其分涂自然也。文士既以荡自喜，又耻不习经典。于是有常州今文之学，务为瑰意眇辞，以便文士。今文者：《春秋》，公羊；《诗》，齐；《尚书》，伏生；而排摈《周官》、《左氏春秋》、《毛诗》，马、郑《尚书》。然皆以公羊为宗。始武进庄存与与戴震同时，独治公羊氏，作《春秋正辞》，犹称说《周官》。其徒阳湖刘逢禄，始专主董生、李育，为《公羊释例》，属辞比事，类列彰较，亦不欲苟为恢诡。然其辞义温厚，能使览者说绎。及长洲宋翔凤，最善傅会，牵引饰说，或采翼奉诸家，而杂以谶纬神秘之辞。翔凤尝语人曰：“《说文》始一而终亥，即古之《归臧》也。”其义瑰玮，而文特华妙，与治朴学者异术，故文士尤利之。
道光末，邵阳魏源夸诞好言经世，尝以术奸说贵人，不遇；晚官高邮知州，益牢落，乃思治今文为名高；然素不知师法略例，又不识字，作《诗、书古微》。凡《诗》今文有齐、鲁、韩，《书》今文有欧阳、大小夏侯，故不一致。而齐、鲁、大小夏侯，尤相攻击如仇雠。源一切合之，所不能通，即归之古文，尤乱越无条理。仁和龚自珍，段玉裁外孙也，稍知书，亦治《公羊》，与魏源相称誉。而仁和邵懿辰为《尚书通义》、《礼经通论》，指《逸书》十六篇、《逸礼》三十九篇为刘歆矫造，顾反信东晋古文，称诵不衰，斯所谓倒植者。要之，三子皆好姚易卓荦之辞，欲以前汉经术助其文采，不素习绳墨，故所论支离自陷，乃往往如语。惟德清戴望，述《公羊》以赞《论语》，为有师法。而湘潭王运遍注五经。运弟子，有井研廖平，自名其学，时有新义，以庄周为儒术，左氏为六经总传，说虽不根，然犹愈魏源辈绝无伦类者。
大氐清世经儒，自“今文”而外，大体与汉儒绝异。不以经术明治乱，故短于风议；不以阴阳断人事，故长于求是。短长虽异，要之皆征其通雅。何者？传记、通论，阔远难用，固不周于治乱；建议而不雠，夸诬何益？鬼、象纬、五行、占卦之术，以神教蔽六艺，怪妄。孰与断之人道，夷六艺于古史，徒料简事类，不曰吐言为律，则上世人事污隆之迹，犹大略可知。以此综贯，则可以明流变；以此裂分，则可以审因革。故惟惠栋、张惠言诸家，其治《周易》，不能无捃摭阴阳，其他几于屏阁。虽或琐碎识小，庶将远于巫祝者矣。
晚有番禺陈澧，善治声律、《切韵》，为一家言。当惠、戴学衰，今文家又守章句，不调洽于佗书，始鸠合汉、宋，为《通义》及《读书记》，以郑玄、朱熹遗说最多，故弃其大体绝异者，独取小小翕盍，以为比类。此犹揃豪于千马，必有其分色理同者。澧亦行，善教授，诸显贵务名者多张之。弟子不能传其声律韵书，稍尚记诵，以言谈剿说取人。及翁同龢、潘祖荫用事，专以闻召诸小儒；学者务得宋元雕椠，而昧经记常事。清学始大衰。仲长子曰：“天下学士有三奸焉。实不知，详不言，一也；窃他人之说，以成己说，二也；受无名者，移知者，三也。”（见《意林》五引《昌言》。按，今世游闲之士，多刺探贵人意旨，因以酬对；或有豫检书传，用应猝乏，深可鄙笑！昔宋世荀昶，欲举其子万秋对策以示沙门慧琳。慧琳曰：“此不须看。若非先见而答，贫道不能为；若先见而答，贫道奴皆能为。”今之取人意旨者，多似慧琳所讥。乃至科举对策，学校考验，悉亦类此）
自古今文师法散绝，则唐有《五经》、《周礼》、《仪礼》诸疏，宋人继之，命曰《十三经注疏》。然《书》用枚颐，《左氏春秋》用杜预，《孝经》用唐玄宗，皆不厌人望。《周易》家王弼者，费氏之宗子，道大而似不肖，常见笑世儒；《正义》又疏略。枚颐伪为古文，仍世以为壁藏于宣父，其当刊正久矣。《毛诗传》最笃雅，《笺》失其宗，而《诗谱》能知远。郑氏三《礼》无间也，疏人或未通故言旧事，多违其本。
至清世为疏者，《易》有惠栋《述》，江藩、李林松《述补》（用荀、虞二家为主，兼采汉儒各家及《乾凿度》诸纬书）。张惠言《虞氏义》，虽拘滞，趣以识古。《书》有江声《集注音疏》，孙星衍《古今文注疏》（皆削伪古文。其注，孙用《大传》、《史记》、马、郑为主；江间入己说。然皆采自古书，未有以意析者）。《诗》有陈奂《传疏》（用毛《传》，弃郑《笺》）。《周礼》有孙诒让《正义》。《仪礼》有胡培《正义》。《春秋左传》有刘文淇《正义》（用贾、服注；不具，则兼采杜解）。《公羊传》有陈立《义疏》。《论语》有刘宝《正义》。《孝经》有皮锡瑞《郑注疏》。《尔雅》有邵晋涵《正义》，郝懿行《义疏》。《孟子》有焦循《正义》。诸《易》义不足言，而《诗》疏稍胶固，其他皆过旧释。用物精多，时使之也。惟《礼记》、《梁传》独阙（邵晋涵有《梁正义》，见钱大昕《邵君墓志铭》。世未见其书，亦或未成），将孔疏翔实，后儒弗能加？而梁氏淡泊鲜味，治之者稀，前无所袭，非一人所能就故。他《易》有姚配中（著《周易姚氏学》），《书》有刘逢禄（著《书序述闻》、《尚书今古文集解》），《诗》有马瑞辰、（著《毛诗传笺通释》）、胡承珙（著《毛诗后笺》），探啧达，或高出新疏上。若惠士奇、段玉裁之于《周礼》（惠有《礼说》，段有《汉读考》），段玉裁、王鸣盛之于《尚书》（段有《古文尚书撰异》，王有《尚书后案》），刘逢禄、曙、包慎言之于《公羊》（刘有《公羊何氏释例》及《解诂笺》，有《公羊礼疏》，包有《公羊历谱》），惠栋之于《左氏》（有《补注》），皆新疏所采也。焦循为《易通释》，取诸卦爻中文字声类相比者，从其方部，触类而长，所到冰释，或以天元术通之，虽陈义屈奇，诡更师法，亦足以名其家（李善兰曰：太极即点，天元即线，天元自乘即面，天元再乘即体，准此则四元术所云太极，即可比《易》之太极矣。太极引而长之，为天元，则“太极生两仪”矣；天元自乘，则“两仪生四象”也；天元再乘，则四象生八卦也。然则太极即旋机，犹欧罗巴人所谓重心；而王弼之说，真无可易矣。焦循虽少重王弼，然犹以玄言为非，则滞于常见也）。黄式三为《论语后案》，时有善言，异于先师，信美而不离其枢者也。《梁传》惟侯康为可观（箸《榖梁礼证》），其余大氐疏阔。《礼记》在三《礼》间独寡训说。朱彬为《训纂》，义不师古；陈乔枞、俞樾并为《郑读考》，江永有《训义择言》，皆短促，不能具大体。其他《礼笺》（金榜箸）。《礼说》（金鹗箸）。《礼书通故》（黄以周箸）。诸书，博综三《礼》，则四十九篇在其中矣。而秦蕙田《五礼通考》，穷尽二千余年度法，欲自比《通典》，以世俗正古礼，虽博识，固不知量也。
然流俗言“十三经”。《孟子》故儒家，宜出；唯《孝经》、《论语》，《七略》入之六艺，使专为一种。亦以尊圣泰甚，徇其时俗。六艺者，官书，异于口说。礼堂六经之策，皆长二尺四寸（《盐铁论·诏圣篇》：“二尺四寸之律，古今一也。”《后汉书·曹褒传》：《新礼》“写以二尺四寸简”。是官书之长，周、汉不异），《孝经》谦半之。《论语》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谦焉（郑《论语序》）。以是知二书故不为经，宜隶《论语》儒家，出《孝经》，使傅《礼记》通论（凡名经者，不皆正经。贾子《容经》，亦《礼》之传记也）。即“十三经”者，当财减也。独段玉裁少之，谓宜增《大戴礼记》、《国语》、《史记》、《汉书》、《资治通鉴》，及《说文解字》、《周髀算经》、《九章算术》，皆保氏书数之遗，集是八家，为二十一经。其言闳达，为雅儒所不能论。
至于古之六艺，唐、宋注疏所不存者：《逸周书》，则校释于朱右曾；《尚书》欧阳、夏侯遗说，则考于陈乔枞；三家《诗》遗说，考于陈乔枞；《齐诗》翼氏学，疏证于陈乔枞；《大戴礼记》，补注于孔广森；《国语》，疏于龚丽正、董增龄。其扶微辅弱，亦足多云。及夫单篇通论，醇美固者，不可胜数。一言一事，必求其征，虽时有穿凿，弗能越其绳尺，宁若计簿善承视而不惟其道，以俟后之咨于故实而考迹上世污隆者，举而措之，则质文蕃变，较然如丹墨可别也。然故明故训者，多说诸子，唯古史亦以度制事状征验。其务观世知化，不欲以经术致用，灼然矣。
若康熙、雍正、乾隆三世，撰修七经，辞义往往鄙倍，虽蔡沈、陈为之臣仆而不敢辞；时援古义，又椎钝弗能理解，譬如薰粪杂糅，徒睹其污点耳。而徇俗贱儒，如朱彝尊、顾栋高、任启运之徒，瞢学冥行，奋笔无怍，所谓乡曲之学，深可忿疾，譬之斗筲，何足选也！
[1] 录自《检论》，卷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