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之性质，有相反者二事，而不可一有一偏无焉。兹述之如下：
（一）文与质最相反者也。东汉一代文质适中，赋、诗、论、说、颂、赞、碑、铭各体，皆文质相半。惟张平子、班孟坚，文略胜质；蔡中郎之碑铭则有华有质，章奏亦得其中。建安以后，文风丕变，有文胜质者，有质胜文者。辞赋高华，较东汉为胜；章奏质朴，较东汉为差。《东观汉纪》及袁宏《后汉纪》所载东汉诸人之章奏，皆文质适中，即考据议礼之文亦有华彩可观，非如建安三国之重名实而求深刻也。西晋之时，陆士衡之表疏，如《谢平原内史表》等，文彩彬蔚，与辞赋无殊。其余各体亦皆文质相参。嗣宗高华，亦未舍质。故知后世惊彩绝艳之文，格实不高，与宋人语录相较，一浅一深，其弊则同耳。欲求文质得中，必博观东汉之文，以蔡中郎诸人为法，乃可成家。观《晋》、《隋》两书之《礼志》及杜佑《通典》诸议礼文字，虽主考据而并有文彩。《颜氏家训》各篇亦质而有文，与后世之质朴者相去远甚。故文质得中，乃文之上乘也。
（二）文章有显有晦，各有所偏。扬子云《太玄经》及《剧秦美新》等固有艰深之字句，而《十二州箴》及《赵充国颂》等篇，则文从字顺，毫不冷僻。可见古人作文固非尽隐晦难知者。又文之通病显则易浅，深则易晦，锤炼之极则艰深之文生。然陆士衡之文虽极力锤炼，而声调甚佳，风韵饶多，华而不涩。西晋普通之文俱极隽妙，而绝不浅俗。若清之董祐诚故意堆积故实，则深而流于晦；袁子才务期人尽可晓，则显而流于浅，均未得其中也。古人之文，深而流于艰涩者，除樊宗师之《绛守居园记》外，绝不多见。盖文章音调，必须浅深合度，文质适宜，然后乃能气味隽永，风韵天成。潘安仁、任彦昇之文所以风韵盎然者，正以其篇篇皆在文质之间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