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文章中之音节，甚应研究，《文心雕龙·声律篇》即专论此事。或谓四声之说肇自齐梁，故唐以后之四六文及律诗乃有声律可言，至古诗与汉魏之文则无须讲声律。不知所谓音节既异四声，亦非八病。凡古之名家，自蔡伯喈以至建安七子、陆士衡、任彦昇、傅季友、庾子山诸人之文，诵之于口无不清浊通流，唇吻调利。即不尚偶韵之记事文亦莫不如是，例如《史记》叙事每得言外之神，尝有词在于此而意见于彼之处，以其文中抑扬顿挫甚多，故可涵咏而得其意味。此《平准》、《封禅》两书，《货殖》、《游侠》、《伯夷》诸传所以可诵也。至于谱录簿籍之文，如《史记》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及《汉书·地理志》、《艺文志》之类，皆无音节可诵。除此之外，《史记》固十之八九可诵。即《汉书》之《食货志》、《郊祀志》亦并音节通流，毫不蹇碍。其纪传后赞与《两都赋》后之明堂诗、灵台诗尤为雅畅和谐，为孟坚文中音节之最佳者。蔡中郎有韵之文所以高出当时即以其音节和雅耳。东汉一代之文皆能镕铸经诰，惟余子仅采用经书之字句组成，而伯喈则能涵咏诗书之音节，而摹拟其声调，不讲平仄而自然和雅，此其所以异于普通汉碑也。至于建安七子之文愈讲音节。刘彦和云：“洎夫建安，雅好慷慨。”以其文多悲壮也。（例如陈琳为袁绍檄豫州文，壮有骨鲠，克举其词。）大凡文气盛者，音节自然悲壮；文气渊懿静穆者，音节自然和雅，此盖相辅而行，不期然而然者。阮嗣宗之文气最盛，故其声调最高，亦自然而致也。自魏晋以迄唐世，文章渐趋四六，其不能成诵者盖寡。文章所以不能成诵，厥有二因：一由用字不妥贴。为文选字甚难，尽有文义甚通，而与音节相乖，以致声调不谐者。一由用字过于艰深。用字冷僻，则音节易滞。倘有意求深，即使辞句古奥，而音节难免艰涩。清代常州董祐诚、继诚兄弟之文，以古书及冷字僻典堆砌成篇，而诵之不成音节，此与壁垒坚固，空气不通奚异？文之音节本由文气而生，与调平仄讲对仗无关。有作汉魏之文而音节甚佳，亦有作以下之四六文而不能成诵者，要皆以文气疏朗与否为判。庄子云“阅谷生风”，此之谓也。普通汉碑以用经书堆砌成篇，不如蔡中郎文有疏朗之气，故音节遂远逊之。范蔚宗文甚疏朗，且解音律。其自序云：“性别宫商，识清浊。”沈约诸人多祖述其说。故其文之音节尤可研究。例如《后汉书·六夷传序》、《党锢传序》、《逸民传序》、《宦者传序》诸篇，几无一句音节不谐，而其诸赞，诵之于口适与四言诗无异。大抵碑颂诔赞各体，皆宜参以魏晋四言诗之音节，倘能涵泳陶靖节《荣木》、《停云》诸篇而施诸碑铭颂赞，则其音节必无蹇碍之病矣。
文之音节既由疏朗而生，不可砌实，而陆士衡文甚为平实，而气仍是疏朗，绝不至一隙不通，故其文之抑扬顿挫甚为调利。且非特辞赋能情文相生、音节和谐，即《辨亡》、《五等》诸论亦无不可诵。非必徐、庾以降之四六文始有音节也。汉之乐府《孔雀东南飞》、《古诗十九首》，及歌谣等皆可诵之于口。惟专以字句堆砌者亦不能成诵，例如史游《急就篇》之七字韵语，及柏梁台诗之“枇杷菊栗桃李梅”等皆此类也。
大凡文之音节皆生于空。清代汪容甫之文篇篇可诵，绎其所法，亦不过任昉、陈寿数家而已。又陈维崧之文取法虽低，而有音节。至乾隆以后之常州骈文，如董祐诚兄弟所用亦为三代以上之书，而堆砌成篇毫无潜气内转之妙，非特不成音节，文亦甚晦，绝无辉煌之象。孔轩虽喜用典，而音节流利，即由其文章有空处耳。唐代李义山用典甚轻，音节和谐，故为一代名家。然非谓用典过多音节即不调谐也。如庾子山等哀艳之文用典最多，而音节甚谐，其情文相生之致可涵泳得之，虽篇幅长而绝无堆砌之迹。又如任彦昇之文何尝不用典？而文气疏朗，绝无迹象，由其能化也。故知堆砌与运用不同，用典以我为主，能使之入化；堆砌则为其所囿，而滞涩不灵。犹之锦衣缀以敝补，坚实芜秽，毫无警策洁净之气，凡文章无洁净之气必至沉而且晦：沉则无声，晦则无光，光晦而声沉，无论何文亦至艰涩矣。
文章最忌一篇只用一调而不变化。六朝以上大致文调前后错综，不相重犯。即同为四言而上两句绝不与下一句相重，此由音节既异，文气亦殊也。试观蔡伯喈、陆士衡之文，虽篇篇极长而每段绝无相犯之调。盖汉人之调虽少而每篇辄数易之。自魏晋以下，则每篇皆有新调。如吴质之书札及陆士衡之《五等论》，即其例也。降及六朝，文调益为新颖，夫变调之法不在前后字数不同，而在句中用字之地位，调若相犯，颠倒字序即可避免。故四言之文不应句句皆对，奇偶相成，则犯调自鲜。如句句对仗即不免陷于堆砌矣，然自庾子山后知此法者盖寡。子山能情文相生且自知变化，尚不为病。后世无其特长，而学其对仗，长篇犯调，精彩全无。使人观之，不谓为修饰不洁，即谓为音节不佳，结体全无，皆不知变调之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