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两汉以迄唐初，文学断代，可分六期：
一、两汉 此期可重分为东西两期；东汉复可分为建安及建安以前两期。
三、晋宋 此期可合为一，亦可分而为二。
四、齐梁
五、梁陈 梁武帝大同以前与齐同，大同以后与陈同，故可分隶两期。
六、隋及初唐 初唐风格，与隋不异，故可合为一期。
此六期中专门名家甚多，其选择标准，或以某家文章传于今者独多；或以某家文章于文学流变上关系綦钜。其在两汉，则司马迁《史记》及班固《汉书》而外，蔡中郎（邕）、曹子建（植）均有专集传世，可供研诵。魏代王辅嗣（弼）何平叔（晏）两家之文，传于今者独少，而校练名理，实为晋宋先声。亦可选修，藉觇异采。降及晋世，潘（岳）陆（机）特秀。士衡文备各体，示法甚多；安仁锋发韵流，哀诔钟美。二子而外，两晋文集，流传盖寡。爰逮宋氏，颜（延之）谢（灵运）腾声。次则沈约《宋书》，叙论擅奇；范晔《后汉》，独轶前作。傅亮、任昉，书记翩翩；徐陵、庾信，竞逐艳藻，斯并当代之逸才，后昆之楷式也。隋迄初唐，习尚未改。扇徐、庾之余韵，标四杰（王勃、杨炯、卢照邻、骆宾王）之新声；虽亦绮错纷披，而江左之气骨犹在。尝谓五代以前文多相同，五代以后，乖违乃甚。故治中古文学者非特可效四杰，即苏颋、张说、韩昌黎、李义山之流，亦未尝不可研览。然自汉迄唐，可提出研究者甚多，而治一家者固不能不旁及（如任、沈可合观，徐、庾可合观，又研究陆士衡可溯及蔡中郎之类），治一代者亦不能不遍观；治一家宜撷其特长（如蔡中郎之碑铭，迥非并时文人所及），治一代贵得其会通（各期之间变迁甚多，同在一代每有相同之点）。抉择去取，要须以各人之体性才略为断耳。此期之参考书，以严可均所辑《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省称“全文”）最便学者。此书于隋以前文，裒集略备，除史传序赞外，百遗二三。且断代为书，览诵甚易。故凡专治一代者固不可少此书，即治未有专集之各家者，亦应以此书为本。
文章之用有三：一在辩理，一在论事，一在叙事。文章之体亦有三：一为诗赋以外之韵文，碑铭、箴颂、赞诔是也；一为析理议事之文，论说、辨议是也；一为据事直书之文，记传、行状是也。三类之外又有所谓“序”者，实即赞之一种。盖古文序、赞不分，《后汉书》之论即为《前汉书》之赞，论、赞之用，并与序同。孔子赞《易》，乃著《系辞》，是作序有韵，亦非无本。自隋以降，序与记传无别，据事直书，已失涵蓄之旨。唐、宋而后，更于序中发抒议论，则又混入论说。其体裁讹变，正与后代混碑铭于传状，且复参加议论者，同一不足为训，此研究专家文体所以断自五代以前也。然六朝以上文体亦有伪误者；如《文选》中王子渊《圣主得贤臣颂》，据《汉书·王褒传》考之，本为“对”体，与东方朔《化民有道对》之类相同，自来未有无韵而可称颂者。后世因《文选》之误，而谓颂可无韵，诚不免展转传讹矣。
文章之体既明，然后各就性之所近先决定所欲研究之文体，次择定擅长此体之专家，取法得宜，进益必速，故不可不慎也。大抵析理议礼之文应以魏、晋以迄齐、梁为法。若嵇康持论，辨极精微；贺循订制，疑难立解，（魏晋以来之议礼文字杜佑《通典》所收者甚多）并能陵轹前代，垂范将来。论事之文应以两汉之敷畅为法，而魏晋之局面廓张，亦堪楷式。叙事之文（包括纪传、行状而言）应以《史》、《汉》为宗，范晔、沈约盖其次选。诸史而外，则《水经注》、《洛阳伽蓝记》之类固可旁及，即唐宋八家亦不可偏废，此就文章之用言也。若以文体而论，则箴铭、颂赞，蔡中郎、陆士衡并臻上选，欲求辞旨文雅，亦可参效任昉、沈约、徐陵、庾信。至于兼长碑铭箴颂赞诔说辨议诸体者，惟曹子建、陆士衡二人。任彦昇则短于碑铭箴颂赞诔，庾子山则短于论说辨议。天赋所限，不可强求。且一类之中，亦有轻重：士衡笔壮，故长于碑铭；安仁情深，故善为哀诔。要宜各就性之所近，专攻一家。“用志不分，乃凝于神。”汪容甫（中）为清代名家，而绎其所取法者，亦只《三国志》、《后汉书》、沈约、任昉四家而已。
词例亦为专门之学，若能应用俞樾《古书疑义举例》之法，推之于汉魏六朝文学，则于当时用字造句之例。必有创获，亦巨业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