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古典籍与目录之体制为何如乎
此问题颇难解答。故一般叙次中国目录源流者，多断始于西汉末年之《别录》与《七略》，反援今人之叙哲学史以自解，意谓古书多伪，未敢据以为说耳。此犹直认黄河出于积石，长江导于岷、沱，而不知其上流尚有更幽远之渊源也；因噎而废食，画地以自限，讵足与议史学哉？竺旧之流，则又侈谈羲、农，曲尊孔、孟，以谓古学尤盛于后世，《六艺》为百科之祖宗；此其泥古寡闻，弊深于怀疑派，更不可沿为记事之法。著者窃谓研究古史，宜取最真实而最清楚之某一事迹为根据点，用追问溯寻法向上循察，步步为营，逐一解决。盖有已知之史事为向导，循其脉络，钩沉显微，自易为力，可无埴索涂之苦。较之轻信成说，顺叙古今，不复深究者，似觉稍妥。兹当推究中国目录之起源，不能不连带明瞭上古典籍之情状。而前人成说，多不可靠。故拈取《别录》、《七略》为追求之出发点，先领略其本身之一切，然后遍查现存古书，从字里行间，拔识有关于典籍与目录之记载，综合比较，以解答所欲寻索之问题。即用问答式逐条论次，倒溯上去。首宜提问者：
（1）《录》、《略》之前，有目录乎？曰：有，有。《汉书·艺文志》简称《汉志》。有云：“自春秋至于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汉兴，张良、韩信序次兵法，凡百八十二家，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诸吕用事，而盗取之。武帝时，军政杨仆捃摭遗逸，纪奏《兵录》，犹未能备。至于孝成，命任宏论次兵书为四种。”据此，则任宏与刘向等校书以前，已有良、信校兵法，杨仆撰《兵录》之事。《兵录》之确为兵书目录，望名可知。参看《叙论篇》。良、信之“序次”等于任宏之“论次”，亦有编次目录之意。“删取”之后，又有“定著”，则旧书新书殆各有目录也。杨仆纪奏《兵录》之时，当在元朔五年之后。盖是年夏六月，武帝有“今礼坏乐崩，朕甚闵焉”之诏。见《汉书本纪》。“于是建臧同藏书之策同册，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汉志》。杨仆既撰兵书目录，则其他各种藏书之策亦或各有校书撰录之事。盖“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汉志》注引《七略》。藏书之府，多至六处，而谓其皆无目录，其谁信之？何况在后之任宏论次兵书，同时有刘向、尹咸、李柱国等分校《六艺》、《诸子》、《诗赋》、《数术》、《方技》；在前之良、信序次兵法，同时有“萧何次律令，张苍为《汉书》作定。章程，叔孙通定礼仪”。《史记·自序》末段。岂有中间之汉武帝独令杨仆纪奏《兵录》，而不更令他人校定所写所藏之书乎？此盖史文偶未及载耳。治史之法，固不可错认不见史载之事便为并无其事也。至于“萧何次律令”等事，《史记·自序》之于“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故明堂、石室、金匮、玉版、图籍散乱，于是汉兴”之后，与“韩信申军法”相属为文，足证其为同一目的，同一办法，同因“图籍散乱”而加以“序次”，“删取要用”，“定著”为若干家，俾合当代政治上之实用。此种对古书下一番大规模之整理，在现存史料中实为最古之事实。考“沛公至咸阳，萧何独先入，收秦丞相、御史律令、图书藏之”。《史记》本传。张苍“秦时为御史，主柱下方书”，“明悉天下图书计籍”。《史记》本传。叔孙通“起朝仪”，“颇采古礼与秦仪，杂就之”。《史记》本传。朝仪之外，必又定一切礼仪。此其人皆熟悉古书，故堪任序次定著之选。韩信被俘，叔孙起仪，皆为汉高帝六年之事。倘使彼等所序次之律令、军法、章程、礼仪而各有目录也，则目录之产生距今已二一三八年矣。虽然，此仅就《史记》明白标举者而推论之耳。若更追究之，则宜问曰：
（2）秦室藏书有目录乎？曰：有，有：即从上引《史记·自序》所载可以知之。盖“明堂、石室、金匮、玉版”之“图籍”所以“散乱”，实因“秦拨去古文，焚灭《诗》、《书》”之“故”。《诗》、《书》为图籍之一部分，既经抽出焚灭，故图籍为之“散乱”耳。当未散乱时，其必有目录为之纲纪亦在意中。况当秦始皇焚书时，李斯定其令曰：“史官非《秦纪》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见《史记》卷六。夫其必焚与不必焚者既各有其类，而非不分皂白，倘欲臣民有所依循乎？其必有目录以为标准，或列举其书名，或约定其种类，庶使臣民不致无所措手足焉。史文贵简，虽不暇记其目录之体制如何，然即就此令分析之，则《秦纪》、法令及医药、卜筮、种树五类之书不必烧，《诗》、《书》、百家语及《秦纪》以外之诸侯史记四类之书必须烧，其类别亦已俨然存在矣。
（3）然则战国时代如何？曰：史料缺乏，不能确知矣。所可知者，（一）《墨子》称“今天下之士君子之书不可胜载”，见《天志上》。《庄子》称“惠施多方，其书五车”，见《天下篇》。则私人已有藏书者矣。（二）《墨子》屡称“尚观于先王之书”，见《非命上》。“征以先王之书”，见《非命中》。“先王之书，子亦见之”，见《公孟篇》。又屡引“先王之书”《距年》、《吕刑》、《太誓》、《汤誓》、《仲虺》及《夏书》、《禹书》、《殷书》、《周书》、《周颂》之言，见《尚贤中、下》、《尚同中》、《非命中》、《七患》等篇。及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见《明鬼上》。《战国策》称苏秦“发书陈箧数十，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作得周书《阴符》。《孟子》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于《武成》，取其二三策而已”。见《尽心下》。其他诸子亦多征引古书篇名者，可见向来官府所守之典籍，至战国时代已为民间通行之读物，且皆有篇目矣。（三）司马迁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史记》卷六十二。“庄子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作《渔父》、《盗跖》、《胠箧》，以诋訾孔子之徒”。“韩非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并见《史记》卷六十三。墨翟、孙卿著书亦有包含文义之篇目。惟《孟子》篇目无意义。可见战国后期著述必命题目，其单篇亦能孤行也。《管》、《晏》、《墨子》之篇目，疑为后期所加，非春秋及战国前期原有。观乎《论语》《孟子》皆摘每篇首二三字为篇目，并无意义，则知含义之篇目应稍后出。（四）百家竞出，各有异同。庄子尝别当代诸子为（1）邹鲁之士，（2）墨翟、禽滑厘，（3）宋钘、尹文，（4）彭蒙、田骈、慎到，（5）关尹、老聃，（6）惠施，（7）庄周七派，见《天下篇》。则当时藏百家语者，容有依思想之派别为书籍之分类者矣。看《分类篇》。（五）司马迁又称：“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诗》、《书》所以复见者，多藏人家。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史记》卷十五。由此又知周室藏书，至战国犹然；《墨子》称孔子如周，得百二十国宝书，诚不诬也。《史记》卷十四亦称孔子“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综此五例，则战国时代，官私皆多藏书，著述各有篇目，盖平民初得解放，学术遽然发达，书之数量增多，即目录之需要益亟，今虽未得确证，亦不能武断当时藏书必无目录也。
（4）春秋时代藏书之法如何？曰：典司之官，藏守之所，分类之名，皆昭昭可考也。（一）《春秋左氏》述周襄王诘籍谈之言曰：“且昔而高祖孙伯黡司晋之典籍，以为大政，故曰籍氏。及辛有之二子董之，晋于是乎有董史，女司典之后也，何故忘之？”昭公十五年，当公元前五二七年。又记“王子朝及召氏之族、毛氏得、尹氏固、南宫嚚，奉周之典籍以奔楚。”昭公二十六年。《史记》记“司马氏世典周史，惠襄之间，司马氏去周适晋。”《自序》。《国语》述周灵王太子晋之言曰：“若启先王之遗训，省其典图刑法而观其废兴者，皆可知也。”《周语下》。读此，则周室诸侯皆有专官以司典籍，故得“启”而“省”之。（二）其藏典籍之所，则或曰盟府，或曰故府。诸侯称周，则曰周府。大夫称公，则曰公府。《春秋左氏》记：“虢仲、虢叔，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僖公五年。“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职之。”僖公二十六年。“夫赏，国之典也，藏在盟府，不可废也。”晋事，见襄公十一年。晋士弥牟不能解薛、宋之纷，因“薛征于人，宋征于鬼”，乃不得不征诸典籍，曰：“晋之从政者新，子姑受功归，吾视诸故府。”定公元年，当公元前五〇九年。蔡、卫争先，卫子鱼曰：“晋文公为践土之盟，卫……犹先蔡，其载书云：‘王若曰：晋重、鲁申、卫武、蔡甲午、郑捷、齐潘、宋王臣、莒期’，藏在周府，可覆视也。”定公四年。杜洩反对不以卿礼葬叔孙，曰：“书在公府而弗以，是废三官也。”昭公四年。鲁昭公“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是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当公元前五四一年。据此，则周与晋、鲁皆有藏书之府，且有大史氏“贰而藏之”。《周礼》。（三）鲁哀公“三年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踰公宫，桓僖灾，救火者皆曰‘顾府’。南宫敬叔至，命周人出御书。……子服景伯至，命宰人出礼书。……季桓子至……命藏象魏，曰：‘旧章不可亡也。’”亦见《左氏》。象魏为公布于府外之法令，御书、礼书为深藏于府内之典籍；观三大夫之权衡轻重，各有所取，则平日庋藏原已分类，可想而知。（四）《国语》述申叔时对楚庄王贡献教育太子之意见曰：“教之《春秋》，而为之耸善而抑恶焉，以戒劝其心。教之《世》，《国语·鲁语上》“工史书世”，谓先王之世系也，如《世本》。以休惧其动。教之《诗》，而为之导广显德，以耀明其志。教之《礼》，使知上下之则。教之《乐》，以疏其秽而镇其浮。教之《令》，谓先王之官法时令也。或即如楚之令典一类。使访物官。教之《语》，或即《国语》之类。《礼记》《乐记》尝引牧野之语。使明其德而知先王之务用明德于民也。教之《故志》，使知废兴者而戒惧焉。教之《训典》，使知族类，行比义焉。”见《楚语上》。其时约在公历纪元前五百九十年。是九者，固当时习见日用之典籍之一部分，欲取以为教科书者，较诸后世所尊之《六艺》——《六经》，少《易》、《书》但故志或即书。《左氏》、《公羊》之“书”字，《穀梁》皆作“志”。而多《世》、《令》、《语》、《故志》、《训典》。夫以开化未久之楚国已有如此繁多之典籍，则中原各国，藏书决不限于区区《六经》，亦可恍然矣。（五）《左氏》又述楚之左史猗相“是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丘》”。昭公十二年，当公元前五三〇年，孔丘已二十二岁。《正义》引孔安国《尚书序》及贾逵、张平子、马融之异说，然“此诸家各以意言，无正验”，杜预已不信之，故注云：“皆古书名。”亦《正义》语。著者则以为既有数字，必非书名而为类名，如后世之合称《易》、《书》、《诗》、《礼》、《乐》、《春秋》为《六艺》、诸子为九流之例。倘此说不谬，则三坟、五典、八索、九丘即为楚府藏书之分类名称。观乎楚灵王盛夸猗相之时，子革则称其不知祭公谋父《祈招》之诗；足见《诗》为书目，包括在坟、典、索、丘之某一类内。观乎《周礼》“大宰之职掌建邦之六典，一曰治典，二曰教典，三曰礼典，四曰政典，五曰刑典，六曰事典”。天官冢宰。《礼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曲礼下》。《今文尚书》有所谓“慎徽五典，五典克从”，《舜典》。“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惇哉”。《皋陶谟》。则古代确有所谓五典六典者，宜其可为藏书之类名。三坟、八索、九丘之义，虽难索解，当亦可据五典以推定之。此诚一最有趣味之问题也。
（5）孔丘以前有何典籍乎？二千年来，中国学术受汉武帝表章六艺之影响，抱残守缺，进步极缓，有识者痛心焉。时至科学飞跃之今日，犹有人提倡读经，而不知所谓五经者乃上古典籍千百中偶存之一二也。请先考出孔丘以前周、鲁府藏有何典籍？然后辨明孔丘与六艺——五经有何关系？读现存古籍，犹知上古最多者为史官所书之“书”。“书”字原系动词，《颂鼎》作，《颂敦》作，象以手秉笔，象竹简，中间各画象刻简作字之形，小点则其残屑也。作书为史官之专技，故“史”字甲骨文作《殷虚书契前编》卷五页三十九。《史彝》作，《史燕彝》作，《吴彝》作，《师酉敦》作，向来考释字义者所见多误，著者于六年前授《中国史学史》于国立暨南大学，即谓史字之甚长而贯穿手心，必为刻字之刀笔；则一般已承认为简形；以手执简秉笔，确为史官之专门职业。试求证据于古籍，则“史载笔”，见于《礼记·曲礼上》；董安于多“之少也，进秉笔，赞为名命，称于前世，立义于诸侯”，见于《国语·晋语》九；“南史氏闻大史尽死，执简以往”，见于《左氏》襄公二十五年；“史由君右，执策命之”，见于《礼记·祭统》；“大史典礼，执简记”，见于《礼记·王制》；“史为书”，见于《左氏》襄公十四年；“史不绝书”，见于同上二十九年；“史不失书”，见于《国语·楚语上》；“君举必书”，见于《左氏》庄公二十三年及《国语·鲁语上》；“史献书”，见于《国语·周语上》；“史掌官书以赞治”，见于《周礼》天官冢宰。综合上述诸义，比较之形，则史为秉笔执简之人，书为史官秉笔刻简之状，当可瞭然。只因上古作书，平常则刻于竹简木版，卜筮则刻于龟甲兽骨，欲传久远则“镂于金石，琢于盘盂”，《墨子·兼爱下》。皆非常人所能胜任，故史官乃成专技。《礼记·王制》所谓“凡执技以事上者，祝、史、射、御、医、卜及百工。凡执技以事上者，不贰事，不移官，出乡不与士齿”。司马迁《与任少卿书》所谓“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固主上所戏弄，倡优所畜，流俗之所轻也”。皆足证史犹现代之书记员，故各种衙门皆有之。如《礼记》内则之州史闾史，《仪礼·既夕礼》之主人之史、公史，皆足证《周礼》有史数百人之并非虚设。惟大史所书者为国家之大事，故其书即以“书”为名而冠以国号。各种史官之分职，著者别有史学史以详述之，此不赘陈。上古史书之名称见引于现存古籍者，如《虞书》、见《左氏》文公十八年。《夏书》、《左氏》僖二十四，二十七，成十六，襄五，十四，二十一，二十三，二十六，昭十四，十七，哀六，十八年。《墨子·七患》、《明鬼上》。《商书》、《左氏》文五，成六，襄三。《殷书》、《墨子·七患》。《周书》、《左氏》僖五，宣六，成二，襄三十一，昭八。《墨子·七患》。《郑书》、《左氏》襄三十，昭二十八。《楚书》、《礼记·大学》。皆是类也。其书皆史官随时所记，文体散漫，各篇独立，无严密之结构。亦有散出单行者，如《距年》、《吕刑》、《秦誓》、《汤誓》、《仲虺》、《禹誓》、《官刑》、《汤说》、《武观》、并见《墨子》。《盘庚》、《国语》。《尹吉》、《高宗》、《礼记》。《大战》、《揜诰》、《多政》、《尚书大传》。《大戊》、《史记》。《伯禽》、《康诰》等篇，皆是也。后来史官知识进步，以单篇独立之“书”未能表现前后史事之关系，且文字繁芜而不易省览，故删节文字，编次年月，通记古事为一篇。晋初出土之《竹书纪年》，“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二年。盖魏国之史书”。见《晋书》卷五十一。汉司马迁所读之《牒记》，“黄帝以来皆有年数”，《史记》卷十三。又名《春秋历谱牒》。《史记》卷十四。盖此种体制，由来颇远，但至春秋时代始盛行于世，故今存之《春秋》断始于鲁隐公元年。当公元前七二二年。而旧式之“书”则渐渐显新陈代谢之态，故《书》之最后一篇《秦誓》截止于鲁僖公三十三年。当公元前六二七年。迨鲁昭公二年，韩宣子聘鲁，“观书于大史氏”，所见者惟“《易象》与《鲁春秋》”，当然尚有其他。史官不记其尝见《鲁书》，则《书》之体制，已为纪年式之《春秋》所代替，不为一般所重矣。故晋“羊舌肸习于《春秋》”，《国语·晋语》七。“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孟子·滕文公下》。墨子尝引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齐之《春秋》。《明鬼上》。及战国时代，“捃摭《春秋》之文以著书”者，“不可胜纪”。不幸秦始皇“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而史记独藏周室，以故灭”，遂不为后世所知。“独有《秦纪》，文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史记》卷十五。凡此所述，皆《春秋》一体发展之迹，以见其名非今存《春秋》所可专有也。春秋时代，“诸侯之会，其德刑礼义，无国不记”。《左氏》僖七。宋华耦谓“君之先臣督得罪于宋殇公，名在诸侯之策”。《左氏》文十五。卫宁殖谓其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无及也，名藏在诸侯之策，曰：‘孙林父、宁殖出其君。’君入则掩之。”《左氏》襄二十。今存《春秋》襄十四。书“卫侯出奔齐”，果无“孙林父、宁殖出其君”之字样，则以后宁殖之子遵父遗命而迎“卫侯复归于卫”，襄二十六。故《春秋》原殖之过而“掩”之也。齐大史书“崔杼弑其君”，《左氏》襄二十五。今存《春秋》亦书“齐崔杼弑其君光”。晋大史书“赵盾弑其君”，《左氏》宣二。今存《春秋》亦书“晋赵盾弑其君夷皋”。《公羊传》则晋史原文与此同。且《左氏》称人，多以谥字，而今存《春秋》则直称姓氏，不称谥字。故知《春秋》为当年史官所书；今存《春秋》为《鲁春秋》之旧，纵使曾经孔丘之笔削，大体亦无甚歧异，惟繁简各殊耳。除《书》与《春秋》之外，孔丘以前，可考知之书名亦复不少。《事典》、《左氏》文六。《政典》、《古文尚书·胤征》。《祀典》、《礼记·祭法》。训典、《左氏》文六，《楚语上》。令典、《左氏》宣十二。《周公之典》，《左氏》哀十一。皆以典名；《礼书》、《左氏》哀三。《刑书》、《今文尚书·吕刑》，《左氏昭六》。《丹书》、《左氏》襄二十三。《载书》、《左氏》十数见。《盟书》、《周礼·秋官》。《命书》、《左氏》定四。《玺书》，《左氏》襄二十九。最后四者，皆普通名词，非成册之书。皆以书名；《军志》、《左氏》僖二十八。《前志》、《左氏》文六。《周志》、《左氏》文二。《史佚之志》、《左氏》成四。《仲虺之志》、《左氏》襄三十。《志》、《左氏》昭三。《故志》，《国语·楚语上》。皆以志名；《周文王之法》、《楚文王之法》、《左氏》昭七。《太公之法》，《国语·鲁语上》。皆以法名；《商颂》、《左氏》襄二十六。《周颂》、《墨子·尚同》。《周文公之颂》，《国语·周语》。皆以颂名；《周诗》、《左氏》。《周文公之诗》，《周语》皆以诗名；注意雅颂皆不称诗。此外复有《夏训》、《左氏》襄四。《周易》、《左氏》。《周制》、《周语》。《周礼》、《左氏》。周谚、《周语》。大雅、《周语》。《牧野之语》。《乐记》。试遍查古籍，尚有出乎此文所举者。一言以蔽之曰：春秋时代习见之典籍，决不仅仅限于《诗》、《书》、《易》、《礼》、《乐》、《春秋》所谓《六艺》也。
（6）然则孔丘与古代典籍有何关系乎？曰：当与韩信、张良之“序次兵法，删取要用，定著三十五家”之事相仿。盖传写古籍嫌其繁多，故“述而不作”与“信而好古”《论语·述而》。并行不悖也。孔丘之好古，可于《论语》征之。一则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为政》。再则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八佾》。孔丘之前，已有羊舌肸叔向、公孙侨子产能知“史莫之知”之事，故孔丘之“博学”并非空前。孔丘之前，已有“宋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于周大师，以《那》为首”。《国语》。故孔丘之“序书传”等事亦非初创。孔丘之前，已有申叔时主张教太子以《春秋》、《世》、《诗》、《礼》、《乐》、《令》、《语》、《故志》、《训典》。故孔丘之以典籍为教科书，早有先例。《左氏》、《国语》记时人对话，往往征引《诗》、《书》之语，则《诗》、《书》之为通行读物亦甚显然。《左氏》引《书》，多称“《周书》曰”、“《夏书》曰”，独于《夏训》、《康诰》、《太誓》、《伯禽》则称篇名，而《太誓》且系左氏本人所引。似《周书》、《夏书》之类，原为整部大书，虽用丝编，而篇目不显。《史记·孔子世家》所称“序书传……编次其事”，虽未必属实；然既用以教弟子，则其删取之篇，必显其篇目，故《左氏》得而称之耳。《史记》又称：“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其合《韶》《武》《雅》《颂》之音。”观乎《论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泰伯》。等语，则孔丘删《诗》之说，谅近真实。惟《雅》《颂》《国风》之分，每首各有名目，春秋已然，《左氏》不混称为诗。孔丘或仅定其先后耳。今存《诗序》为后汉初卫宏所撰，见范晔《后汉书·儒林传》。决非孔丘之作，已属无疑。《书序》亦可作如是观，看《新学伪经考》。不可依《隋书·经籍志》之说，便据以谓《书序》、《诗序》为目录之祖也。至于《周易》，则向为卜筮之用，孔丘不过读之“韦编三绝”而已，纵使有所解释，《系辞》亦已明白标出“子曰”，其《序卦》连续为文，乃经师说《易》之辞，亦非孔丘所作。《仪礼》则《周礼》之残本，惟《士丧礼》出于孔丘。“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明见于《礼记·杂记》下。《礼记》为孔丘以后至汉代诸儒说《礼》之总集，混乱至不可厘别。《周礼》颇有适合事实者，当为汉人根据古籍，而发挥理想之政府组织法。《乐经》已亡，可不待论。所宜考者，惟《春秋》一书。自孟轲称“孔子惧，作《春秋》”后，后世皆信之不疑。《左氏》则称“《春秋》之称微而显，志而晦，婉而成章，尽而不污，惩恶而劝善，非圣人谁能修之？”成十四年。《公羊传》且举出“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如雨。’”庄七。《史记》亦称孔丘“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卷四十七。似孔丘对于鲁之《春秋》确尝下一番选择、笔则笔。删削削则削。工夫。然《公羊传》及《左氏春秋》所记“书”“不书”之理由，则未必全为孔丘之原意，或系经师故神其事以夸炫世俗耳。关于《五经》与孔丘之关系，著者尝于《古书真伪及其年代》中详辩之。兹不复赘。此书笔记梁任公先生讲辞而加以补充，因尝略参同学笔记，故由三人具名附刊于《饮冰室专集》最后一册。要之，孔丘之功，为用古代典籍以教弟子。其所用之教科书决不仅限于《六艺》，而《六艺》之书亦不仅限于今存残本。盖自经秦火后，真相已不能尽知；与其过而尊之，不如付之阙疑。吾人考查目录之渊源，固不能曲援孔丘为其祖先也。今所残留未问者：
（7）夏商亦有典籍与目录否乎？曰：有，有。《今文尚书·多士》称“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晋文公时约当公元前六三五年。阳人犹“有夏商之嗣典，……樊仲之官守焉”。见《国语·晋语四》。《左氏》、《墨子》皆尝引《夏书》、《殷书》。或《商书》。《竹书纪年》记夏以来事。《吕氏春秋》述“夏太史令终古出其图法而泣之……乃出奔如商。……殷内史向挚见纣之愈乱迷惑也，于是载其图法，出亡之周”。《先识览》。据此推测，则夏商之有典籍，似无疑矣。若谓古书所载，不尽可信，则甲骨文亦有册字，作见《殷虚书契前编》卷四页三十七。同上卷五页十一。同上。同上卷七页十二。同上页三十九。钟鼎文亦有册字，作见《册册父乙觯》。见《庚丙册》。见《册卣》。见《颂鼎》。见《颂敦》。皆象以丝绳或皮革贯穿龟甲或简牍为一束之形，与现代插架之图书无异。典字，甲骨文作见《殷虚书契前编》卷四页三十七。同上卷七页六。则象以两手捧册之形，有典藏管理之义。册字后来通作策字。《礼记》所谓“文、武之政，布在方、策”。《中庸》。《仪礼》所谓“百名以上书于策，不及百名书于方”。《聘礼》。皆可见古代之方策、典册、典籍即后世所谓书籍也。自近代发现安阳小屯之殷墟甲骨文字后，益证殷代之典册已甚繁富。尤以最近中央研究院发掘之三十六坑，竟储有整齐之全年甲骨《卜辞》，毫无残缺，更足证明当时典藏已有法则矣。董作宾在新获《卜辞》中又发现其表面之一甲，尾尖有∧之文，稍上有孔，以为即“册六”二字，犹之卷六，其孔即所以贯韦编册者。又发现他甲尾尖有∧或∧之文，以为即“编六”二字，义与“册六”正同。著者曩见库方二氏甲骨文字，一七四二号下端有二字，下残缺，即定为丝字之阙文，丝三云者，即第三扎之谓也。今阅董君此说，先得我心。参以册典二字之义，则知殷代大卜之官用完卜辞后，必将龟甲编穿成册，每册六甲，按月日之先后，捧而典藏之。大卜如此，则大史所书之简牍亦必同样编次典藏，特以简牍成于竹木，朽腐极易，不似龟甲坚韧，历劫不磨，故吾人今日所能见者，仅有殷人之《卜辞》而无殷人之史书耳。考目录之渊源，至于斯而极矣。倘欲再有所发现乎？请待诸殷虚以前遗物之发现。此非不可能之事，惟在吾人努力发掘耳。
以上述《别录》、《七略》以前之典籍目录竟。下文将详究《录》、《略》之本身：
刘向等典校秘书之义例
自汉高帝、武帝时对藏书作二番之整理后，“百年之间，书积如丘山”。“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全汉文》卷四十一辑《七略》佚文。成帝河平三年《汉书》卷十。“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于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侍医李柱国校方技。”《汉书》卷三十《艺文志》。兹从残存叙录钩出其校书之义例如下：
（1）广罗异本：《管子·叙录》：“臣向言：所校雠中《管子书》三百八十九篇，大中大夫卜圭书二十七篇，臣富参书四十一篇，射声校尉立书十一篇，太史书九十六篇，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晏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晏子》十一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史书五篇，臣向书一篇，参书十三篇，凡中外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列子·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列子》五篇，臣向谨与长社尉臣参校雠，太常书三篇，太史书四篇，臣向书六篇，臣参书二篇，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邓析·叙录》：“中《邓析书》四篇，臣叙书一篇，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申子·叙录》：“今民间所有上下二篇，中书六篇，皆合。”读此，因知向等校书之先，广罗异本，以相校雠，不拘一家，择善而从。
（2）互相补充，除去复重：异本既备，篇章必有彼此复重，或此无彼有。况古书皆简书而丝编，丝断则简乱。故第二步之工作为整理错乱，除去复重，互相补充，定著篇章。例如《战国策·叙录》：“臣向言：所校中《战国策书》，中书余卷错乱相糅莒。又有国别者八篇，少不足。臣向因国别者，略以时次之；分别不以序者，以相补；除复重，得三十三篇。”《管子·叙录》：“凡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以校，除复重四百八十四篇，定著八十六篇。”《晏子·叙录》：“凡中外书三十篇，为八百三十八章，除复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书无有三十六章，中书无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孙卿·叙录》：“臣向言：所校雠中《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以相校，除复重二百九十篇，定著三十二篇，皆已定。”《列子·叙录》：“内外书凡二十篇，以校，除复重十二篇，定著八篇。中书多，外书少，章乱布在诸篇中。”《邓析·书录》：“凡中外书五篇，以相校，除复重，为一篇，皆未定。”此外，如《易传·古五子》、《易传·淮南九师道训》，莫不除去复重。而《易经》则“臣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唯《费氏经》与古文同。”此与《战国策书》之互相补充者无异，盖与除去重复同为一时并重之工作也。
（3）条别篇章，定著目次：古书每篇独立，不相联系，既或无篇目，亦无一定之次序。故第三步之工作为将不分类之零篇分类，各标以篇目，并编定其先后次序。例如《说苑·叙录》：“臣向言：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及臣向书，民间书，诬校雠，其事类众多，章句相溷，或上下谬乱，难分别次序。除去与《新序》复重者，其余浅薄不中义理，别集以为百家后，以类相从，一一条别篇目，更以造新事十万言，以上，凡二十篇，七百八十四章，号曰《新苑》，皆可观。”《说苑》与《新序》、《列女传》皆经向改造，“一一条别篇目”，“种类相从”，犹可谓事所当然。然于其他各书，殆亦无不经过如此手续。例如《礼经》十七篇，定著《士冠礼》第一，至《少牢下篇》第十七。《礼记》二十三篇，定著《乐本》第一，至《窦公》第二十三。《晏子》八篇，定著《内篇谏上》第一，至《外篇不合经术者》第八。《孙卿》三十二篇，定著《劝学篇》第一，至《赋篇》第三十二。《列子》八卷，定著《天瑞》第一，至《说符》第八。其篇目次序，今犹可见。据此，并参《战国策·叙录》推之，则凡古书有不分篇章，原无一定目次者，至向等始依类分篇，如标篇目，确定次序。又有原有篇章目次而不甚合理者，至向等始整理删定，使有伦理，而免凌乱。此种化零为整，分疆划域之工作，实使流动不居，增减不常之古书，凝固为一定之形态。
（4）雠校说文脱简，写定正本：《文选·魏都赋》注引《别录》：“雠校，一人读书，校其上下，得缪误为校。一人持本，一人读书，《太平御览》引作读析。若怨家相对，故曰雠也。”上文已述《易经》“唯《费氏经》与《古文》书同”，“《施》、《孟》、《梁丘经》或脱去《无咎》、《悔亡》”。而《尚书》“臣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三家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率简二十五字者，脱亦二十五字；简二十二字者，脱亦二十二字。文字异者七百有余，脱字数十”。此脱简之由雠校发见，得以补足之例也。尚书“古文，或误以见为典，以陶为阴，如此类多”。《战国策》“本字多误脱为半字，以赵为肖，以齐为立，如此字者多”。《晏子》“中书以夭为芳，又为备，先为牛，章为长，如此类者多”。《列子》“或字误以尽为进，以贤为形，如此者众。及在新书，有栈校雠，从中书，已定，皆以杀青，可缮写”。此讹字之由雠校发见，得以改正之例也。讹脱既已订补，篇章目次又已编定，然后以“杀青，简书，可缮写”，以青丝或缥丝绳编之，而书本之形态成立矣。
（5）命定书名：中秘所藏策书，错乱相糅莒，有无书名者，有性质相同而名称杂出者，向等辄命以新书名。例如“中《战国策书》……本号或曰《国策》，或曰《国事》，或曰《短长》，或曰《事语》，或曰《长书》，或曰《修书》。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又如“刘向省《新语》而作《新序》”，《晋书·陆喜传》。向又改造“所校中书《说苑杂事》……号曰《新苑》”。《列女传》亦然。昔虽有简策，而无书名，至向等始定著而命以嘉号耳。
上列五项工作，虽略有先后，而皆为雠校纷乱之古书所应有之事；在搜罗遗书之后，编定目录之前，非经此项雠校工夫，则虽有书而不能取读，欲编目而无从着手。盖上古书籍，多以简策书写，简重丝细，日久易散；而各篇单行，分合自由，非若后世之紧结固定。当刘向等校书之时，对彼实数虽仅一万三千三百余篇而容量积如丘山之简策，实痛感整理编定之不易。故父子世业，专家分工，历二十余年，始克写定各书，编定目录。由是言之：此五项工作，虽纯属校雠学之范围，而实为目录学开天辟地时所不可少之过程，亦即目录学史所应大书特书者也。
刘向等写定叙录之义例
校雠工夫既毕，纷乱无序之简策始固定为有系统且有组织之书本，学者循序诵读，得以了解书本之内容，寻绎著者之思想，因而溯沿学术之源流，推求事实之得失，至是而书本之功用始克表现，而校书之劳力始不为枉费矣。然书本罗列，缤纷满目，选择既已绝难，寻取亦复不易。如是，则有书而无书之用，而目录学不可不亟亟讲求焉。故刘向等校书，“每一书已，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汉志》。其义例如下：
（1）著录书名与篇目：今存古籍，惟《荀子》即孙卿。目录尚保存刘向原编状态，卷末列全书篇目，篇目各有第一第二字样，然后接写“撮其指意”之文章。
（2）叙述雠校之原委：将版本之同异，篇数之多少，文字之讹谬，简策之脱略，书名之异称，举凡一切有关雠校之原委，与校书人之姓名及上书之年月，无不备著于录，使学者得悉一书写定之经过。
（3）介绍著者之生平与思想：例如《雅琴赵氏叙录》介绍著者云：“赵氏者，勃海人赵定也。宣帝时，元康、神爵间，丞相奏能鼓琴者，勃海赵定、梁国龙德，皆召入见温室，使鼓琴，待诏。定为人尚清静，少言语，善鼓琴，时闲燕为《散操》，多为之泣涕者。”有此一段，则学者知《雅琴赵氏》之著者为一鼓琴专家，其书当甚有价值，为治音乐者所宜参考也。又如《晏子·叙录》介绍著者云：“晏子名婴，谥平仲，莱人。莱者，今东莱地也。晏子博闻强记，通于古今。事齐灵公、庄公、景公，以节俭力行，尽忠极谏，道齐国君得以行正，百姓得以附亲。不用则退耕于野，用则必不诎义，不可胁以邪。白刃虽交胸，终不受崔杼之劫。谏齐君，悬而至，顺而刻。及使诸侯，莫能诎其辞。其博通如此。盖次管仲，内能亲亲，外能厚贤。居相国之位，受万钟之禄，故亲戚待其禄而衣食五百余家，处士待而举火者亦甚众。晏子衣苴布之衣，糜鹿之裘，驾敝车疲马，尽以禄给亲戚朋友。齐人以此重之。”似此综述著者生平梗概，语简而意赅。著者精神既能活跃于纸上，学者于其所著之书自有不得不看之势。他如《孙卿·叙录》、《管子·叙录》之类，介绍著者，尤为详尽。馀书之叙录虽多亡佚，然辑其佚文犹多介绍著者之辞，殆于无书不述著者矣。至于不知著者为谁，则又有不知则阙疑之例，如于《内业》、《谰言》、《功议》、《儒家言》、《卫侯官》、《杂阴阳》、《燕十事》、《法家言》、《杂家言》，皆云：“不知作者”；于《宰氏》、《尹都尉》、《赵氏》、《王氏》，皆云：“不知何世。”亦不强不知以为知也。
（4）说明书名之含义，著书之原委，及书之性质：例如《易传·古五子叙录》：“分六十四卦，著之日辰，自甲子至于壬子，凡五子，故号曰《五子》。”《易传·淮南道训叙录》：“淮南王聘善为《易》者九人，从之采获，故中书署曰：《淮南九师书》。”《神输叙录》：“神输者，王道失则灾害生，得则四海输之祥瑞。”《周书·叙录》：“周时诰、誓，号令也。盖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也。”《世本·叙录》：“古史官明于古事者之所记也。录黄帝已来诸侯及卿大夫系谥名号，凡十五篇，与《左氏》合也。”《战国策·叙录》：“臣向以为战国时游士辅所用之国，为之策谋，宜为《战国策》。其事继春秋以后，迄楚汉之起，二百四十五年间之事，皆定。”似此将一书主旨，扼要表出，使学者一望而知其书之性质，从而判别应读与否，此项工作效率之伟大，实超过其他各项工作一倍。无其他各项工作，固不能使此事臻于完善；然使徒有其他各项而少此一着，是犹画龙而不点睛也。
（5）辨别书之真伪：古书失传，往往有伪本冒替；后人著作，有时亦依托古人。向等校书，竟已先见及此。如《神农·叙录》“疑李悝及商君所说”，不信为上古神农之书。又如《黄帝泰素·叙录》“或言韩诸公孙之所作也。言阴阳五行，以为黄帝之道也，故曰《泰素》”。不信为黄帝之书。《周训·叙录》“人间小书，其言俗薄”，不信为周代之官书。又如《晏子·叙录》：“其书六篇，皆忠谏其君，文章可观，义理可法，皆合《六经》之义。又有复重，文辞颇异。不敢遗失，复列以为一篇。又有颇不合经术，似非晏子言，疑后世辨士所为者，故亦不敢失，复以为一篇。凡八篇。”同在一书之中，一部分与其他大部分之意旨或文辞有异，尚且别为外篇，不与内篇相混，其慎审可谓极矣。乃至《汉书·艺文志》所载辨伪之注，于《封胡》、《风后》、《力牧》、《鬼容区》诸书，皆云：“黄帝臣，依托也。”于《伊尹说》，则云：“其语浅薄，似依托也。”于《鬻子说》则云：“后世所加。”于《师旷》则云：“见《春秋》，其言浅薄，本与此同，似因托也。”于《务成子》则云：“称尧问，非古语。”于《天乙》则云：“天乙谓汤，其言非殷时，皆依托也。”于《黄帝说》则云：“迂诞，依托。”于《大》则云：“传言禹所作，其文似后世语。”于《黄帝君臣》则云：“起六国时，与老子相似也。”诸如此类，实皆向等校书叙录之辞，《汉志》从而节取之，使学者洞悉各书之真伪，不为伪书所欺。其功大矣。
（6）评论思想或史事之是非：向等校书，非特介绍著者之思想与书之内容而已，对于思想之价值或其书所载之史事，辄加以主观之批判。如《战国策·叙录》，论“周室自文、武始兴，崇道德，隆礼义……卒致之刑错……至秦孝公捐礼让而贵战争，弃仁义而用诈谲……湣然道德绝矣。……是以苏秦、张仪、公孙衍、陈轸、代、厉之属，生从横短长之说，左右倾侧……［卒致］天下大溃，［皆］诈伪之弊也。……夫使天下有所耻，故化可致也。苟以诈伪偷活取容，自上为之，何以率下？秦之败也，不亦宜乎”？此评论史事之例也。如《孙卿·叙录》谓：“唯孟轲、孙卿能尊仲尼……如人君能用孙卿，庶几于王。”《贾谊·叙录》谓：“贾谊言三代与秦治乱之意，其论甚美，通达国体，虽古之伊、管，未能远过也。使时见用，功化必大。”此评论思想之例也。至如《列子·叙录》分析各篇思想之异同而指出其矛盾，尤为书评最佳之模范。略云：“列子者，郑人也，与郑缪公同时，盖有道者也。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道家者，秉要执本，清虚无为；及其治身接物，务崇不竞，合于《六经》。而《穆王》《汤问》二篇，迂诞恢诡，非君子之言也。至于《力命篇》，一推分命；《扬子》之篇，唯贵放逸：二义乖背，不似一家之书。然各有所明，亦有可观者。”
（7）叙述学术源流：荀悦《汉纪》称“刘向典校经传，考异集同”。因述“《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以下云云，并与《汉书·儒林传》、《经典释文叙录》相同，而与刘向所奏各书叙录之文颇不相合。姚振宗断为《别录》中《辑略》之文。殊不知《别录》不必有辑略，而每书叙录中固有此种叙述学术之语句。试以《列子·叙录》备述“其学本于黄帝、老子，号曰道家”之例推之，便知“《易》始自鲁商瞿、子木受于孔子”一段文字必系“《易扬氏》二篇”之叙录无疑。盖欲论一家思想之是非，非推究其思想之渊源，比较其与各家思想之同异不可。举凡《汉纪》所引，姚振宗所认为《别录》之《辑略》，例如“《尚书》本自济南伏生”，“《诗》始自鲁申公作《古训》”，“《礼》始于鲁高堂生传《士礼》十八篇”，皆各书叙录之原文也。
（8）判定书之价值：《战国策·叙录》谓其书“皆高才秀士，度时君之所能行，出奇策异智，转危为安，运亡为存，亦可喜，皆可观。”《晏子·叙录》谓“其［内篇］六篇可常置旁御观”。《孙卿·叙录》谓“其书比于记传，可以为法”。《管子叙录》谓“凡《管子书》务富国安民，道约言要，可以晓合经义”。此皆为“录而奏之”之辞，旨在对皇帝贡献，故偏于政治。其结论虽未必全是，要之，此种判定一书价值之语，在叙录中要不可缺。如其或缺，则于学者择书殊少帮助也。
经此八项工作，合其所得为一篇文章，是名“叙录”，载在本书。书既有录，学者可一览而得其指归，然后因录以求书，因书而研究学术，无茫然不知所从之苦，无浪费精神之弊。而目录之学亦已由校雠之学蜕化而形成一部分矣。
《别录》与《七略》之体制不同
有校雠之功，然后一书之篇目定，形态成。有叙录之作，然后一书之内容明，价值显。此皆目录学之前事；然其对象仅为一书之本身而非群书之总体；其所定著者为每书之次序而不及群书之次序；其所研究者为著者思想之价值而不及学术源流之关系。且书籍既多，部别不分则寻求不易；学科既多，门类不明则研究为难。故汇集各书之叙录，依学术之歧异而分别部类，既可准其论次而安排书籍，以便寻检，又可综合研究而辨章学术，考求源流；此实为校雠完毕，各书叙录写定后之必然趋势。
然刘向校书之功，终身未毕；虽有分工合作之界域，而分类编目之书，殆未及为。梁阮孝绪《七录序》云：“昔刘向校书，辄为一录，论其指归，辨其讹谬，随竟奏上，皆载在本书。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即今之《别录》是也。”所谓《别录》者，不过将各书之叙录另写一份，集为一书，谓之《别录》而已。其书今虽不传，然由《七录序》“别集众录”一语推之，《别录》必系各书叙录之总集。而姚振宗乃云刘向“典校既未及竣事，则《别录》亦无由成书。相传二十卷，殆子骏奏进《七略》之时勒成之。其曰‘七略别录’者，谓《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也。”《七略别录佚文》。殊不知《七录序》已谓“时”又别集众录，显系刘向等写叙录于各本书时，同时又别写一份，集为一书，随时增益，即随时皆可谓为已经成书；非至刘歆奏进《七略》时，始于《七略》之外，别著此书也。观乎清代之辑校《四库全书》，虽告成于乾隆四十七年，而至五十七年犹未校订完毕。至于《总目提要》，则三十八年即已进呈，撰述者且蒙优异之赏，全部告成，亦先于全书一年。十个足月。参看《通纪篇》。而书成目成之后，校录之功，犹未停止。《四库全书》书上之提要有于乾隆五十一二年进呈者。则知《别录》之成书，不必待刘歆校毕之后。时人急于先睹为快，早已随时传录，流行于外矣。故《七录序》所谓“别集众录”者，乃指于“载在本书”之“录”外，“别”集合为一书；非谓于“《七略》之外，别有此一录”也。据此，则《别录》乃系各书叙录之“别”录，非《七略》之“别”录，可无疑矣。而《隋志》乃以“七略”二字加于“别录”之上，盖与称《太史公书》为《史记》，同属习俗流传之讹，不得据以为辩也。《礼记正义》、《仪礼疏》、《诗大雅疏》、《尚书疏》、《周礼疏》、《史记集解》、《史记索隐》、《两汉书注》，诸书并引“刘向别录”，绝不加“七略”于其上，足证吾说之不诬。
然则《七略》何以名略欤？斯可引古义以明之。《公羊传》隐公十年：“‘六月壬戌，公败宋师于菅；辛未，取郜；辛巳，取防。’取邑不日；此何以日？一月而再取也。何言乎一月而再取？甚之也。内大恶讳；此其言甚之，何？《春秋》录内而略外：于外大恶书，小恶不书；于内大恶讳，小恶书。”《公羊传》之意，盖谓《春秋》记国内之事较详细而记国外之事则较简单也。《七略》较简，故名略；《别录》较详，故名录。先有《别录》而后有《七略》，《七略》乃摘取《别录》以为书，故《别录》详而《七略》略也。《隋志》著录《七略》仅七卷，《别录》则有二十卷之多，即其明证。
然则何以又谓《七略》为分类之书而《别录》则否欤？吾由《汉书》卷三十六所载刘歆“复领‘五经’，卒父前业，乃集‘六艺’群书，种别为《七略》”之“种别”二字而知之。盖所谓种别者，即依书之种类而分别之，明乎“时又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并未分类，至《七略》始分类编目也。《七录序》载“会向亡，哀帝使歆嗣其前业，乃徙温室中书于天禄阁上。歆遂总括群篇，奏其《七略》”。《隋志》略同。温室之中书何以须徙于天禄阁上？盖温室为校雠之地，取便学者坐论，不便庋藏书籍。故校雠既毕，乃庋藏之于天禄阁也。书须插架，自不能杂乱无章，故稍依昔日向等分工合作之界域，再分为若干种即类，遂成《七略》，而准以为插架之次序。在未徙书天禄阁以前，纵使因校书人之分工而隐约分部，亦未编为固定之目录。故至刘歆然后“种别”为《七略》也。《汉志》载“歆于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有《六艺略》，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而篇中所引，仅有六略而无《辑略》，故后人咸不知《辑略》之内容如何，而马国翰、姚振宗等辑古佚文，皆谓《别录》亦有《辑略》。著者既于上文略陈其谬矣。兹更从《七录序》所谓“其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一语推之，因知《辑略》即六略之总序及总目，并非分别叙述各科学术源流之文也。试取隋法经《众经目录》较之，书共七卷，前六卷为各书目录，第七卷独名《众经总录》，只有总序一篇说明撰录之缘起及分类之理由。序后则总录部类名称及各部类所收书籍之部数卷数，最后复有总合全录之部卷数。再取隋费长房之《开皇三宝录》观之，其第十五卷亦惟录上书表序及各种经录之总目。隋时《七略》未亡，法经、费长房之书必有所取法。揆以刘向校书叙录，每书必有篇目及叙录之例，则《七略》于六略分别著录各书目之外，亦必另有总目总序以总括六略，其体例盖与法经、费长房同，故彼等得取以为法也。《别录》既不分类，且非有组织之书，书名又无略字，更何从有辑略乎？故知《辑略》为《七略》所独有，而区区一卷，原为刘歆上书时之表序及六略之总目，故班固删入《汉书》，绝无转载之必要，因是而独失传也。
说者又谓《汉志》每类目录后之小序即《辑略》之原文，由班固拆散转录者，是亦不确之论也。试取梁僧祐《出三藏记集》或唐道宣《大唐内典录》与《汉志》参证，即知僧祐之例仿自《七略》，与《汉志》正出一系，《汉志》之小序实即《七略》原有之小序也。彼二书者，于每一类前，必有小序以说明此类之内容及此学之源流，然后列举各家书之目录。每列一家书目毕，必总计部卷之数，略述其人译经本事。《汉志》则先列书目，再计卷数，然后于小序中兼述此类内容，此学源流，及各家要旨而略批评之。其间差异不能以发。彼释氏者方援刘向校书已见佛经以自重，例如《法经总序》，其说实不可靠。则《别录》与《七略》之为其所研习而模仿也，亦不足怪。《广弘明集》收及《七录》，可以为证。故著者以谓《汉志》之与《七略》中之后六略，只有简繁之别，并无体例之歧。证据虽颇薄弱，幸而尚无有力之反证，姑备此说，以俟匡正。
上述诸说如能成立，则《别录》、《七略》与《汉志》三者之关系可得而言：《别录》者，刘向等校书，“论其指归，辨其讹谬”之录，别集而成者也。《七略》者，刘歆取《别录》所载，“总括群篇”，“撮其指要”，“种别”而成者也。《汉志》者，班固取《七略》，“删其要”而成者也。班固对于《七略》，只下“删其要”之工夫，纵有差异，亦不过“出几家，入几家”而已，自注甚明，别无增改也。故由《汉志》可以想见《七略》之原状，由《战国策》、《孙卿书》等书之叙录可以想见《别录》之原状。明乎《汉志》之小序即《七略》之小序，《辑略》为《七略》所有而《别录》所无，则《录》、《略》之别灼灼然矣。
刘歆分类编目之义例
有此论定，然后可据《汉志》以测《七略》。《七略》分篇为七，当较一卷之《汉志》为详。所详何物？可据马、姚诸家所辑佚文知之。盖对于每一书皆有简略之说明，性质同于《别录》，惟较略耳。《汉志》既删为一篇，自不能保存其说明；故于毫无疑问，一般习知者，不复注释。仅于不甚著名之撰人、同名、特异，或依托之书，加以极简括之注，以免混淆。今请视《汉志》即《七略》之缩影，而推定刘歆等分类编目之义例如后：
（1）依学术之性质分类：先将书籍分为《六艺》、《诸子》、《诗赋》、《兵书》、《术数》、《方技》六略。即类。每大类复分为若干种。即小类。即所谓“剖析条流，各有其部”之工作也。其略种系统如下：
《六艺略》分《易》、《书》、《诗》、礼、乐、《春秋》、《论语》、《孝经》、小学九种。
《诸子略》分儒、道、阴阳、法、名、墨、纵横、杂、农、小说十种。
《诗赋略》分赋、屈原等。赋、陆贾等。赋、孙卿等。杂赋、歌诗五种。
《兵书略》分兵权谋、兵形势、兵阴阳、兵技巧四种。
《术数略》分天文、历数、五行、蓍龟、杂占、形法六种。
《方技略》分医经、经方、房中、神仙四种。
（2）同类之书约略依时代之先后为次：例如杂家，虽知“孔甲”、“盘盂”似非黄帝之史，亦必列于篇首。余皆以次顺列，最后始为汉代之书。然其例并不纯，例如道家中之郑长者，以六国时人而列于汉武帝时人之后。
（3）书少不能成一类者，附入性质相近之类：例如《春秋》家之后，附录《国语》二十一篇，《新国语》五十四篇，《世本》十五篇，《战国策》三十三篇，《奏事》二十篇，《楚汉春秋》九篇，《太史公》百三十篇，《冯商所续太史公》七篇，《太古以来年纪》二篇，《汉著记》百九十卷，《汉大年纪》五篇。此等史书未必概为《春秋》家学，亦非皆为编年体裁。盖以秦火之后，诸侯史记多扫地以尽，向、歆校书时，史书甚少；因其性质近似《春秋》，故附列入《春秋》家之后耳。
（4）学术性质相同者，再依思想之派别，或体裁之歧异分类：例如《赋》分三类，《屈原》等二十家为一类，《陆贾》等二十一家为一类，《孙卿》等二十五家又为一类，此必三家思想不同，或体裁有异，故分歧为三，以相同者为一类也。此外又有《杂赋》、《歌诗》二类，亦皆以体裁不同而分类耳。
（5）一书可入二类者，互见于二类：章学诚谓“《七略》于《兵书·权谋家》有《伊尹》、《太公》、《管子》、《荀卿子》、《汉书》作《孙卿子》。《鹖冠子》、《苏子》、《蒯通》、《陆贾》、《淮南王》九家之书，而《儒家》复有《荀卿子》、《陆贾》二家之书，《道家》复有《伊尹》、《太公》、《管子》、《鹖冠子》四家之书，《纵横家》复有《苏子》、《蒯通》二家之书，《杂家》复有《淮南王》一家之书。《兵书·技巧家》有《墨子》，而《墨家》复有《墨子》之书。惜此外之重复互见者，不尽见于著录，容有散逸失传之文。然即此十家之一书两载，则古人之申明流别，独重家学，而不避重复著明矣。”又谓：“今观刘《略》重复之书仅止十家，皆出《兵书略》，他部绝无其例，是则互注之法，刘氏具未能深究，仅因任宏而稍存其意耳。”并见《校雠通义》。《七略》是否原有此例，尚为疑问。或因校雠者既非一人，无意中致有复见二类而不及删正，亦未可知。班固所以删去此十家，即因其重复。
（6）一书中有一篇可入他类者得裁篇别出：章学诚又谓“《管子》，道家之言也，刘歆裁其《弟子职》篇入《小学》。《七十子所记》百三十一篇，《礼经》所部也，刘歆裁其《三朝记》篇入《论语》。盖古人著书，有采取成说，袭用故事者，如《弟子职》必非管子自撰，《月令》必非吕不韦自撰，皆所谓采取成说也。其所采之书别有本旨，或历时已久，不知所出，又或所著之篇，于全书之内，自为一类者，并得裁其篇章，补苴部次，别出门类，以辨著述源流。至其全书篇次具存，无所更易，隶于本类，亦自两不相妨。盖权于宾主重轻之间知其无庸互见者，而始有裁篇别出之法耳。”《七略》是否原有此例，亦为疑问。或在当时，《弟子职》原不在《管子》之内，《三朝记》原不在《大戴礼》之内，后来始并为一书耳。
（7）摘录叙录之纲要：各书叙录备述一切，已见上节；《七略》以略为名，所以备览者循目求书，自不能如《别录》之总集众录。故各辑本所得及《汉志》所存，皆戋戋数语，不过注出作者之姓名、略历及书之内容梗概、著作年月而已。一望书名而知义者，则《汉志》并小注而无之。《七略》容或每书各有较详细之说明，不似《汉志》之尤为节略也。试举佚文为例。“冯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后事刘向，能属文，后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汉志》注及《汉书·张汤传》注引。此对作者之说明也。“太公《金版玉匮》，虽近世之文，然多善者。”《文选·王文宪集序》注引。此对书之内容之说明也。“《甘泉赋》，永始三年，待诏臣雄上。”《文选·甘泉赋》注引。此对著作年月之说明也。“孝武皇帝末，有人得《泰誓》于壁中者，献之，与博士，使赞说之，因传以教。今《泰誓》是也。”《文选》刘子骏移书让太常博士注引。按《尚书正义》引作《别录》。此对于书之来历之说明也。虽不能知其全豹如何，但既较《别录》为略，而又有解题，则其解题必从《别录》摘取纲要，并非有意见之不同也。
（8）有书目而无篇目：《别录》详而《七略》略，除删节叙录外，殆又略去篇目，否则不能缩二十卷为七卷也。其书目当如《汉志》之式，首以书名为纲，随以篇数系之。然后注解题于后为目。详细篇目及详目叙录则诿诸《别录》与各书本身，《七略》不暇为尽载矣。
（9）每种书目之后有小序，每略有总序：《六艺略》诸种小序皆偏重叙述经师传授。例如《论语》各家书目之后，先总计“凡《论语》十二家，二百二十九篇”。次系小序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汉兴，有齐、鲁之说。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传鲁《论》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后而行于世。”《汉志》。《诸子略》诸小序则偏重于其思想之优劣，例如“儒家者流，盖出于司徒之官，助人君，顺阴阳，明教化者也。游文于《六艺》之中，留意于仁义之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宗师仲尼，以重其言。于道为最高。孔子曰：‘如有所誉，其有所试。’唐、虞之隆，殷、周之盛，仲尼之业，已试之效者也。然惑者既失精微，而辟者又随时抑扬，违离道本，苟以哗众取宠。后进循之，是以《五经》乖析，儒学寖衰，此辟儒之患”。亦见《汉志》。《诗赋略》虽分五种，独无小序，仅有总序一篇。《兵书略》之小序最简，只说明类名之意义，例如“权谋者，以正守国，以奇用兵，先计而后战，兼形劳，包阴阳，用技巧者也”。《术数》、《方技》二略则近似《诸子略》，评骘是非而已，对于学术源流，学者传授，不复说明。六略小序之内容参差如是。至于总序，则每略皆有一篇，其前亦有该略书目总计，例如“凡方技三十六家，八百六十八卷”。“方技者，皆生生之具，王官之一守也。大古有歧伯、俞拊，中世有扁鹊、秦和，盖论病以及国，原诊以知政。汉兴有仓公，今其技术晻昧。故论其书以序方技为四种。”此篇最略，余六篇则多综述古学而总评之。
统察《七略》之体制，殆完全相当于后世之《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其与《别录》相同处为皆有解题，异处为独有分类。分类之法，并不精密。《诸子略》以思想系统分，《六艺略》以古书对象分，《诗赋略》以体裁分，《兵书略》以作用分，《术数略》以职业分，《方技略》则兼采体裁作用，其标准已绝对不一，未能采用纯粹之学术分类法。以致学术混沌不明，贻害千载。后世目录之分类，无论正统派或别派，无不深受《七略》之影响，百变不离其宗。此固政治力量束缚思想自由有以致然，而《七略》之始作俑亦不能无过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