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內求國家統一，對外求民族平等，為國民革命的兩大使命。結果前一工作固未完成，內戰愈演愈烈，後一任務更為艱鉅，外患空前險惡。在內外交攻之下，國民黨的政策為對內繼續消滅反側，對外暫時忍耐待時，即先安內，後攘外。在步驟上亦自言之成理，豈奈為勢所不許何。
第一節 北伐後的對外舉措
一、廢止舊約交涉
北伐告終後，國民政府決遵循外交途徑，取消不平等條約。一九二八年六月十五日，發表對外宣言，以正當手續，本平等及相互尊重主權宗旨，改立條約。七月七日，復宣言已滿期的不平等條約無效，另訂新約，未滿期者應行重訂，舊約滿期、新約未訂者，依臨時辦法處理。外人受中國法律保護並守中國法律，關稅照現行章程辦理。當時已屆期的，有義大利、法國、日本、比利時、西班牙、葡萄牙、丹麥等國的商約。
此事的成敗，繫於各大國的態度。首先有比較良好反應的為美國，七月二十五日，中美簽訂整理關稅條約，美國承認中國關稅自主原則，惟必須與其他國家享受之待遇毫無區別。換言之，必須待其他國家一律承認，方能實行。至於法權問題，目前尚不能商談。是年德國、挪威、比利時、丹麥、荷蘭、葡萄牙、英國、瑞典、法國、西班牙，相繼承認中國關稅自主權，同時承認國民政府。
七月三十一日，日本照會中國，如撤回廢約主張，願與中國商訂新約，倘中國實行臨時辦法，日本將出以斷然處置。外交部長王正廷與上海日本總領事洽商未協，蔣中正派張群赴東京與首相田中面談。田中以美、英、法不允與採協同政策，態度略為緩和。一九二九年六月，日本承認國民政府。七月，民政黨濱口雄幸繼田中組閣，幣原喜重郎復任外相，宣布對華無侵略之意，惟須保護合法正當權利。一九三○年五月六日，中日訂立關稅協定，實行互惠稅率，中國承認無擔保債款，亦即承認西原借款，此為中國為獲得關稅自主，對日本付出的特別代價。
取消領事裁判權問題，困難更大。一九二八年十月，中國要求有關國家進行交涉，義大利、比利時、丹麥、西班牙、葡萄牙雖於原則上同意，但須九國公約簽字國一律照辦。一九二九年四月，王正廷致文英、美、法等國，請同情考慮，其所以未及日本，乃因中日條約已屆期滿，應訂新約。遲至八月，英、美、法均不允立時放棄。王正廷再請商談。此時外有中俄中東路之爭，內有對馮玉祥之戰，時機十分不利，各國仍然拒絕。十二月二十三日，外交部公佈外交政策大綱，除取消各國在華領事裁判權外，並擬收回內河航權、租界，所有外國駐軍均須撤退，各國置諸不理。一九三○年，國民政府忙於應付反抗中央的大戰，益無暇及此。內戰告終，一九三一年二月，王正廷宣稱，決定在最短期間，達到撤廢領事裁判權目的。接著胡漢民被迫去職，江西剿共軍事不利，大局動盪，中國與英、日的談判，迄無結果，允許放棄領事裁判權的只是荷蘭、挪威、丹麥、比利時諸小國。五月，國民政府頒布管轄在華外人條例，定期施行，實同空文。三年來的取消不平等條約成就，除收回關稅自主權外，實際做到的為一九二九年收回的天津租界，一九三○年收回英國威海衛租借地及英國庚子賠款餘額的退還【註：鎮江英租界先於一九二七年七月收回。英國庚子賠款退回後，充作教育事業與建築及整理鐵路之用】。
二、中俄中東鐵路之爭
自一九二五年冬，蘇俄不准張作霖使用中東鐵路運兵事件發生。繼之以一九二七年，北京蘇俄大使館的被搜查，雙方交惡愈甚。一九二八年十二月，張學良接管中東鐵路非法經營的電報、電話，蘇俄雖不承認，而無如之何。一九二九年二月，張學良擬由談判途徑，限制蘇俄對中東鐵路的權力，俄籍局長不理，進而反不准華籍副局長會簽命令。據說張學良採中東鐵路督辦呂榮寰之議，決收回該路。五月二十七日，得悉共產國際在哈爾濱蘇俄總領事館召開會議，陰謀不軌，中國警察掩至，逮捕俄人三十餘名。蘇俄亦搗毀中國領事館，大捕華僑。張學良與蔣中正、王正廷會商後，七月十日，強制接管中東鐵路，封閉附屬機關。拘捕俄人二百餘名，解除俄籍局長、副局長職務。十三日，蘇俄發出最後通牒，限於三日內取消對該路的片面行為。中國責蘇俄煽動中國內亂，不得已始出以此種措置，惟仍望商洽合理辦法。十七日，蘇俄斷絕中俄鐵路交通，扣留黑龍江中國船隻，勒令中國駐俄代表離境【註：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雖與蘇俄絕交，北京政府時代派往蘇俄人員，照常留駐】。
國民政府對蘇俄之所以獨出以斷然處置，可能有其特殊原因。一為史達林正事內部整肅，對外又處於孤立，兩年前搜查蘇俄大使館既然無事，這次搜查哈爾濱總領事館已經月餘，蘇俄並無強烈反應。二為日本不喜蘇俄在東北得勢，中國如加以排除，當為日本之所願。中日關係即令不因而好轉，日本諒不致與中國為難。三為蘇俄向以援助被壓迫民族相標榜，如為中東鐵路而對中國用兵，將無以自解，何況最近國際間又有非戰公約（Kellogg-Briand Peace Pact）。四為討伐桂系勝利，收回了中東鐵路，國民政府的聲威將益提高。但是情勢變化未若所料，各國多不直中國所為，日本關東軍禁止南滿鐵路為中國運兵、運械，不准中國軍隊通過鐵路附近地區。美國提議由中立國仲裁中俄爭端，日本拒絕參加，勸張學良與蘇俄直接交涉。蘇俄要求恢復中東鐵路原狀，並共同警備。八月初，以白魯杰（加倫）為特別遠東紅軍總司令，屢侵東北邊境，張學良亦調兵防禦。中國請德國斡旋無成，俄軍分東西兩路向吉林、黑龍江前進。十月，東路陷同江、富錦，十一月，西路陷札蘭諾爾、滿洲里，東北軍旅長韓光第以下二千人戰死。南京忙於對馮玉祥之戰，無力援助東北。俄軍為免刺激日本，未再續進。
張學良兵敗之後，十二月三日，由哈爾濱交涉員蔡運升與蘇俄代表希曼諾斯基在雙城子（Nikolski-Ussuri）議就草約，二十二日，在伯力（Khabarovsk）簽字，恢復中東鐵路原狀、蘇俄在東三省領事館及商業機關，釋被捕俄人，解散中國境內之白俄軍隊。關於通商問題及保障協定之履行，將來由正式會議解決。南京指蔡運升越權，僅允談判中東鐵路問題。一九三○年二月，派新任中東鐵路督辦莫德惠為會議代表。五月，莫德惠抵莫斯科，提議先商中國贖回中東鐵路問題，蘇俄要求先議通商及黑龍江、松花江航權，相持不下。時反蔣戰爭方酣，蘇俄有意觀望。十一月，中俄正式會議開始，蘇俄堅持伯力協定有效，並將討論範圍擴大至通商、復交，會議因之終止。一九三一年四月起，會議續開，多至二十五次，未得任何結果，不久“九一八事變”爆發。
第二節 日本侵佔東北
一、九一八事變
日本之炸死張作霖，阻撓張學良易幟，雖均未得遂其宰割東北的願望，但既定方針，絲毫不曾改變，繼續對張學良誘脅，先求實現鐵路政策，張始終推之於中央政府。關東軍準備倒張，另立政權。中俄中東鐵路問題發生，關東軍高級參謀坂垣徵四郎大佐、參謀石原莞爾中佐主乘機佔領滿蒙，濱口內閣不許。外相幣原以素主中日提攜的佐分利貞男為駐華公使，致力外交解決，為軍人所不喜。數月後，佐分利暴卒，傳說係被謀殺。幣原擬以小幡酉吉繼任，未獲中國同意，軍人指幣原外交軟弱。一九三○年五月，坂垣表示滿蒙問題非外交手段所能了，惟有訴諸武力，驅逐張學良，石原擬有“攻瀋要領”。
中國經過八個月的中原大戰，元氣大損。東北軍入關後，東三省駐兵減弱，張學良長期留住北平，注意力轉向關內，日本軍人認為此時奪取東北，可不費吹灰之力。一九三一年三月，陰謀國內政變不成，石原準備先在國外行動，然後改造內政，制訂一“解決滿蒙之戰計劃大綱”。所謂“全滿日人自由同盟”，鼓吹滿蒙獨立，“日本對外同志會”主張對滿蒙鐵路問題採強硬態度。五月以來，日本軍人復認為外在的形勢於日本有利，廣州、南京之爭方急，江西紅軍勢張，長江水災嚴重，歐美經濟恐慌，確為對東北行動的少有機會。再者，蘇俄國力日長，控有外蒙，為了遏制其續行擴張，亦有此必要。六月，陸軍省與參謀本部擬成一“解決滿洲問題方案”，關東軍加緊製造中國內亂。七月，煽動河北的石友三叛亂，以飛機送流亡大連的閻錫山重返山西，命與石友三合攻北平、天津，使張學良無暇顧及東北。同月，長春萬寶山韓僑與當地農民衝突，朝鮮發生排華暴動。日本軍事間諜中村震太郎在遼寧洮南被殺的消息，亦於是時傳出，石原主張自行處理。陸軍大臣南次郎召開師團長會議，謂滿洲事態重大，軍人當善盡職責，必要時迫中國屈服。
一九三一年五月，南滿鐵路會社總裁內田康哉曾警告遼寧省主席臧士毅，東北鐵路懸案必須作相當解決，否則日本少壯軍人將有行動。六月初，臧士毅派員赴北平向張學良請示，張未加重視【註：臧士毅派財政廳長張振鷺去北平，張學良因病未見，東北交通委員會委員長高紀毅亦稱病不回瀋陽】。及萬寶山事件、中村事件發生，七月六日，命瀋陽東北政務委員會，力避與日本衝突。蔣中正忙於對江西紅軍進行第三次圍剿，及應付兩廣軍事，十二日，致電張學良，謂“現非對日作戰之時，以平定內亂為第一”。七月二十三日，通電全國，宣布“攘外應先安內”。八月中旬，得知關東軍有意啟釁，尚不了解其最後企圖。九月六日，張學良命瀋陽軍事負責人謂，“無論日人如何尋事，須萬分容忍，不與抵抗，以免事態擴大”。十一日，蔣亦命其避免與日本衝突。事變之日，蔣赴江西督師剿共，兼防粵、桂。此為不抵抗政策的由來。
一九三一年八月中旬，幣原命瀋陽日本總領事林久治郎與臧士毅交涉中村案，張學良亦派人往東京商談。南次郎宣稱，對中村案除武力報復外，別無他策，關東軍即積極部署。九月十日，瀋陽日本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大佐返東京與軍部計議。十一日，昭和天皇飭令南次郎整頓關東軍風紀。十四日，陸軍省、外務省均接瀋陽密電，知事機緊迫，關東軍行動在即。第二天，南次郎派參謀本部作戰部長建川美次前往宣達天皇的誥誡，坂垣、石原獲悉後，決照預定計劃執行。九月十八日下午，建川抵瀋陽，當晚十時三十分，關東軍南滿鐵道守備隊炸毀瀋陽附近柳條溝鐵軌，“九一八事變”爆發。
東北軍共約二十萬人，半數駐於關內，東北邊防司令長官張學良及黑龍江省府主席萬福麟均在北平，吉林省政府主席張作相居遼西錦州，在瀋陽的僅為遼寧省主席臧士毅，事先皆無警覺，絲毫未作準備。關東軍一萬餘人於八小時內，佔領瀋陽城、軍營、兵工廠、飛機場。第二天，長春、營口、安東等地一一失陷，朝鮮日軍分向遼陽、吉林出動。若槻禮次郎內閣不准擴大事變【註：一九三一年四月，若槻繼濱口為首相，幣原續任外相】。關東軍不理，九月二十日佔長春，二十一日佔吉林省城。若槻再命退集南滿鐵路附近地區，不得進入北滿，並請天皇制止。關東軍聲稱如天皇約束其行動，將於滿洲獨立，終以恐刺激蘇俄，暫不進佔哈爾濱。
十月，關東軍嗾使遼源鎮守使張海鵬北侵黑龍江，為黑龍江軍拒退。十一月，關東軍以蘇俄表示無意干預，實行參加，進攻洮南昂綏鐵路的嫩江橋，又被代理黑龍江省政府主席馬占山擊敗，馬占山成了抗日英雄。關東軍再度來犯，馬占山力戰七日不敵，齊齊哈爾省城不守。
瀋陽失陷後，東北邊防公署及遼寧省政府移設錦州。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宣稱不許錦州政權存在，日機一再轟炸。關東軍佔領齊齊哈爾後，移兵西犯，十二月十九日，限錦州政府機關於十五天內退入山海關。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日軍入錦州，整個東北在一百天內全部淪陷。
二、國民黨團結不成、國際聯盟決議無效、日本進攻上海
一九三一年的中國仍是分裂之局，明張旗鼓反抗南京的，中共之外，尚有廣州的國民政府。是年七月，下令討伐蔣中正，外交部長陳友仁赴東京謀求援助。九月初，粵、桂軍進向湖南，中央軍亦向湖南出動，國民黨的又一內戰已在眉睫。瀋陽變起，南京勸廣州即息內爭，共赴國難。廣州雖然贊成，惟不放棄反蔣。蔣原準備移駐北平指揮，至是為促成合作，自願引退，並恢復胡漢民的自由。十一月，南京代表蔡元培、張繼、陳銘樞等與廣州代表汪兆銘、孫科、鄒魯等會於上海，議定雙方分別召開國民黨第四次全國代表大會，改組國民政府，採內閣制，蔣可不下野。
南京代表大會通過請蔣北上，保衛國土，收復失地。廣州代表大會中的胡漢民派不只堅持蔣必須下野，且須解除兵權、開除黨籍。汪兆銘、孫科因違背上海協議，不以為然。汪派復不滿於中央委員的選舉，自行在上海集會。十二月十五日，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長。二十八日，由京、滬（汪派）、粵三方選出的第四屆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推林森為國民政府主席，孫科為行政院長，蔣、汪、胡為中央政治會議常務委員兼中央執行委員會常務委員，但均未到職。一九三二年一月一日，廣州中央黨部國民政府撤銷，另設中央執行委員會西南執行部、西南政務委員會、西南軍事委員會，事實上照舊獨立。
孫科內閣未獲蔣、汪、胡的支持，財政問題更為棘手，江、浙駐軍，紛紛索款，孫科一籌莫展。不久蔣、汪有了諒解，各方多認為非蔣再出不可。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九日，汪任行政院長，宋子文復任副院長兼財政部長，蔣任軍事委員會委員，旋升為委員長，此後成了他的專稱。惟胡漢民終不肯入京，孫科亦拒就立法院長之職。
瀋陽事變後，國民政府的政策為對日本武力可以退讓，交涉決不放鬆。所謂交涉，一係請求國際聯盟制止日本行動，恢復東三省原狀。一係由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與日本公使重光葵洽商，組織共同委員會，尋找解決方案。九月二十二日，國聯理事會通告中、日，勿擴大事態，協議撤兵。非國聯會員國的美國亦對日本表示，事變已涉及九國公約及非戰公約，希望避免再有軍事行動。出席國聯理事會的日本代表芳澤謙吉謂日軍可陸續撤退，由中、日直接交涉，無須國聯干預。中國代表施肇基表示同意，請國聯派員輔助，商定撤兵日期，為芳澤所拒。美國因日本轟炸錦州，態度漸趨強硬。十月十六日，國聯理事會通過邀美國派代表列席，並擬一決議草案，日軍於十一月十六日前，退集鐵路區域以內後，中、日即開始談判，因日本反對，未能成立。
十月十九日，日本外相幣原提出五項原則：一為中、日放棄侵略政策及行為；二為尊重領土完整；三為取締妨害相互貿易自由及煽動國際仇恨的有組織運動；四為保護日人在滿洲的和平業務；五為尊重日本在滿洲的條約權益。國民政府以輿情激昂，遲回瞻顧，以為國聯正盡力消除日本宰制滿洲計劃的實行，日本如悍然不顧，可能受到制裁。其次，如英、法、美等國斡旋無效，雖不致對日作戰，必將運用九國公約，可能對日作有力抵制。中國應團結民心，保持人民對政府信任，但決不對日宣戰，盡力維持各國對華好感，至萬不得已時，不恤在軍事上為民意而犧牲，目前應採取“不撤兵、不交涉”方針。有人責國民政府失去與日本談判機會，其實縱令中國願依幣原五原則談判，日本軍部亦斷不容許。若槻內閣聲言，即使滿洲日僑權益獲得保障，亦不立即撤兵。
中國曾商請國聯派遣代表團調查東北事變，美國務卿史汀生（Henry Stimson）復擬請國聯於必要時對日施行經濟制裁，其他國家亦有此意。日本為緩和情勢，十一月下旬，正式建議派遣調查團，惟不得干預軍事行動，中國軍隊須退出錦州。中國堅持日本定期撤兵，同時提議設立錦州中立區，為日本所拒。十二月十日，國聯通過調查團，不干涉軍事行動，不參與中日談判，日本不因調查而稽延撤兵。日軍立即佔領錦州。一九三二年一月七日，史汀生通知日本及其他九國公約簽字國，任何違反門戶開放政策與非戰公約而訂立的條約協定，及造成的事實上的情勢，有損美國人民條約權利者，包括中國主權獨立或領土完整與行政完整，美國概不承認，此即不承認主義。
瀋陽事變發生後，日本軍艦紛駛中國口岸，而以上海及長江一帶為多。上海人民愛國情緒極熾，組織抗日救國會，抵制日貨。日本總領事村井倉松質問市長吳鐵城，有無保護日僑能力，否則將取自衛手段。十月，日本陸戰隊登陸，屢與華人衝突。關東軍既輕易的佔領錦州，上海日本海軍亦躍躍欲試。一九三二年一月二十日前後，日本僧人與中國工人毆鬥，焚毀工廠。村井要求吳鐵城取締抗日團體，日本艦隊司令鹽澤幸一迫吳立即執行。二十六日，村井發出最後通牒。二十八日下午二時，吳鐵城全部接受。十一時三十分，日本陸戰隊突攻北市，同時進攻吳凇。駐防上海的第十九路軍軍長蔡廷鍇起而應戰。國民政府遷往洛陽，以示不屈【註：二月一日，日本軍艦砲擊南京。四月政府召集各界領袖，在洛陽舉行國難會議，惟軍政負責人仍留南京。十二月政府正式遷還】。日本加派陸軍，蔣中正亦決與日本死戰，訂立全國防衛計劃，先令裝備最佳的第五軍增援，再調江西剿共軍東來。日軍正面猛攻未逞，改由左側進襲。三月二日，中國軍隊被迫後撤。是役參戰日軍約六萬人，華軍約七萬人，武器雖遠遜於日本，仍能力戰月餘，士氣民心之旺，博得各界的讚佩與同情。這是繼馬占山嫩江之戰對日本的又一次悲壯抵抗，是為“一二八之役”。
英國初欲借日本以對蘇俄，不肯與美國通力合作。迨上海戰起，英國利益直接受到影響，美國亦鑑於日本野心之無止境，一致對日譴責，英國拒絕美國援引九國公約的建議，但國聯態度已較前積極，要求中日停戰。日本全力正注意東北，無暇兼及上海，經英、美諸國調解，一九三二年五月五日，中日訂立停戰協定，日軍返回戰前原駐地位，華軍暫留現駐地位，戰區劃為非武裝地區【註：協定簽字前六天，日軍司令白川義則被朝鮮獨立黨人炸死，日本公使重光葵等受傷】。
國聯調查團由英、美、法、德、義代表組成，英國代表李頓（Lord Lytton）任團長，一九三二年三月，經東京至上海、南京、北平、瀋陽、長春、哈爾濱。時“滿洲國”已成立，調查團勸日本勿予承認，無異與虎謀皮。十月一日，調查報告書發表，認為恢復事變前的滿洲狀態，或承認滿洲國皆非辦法，主張在不抵觸中國主權及行政完整下，使東三省自治（autonomy），由中日政府及東三省代表、中立國觀察員合組顧問委員會，擬訂建立自治政體方案，南滿鐵路改為商營，與中、日鐵路合而為一，實際為給日本以特殊利益，使得實惠，中國僅保留一個名義。中國允改善東三省行政制度，但不同意設置顧問會議【註：李頓在北平密告調查團襄理顧維鈞，中國應接濟義勇軍，抵制日貨，加強國際宣傳，勿與日本宣戰，勿對國聯表示失望】，日本根本拒絕接受。國聯先曾成立一個十九國委員會，監督國聯決議案的實行。十九國委員會的建議，與李頓報告書大體相似。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四日，國聯召開特別大會，四十二國贊成，惟日本反對。三月二十七日，日本退出國聯。中國希望於國聯的一無所得，國聯的威信亦因之大損。
三、日製“滿洲國”與義勇軍奮戰
一九一七年溥儀復辟失敗，一般清室遺老終不死心，勾結軍閥之外，尤望外力支持，特別是日本的支持。一九二四年，溥儀被逐出宮，不久逃入日本使館。第二年，走天津日本租界，既不能享有民國政府的優待，復無從盜賣宮中珍寶，生活安全均是問題。國民革命軍北伐，使他愈為惶懼。一九二八年，乾隆、慈禧陵墓被盜，復辟復仇之心愈熾，勾結日人愈力。
九一八事變前兩個月，溥儀已知東北行將發生事故，以為大有可為。事變發生後，關東軍決利用溥儀建立政權。一九三一年九月三十日，天津日本屯駐軍司令官香椎浩平邀溥儀與坂垣徵四郎會晤，商議前往東北。經過土肥原的安排，十一月十日，溥儀乘日船去旅順，鄭孝胥同行，欲先在東北復辟，然後重建大清帝國，作整個中國的皇帝。日本參謀本部及關東軍計劃是在東北建一新國，對於恢復大清帝國尚有顧忌。一九三二年二月，乘上海戰爭方酣，一面製造東北政權，一面攻佔哈爾濱。此一新政權定名為“滿洲國”，由漢、滿、蒙、日、韓五族組成。溥儀力爭“復位以正統系”，坂垣允於一年後實行帝制。
一九三二年三月九日，溥儀在改名“新京”的長春就任滿洲國執政，年號“大同”，鄭孝胥為國務總理，掌握實權的為日籍國務院總務廳長。八月十八日，關東軍司令官本莊繁與鄭孝胥訂立密約：滿洲國的國防、治安均委託日本負責；鐵路、港灣由日本管理、建築；礦產資源由日本開發；日本有權向滿洲國移民；日本人得充任滿洲國官吏。九月十五日，日本駐滿洲國大使武藤信義再與鄭孝胥簽訂“日滿議定書”，內容與密約同。一九三三年，日軍佔領熱河，一九三四年三月一日，溥儀改稱滿洲國皇帝，年號“康德”，這是他第三次稱帝。次年四月，溥儀到東京答謝，說是“要盡全力為日、滿的和平而努力”，“如果滿洲人有不忠於滿洲皇帝的，就是不忠於日本天皇”，東北徹底日本殖民地化。
東北正規軍雖奉命對日不加抵抗，自動抵抗的仍舊不少。馬占山之外，有吉邊鎮守使李杜、代理中東鐵路護路司令丁超、吉林民政廳長誠允、團長馮佔海，及起自民間的王德林、唐聚五、黃宇宙，分稱自衛軍、或救國軍，風起雲湧，眾約二十餘萬人【註：馬占山兵敗後，一度投降，後又宣布抗日。義勇軍著名領袖尚有鄧鐵梅、項青山、鄭桂林、檀自新、鄧文、劉振東、趙桐、苗可秀、李海青等，身殉者不少】。初以為在國際壓力與東北人民反抗之下，日本將知難而退。滿洲國出現後，證明日本要永遠霸踞。去冬嫩江橋之戰，今春上海之戰，增強了他們的信心，日軍並非絕對不能抗拒。關內民眾與張學良的支援，亦為有力鼓勵【註：上海義勇軍後援會籌款接濟，領導人為曾任黑龍江督軍的朱慶瀾。北平抗日救國會有東北義勇軍指導總部及訓練游擊幹部機構，中國青年黨亦積極活動】。四月至七月，黑龍江、吉林為主要戰場，八月至九月，義勇軍分攻瀋陽、遼陽、撫順、營口、長春、永吉各大城市，截斷南滿鐵路，瀋榆（瀋陽至山海關）鐵路、錦朝（錦州至朝陽）鐵路、瀋海（瀋陽至海龍）鐵路、吉敦（永吉至敦化）鐵路，可說是義勇軍抗日的高潮。九月，黑龍江旅長蘇炳文起義於滿洲里，聯合馬占山進向齊齊哈爾。十一月擊敗日軍，吉林李杜克復佳木斯，王德林亦獲勝利，可說另一高潮。一九三三年一月，蘇、馬、李、王戰敗，分退俄境及遼寧、熱河邊地。熱河失陷後，東北義勇軍難得關內接濟，在極端艱苦之下，繼續奮鬥不懈【註：一九三五年與中共有關的“東北抗日聯軍”成立，領導人為楊靖宇、王德泰、趙尚志、周保中、李延祿】。
四、熱河續陷、塘沽協定、抗日反蔣
日本奪據東北之時，已定下攻取熱河計劃。中日上海協定成立，日本軍部即準備進兵。關東軍因受義勇軍的牽制，尚無力大舉，為斷絕東北與關內的聯絡，一九三三年一月三日，先佔領山海關。
二月十八日，代理行政院長宋子文與張學良到承德，發表演說，斷不放棄東北與熱河，縱令敵人佔領南京，亦不作城下之盟。三日後，日軍二萬人來犯，駐軍八萬人，大都不戰而潰，省政府主席湯玉麟攜帶大批財寶、鴉片，棄城而逃。三月三日，一百二十八名日軍進入承德。蔣中正自江西趕至河北保定，派軍政部長何應欽代張學良主持軍事。日軍續向長城南進。華軍先於古北口、冷口阻擊，繼在其以南地帶奮戰，日軍遇到了有力的抵抗。東線由山海關西侵的一支，佔領灤河以東，北線南天門陣地經血戰後失守【註：古北口方面的守軍為徐廷瑤（中央軍）；喜峰口、冷口方面的為萬福麟（東北軍）、宋哲元（馮玉祥舊部）、商震（閻錫山舊部）；灤河以東為何柱國、王以哲（東北軍）。宋部作戰極勇，徐部關麟徵、黃杰、劉戡三師抵抗尤力】。
行政院長汪兆銘屢稱對日政策為抵抗與交涉並進，蔣中正強調“共匪”未剿清之前，絕對不能言抗日。日本吞有滿洲、熱河後，以尚未站穩，如立即攻奪華北，力量尚有不逮，國際上亦有顧慮。關東軍之續行進犯，實欲以戰迫和，一時縱不能強制中國承認滿洲國，至少可使中國軍隊後撤，暫時劃出一緩沖地區。國民政府急切希望日軍停止前進，外交部長羅文幹、次長劉崇傑親去北平，商請美、英、法公使斡旋，不得要領。蔣中正、汪兆銘改命黃郛直接與日方接觸。五月三日，設置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黃為委員長。黃一再與日本軍部代表密洽，獲悉日軍真意所在。十五日，關東軍司令武藤信義聲明，華軍如不採挑戰態度，日軍不進佔北平、天津。同日，黃離上海北上。十六日，美總統羅斯福呼籲和平，十九日，又與最近抵達華盛頓的宋子文發表公報，謂遠東局勢足以擾及世界和平，相信此次中日戰爭不久將可息止。此一表示，自有若干影響。時日軍已逼近北平，汪兆銘致電黃郛，除承認滿洲國，割讓東北四省外，其他條件皆可答應。二十三日，黃與日本武官永津佐比重等，徹夜會談。二十六日，協議達成。汪請黃堅決進行，倘招國人不諒，願身當其衝。蔣勉以艱苦共嘗，諸事自必負責。五月三十一日，參謀本部廳長熊斌代表何應欽與關東軍副參謀長岡村寧次在塘沽簽訂停戰協定，中國軍隊撤至自延慶（北平西北）起，經過通州（北平東）至蘆台（天津東北）線以西以南，日軍還至長城線。取締華北國民黨部的排日活動，列為日方的希望條件。從此冀東二十餘縣實同淪陷，日本的侵略由東北而及於河北。
上海戰後，民氣昂揚，國際上刮目相視。一九三二年夏間，關東軍初犯熱河，輿論力助張學良堅守。戰爭行將爆發之時，張激昂慷慨，調兵遣將。殊料不到十天，承德不戰而棄，各方痛責當局未盡到責任，熱河淪陷在精神方面的損失，過於東三省的不抵抗而失。
蟄伏年餘的馮玉祥於瀋陽事變發生、蔣中正下野後，到了南京，欲有所施展而未遂，北去張家口，托庇於舊部察哈爾省府主席宋哲元，並與中共聯絡。一九三三年五月二十六日，正當日本兵臨北平城下之時，馮自稱“民眾抗日同盟軍總司令”，實為反蔣。廣東亦揭“援熱抗日軍”旗幟，否認塘沽協定，其實均為反蔣。七月，馮一度收復偽蒙軍佔領的多倫，日方指為違反塘沽協定，馮恐日軍出動，勢難抗拒，離張家口南去。
繼馮玉祥而起的為福州人民政府。陳銘樞為運動南京、廣州和好的重要人物之一，第十九路軍是他的最大憑藉，蔣、汪主政，陳銘樞失意。第十九路軍因上海之戰，聲譽揚溢，戰後調入福建。陳聯結失意政客軍人及自命前進人士，組織“生產民主黨”（一稱社會民主黨）。馮玉祥在張家口舉事時，陳謀自立政府，以打倒獨裁、取消黨治、反對外交、聯絡共軍為口號。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日，在福州召開“人民代表大會”，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李濟深任主席，廢除國民黨。南京下令討伐，廣州以其背叛三民主義，拒與合作。李濟深、陳銘樞欲謀求日本諒解，日本惡其聯共，反蔣全為權位之爭，不加理睬。在中央大軍猛攻之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三日，福州人民政府消滅，為時僅五十三天。七個月內兩次抗日反蔣事變，俱歸煙消雲散。
五、中樞阢隉、各省戰亂
上海停戰協定簽訂後，廣州宣言反對，監察院彈劾汪兆銘。滿洲國成立，對日問題愈為棘手，汪表示消極。是年八月，藉口張學良不對日抵抗，反要索巨款，自請辭職，並勸張同去。蔣中正准張解除北平綏靖主任之職，改設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挽留汪兆銘。華北將領不平，蔣命張代理軍事委員會分會委員長、宋子文代理行政院長，一場風波暫息。一九三三年三月，張學良因熱河失陷，下野赴歐洲，汪兆銘復出。宋子文為軍費問題，與蔣失和，孔祥熙代為行政院副院長兼財政部長，從此孔在財政經濟上成為另一大勢力。
中樞阢隉，地方軍人之爭，並不因國難當前而稍減。一九三二年，廣東有陳濟棠與粵海艦隊之戰，山東省政府主席韓復榘與據有膠東的師長劉珍年之戰。軍閥割據的四川，一九二九年，曾有一次爭奪。一九三一年，劉文輝聯合據有重慶的劉湘共抗據有川北的鄧錫侯、田頌堯，劉文輝取得了省政府主席。一九三二年，劉文輝再與鄧錫侯、田頌堯相戰，劉湘轉與川東的楊森援助鄧、田，一九三三年，劉文輝敗走西康。總計民國以來，四川大小戰爭多達四百八十餘次。據有貴州的周西成，一九二九年因滇軍進攻，兵敗身死。其後滇軍雖被逐退，黔軍又自相殘殺，直至一九三四年。
西北地區亦迄無寧日。一九二八年，甘肅回教的馬家軍，反抗馮玉祥，雙方肆行屠殺，漢人、回民死者二十萬人。一九三○年，馮玉祥反蔣失敗，退出西北，甘肅、寧夏、青海成為回教軍人的天下。一九三四年，擁兵三萬人，反覆無常的孫殿英自察哈爾經綏遠進攻寧夏，回軍拒之於前，山西、綏遠軍擊之於後，孫戰敗離軍。
一九三○年，新疆哈密維吾爾人以不堪省政府主席兼邊防督辦金樹仁的高壓，群起反抗。金樹仁派兵攻剿，維吾爾人乞援於河西肅州的回軍將領馬仲英。馬年僅二十，而雄心萬丈，以不得志於甘肅，欲別圖發展，日人大西忠（Onishi Tadashi）從而鼓煽。七月，馬大破金樹仁軍，擬囊括新疆，不料遇到了有同樣野心的盛世才。
盛世才為遼寧人，曾在上海、廣東、日本習政治軍事。一九三○年任職新疆邊防督辦公署。金樹仁與馬仲英作戰失利，派盛為剿匪軍總司令部參謀長。一九三一年十月，會同白俄“歸化軍”擊敗馬仲英。馬退回甘肅，一面擴充兵力，廣招東干回青年，一面聯絡新疆維吾爾人。一九三三年初，二次前來。金樹仁以盛世才為總指揮進剿，馬部分擾天山南北，迪化被圍。一九三三年四月十二日，邊防督辦公署參謀長陳中等與白俄歸化軍指揮巴平古特（Papengout）發動政變，驅逐金樹仁，擁教育廳長劉文龍為省政府主席，盛世才為邊防督辦，馬仲英仍進攻不已。
六、蘇俄動向、入侵新疆
瀋陽事變後不久，日軍進攻北滿。日本駐俄大使廣田弘毅警告蘇俄，勿助黑龍江當局，勿派兵至中東鐵路。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表示對滿洲衝突堅持不干涉主義。日軍佔領齊齊哈爾後，廣田再要求李維諾夫發表聲明，不援助馬占山，不以中東鐵路供中國運兵。李維諾夫重申不干涉政策，並提議締結互不侵犯條約，日本擱置不覆。一九三二年三月，滿洲國成立，蘇俄承認滿洲國對中東鐵路主權。八月，日俄簽訂新漁業協定，接著談判出售中東鐵路問題。
蘇俄對日本讓步，對中國的態度則完全不同。國民政府感於國際聯盟之無能為力，謀改進對俄關係，願恢復兩國邦交。蘇俄雖亦以為有此必要，惟久久不作決定，似乎仍想與日本妥協。一九三二年十二月十二日，亦即兩次向日本重提訂立互不侵犯條約未獲要領之後，始與中國復交。第二天，日本正式拒絕與蘇俄訂立互不侵犯條約。蘇俄聲稱，對一國改善邦交，對他國並無不良影響，續請日本訂立互不侵犯條約，終未如願。
中國所望於中俄復交的，消極方面為制止日本干預中東鐵路，蘇俄勿承認滿洲國，積極方面為給予中國物資援助。蘇俄惟恐刺激日本。日本定要獨有滿洲，根本排除蘇俄的勢力。一九三三年三月，扣留開往西伯利亞的中東路車輛，罷免俄籍路局局長。五月，蘇俄允將中東鐵路讓售與日本或滿洲國。中國提出抗議，蘇俄反謂中國已失去對該路權利。又說中國與蘇俄已無法保護該路，惟有將其出售，將來中國收回滿洲，可不費分文將該路收回。
日俄關於中東鐵路的談判，並不順利，討價還價，爭持不決。一九三四年三月，蘇俄恐中日妥協，外交副委員長索科林科夫（Sokolnikov）及軍事委員長伏洛希洛夫（Voroshilov）告訴中國軍官考察團，蘇俄對日戰爭有勝利把握，擊敗日本之後，必將滿洲交還中國，中國態度應當堅定，排除侵略敵人，中俄應當合作。一九三五年二月，滿洲國與外蒙古在貝加爾湖附近發生戰爭，三月二十三日，蘇俄即與滿洲國簽訂中東鐵路買賣協定，但並未因此而使日俄關係緩和。十月，兩國又在伯力衝突。一九三六年二月，日本助滿洲國擊退貝加爾湖附近的蒙古軍。三月，蘇俄與外蒙訂立互助協定，日，滿軍續向外蒙邊境進攻。十一月，日德防共協定成立，對象自為蘇俄。
蘇俄在東亞退縮，在中亞前進，期與日本分有中國的西北、東北。一九三三年四月，新疆迪化政變後，國民政府為防止蘇俄乘機而入，派參謀部次長黃慕松前往處理。盛世才以未正式取得新疆邊防督辦，懷疑南京左袒馬仲英。於是聯合新由東北經西伯利亞退至新疆的義勇軍，擊敗馬仲英，誅除異己，幽禁黃慕松，南京承認他的已得權位，盛世才愈為桀驁。九月，南京續命司法部長羅文幹前來，調解盛與馬仲英之爭不成，戰事再起，迪化又為馬仲英所圍。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金樹仁曾與蘇俄成立協定，蘇俄得在新疆貿易，設置商務機構（蘇新貿易公司），經營電氣、交通、畜牧、金融，新疆得向蘇俄購買軍火、飛機，聘用技術人員，未待實行，金樹仁被逐。迪化二次被圍，盛世才向蘇俄乞援。史達林以馬仲英有親日之嫌，盛世才傾向於共產主義，決予支持，合新疆、外蒙以對抗日本在滿洲、內蒙的勢力，派阿布利梭夫（GA Apresov）為全權代表兼迪化總領事，與盛訂立協定，允以紅軍五千人及價值二百萬盧布的軍械相助。盛允新疆對外事務及重要人員任用，先與俄國相商，清除白俄歸化軍軍官，改由蘇俄派人統率，並給蘇俄以開礦築路權。反對聯俄的省政府主席被囚，東北義勇軍首領被捕，歸化軍指揮被殺。
伊犁屯墾使兼師長張培元為新疆另一有實力之人。一九三三年十二月，舉兵討盛世才，遭紅軍襲擊，兵敗身死。紅軍續攻馬仲英，馬敗走南疆，西退喀什噶爾。被誘入俄，一九三九年，死於莫斯科。
盛世才統有新疆後，一九三四年四月，宣布反帝、親蘇、民主（民族平等）等六大政策。七月，蘇俄派秘密警察來迪化，成立全省政治總管理局【註：後改稱保安局，再改警務處】。一九三五年一月十六日，盛世才與蘇新貿易公司訂立借款合同，總額五百萬盧布，新疆軍事、政治、財政、經濟、交通、教育，悉歸俄人控制，有同蘇俄的殖民地。一九三六年一月一日，盛世才又以“新疆政府”名義與蘇俄訂立另一協定，蘇俄負責維持新疆秩序、安全，不令任何外國勢力侵入；新疆如遭受外來攻擊，蘇俄即給予援助，新疆如決定獨立，蘇俄亦予援助。此一協定，一如日本與滿洲國“議定書”的翻版。
一九三七年五月，馬仲英的舊部馬虎山起於南疆，進攻喀什噶爾。十一月，為蘇俄紅軍擊敗。一九三八年，紅軍第八團移駐哈密，扼新疆東道門戶，隔阻其與國民政府的往來。是年九月，盛世才到莫斯科，加入“聯共”，並請在新疆施行蘇維埃制度，未獲同意。
第三節 國共全力搏鬥
一、九一八後的中共
內爭是國民黨的致命傷，日本明目張膽的武力侵略，更是至大打擊。但對中共而言，則均屬有利。江西圍剿因粵、桂軍北進而頓挫，瀋陽事變突起，國民黨愈無力專對中共。中共中央以抗日之名，大事鼓動。一九三一年九月二十二日，通電組織群眾鬥爭，反抗日本帝國主義侵略，推翻國民黨政府，驅逐國民黨軍隊。同日，通令黨員，謂此次事變，為帝國主義者反蘇聯戰爭的序幕，無產階級者任務為武裝保衛蘇聯，加緊組織，領導群眾走到直接革命鬥爭，反對日本的暴力政策，消滅國民黨政府，三十日宣言，仍將繼續反帝國主義者及國民黨，否認與國民黨共同抗日之說。十一月，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政府成立。十二月，共產國際指示，謂推翻國民黨為反對日本帝國主義與一切帝國主義的民族革命戰爭的先決條件，必須發展罷工運動，領導學生運動，號召士兵與民眾，聯合反帝國主義與國民黨。同月，中共策動江西前線國軍孫連仲部約二萬人在寧都叛變，加入紅軍【註：中原戰後，孫連仲及所部三萬人投歸中央，調江西剿共。以官兵均北人，不習南方生活，遂生嗟怨。參謀長趙博生、旅長董振堂為中共黨員。乘孫不在軍中，聯合旅長季振同叛變，編為紅軍第五軍團】。
一九三二年二月，中共發布關於上海事件戰鬥綱領，仍不外同盟罷工，士兵與武裝民眾聯合打倒日本帝國主義與國民黨，並特別發佈告第十九路軍及工人農人書。是後政略戰略均取攻勢，號召全國工人聯合抗日，組織“抗日救國會”，擴大紅軍與蘇維埃區，先將贛江以東、以西的蘇維埃區，連成一片。三月，彭德懷的第三軍團圍攻贛州未下。四月，朱德的第一軍團東入福建，佔領漳州。同月二十六日，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發布對日戰爭宣言，再強調推翻國民黨統治，建立蘇維埃政府，組織民眾抗日義勇軍及農工紅軍。這時中央蘇維埃區的面積約五萬平方公里，人口三百萬，第一方面紅軍約七八萬人，鄂、豫、皖邊區的第四方面紅軍先已於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佔領湖北黃安，消滅國軍一個師。一九三二年二月，佔領豫南商城，四月，佔領瀕臨長江的鄂東薪春，圍攻皖西六安蘇家埠。五月及六月，連破國軍，俘官兵一萬五六千人，鄂、豫、皖蘇維埃區面積擴大至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二百餘萬，紅軍四萬餘人。同時湘、鄂、贛區紅軍四出攻擊，湘、鄂西區紅軍重返洪湖，武漢外圍到處皆是紅軍。
二、鄂、豫、皖攻剿與第一支紅軍西走
中共謂“抗日必先反蔣”，決加緊推翻國民黨；國民黨謂“攘外必先安內”，決先剿滅“共匪”。平漢、津浦兩鐵路及長江航線為南北、東西交通命脈，武漢為中國心臟地區，均受到紅軍的嚴重威脅。蔣改變戰略，先定鄂、豫、皖，再平江西。上海戰事結束，一九三二年五月，蔣自任鄂、豫、皖“剿匪”總司令，以政治治本，軍事治標，動員二十餘萬，半數為能戰的中央軍。
國軍大舉進剿，出乎鄂、豫、皖邊區蘇維埃領導人張國燾的意外。七月，東線紅軍鄺繼勳大敗於皖北霍邱，損失三千餘人，無異斷其一臂。八月，西線紅軍徐向前與國軍戰於鄂東黃安七里坪，傷亡二千餘人。九月，國軍攻破鄂、豫、皖區的蘇維埃政府所在地的豫南新集，再合東路國軍攻破皖西紅軍基地金家寨。張國燾、徐向前及政治委員陳昌浩決定向平漢鐵路以西轉移，留徐海東於鄂、豫、皖邊區。是月，紅四方面軍一萬六千人自豫南出動，經皖西、鄂東西走。十月，越過平漢鐵路。鄂中的賀龍亦於七八月間為西路國軍所敗，放棄洪湖地區，先走鄂北、豫西南，復退湘、鄂、川、黔之交，豫，鄂、皖三省攻剿告一段落，為紅軍的一大挫敗。
紅四方面軍，初欲在鄂北立足，因國軍的攔阻追擊，傷亡慘重，竭力避戰，繼續西行。十一月，經河南西南境，進向陝西，逼近西安，以輜重盡失，冬令尚著夏衣，乃翻越秦嶺，南入陝南，準備據為基地，打通西北國際路線。國軍窮追不捨，紅軍進向四川。四川軍閥之戰方酣，川北為田頌堯的防地，惟恐國軍以“剿匪”為名，奪佔他的地盤，拒絕國軍入境。十二月，紅軍過大巴山入川北，師行五千里，所餘不足一萬人。翌年一月，佔領通江，這是第一支紅軍的長征。
紅軍入川之後，宣布廢除苛捐雜稅，減租減息，聲明無敵視川軍之意，希望劃分防地。田頌堯對紅軍心存輕視，進攻挫敗。一九三三年三月至六月，紅軍盡有嘉陵江以東之地，兵力增至三萬人。八月，張國燾成立川、陝蘇維埃政府及西北革命委員會。南京派劉湘為四川“剿匪”總司令，大舉進兵，迄未得手。一九三四年八月，紅軍增至五萬人，據有十餘縣。十二月，北入陝南，謀打通川陝，未遂，再返川北。一九三五年三月，西渡嘉陵江，直趨成都西北。六月，與自江西前來的紅一方面軍會合於岷江以西。
三、江西後期圍剿
江西紅軍及蘇區為毛澤東一手創造，以紅軍前敵委員會書記與總政治委員的地位，總攬黨政軍大權。中央蘇區中央局成立，前敵委員會撤銷，中央軍事革命委員會主席周恩來復代為總政治委員。周與國際派對毛久有指責。一九三二年八月，中央蘇區中央局在寧都舉行擴大會議，商討對抗第四次圍剿戰略。會中批評過去毛澤東的措置不當，採取防禦主義，將紅軍帶至偏僻地區，犯了右傾機會主義。今後必須執行進攻路線，發展蘇區，先發制人，主動出擊。毛譏諷國際派只會背誦馬列教條，不根據實際情況及革命鬥爭經驗來決定政策。詆一九三一至一九三五年為第三次左傾路線【註：瞿秋白時代（一九二七至一九二八）為第一次左傾路線，李立三時代（一九二八至一九三○）為第二次左傾路線】，是後每一提及，猶有餘恨。事過四十年，尚斥陳紹禹等借國際力量，在全黨奪權，自己在中央毫無發言權。
寧都會議後，江西紅軍為策應鄂、豫、皖紅軍作戰，並與贛東北紅軍聯絡，與政府軍在贛東、贛中連戰四個月，互有勝負。一九三三年一月，蔣委員長親來督師。二月，紅軍繼續攻勢，陳誠指揮的政府軍遇伏受挫，折損約二萬人。三月，又有一個師失利。蔣因熱河不守，日軍南犯長城，離南昌北上，第四次圍剿停止。約在此時，原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一以環境困難，二為加強對中共蘇區的領導，總書記秦邦憲等前往江西瑞金【註：一九三一年六月，總書記向忠發被捕，由陳紹禹繼任。一九三二年初，陳赴莫斯科，秦邦憲代之】。
中共的戰勝，政治的原因不亞於軍事。政府軍經過三次失利，亦有此認識。第四次圍剿之前，蔣已訂定政治重於軍事的策略，尚未實施，中共已行先發。一九三三年四月，蔣復至南昌，準備第五次圍剿，“採三分軍事七分政治”方針。推行政略，改進戰略，安撫組織民眾，嚴密對蘇區執行軍事經濟封鎖。軍隊所到之地，立即修築碉堡，開建公路，層層鞏固，節節進逼，步步為營，緊縮包圍，以困長於游擊戰、運動戰的紅軍，使其誘敵深入、集中擊破一方之技無從施展，然後尋其主力所在猛攻。對於蘇區的對外交通，徹底阻斷，使一切物資，不能進入，蘇區特產（如烏砂、樟腦）不能輸出。真正所謂“圍剿”，可說是自此開始。一九三三年底，贛中、贛南一帶構成碉堡二千九百座，碉堡與碉堡之間，組成一條火線。此一政策，實際就嘉慶年間官軍對白蓮教、同治年間曾國藩對捻亂的措施略加變通，不必是出於德國顧問的建議。
一九三三年二月，紅軍之所以採進攻政策，固由於過去的一再勝利，自信力倍增，謀突破國軍包圍，尤為重要原因。中共福建省書記羅明，認為敵人勢強，仍主採毛澤東的機動行動，必要時放棄若干城市，誘敵深入，加以殲滅。中共中央指為退卻逃跑的右傾機會主義，發動反羅明路線，亦即反毛澤東路線。擊破第四次圍剿後，中共中央為對抗第五次圍剿，亦即對國軍的決戰，動員一切力量，不惜犧牲，“禦敵於國門之外”，不以蘇區寸土讓敵人蹂躪。一面堅守陣地，一面分兵出擊，“兩個拳頭打敵人”，實行共產國際派來的軍事顧問德人李德（Otto Braun）的“全線禦敵”、“短促突擊”，打破敵人的“堡壘主義”【註：李德於一九三二年到上海，一九三三年秋進入江西蘇區。共產國際駐中共中央的軍事顧問尚有一九三三年初抵上海之傅利德（Manfred Stern）、艾維特（Arthur Ewert），亦均為德人，另有一俄人，二美人】。九月，國軍攻佔贛南黎川。十月，紅軍反攻，終不能攻下國軍的堡壘，被迫撤退。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及工農紅軍曾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訂立同盟協定，雙方停止軍事行動；第十九路軍允盡力消滅福建與蘇區間的一切障礙勢力，雙方恢復商品貿易，並採互助合作原則；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軍贊同福建境內革命的一切組織之活動。一周後，莫斯科《消息報》指福建政府與真正革命毫無關聯，《真理報》謂福建事變將引起日、英、美在中國的鬥爭。十二月五日，中共中央亦說，事變為國民黨的內爭，無真正反帝國主義與反軍閥、官僚、豪紳地主的實際行動，仍是不革命的中間派，必然失敗。十二月二十日，毛澤東、朱德要求李濟深、陳銘樞採斷然行動，展開反日、反蔣的群眾鬥爭，與紅軍訂立作戰協定，李、陳無此決心。福建人民政府崩潰的一天，毛、朱尚勸陳、李與紅軍合作到底，然已絕無可能，這應是共產國際、中共中央的錯誤。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共第六屆中央委員第五次全體會議，推秦邦憲、陳紹禹、張聞天、周恩來、張國燾為政治局委員，秦續任總書記。二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仍推毛澤東為全國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人民委員會主席則為張聞天，毛的權力益為削減。
國軍平定福州事變後，繼續以全力圍剿紅軍。過去福建一路為較弱的一環，現在大為加強。一九三四年三月，陳誠指揮的北路軍十萬人捷於江西南豐，紅軍傷亡數千人。四月，與紅軍主力林彪、彭德懷展開了十天的大規模陣地戰，攻下廣昌，突破中共蘇區的北面門戶，蔣鼎文的東路軍亦自福建西進。毛澤東主張以主力紅軍北進，縱橫馳騁於杭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迫使國軍回援，實行防禦中的保守主義和拼命主義。中共中央不予採行，決在廣昌之南構築工事，同時作突圍準備，命贛東北區紅軍組成北上抗日先遣隊，進向閩、浙、贛邊，再入皖、浙、蘇腹地，湘、贛邊區紅軍進向湘東、廣西，分散國軍兵力，並加緊擴軍，至不得已時，實行突圍。
一九三四年六月，蘇區僅有九縣。七月，北路國軍續進，紅軍力拒不敵。八月，激戰於廣昌、石城之間，國軍以大砲飛機猛攻猛炸，紅軍由周恩來親行督戰，為第五次圍剿陣地戰的高潮，瑞金的北方屏障驛前為國軍所得。九月，東路國軍攻下瑞金的東方屏障長汀依洋嶺【註：有謂國軍原擬壓迫紅軍東退福建，於瀕海地區加以消滅，以東路軍猛力推進，紅軍不得不鋌而西走。其實西走為紅軍既定的計劃，東退無異絕路】。十月六日，北路國軍左翼攻下石城，右翼逼近興國，紅軍完全陷於包圍，國軍第五次圍剿獲勝，亦為紅軍反包圍的失敗。是役國軍出動五十萬人，飛機二百架，參戰的紅軍十五萬餘人。國軍裝備優良，補給便利，紅軍遠非其比。贛南、閩西的人力物力有限，國軍的堡壘封鎖政策，更使紅軍倍感困難。
四、第二支紅軍西走︱︱長征
一九三四年七月蕭克、任弼時率湘、贛邊區紅軍第六軍團約六千人，向湖南挺進，謀先合湘、黔間的賀龍，再合四川的張國燾、徐向前，此與一八六四年南京不守後進向江西的太平軍的企圖有相似之處。九月，蕭克、任弼時抵達黔東。十二月，與第二軍團賀龍會合，成立第二方面軍，共約一萬五千人，賀龍任總指揮。留於鄂、豫、皖邊區的紅軍第二十五軍，由徐海東率領亦於十月西去。一九三五年六月，進入陝西，穿過甘肅東部，九月，與陝北紅軍劉志丹會於延安附近，成立第十五軍團，共約七千人，徐海東任總指揮。
近四個月以來，江西中共中央積極補充兵力，徵集糧秣、民夫，趕製彈藥、服裝。一九三四年十月十五日，自瑞金、雩都西趨，第一、第三軍團（林彪、彭德懷）當前敵，第五軍團（董振堂）為後衛，第八、第九軍團（周昆、羅炳輝）任掩護，各機關人員編為中央縱隊，秦邦憲、張聞天、毛澤東均在其內。周恩來、朱德任最高指揮，此又與一八五一年太平軍由廣西金田突圍的情形相似。以項英為中央蘇維埃軍區司令員，陳毅為政治部主任，龔楚為參謀長，統三萬人，分留於贛南、閩南【註：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國民政府以顧祝同、蔣鼎文分任江西、福建綏靖主任，委派十三個綏靖司令，另有一個綏靖隊司令，由陳誠任總指揮，清剿殘餘紅軍。一九三五年一月，贛東紅軍，即北上抗日先遣隊方志敏在浙、贛之交被消滅。贛南紅軍以國軍不斷攻擊，三月，大都潰散。項英、陳毅匿避大庾山區，閩南紅軍張鼎丞、鄧子恢匿避武夷山區。五月，擬向湘、粵、桂邊區發展的龔楚，自湘南逃亡。中共首要瞿秋白自贛南出走，三月在閩南被捕，六月十八日在汀州處死】。蔣委員長為阻止紅軍突圍，九月初，命西路湘軍、南路粵軍堅密戒備，但此兩方的堡壘未全部構成。十月杪，紅軍突破贛、粵間的第一道封鎖線，渡過贛江，進入湖南。十一月，突破粵、湘間的第二道及粵漢鐵路的第三道封鎖線，進向廣西。蔣先命薛岳率中央軍八個師自江西追剿，再命何鍵率湘軍七個師自湖南追剿。紅軍攜帶大批機器、電台，行動滯緩，軍心驚恐，且行且戰，處於被動。抵達廣西、湖南邊境，遭白崇禧的桂軍五個師與湘軍夾擊，雖衝過第四道防線，損失已經過半。十二月，經湘南入黔東，全部僅存三萬餘人，謀合賀龍不成，決先在貴州建立根據地。黔軍聞風而逃，一九三五年一月，紅軍搶渡烏江，佔領黔北遵義。此為紅軍長征的第一階段。
一九三五年一月六日至八日，中共中央在遵義舉行政治局擴大會議。彭德懷、林彪、毛澤東紛責中央領導不當，戰略謬誤，周恩來一同附和，決改組中央，張聞天代秦邦憲為總書記，毛澤東補為政治局委員，代周恩來任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周及朱德任副主席，重整紅軍，拋棄笨重器物，伺機北渡長江，通知川北的紅四方面軍配合行動。從此毛澤東掌握了中共中央。此為紅軍長征的第二階段。
一月至三月，紅軍往返黔北，謀入四川，與川軍相戰不勝，又受追剿軍的威脅，折而南走，經貴陽之東，西趨黔西，行動飄忽，如入無人之境，追剿軍落後。四月下旬，紅軍入雲南，兩路佯作進攻昆明之勢，實為趨向金沙江，另一路則一直抵金沙江（長江上游）右岸。此為長征的第三階段。五月初，紅軍開始北渡。西康劉文輝既未設防，雲南龍雲但望紅軍早日離境，不告以紅軍行動實情，紅軍遂於七日七夜之間，渡過了金沙江，進入西康。參謀長劉伯承為前隊，循七十年前太平軍石達開走過的故道，兼程前進。五月下旬，奪佔大渡河、瀘定橋，北入四川。六月十六日，毛澤東、張聞天、朱德率領的紅一方面軍與張國燾、徐向前、陳昌浩的紅四方面軍會師於川邊懋功。此為長征的第四階段。
紅四方面軍約四萬人，軍容鼎盛，紅一方面軍九個月來疲於奔命，彈藥缺乏，服裝不整，僅餘一萬人，相形之下，紅四方面軍不免驕矜高傲，張國燾在中共的資歷又高於毛澤東，不滿毛之獨操大權。六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在懋功以北的撫邊（兩河口）召開軍事會議，毛主張北上寧夏，靠近外蒙古，希望獲得蘇俄的援助。張建議三個方案：一為以川康邊境為根據地，向川、陝、甘邊區發展，以西康為後方。二為進向陝、甘北部，奪取寧夏，與毛的北進計劃相同。三為進向甘肅河西，以新疆為後方，即西進計劃。毛反對一、三兩計劃，其實他們均欲靠近蘇俄。最後決定加派張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第一及第四方面軍歸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指揮，繼續北進。一方面軍為左路，由彭德懷、林彪率領；四方面軍為右路，由徐向前、陳昌浩率領，負責抗拒東面國軍，掩護左路軍北上。
撫邊會議後，毛澤東、張國燾的隔閡益深，四方面軍對毛亦感不快，甚至認為受到歧視。朱德從旁調解，以張任紅軍總政治委員，與朱指揮全軍。但毛仍以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名義，獨斷獨行。七月中旬，中央政治局與軍事委員會在卓克基（撫邊西北）舉行聯席會議，毛批評四方面軍以往犯了錯誤，陳昌浩則提出遵義會議是否合法及中央的領導是否正確問題，主改組中央，由張國燾任總書記。一方面軍斥張國燾為老機會主義者，欲摧毀中央。這時薛岳的進剿軍已入四川南境，來自甘肅的國軍胡宗南已控制北方的松潘，川軍又逐步進逼，因決定先行北進，日後重開中央政治局會議討論。
八月六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毛兒蓋（卓克基西北）舉行會議，毛澤東、張國燾又起爭執。由於當地糧食不足，不能久留，決定先進向甘肅南部，張國燾、朱德，及徐向前、陳昌浩分統四方面軍為左路、右路，彭德懷、林彪統一方面軍為中路，護衛中央人員，一方面軍的董振堂、羅炳輝殿後。
八月二十三日，紅軍三路出動，進入沮洳草地，艱辛萬狀，朱、張的左路軍為大雨所阻。九月初，徐向前、陳昌浩的右路軍擊敗國軍於松潘西北的包座，毛與中路軍彭德懷、林彪乘機挺進，改稱“北上先遣支隊”（一稱甘肅游擊支隊）。此為長征的第五階段。張國燾以為被毛所賣，左路軍傷亡復重，國軍已有準備，繼續北進，可能全軍覆沒，遂命左右兩路軍折而南下，奪佔成都西北地區，朱德同行。張斥毛失掉了革命勇氣，置他軍於不顧，只想逃往蘇俄。毛斥張動搖，反黨反中央，害怕國軍的飛機大炮，只想在川康苟安。九月中間，毛率北上先遣支隊約七千人進至隴南，未遇重大抵抗，再越岷山及隴東六盤山，到達陝北。十月二十二日，與徐海東、劉志丹的紅軍第十五軍團相會。此為長征的第六階段。計自江西突圍以來，為時一年，軍行二萬五千里，九萬之眾僅存三千人，加上陝北紅軍，總數不過一萬人上下。
張國燾、朱德沿大金川而南，約於九月中旬，再至卓克基，與徐向前、陳昌浩會議，不承認原有的中央，另立臨時中央，張任總書記，繼續南下。十一月，佔領西康天全、盧山等縣，該地氣候暖和，糧食無虞。十二月，因國軍薛岳部猛攻，飛機轟炸，紅軍損失五千餘人，川軍十餘萬分路合圍，藏人又仇恨漢人，漸感不易立足。一九三六年二月，再為薛岳所敗，被迫西北走，戰死餓死者不少。四月，西南退至瞻化、甘孜一帶，存者約三萬人。
賀龍、任弼時領導的紅軍第二方面軍因未能與第一方面軍相會，仍留湘黔之交。一九三五年八月，向西轉移，十一月，經黔東、黔西入雲南。一九三六年四月，渡金沙江入西康，六月，與紅四方面軍會師，原有一萬餘人，僅餘三千。
五、轉移西北後的紅軍
一九三二年以後，劉志丹領導的陝北紅軍，日漸擴大。一九三五年上半年，勢力益張。原駐河北的東北軍十四個師因日本的壓迫，調赴陝、甘，於學忠任川、陝、甘邊區“剿匪”總司令，主要任務為防止自四川北來的紅軍，對劉志丹尚不十分重視。劉志丹與徐海東會合後，十月，連破東北軍於延安以南，俘虜五千餘人。毛澤東到後，十一月，再度獲勝，又殲滅東北軍一個師，陝北盡為所有。中共雖失去了長江南北的蘇維埃區，陝北的根據地反趨穩固，中共中央設於安定瓦窯堡【註：總書記仍為張聞天，毛澤東仍為中央革命委員會主席、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秦邦憲代張聞天任蘇維埃中央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九三六年六月，瓦窯堡為國軍攻佔，中共中央退保安】。
陝北貧寒，南路又被封鎖，紅軍衣食無著。一九三六年二月十日，以“抗日先鋒隊”旗幟，東渡黃河，分趨晉中、晉南，蔓延十餘縣。蔣委員長派兵赴援，晉軍竭力抵抗，紅軍於掠得物資後，五月初復返陝北【註：一九三六年二月劉志丹戰死，所部歸高崗統率】。六月，兩廣亦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中央軍自西北南調，紅軍以與張學良已有諒解，主力轉往寧夏、甘肅。
留於西康的張國燾，經共產國際調解，改臨時中央局為中央西南局。以西康糧食缺乏，難以生存，是年七月，與朱德、賀龍、徐向前取道川邊草地，北入甘肅。張國燾仍不忘西進，組織西路軍，徐向前、陳昌浩統二萬人當前路，張自統一萬餘人繼進。十月，徐、陳由寧夏趨河西，張被阻於黃河以東，不得已東去陝北【註：張國燾到後，受到毛澤東的鬥爭，極不得意】。十一月十二日，徐向前、陳昌浩屢為回軍騎兵所敗，一九三七年一月，高台（甘肅東南）之役，傷亡尤重。三月，再敗於肅州，殘部七百餘人，西走新疆【註：紅軍第五軍團總指揮董振堂戰死高台。徐向前、陳昌浩及李先念在肅州敗後，共產國際派人迎至迪化，再轉陝北】。
第四節 日本進圖華北
一、緩和中日關係的嘗試
對日本來說，塘沽協定不過是割裂華北的初步，尚未能使其與中國完全脫離。對中國來說，總算暫時滯延了日本的侵略，得以繼續進行安內工作，並力圖爭取外援。一九三三年六七月間，行政院副院長宋子文僕僕風塵，歷訪美、英、法、義、德及國際聯盟，出席世界經濟會議，顯著的收穫為中美棉麥借款五千萬美元的成立。英國允以庚子賠款四百七十萬鎊用於完成粵漢鐵路，義、德與中國的關係，漸臻密切，國際聯盟設置對華技術合作委員會，派專人駐紮中國。七月二十日至二十三日，日本一再指摘國際聯盟對華合作及中美棉麥借款，助長歐、美派宋子文之以夷制夷主義，勢將釀成類似瀋陽或上海事變。列強對華援助為破壞東亞和平，如不改變態度，日本將講求適當的應付手段。
國民政府為緩和對日關係，七月二十八日，蔣中正、汪兆銘聯名宣布，將以全力謀國內和平，國際安定，消除“匪”（共）患，充實國力，不簽訂割讓或承認條約，需求國際同情與協助，但不縱橫捭闔。八月，汪自兼外交部長，以熟悉日情的唐有壬為次長。日本外務省發表談話，中國如誠意容納日本主張，確謀與日本親善，日本可考慮一切。此時日本所要求的為華北與東北通車（北寧鐵路）、通商、通郵、通航（航空聯絡），長城各口由日本警備，造成中國承認滿洲國、以長城為界的事實。九月初，蔣、汪再度決定，絕不承認滿洲國割據東北四省，其他次要問題，仍可與日本周旋，並避免刺激日方的行為言論。終以對長城各口日軍無可如何，十一月，予以承認。但日本定欲置中國與滿洲國於其領導之下，使華北脫離南京。
一九三三年十一月七日，美國蘇俄復交，一九三四年一月，義大利首相墨索里尼為文論遠東情勢，謂美俄諒解為對日本警告，遠東文明前途大半視中國在本世紀之行動如何。二月，莫斯科發表遠東特別紅軍總司令白魯杰演說詞，謂遠東如有軍事衝突，紅軍必予以重大打擊。同月，英俄商約簽字。三月，中國軍官考察團到莫斯科，中俄大有軍事合作可能。德國前國防部長薩克德（H. von Seeckt）於是年來華，任軍事顧問團長【註：關於德國顧問團事，見第十七章第五節】，義大利海空軍顧問亦先後而至。於是有四月十七日日本外務省發言人天羽英二（Amau Eiji）的聲明，謂日本對中國關係特殊，維持東亞和平與秩序乃日本的使命，中國如利用他國勢力以排斥日本之任何企圖與行動，均必加以排擊。各國如對中國採共同行動，縱令為財政或技術援助，日本亦表示反對。最近對中國售賣飛機，建築機場，教練飛行技術，派遣軍事顧問，供給政治借款，日本定必反對。日本駐華盛頓大使復稱，中國商人與外國商人訂立任何契約，須先與日本相商，中國購買飛機必須制止。
天羽聲明為對中國的警告，亦為對列強的警告，率直的揭示獨佔中國的野心。中國的公開反應為外交部發言人的聲明，不承認某一國家在任何地方獨負維持和平責任。中國有提倡國際合作的義務，無中傷他國及擾亂東亞和平意念。他國對中國苟無野心，對於中國與他國合作、力謀建設及安全之政策，不必過慮。中日間之真正永久和平，須建立於善意與互相諒解之基礎上，並應糾正現有之不平事態。數日後，二次聲明，中國主權與獨立國格，不容任何國家稍予損害，中國與他國關係，不容任何國家稍予干涉。對內努力肅清“匪患”及生產建設，對外致力於國際安全保障，維護國聯盟約、九國公約。
英、美、法、德、義、俄輿論對日本紛紛譴責，英國正式照會，聲明維護九國公約，不容任何國家破壞，美國亦稱中美關係有條約規定，非經合法手續不得修正或廢止。任何一國未經關係國同意，不得一意獨斷而涉及他國的正當權利義務，盼日本尊重美國權益。
蔣中正對天羽聲明的反應，為當時未曾發表的兩篇演講，一為四月二十三日在江西撫州對前線將士的講演，十年後必將日本逐出東北，收復台灣、朝鮮；一為七月二十四日，對廬山軍官訓練團講演，必須處處設防，隨時隨地準備抵抗，但根本方針則為先求國內和平、安定、統一、集中。不久江西軍事告一段落，紅軍雖仍待肅清，但政府處境已大改善。十一月二十七日，蔣對日本記者談話，主中日以道德、信義為基礎，解決糾紛。一九三五年一月八日，汪兆銘在國府紀念週演說，希望日本打開僵局。二十二日，日外相廣田對國會演說，中日懸案（通車、通郵）已漸解決【註：一九三四年七月八日，北平、瀋陽通車，一九三五年一月九日，關內外通郵】，仍期中國覺悟，共同促進此種傾向。二十九日，蔣接見日本武官鈴木美通，三十日，接見有吉明，二月一日，發表談話，中日須開誠相見，中國應改正反日情緒，日本應改正對華優越態度。同日發表《敵乎？友乎？》盼中、日從大處著想，相互提攜。中國應盡力消滅戰機，不應聽僵局延長，日本要認清事實，知道控制或消滅中國皆不可能。以往中國誤於虛驕，今後不計較一時榮辱，只要日本歸還東北四省，謀過去懸案的互利解決，彼此可直接談判。如中、日鬥爭，結果必將同歸於盡。日本必能明悉窺伺於國民黨之後者為何種勢力，此種勢力之抬頭與東亞將生如何之影響。二月十三日，國民政府明令敦睦中日邦交。次日，蔣告日本記者，要打破中日難局，首須恢復兩國正常關係。黃郛亦告土肥原，在滿洲國問題未解決前，日本應表示不再侵害中國領土及主權。二月二十日，汪兆銘在中央政治會議報告，願以誠意及和平方法，循正當途徑解決中日糾紛。同一天，國際法庭中國法官王寵惠開始與廣田及其他日本軍政要員會談，建議促進中日經濟提攜與互相融和。蔣再與汪兆銘通令，嚴禁反日。三月一日，廣田在國會宣布，將一反以前地方當局交涉的政策，而與中央政府談判。五日，國民政府重下保護人民自由人權令，也就是不准抵制日貨，日方表示滿意。五月七日，中日公使升格為大使，此為中日嘗試和解的具體表現，亦為唯一成就。
二、加緊分割華北︱︱河北、察哈爾事件
滿洲國出現後五個月，一九三二年八月，日本政府制訂的今後對華政策，為鼓吹分治，使各省反蔣、親日。攻奪熱河後一個月，一九三三年四月，又決定將中國與滿洲國並列，同歸日本領導，使華北成為日、俄作戰時的緩衝區。塘沽協定所劃的非武裝地帶，為此一計劃實行的開始，是後圖謀愈急，期消滅中國政府在華北權力。十月，華北部分將領，因日人構煽，倡議聯省自保，黃郛詳切懇勸，曉以對日、對共難題，事乃解息。十二月，日本內閣再議定對華分治方法，務令華北五省（河北、山東、山西，察哈爾、綏遠）脫離國民政府。一年多來，黃郛以內外煎迫，心力交瘁，日本的侵凌迄無止境，久欲引退。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又向察哈爾尋釁，黃感難再為力，南去不返，駐平政務委員會名存實亡，日本認為消滅南京在華北權力的時機已至，於是有所謂河北事件。
一九三五年五月十一日，北平日本使館武官高橋坦藉口最近天津日租界兩報社長被人暗殺，與中國官廳有關【註：兩報社長為《振報》的白逾恆，《國權報》的胡恩溥，均親日而反國民黨，於五月三日被暗殺】，向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抗議，並發表談話，說是此係蔣對日二重外交的鐵證。二十一日，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梅津美治郎嗾使日軍滋鬧河北省政府、天津市政府、市黨部，指省政府主席於學忠、市長張廷諤為暗殺主使人。二十九日，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高橋面見何應欽，謂兩報社長之被暗殺、河北遵化縣長之庇護熱河義勇軍，皆為對日、滿的挑戰騷亂行為，破壞塘沽協定。又說蔣對日佯示親善、暗中準備抗日的政策，必須改變，要求罷免於學忠、張廷諤，撤退北平憲兵團、河北省黨部、軍事委員會政治訓練處、藍衣社【註※】，及河北境內的中央軍，否則即出以斷然處置。
※註：一九三二年初，部分黃埔軍校畢業生組成“三民主義力行社”，擁蔣反共反日，賀衷寒、桂永清、鄧文儀、曾擴情、戴笠及非黃埔軍校出身的劉健群為中堅，人稱藍衣社。旋於力行社之下，成立革命青年同志會、革命軍人同志會及軍事情報處。軍事情報處隸屬於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主之。國民黨中央黨部另有調查統計局，簡稱“中統”，任務與“軍統”同，陳立夫、徐恩曾主之。一九三四年，力行社擴大為復興社。
截至六月十日，中國一一接受，於學忠部（東北軍）一併調離河北，由何應欽口頭答覆，即所謂“何梅協定”。高橋迫令書面承諾，南京不許，何離北平南下，終於七月八日照辦，從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繼駐平政務委員會之後，同歸終了，國民政府失去了對河北省的統馭力。繼之而來的是察哈爾事件。
塘沽協定簽訂後，關東軍決進圖察哈爾，錫林果勒盟副盟長德王（德穆楚克棟普）暗與相通。一九三三年八月，蒙軍自熱河佔領多倫，設察東特別自治區。一九三四年二月，國民政府置蒙古地方自治政務委員會於綏遠百靈廟，以德王任秘書長。一九三五年一月，關東軍指察東某地屬於熱河，強察省主席宋哲元撤回駐軍。六月，又藉口日本特務人員在張北受阻，提出抗議。南京將宋哲元免職，關東軍續向代理察省主席秦德純壓迫。六月二十七日，秦德純接受了關東軍特務機關長土肥原的條件，撤退張家口駐軍及國民黨黨部，解散排日機關，協助日人在內蒙活動，允許不向察省移民。是為“秦土協定”。十二月，蒙軍進入察東六縣，察哈爾大半淪陷。德王氣焰益張，一九三六年六月二日，成立內蒙軍政府於察哈爾嘉卜寺，自稱總裁。
三、加緊分割華北︱︱廣田三原則、河北自治運動
何應欽離北平後，華北群龍無首，惶惶不安。“秦土協定”簽字的第二天，漢奸白堅武糾合中日匪徒三百餘人，奪據北平附近豐台的鐵甲車，欲一舉佔有北平，組織所謂“華北國”，被駐軍擊潰。
國民政府仍不放棄改進中日關係的嘗試，命駐日大使蔣作賓依下列原則與日本談判：一、中國對東北問題暫置不問；二、兩國關係應立於平等基礎之上，以互惠原則，促進經濟提攜；三、在經濟提攜基礎上，締結軍事協定。這可說是重大讓步。廣田與軍部所定的新政策為：一、中國須先徹底取締排日，拋棄依賴歐、美政策，採親日政策；二、中國對滿洲國暫作事實的默認；三、為排除未來自外蒙的赤化威脅，中國應在與外蒙接壤地帶，依日方希望，作各種協力設施。俟中國對以上三點誠意實行時，再與中國建立親善提攜關係。此即所謂“廣田三原則”，簡單地說，不外中日親善、尊重滿洲國的存在、共同防共。
一九三五年九月，蔣作賓與廣田開始會談，希望取消日本在華一切特權，兩國維持真正友誼，廢除上海停戰協定、塘沽停戰協定及關於華北的一切約定，恢復“九一八事變”前狀態，中國願設法停止排日，不談滿洲問題，凡對中日有利之事固當為之，對日本有利而對中國無利之事亦可商量。十月，廣田要求同意三原則，蔣作賓答以中國處理與其他國關係事件時，斷不使中、日關係受到不良影響，尤無排除或妨害日本之意，日本亦須如此。中國對於滿洲現狀，決不用和平以外的方法引起變端，且特設法保持關內外人民的經濟聯絡。在不妨害中國主權獨立原則下，中國擬與日本協議防範中國北邊之有效方法，廣田指為空洞。
日本軍人始終不放鬆分割華北活動。宋哲元為華北非中央系統之有力將領，早已聘有日本顧問。“秦土協定”後，宋軍撤離察哈爾東北境，移駐張家口以南，繼調防北平。八月，國民政府正式裁撤行政院駐平政務整理委員會，以宋為平津衛戌司令【註：曾任馮玉祥顧問的日人松室孝良，此時正在華北活動。宋被免去察哈爾省主席後，難免不平，松室可能乘機而入。其後松室之任天津特務機關長，即為便於與宋勾結】，同時日本武官分向山西閻錫山及河北、山東、綏遠省主席商震、韓復榘、傅作義誘煽。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多田駿公然發出文書，聲言與國民黨現當局決不兩立【註：文中有“蔣介石及其一黨與日本帝國之關係，帝國屈服乎？抑帝國打倒彼輩乎？”語】，盼華北五省自治，人民自救。日本內閣正式通過陸軍大臣的鼓勵華北自治案。十月，冀東停戰區香河縣“國民自救會”出現，號召“反蔣倒黨”（國民黨）。天津請願團召開市民大會。十一月初，土肥原、多田分促宋哲元、韓復榘組織自治政府，宋、韓請中央開放政權，亦即准許自治。十一月十一日，土肥原限宋於十天之內表示態度，否則日軍即攻取河北、山東。十七日盛傳宋將宣布自治。
蔣中正對於廣田與軍方之相互為用，十分明瞭。時四川剿共已近尾聲，中央政府在西南三省的權威已經樹立，決定對日強硬，準備一戰，使其知難而退。十月初，分於豫、魯、蘇之交及南京、上海之間，集結重兵，並親赴太原、泰山邀閻錫山、馮玉祥入京，參加國民黨中央委員全體會議與全國代表大會，復派考試院長戴傳賢赴粵與陳濟棠、李宗仁商談團結，陳、李推過去反蔣最力的鄒魯偕廣西省主席黃旭初北來。十一月八日，蔣命參謀本部次長熊斌飛北平，向宋哲元傳達中央計劃，戒以勿自作主張。日本有所忌憚，決定不在此時迫令華北自治。十一月十九日，蔣對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講述外交方針，“和平未到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犧牲未到最後關頭，亦不輕言犧牲”。換言之，中國願對日本和平，惟不再退讓，和或戰任日本自擇。
日本大使有吉明請蔣對華北自治運動勿用武力壓制，否則關東軍不能默視。對於中央軍之集結河南、山東，應予注意，並詢對於廣田三原則看法。蔣謂凡違反中國完全主權、妨害中國統一的制度，絕不容忍。華北無人希望自治或獨立，絕不至發生事故。縱或人心有所動搖，地方軍人必能服從命令，施以鎮壓，無庸中央用兵。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將予撤銷，另派大員坐鎮，與日方就地商討。至於廣田三原則，他全然同意。盼及早商討具體實施辦法。但廣田三原則與華北問題關係密切，如華北發生事故，三原則之一二兩項，皆無由商談及實行。日人策動的華北自治，實與三原則相矛盾。
日本並無定要用兵的決心，蔣的表示雖然十分堅定，亦留有餘地。於是東京改變策略，命土肥原、有吉明先促成河北、察哈爾兩省的輕度自治，再依廣田三原則談判。土肥原一面催宋哲元與商震宣布自治，一面命薊州密雲區兼灤州榆關區行政督察專員殷汝耕，於十一月二十五日在北平以東的通州成立所謂“冀東防共自治委員會”（尋改稱自治政府），轄二十五縣。這是日本在華北製造的一個小型傀儡政權。同日，天津奸徒要求河北保境自治。北平、天津各大學校長教授蔣夢麟、胡適等宣言反對一切脫離中央自治機構的舉動。
十一月二十六日，政府宣布對華北的新措置，裁撤軍事委員會北平分會，派何應欽為行政院駐平辦事長官，宋哲元為冀察綏靖主任，拿辦殷汝耕，但未獲日方諒解。次日，日軍佔領豐台，扣留車輛，土肥原迫宋哲元於本月內表示態度。宋請辭新職，並向蔣說明形勢，謂有主自決、有主自治，請因時利導。蔣不顧日方反對，命何應欽北上。天津《大公報》忠告宋哲元勿自肇分裂，勿諉責民意，捏造自治，希望他與何應欽為和平折衝，保國家最後立場，盡睦鄰最大努力。十二月五日，何與宋的代表蕭振瀛、秦德純商定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
十餘日前英、美已在交換關於華北問題意見，十二月五日，英外相賀爾（Hoare）在國會演說，謂日本使用力量支配中國內政發展及行政系統，英國將認為不幸。美國務卿赫爾（Hull）的聲明，使日本更不得不重視。聲明說：華北現正發生非常重要並有遠大影響的政治紛爭。此事不僅關係中國人民，且關係全世界。美國正在密切注意此一反常發展，深望各國政府與人民信守諾言，尊重條約規定。東京感於英、美壓力加重，中國態度堅決，乃接受冀察政務委員會方案，先實現河北、察哈爾兩省輕度自治。委員人選，由中日雙方擬定，以宋哲元為委員長【註：委員十六人，包括宋哲元系、東北系、舊皖系、舊直系人物及平津士紳，大都為與日本接近的軍人、官僚政客，宋與蕭振瀛、秦德純為核心，蕭兼天津市長，秦兼北平市長，宋部師長張自忠任察哈爾省府主席】，兼河北省政府主席，何應欽返回南京。中國認冀察政務委員會係中央設置的地方機構，日本視之為華北自治行政機構。至於殷汝耕的通州政權，照舊存在。
四、南京北平談判
設置冀察政務委員會的同時，蔣委員長自兼行政院長，以張群為外交部長，蔣作賓、吳鼎昌、張嘉璈分任內政、實業、鐵道部長，何應欽仍任軍政部長，均為了解日情的所謂和平派。張群發表外交方針，以不侵害主權為限度，以互惠平等為原則，謀中日政治協調、經濟合作，以合法途徑解決不平等條約。廣田認為情況已漸好轉，中國已了解三原則大綱，今後願交涉細目。
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六日，東京少壯軍人暴動，戕殺藏相高橋是清等，襲擊首相岡田啟介官邸，軍部控制了中央政權。三月，廣田繼任首相，等於傀儡。新任日本駐華大使有田八郎與張群會談四次，要求以廣田三原則為調整中日關係基礎，張群主先談東北問題。未幾有田回國，擔任外相，與關東軍商定，將來外交，除南京外，更以北平、廣州為對象，助其發展，而以共同防共為中心，並確立中國與滿洲國的正常關係。
一九三六年初，陝北紅軍東入山西，天津日本駐屯軍司令多田駿與特務機關長松室孝良屢與宋哲元談及防共之事，松室在北平設立駐屯軍司令部部附辦公處，任務是從速使華北局勢明朗化。五月，日本開始增兵，有逼走宋哲元代之以親日派，使華北成南京、廣州以外的第三勢力之說。廣東藉口抗日，出兵湖南。
七月，蔣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全體會議上說明對日外交的最低限度為保持領土主權之完整，“假如有人強迫我們簽訂承認偽滿洲國等損害領土主權的協定，就是我們不能容忍的時候，就是我們最後犧牲的時候。”九月，日本大使川越茂與張群舉行過三次談判，除了共同防共、華北五省自治，國民政府尚須盡量聘用日本顧問，在中國全境實行經濟提攜，減低關稅，徹底取締排日，其嚴重性超過以往的二十一條及中日軍事協定。張群拒談防共問題，要求廢除塘沽協定及上海協定，中國有權在察哈爾、綏遠剿匪，取消冀東自治政府，取締華北走私，華北日軍及日本飛機不得任意行動。時兩廣問題已了，九月二十五日，蔣通知何應欽等，謂日本決心與中國一戰，應速籌具體方案。廣田命川越與蔣直接交涉，試探蔣的真意所在。十月八日，蔣告川越，一切問題須以絕對平等及互尊領土主權與行政之完整為原則，從容協商。張群、川越又續談三次，癥結所在仍為防共與華北特殊化二事。蔣發表談話，謂恢復河北行政完整，取締察哈爾北部匪軍為必要限度，至於中國剿共方針，決定貫徹。是後張群、川越續行談判，僵持如故。
一九三六年五月以來，日本對宋哲元步步進迫，增兵之外，浪人走私猖獗，飛機任意飛行。宋部將領無可再忍，準備強硬對付，宋亦表示主權必須保全，北平學生向宋哲元的第二十九軍請願，勿離開北平。七月，大沽口日軍與第二十九軍衝突，東京聲言，中國如忽視日本的特殊地位，對華北將益嚴厲。接著日本在北平、天津附近連續演習。九月二十三日，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向宋發出最後通牒，華北自治外，並要求中日經濟提攜，南京堅持不可。十月至十一月，日軍又大舉演習，甚至穿過北平市區，各大學學生停課，以示哀悼，宋哲元亦命第二十九軍演習，學生贈送大批慰勞品。宋公開聲明，決不甘為亡國奴，中日經濟合作須以平等互惠為原則。
德王自組織內蒙古軍政府後，蒙軍一再侵略綏遠。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得關東軍支持，復行來犯。中國宣稱決不稍予姑息，必盡力剿滅。十一月二十六日，綏遠省府主席傅作義部克復蒙軍盤踞的百靈廟，這是五年來中國的首次攻勢。關東軍聲言蒙軍進攻綏遠，在防共自衛，萬一累及滿洲國，或發生中國全土瀕於赤化之危殆事態，關東軍即採取適當處置。中國再度聲明，蒙偽匪軍犯綏，不問背景作用若何，決予痛剿，中國領土主權不容第三者以任何口實加以侵犯或干涉。蔣委員長間接表示，如匪軍繼續侵擾，中國定以全力出擊，不惜任何犧牲，不受任何方面威脅。率軍赴援的軍政部次長陳誠稱：“人所待我者為不戰而屈，今後我決戰而不屈。”日本外務省聲明如在華日人生命財產受危害之時，將採必要措置。中國外交部亦發表談話，任何外國在中國領土內採取非法行動，斷不容許，必設法排除。
第五節 聯合抗日運動
一、抗日與反國民黨
北伐前及北伐初期，各方期待於國民黨者頗高。北伐後國民黨內訌不休，戰亂不絕，喪失了一往淬厲奮揚的精神，虛驕自大，儼然成為統治的特權階級，遂大失人望，而以知識分子為最。一九三○年起，“自由大同盟”、“左翼文藝作家聯盟”、“馬克思主義文藝研究會”、“文藝大眾化研究會”、“國際文化研究會”、“社會科學家聯盟”、“反帝大同盟”，各種左傾團體相繼出現，青年學生是他們爭取的主要對象，雖不必盡皆贊同共產主義，但均不滿意國民黨。信仰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者，亦反對一黨專政，對國民黨時加批評。國民黨採高壓政策，因共產黨罪名而遭迫害者不少【註：一九三一年二月，上海左翼文藝作家二十四人處死，魯迅匿避】。
瀋陽事變發生，舉國憤慨，紛責政府之不抵抗，上海舉行抗日救國市民大會，請政府限日兵撤退，南京學生毆打外交部長，上海學生到南京請願，要求對日絕交宣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南京、上海、北平學生一萬人包圍國民政府。十二月五日，北京大學學生組織示威團，高呼“全國被壓迫民眾聯合起來”，“打倒賣國政府”，佔據火車站，堅持進京。十二月九日，上海學生搗毀國民黨市黨部，圍困市政府，杭州、武漢等地，有相同舉動。十九日，宋慶齡宣言，謂國民黨早已喪失其革命集團的地位，惟有為民眾而奮鬥的革命勢力，可以剷除帝國主義。國民黨內之反南京政府者，從中鼓煽。十二月十一日，麇集南京的學生總示威，有“打倒國民黨”，“爭取反帝及一切自由”，“農工兵聯合起來”口號。十二月十五日，再鬧外交部、國民黨中央黨部，素受崇敬的蔡元培遭到毆辱。同一天，蔣中正辭去國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長。十七日，學生搗毀國民黨中央日報社。西安、太原國民黨省黨部亦被搗毀，此為九一八後，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一階段。
這時學生尚乏嚴密組織，在政府壓制之下，漸歸消沉。一九三二年一月，日軍佔領山海關，北平學生竟有“愛國有心，救亡無術”之語，藉故逃課、罷考，但是其他方面的活動則轉趨積極。一九三二年二月，上海左派“著作者抗日會”要求全國抗日。四月，西安學生組織抗日會，再搗毀國民黨部。五月，上海救國團體代表毆傷與日本談判停戰的代表郭泰祺，發起“廢止內戰大同盟”。六月，上海“救國團體聯合會”抗議政府封鎖言論。十二月，宋慶齡、蔡元培、魯迅等發起“中國民權保障同盟”。一九三三年四月，馬良（相伯）、章炳麟等為熱河棄守，痛詆政府。九月，國際反帝非戰大會組織“反戰同盟中國分會”。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日，宋慶齡、馬良等發表對日作戰宣言及基本綱領，要求立即停止內戰，全體人民總動員，由農工兵學商代表組織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華北各界救國聯合會”、“北方人民救國大同盟”，“平津學生救國聯合會”等三十餘團體成立。於是學生運動再起，直接的刺激為日本加緊侵略華北。
一九三五年，學生對河北、察哈爾事件無何表示，繼起的華北“自治運動”激起了洶湧怒潮，十一月一日，北平十個學校學生自治會向國民黨致送請願書，猛烈攻擊近年政府迫害青年。十一月十八日，北平學生聯合會恢復。十二月三日，因“冀東自治防共委員會”出現，學生決定遊行，美國記者斯諾（E. Snow）夫婦曾預聞其事。十二月九日，學生一千餘人，出動示威，反對自治運動，要求停止一切內戰，與軍警衝突，數人被捕，是為“一二九運動”。十二月十六日，復因冀察政務委員會的設置，學生指為變相的自治，二次遊行，參加者近一萬人，三百七十餘人被毆傷，十四人被捕，風潮延及廣州、上海、濟南、武漢、長沙、西安、天津、杭州、南京、開封，又有強行進京請願之舉，京、滬、漢戒嚴。中共一再宣稱支持，鼓勵農工學兵共組國防政府。一九三六年一月，蔣中正約各地中等學校以上校長及大學生代表談話，謂決不簽訂任何有損領土主權條約，如至最後關頭，不惜一戰。北平、天津左派學生仍然不滿，教育部宣稱必要時將採取斷然處置。三月，北平清華大學、上海復旦大學學生數十人被捕，四月，武漢學生救國聯合會解散。五月，平、津、滬學生為反對日本出兵華北及日人走私，罷課遊行。這是學生抗日救國運動的第二階段。
二、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
九一八事變以來，中共雖一再宣布反對日本侵略，仍不放棄推翻國民政府的立場，否認與之共同抗日，並號召武裝保衛蘇聯。一九三二年秋，鄂、豫、皖紅四方面軍戰敗西走，政府軍行將以全力圍剿（第四次）江西紅一方面軍，日軍奪佔山海關，準備進犯熱河之時，共產國際指示中共，利用中國危機加劇、民族意識高漲之際，與任何中國武裝部隊及團體，結為共同抗日聯盟。於是有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澤東、中國工農紅軍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朱德的宣言，主張立即停止進攻蘇區，保障群眾民主權利，保衛中國，爭取獨立統一與領土完整，開展民族革命戰爭。反對日本及一切帝國主義與國民黨的鬥爭，願以停止內戰、武裝人民、實行抗日為條件，與任何武裝部隊訂立停戰協定。此一宣言，可說是共產國際策略的轉變，亦為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開始，但國民黨並不包括在內，仍認為“抗日必先反蔣”，主要目的在分化政府軍，削弱其對紅軍的壓力。不久馮玉祥的察哈爾民族抗日同盟軍及李濟深、陳銘樞的福建人民政府相繼而來。但未能撼動政府軍對蘇區的圍剿。
福建人民政府瓦解後，第五次圍剿劇烈展開，紅軍處境至危。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中共發出《為日本帝國主義對華北進攻告全國民眾書》，號召民族革命戰爭，在反帝統一戰線之下，不分政治傾向，不分職業與性別，共同聯合，對日絕交作戰，停止進攻蘇區，反對國民黨的投降出賣政策，反對塘沽協定以及中日直接交涉。此應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的擴大，縱令政治意見不同，亦願與聯合。國民黨亦在其內，所反對的為國民黨的對日政策，所希望的是停止進攻蘇區。首起響應的為宋慶齡等的“中國民族武裝自衛委員會”，繼之為“各界救國會”。
六個月後，紅軍自江西向西南轉移，一九三五年六七月間，被困於川邊，大有不易生存之勢。七月二十五日至八月二日，莫斯科共產國際第七次世界大會通過《為反對法西斯主義的統一而鬥爭的任務案》，指明中國必須將反帝國主義的鬥爭與反法西斯的鬥爭相連結，吸收抗日的民族力量，擴大民族解放鬥爭的戰線。八月一日，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陳紹禹（王明），以中華蘇維埃政府人民委員會及中共中央委員會的名義發出《為抗日救國告全國同胞書》，實際是向國民黨呼籲，即《八一宣言》。略云：“無論各黨各派間在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政見和利害的不同，無論各界同胞有任何意見上或利害上的差異，無論各軍隊間過去和現在有任何敵對行動，都應該真誠覺悟，首先停止內戰，集中一切力量，去為抗日救國的神聖事業而奮鬥。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特再一次鄭重宣言，只要國民黨軍隊停止進攻蘇區行動，只要任何部隊實行對日抗戰，不管他們與紅軍之間在對內問題上有任何分歧，紅軍不僅立刻對之停止敵對行為，而且願意與之攜手共同救國。……蘇維埃政府和共產黨願意立刻與中國一切願意參加抗日救國事業的各黨派、各團體、各名流、學者、政治家，以及一切地方軍政機關，進行談判共同成立國防政府問題。……（再）召集真正代表全體同胞的代表機關，以便具體討論關於抗日救國各種問題。……在國防政府領導之下，組成統一的抗日聯軍總司令部。”宣言中對於國民黨及蔣雖仍然詆毀，只是表面文章。
一九三五年十一月，陳紹禹再闡明統一戰線的意義，指摘過去關門主義的錯誤，派林育英（張浩）前往陝北宣達。中共的國際派自然是奉命唯謹，當權的毛澤東似尚疑慮，一面命潘漢年赴莫斯科請示，一面於十一月二十八日，發出與《八一宣言》內容相同的《抗日救國宣言》。林育英到後，十二月二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安定瓦窯堡會議，通過《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一為發動一切革命力量，反日、反蔣，二為不論什麼人，什麼派別，什麼武裝部隊，只要是反日、反蔣，都應聯合成民族統一戰線，組織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三為改蘇維埃工農共和國為蘇維埃人民共和國，“紅軍、白軍聯合起來”；四為使工、農、兵、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及革命同盟者，相信中共為全人民利益代表者。二十七日，毛澤東再論對日策略，說明建立民族統一戰線及人民共和國的必要。革命的道路是曲折的，革命和反革命的陣線可能變動，以縱橫捭闔的手段，將反革命的隊伍拉入革命的隊伍。一九三六年二月二十一日，蘇維埃人民共和國中央政府通電（東征宣言），要求先取消國民黨一黨專政，停止內戰，對日絕交宣戰，成立國防政府及抗日聯軍。電文內但言抗日，不再提反蔣。四月二十五日，中共宣言，直接要求國民黨共赴國難，創立抗日人民陣線。五月五日，毛澤東、朱德通電（回師宣言），停戰議和，一致抗日，希望南京政府誠意幡然改悔，先在陝、甘、晉停戰，互派代表磋商具體辦法。
一九三五年，北平“一二九”學生運動，雖由中共領導，尚看不出與統一戰線的顯明關係，一九三六年五月三十一日，在上海成立的全國各界救國聯合會，則已提出建立抗敵統一政權主張。七月十三日，向國民黨請願，要求立即對日宣戰，停止內戰。八月十日，毛澤東函請救國聯合會領袖，斡旋各黨派進行合作談判。二十五日，中共正式致書國民黨，稱國民黨為“貴黨”，蔣為“委員長”，說是他在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的外交報告與解釋，非常需要，有了若干進步，中共誠懇歡迎。願贊助建立全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擁護抗日救國代表大會，及全國統一的國防政府，國民黨與中共重新合作。九月二十三日，毛澤東致書蔡元培，請勸南京當局停止內戰，並致候宋慶齡、汪兆銘、胡適等。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聯名函蔣，勸當機立斷，接納他們的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共同抗日。
三、蔣的統一成就
九一八事變後，蔣的安內政策，在先求國民黨自身的一致。他之辭職，主要原因為促成廣州、南京的團結。一九三一年二月，所擬訂的對日作戰全盤計劃，特別重視大後方的經營。鄂、豫、皖剿共軍事結束，即命他的基本部隊胡宗南師移駐甘肅，趕築公路，準備於開戰時將中央政府遷往西北。第五次圍剿勝利完成，一九三四年十月，整飭行政，推進建設，旋去成都，設行營於重慶，督導西南軍政，中央的權力遂及於西南三省。此為近二十年來未有之事，改定四川為將來抗日根據地。一九三六年四月，復蒞成都、昆明、貴陽，設中央軍官學校成都分校，認為四川為天然的根據地。
對於兩粵當局，蔣繼續勸導合作，懇請胡漢民北上。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國民黨舉行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及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胡漢民被推為中央常務委員會主席，汪兆銘為中央政治會議主席，蔣中正任兩會副主席。表面上看來，國民黨三巨頭似已團結。汪因遇刺受傷【註：汪兆銘於十一月一日，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全體會議開幕之日遇刺，不久出國】，胡雖允入京，惟遲遲其行，中央仍由蔣一人主持。
兩廣軍事領袖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對蔣的成見終未冰釋，日人從而撥弄。一九三六年五月，胡漢民病故，廣州情況突生變化，陳濟棠等以抗日為名，出兵湖南。蔣一面曉以圖存救亡，必須以整個國力，一致步驟，切不可輕啟內爭，一面迅調大軍入湘警備，先據衡州，粵桂軍後撤。蔣再聲明貫徹和平統一政策，願開誠商洽。陳濟棠此舉極不得人心，廣東國民黨元老反對，高級將領余漢謀、李漢魂擁護中央，七月，陳被迫出走【註：陳濟棠素來迷信，寓樓設有神龕，遇大事決之於神。乃兄陳維周通星相堪輿之術，是年三月，曾去奉化覘窺蔣母之墓，謂風水不佳，又於南京見蔣，認為今年內蔣將有大難，機不可失。陳濟棠遂決心舉兵。余漢謀為粵軍軍第一軍長，李漢魂為第二軍副軍長。廣東空軍之歸附中央，對陳尤為一大打擊，此之謂“機不可失”】。
粵局既定，中央任命李宗仁、白崇禧為廣西綏靖正副主任。尋又予調職，李、白抗命不受。蔣親來廣州，陳師廣西邊境，派陳誠向李、白說明抗日決心與計劃，允其仍留廣西。九月，和平了結，充分表現了相忍為國的精神。
東三省、熱河淪陷後，南京政府名義上統一二十四省，其中十四省為半自主狀態，七省境內的一部分為紅軍所據【註：半自主的十四省為河北、山東，山西、綏遠、察哈爾、寧夏、青海、新疆、四川、雲南、貴州、西康、廣東，部分為共軍所有的七省為江西、福建、湖南、湖北、河南、安徽、陝西】。紅軍西走後，中央的勢力進入西南，為一意外的大收穫。至是除河北、察哈爾的一部分為日本控制，新疆為蘇俄控制，陝北及隴東的一小部分屬於中共外，其餘大致悉奉中央命令。
四、國防建設的推進
北伐後的六年，國民政府的所作所為雖多為人所詬病，但並非無心於國家建設。一九三四年，長江下游剿共之戰告一段落，更是悉力以赴，在軍事、財政、經濟、交通、教育、學術方面各有相當成就。
一九二七年，國民政府不再用蘇俄顧問，轉向德國物色。前任德國參謀總長魯登道夫的舊部鮑樺爾（Max Bauer）上校應邀到華，一九二八年被聘為顧問團長，顧問四十餘人，曾參預一九二九年中央對桂軍之戰。鮑樺爾不久病卒，由佛采爾（Gearg Wetzell）將軍繼之，曾參預中央對閻錫山、馮玉祥之戰，此後顧問團工作益為展開。一九三三年一月，前任德國國防部長薩克德應聘前來，停留兩月，勸蔣建立一支現代化的陸軍，先設一訓練團，調訓全國軍官，並建立兵工業【註：關於德國顧問的接洽，曾留學德國的廣州中山大學校長朱家驊為一主要人物】。是年廬山訓練團開辦，受訓軍官先後七千五百人，顧問增至一百餘名，剿共戰略戰術大為改進。一九三四年三月，薩克德再度前來，正式任顧問團長，半年後返國，繼任的顧問團長先為法勃爾（Fabul），後為福根豪森（Alexander von Falkenhausen）。福根豪森在職四年，有一個整備中國國防的五年計劃，統一陸軍編制，施行精兵主義，加強空軍，海軍暫為從緩，修築長江以南鐵路，聯通南京與西南各省，興建沿江沿海要塞。一九三五年三月，設陸軍整理處於武昌，陳誠任處長，每年調整二十個師，三年內調整六十個師，並定於一九三八年完成各特種部隊、機械化部隊。兵器製造同在改良擴充中，如步槍、機關槍、迫擊砲、炸彈。國防工事，分別在華北、華東、華南構築，尤著重於南京附近及蘇州、無錫、江陰等地。
空軍創始於一九二八年中央陸軍軍官學校附設的航空隊。一九三一年成立航空學校。一九三三年置航空委員會總司其事，積極發展，以義大利人為顧問，派遣學生分赴義大利及美國受訓。一九三四年，開辦飛機製造廠，一九三六年，設空軍機械學校。至一九三七年，空軍共有飛機六百餘架，大都購自義大利與美國，全國分為六個軍區。
一九二八年七月，全國財政委員會劃定關稅、統稅（棉花稅、麵粉稅、捲菸稅等）、菸酒稅、印花稅歸中央，田賦、營業稅、執照稅歸各省，並自一九三一年一月起，實行廢除釐金，提高海關稅則。海關稅款原存外國銀行，一九三二年起，集中於中央銀行。海關行政人員改用華人，鹽務人員中洋員亦逐漸裁減。中央每年總收入，由一九二九年的三億三千餘萬銀元，增加到一九三七年的八億七千餘萬銀元。不過收支仍不能平衡。一九二九年的赤字約為一億元，一九三七年約為三億八千（萬）元，全賴公債、庫券、貸款、透支抵補。軍費係大宗支出，常在總收入的半數或半數以上。
公私銀行多自發通貨，外匯常為外國銀行壟斷，銀兩與銀元照舊並行。一九三三年四月，實行廢兩改元，所有交易改用新鑄造的銀元計算，半年之內，完成了幣制統一。復以美國收購白銀，國際白銀漲價，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銀行因人民紛以鈔票兌現，大感困窘，物價為之跌落。工業與對外貿易遭到嚴重困難。政府採英國財政家李滋羅斯（Leith-Ross）的建議，一九三五年十一月三日，實行改革幣制，變銀本位為匯兌本位，與英鎊、美金聯繫，禁止銀元流通，統一通貨發行，定中央、中國，交通三行的鈔票為“法幣”，其他銀行不得發行【註：一九三三年，農民銀行成立後，發行的鈔票，到一九三六年二月，亦被認為法幣。農民銀行與中央、中國、交通銀行合稱為四行】，由三銀行無限制的售賣外匯。法幣一元折合英鎊一先令二又十分之三便士，或美金二角九分五釐，打破了外國銀行的獨佔外匯。中央銀行作為準備銀元，商股多於官股。此一措施頗獲人民的擁護及英國支持，日本雖多方破壞，仍得順利施行，政府約握有八億銀元。
一九二九年政府制訂經濟建設方案，側重工業，自一九三二年始積極施行。原則上重工業、基本化學工業、基礎礦業歸中央政府舉辦，若干部門歸地方政府與人民合營，輕工業由人民經營，政府予以扶植獎勵。此後對外貿易，入超漸減。一九三六年，棉紗進口下降至一九二八年的百分之三十八，棉布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麵粉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五。此與外商在華設廠的產量增加固然有關，華商工廠的產量增加亦為因素。同年鋼鐵機器進口各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一方面證明中國的重工業仍然落後，另一方面又證明中國工業之在發展，需要的鋼鐵機器加多。使用機器開採的煤炭產量，一九三六年較一九三三年升高百分之十。同年份鐵礦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二，機器冶煉的生鐵產量升高百分之三十。
農業的改進，亦以一九三三年以後為積極。政府特設農村復興委員會及中央農業試驗所、全國稻麥改進所、中央棉產改進所。一九三四年制訂合作社法，推行農民貸款貯蓄，發展生產。一九三三年，全國有農村合作社約五千三百餘。農本局成立於一九三六年，以便利農業資金流通，調劑農業生產，促進運銷。數年之間，農產增加，小麥棉花差可自給自足，進口稻米為之銳減。一九三七年，小麥進口下降至一九三三年的百分之六強，同年份棉花進口下降至百分之十三，稻米進口下降至百分之二十一。有心之士，努力於改良鄉村運動，期解除農民痛苦，以晏陽初領導的河北定縣平民教育運動為最早，次為梁漱溟領導的山東鄒平鄉自治建設運動，彭錫田等領導的河南鎮平、內鄉自治、自衛運動，教會中人亦曾致力於類似工作，成了一種相當廣泛的運動。
一九三一年前，中國鐵路共長約一萬三千公里，百分之九十二為外人經營，中國自造的僅一千公里左右。一九三三至一九三七年，除了日本佔領的東北外，新建鐵路的三千三百公里，均為中國所有。連接滬杭線與粵漢線的浙贛鐵路完成於一九三六年，為江南的東西陸上運輸幹線，自南京經上海、浙江、江西、湖南可直達廣州，並計劃再自湖南分向西南展至貴州、廣西。同年，縱貫南北的粵漢鐵路（湖南株州至廣東韶關段）全部通車。橫貫東西的隴海鐵路向西越過潼關、西安，一九三七年通至陝西寶雞。此外尚有山西境內的同蒲（大同至蒲州）鐵路，皖北的淮南鐵路，蘇皖間的江南鐵路。公路進度更速，一九三七年，完成十一萬公里，大都在黃河以南，西南自南京至雲南，西北自漢口至新疆，汽車均可直達。中國自製輪船的噸位，一九二八年為二十九萬噸，一九三五年增至六十七萬噸。民用航空業務，首為一九三○年中美合辦的中國航空公司，次為一九三一年中德合辦的歐亞航空公司，再次為一九三三年的西南航空公司，航線遍及上海、南京、漢口、廣州、西安、蘭州、重慶、成都、福州及雲南、新疆。
一九二八年後，小學、中學學生人數均有增加，學齡兒童入小學者，一九二九年為百分之十七，一九三六年增至百分之四十三，中學生增百分之六十，師資均符合規定。除邊遠地區外，各省均有公立私立或教會辦理的大學或專門學校，在校學生自一九二九年的三萬餘人，增至一九三六年的六萬人，教授以曾在美國受教育者為多。一九三二年後，教育經費從不拖欠，教授生活之安定，為二十年來所未有。中華教育文化基金會、中英庚子賠款委員會對於各大學的設備費不斷補助，研究風氣日盛，學術水準提高。公立大學以北京大學、清華大學、中央大學（南京東南大學改稱）為著，私立大學以天津南開大學、北平燕京大學為著。中央研究院、地質調查所，對於學術的提倡與貢獻之功亦值得稱許。一九三七年前五年，可說是民國以來教育學術的黃金時代。
五、西安事變
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毛澤東、朱德停止內戰的宣言發出六週，二月二十八日，蔣委員長的《告共產黨幹部人員書》，勸放棄迷夢，一致抗日，或係對他們的答覆。對於一九三四年四月十日的中共宣言，未再有表示。六個月後，第五次圍剿結束，認為中共不足為患，如中共肯放棄紅軍，可望作政治解決，命陳立夫負責進行。約在《八一宣言》發出不久，陳立夫的代表與中共的代表會於香港。九月一日，周恩來致書陳果夫、陳立夫，說明中共的停戰抗日立場。九月十八日，上海抗日救國大同盟的宣言，主張亦同。跟著東京報紙刊出國民黨容共及蔣與紅軍諒解的消息。曾留學蘇俄的張沖旋自南京往陝北共區商洽，史達林直接請蔣派人來莫斯科。十二月二十四日，陳立夫偕張沖赴柏林，但未到莫斯科，原因不悉。可能是史達林以為紅軍在西北已站住腳步，不妨再看情形。
一九三六年四月及五月，中共連發共赴國難、一致抗日宣言。約在是年秋，周恩來及共產國際代表潘漢年與張沖會於上海，旋去南京，晤陳立夫【註：陳立夫於是年五月自歐洲回國】。陳立夫要求中共遵奉三民主義，服從蔣委員長的指揮，取消紅軍，改為國軍，取消蘇維埃，改為地方政府。十二月初，已獲相當諒解，談判告一段落。周取道西安回陝北。
中共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運動，首先獲得以上海為中心的左派人士擁護，繼之影響到西安為中心的軍人。五年以來，張學良受盡日本的構辱，中外的譏詆，內心苦痛可知。一九三三年，不得已而引去，戒絕不良嗜好，遊歷歐洲八個月，對於希特勒、墨索里尼的所作所為，頗為傾倒。一九三四年歸來，任鄂、豫、皖三省“剿匪”副司令，集合中央與東北幹部，組織“四維學會”期加強團結，擁蔣復興。
一九三五年十月，剿共中心移於西北。時東北軍已調往陝、甘，蔣兼西北“剿匪”總司令，仍以張學良為副，負實際之責。東北軍甫與紅軍接觸，連遭敗績，中共將被俘官兵施以訓練後，全部釋放，謂蔣藉剿共之名，使東北軍與紅軍兩敗俱傷，惟有聯合抗日，東北軍方有重返故鄉之望。東北軍如不進攻，紅軍決不相犯，願共同抗日，周恩來並親函張學良，措詞略同。張學良為了國仇家恨，中共的說詞，自易入耳。九年來中央軍以獅子搏兔之力，終未將紅軍撲滅，東北軍又焉能有為？以往的內戰，事過多言歸於好，他亦飽有這樣的經驗。共產黨同為中國人，又何嘗不可如此。加之東北軍與中央軍待遇有別，貧瘠的西北既無從自行設法，返回東北或華北無期，剿共軍事頻頻失利，戰死的將領得不到撫卹，於是氣餒心憤，意志動搖，認為與其為剿共犧牲，何如為抗戰犧牲？為了東北軍和自己的將來，與中共合作不失為出路。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的抗日救國宣言，或使他更信中共問題有和平解決的可能。約在十二月間，張去上海，會晤救國會及中共人士，他的部屬之與救國會、中共有關係者【註：如東北救亡會領導人高崇民，中共東北軍工作委員會的劉瀾波】，責他不應再走剿共而不抗日的死路。一九三六年一月二十五日，紅軍將領致書東北軍將領，希望共同協商，聯合抗日。二十六日，張去南京，擬說蔣准中共投誠，雖未敢出之於口，其內心可以想知。西安綏靖公署主任兼第十七路軍指揮楊虎城起自綠林，後歸于右任的陝西靖國軍，胡景翼、馮玉祥的國民軍，再轉附中央。中原戰後，曾任陝西省政府主席，以左傾自命。省政府主席解除後愈不滿於蔣，左右復有中共分子，自易與張合流【註：楊虎城任省政府主席時，暗中接濟鄧演達的中國農工黨（一九三○年十二月，鄧被捕處死，章伯鈞代之）。中共黨員南漢宸、王炳南曾任楊的秘書長。一九三六年一月，張、楊曾飛陝北上空視察共區】。
一九三六年二月，紅軍東入山西，張學良不僅未乘機向陝西進攻，東北軍軍長王以哲反於四月四日與中共代表李克農會於洛川，張亦至自西安。二十一日，張又到上海晤潘漢年，對於陳立夫之赴歐洲及年來中共與南京的接觸，已有所聞。五月十二日，毛澤東在陝北延川賈家坪召集軍事會議，討論與張合作。三十日，上海學生救國會發表宣言，已有“擁護張學良停止剿共主張”字樣。六月，中共代表鄧發到西安，同月，張與周恩來會於延安。周謂中共願擁張領導反蔣抗日，可獲蘇俄援助。張主擁蔣抗日，要求取消紅軍名稱，編為國軍，中共不得在軍中宣傳，停止一切鬥爭，不再反對政府，攻擊領袖（蔣），政府予中共以活動自由，待抗日勝利後，承認中共為合法政黨。周同意聯蔣抗日，紅軍即向後撤，張給以接濟。楊虎城主張聯共更力，如蔣不同意，俟其來西安時，即實行“兵諫”。中共派葉劍英、李克農等駐西安，訓練東北軍幹部。張派代表赴太原，閻錫山亦謂“剿共為非計，對內將無以對外”，張的聯共信念益堅【註：一九三六年六月，美國記者斯諾前去陝北共區訪問，即由西安中共人員與張學良的安排。斯諾在共區約留四個月，十月離保安，仍經西安返北平】。
一九三六年九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議決停止內戰，一致抗日，建立民主共和國，外人盛傳西北四省（陝、甘、晉、綏）聯俄獨立。十月三日，張學良向英國記者否認，惟望紅軍投誠，同時再派代表赴太原，繼又自行前往，與閻錫山商談。蔣於張學良的動態已有所聞，十月二十二日，親至西安，對東北將領說明抗日方針，勉以徹底肅清共黨，痛責少數人意志不堅。三十日，閻錫山邀張學良去洛陽，請蔣停止剿共，蔣嚴辭拒絕。閻對張說：“看來不便再行進言，惟有相機徐圖。”張通知中共，一時難望全面停戰，中共表示仍願合作。張連電告蔣，所部不穩，陝西情勢奇急。十二月一日，毛澤東、朱德、張國燾、周恩來等十九人函蔣，請當機立斷，允許中共之救國要求，化敵為友。同月三日，張學良復來洛陽，懇蔣再去西安。蔣不顧左右勸阻，於次日抵達，對張提出兩個方案，一為東北軍及楊虎城軍全部開往前線剿共，一為分別調赴福建、安徽，俱非張、楊所願。七日，張續陳停止剿共，一致抗日之必要，蔣嚴詞申飭。是晚張、楊密商“兵諫”。九日，蔣再勉張部將領，謂剿共已至最後五分鐘階段。當天，西安學生遊行請願，張保證一星期內必有事實答覆，事後又被蔣斥責，彼此言語衝突。十日，蔣召中央將領會議，派蔣鼎文為西北“剿匪”前敵總司令，謠傳張將罷職，東北軍將改編，張、楊決定行動。十二月十二日拂曉，張部圍攻蔣的駐在地臨潼，槍殺侍衛人員約三十名，蔣險遭不測，遂被劫持，西安中央高級文武官員十餘人，悉遭幽禁。張、楊宣布八項主張，包括改組南京政府，容納各黨各派，停止一切內戰，釋放被捕愛國領袖【註：十一月二十三日，上海救國聯合會首要沈鈞儒、鄒韜奮（恩潤）、章乃器、王造時、沙千里、李公樸、史良七人，以鼓動罷市、罷課被捕】，釋放一切政治犯，開放民眾愛國運動，保障人民政治自由。第二天，成立抗日聯軍軍事委員會。
事變當天，張學良致電蔣夫人宋美齡、行政院副院長孔祥熙，說是暫請蔣留駐西安，促其反省，決不加危害。南京的處理方針為討伐與疏導並進，主張討伐的以戴傳賢為力，謂紀綱必須維持，不可示弱，主張疏導的有孔祥熙、宋子文、陳果夫、陳立夫，謂首須顧及蔣的安全，根據張學良來電，顯有協商餘地。於是一面將張褫職嚴辦，作軍事部署，一面由張的前任顧問澳洲人唐納德（WH Donald）飛西安勸說。對於蘇俄的動向，尤為重視，以為事變必與中共有關，蘇俄則為策劃者。為了釜底抽薪，十二月十三日，陳立夫請潘漢年轉告共產國際，如蔣有不幸，中國失去領導，日本將進攻蘇俄。孔祥熙召見蘇俄代辦，促蘇俄及共產國際注意事變的嚴重性，如蔣有危險，中國或被迫與日本共同對俄。另電駐俄大使蔣廷黻，命提抗議。十四日及十五日，陳立夫再晤潘漢年，希望周恩來調解，設法救蔣。
事變前，中共一無所知，及消息證實，驚喜交集，認為是對蔣報復的機會。中共政治局會議，毛澤東主張公審，給以應得制裁，命紅軍南下，助張學良作戰，派周恩來往西安，同時報告莫斯科。
老謀深算的史達林自有打算，在得到南京的請求、中共的報告之前，十二月十二日，已致電中共，指事變出於日本陰謀，蘇俄決不予張學良任何支援，且明確反對。中國急需一全國性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最重要的是團結合作，不是分裂與內戰。張學良不能領導抗日，蔣如回心轉意，則是領導抗日的唯一人物。中共對蔣不可取報復主義與內戰方針，否則正符合日本軍閥與親日派的願望，對中共與蘇俄均屬不利；應立即爭取和平解決事變政策，利用此一時機對蔣表示友善，在有利的基礎上，自動恢復蔣的自由。十四日，莫斯科《消息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反動，足以破壞中國反日力量的團結，實為人民陣線的打擊。第二天，《真理報》社論謂張學良的叛變，在阻遏南京政府團結抗日的進行，促成國家的分裂，淪中國為外國侵略的犧牲品，希望中國人民勿為日本挑撥者及漢奸所欺。十六日，蔣廷黻訪蘇俄外長李維諾夫，請對事變予中國以協助。李維諾夫答稱，蘇俄近年與張學良毫無關係，對中國愛莫能助，惟盼事變早日了結。同日，共產國際覆潘漢年，同意周恩來調解。十七日，李維諾夫向蔣廷黻抗議中國政府禁止報紙登載《消息報》、《真理報》社論，表示蘇俄與張學良有關，實不友誼。蘇俄協助中國政府的唯一辦法在使中共知道蘇俄政府的態度。
史達林的電報是十四日由宋慶齡自上海轉到保安，中共的態度隨之而變，立即通知前去西安的周恩來。張學良發動事變後的急切希望，除了中共、蘇俄，即為國內反應。數日以來，情況至為不佳。和他原有諒解、贊成停止剿共的閻錫山，質以“何以善後？是否將減少抗戰力量？是否將移對外戰爭為內戰？能否不演成國內之極端殘殺？”其他素與蔣有意見的地方軍人亦多對張討責。楊虎城軍之毫無紀律，東北軍將領之不盡以張為然，駐洛陽的東北軍之拒不一致行動，河南中央軍之迅速進據潼關，甘肅中央軍之進向陝西，中央空軍之飛臨西安上空監視，輿論之紛紛詆斥，無一不令張失望焦慮，如定要抵抗，縱令不被消滅，內戰勢所不免，收其利的為日本。他又在蔣的日記中發覺蔣確有抗日決心，對他至為愛護。十五日，將蔣自楊虎城的勢力範圍內迎至自己的住宅附近，蔣詳為說明抗日計劃，責張魯莽。十六日，張對西安市民大會演講，主張在蔣領導下，各黨派從事救國運動。
是日傍晚，周恩來抵西安，張學良完全明瞭中共、蘇俄的主張。十七日，周隨張見蔣，態度謙恭誠懇，說明中共決無不利於蔣的意圖，希望大家化除成見，團結禦侮，擁蔣為全國領袖。蔣靜心細聽，認為和自己的希望符合，即親函新任討逆軍總司令何應欽，說是兩日內可回南京，令停止軍事行動。十九日，張電告上海倫敦《泰晤時報》記者，蔣已同意他的意見，俟南京有人到來，蔣即可歸去。大概蔣所同意的為原則，對於具體事項，則拒絕商談，所以張要第三者居間。張提出的條件，大致為停止內戰，國共合作，武力抵抗日本的進一步侵略，改組政府，排去親日分子，容納各黨各派，積極與英、美、俄聯合，釋放政治犯，予人民以更大政治自由。中共通電，建議南京、西安軍隊以潼關為界，由各黨、各派、各界、各軍提出抗日救亡草案，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再在南京召開和平會議。二十日，宋子文到西安，張學良要求先實行一二事，蔣仍不允。宋子文停留一宿，復返南京。二十二日，偕蔣夫人再至，勸蔣先設法離開西安，再言其他。二十三日，她對張說，她願代蔣承擔一切，蔣亦答應改組政府，停止剿共，張與周恩來甚為滿意。二十四日，周向蔣夫人詳述中國革命問題及中共懷抱的煩悶。最後說：“國事如今日，舍委員長外，實無第二人可為全國領導者。”“我等並非不信委員長救國之真誠，惟恨其不能迅速耳。”蔣夫人稱道他頗明大體。不意張、楊之間忽有歧見，張主立即送蔣回京，楊堅決反對，幾至決裂，周恩來竭力勸解。二十五日上午，蔣與夫人一同接見周恩來，周再表示希望內戰停止。蔣夫人謂：“中共果有為民服務誠意，必須在政府領導下共同努力，方是正道。……斷不應自相殘殺。內政問題應在政治上求解決，不應擅用武力。此為委員長一貫之主張。”下午，蔣離西安飛洛陽，次日抵南京，張學良隨行，表示一切由自己身當。
張學良之突然隨蔣而去，西安至為驚愕。數日後，張被判處徒刑，雖即特赦，但仍須管束，中央軍又準備西進，楊虎城與東北將領指為背違蔣的諾言。中共恐南京、西安為此破裂，功敗垂成，一九三七年一月八日，通電號召和平，停止內戰。東北壯派軍人，以張學良不能回陝，遷怒於東北高級將領及中共營救不力。二月二日，戕殺軍長王以哲，旋即敉平，中央軍入駐西安，東北軍調出陝西，楊虎城去職，張、楊集團解體【註：張學良被看管二十餘年，至一九六一年始有相當自由，寓居台灣。楊虎城一度出國，歸來後亦遭幽禁，一九四九年死於重慶】。真正得利的為中共，不僅轉危為安，陝北蘇區亦隨之擴大，中共中央自保安遷設延安。更大的收穫為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成為事實，延安或毛澤東時代自此開始。
六、國共二度合作
十二月十四日，中共接到史達林來電後，對於恢復蔣的自由已無異議，惟仍欲多有所得，主張召集和平會議，討論蔣的處置問題，尚不願讓他立時離開西安。但是何時釋放，則取決於張學良。二十六日，毛澤東得悉張隨蔣飛往南京，驚愕不減於楊虎城與東北少壯軍人，以為張已對蔣投降，將事變責任完全委之中共，蔣或將報復，命周恩來竭力爭取蔣的好感，說明蔣之得安全脫險，實為中共之力。繼知蔣回南京後，發表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話，說是張、楊因受他（蔣）的感召，深為悔悟。毛澤東更生疑慮，二十八日，亦發表聲明，指其措詞含糊。值得讚揚的“即他（蔣）所說；[言必信，行必果]的一段，意思說他在西安對於張、楊提出的條件沒有簽字，但是願意採納有利於國家民族的要求，不會因未簽字而不守信用。”又說：“他（蔣）之所以能夠安然離開西安，……共產黨的調停，實與有力。”今後的問題是蔣是否真正實踐他的諾言，中共北方局亦發表《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宣言》，先說事變與中共無關，次請全國人民要求南京立即停止剿共政策，這均是出於唯恐蔣繼續剿共的心理。
這三年來，蔣的譽望之隆，較之北伐時期有過之而無不及。一向對國民黨及蔣不滿，並常有批評的胡適在一九三五年八月曾說蔣確有做領袖的資格。“近年氣度大了，態度更和平了。……全國人民心目中都覺到只有他一個人在那裡埋頭苦幹，……不辭勞苦，不避怨謗，並且，還能容納異己的要求，尊重異己的看法。蔣先生成為全國公認的領袖，是一個事實，因為更沒有別人能和他競爭這領袖的地位。”西安事變發生，舉國惶惶，及蔣脫險的消息傳出，歡聲雷動。以蔣當時的聲望及人民的愛戴，大可繼續對中共用兵，而他之不出於此，最大原因，是深知對日戰爭終不能免，必須團結內部，獲得外援。經此次事變，他相信蘇俄具有支持中國抗日的誠意，必須與之聯交，不再對日本退讓。聯好蘇俄必須與中共和解，此與國民黨第一次聯俄、容共情形相似。一九三七年一月五日，首先裁撤西北剿匪總司令部。
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致電國民黨，賀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及國內行將統一，希望將以下五事定為國策：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言論、集會、結社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黨、各派、各界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努力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同時提出四項保證：一、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蘇維埃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政府與軍事委員會指導；三、在特區內實施普選的民主制度；四、停止沒收土地政策，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最後說：“我輩同為黃帝子孫，同為中華民族兒女，國難當前，惟有拋棄一切成見，親密合作，共同奔赴中華民族最後解放之偉大前程。”二月二十一日，國民黨第五屆中央委員第三次全體會議以“共產黨人輸誠受命”，通過“根絕赤禍案”：一、徹底取消紅軍以及其假借名目之武力，統一軍令、編制；二、徹底取消蘇維埃政府及一切破壞統一之組織，統一政權；三、根本停止赤化宣傳；四、根本停止階級鬥爭。這是對中共四項保證的答覆。二月十二日，蔣宣布開放言論、集中人才、赦免政治犯，這是對中共五項希望的局部答覆，並命張沖去西安與周恩來續商。三月三日，王寵惠代張群任外交部長，這是排去親日分子，以便與英、美、俄聯絡的表示。
中共中央以黨員多認為二月十日的電報，等於向國民黨投降，甚感迷惘憤慨，因於二月十五日詳加解釋，說是：此一決策，目的在於取消國內兩個政權的對立，以便組成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迅速實現對日抗戰；蘇維埃制度雖然取消，並不放棄工人、農民已得政治權利，紅軍雖然改名，並不放棄與黨的政治上、組織上的領導；停止沒收土地，並不恢復蘇區土地剝削制度。對於所謂“中共輸誠”、“根絕赤禍案”，在情面上頗使中共難堪。毛澤東亦認為國民黨依然自大，盛氣相凌。但是為了先求紅軍生存，必須使剿共軍事停止，尤其是在東北軍及楊虎城不再反抗，中央軍進入西安之後，惟有忍耐承認，不計其名，而取其實，以待時機，一如一九二六年中山艦事變後，蘇俄、中共所採策略【註※】。三月十二日，中共正式接受國民黨的“根絕赤禍”決議。四月十五日，發布《為鞏固國內和平，爭取民主權力、實現對日抗戰而鬥爭告全黨同志書》，謂四項保證不能解釋為中共對國民黨投降，只是一種讓步和妥協。如此方可取得全國範圍公開活動的機會，擴大共產黨的政治影響與組織力量，實現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決不等於取消或降低共產黨獨立性與批評自由，也不等於放棄革命力量的領導。中共黨員必須嚴守黨的秘密工作原則和鐵的紀律，努力擴大、鞏固自己的隊伍，建立嚴肅與堅固堡壘，取得中國共產黨在民族革命中的領導地位。這裡可以了解中共對國民黨和解的真正動機和今後的策略。
※註：據張國燾云：“毛澤東譏諷蔣介石和國民黨有[阿Q]精神。分明是抗日勢力逼得他不能剿共，卻要擺出中央那副臭架子，滿口[根絕赤禍]、[中共輸誠]。……毛認為蔣和國民黨要做[阿Q]，那我們就讓他神氣活現，自我陶醉好了，我們所要的是停止內戰，一致抗日的實際[效果]。”又說：“讓蔣介石做[阿Q]，我們來做勾踐。”
毛澤東對於蔣的真正打算，仍捉摸不定，他（蔣）可能實行抗日，亦可能再壓迫中共。如果對日戰爭一時不起，蔣或將紅軍他調，取消紅軍及陝北蘇維埃區，所以必須堅持紅軍續留特區，特區人員須由中共保薦，拖延至抗日戰爭發生，則一切於中共有利。五月三日，中共召開蘇維埃區代表大會，通過了毛澤東的《中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目前階段的任務》報告，及對國民黨所提四項保證，由周恩來與國民黨詳議紅軍改編問題。議尚未就，而中日全面戰爭爆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