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節 清的外援與曾軍的奮戰
一、英國態度改變的朕兆與初次上海之役
太平天國定都南京之後，英、美、法三國所承認的仍為北京政府。它們所希望的是自清朝取得更多的讓與，自須維持其繼續存在。太平天國如果成功，以“萬國真主”自命的天王，未必易於相處。北京政府雖非事事聽命，可以予取予求，終可迫令相就。開放整個中國是各國的殷切冀求，特別是太平軍控制下的長江流域。然而它們不向南京提出，仍欲和北京交涉。一八五六至一八五八年間，處於領導地位的英國，以為太平軍敗亡不遠，益急自北京取得此項權利。
天津條約滿足了各國多年的慾望，堅定了它們和北京的關係。今後的問題為如何使其儘早付諸實施。中英條約訂明長江各口英船俱可通商，“惟現在長江上下游均有賊匪，除鎮江一年後立口通商外，其餘俟地方平靖，……准將自漢口溯流至海各地，選擇不逾三口，准為英船出進貨物通商之區”。清政府初未存利用英國以對付太平軍之心，且恐彼此勾通；在英國已完全放棄交好太平軍之想，如能早日蕩平，方符合它的利益。上海通商章程簽字之日，額爾金席不暇暖，率領軍艦，溯江西上，考察開埠事宜。路經南京、安慶，與太平軍發生砲戰。太平天國當局來書表示歉意，天王詔旨，稱額爾金為“西洋番弟”，歡迎前來，當以禮相待。額爾金自漢口東下，安慶太平軍守將亦解釋誤會，充分道歉。長江太平軍水營統將函請以洋砲彈藥相讓，說是彼此情同手足。職位相當於太平天國副首相的李春發對於額爾金派來天京的威妥瑪、李泰國、俄理範、偉烈亞力，以酒食款待，謂今後英船通過，可預先知照，以便派員護送。額爾金對太平軍的印象，則十分惡劣，認為終必失敗。李泰國在上海面告桂良，“該夷毫無紀律，……實係賊匪行為。……口稱奉耶穌教，詢以耶穌教中之語，所答非所問”。怡良以為“夷人看賊不起，不屑與之往來”。英國對北京雖亦說不上好感，但它仍統有中國大半，尚有體統。太平軍僅有安慶至南京的長江兩岸，勉強掙扎而已。
太平軍對英人之多方表示善意，大約是鑑於英國兵力強大，太平軍的困難尚多，不得不爾。一八六○年五月，太平軍再破江南大營，長驅東下，英、法公使立即宣布保衛上海。忠王李秀成佔有蘇州後，致書英使，說明攻取上海、松江的必要，盼前來面商，以敦盟好。繼又去函，勸勿助清軍，免傷和氣，均無回音。不久和外人素有交情的干王洪仁玕來至蘇州，再與李秀成聯銜邀英國教士艾約瑟相見。艾約瑟詢問卜魯斯的態度，卜魯斯告以英國對清軍及太平軍不作左右袒。
是年六月，江蘇布政使薛煥、蘇松太道吳煦與曾任怡和洋行買辦四明公所董事楊坊商定，由美人華爾（FT Ward）編組洋槍隊，協防上海。華爾是一個軍事冒險家，多事的中國，對他正是大好機會，小則可趁火打劫，大則可自建一個政權。他的同國人法爾思德（E. Forrester）、白齊文（HA Burgevine）是他的同夥。他們招募了二百多名外國逃兵、失業水手及亡命之徒，以呂宋人為多，餉糈由上海官商供應。七月，奪回松江，搶掠之外，並得賞銀三萬兩，名利雙收，繼續向太平軍進攻，為李秀成所敗。
艾約瑟到蘇州之後，諒必將卜魯斯的表示轉告洪仁玕與李秀成，洪、李信以為實。復以英、法正向華北進兵，不致與太平軍為敵，留守上海的洋兵無幾，不難一鼓而下，遂於擊破洋槍隊後，乘勝而進。卜魯斯發出警告，謂英、法軍已在上海縣城及租界設防，如果進攻，即行還擊。李秀成向英、法、美公使聲明不擾外人。八月十八日，開始攻城，二十一日，為英、法軍及軍艦所敗。同一天，英、法軍奪佔大沽砲台。兩者看來極端矛盾，實均為自身利益。此為太平軍初次與洋兵接觸，亦為英國對太平軍態度轉變的具體明徵，不過這尚不能說是英政府的決策。
在中國的英教士以及商人大都贊成中立，主張對太平軍干涉的為軍人與外交官。額爾金返國之前，曾分函卜魯斯、巴夏禮、何伯【註：事在一八六○年十二月十一日、一八六一年一月十九日及二十日】，說事實上不能不與太平軍交往，可設法和他們成立諒解，以便順利通商長江。太平軍以忙於西征，江南一時無事，訪問南京、蘇州的英、美教士絡繹不絕，長江各地走私的外國商人尤多，駐南京英軍艦的副領事亦作此勾當。一八六一年二月，巴夏禮隨何伯至南京。三月一日，與艦長雅齡（Captain Aplin）同晤太平天國贊王蒙得恩之子贊嗣君蒙時雍及章王林紹璋，謂英國已取得長江通商權，以後英船往來，如遵守太平天國法令，不得阻撓，太平軍如攻漢口、九江，而不侵及英人生命財產，停泊該地的英國軍艦，亦不與之為難。經天王同意，即下詔宣示，凡未助“妖”（清軍）之人，一律寬赦，外國商人一如兄弟，有關事宜由羅孝全總理【註：羅孝全於一八六○年到天京，掌管外務】，並送還太平軍中的英國逃兵。五月，美國海軍提督司百齡（Commodore Stribling）亦獲得相同的保證。
三月二十二日，巴夏禮自漢口東返，路過黃州，警告英王陳玉成勿攻漢口、漢陽，顯然違背三月一日的承諾。二十八日，何伯令雅齡進而要求太平軍不得進入上海附近百里之內，否則武力周旋，英國亦不准清軍以上海為進攻太平軍的基地，此為英國準備干涉的明白表示。巴夏禮、雅齡與蒙時雍談判五天，聲言太平軍如破壞口岸商務，彼此關係即無法改善。天王初僅允不傷害外人，但不能阻止太平軍之進攻上海。四月二日，巴夏禮、雅齡親至天王府投文，天王答應本年之內不進入上海附近，詔命中西永遵和約。何伯、巴夏禮的要求，仍為他們自己的主張，尚非倫敦的訓令。外相羅素認為英國無權防衛口岸，曾告誡卜魯斯對於中國內戰的行動勿逾越保護英國人安全與商業所必需的範圍。但是英國終於介入，卜魯斯、何伯的堅執與其他在華外交軍事人員的報告，最具影響力。
一八六一年五月，何伯指華爾誘招英國逃兵，加以逮捕，送交美國領事。此事與天京已交出太平軍中的英國逃兵當有關係，意在表示中立，免與太平軍發生新的糾紛。美領事以華爾已入中國籍；將他釋放。華爾允不再收留英國逃兵，何伯允協助他在松江招募華人為兵，以歐、美人為軍官，給以西方裝備。是年十一月，洋槍隊擴大到二千餘人，何伯親往檢閱，顯係仍要它對抗太平軍，必要時可配合英軍行動，這是他準備與太平軍作戰的“重大措置”。華爾的新軍，以綠布帕頭，通稱為綠頭勇，太平軍呼為“假洋鬼子”。
李秀成說某洋人曾以威脅的口吻，以平分土地為條件，要求太平軍和英國合作，說“爾天王雖眾，不及洋兵萬人。有我洋兵二三萬又有船，一舉而平，……我萬餘之眾打入北京後說和。爾不與合，爾朝不久，待我另行舉動”。此洋人可能就是巴夏禮。洪秀全不為所動，謂“我爭中國，欲想全圖，若與洋鬼同事，事成平分，天下失笑，不成之後，引鬼入邦”。日後李秀成亦云，他非不知洋兵洋砲厲害，鑑於幫助清軍的洋兵“打入城池，洋兵把守城門，凡官兵不准自取一物，大小男女，任其帶盡，清朝官兵不言，若多言不計爾官職大小，亂打不饒。我天王不用洋兵者在此也”。“有一千人洋兵，要挾制我萬人，何人肯服，故不用也。”可見洪秀全、李秀成自有堅定不移的國家民族立場。他們雖用客卿、洋將、洋弁，便須服從他們的命令【註※】。至於輪船、洋砲、洋槍，以及千里鏡等，太平軍亦甚愛好，李秀成部洋槍尤多，大半為洋人偷售。
※註：早在一八五四年，羅大綱部下已有洋人。一八六○年後，來投的洋人漸多，大都為歐、美浪人、逃兵，亦有同情太平軍及富於好奇心者，如英人伶俐（AF Lindley）。一八六一年李秀成、李世賢、譚紹光部下的洋人，共約一百餘名，一八六二年譚紹光一人所屬即達二百人。
二、安慶的爭奪
湘軍佔有武漢、九江後，安慶成了長江上游的主要戰場。安慶不僅為天京的屏藩，巢湖流域，亦為天京米糧所資賴。一八五九年十二月以來，曾國藩、胡林翼全力以圖，與英王陳玉成展開劇戰。一八六○年，江南大營再陷，清廷屢命曾移師東援。曾國藩另有所見，謂安慶一軍絕不可動。第一，“自古平江南之策，必踞上游之勢，建瓴而下，乃能成功。……欲復蘇、常，南軍須從浙江而入，北軍須從金陵而入。欲復金陵，北岸則須先克安慶、和州，南岸須先克池州、蕪湖，庶得以上制下之勢。若從東路入手，內外主客，形勢全失，必至仍蹈﹃向榮、和春﹄覆轍”。第二，湘軍已進薄城下，若一撤動，“則軍氣餒而賊氣盛，不但鄂邊難以自保，即北路……各軍亦將覺孤立無援。是安慶一軍，目前關係淮南之全局，將來即為克復金陵之張本”。第三，水師若得此城，“則即有所依附，以為根本，以絕金陵賊糧之源，以殺江、淮各賊犄角之勢”。曾氏盱衡全局，深慮遠謀，戰略的屬高人一等。但清廷仍要他規復蘇、常，以保滬、杭。不得已，乃自統八千人移駐皖南祁門，留曾國荃部一萬五千人續圍安慶。擔任掩護與後援的有多隆阿、李續宜、胡林翼部陸軍，及楊載福的水師，約共四萬人。
太平軍同樣了解安慶關係重大，洪仁玕曾說：“自古取江山，屢先西北而後東南，蓋由上而下，其勢順而易，由下而上，其勢逆而難。況江之北，河之南，自稱為中州漁米之地，前數年京內（天京）所恃以無恐者，實賴有此地屏藩資益也。……長江者，古號長蛇，湖北為頭，安慶為中，而江南為尾。今湖北未得，倘安徽有失，則蛇既中折，其尾雖生不久。”時李秀成攻上海不利，轉而經略浙江，天王嚴令前赴上游。以解安慶之圍，乘英、法軍進向北京的機會，北掃中原。李與陳玉成在蘇州會商後，陳去皖北，當長江北岸，李向天京，取道皖南西進，當長江南岸，分師武漢。另由輔王楊輔清等，挺進祁門，以掇曾國藩，侍王李世賢挺進贛東，抄祁門後路，使安慶之圍不解自解。
陳玉成軍行剽疾，初戰安慶的多隆阿等不下，一八六一年三月中旬，西趨湖北，以破竹之勢，五日之內，攻佔黃州，因巴夏禮的警告，為避免對英糾紛，所部繞越漢口，改取鄂北各城。旋因南岸李秀成軍失期，未能取得聯繫，安慶情勢危急，四月，引軍東還。皖南的太平軍，於一八六○年十二月後，一再迫攻祁門，曾國藩幾不能支，屢瀕於危，幸左宗棠在贛東擊敗了截斷祁門糧道的李世賢，始轉危為安。李秀成對於這次西征，似不甚積極，用兵又較持重。一八六一年二月，入江西，迂迴贛南、贛西；至六月方入湖北境內，逼近武昌，得知陳玉成、李世賢均已東返，湘軍鮑超到了江西，恐歸路被阻，漢口英領事對他亦有勸阻，遂於鄂南召集降眾之後，向浙江退卻。
西征無功，一八六一年四至八月，陳玉成糾合皖北、皖南及天京諸軍約三萬餘人，先後四次援救安慶。湘軍悉力以拒，曾國藩的大營自祁門移於安慶對岸，胡林翼調湖北各軍相助，戰鬥激烈異常。湘軍指揮統一，水陸犄角，糧藥充足；太平軍眾志不一，隊伍不整，補給困難。以往外人為貪圖重利，常以米糧售與安慶守軍。曾國藩命各營對走私洋商，優予籠絡，以同樣的價格收購所運米糧，卜魯斯亦禁止英船再來，安慶遂無顆粒可得。九月五日（咸豐十一年八月初一日），糧盡城破，太平軍一萬六千餘人，全部戰死，安慶為湘軍所得，這是太平天國存亡的一大關鍵。洪仁玕曾謂：“我軍最大之損失，乃是安慶落在清軍之手。此城實為天京之鎖鑰而保障東南安全者，一落在妖手，即可為攻我之基礎。”
安慶失守，陳玉成退往廬州，受到革職處分。他久有經營山東、直隸的準備，至是認為與其坐困，不如別開生路，命所部北進，攻略皖豫之交。一八六二年春，清軍大舉圍攻廬州。五月，陳玉成北走壽州，為首鼠兩端、曾受太平天國爵職的練總苗沛霖誘執遇害，年僅二十六歲。陳死，皖北太平軍等於瓦解。
李秀成自湖北東退時，已知安慶難保，仍按照他西征前的計劃，謀奪取杭州，鞏固東南的根據地。一八六一年底，杭州、紹興、寧波悉為所得。曾國藩深感情勢嚴重，說是“現在浙、蘇兩省膏腴之地盡為賊有，窟穴已成，根底已固，……浙省兵勇向恃寧、紹為餉源，今已被賊踞，全省糜爛，無可籌畫”。如就經濟意義來看，太平軍得到杭州、浙江，與失去安慶、皖北略可相當；以軍事關係而言，杭州、浙江的地位則不能與安慶、皖北相比。不過杭州、浙江的佔領，畢竟是太平軍晚期的一大勝利與轉機，亦為最後的一次勝利，此後無何進展。
三、通商口岸的攻守
一統江南、浙江，為此時李秀成的基本戰略，西征期間，雖未再進攻上海，而對浙江則未放手。一八六一年四月，太平軍佔領乍浦，如渡過杭州灣，即可攻擊寧波。五月，何伯派艦長銩樂德克（Roderick Dew）前往寧波，警告太平軍，不得進犯，並助清軍布防。太平軍答稱願與英人和好通商。六月，卜魯斯通知何伯，謂保護口岸即為保護英國利益，清已同意英軍代守寧波，並論及攻取南京之事。另報告外相羅素，口岸如為太平軍所佔，商業必受打擊，關稅自必減少，賠款將難照付。何伯不贊成攻取南京，怕上海與內地通商因此停止。羅素亦不主張採取主動，惟應使海口中立。銩樂德克的保衛寧波計劃，獲得了批准。
經過八十天的圍困，一八六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杭州為李秀成攻下，浙江巡撫及駐防將軍以下萬餘人死之。寧波於十二天前，已為侍王李世賢部佔領，這是太平軍控制的唯一海口，軍紀嚴整，商務照常，免徵關稅三個月，與外人頗能相安。第二年，何伯及美國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趕至寧波，與英、法領事自定北岸為居留地，不許干擾。四月，太平軍開始在鎮海設關稽查，英、法出面阻撓。繼又藉口寧波城上鳴炮擾及居留地與英船，要求拆除砲台被拒。五月十日，英、法軍艦助清軍奪佔寧波。
英人最關心的為上海，次為長江口岸。天王僅允在一八六一年內太平軍不進入上海附近。及杭州被圍，何伯預料，如此城一旦為太平軍所得，上海勢必受到威脅。巴夏禮再至南京，十二月二十七日，由艦長平安（Henry M. Bingham）提出四項要求：一、賠償英人在太平軍領域內被劫損失；二、英船得自由航行太平軍領域內河流；三、嚴禁太平軍侵入上海、吳凇周圍百里之地；四、漢口、九江附近百里之內，亦不得進入，並不得擾及鎮江領事署所在地。結果全被駁斥，平安聲言將相機採取必要措置。
英國關心上海，李秀成定要取得這個陸上孤島。佔有杭州後七天，即率軍北去，曉諭上海洋商，“各宜自愛，兩不相擾”，“倘助逆為惡，相與我師為敵，則是自取滅亡”。這時他已不惜與外人一戰，不似上次的多方懇勸。一八六二年一月，太平軍連佔上海周圍各縣。二月，為英、法及華爾的洋槍隊敗於浦東。三月，華爾得英軍艦之助，復捷於上海西南，洋槍隊改名“常勝軍”。四月，太平軍幕王譚紹光與英、法軍、常勝軍大戰於上海、松江之間，不利而退，此為上海之戰的第一幕。
英、法軍決肅清上海周圍百里，改採攻勢，所得城池，交常勝軍戍守，財物平均分配。五月，佔領嘉定、青浦。李秀成反攻，大捷於太倉，奪回嘉定，英軍提督士迪佛立（C W Staveley）焚城敗走，法軍提督卜羅德（A. Protet）戰死奉賢南橋。六月，譚紹光奪回青浦，俘常勝軍副統領法爾思德，直薄上海縣城。英、法軍屢敗之餘，不敢出擊。時李鴻章所統湘、淮軍已至，力戰三日，太平軍後撤。“滬中商人向恃洋人為安危，援賊大至之後，洋人斂兵不動。”李秀成以天京緊急，八月，回師西援，留譚紹光主持東線。十一月，太平軍再迫上海，又為湘、淮軍及常勝軍擊退。此為上海之戰的另一幕。
上海會戰之前，地方官紳與英法已成立一“中外會防局”。英方主張參戰最力的，始終為何伯、卜魯斯與上海領事麥華陀。麥華陀報告外部，謂清軍無力保護上海，卜魯斯強調如英國不欲拋棄在華利益，必須維持清廷。美公使蒲安臣亦說，清廷為合法政府，應予以道義援助。此時北京的當權者為恭親王，卜魯斯和他商定中外聯合作戰。僱外國兵輪保衛寧波，英、法兵在上海助戰，軍艦可入江協防，常勝軍擴編為四千五百人。
洪仁玕對於此時李秀成之進攻上海，深不謂然，致書詳論安慶失守後天京之危，主先西北而後東南。李秀成以為取得東南，即可高枕無憂，湘軍尚無敗勢，須待機以圖。蘇州儒士黃畹（王韜）勸他暫勿用兵上海，英、法志在通商，僅知自守，並非欲與太平軍相敵，對之寧和勿戰，應移文英、法，定上海為通商境界，不得容留清兵。先取長江下游各地，設關徵稅，藉足國用，再溯江而上，規復安慶、九江、漢口，聯絡石達開，盡收黃河以南，然後封鎖上海，待其內變。日後洪仁玕說，太平天國禍害之源，為“洋人助妖”。洪秀全的妻弟賴文光說李秀成“不知君命，妄攻上海，不惟攻之不克，且失外國和約之大義，敗國亡家，皆由此舉”，不免言之太過。從另一面來說，倘李攻下上海，不僅可無後顧之憂，餉源亦可無匱，但未遂所願。下游的英、法軍公開支持清朝，上游的湘軍長驅而東，太平軍陷於夾攻，首尾不克兼顧。
四、曾軍的分路推進與洋將洋兵的協助
一八六○年曾國藩的平定江南計劃，分為南、北兩軍，規復蘇、常及金陵，南軍由浙江而入，北軍夾江而下。曾與胡林翼、左宗棠在安徽宿松會議之時，商定先由左宗棠經營浙江。左宗棠（一八一二至一八八五）亦湖南人，舉人出身，富於才略，一八五二年起，佐湖南巡撫駱秉章幕。湖南為湘軍後方，所有軍餉、援兵、戰略，胥歸他籌策，權盛一時。名望甚大，遭忌亦深，幾獲重咎，賴胡林翼與咸豐的近臣郭嵩燾、潘祖蔭力保，始獲無事。經曾國藩的舉薦，自領一軍，初駐贛東，維護祁門大營後路。杭州失守，復因曾的奏請，授浙江巡撫，擔任南路軍的主帥。一八六二年二月進入浙西，與李世賢相持八個月。迨李北援天京，左始有進展，乘浙江太平軍內部不和，一八六三年初，連下數城，逼近杭州附近的富陽，擢升閩浙總督。
與左部相呼應的為浙東英、法人組成的中外混合軍。先是，寧波英領事館，募勇三百，號為“綠頭勇”。英、法軍奪佔寧波後，英軍官銩樂德克仿“常勝軍”之例，將“綠頭勇”擴編為千人，分稱“常安軍”與“定勝軍”。浙海關稅務司法人日意格（Prosper Giquel）及參將勒伯勒東（AE Le Brethon de Caligny）別募一千五百人，冀與英抗衡，號“常捷軍”，通稱“花頭勇”。一八六二年秋，銩樂德克會花勇、綠勇及上海前來的“常勝軍”，奪佔寧波附近四縣，華爾因傷而亡。翌年，花、綠勇西攻紹興，屢為太平軍所挫。“常捷軍”統領勒伯勒東、達爾第福（Tardif de Moidrey）相繼戰死，改由德克碑（Paul D'Aiguebelle）接統，佔領紹興。銩樂德克被召回國，“常安軍”、“定勝軍”解散，“常捷軍”繼續參戰，兵力已達三千五百人。
江、浙大亂，上海為富家巨室避難麇集之地，戶口由三十萬增至百萬，“商賈輻輳，釐稅日旺，官中益得招將募勇，逾年兵至五萬四五千人。然皆市井無賴，或盜竊，或通賊，賊窺伺益甚”。江蘇為兩江總督轄境，湘軍既有安慶，聲威方盛，上海蘇紳馮桂芬、潘曾緯等，因有向曾國藩請援之議。蘇撫薛煥、藩司吳煦和之。一八六一年十一月，杭州合圍，滬局愈危，遂由蘇紳錢鼎銘赴皖乞師。曾國藩以所部無可分撥，餉又無自出，頗感為難。錢云，上海為蘇、杭及外國財貨所聚，每月可得六十萬兩，許以十萬兩相濟。曾國藩大喜過望，準備遣乃弟國荃往保此膏腴之區。
曾國荃志在攻取金陵，不願援滬，曾國藩乃將此一任務付諸他的門生李鴻章（一八二三至一九○一）。李為安徽合肥人，進士出身，曾以翰林在本省辦理團練五年，抑鬱不遂所志，改投曾國藩。經過四年的薰陶歷練，大為曾所賞識，認為他“才大心細，可獨當一面”。李所招募的均為淮南的團練，曾國藩為訂立營制，並將部分湘軍撥歸節制，一八六二年初成軍，名曰“淮勇”或“淮軍”，內定李為江蘇巡撫。曾一度命他駐紮鎮江。李以上海“乃通省兵餉吏治之樞紐，應先從彼處佈置，然後出京口（鎮江），以應上游”。此一決定不僅關係他個人前途，亦改變了曾國藩的經略江南計劃。浙江糜爛，杭州失陷，左宗棠無暇顧及蘇、常。李部東去，初尚視作偏師奇兵，現在則成為進圖江南的主力。
英、法軍的協防上海，就清軍方面來說，不惟保全了一個餉源所繫的通商口岸，且保有了一個江南反攻基地。一八六二年三月，上海中外會防局僱英國輪船七艘，運李部來滬，何伯派軍艦護航。四月初，李率湘、淮混合軍六千五百人，“鼓輪東下，穿賊境千餘里。賊以其行之捷也，又心畏洋人，皆在江邊遙望，不敢近問”。李的一生事業，多與外人有關，發跡之始，即獲外人幫助。抵滬甫一月，接任江蘇巡撫，升遷之速與左宗棠同。時上海戰爭方殷，湘、淮軍開始參加。李深切了解外人對他的重要性，曲意聯絡，“欲用夷變夏”。他最注意的為西洋軍伍，與何伯商定章程，撥派所部三千人交英軍官訓練。因為“滬防必須自強，洋人不可專恃”，目前迫於時勢，不得不仰仗其力。到了九月，淮軍各營多已添練洋槍。十一月，悉數改用，聘有洋教習。復以“華爾打仗奮勇，有洋人利器，益以全神籠絡，欲結一人之心，以聯各國之好”。華爾允為請洋匠製造砲彈，代購槍砲。李正欲學得外人一兩樣好處，於軍事及通商大局均不無裨益。李固然是有心人，而他之能大量購置新武器，亦因他有充裕的財源可供支配。以往與外人交往最密而“過趨卑諂”的吳煦、薛煥相繼去職，舊有兵勇亦逐步裁編。於是全局在握，實力大增，輔佐他的為馮桂芬、郭嵩燾。
華爾死後，李鴻章從英國提督士迪佛立之請，以白齊文接統常勝軍。一八六二年十月，淮軍與英、法軍、常勝軍再佔嘉定，太平軍譚紹光全力反攻，為淮軍、常勝軍所擊退，上海附近肅清。此為淮軍的第一次大捷。時李秀成正圍攻天京城外的湘軍，李鴻章命常勝軍赴援，白齊文藉口欠餉，遷延不行。一八六三年一月，因索餉不遂，毆打楊坊，搶奪四萬元，被李撤職。常勝軍暫歸士迪佛立的參謀奧倫（JY Holland）統率，縮編為三千人，軍心不服。三月，改由英軍少佐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管帶，常勝軍正式歸英人控制。
曾國藩以太平軍“與洋人構釁甚深，在洋人有必洩之忿，在中國為難得之機，……，乘洋人大舉之際，我兵亦諸道並進，俾該逆應接不暇，八方迷亂，迨亦天亡粵逆之會”。一八六二年初，他派出三路大軍，一為進規浙江的左宗棠，二為東援上海的李鴻章，第三路為直搗金陵的曾國荃，有心讓他建克復太平天國首都的大功。曾國荃之統兵，始於一八五六年，以攻下江西吉安（一八五八）而聲名始著。安慶克復，譽望愈高。一八六二年三月，與其幼弟曾貞幹自安慶率軍夾江而東，國荃循北岸，貞幹循南岸，彭玉麟的水師居中策應。另以多隆阿圖皖北，鮑超圖皖南，作二曾的掩護。四至五月，江北軍克巢縣、和州，江南軍合水師克蕪湖、太平府（當塗），全軍二萬人，逕薄天京城南雨花台。自出動以來，不過六十餘日。二曾進軍若是之速，一以英王陳玉成自安慶敗後，實力大喪，復受制於多隆阿；二為皖南的堵王黃文金、輔王楊輔清，屢敗於鮑超，二曾無後顧之憂；三為浙西的侍王李世賢為左宗棠所牽，江南的忠王李秀成忙於上海之戰，為英、法軍、常勝軍所制，一時不克返師。於是天京三度被圍，屯紮城外的曾軍有水師為之輸送聯繫，無孤軍深入之虞。
李秀成早已料到將來圍困天京的必為湘軍，主張多買米糧，天王不納，洪氏兄弟又從中操縱，搜刮現金；巢湖流域已為湘軍所有，糧源阻斷。兩年以來，天京不見敵踪。及曾軍突至，天王一日三詔，命李秀成回援，李不得不中止對上海的攻勢。他認為曾軍“由上而下，利在水軍，我勞彼逸，水道難爭，其軍常勝，其勢甚雄，不欲與戰，總是解糧多多回京，……待二十四個月之後，再與交戰，其兵久必無戰鬥之心”。天王嚴命又至，謂“若不遵詔，國法難容”，他惟有勉強從命。十月，李秀成的主力列營天京城南，晝夜環攻雨花台，“洋槍洋砲，驟若飛蝗”。李世賢亦自浙江前來，開掘地道，炸毀營牆。時秋疫大作，湘軍病者幾半。曾國荃先固糧道，拼死不退，屢瀕於危。經過四十餘日的劇戰，太平軍糧食不繼，冬衣未備，在蕪湖附近擔任截斷曾軍糧運的太平軍又為湘軍水師所敗，二李只得引去。是役為湘軍克復安慶後的一場決定性的大戰，曾國藩五內如焚，“心已用爛，膽已驚破”，深恐數年來千辛萬苦的所得，墜於一旦，結果竟轉危為安。洪秀全動員所有可用之兵，終未能撼動曾軍，天京的命運遂告決定。
第二節 太平軍的末路
一、紀綱隳壞
太平軍的宗教信仰、政治、經濟、社會政策與措施，無論反對者斥其如何怪誕詭譎，當清廷失去控馭、人心思變之秋，確能收一時煽惑脅制之效。而其初期上下一心，甘苦相共，領導人正當少壯之年【註：金田起事時，洪秀全三十七歲，馮雲山年與相若，楊秀清、蕭朝貴、韋正均在二十歲上下，石達開約二十歲，秦日綱二十餘，胡以晃三十餘】，朝氣蓬勃，實尤足多。中期之後，一切全非，卒至敗亡。外在的情勢轉變，固然有關，根本所在，為其自身的日趨腐化、惡化，喪失了淬礪奮揚之氣。
宗教對於太平天國的創建確有極大作用，然亦受了宗教之累。宗教為洪秀全羅致了不少狂熱的信徒，不惜犧牲一切以從，亦因此激起衛護名教者的反抗，招來了勢不並立的勁敵。他原是假宗教以愚人，沒想到竟至作法自斃。在前期，有天父下凡之說，結果演成自相殘殺；在後期，他仍強調諸事均有天父、天兄作主擔當，太平一統，即將到來。但何以久久未能實現，屢屢喪師失地？不惟一般人不再盲從，甚而他的高級將領的信心亦生動搖。而他本人似乎反陷溺愈深，極力使自己神化，一心依賴神力，忽視現實，失去理智，無異自愚。李秀成曾反覆言之。一八六○年，再破江南大營之後，洪秀全“格外不由人奏，俱信天靈”，一味靠天，不肯信人。安慶行將不守之時，李勸他預防湘軍來圍天京，反大受責斥，說是“爾怕死！朕天生真命主，不用兵而定太平一統”，“殘妖易滅，功勳易成”。但太平軍之日暮途窮，則為顯然的事實，自欺而不能欺人。有人說他精神錯亂，亦可謂為執迷不悟。在如此領導下的軍政，尚有何希望？
經過天京的內訌，洪秀全偏信他的親族寵幸，任其胡作亂為，上下離心。李秀成勸他“擇才而用，定制恤民，申嚴法令，肅正朝綱，依古制而惠四方，求主禮而卹下，輕世人糧稅，仍重用翼王”，終不見聽。洪仁玕雖有才識，但乏功勳，到天京不滿半月，封為軍師、干王，要人悉歸其制，眾望不孚。曾國藩的幕僚趙烈文曾說，自洪仁玕執政，“諸宿將多不服，賊勢之衰，蓋由於此”。一八六一年，洪仁玕以援安慶失敗革職，朝政復歸洪仁發、洪仁達。李秀成見政情日壞，“屢俱本奏，天王不從，越奏越怒”，甚至說：“政事不與你相干，王次兄勇王（即福王洪仁達）執掌，幼西王出令，有不遵西王令者，合朝誅之。”幼西王為蕭有和，天王之甥，是一個十幾歲的黃口孺子。
濫封爵職為太平天國的另一致命傷。早期除東、西、南、北、翼王及燕王（秦日綱）、豫王（胡以晃）外，無其他王號。天京內訌後，洪氏兄弟首先封王，其次為陳玉成、李秀成，至一八六一年前期，仍僅十人左右。此後愈封愈濫，多至二千七百餘人，一因出於猜忌，採眾建政策，以分削宿將實力，李秀成的大將陳坤書之封護王，即為一例。一欲借名號以收買臣屬，但事姑息，不明賞罰。強有力者互不相下，“各守疆土，招兵固寵”，不顧根本，此為洪仁玕之批評。“黨羽無定數，酋長無定謀，……偽王……不甚服偽天王、忠王之調度，各爭雄長，苦樂不均，敗不相救”，“此王所踞之地，常為彼王劫掠”，此為曾國藩的批評。李鴻章亦說：“增封多王，內亂猜忌，愈散漫不可制。”左宗棠說：“賊中偽王……彼此猜忌，勢不相下。”李秀成認為亡國大誤之一，即在濫封多王。至其他爵職，亦大量增加。一八五七至一八五八年之間，新設義、安、福、燕、豫等爵號，“不及一年，舉朝內外，皆義、皆安”。洪仁玕曾感慨地說，大家“動以升遷為榮，幾若一歲九遷而猶緩，一月三遷而猶不足”，若“再隱忍姑息，我輩無生理”。主將初僅數人，其後至少數百。天將、朝將、佐將，更不可數舉。一八六一年，有一位到過南京的英國人說，天京幾全是公職人員，均為消費者，亦是破壞者。
後期太平軍紀律的惡劣，為無可否認之事。號稱治軍嚴明的李秀成，亦不能約束所部。一八六○年，江寧李圭被虜，年餘後逃出，著有《思痛記》，記事尚能持平。據云：是年江蘇丹陽被李秀成部佔領後，“殺戮之殘，蹂躪之酷，無日無之。……弱者存活，十不二三。……行此事者，大抵湘、鄂、皖、贛等籍人，或流氓地痞，裹附於賊，或戰敗而降賊者。其真正粵賊，則反覺慈祥愷悌，轉不若是之殘忍也”。“賊亦令禁止騷擾百姓及劫掠衣物等，……顧賊眾奉行者少，而以清軍之降附者尤為凶殘貪暴。”又據江西高安縣志，“癸丑（一八五三）賊至，所擾惟典舖大家為甚。乙卯（一八五五）再至，惟以仇視官紳，苛勒殷富以售其黠，淫掠焚殺猶未甚也。至辛酉（一八六一）逆酋李秀成至，而禍斯極矣，分擾各屬，放手焚殺，恣意淫掠，各鄉勇男婦死者不下數千人，所過成焦土”。
浙江為太平天國晚期的主要轄區，兵戈連年不休。太平軍到後，人民流離逃亡，田畝荒蕪，耕種者不過十之二、三，粟、麥、油、鹽，搜索一空。加之釐捐局卡林立，抽剝重重，以至商賈斷絕，百貨騰貴。曾國藩說，以往百姓不待脅迫，“甘心從逆，樂為賊用，……今則民聞賊至，痛憾錐心”。“粵匪初興，粗有條理，……今則男婦逃避，煙火斷絕，耕者無顆粒之收，相率棄業。賊行無民之境，猶魚行無水之地；賊居不耕之鄉，猶鳥居無土之山，實處必窮之道，豈有久理？”“昔年粵匪所至，築壘如城，掘壕如川，堅深無匹，近亦日就草率。”外人亦言晚年太平軍，缺乏戰意，惟以燒殺破壞為事。
李秀成、李世賢的直接統治區，情況最稱良好，頗具條理，農民之田，以實種為準，五畝以下，免徵租捐。缺乏資金的商人，可向官請領本錢，或發給貨品，作定價格，售後還七成，留三成以供轉運，或定期還本，不取利息。蘇州、杭州一帶，市肆貿易如常。
糧食始終是太平軍的大問題，佔有南京的第二年，已有匱乏之虞，晚期許多城池，因之不守。有權勢的各王仍度其奢靡生活，大治府第庭園，競尚豪華，李秀成亦不例外。南京下關的英國副領事福禮賜（RJ Forrest）謂修建天京忠王府的工匠一千餘人，壯麗僅次於天王府。王冠為金製，鑲以珠寶。李鴻章謂蘇州的忠王府由七百人修造，三年尚未竟工，已是瓊樓玉宇，曲欄洞房，如神仙窟宅。花園三四所，戲台兩三座，為李鴻章平生所未見之境。浙江嘉興陳炳文的聽王府，磚瓦木石皆取之鄉鎮，用費出自田捐。江蘇金壇李世賢的侍王府，一座宮殿，可容千人。一位英國人說，南京無絲毫興盛氣象，絕不為人民設想，專恃劫掠為生，而又十分腐化，吸食鴉片及飲酒、賭博之風盛行。執掌朝政的蒙得恩，就是一個煙癮極大的人【註：據英國人說，在一八五八年，南京吸食鴉片的，已佔三分之一人口】。
二、全局瓦解
一八五七年翼王石達開的出走，關係太平天國的命運極鉅，不僅失去了一位有才能的軍事政治領袖，兵力亦因之大為削弱，安慶附近的駐軍隨之而去的約六、七萬人，江西省尤眾。估計太平軍的實力損失恐在一半左右。一八五九年，石達開自贛東經浙西、福建、贛南，西入湖南，擬進向四川，與湘軍劉長佑、李續宜劇戰於寶慶，遭受挫敗，改而南趨廣西。石部約二十萬人，以長江流域之人及廣東天地會為多，寶慶戰敗，軍心渙散，紛紛脫離。進入廣西之後，軍食不給，前途茫茫，士氣益為沮喪，或折而東走，或相繼敗亡，窮蹙已極。一八六一年，石率殘部約一萬餘人，再入湖南，取道湘、鄂邊地。翌年，進入四川東南境。四川地險民富，為清軍主要餉源之一。一八五九年，藍大順、李永和起於川、滇之交，北擾岷江流域，直逼成都，據有產鹽地區，聲勢頗大。石達開謀與聯絡。新任四川總督駱秉章率湘軍先至，藍、李屢為所敗，李不久戰死。一八六三年，石達開繞道滇邊渡過長江上游，經寧遠（西昌）北趨越雋，為大渡河所阻，遭土司與清軍夾擊，陷於絕境，全軍敗沒，石亦被俘。
一八六二年南京城外會戰。李秀成解圍失敗。翌年初，渡江西進，謀合陳玉成舊部與捻攻略皖北，期撼動湘軍大本營所在的安慶，並打通巢湖一帶糧源。以所部戰志不揚，無功而返。時逢青黃不接，餓斃不少。六月，自浦口南渡，復遭湘軍水陸截擊，損折十萬人，可謂慘敗。南岸太平軍所控制的僅餘蘇州、杭州、南京等城。
一八六三年七月，李鴻章的淮軍與常勝軍分路進向蘇州，戈登、程學啟為主將，配有大砲輪船，法國人訓練的洋槍隊，亦參加作戰。時白齊文以撤職懷恨，糾合舊部，投蘇州太平軍，仍不得意。九月，李秀成自天京回援蘇州，與幕王譚紹光反攻失利，白齊文降於戈登。十一月，太平軍內變，李秀成以事不可為，出城西去。十二月，納王郜永寬等殺譚紹光以降。程學啟入蘇州，誅郜永寬等。戈登大怒，與李鴻章決裂，不受節制，因為事前他與郜永寬曾有諒解，更憤李鴻章破壞了今後他的瓦解敵人策略。李部繼下無錫，進攻常州。太平軍鑑於蘇州殺降，堅守困鬥。一八六四年二月，戈登承英公使卜魯斯之意，續行參戰。卜魯斯對他說，這全是為了英國的利益。五月，戈登助淮軍佔領常州，戰事已近尾聲，常勝軍解散。四年以來，常勝軍用餉千萬元，有助於李鴻章的平定江南者頗大。浙江左宗棠部，自一八六三年四月起，圍攻富陽，日久不下。九月，德克碑率常捷軍自浙東來會，始行佔領。復經六個月的苦戰，翌年三月，杭州太平軍棄城而走，左部及常捷軍大肆搶掠。同月，李鴻章軍克嘉興，附近各城均降。
一八六三年冬，南京外圍附廓要地，幾盡為曾國荃攻佔。蘇州失守後，李秀成知大勢已去，南京無糧，兵力僅萬餘人，勸天王棄城他走，另求出路，確不失為上策。天王不從，說：“朕奉上帝聖旨、天兄耶穌聖旨下凡，作萬國獨一真主，何懼之有？……朕鐵桶江山，爾不扶，有人扶。爾說無兵，朕之天兵多於水，何懼曾妖乎？”命大家以“甘露”（百草）為食。城內盜賊蜂起，曾軍“日月逼緊，內外驚慌，守營守城，無人可靠”，不少高級人員通敵，甚至涉及李秀成。及常州失陷，洪秀全一切絕望。一八六四年五月三十日，令大眾安心，“朕即上天堂，向天父、天兄領到天兵，保固天京”。真可謂至死不悟，亦可說是尚在自欺欺人。兩天后，服毒自盡，年五十二歲。他的兒子幼主（天貴福）繼位。
圍城湘軍近五萬，自四月以來，百計環攻，傷亡達十分之一。淮軍既下常州，清廷為早日拔取金陵，命李鴻章派砲隊合攻。李知曾國藩欲使曾國荃獨成大功，托詞不行。曾國荃屢言所少不在兵而在餉。於是加緊開掘地道，七月十九日（同治三年六月十六日），炸塌天京城垣，湘軍突入城內，四處縱火，太平軍聲言，“弗留半片爛布與妖享用”。三日之內，“賊所焚者十之三，兵所焚者十之七，煙起數十道，屯結空中不散，如夾山絳紫色”。湘軍“貪掠奪，頗亂伍。中軍各勇留營者皆去搜括，甚至各棚廝役皆去，擔貨相屬於道”。及盡得金銀珍物，再放火滅跡。將領“人人足於財，十萬以上貲，殆百數”。“城破之後，精壯長毛除抵抗時被陣殺外，其餘死者寥寥，……城上四面縋下老廣匪不知若干。沿街死屍十之九皆老者。其幼孩未滿二三歲者亦被戮以為戲，匍匐道上。婦女四十歲以下者一人俱無（均被虜），老者負傷或十餘刀，數十刀，哀號之聲達於四方。”凡此均為曾國荃幕友趙烈文目睹所記，總計死者約二三十萬人。
李秀成護幼主衝出，中途相失，李被俘虜。曾國藩到後，命自書供詞，寫畢被殺，年四十歲，為太平天國留下一部有價值的史料。曾國藩謂幼主必死，實已逃至浙江。左宗棠方欲張敵勢，江西巡撫沈葆楨為爭餉事，與曾早有芥蒂，均語多鐫譏。中外復紛傳南京金銀如海，清廷初冀於克城之後，作軍餉賑濟之用，曾則謂全無財物。各方議論不已，爭指目曾國荃。曾國藩近年惟恐權位太尊，聲望太隆，功高震主，畏譏畏讒，至是，告誡乃弟謂“古來成大功大名者，除千載一郭汾陽外，恒有多少風波，多少災難，談何容易！願與吾弟兢兢業業，各懷臨深履薄之懼，以冀免於大戾”。他決心將所部裁撤，曾國荃亦開去浙江巡撫本缺，“軍氣憤鬱慘沮”。
天京陷落之前，李秀成以江、浙無糧，洪秀全又不肯放棄天京，改命各軍西入江西，得糧後再回援天京，就中以侍王李世賢、康王汪海洋兩軍為大。他們的口號是“與其餓死江南，不如戰死江西”。八月，困守浙江湖州的太平軍為李鴻章、左宗棠及常捷軍擊走，江、浙無太平軍踪跡。幼主與干王洪仁玕等，經皖、浙而西，期會同李世賢進向湖北，合扶王陳得才部。十一月，在贛東被擒。李世賢由贛而粵、而閩，十月佔領漳州及閩南諸城。左宗棠、李鴻章派軍前來，一八六五年五月，克復漳州，李世賢為汪海洋所殺。是後汪部出沒閩、粵、贛邊境，據有粵東嘉應，至一八六六年二月為左軍消滅【註：一八六二年，台灣天地會戴潮春等舉事，眾至二十餘萬，規模頗與太平天國相近，越二年失敗。一八六五年，餘黨再起，盛傳李世賢部將入海，並有美船偷運太平軍入台之說】。
扶王陳得才及遵王賴文光於一八六二年自皖北經河南入陝西，尋復東還，以英王陳玉成敗歿，李秀成命再西去，招兵回救天京。翌年，佔陝西漢中。一八六四年分路東下，合捻入湖北，知南京不守，徘徊於鄂、皖之間，為僧格林沁所敗，陳得才自盡，賴文光與捻合流，別創一新局面。
三、捻亂的擴大與平定
太平天國後期的軍事活動，限於長江下游，與兩淮的捻關係甚為密切。陳玉成、李秀成的早期兵力，半數為捻。一八五八年，捻首李昭壽背叛，對李的打擊殊重，張洛行等則始終與陳合作。捻的根據地原在淮河以北，是年進入河南、魯西，雖志在虜掠，亦予太平軍以聲援。翌年，分道四出，東至魯中，西至豫西、豫南，飄忽往來，乘虛蹈隙。一八六○年，西支大掠河南開封，縱橫三十餘州縣；東支入山東，擾濟寧、泰安，所經二十州縣。復折返皖北，途中“夾擁資糧數百車，牲畜數萬，歌呼而行”。一八六一年，捻尤為活躍，西路為配合陳玉成軍的西征，二至五月，一支入河南南部，一支入河南東部、中部，經南陽、鄧州，破湖北老河口，然後返回亳州。九至十一月，再度西來，一支攻開封、鄭州、洛陽，一支攻湖北襄陽、樊城，東路入山東，屢敗自京畿南來的僧格林沁，兩逼濟南。僧軍“疲於奔命，芻糧不繼，士馬疲羸”，惟有守黃河，以固直隸。捻長驅而東，進至煙台，為英、法軍擊退。
同年（一八六一），山東白蓮教蜂起，魯南以宋繼鵬為首，稍後又有冀南的張錫珠。魯中的劉德培，似亦屬白蓮教。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奔波於直隸、山東、河南、安徽四省。皖北太平軍失敗後，捻勢大衰。一八六三年，僧格林沁攻下雉河集，擒張洛行，繼平苗沛霖。張洛行的餘部由其侄梁王張宗禹及魯王任化邦統率，流竄河南境內，後合遵王賴文光。賴文光工於謀略，張宗禹富有機智，任化邦最為善戰，專採飄忽馳驅的運動戰術。
一八六一年以來，清廷恃黃、淮流域的主帥僧格林沁若長城，與長江流域的曾國藩儼然為兩大柱石，但彼此並不十分融洽。僧部為英、法聯軍敗後，拼集成軍，戰鬥力大不如昔，且毫無紀律，所過殺掠如洗，民間極為仇視。一八六四年九至十二月，與捻角逐的即為僧軍，捻屢敗僧於豫南、鄂東及鄂豫之間。翌年一月，又大敗於豫西魯山。三月，捻疾走魯、蘇之交，僧窮追不捨。五月十八日，全軍在山東曹州覆沒。捻本以行動敏捷勝，每戰先以遊騎四出，“偵官軍至，避走若不及。或窮追盡夜，乃返旗猛戰，以勁騎分兩翼抄官軍，馬呶人讙，剽疾如風雨，官軍往往陷圍不得出”。至是盡得僧軍的蒙古馬匹，如虎得翼。
僧格林沁敗死，華北震動，京師戒嚴。詔命曾國藩督辦直、魯、豫三省軍務，又命直隸總督劉長佑、天津通商大臣祟厚統洋槍隊，扼守直隸南境，李鴻章亦自上海派軍由海道增防天津。曾國藩以所部湘軍多為南人，不宜於北，且半數解散，須添募黃、淮一帶兵勇，增購戰馬，置備砲船，月餘後始行北上。他的戰略，第一改追擊為堵剿，以靜制動，分置四鎮，於河南周家口、山東濟寧、江蘇徐州、安徽臨淮關，各駐重兵，多儲糧械，一處有急，三處往援，將捻包圍在蘇、豫、皖邊區。第二為控制捻的根據地，於亳州、蒙城、宿州及有捻地區，修築墟寨，清查戶口，實行保甲連坐法，以拔除捻的來源，並絕其物資。四鎮兵力約八萬，三鎮由淮軍分任，接近南方的臨淮關歸湘軍負責，原因是淮軍多為北人，習慣適宜。
捻於殲滅僧格林沁軍後，折回淮北，補充休息。為突破湘軍、淮軍的大包圍，穿越河南，進入湖北，逼近武漢。一八六六年春，復入山東。曾國藩以四鎮圍堵無效，改採堤牆防河辦法，北自開封附近的八仙鎮，南至周家口，守賈魯河，朱仙鎮至開封挖河築牆以守，周家口至安徽槐店以迄正陽關，守沙河，此為西線。自正陽關東至臨河關，守淮河，此為南線。東線守運河，北線為黃河，將捻逼於山多田多的豫南、鄂北，以制其馬隊。是年秋，捻突破開封、朱仙鎮間的堤牆，東走山東，曾的防河戰略又告失敗。他亦知河防實難周密，惟以官軍馬隊遠不及捻，專恃步隊追擊，斷不能制，不得不出此下策。捻雖突破河防西線，但為東線運河所阻，返回豫東。
三年以來，捻屢戰屢捷，賴文光終感獨力難支，孤立難久，命張宗禹西進陝、甘，聯合回眾，以為犄角，自與任化邦留於中原，因有西捻、東捻之稱。曾國藩以督師年餘無效，復為言官所劾，奏請開缺。詔以李鴻章代為欽差大臣。賴文光率領東捻，再入湖北。一八六七年一至三月，屢敗淮軍、湘軍於鄂北、鄂東。曾國藩時代，對於淮軍的指揮已感困難，李鴻章繼任，湘、淮軍意見愈深。六月，東捻於八日之間，自湖北疾入山東，破運河堤牆，走膠東。李改守膠萊河，東捻返撲不利，精銳大喪。次年一月，賴文光被俘，東捻平。
西捻張宗禹，入陝西後，大破清軍於西安附近。因受湘軍劉松山及新任陝甘總督左宗棠部的壓迫，北走陝北。聯合回眾不成，東渡黃河，入山西、直隸，謀援東捻。一八六八年二月，逼近保定，北京為之震撼。捻“以走自活”，亦以走疲官兵。官兵十餘萬人，不能遏其竄越，各將領彼此觀望，縱勇擾民，“民仇兵甚於仇賊”。而且號令不一，直隸各軍統於左宗棠，左之外尚有兩位欽差大臣，山東各軍統於李鴻章，李之外尚有兩位巡撫，李、左之間復不協和。捻一度進至天津城外，尋南走山東，屢次撲攻運河。七月，連日大雨，直、魯之交，成為澤國，捻騎不能奔馳，為淮軍圍困於魯西北境。張宗禹投河而死，西捻平。
自一八六四至一八六八年，捻馳騁於安徽、河南、山東、江蘇、湖北、陝西、山西、直隸八省，傾湘、淮軍及數省兵勇之力，始予蕩平，雖由捻之善戰，實以官兵暮氣太重。淮軍為剿捻主力，驕逸亦為各軍之冠，所恃者實為西洋槍砲。捻亂平，太平軍方算全部消滅，自廣西舉事以來，首尾十九年。
第三節 西南與西北
咸豐、同治兩朝，可謂多事之秋。除縱橫南北的太平軍，出沒黃、淮流域的捻與白蓮教及遍擾兩粵、閩、台的天地會外，僻遠地區的西北、西南亦叛亂疊起，先後二十年，無一不直接、間接與太平軍相關，或多或少受到太平軍的影響。
一、貴州的苗與教
貴州漢、苗交錯，地瘠民貧，歲賦所入，僅當浙江一大縣，官祿兵餉多仰給他省。苗性強悍，素稱難治。改土歸流後，官吏貪暴，一切供應力役，悉取之於苗民。漢人復侵奪其地，重利盤剝，苗民生計陷於絕境，以致鋌而走險。嘗謂：“吾輩不知何者為反，以兵來則戰，以好來則撫，飢則掠，怒則殺耳。吾不擾官，官乃擾吾，惟有強者勝耳。”此為苗疆多事之主因。以往官府所恃的是武力鎮壓，太平軍起，部分戍軍他調，協濟餉銀不至，治安遂不克保。此次事變，通名為苗亂，其實苗人之外尚有夷人、回人，及更多的漢人，不過首先發難，勢力最大的則為苗人。
一八五五年，苗亂起於黔東，張秀眉為首。漢人領導的白蓮教紛起響應。白蓮教支派不一，各以紅、黃、白、青布作為頭巾、衣褂、旗號，有紅號、黃號、白號、青號之別，官方稱曰“號匪”。此外尚有齋教、燈花教、太平教。就中以紅號、黃號、白號為大，分佈於黔東及黔東北十餘縣，與苗聯合後，蔓延及於全省，合計約三十萬人。一八六○年，石達開部的一支，自廣西進入黔南，與苗教逼攻貴陽。清命湘軍赴援，苗教聞兵至，四散伏匿，兵過復行嘯聚。太平軍平定後，北京從曾國藩之議，命湖南巡撫統籌黔事，由在四川的湘軍策應。一八六七年，西路湘軍平定貴州西北，一八六八年，東路湘軍攻破教黨的根據地荊竹園（屬石阡）。一八六九年，苗軍大敗東路湘軍，惟以久戰無糧，勢漸窮蹙。一八七○至一八七一年，湘軍屢勝。一八七二年五月，苗教的根據地台拱、凱里失陷，張秀眉被俘，降者十餘萬，被殺者二萬餘，全黔底定。苗民存者僅十之二，各地城廓田廬亦多變為廢墟，苗人精壯殆盡，漢人亦流離失所，死亡幾半。
二、雲南的回、漢反滿軍
雲南變亂的原因，與貴州略同，在貴州是漢、苗不和，在雲南是漢、回仇視。回民有信仰、有組織，文化程度高，民族意識強，與漢人雜處，風俗各異，利害衝突，相互輕侮忌恨，會黨復從中播弄。回民勢眾心齊，有清真寺公費，緩急相通；漢人亦團練自衛，各出“保家錢”、“買命錢”。法令規定回民有犯，加等科罪，牧令每遇漢、回相爭，往往偏袒漢人，回民不得其平，逕行尋仇報復。一八四五年，滇西永昌（保山）漢回爭地互鬥，官軍助漢攻回，回民死者四千餘。他處回民繼起，燒殺漢人家室，歷久不平。一八四七年，林則徐任雲貴總督，剿辦回亂，懲處滋事漢人，命雙方具結互保，此後七八年間，相安無事。
雲南回教徒中最具聲望的為大理掌教馬德新，曾赴麥加朝聖，遊君士坦丁堡。洪秀全假基督教自立王朝，他何嘗不可以回教作號召？杜文秀、馬如龍（獻）均入其門。杜文秀為保山秀才，頗有才略，永昌變起，親至北京上控，聞見益廣，遂生輕視清室之心。馬如龍為臨安武生，勇狠好鬥。一八五四年，亂事擴大，回民抗官兵，漢人殺回民。馬德新嗾使回眾，包圍昆明，城內回民數千被屠。雲南西部之亂，繼之而起，一為李文學領導的夷人、漢人，據有彌渡，以“剷除滿清贓官，殺絕漢家莊主”，田畝悉歸庶民，不別夷、漢為口號。一為杜文秀領導的回民，是年九月，奪佔大理，蓄髮易服，建號“平南”，稱總統兵馬大元帥。他知道漢眾回寡，欲成大事必須聯合漢人，亦要結好夷人。承認“三教（回、漢、夷）各有根本，各行其是，既同營幹事，均宜一視同仁”，相助相安。“春秋祀孔子，錢帛濟貧民，委鎮地方，回、漢同任，招待賓客，回、漢同席。”所屬官職，漢人居其大半，漢兵十之七八，回兵十之二三。設學校，給耕牛，興修建，建行店，以安士、農、工、商。他說他之舉兵“純為滿人奪我中夏，傷我同胞，滅我回族”，“但得回、漢同心，以雪國恥。……始則除滿，次則樹漢，三則除奸”。除了宗教信仰與太平軍不同，反滿的立場是一致的。
由於地理的關係，初期杜文秀的重要性原不及馬如龍。馬如龍的勢力距昆明不遠，可以直接威脅省城。一八五七年，昆明二次被圍，數月不解，總督恒春自縊，人民餓死數萬。清廷改取安撫政策，授馬德新以管理雲南清真寺事務之權，回眾陸續退散。一八五九年官軍西征，杜文秀力不能拒。翌年，馬如龍又攻昆明，西征軍腹背受敵。馬如龍與杜文秀曾有協議，如杜先有省城，馬聽杜號令，如馬先有省城，杜聽馬號令，鹽課均分。馬屢攻省城，杜未相助，反獨佔鹽課之利，馬遂起不平，杜亦對馬生忌。馬餉糈不足，練勇更是他的勁敵，既不能佔領昆明，成功可能殊鮮。一八六二年，馬受雲南巡撫的招撫，此為滇亂的重大轉變。從中運用的為岑毓英。
岑毓英原為廣西西林土司，一八五六年，募勇來滇，歷任知縣、知府，馬如龍投降後，岑一躍而代理雲南布政使。馬德新希望取得平南王的封號未成，一八六三年春，召東路回首馬榮，襲據昆明，殺總督潘鐸。岑聯合馬如龍，驅逐馬榮，從此馬德新漸無能為。馬如龍屢勸杜文秀歸順，杜以勢成騎虎，自信縱不能大成，亦可偏安小就。一八六七年，杜乘岑毓英駐軍遠東，大舉東進，昆明附近城池盡為所有。如以雲南情勢而論，十分危殆，但就全局來看，官軍已漸入佳境。中原捻亂已近尾聲，北京以湘謀黔，以川謀滇。一八六八年，授平定黔西的湘軍統帥劉嶽昭為雲貴總督，岑為雲南巡撫。岑回援省城，劉為固後方，各省協餉續至。岑再施其分化政策，說杜的大將漢人李芳園來歸，杜軍大敗，省城四圍肅清。
雲南地鄰越南、緬甸，勢力已進入越、緬的法、英謀乘機擴張利權。久在雲南傳教的法國高司鐸（P. Fenouil）代岑毓英、馬如龍製作彈藥，來自上海的法國軍火商涂普義（Jean Dupuis）為他們購運軍火，設廠造炮，並有法國武官為他們練兵。英人司萊登（Edward B. Sladen）亦自緬來騰越貿易。杜在緬甸開設商號，所以杜軍亦有洋槍，惟不及岑、馬的精利。收復昆明附近諸城後，再度西征，大理勢危。一八七一年，杜遣使前往倫敦，乞援納貢稱臣，但無所成。一八七二年十二月，岑毓英攻下大理，杜文秀自盡，降回三萬餘人被殺，李文學亦兵敗被擒。次年，岑部克騰越，雲南亂平，前後十八年。
三、陝甘回與馬化龍
陝甘為漢、回雜處的另一地區。一八六二年，太平軍進入陝西，關中回勇潰散滋擾，與漢人互相焚殺，渭河南北數百里咸為焦土，西路及甘肅回紛起響應。清命多隆阿與勝保分由皖、豫赴援，勝保一再失利，革職治罪。翌年，多隆阿先肅清東路，解西安之圍，續肅清西路，屠殺極酷，回眾退甘肅【註：一八六四年，多隆阿進攻來自四川的藍大順於盩厔，受傷而死】。
甘回有新教、老教之別，互爭不已，官府左袒老教。馬化龍為新教首領，與滇回相通。一八六一年，亂事初起於西寧，以馬桂源為首。翌年陝亂大作，馬化龍舉兵於寧夏金積堡，控有隴北、隴東，稱“總統隴郡兩河（黃河、湟水）等處地方軍機事務大總戎”。繼起的為據有河州的馬占鰲，佔有肅州的有馬文祿，甘肅全省僅存蘭州、秦州、鞏昌三府。滇亂為回、漢聯合，甘亂為回、漢仇殺。甘肅地本乏糧，加之耕耘廢時，回騎剽疾，出沒隴東，西來官軍糧運時為所阻，統將又多貪蝕。屢為回敗，譁潰相繼。清廷不得已，授湘軍將領楊岳斌為陝甘總督。楊原統水師，用違所長，一籌莫展。一八六六至一八六七年，蘭州兵變，同時捻眾西來，陝回再起，以白彥虎等為著，與馬化龍相結。甘肅土寇董福祥聲勢亦大，蹂躪陝北，關、隴全境幾乎不保。於是以左宗棠代楊岳斌。
左的戰略為“剿捻宜急，剿回宜緩。欲清西陲，必先清腹地，然後官軍無後顧之憂，餉道免中梗之患”。一八六八年，左自陝回師，追擊西捻。及西捻蕩平，重返西安。西北用兵最感困難的為無法就地取給。左原擬“且防且剿，且戰且耕”。事實上不易做到，仍賴東南、華中諸省協濟。復向上海洋商兩次借款三百四十萬兩，由海關擔保攤還，用以購置洋槍【註：主持人為胡光墉】。左先靖陝北土寇，降董福祥，繼破隴東陝回【註：湘軍中多哥老會黨，關中甫平，左軍因哥老會的煽動，相繼在陝、甘之交譁變】。
一八六九年秋，左軍進攻金積堡。金積堡形勢險要，周圍堡寨四百餘座，北經蒙古，交通俄人，輸入洋貨、槍砲。回眾拼死力戰，左軍屢攻不下，大將劉松山陣亡。一八七一年一月，馬化龍糧盡，請降，被凌遲處死，甘回瓦解。一八七二及一八七三年河州及西寧回降。一八七三年，左收復肅州，屠回民七千餘，甘境肅清。此為左宗棠西征的第一階段，第二階段為進軍新疆。
四、阿古柏並據新疆
清朝對新疆的措施，天山南路不同於北路。北路本為蒙古游牧之區，征服準噶爾後，各地設官駐兵，實行軍屯，招兵承墾，開置郡縣，分立義塾學校，漸與內地無殊。南路為回民居住之區，城市佈列，人口較密，文化俗尚，自成一格。回部平後，戍卒商民概不得攜眷，有賈販而無耕戶，有武員而無文吏，仍沿舊制，置柏克（Beg）以治轄境人民，惟不得世襲。對於回民信仰風俗，採放任政策，柏克判斷詞訟，一依其教規，不從國家法令。漢人赴回疆者須持有護照，寓居漢城，使回、漢隔離。表面上回民似享特殊待遇，實際則不能與蒙、藏並論。回教的和卓（Khodia聖裔），既無西藏喇嘛的崇高地位權利，亦不能與蒙古的王公相比。滿、蒙互為嫁娶，蒙人之居軍政要津高位者，指不勝數，回人無此幸運。加之官兵貪橫，益使憤怨。同種同教的中亞汗國，從而構煽，乾隆年間的大小和卓後裔伺機而動，無時不思恢復其故有權位。
陝、甘變作，新疆孤懸塞外，接濟不至，東干回（陝甘之漢、回）西來鼓誘，大亂隨之爆發。初期以一八六四年起於庫車的纏回布格聶丁（Burghanuddin，即黃和卓）之勢力為大，西並阿克蘇、烏什，東有喀喇沙爾（焉耆），稱東土耳其斯坦王。同年喀什噶爾、葉爾羌、和闐回繼為亂，此為南路的大勢。北路的東干回以烏魯木齊（迪化）為中心，其首領妥明，與馬化龍相通。庫車亂起，烏魯木齊官軍赴援挫敗，妥明乘機舉事，屠殺官民二萬餘人，東西各城先後為其所有，號清真主。伊犁應之。一八六六年諸城悉陷，將軍以下死者數萬。塔爾巴哈台於同年失陷，東部的哈密旋失旋得，全疆未陷者巴里坤（鎮西）一城而已。
舉兵於喀什噶爾的為金相印、思的克（Sadic Beg），以攻城不下，乞援於中亞的浩罕。時浩罕王數敗於俄人，無力以大軍為助，命阿古柏（Yakub Beg）奉張格爾（Jehangir）之子布什爾克（Buzurg Khan）前往。張格爾為回疆大和卓之孫，道光年間曾據南路，兵敗被俘，但威勢仍在。一八六五年一月，阿古柏至自安集延（Andizhan），沿途應者頗眾，一舉而佔有喀什噶爾，東敗黃和卓，眾約一萬五千人。翌年，兼併葉爾羌。一八六八年，阿古柏廢布什爾克，自稱回疆國王、幸運汗（Batautet Khan），成了東方回教徒的英雄。其後續有和闐、阿克蘇、庫車、喀喇沙爾各城，與北路的妥明分有新疆。一八七○年，妥明來攻失敗，吐魯番亦為阿古柏所有，妥明投降，阿古柏控有天山南北。前應妥明之約自陝、甘西來的白彥虎，亦歸阿古柏。
阿古柏在新疆擴張之時，正為俄國積極經略中亞之時。阿古柏與俄國均不願多方樹敵，一八六六年雙方成立諒解，互不相犯。一八六八年，俄軍破布哈爾及基窪聯軍，滅布哈爾，命阿古柏稱臣。阿古柏素惡俄人，曾參與中亞回教汗國的抗俄戰爭，一度受傷，這時他的祖國浩罕又受到俄國威脅，拒絕了此一要求，轉與英國通好。印度的英人得總督支持，前來喀什噶爾，贈以軍火。是後四年，彼此使節往來不斷。阿古柏亦曾派人赴俄交涉，未得要領，所以仍留妥明於北路，以作對俄緩衝。一八七一年七月，俄軍佔有伊犁以制阿古柏。次年六月，阿古柏被迫與塔什干總督闊幅曼（Von Kaufman）訂約，許俄人通商新疆，俄國承認阿古柏為東土耳其斯坦首領。
阿古柏對於俄人的商務活動，多方阻撓，同時廣結與國。一八七三年遣使土耳其，奉為上國，接受東土耳其斯坦愛密爾（Amir，即聖裔）的封號。一八七四年二月，復與印度總督的代表福錫特（TD Forsyth）訂約，允英國通商，派設使領，英國承認他為喀什噶爾及葉爾羌地區的愛密爾，亦即只承認他是天山南路西部的統治者，而不及東部與天山北路，以免刺激俄國。英國對新疆的貿易頗為興旺，俄國受到打擊，準備武力對付。唯一以一八七五年浩罕戰爭發生，不得不先其所急；二以阿古柏與英國交密，勢須出以慎重；三以左宗棠已動員西征，不妨暫觀其變，相機而行。
五、左宗棠的遠征
關、隴戡定之前，清廷無力顧及新疆，及肅州克復，左宗棠即奏籌出關，詔命各軍西進。適日本侵犯台灣，東南吃緊，李鴻章時任直隸總督，當外交之衝，認為日本為中國大患，主張暫停西征，節調以備海防。李係就經濟時勢立論，謂平時新疆年需兵費三百餘萬兩，縱令收復，徒增今後漏卮，殊為不值。況新疆界於英、俄及各回國之間，斷難久守，阿古柏與英、俄相結，皆不願中國得志。目前兵力財力，萬不能及此，且慮別生他變。惟有嚴守現有邊界，招撫新疆回首，准其自為部落，略奉中國正朔。“新疆不復，與中國之元氣無傷，海疆不防，則腹心之大患愈棘。”左宗棠另有所見，謂目前海防並不急於塞防，停兵不進，劃地而守，不惟兵餉不能裁減，無益海防，反同自撤藩籬。中樞大臣文祥深贊其議，遂於一八七五年五月，命左以欽差大臣督辦新疆軍務。左於新疆久有認識，屢言他之所以以六十有五之年，毅然負起此一艱鉅之任，實為國防前途計。“中國盛世，無不奄有西北，及其衰也，先捐西北，以保東南，國勢浸弱，以底滅亡。”“重新疆所以保蒙古，保蒙古所以衛京師。”“俄人擴境日廣，由西而東萬餘里，與我北境相連，僅中段有蒙部為之遮閡。徒薪宜遠，曲突宜先，尤不可不預為綢繆”，“欲杜俄人狡謀，必先定回部”。
左宗棠之經營陝、甘，全恃東南各省的接濟，得之於上海、廣州海關者尤多，但不能如數解撥，積欠達二千七百餘萬兩。現在遠征天山，需費孔急，上諭命每年協調五百餘萬兩，而實解不足三百萬兩。一八七七年，左宗棠請續借洋款一千萬兩，李鴻章與兩江總督沈葆楨均不謂然，結果僅得半數，另由戶部於庫存關稅項下提拔二百萬兩。翌年，又借三百五十萬兩，一八八一年再借四百萬兩，共計一千二百五十萬兩，均由海關擔保。甘肅產糧無多，無力供應大軍，哈密屯田所得有限，且緩不濟急，不得不分地採購。一為河西；二為口北，即歸化、包頭、寧夏；三為關外，即新疆東部；四為俄國，實際來自伊犁。河西之糧由官民分運，逐段接遞；關內用騾車、馱驢；關外用駱駝，兵卒並隨帶生薯，既可止飢，又可解渴。口北之糧由商人負責，全用駱駝。道路關係運輸、行軍極大，左初至陝西，即修築海關至西安一段，然後接至蘭州，以迄玉門，沿途栽植楊柳。玉門以西，工程最為艱難。兵力編配，尤費苦心。因為道遠運艱，不能用眾，必須汰弱留強，以傭軍為主，轉以豫軍、皖軍、甘軍、蜀軍，共約七萬，一部分使用西洋軍火，俱於上海採購，大都來自德商泰來洋行（Telge and Co.），借款亦與該洋行有關。復以玉門以西，水草奇缺，只好分批行軍。凡此均可見用兵新疆之不易。
更棘手的為國際的牽制。英人力圖與阿古柏結好，冀使回疆變為印度的外圍，不願中國的勢力重行進入。一八七六年，英使威妥瑪恫嚇李鴻章及總理衙門，謂阿古柏“雄桀能軍，與俄人狼狽一氣，左軍殊難制勝”，最好認為藩屬。左堅決反對。北路收復後，英外相又屢與中國駐英使臣郭嵩燾相商，主回疆別立一國，尊中國為上國，左仍執不可。當左軍順利推進之時，上海英國報紙反捏造挫敗的新聞。俄人初欲假手左軍，直接打擊阿古柏，間接打擊英國，消耗中國的力量，使兩敗俱傷。左軍動員之初，俄國軍官曾至蘭州，對左佯示友好，謂一俟中國收回北路，即交還伊犁，並願代置辦糧食。及阿古柏戰敗，俄人反濟以軍火，不再以糧食轉售左軍。左的勝利似出乎俄人預料之外，此後不惜多方與中國為難。
一八七六年四月，左的大營自蘭州移設肅州。他的戰略為“緩進速戰”，先事充分準備，再相機猛攻。阿古柏利用陝回白彥虎與妥明舊部守北部，而以主力守南路。八月，左軍大破白彥虎，乘勝收復烏魯木齊。阿古柏集重兵二萬餘於吐魯番，翌年，復敗。五月，阿古柏死，回眾內訌，已成崩潰之勢。阿古柏之子伯克呼裡（Beg Kuli Beg）西走喀什噶爾，左軍連復南路各城，十二月，克喀什噶爾，伯克呼裡、白彥虎遁入俄境。左遂收復了淪沒十三年的新疆。
左之得以順利的成功，一以阿古柏雖稱善戰，兵力財力終屬不足，本地回（纏回，即維吾爾回）不堪阿古柏的搜括，復與東干回不和，人心思漢。二以他未能獲得切實的外援，英國為地理所限，又顧慮俄國，僅給以有限度的外交與物資支持。俄國欲坐收漁利，雖曾助以軍火，但阿古柏敗局已成，俄國牽於中亞及土耳其之戰，不欲再捲入新疆之事，以免引起與中國之爭。三以左宗棠意志果決，計劃周密，清廷全力支持，湘軍主將劉錦棠又善於用眾，卒能使生長於魚米之鄉的湖湘子弟揚威於風沙漫天、冰雪載地、石田千里的西域。
第四節 人民的浩劫與軍政的演變
自一八五○年至一八七七年，中國經過二十八年的全國性與局部性的變亂，直接蒙受災害的當然是人民。滿地瓦礫，遍地白骨，喪失生命財產幾何，不易得知。人煙稠密的長江流域，為太平軍與清軍往復爭奪燒殺之區，湖南為時約四年，湖北約五年，江西約八年，安徽、江南約十二年，浙江約五年，其他被兵之省，以廣西、廣東為久，次為四川、河南、陝西、山西、山東、直隸，多則七八年，少亦二三年。江南往往二三十里，不見居民，戶口有僅存五分之一者。浙江一片劫灰，道殣相望，昔時溫飽之家，大半成為餓莩。號稱天堂的杭州，居民由八十餘萬減至數萬。皖南“野無耕種，村無炊煙，市人肉以相食”。皖北“但有黃蒿白骨，並無居民市鎮，竟日不見一人”。江西數百里“不聞雞犬聲，惟見餓民僵斃於道”。曾國藩謂“大抵受害於賊者十之七八，受害於兵者，亦有二三”。我們不妨說各居其半。有謂一八五一至一八六五年十四年間，中國人口之死於戰亂者，至少為二千萬或五千萬，雖不一定正確，恐亦相去不遠。據官方的統計，一八五一年江蘇人口約為四千四百三十萬，浙江約為三千萬；至亂後十年，即一八七四年，江蘇約為二千萬不足，浙江約為一千一百萬不足。如屬可信，此兩省人口已減少四千餘萬。安徽、江西所受戰禍不亞於江、浙，人口的死亡當亦不少於江、浙。數十年後尚未能恢復以往的盛況，依然是殘破蕭條。
至於西南、西北，亂前雲南人口約為七百五十萬，亂後據說僅存三百萬，死亡百分之六十；貴州亂前約為五百四十萬，亂後約存三百三十萬，死亡百分之四十。陝西亂後，城邑堡寨，民靡孑遺，回人原有數十萬，除西安城內的二三萬外，餘均盡族西去。亂前全省人口約一千二百萬，亂後十年，仍僅八百萬。甘肅原來漢多於回，亂後回多於漢，隴東千里荒蕪，炊煙斷絕。固原州城，漢人存者不過十數，靈州不過數家，寧夏幾無遺類。河西肅州城中漢民原三萬餘，被回人先後殘殺，存者僅一千一百餘口。回人死於兵戈者，亦不在少數，官兵每克一城，屠戮現以千計。通省漢人死者十之八九，回民死者十之六七。亂前人口為一千五百萬，亂後不足二百萬，雖未必屬實，死亡的數目恐在半數以上。
大亂對於政治軍事的影響，亦至重大。顯而易見的為正規軍的沒落，代之而興的為地方練勇，即湘軍與淮軍，以及其他私人武力，如雲南的岑毓英，甘肅的馬占鰲。八旗軍久已空有其名，綠營亦驕頑腐窳。江南大營兩次陷落，其主力幾乎全部崩潰。保衛湖南，肅清湖北、江西、安徽、浙江，克復金陵，底定閩、粵的為湘軍，平定江南、閩南，及捻亂的為湘、淮聯合軍。至於廣西、貴州、四川、陝西、甘肅、新疆的底定，固均湘軍之力，雲南的底定湘軍亦與其役。簡言之，二十餘年大亂之削平，無一不賴湘、淮軍，尤其是湘軍。清的統治之得以續延五十餘年，可說是湘、淮軍所給予，但是清的權力已日益削弱。
清廷既恃湘、淮軍削平大難，湘軍轉戰十八省，淮軍的踪跡亦遍及長江、黃河下游。軍事甫了，各省要區，悉以湘、淮軍留防，成為勁旅，稱為“勇營”。綠營益同虛設，因就中選擇訓練，編制、餉章，悉仿湘、淮軍之制，名曰“練軍”，始於直隸，各省相繼踵行。此為近代兵制的一大改革。其實綠營與湘、淮軍互有利弊，綠營官皆選補，士皆土著，兵非將有，為國家的軍隊；但官不久任，兵為世業，訓練不施，心志不固。每遇徵調，臨時抽選，臨時命將，兵與兵不相習，將與兵不相知，團結不堅，指揮不靈，自難言戰。湘、淮軍上下一體，有如父兄之與子弟，“將卒親睦，各護其長，其將死，其軍散，其將存，其軍完”；委任專而事權一，形成一利害團體，人人肯出死力。其流弊則是國家的武力變為私人的武力，而以淮軍為尤甚。湘軍的領袖多為儒士，有其抱負，重尚道義，不必全視曾國藩的舉措為向背，不惟王錱、左宗棠如此，江忠源、羅澤南、李續賓、楊岳斌、彭玉麟亦各有其是非。淮軍為後起，而日後對中國的影響遠在湘軍之上。淮軍將領流品不齊，出身與教養，多不能與湘軍相比，十之八九為鄉里豪強與不學武夫，志在富貴，惟李鴻章之命是從；李亦以利祿驅策之，非他不能督率統懾。繼承他的衣缽的為袁世凱。
湘軍餉糈來自捐輸、釐金、鹽課，多由自籌，如不得疆吏合作，事至不易。湘軍將領初任巡撫者，除甫抵任即戰歿的安徽江忠源外，僅一湖北的胡林翼。清廷雖採以漢制漢政策，而對於轉戰七年的湘軍統帥曾國藩，不僅不給以尺地寸土，亦未予以正式統兵名義。直至江南大營第二次崩潰，始不得不授以殘破的兩江。及浙江糜爛，復命兼辦浙江軍務。此後七年之間，湘軍出身之任封疆大吏者，有廣西巡撫劉長佑，旋升直隸總督，安徽巡撫李續宜，浙江巡撫左宗棠，旋升閩浙總督，江蘇巡撫李鴻章，後署兩江總督，遷湖廣總督，江西巡撫劉坤一，廣東巡撫郭嵩燾、蔣益灃，陝西巡撫劉蓉，湖北巡撫曾國荃，湖南巡撫李瀚章，雲南巡撫劉嶽昭，後升雲貴總督，陝甘總督楊岳斌。他如河南巡撫嚴樹森，江西巡撫沈葆楨，與湘軍亦有相當淵源。湘人“苟能軍，無不將帥者，苟能事，無不軒冕者”。是後四十年間，兩江總督幾乎是非湘系將領或與湘軍有關的人物莫屬。自一八七○年起，李鴻章任直隸總督，位居督撫之首，擁有數萬新式訓練裝備的淮軍，分駐近畿、江淮，控制江南、金陵、天津三大兵工廠，國防外交，一歸其經劃。一八六○年以前，督撫以旗人居多，自是日漸減少，最後不及十之一二，代之者雖非盡屬湘、淮系統，而湘、淮將領實奠其基。他們握有地方軍政財大權，不僅為漢、滿權力消長的關鍵，亦為中央與地方權力消長的關鍵。當然中央的一紙命令，仍可決定疆吏的去留，但是事實上不能不有顧慮，每遇大事，不得不尊重他們的意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