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要曉得，近十五、六年以來，跨國的政局變動，沒有一回不是受外力支配的。在這十五六年當中，除了我們總理中山先生，他的一切行動，是主動的、獨立的以外，握政權的人的行動，幾乎儘是站在被動的地位，而大多數是被帝國主義的勢力支配著。帝國主義者叫他東他不敢西，叫他西他不敢東。總理死後，許多人們，對於俄國也是一樣，共產黨更不用說了。操之自我則存，操之於人則亡，中國人失卻了建國的能力，這是一個最大的證據。所以總理說：不平等條約不廢除，中國不能夠得到民族的平等，國家的獨立，則永無統一的日子。中國不統一，最大原因，是中國人自己失卻了自信力而甘心受制於外國。同時一個外來的原因，就是掌握著最大的兵力財力的外國人，以不平等條約為工具，以中國人無自信力為機會，而來中國搗亂。這是的的確確的。我們在前面許多敘述當中，總應該看得出，日本何以能強，何以能統一，何以能吸收歐洲的文化，把他組織起來，變成日本統一的民族文化，這完全由於日本民族的自信力。信仰是生存的基礎，信力是活動的骨幹。這種地方，是中國人應當切實反省，努力自新的。
自從歐洲戰事發生以後，歐洲列強，沒有一國能在中國作政治的活動，於是中國的政治問題，完全被日本人操縱著。操縱中國政局的中心人物是誰呢？這是我們所不能不知道的。
田中義一大將，是日本長洲系軍閥的嫡孫，是山縣有朋的家督相續人，前面我已經說過了。他最有聲有色的活動，是在他的中將次長時代。而他有聲有色的活動，既不是像桂太郎那樣大刀闊斧的創造生活，也不是像秋山真之那樣生龍活虎的精神生活。他只是在日本傳統思想，傳統政策，傳統勢力下面，運用他的聰明和才智，一天到晚幹著。干的什麼是沒有一定的計劃，一定的方法，一定的把握的。他只是要掌握日本的政權，而如何施政的理想是沒有的。他只是想操縱中國的政治，而中國政治的重心在何處，是永遠不認識的。他只是看見日本的社會傾向變了，革命的風潮起來了，中國的民眾覺醒了，中國的革命勢力擴大了，世界的趨勢緊張起來了，日本在東方的地位動搖了。他對於這些現象和趨向恐怖得很。他怕日本藩閥失了政權，怕日本的神權失了信仰，怕日本的帝國失了生命，怕中國的革命運動阻礙日本傳統政策的推行，同時又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的民眾，怕世界的潮流推倒日本的地位和組織。明天怎麼樣他不明白，明天應該怎麼樣他沒有一點打算。只是戀著過去，恐怖將來，於是敷衍現在；而又不甘於敷衍，於是一天到晚開倒車。開一回失敗一回，而他盡開著。戀著的過去是沒有了，而他的意象中不能拋卻。恐怖的將來片刻不停的迎面而來，他也不能阻止，也不能變換。心勞日拙，愈用智慧而愈是愚闇，愈用氣力而氣力愈是消失。政治家當中有成功的英雄，有失敗的英雄，田中中將的將來，恐怕是失敗的非英雄罷！我說這些話，並不是故意對於這位老先生加以菲薄，現在日本的地位，和他的歷史關係，本來不是容易打得破因襲的勢力支配的。不過想起他過去一切無益而有害的活動，實在不能不為中國、為日本、為東方一切民族歎氣。
我有幾年不到日本，今春奉命使日，在東京見過田中大將一面，他的精神仍舊很好，他的雄心仍舊不衰，不過我總覺得有一個很大的不同，從前的田中中將，一天到晚是我要干，今天的田中大將是我不能不幹。要干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在推動時局，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是被時局推動。要干的田中中將的意識是不怕，不能不幹的田中大將的意識是怕。
中山先生在日本的時候，對於田中，也是很屬望的。中山先生向來對於任何人，總時時刻刻作他的同志。因為中山先生不承認世界上有壞人，也不承認世界上有不能變易的人，他認為一切人類行為的錯誤，只是不知，如果知了，他一定能行。當時的田中中將，是很有活氣的。他又在操縱日本政權的地位，那時對於一切國際的問題，可以由田中的方寸來決定。因為那時日本一切外交方針的決定，都是受支配於國防計畫，而內閣政策，也就受支配於參謀本部。雖然內閣總理有權可以決定政策，然而沒有權保障他的地位。參謀本部的法律上地位雖然不能支配政權，然而實際政治作用上可以左右內閣的成敗。在這樣一個重要地位的田中中將，倘若能夠具備秋山軍令部長那樣的思想，中國的革命事業，要容易進行許多。因為日本的地位和力量，足以左右中國的時局，並且可以障礙中國一切事業的進行，阻止一切事業的成功。尤其在每一次戰事發生，日本人必定操縱了中國全國的交通。參謀本部的武官，是布遍了各處重要都會。各方面的領袖人物，都和他的駐在武官發生關係。而那些駐在武官，也樂於和領袖們發生關係的。無論在怎樣困難的地方，他們可以有通信的自由。無論什麼地方的變動，他們總得著最快的情報。在中國地方，政治軍事的情報，最確實而最迅速的，恐怕要算日本的參謀本部了。
中山先生所希望於田中中將的，第一是希望他拋棄日本的傳統政策，第二是希望他改正一切認識錯誤，其他的日本人，沒有比田中的地位關係中國更大的。然而這希望是絕沒有效果，一切動植物，都可以變成化石，而化石決不能再變成動植物。民國五年的排袁運動，日本人是有很大關係的。日本人何以要排袁，這是知道東方歷史的人所能瞭解的。在中日戰爭的時代，袁世凱駐在高麗，運用高麗的王室和政府排日，是袁世凱最初的政治活動。此後袁世凱當了政局，雖然一樣是拜倒在帝國主義列強的權力下面，然而卻不是專一服從日本。日本近二、三十年來，對於中國的事，他要壟斷，對於中國握政權的人，誰能夠一點不疑惑、不反抗，倒在日本權力的懷裡，日本人就幫助他；反對日本的不用說了，就是主張親日的人如果不能夠倒到他懷裡去，也是不受日本的戀愛的。袁世凱不單是不能倒在日本的懷裡，而且時時要用遠交近攻的政策，這是日本人排袁的第一原因。其次是機會。當時日本人也看見中國排袁的風潮決不能夠鎮壓，袁世凱的倒坍，已成了必然的運命。順著這一個時勢，扶植起倒袁的人來，也是他們操縱中國政權的機會。參謀本部聰明的田中中將，他是不肯放過這一個機會的，這是第二個原因。
所以在他化石的腦筋裡面，始終是不願意中國革命成功，不願意真正的革命黨在中國占勢力的。說起這件事，也有一個歷史，辛亥革命的時候，西園寺公望作內閣總理，此人也是日本近代政治家當中一個最有能力的人。他是京都的舊公卿，維新時候，作為倒幕運動的公卿當中的最年輕者，性格的確是貴公子當中的模範人物，聰明而老成，風流而沉著，忍耐而有決斷。他的思想，含得有不少的法國派的自由氣習，對於現在政治和社會，很能瞭解，同時他自己是老公卿，維新時代和武士們共事又最多而且久，所以訓練成一個圓熟而有才華的政治家。一切元老當中，他的頭腦，化石的部分最少。當武漢革命軍起，日本的宮中府中，不用說是起了極大的震動。那時有兩派的主張，一種主張要出兵幫助清廷鎮壓革命，一種人主張守中立，不干涉中國的時局。長閥元老的山縣元帥，做樞密院議長，在御前會議的時候，山縣便主張出兵，樞密院中的老人輩，不用說附和山縣的很多。西園寺很平淡地說，革命不是一件好事，一國最好是不起革命，但是一旦起了，他必定要成功，不到成功則政治永不安定，這是歷史的原則。所以幫助他國鎮壓革命，是一件不應該而不可能的事情。這一個議論，成了當時日本廟議的決定。本來，日本軍閥們所以反對中國的革命運動，第一個要點，就是對於革命的恐怖，怕中國的革命影響及於日本。究竟這一個恐怖，是不是應該的呢？我認為是應該的。因為革命運動一方面是事實，一方面是思想，這兩件東西，都有同類此附、同聲相應、同氣相求的可能。日本雖然是經過了一次的民權革命，推翻了幕府，統一了全國，開設了議會，發佈了憲法，然而經過了數十年之後，前時代的維新，已經生了一種惰力，而新組織起來的社會，起了一種新的要求，同時也生了一種新的缺陷，民眾勢力和藩閥的勢力，早已成了對立的現象，打倒軍閥的運動，當時已經漸漸普遍於民間了。如果中國的革命成績良好，直接間接，對日本的軍閥，足以成為一個打擊，第三次桂內閣之所以倒，當時民眾運動之所以勃興，的確是中國革命的影響。有這樣的關係，這樣的歷史，自然山縣有朋的子孫輩，一定和山縣有朋的思想，是一個脈絡，一個形態。
所以在中國倒袁運動起來的時候，田中中將的行動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他第一件大事，就是在南方扶植岑春煊、唐繼堯而壓制中山先生所領導的中華革命黨。那時他的說法，是說南方的勢力要團結，要聯合，不可分散。他們分析中國的勢力，決不用革命、反革命做分析，而用南方、北方做口號。確實當時有許多國民黨人，甚至許多同盟會的舊人，也忘記了革命，而注意在南北，日本人的說頭，更是有根據了。當時參謀本部派青木宣純中將到中國來。在青木下面作實際工作的，就是今天參謀本部第二部長的松井石根。南方各軍的交通，和勢力的集散，政府的組織，可以說都出自青木公館。岑春暄之回國，回國後之活動，軍務之組織，政學系、研究系之聯合，此中關鍵，都在東京參謀本部。不止此也，田中中將此時的注意是很普遍的。他在中國的中部，又扶助張勳，以為後日督軍團運動和復辟運動的伏線。在中國北部又扶助段祺瑞以為後日握掌北京政權，及壓制黎元洪打倒張勳，對歐參戰，中日協約種種問題的伏線。還不夠，又努力扶植張作霖在奉天的勢力，以為此後幾次奉直大戰和此次奉軍南下的伏線。而做來做去，他總有一個主點，就是不要中國統一，尤其不要中國統一於革命，不要統一於革命領袖的中山先生。此後數年之間，中國一切糾紛擾亂，沒有不和此刻田中中將的方針，有直接間接的關係。當然六、七年以來的民眾運動，自五四運動以至於今日，雖然中國民眾不知有田中，田中不欲中國有民眾，然而無有不和田中的思想行為有密切關係。因為有許多事件，都是田中中將的政策的結果。至若日本的資本家、商人，一切對中國、在中國的言行，更不用說和田中中將的言行，關係非常密切。日本現代資本家的來路，在前面幾節的記事當中，已經略略畫出一點影子。自倒幕的時期以至於歐戰發生為止，日本的資本家，僅可以說是御用商人而不是獨立的事業，一舉一動，當然以政府尤其是和陸海軍當局的意志為目標的。
在前面敘述裡面，我們應該瞭解最近若干年中日本軍閥和中國政治社會一切變動的直接間接的關係。我們看得出一個民族的生命，最要緊是他的統一性和獨立性，而這統一性和獨立性的生成，最要緊是在於他的自信力。一代的政治運動也是如此。如果一個團體，一個團體的運動，乃至一個政治家的活動，失卻了統一性和獨立性，失卻了自信的能力，結果一定是失敗。不單是失敗而已，因為這一種沒有統一性獨立性的運動，在社會各種階級各種組織上面，只有生出無目的破壞而一敗不已，失卻自動力的社會，任何道德，任何制度，都不能建設。日本民族之所以強與中國民族之所以弱，完全以此為分際。總理這四十年的努力，要點在何處呢？就是要喚起中國民族的自信心，造成中國民族的統一性和獨立性。革命是創造的、是建設的、是獨立的、是統一的；三民主義是自信心的保障，是獨立性和統一性的保障。中國人不能徹底接受三民主義，就是因為不自信的緣故。
任何帝國主義在中國能夠操縱，都是利用中國人的這種弱點。不單是帝國主義者，一切外面的勢力，能夠侵入中國，來壓迫中國的民眾，搗亂中國的政局，或是拆散中國的社會，其根本的原因，都是在內而不在外的。袁世凱以下，若馮、若段、若張、若岑、乃至今天已失敗的吳佩孚，在失敗中的孫傳芳，一切等等，他們的特質在哪裡，就是原是一個中國人而沒有中國人的自信，只能作依草附木的生涯，只能倒向外國人的懷裡去。共產黨的最大缺陷，亦復如是。我們看中國青年這幾年來，的確是覺悟了，動起來了。由中國的文學革命一個口號所提起來的青年自覺，的確有很強的自信力含蓄在青年們的思想裡。但是一個朦朧的黎明運動，一旦由中國民族獨立運動的意識，變成第三國際支配的意識的時候，他的自信力便完全消失，而獨立性和統一性便完全失卻。由思想上的缺陷，生出實際的缺陷。這些走錯路的青年，以為中國的革命可以在俄國支配之下來成功，正和政學系研究繫在民國四、五年倒袁運動時候，倒向日本人的懷裡去沒有兩樣。
我們看看日本的維新。在思想上，中國人普遍總曉得日本人是受西洋很大的感化。法國的自由民權說，鼓勵日本的維新；而德國的軍國主義的思想和制度，成就日本的維新；但是始終日本的重心是日本，日本的基礎，是建設在日本。巴黎並沒有能夠指揮日本，柏林也並沒有能夠指揮日本。如果有了這一天，就是日本的亡國，並且會是亡種。我們再看俄國的革命怎麼樣。德國的思想在任何方面，都供給俄國以很重大而緊要的資料。並且俄國一九一九年革命的發動，還是起自柏林。然而一旦成為俄國革命的時候，俄國的一切，都是支配自己。俄國的革命黨，立刻建設起一個革命中心的莫斯科，他們不單要支配俄國，還要支配世界。柏林是不能支配俄國的。堡的地名，都變成了格拉德，樂用外國語的陋習也改變為歌誦俄國語了。以共產主義、世界主義相號召的俄國革命是如此成就的。土耳其的革命，更是明顯了。他們唯一的目的，就是打破外國的支配。從倒袁運動起，直到今天，除了總理孫中山先生和真是他領導下的國民革命勢力而外，在中國一切政治的勢力，都是受東京的支配，聽東京的指揮的。這一個現象，一變而入共產黨操縱的時代，一部分政治軍事勢力，又甘心受莫斯科指揮。並且從人的系統看，從前許多願受東京指揮的人，也很容易變為受莫斯科指揮。這一種亡國的精神狀態，真是可傷呵！
即以用客卿一件事論，我們看得很明白。在交通發展的時代，凡是建設新國，絕沒有不取材異國所能成功的。但是有一個絕對條件，就是自己去用它。日本維新建設的內容，並不是靠日本人的智識能力去充實起來，而是靠客卿充實起來的。軍隊是德國人替他練的，軍制是德國人替他定的。一切法律制度，在最初一個時代，差不多是法國的波阿索那德顧問替他一手造起的。然而指揮、統制、選擇、運用，都是在日本人自己。當初總理是最主張用客卿的。自南京政府時代，直至最後，沒有一次總理執權的時候不用客卿，然而終是總理用客卿而不能看見有被客卿所用的事。卻是北京政府就不然了，我們看北京政府下面的客卿有兩種，一種是由條約上的關係來的，這不是客卿，而是外國派來的統監，一種是自己自由聘定的，這就只有請他們坐在那裡：永遠是顧而不問。前者證明北京政府的懦弱，後者是證明北京政府的腐敗。我可以斷言，今後我們要革命，必須要用客卿，不單要用而且要用很多。然而如果不是用客卿而被客卿所用，就是自殺，更深一層說，如果不能造成一個有任用客卿能力的政府，沒有具備這一種能力的領袖，我們的建設，是絕對不能起的。現在我們很看得見，國民黨同志當中，有兩種大毛病，一種是拜倒在客卿門下，一種是絕對不敢用客卿。前者是沒志氣，後者是沒能力。沒志氣的人不足以革命，沒能力的人不可以革命，這是很的確的論斷。
我們追想民國五、六年在東京的田中中將，和在中國的青木中將，又想起這幾年的莫斯科政府和在中國的鮑羅庭，真是不勝感慨係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