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太郎是中山先生的一個政策上的同志，秋山真之這一個人，也要算是中山先生最知己的朋友了。秋山真之死的時候，還是一個海軍中將，是死後才追贈大將的。如果說桂太郎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的偉人，這秋山真之可以算是日本軍人學問家當中的奇人了。我也把他的事跡談一談罷。
秋山真之在日本海軍界裡，算是唯一的奇傑，而同時是一個唯一的學問家。他的身材，正是普通我們意想中的日本人，非常短小；他的相貌，是很平常的。比如西園公寺望、桂太郎這一類的人，如果在人叢中見著，誰也一望就注意他是非常人，他們面貌身軀，是很多特質的。而這秋山真之，卻不容易在形相上看出他的奇偉來，至多我們只能看出他是一個平常人當中富於修養的人罷了。然而他的奇特，卻是很值得我們注意的。就學問說，他是海軍中唯一的智囊，他的海軍戰術，是海軍中的人認為可望而不可即的。大抵他是一個聰明絕頂的人，而他的智識豐富，知識學問的方面非常之多，他能夠用他的聰明去用他，而他自己的目的，不是在做學者，所以他不曾用科學的方法去整理他，種種學問知識，在他的心靈上，化成了一種直感直覺的作用。所以人人以為不能及的，就是他的直感直覺。許多人說他是天眼通，他心通，這大約就是他那一種由很豐富的學識所化成的潛在意力的作用罷。在中日黃海戰的時候，他作海軍參謀官，黃海的戰勝，他有不少的功績。日俄的日本海戰，他作艦隊的參謀長，一切作戰，都是他的主任，把波羅的艦隊，打得片甲不回。就是他的作戰，據他自己對我說，在俄國波羅的艦東來的時候，他只每日潛思默想，極意靜坐。他確實從一種的心靈作用，明明白白地，曉得波羅的艦隊的行動。當時大家都惶恐，畏懼波羅的艦隊的偉大威力，而民間更是恐怖得厲害。他自己卻是有很堅確的信念，認定自己必定能夠殲滅波羅的艦隊。以後一切作戰，都是這一種很堅確的信仰的力量，而不是用科學的方法。要是靠科學的方法，日本艦隊決非波羅的艦隊的敵手。當時他常對我講起許多日本海戰的故事，多是玄玄妙妙，半宗教半哲學的話。這個人的性格，和平常日本的軍人不同，他是非常樸素溫厚的君子，絕沒有普通日本軍人那樣矜驕欺詐的習性。我認為他所說的話，不是假話，不過他的認識和說明，是否正確，當然又當別論的。
他的努力，是平常人所絕不能及的。他一天睡眠的時間很少，他的刻苦用功，只有手不釋卷四個字，可以形容，不是看書就是測圖，此外就是靜坐。他是一個很熱烈而誠摯的神教信徒，他確信信仰是一切道德的極致，在一切修為中，有最大威力。他的宗教思想，當然是純日本式的民權神權論，正是素行派哲學思想的餘脈。不過他不是一個理論的信者，而是一個情意的信者，在儀式上，和普通日本信神的人一樣，完全是受佛教的感化。
他是這樣一個人，何以總理和他那樣交好呢？這也完全是在政治的主張上，他是一個很熱烈的南進論者，同時他是一個排英美的論者。他的南進論和排英美論，完全是立足在有色人種的復興上面。他不是講大東洋主義，為是講大亞洲主義，也不是講大日本主義，而是主張人類的平等。他以為人類都是神的子孫，文化是人類共享的工具，世界不容一種人專橫，文化不容一種人壟斷。他在政策上，和桂太郎大略相同。他以為日本不可以造成陸軍國，而且不能造成大的陸軍國。日本人的運命在美洲澳洲。但是要達到這個目的，除是土耳其、印度、中國三個大民族都完成了獨立，打倒了英美的霸權，要海上的自由完全實現之後，諸大陸的移往自由才能實現。所以他在這一個論據之下，極力盼望印度的革命成功。他認為印度的革命成功，是東方民族復興的總關鍵。如果印度的革命不成，其他的一切努力，都不能完全有效。他在這一種觀點的下面，和總理成了很好的朋友。他對於總理的革命事業，在物質上、精神上，都有了不少的援助。而他之援助總理的革命事業，是很純潔的，不單是不含有半點策略，並且不帶有半點虛榮，至今日本人很少知道他和總理的交誼如此之深，也足以表明他是做事不求人知的。
張勳復辟的那一年，田中義一還是做參謀次長，而他那時的權勢，可以說是傾動一時的。參謀總長是薩藩出身的上原大將，是絕不問事的傀儡，一切大權，盡在田中的掌握，他的全付精神，都是注意在中國大陸的。那年的四、五月間，他特地到中國來，到徐州見了張勳，又游了長江沿海。到上海的時候，曾和總理見面。在他回國之後，中國的復辟風說，已經遍佈全國，而報紙上也盛傳田中到徐州，是和張勳的復辟有關。這個風說，越傳越緊，在六月初旬的時候，已經是山雨欲來風滿樓了。總理此時便派我到日本去調查復辟運動的內情究竟如何。去的時候，帶了許多封總理的信，這當中最重要必須討問的人，就是陸軍的田中中將和海軍的秋山中將。
我是六月十六日從上海起身的，到東京大約是二十一罷。向例我到東京總是住日比谷公園附近的旭館，那一回剛逢著議會開會期，旭館被國民黨的議員員們住滿了，我只好住在築地的岡本旅館。築地這個地方，本是東京的最低地帶，我向來不願意住的，這一回算是第一回。
房間定好，稍為休息了一下，我便先去看秋山中將。那時他是海軍軍令部長，海軍軍令部和陸軍參謀本部一樣，是最高的軍令機關。他當時要算是海軍的最高領袖。然而他的住宅，是非常簡微的，照當時日本的房價，至多不過月租三十元的小房子。我向來是去得慣了的，所以從花園的籬門進去直到了他的書房。他正端坐在圖書堆中閉目習靜，聽見有人進去，把兩眼睜開，一看見是我，他好像大吃一驚的樣子，把身子向後一退，指著我說：
你幾時來的，你，你的面色很不好。
我倒被他嚇了一大跳，我答說：我剛剛才到，我一到旅館，立刻就動身到先生處來的，我這一回因為旭館住滿了，住在岡本。
他重新把眼睛閉下，把兩隻手合著，默念了一兩分鐘，又重新向著我說：
還好，不要緊，這不是你有什麼禍事，是因為你住的地方不好，那個地方不久就有天災，你快些搬到最高處去住罷，低地住不得。
我越被他鬧糊塗了，但是我曉得他一向是如此神裡神氣地，然而又不好反對他，我想了一想，對他說：
東京最高的地方，要算是六番町的金生館了，搬到那裡好嗎？
他說很好，趕緊搬去，只有這一個地方可住。我此時才把總理的信取出送給他，我問：
先生看中國的大局如何？
他又把眼睛閉上，照例默念了幾分鐘，把眼睛睜開說：
中國不出十天，有國體的變動，這個變動，發生在北京，可是發生之後，不過三天，便仍舊失敗。我再問他時，他說：我的能力，現在只能見到如此，以後的事情，且待這一個局面現出之後再看罷。我又坐了一回，談了些別後的閒話，便告辭出來。我對於他的話，明知是很有意思，而對於他的態度，總是不能釋然。
回到岡本旅館，用電話向金生館定好了房間，囑咐旅館給我把行李移去，出來便去看田中中將。他住的是一間和洋折衷式相當的華屋。書齋裡面，很精緻地排列著許多書櫥，金光炫目的書籍，插滿一室，當中放著一張洋式書案，和秋山那一個中國古代式的亂七八糟的書房，是大不相同的。我走到他的書房裡之後，田中還沒有出來，我一人坐在書房裡等，看見他壁間掛著一付泥金箋的簇新的對聯，是張勳新送的，上面題著田中中將雅正下面題著弟張勳拜書，對文我是記不得了，大約不見得會是張勳的親筆。雖然在那樣的時候，看見這副對聯，不能不有種種聯想，然而文字應酬，是中國人的通常習慣，我也不很以為奇怪。等一會田中中將出來了，他看見我注意看張勳的對聯，似乎是很不安的樣子。寒暄既畢，他自歸自急急的儘管講他如何反對中國的復辟運動，如何特意為此去見張勳，叫張勳千萬不要復辟，越說越長，越長越奇，我絕沒有說他和張勳有關，沒有疑他叫張勳復辟，然而他如此大費唇舌地辯明，真是一件妙事。但是我見這兩位中將之後，我對於時局的觀測，已經得了下少的基礎，人也倦了，時候也晚了，我就回到金生館。
我一到金生館的門口，就看見絕不是尋常日子，門前是車如流水馬如龍，一望而知這裡面有活動人物住著。住定了之後，細細問旅館的主人，原來日本的中國復辟黨都聚會在此地，肅王派、恭王派、宣統派的領袖都齊了。滿清倒了之後，清室的親貴們，只有藏著過安樂日子，哪有一個人有什麼復辟的勇氣。所設復辭黨，在中國人中除了張勳升允之外，恐怕就只有吳稚暉先生之所設老鼠精一派的古董騙子。所謂復辭運動，只有在日本才有，只有日本的幾個北京浪人、滿洲浪人，才是整天興風作浪。此時正是他們大舉興師的時候，聽說是大倉組拿出二百萬運動費給他們，所以擺得出車如流水馬如龍的架子。
當晚我就寫了一封很詳細的報告，寄給總理，我的調查任務，算是達到了目的。在東京住了三四天，便動身回上海。等我剛離了東京，一兩天內，東京灣便發現很大的海嘯，颶風把海水捲起，築地一帶，變成澤國，街上都用小船搬置人物，秋山中將之所謂天災，大約就指此了。及我回到上海，張勳的復辟，已經發動，報上已經滿載著封王封侯的記事，可是剛剛三天，馬廠兵到，一場皇帝夢，依然如夢幻泡影，這就是秋山中將之所謂北京有國體變更，不過三天，必然失敗。但是何以他能夠如此靈驗，說得一點不錯呢？總理說：
秋山中將是日本第一個海軍的學者，他對於氣象的學問，本來有專門的研究，而海軍軍令部，是不斷地接受各國各處天文報告的，何處發生颶風，這風有多大的力量，幾時可到東京灣，他是應該計算得出的。他是政府中最高的當局，他明明白白，曉得種種的消息。他在主義上，對於張勳之所為，是反對的，我們去問他，他既不能不告訴我們，而他的職責上，萬不能隨便講話，所以只好假托神仙，從靜坐默念的當中，顯示他的意見。
對了，這一場公案，我們得到最正確的解釋了。只是現在想起來，此地無銀三百兩，隔壁小二不曾偷兩句話，確實有此意義。只可惜秋山中將這樣一個天才，這次和我相見時，已經得了不治的癌症，不到六個月，便作了古人。陸軍的桂太郎死了，海軍的秋山真之死了，日本海陸軍中，現在恐怕再沒有一個有意識的人才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