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立腳在理論和歷史兩個重要的問題上面的人，我們一切的批評，只有事事根據事實，事事根據理論，我們不曉得有恩怨，不曉得有私交，不曉得有客氣。我在日本有不少的至友，不少的先輩，或者可以說，我之社會生活，在日本還多過在中國罷。但是我們到得立腳在評論國事的時候，我們不能管那些，我們只有說明事實，闡發主義。
田中大將也要算是一個很熟的朋友了，他的幕僚部下當中，更有不少的至交。我在未批評他們之先，我想附帶講一句話，就是希望他們看見了這一篇文字之後，要深刻地反省，要曉得我的敘述和批評，是顧不得世俗之所謂客氣的。
民國二年的春天，總理中山先生特地訪問日本，那時我隨從總理做秘書，在日本六十天的時間中，一切演講、宴會、訪問、交涉，事事參與，那時一切經過，我至今還是很詳細記憶著。因為那一回每事都是我做翻譯，每一件事都有聽兩次說兩次的機會。以後關於日本的交涉，總理常常命我去辦，卻是每一件事只有聽一回說一回的機會，記憶反而減少了。
那一年在東京四十天的當中，最值得我們記憶的，只有一件事，就是中山先生和桂太郎公爵的會見。桂太郎這一個人，大家都曉得，他是日本軍人政治家當中，最有能力而當權最久的一個人。日本自有內閣制度以來，沒有他做總理那樣久的。伊籐博文組閣三次，總共不過六年十個月，他也組閣三次，卻有了七年十個月之久。他第一次組閣，是明治三十四年六月到三十八年十二月。在這幾年當權的當中，他所幹的兩件最重大的事情，就是日英同盟和日俄戰爭。從外交史上看，大家都曉得英國是標榜榮譽孤立的，在百年以來，英國沒有和任何國家締結過同盟。這一次把百年政策之一的榮譽孤立拋棄了。和日本聯盟，這自然是他認為有民族興衰、國家存亡的大關係，才肯出此的。至於日本，以一個東方新興的國家，才從不平等條約的束縛下面，解放了不過十年，便和世界第一個強大的帝國結成攻守同盟，造成他戰敗世界第一大陸國家的歷史，這真是日本民族最大的奮鬥成功。不特此也，這一件大事，可以說把全世界都整個推動了。由日本戰勝的結果，打破了東方民族不能戰勝西方民族的催眠術。全東方的民族，都活潑地動作起來，世界民族革命的新潮，從此開始。因為俄國戰敗的結果，才造成英法協商和三國協商，繼續五年死亡二千萬的世界大戰，以及俄、德、奧、土四大帝國的倒塌，都由此而起。無論是非如何，桂太郎這第一次登台四年零七個月當中的成績，的確要算是世界史上空前的偉觀了。
桂太郎的事跡，世間所知者大都如此。而不曉得他在日俄戰爭之後的計劃，更屬可驚。他的高識遠見和通權達變，的確不是日本現在一切政治當局所能望其項背的。在中國排滿革命成功之後，他特意派人對中山先生表示親近的意思。及中山先生到了日本之後，那時他正是第三次組閣的時候，他特意約中山先生密談兩次。這兩次密談的當中，他和中山先生都可算是盡傾肺腑的了。而自此以後，桂太郎之佩服中山先生和中山先生之佩服桂太郎，可到了極點。兩人之互相期望，也到了極度。桂太郎死後，中山先生歎氣說：日本現在更沒有一個足與共天下事的政治家，東方大局的轉移，更無可望於現在的日本了。當桂太郎臨死的時候，他對在旁視疾的最親信的人說：不能倒袁扶孫，成就東方民族獨立的大計，是我平生的遺恨。由這兩個人的感情上，大家總可以瞭解，桂太郎的心胸和氣魄了。何以一個帝國的大軍閥領袖，一個民國開國的革命領袖；一個軍國主義的權化，一個三民主義的宗師，會如此互相諒解呢？他們兩人的互諒和互信，不是在學術思想上，不是在國家思想上，而是在以東方民族復興為根據的世界政略上。桂太郎和中山先生密談，前後約計十五六小時，桂太郎的話的要點，我可以記出來：
在清政府的時代，東方的危險，固然到了極點，同時失望也到了極點。那樣腐敗的朝廷和政府，哪裡還可以有存立發展的希望。而西方的努力尤其是軍國主義大陸國的俄國，以最強的武力從北方壓迫下來，海上霸王的英國，以最大的經濟力從南方壓迫上來。這個時候的日本，除了努力圖自存而外，更無他道。而自存的方法，斷不能同時抗拒英俄。幸而英俄兩國，在亞洲的地位，立在極端衝突的地位，使我得以利用英俄的衝突，和英國聯盟，居然僥倖把俄國打敗了。俄國這一個敵人，不是東方最大的敵人，而是最急的敵人。打敗了俄國，急是救了，以後的東方，便會變成英國的獨霸。英國的海軍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敵，而英國的經濟力，絕非日本之所能望其項背。我在日俄未戰之先，極力想法造成日英同盟。現在日俄戰爭的結果既已分明，而日英同盟的效用，完全終了。此後日本絕不能聯英，而英國更不用聯日。在太平洋上，英日兩國，完全立於敵對地位。此後日本唯一之生路，東方民族唯一之生路，惟有極力遮斷英俄的聯結，而且盡力聯德，以日德同盟繼日英同盟之後，以對英作戰，繼對俄作戰之後，必須打倒英國的霸權，而後東方乃得安枕，而後日本乃有生命。此生命問題，非獨日本，從韃靼海峽到太平洋，全部東方民族的運命，皆以此計劃的成敗而決。現今世界只有三個問題，土耳其、印度、中國是也。此三國皆在英國武力與經濟力壓迫之下。然而只須解除其武力的壓迫，則經濟力之壓迫，完全不成問題。蓋此三國皆真可以成最富的生產國之要素，此三國皆不能為日本助。中國有可以為日本助之道，而此數十年來，內政既不修明，利權復任意放棄，且持其遠交近攻之策以臨日本。中日之戰，中國如強，則絕不會有日俄之戰。中國若強，則應為中日俄之戰，或中俄之戰，而不致以此犧牲，歸之日本，我可斷言。此兩戰者，日本不過以人民死生拼國家存亡，豈足以言侵略。若中國不強，而甘受歐洲的侵略，且將陷日本於危亡，是可恨耳。
我有鑒於此，故前年有俄都之行。余之赴俄，世間謂余將作日俄同盟。余誠欲修好於俄，然同盟何能成，成又有何用。我所計劃者乃是日德同盟。我因既不能以此事假手於人又不敢往德國，惹人注意，故與德政府約在俄都討論政策，乃剛到俄都，先帝病駕，速以急電催回，事遂一停至今，真是一個絕大恨事。但我一日握政權，終必做成此舉。此為余之最大秘密，亦為日本之最大秘密。倘此事有半點洩漏，日本將立於最不利的境地。在日德同盟未成之時而英國以全力來對付，日本實不能當。我剛才聽見先生所論、所勸告日本之策略，不期正為我志。我在日本國內，從不曾得到一個同志，瞭解我的政策。今日得聞先生之說，真大喜欲狂。中國有一孫先生，今後可以無憂。今後惟望我兩人互相信託以達此目的，造成中日土德奧的同盟，以解印度問題。印度問題一解決，則全世界有色人種皆得蘇生。日本得成此功績，決不愁此後無移民貿易地，決不作侵略中國的拙策。對大陸得絕對的保障而以全力發展於美澳，才是日本民族生存發展的正路。大陸的發展，是中國的責任。中日兩國聯好，可保東半球的和平，中日土德奧聯好，可保世界的和平，此惟在吾兩人今後的努力如何耳。
現在中國的境遇如此，國力又不堪用，先生的羽翼又未成。剛才所云助袁執政云云，以我所見，袁終非民國忠實的政治家，終為民國之敵，為先生之敵，然今日與之爭殊無益而有損。如先生所言，目前以全力造成中國鐵道幹線，此實最要的企圖。鐵道幹線成，先生便可再起執政權，我必定以全力助先生。現今世界中，足以抗英帝國而倒之者，只有我與先生與德皇三人而已。
這一件事，在政治道德上，中山先生和我始終守著秘密。直到桂太郎死，歐戰發生，日本對德宣戰，先生才對親信的同志談過。我們把桂太郎的話看看，再把歐戰前後的事情想一想，假若桂太郎不死，東方的局面，可說絕對不是今天這樣的。現在日本這一般政治當局，無論是政府的大臣，是政黨的領袖，都是些隨波逐流，沒氣力、沒志氣、沒計劃的普通政客。一天到晚，只把如何取得政權、如何保持政權作成唯一的目的。日本民族的將來，東方的將來，世界的將來，他們絕沒作過打算。政治人才拂底的日本，前途的確是可危極了。至於中國今天在政治上的人們，或是永不讀書，或是讀一句書，喊一句口號。政治是民族生死存亡的大事業，又豈是這樣所能成的，真可歎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