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孔子的時代，封建制度漸漸破裂，交通的發達，工商業的進步，一方面打破了舊國家觀念，一方面產生出人類同胞的世界思想。這時已經打破了許多傳說的迷信，拋棄了君主神權，而平民思想和平天下的思想，就從此刻興盛起來。日本到了現代，還沒有完全脫離君主神權的迷信。就近代科學文明看來，日本的學問，固然較中國進步了許多，這不過是最近五六十年的事實，除卻了歐洲傳來科學文明和中國印度所輸進的哲學宗教思想而外，日本固有的思想，不能不說是幼稚。然而這件事不能算是日本的恥辱。並且他幼稚的地方，正是他蓬蓬勃勃，富有進取精神發展餘地的地方，絕沒有一些衰老頹唐的氣象。他是一個島國，而且在文化歷史上，年代比較短些。他的部落生活，到武家政治出現，才漸漸打破，直到德川時代，造成了統一的封建制度，才算是造成了現代統一的民族國家基礎。如果從社會的發展歷史上看來，日本的維新，則和秦漢的統一足以相比。
這一個神權的思想，差不多支配了日本的治者階級，以為皇帝的大權寶位，是天神傳授下來的。和德國凱撒說他自己是天使，德國民族是天的選民，一樣荒唐。那些軍人和貴族，他們的地位既由傳統而來，當然也一樣迷信部落時代的傳說，或者有些理想上知識上，已經打破了這種觀念的人，為維持階級特權，也決不敢便說這些神話是假的。今天還活著的封建時代遺留下來七八十歲的老人們，本來腦根裡面所裝的，只有一些封建時代的故事，不用說除了這種迷信之外，再也沒有他自己的個性精神，這也是毫不足怪的。不過當此刻這樣一個時代，日本政治的支配權，還脫不了這一種人的手，不能不說是危險萬狀了。
神秘思想，成為日本人上古時代國家觀念的根源，這是毫不足怪的。到了中古時代，中國的儒家思想，和印度的佛教思想佔了勢力，那一種狹隘的宗族國家觀念，已經漸漸消沉下去。後來日本人咀嚼消化中國文明的力量增加起來，把中國和印度的文明，化合成一種日本自己的文明，這時日本自己統一的民族文化，已經具備了一個規模，當然要求獨立的思想，於是神權說又重新勃興起來。我們看山鹿素行講到中國的學說，只推尊孔子，把漢以後的學說，看作異端邪說，我可以曉得他們復古情緒中所含的創造精神了。此時他的範圍已擴大了許多，從前只是在日本島國裡面，主張神的權力，到得山鹿素行時代，更進一步，居然對於世界，主張起日本的神權來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就是神權思想的時代化，所以他們自稱是王政復古。那些倡王政復古的學者，雖然是各方面都有，漢學家的力量尤其大，然而推動的主力，還是要算山鹿素行一系的古學家。且把素行學派中後起的吉田松陰的著作，詳詳細細的看起來，就曉得日本維新史的心理的意義在哪裡了。《坐獄日錄》裡面有一節說：
皇統綿綿，傳之千萬世而不能易，此決非偶然。皇道之基本，就是在此。當初天照皇大神，傳授三種神器，給瓊瓊杵尊之時，曾發過一個誓，說是皇統的興隆，可以有和天地一樣長的壽。中國和印度那樣的國家，他們的皇統怎麼樣，我是不曉得，卻是日本皇統的運命，就是和天地一樣長壽的。
和吉田松陰同時的一個有名的學者，叫做籐田東湖，他也是以神權為日本民族思想的中心。他說天地的發源，人類的根本，就是天神。德川末代有名的歷史家漢文學家，叫賴山陽，著《日本政記》《日本外史》。他的思想系統學問系統，是比較純正的儒家，所以紀史斷自神武。但是到底還要列一個什麼神什麼命的表，放在卷首，不敢竟把這些荒遠無稽的事實抹殺，也沒有對於這些記載，下過一點批評。日本維新，得力於山陽的文字甚多，而籐田東湖，又是維新前期從思想學術上鼓舞群倫的大學者，而他們的思想，只是如此。
以上所講的，是關於日本民族思想的一種觀察，日本人的國體觀念，大都由這一種神權的民族思想而來。日本自從鳥羽帝的時代(宋徽宗時候)，全國兵權歸了平源二氏以來，逐漸把部落紛然並存，組織散漫，文化落後武功不立的日本諸島，造成了一個雄藩並列的封建世界。又經過三數百年，到了豐臣削平國內爭亂，德川繼之，造成以武力為重心的文治，日本的制度文物，遂漸漸規模完備了。國的這一個字，在此時只是作藩國的意思解，和今天之所謂之國家迥殊。社會的階級，也就隨著封建制度的完成，造成一種很清楚的橫的分段。用這橫的分段，來支配縱的分工。這個制度，一直繼續到西曆1869年的明治時代方才廢了。在這一個封建時代，講文明呢，的確是日本一個很進步的時期。
在維新以後一切學術思想、政治能力、經濟能力，種種基礎，都在此時造起。日本人之所以有今日，全靠這四五百年的努力。因為那些藩國，不但是在武功上競爭，並且努力在文治上競爭，有文學武藝的學者，各藩主爭先恐後，或是招來做自己的家臣，或是請了去做自己的客卿。在自己藩裡呢，務必要使自己家臣子弟，能夠造成文武兩套全才，給他藩裡做永久的護衛。那些武士，也巴不得他的藩主權力膨脹，土地拓張，他們自己收入也可以加增多少石。因為藩主是極大的地主，農夫是大地主的農奴，武士是給大地主個人管理家務防禦外侮的僕人。薩木來這個字的意思，就是明明白白一個侍者的意思。俗語叫做家來，也是如此。就這些事實看來，武士道這一種主義，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他的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武士道的觀念，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士道武道內容的書籍，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的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其實武士道的最初本質，並不是出於怎樣精微高遠的理想，當然更不是一種特殊進步的制度。不過是封建制度下面必然發生的當然習性罷了。
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論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的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擴大和變遷，是很值得我們研究的。在封建制度的下面，武士階級，是社會組織的中堅。上而公卿大名，下而百姓町人，在整個的社會體系當中，武士負維持全體社會之適宜的存在發展的職責。一個方面，包含著名教宗法的特色，然而單是名教宗法，決不能保持社會生活的安定，和發揚社會生活的情趣，所以在另一個方面，更不能不具備一種人情世態的要素。所以高尚的武士生活，可以叫作血淚生活，血是對家主的犧牲，淚是對百姓的憐愛。我們見到德川時代的武士道之富於生活的情趣時，才可以瞭解武士階級，所以能成為維新主要動力的緣故，這是研究日本的人所最宜留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