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的歷史家韋爾斯，於今年春間，發表一篇文字，同情於中國革命，而警告歐洲人，內裡說及歐人之瞭解中國，決不如中國人之瞭解歐洲，大意歐洲人只是一些教士商人以及替教士商人說話的幾個新聞通訊員，他們耳目既然狹隘，而帶了著色的眼鏡觀察，更其靠不住，至於中國人呢？卻是一年一年許多留學生到歐洲，受學校的教育，和社會接近，經過長期的體察，自然不是前者之比。這一種比較的批評，認為公允，幾乎令歐洲人不容易反唇相譏，中國人也覺得非常悅耳。不過我們一搜查中國留歐學生關於批評歐洲有系統的研究較為成器的著作，好像還未出世，中國人對於韋爾斯的公道評論，就怕要暗暗叫聲慚愧。
不要說歐洲，就是日本，我們又如何呢？地理是接近的，文字是一半相同的，風俗習慣是相去不遠的，留日學生較之留歐學生，數量要多十幾倍，而對於日本，也一樣的沒有什麼人能做有價值的批評的書。從好的方面說，小心謹慎，不輕於下筆，也是有的。從不好的方面說，就無異表示我們學界科學性和批判力的缺乏。季陶先生說，我十幾年來總抱著一個希望，想要把日本這一個題目從歷史的研究上，把他的哲學、文學、宗教、政治、風俗以及構成這種種東西的動力材料，用我的思索評判的能力，在中國人的面前，清清楚楚的解剖開來，再一絲不亂的裝置起來。現在《日本論》一書，就是季陶十幾年來做他所志願的工作寫出來的結晶。我前十年聽見宮崎寅藏和萱野長知兩個日本同志說，戴先生作長篇演說的時候，他的日本話，要比我們還說得好。我拿這句話來贊《日本論》，我敢說，季陶批評日本人要比日本人自己批評還要好，是否武斷，且讓讀者下最後的批判。而我所以敢說這句話，就因為他不止能說明日本的一切現象，而且能剖解到日本所以構成一切的動力因素，譬如一個武士道，在日本是最普遍的倫理，好像英國的Gentleman，日本人自己也弄到知其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而季陶先生說：
武士道這一種主張，要是用今天我們的思想來批評。最初的事實，不用說只是一種奴道，就是封建制度下面的食祿報恩主義。至於山鹿素行、大道寺友山那些講武士道內容的書，乃是在武士的關係加重，地位增高，已經形成了統治階級的時候，在武士道上面穿上了儒家道德的衣服。……我們要注意的，就是由制度論的武士道，一進而為道德論的武士道，再進而為信仰論的武士道。到了明治時代，更由舊道德舊信仰論的武士道，加上一種維新革命的精神，把歐洲思想融合其中，造成一種維新時期中的政治道德之基礎。這當中種種內容的擴大和變遷，是值得我們研究的。……
明治維新，都知道是起初打著尊王攘夷的招牌，而幕府一倒，後來政治的建設成績，卻大過當初的預想。這是天皇聖明嗎？是元勳元老的努力嗎？是統一的效果嗎？直到明治四十一年，日本文明協會叢書出版的《歐美人之日本觀》，還是說，我們動輒把日本維新的成效歸功於日本人一般的天才，事實卻是相反，日本之一大飛躍，只是指導者策劃得宜，地球上任何邦國，沒有像日本指導員和民眾兩者間智力教育、思想、伎倆懸隔之大的，而能使治者與被治者之間的無何等嫉視，不缺乏同情，就是指導者策劃設施一切得宜，他們遂能成就此之當世任何大政治家毫無遜色的大事業，這樣淺薄皮相的話，我從前看見，就覺得肉麻得沒趣。而季陶先生說：
那時代歐美的民權思想，已經漸漸輸入進來，漢學思想和歐美思想相融和，就有許多人覺得這一種非人道的封建制度，非打破不可，這實在是由種種環境發生出來的自覺運動。……明治維新，一面是反對幕府政治的王政統一運動，一面是民間要求人權平等自由的運動……這民權運動是思想上的革命，是人類固有的同情互助的本能的發展，而歐洲思想做了他們的模範，和薩長兩藩專靠強力來佔據政治地位不同。且看民權運動最有力的領袖板垣退助，他的思想完全是受法國盧騷《民約論》的感化，近來日本的文化制度，雖然大半由德國學來，卻是喚起日本人的同胞觀念，使日本人能從封建時代的階級統治觀念裡覺醒起來，打破階級專橫的宗法制度，法國民權思想的功績真是不少。而我們更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材料來證明辯證唯物論者的階級鬥爭的理論，並不合革命史上全部事實。譬如日本維新的結果，解放了農民階級，使農民得到土地所有權和政治上法律上的地位，這個運動並不是起自農民自動，而仍舊是武士階級當中許多仁人志士鼓吹起來的。
季陶先生在日本維新一個大過程中，並不是抹煞一切指導者的勞績，不過他有很深的理解，和上述《歐美人之日本觀》的一段膚淺可笑的議論不同。他說：
一個時代的創造，有很多歷史的因緣，決不是靠一兩個人的力量創得起來。不過領袖的人格和本領，也是創造時代的一個最大要素。創造時代的人物，不一定是在事功上，有的是以思想鼓舞群倫，有的是以智識覺醒民眾，有的是靠他的優美的道德性，給民眾作一個信仰依賴的目標，有的是靠他堅強的意志，一面威壓著民眾，同時作民眾努力奮鬥的統帥者。至於智仁勇兼備的聖哲，往往作了前期的犧牲，再供彼人的信仰，而不得躬與成功之盛。
所以普通人看日本維新史，都曉得薩摩長門並起，而長藩的人物，一直延續到今日，尚成為日本的軍閥，薩藩的領袖西鄉隆盛，卻是失敗的英雄，只有追悼他維新以前的勳業。而季陶先生說：
一代歷史的創造，不是簡單的東西，成功失敗，不是絕對的問題。……個人事功上失敗的，倒往往是時代成功的原動力，而個人事功上成功的，往往是享失敗者的福。我們試把這幾十年歷史通看起來，西鄉隆盛失敗了，然而他的人格化成了日本民族最近五十年的絕對支配者，各種事業的進行，都靠著他的人格來推進。當時隨著他敗了的土肥兩藩的勢力，一化而為後來民權運動的中心，直到今天，他的餘蔭還是支配著日本全部的既成政黨。那事功上成功的長藩，一方面不能不拜倒在西鄉的人格下面，一方面也不能不隨著公論的推移，定他的改策。即以事業說，西鄉的征韓論，直到死後十八年依然成為事實，到死後三十年，公然達到了目的。假使明治四年西鄉的征韓論通過了，也許是闖了一場大禍，日本的維新事業，完全付之東流，而西鄉的人格也都埋沒乾淨。
這一段話，抵得過別人一百篇西鄉的傳贊。我們只看西鄉當王政統一的時代，舉兵造反，犯了彌天的叛逆罪名以死，而死後不到幾年，他的銅像巍峨矗立於上野公園，受全國人民的崇拜，並且全日本沒有一個銅像可以和他並稱的。至於伊籐博文事業上的成功，從表面看來，中外人都覺得他遠過於西鄉，死在高麗人之手，也是歿於王事，而他的銅像，在東京被人打倒，甚至搬到大阪，也不能成立。這些事說明了什麼？就是說明畢竟成功的是失敗了的西鄉，而不是伊籐一輩人，長藩的領袖雖然享著福蔭，畢竟是有限的。季陶先生這一段話，我想任何日本人都不能反對，不過見不到，說不出這樣徹底罷了。
我常以為批評一國家的政治得失易，瞭解一民族特性難。政治有許多明顯的跡象，就是它因果聯絡關係，也容易探求而得其比較。至於一個民族的本真，縱的是歷史，橫的是社會，如季陶先生所說的，既要有充分研究古籍的力量，還要切實鑽到它社會裡面去，用過體察的工夫。韋爾斯說，歐洲人不知中國，其重要意義就在此點。我們看了上中下三篇整千頁的《歐美人之日本觀》，覺得他無甚心得，並不深刻真摯，也是此理。到得本國人說本國的民族，這些條件工具是比之外國容易完備了，然而卻有第二種的障礙，這種障礙更是不容易打破，其由外力支配所生的障礙，姑且撇開，而自身的因緣成為心理的拘囚偏執，就會弄到如黑智兒(黑格爾)那樣一個大哲學家，抬起德意志民族，認做神的表現，世界的選民，其實如季陶先生此書所引吉田松蔭《坐獄日錄》一段話，也和黑智兒的出發點相同，不過一個穿了古代神教的衣，一個穿了近代哲學的衣而已。《大學》說得好，人莫知其子之惡，而莫知其苗之碩。上句是由於愛，下句是由於貪，真是不把種種之其所……而辟焉的障礙打銷，決尋不出鞭辟入裡公平至當的批判。批評自己的民族，猶之批評自己本身。近來有見識的人也曉得說說，如果真是一個革命者，就能對自己作公開的批評，這話是不錯的。自己的檢查，比別人的檢查更為便當。責備自己，應該比別人的責備更為深刻。然而事實上往往不然。遇著老於世故人情的人，反而善於用責備自己的口頭話來作辯護自己的手段。淺之如張作霖罵張學良，說這小子太不懂事，深之如莫斯科CP本部，罵中國CPCY幼稚，都是假責備來為自己辯護的。日本人批評日本，說到自己短處，曉得回護不來的，也每每犯這種毛病。然而因為他有他的立場，我們應該原諒他的。蘇軾的詩說：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批評自己的民族，彷彿有這個道理。而我田引水，又是相因而至的事情。季陶先生說：
一個關閉的島國，他的思想變動，當然離不了外來的感化。在他自己本身，絕不容易創造世界特殊的文明而接受世界的文明。卻是島國的特長，我們觀察日本的歷史，應該不要遺漏這一點。
他們以赤條條一無所有的民族，由海上流到日本島，居然能夠滋生發展，平定土番造成一個強大的部落，支配許多土著和外來的民族，而且同化了。他們更從高麗、中國、印度輸入各種物質的精神的文明，而且能夠通通消化起來，適應於自己的生活。選出一種特性，完成他的國家組織，更把這個力量來做基礎，迎著歐力東侵的時代趨向，接受由西方傳來的科學文明造成現代的勢力，民族的數量現在居然可以和德法相比，在東方各民族中，取得一個先進的地位，這些都是證明他的優點。我們看見日本人許多小氣的地方，覺得總脫不了島國的狹隘性。看見他們許多貪得無厭崇拜歐美而鄙棄中國的種種言行，又覺得他們總沒有公道的精神。可是我們在客觀的地位，細細研究他，實在日本這一個民族，他的自信心，和向上心，都算是十分可敬。總理說：一個民族的存在和發展，要以自信力作基礎。這的確是非常要緊。所以日本人那一種的日本迷，也是未可厚非。
大抵批評一種歷史民族，不在乎說他的好壞，而只要還他一個究竟是什麼，和為什麼這樣？季陶先生這本書，完全從此種態度出發，所以做了日本人的律師，同時又做了他的審判官，而且是極公平正直不受賄托，不為勢力所左右壓迫的律師審判官。說日本是信神的民族，不含一些鄙視的心事。說日本是好美的民族，也並沒有過分的恭維。一個自殺情死的事實，說明他是信仰真實性的表現。這一種科學的批評的精神，是我們應該都提倡的。
季陶先生這次回到上海，一見面就說：我近來又做了一部日本論，可惜今天沒有帶稿子來給你看。我說：此之前幾年登在建設雜誌的那篇《日本論》怎麼樣？他說：你先說你對於我的舊作，有什麼意見。我說，那一篇文字好是好的，不過我覺得主觀過重，好像有心說人家壞話，人家有些好處，也說成壞處了。他說：對得很，簡直被你一言道破，我這回改作的一部日本論，卻完全是平心靜氣的研究，決沒有從前偏執成見的毛病，我明天帶來，你看過覺得不錯，就請你作一篇序。到第二天，他果然把稿子帶來，一眼望去已經是十多萬字，他笑著說：我做《建設》和《星期評論》文章的時候，我總是將稿子帶來尋你，站在你的椅子後面，把捉著你的手，按到紙上，而我卻一句一句的朗誦起來，遇有商榷的疑問，才始停止，商榷過了，又是繼續的朗誦，我認為是我生平一件快事。現在這部《日本論》太長，可惜用不著這個頑意。我和他都不覺大笑起來，及他去後我費一日一夜的工夫，將他這本書細細讀過，真有點愛不釋手的光景。看過從前那篇《日本觀》，尤其覺得這書有味，不只他的研究和構成方法，和舊作不同，就是文章也有異樣的色彩。季陶的文章，大概有三個時期不同。第一個時期是從做《天鐸報》，以至《民國雜誌》，雄暢是他的本色，惟有時修詞的工夫，有些來不及。到《星期評論》、《建設雜誌》是第二個時期，既改文體為話體，大暢所欲言，而修理整然，渣滓絕少，比以前有很大的進步了。
現在這部《日本論》，就更加陶練，深入顯出，不露一些辛苦的痕跡，理解的精確，而文章的能事，足與相副。其中如《今天的田中大將》一個題目下，指摘世界的思潮。《信仰的真實性》裡面，發抒他的人生觀，都是博大雄深的文字。而《秋山真之》一篇，彷彿極善寫生的短篇小說。《好美的國民》一篇，卻含有許多詩意。在做《國民雜誌》那時候季陶先生常對我說，自恨做文章的工具不足，現在應該沒有這種遺憾了。其餘還有許多緒論名言，往往可以摘取出來，或作國民一般的殷鑒，或作青年行動的指針。而季陶先生卻是偶然證合，有感斯發，既不是我田引水削足適履，也不是借他人的酒杯澆自己的壘塊，季陶先生的高聲朗誦，確是奇文共欣賞的方法。我在一日一夜之中，欣賞所得，就隨手寫些出來當作一篇序文，貢獻於閱者，並留著許多說不盡的好處，讓讀者自己去欣賞。固然介紹這部日本論，應該還有重要的意義，不止是從這本學得科學批評的方法，和鑒識季陶先生最近的作風。但是中國人何以有研究日本問題的必要，季陶先生開宗明義，已經說得清楚盡致，不用我來贅述，這並不是我的忽略，我想青年一經提醒，決沒有做智識上的義和團的。
民國十七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