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亦题为《千五百年前之中国留学生》）
我国文化，夙以保守的单调的闻于天下，非民性实然，环境限之也。西方埃及、希腊、小亚细亚为文化三大发源地，有地中海以为之介，遂得于数千年前交相师资，摩荡而日进。我东方则中国、印度为文化两大发源地，而天乃为之阈，使不能相闻问。印度西通虽远，然波斯、希腊尚可递相衔接，未为孤也。我国东南皆海，对岸为亘古未辟之美洲；西北则障之以连山，湮之以大漠；处吾北者，犬羊族耳，无一物足以裨我，惟蹂躏我是务。独一印度，我比邻最可亲之昆弟也。我其南迈耶？昆仑、须弥（喜马拉耶）两重障壁，峻极于天。我其西度耶？流沙千里，层冰满山。呜呼！我乃数千年间，不获与世界所谓高等文化诸民族得一度之晤对。伤哉！酷哉！天之啬我以交通，乃至此极。吾家区区文物，乃不过吾祖宗闭户自精辛勤积累而仅得之。《记》不云乎：“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彼西方之民，何修而多友，我乃并一而无之也。
环境能熏造性质，我民族受此种交通之酷遇，自然养成几分保守的单调的气习，固无庸讳言。然使一民族对于外来文化而无容纳之可能性，则其族非久遂成为“僵石化”，而决不足以顺应生存于大地。畴昔西方之人，颇以此缺点代吾致疑惧。虽然，吾得有反证以明其决不然也。当秦汉以前与我接触之他族，其文化皆下我数等，我对之诚不免贡高自慢，然吾族绝未尝自满以阻其向上，绝未尝自是而不肯虚受人。魏晋以降，佛教输入，贤智之士，憬然于六艺九流以外，尚有学问，而他人之所浚发，乃似过我。于是乎积年之“潜在本能”，忽尔触发，留学印度，遂成为一种“时代的运动”（Periodical Movement ）。此种运动，前后垂五百年，其最热烈之时期，亦亘两世纪。运动主要人物，盖百数，其为失败之牺牲者过半。而运动之总结果，乃使我国文化，从物质上精神上皆起一种革命。非直我国史上一大事，实人类文明史上一大事也。
尤当注意者，本篇所记述，确为留学运动，而非迷信运动。下列诸贤之远适印度，其所以能热诚贯注百折不回者，宗教感情之冲发，诚不失为原因之一部分，然以比诸基督教徒之礼耶路撒冷，天方教徒之礼麦加，与夫蒙藏喇嘛之礼西天，其动机纯为异种。盖佛教本贵解悟而贱迷信，其宗教乃建设于哲学的基础之上，吾国古德之有崇高深刻之信仰者，常汲汲焉以求得“正知见”为务。而初期输入之佛典，皆从西域间接，或篇章不具，或传译失真，其重要浩博之名著，或仅闻其名，未睹其本。且东来僧侣，多二三等人物，非亲炙彼士大师，末由抉疑开滞。以此种种原因，故法显、玄奘之流，冒万险，历百艰，非直接亲求之于印度而不能即安也。质而言之，则西行求法之动机，一以求精神上之安慰，一以求“学问欲”之满足。惟其如此，故所产之结果，能大有造于思想界。而不然者，则三家村妇朝普陀，非不虔敬，而于文化何与焉？明乎此义，则知吾所谓“留学运动”，非诞辞矣。求法高僧，其姓氏为吾人所耳熟者不过数辈；东西著述家所称引，亦仅能举二三十人。吾积数月之功，刻意搜讨，所得乃逾百。以其为先民一大业，故备列其名表敬仰，次乃论次其事也。
西行求法古德表
表注：
［1］原误作“二八九”，今改正。
［2］原误作“三二七”，今改正。
［3］原误作“卷八”，今改正。
［4］原误作“三七五”，今改正。
［5］原误作“卷七”，今改正。
［6］原误作“十五年”，今改正。
［7］全名为《萨婆多部律摄》，又称《根本萨婆多部律摄》、《有部律摄》。凡十四卷。印度胜友撰，唐代义净译。
［8］原误作“杂阿毗昙心经”，今改正。
［9］《高僧传》卷一《昙摩难提传》原文为：“乃愿欲出家，……及坚死后方遂其志，更名道整。”
［10］原误作“叔”，今改正。
［11］原误作“三十七年”，今改正。
［12］原误作“四〇三—四二七”，今改正。
［13］原误作“卷十”，今改正。
［14］《出三藏记集》卷九原文为：“河西沙门释昙学、威德等，凡有八僧，结志游方，远寻经典。于于阗大寺，……竞习胡音，折以汉义，精思通译，各书所闻。”
［15］原误作“宋元嘉中故重寻《涅槃后分》，遣普将书吏十人西行寻经。至长广郡（今青州）舶破伤足，因疾而卒。”今改正。
［16］此处原略“才敏自天，冲气疏朗，博闻奇趣，远参异言。往”数字，以省略号识之。
［17］原误作“获其梵本”，今改正。
［18］此处原衍一“之”字，今改正。
［19］“复”字原脱，今补正。
［20］原误作“太”字，今改正。
［21］原误作“十二”，今改正。
［22］元魏太武帝在位二十八年（424—452），故“太武末年”至少应在440年以后才较为合理。另有一种可能，即“太武”为“太延”之误。因（433—439）与“太延”之（435—440）较为接近。
［23］原误作“十四”，今改正。
［24］原误作“五二三”，今改正。
［25］“冬”字原脱，今补正。
［26］《洛阳伽蓝记》卷五原文为：“云与惠生……向西取经，凡得一百七十部。……正光二年二月始还天阙。”
［27］《魏书·嚈哒传》原文为：“熙平中，肃宗遣王伏、子统、宋云、沙门法力等使西域，求访佛经。时有沙门慧生者，亦与俱行。”
［28］原误作“《佛祖历代通载》卷十”，今改正。
［29］原误作“十三年”，今改正。年号“武平”者，为时仅六载（570—575），而说“十三年”者，乃以“武平六年”加上“往返七载”所得之和，乃想当然耳。
［30］原误作“五七四”，今改正。
［31］原误作“大隋受禅，暹等赍经应运”，今改正。
［32］原误作“耽摩主底”，今改正。“耽摩立底”，一般译作“耽摩栗底”。
［33］原误作“宝罗筏”，今改正。
［34］原误作“供舍”，今改正。
［35］原误作“六九四”，今改正。
［36］原误作“卷二十七”，今改正。
右（上）表所列，共得百零五人，其佚名者尚八十二人（康法朗同行者佚三人。智猛同行者佚十三人。昙学等同行者佚六人。昙无竭同行者佚二十三人。宝暹等同行者佚二人。《求法高僧传》中佚名者十人。不空同行者佚二十五人）。呜呼！盛矣。据《求法高僧传》所述，则距义净五百余年前，尚有由蜀川牂牱道入印之唐僧二十许人[1]。其年代确否虽未敢定，然有专寺供其栖息，事当非诬。再考印度境内华人专寺，其见于载籍者有四：
（一）东印度殑伽河下游之支那寺[2]。
（二）迦湿弥罗之汉寺[3]。
（三）王舍城中之汉寺[4]。
（四）华氏城东南百里之支那西寺[5]。
此诸寺者，殆可称为千余年前之中国留学生会馆。夫必学生多然后会馆立，然则当时西行求法之人姓氏失考者，殆更不止此数耳。
求法运动，起于三国末年，讫于唐之中叶，前后殆五百年。区年代以校人数，其统计略如下：
西第三世纪（后半） 二人
第四世纪五人
第五世纪六十一人
第六世纪十四人
第七世纪五十六人
第八世纪（前半）二十一人
右三、四两纪之西游者，皆仅至西域而止，实今新疆省境内耳（内法护一人似曾出葱岭以西。又僧建所到月支，当为今阿富汗境内地），未能指为纯粹的留学印度。其留学运动最盛者，为第五、第七两世纪。而介在其间之第六世纪，较为衰颓。此种现象之原因可从三方面推求之。其一，印度方面，五世纪为无著、世亲出现时代，七世纪为陈那、护法、清辩、戒贤出现时代，佛教昌明，达于极点。其本身之力，自能吸引外国人之观光愿学。六世纪介在其间，成为闰位。其二，西域方面，五世纪苻、姚二秦，与凉州以西诸国，交涉极密，元魏益收西域之半以为郡县，故华、印间来往利便。六世纪则突厥骤强，交通路梗，请求法者欲往末由。观玄奘之行，必迂道以求保护于叶护，可窥此中消息。七世纪则唐既定天下，威棱远播，如履户庭也。其三，中国方面，四世纪以前，佛教殆为无条理无意识的输入，殊不能满学者之欲望，故五世纪约百年间，相率为直接自动的输入运动。至六世纪时，所输入者已甚丰富，当图消化之以自建设，故其时为国内诸宗创立时代，而国外活动力反稍减焉。及七世纪则建设进行之结果，又感资料不足，于是向百尺竿头再进，为第二期之国外运动。此实三百年间留学事业消长之主要原因也。
第八世纪之后半纪，印度婆罗门教中兴，佛教渐陵夷衰微矣。而中国内部亦藩镇瘈噬，海宇鼎沸，国人无复余裕以力于学。故义净、悟空以后，求法之业，无复闻焉。其可称佛徒留学史之掉尾运动者，则有宋太祖乾德二年至开宝九年（九六四—九七六）敕遣沙门三百人入印度求舍利及梵本之一事[6]。其发程时，上距义净之入寂既二百五十二年矣。此在求法史中，最为大举，然衔朝命以出，成为官办的群众运动，故其成绩乃一无足纪也。
前所列百〇五人中，惟宋云、慧生等五人，为北魏熙平中奉敕派往，其余皆自动也（内刘宋时之道普，唐时之玄照，皆先已为自动的西游，归后乃敕派再游者）。此可见学问之为物，纯由社会的个人自由开拓，政府所能助力者，盖甚微耳。
西游诸贤中有籍贯可考者六十五人，以隶今地，则各省所得统计略如下：
甘肃十人河南八人山西七人两广七人
四川六人湖北五人直隶四人陕西四人
山东四人新疆四人辽东四人湖南三人
最奇异之现象，则江淮浙人，竟无一也。此一带为教义最初输入发育之地，其人富于理解力，诸大宗派，多在此成立焉，独于当时之留学运动乃瞠乎其后者，其毋乃坚忍冒险之精神不逮北产耶？虽然，当前期（五世纪）运动最盛时，南北朝分立，西域交通，为北人所专享；后期（七世纪）运动时，政治中心点亦在西北，则江表人士，因乏地理上之便利，不克参加于此运动，亦非甚足怪也。
再将各人之行踪及生死列统计表如下：
（一）已到印度，学成后安返中国者四十二人。
法护、法领、法显、智严、智羽、智远、宝云、僧景、慧达、沮渠京声、康法朗、慧睿、智猛、昙纂、法勇、道普、道泰、法盛、慧览、道药、惠生、宋云、宝暹及其同行者七人、玄奘、玄照、运期、智弘、大津、义净、慧日、慧超、不空、含光、悟空、继业。
（二）已到西域，而曾否到印度无可考者十六人。
朱士行、慧常、进行、慧辩、僧建、慧简、慧嵬、慧应、昙学及其同行者七人。
（三）未到印度，而中途折回者，人数难确指。
法献（因葱岭栈道绝折回）、康法朗同行之四人（过流沙后折回）、智猛同行之九人（临度葱岭时折回）、义净同行之数十人（临登海舶时折回）、大津同行多人（临登海舶时折回）。
（四）已到印度，随即折回者二人。
慧命（以不堪艰苦折回）、善行（以病折回）。
（五）未到印度，而死于道路者三十一人。
于法兰（死于象林）、慧景（死于小雪山）、道嵩（死于波沦）、法勇同行者十二人（死于雪山）、又八人（死于罽宾天竺道中）、智猛同行者一人（死于葱岭西）、智岸（成都人死于郎迦）、智岸（高昌人死于海舶）、彼岸（同上）、昙闰（死于渤盆）、常慜及其弟子一人（死于诃陵）、法朗（死于诃陵）。
（六）留学中病死者六人。
师鞭（年三十五）、会宁（年三十四五）、窥冲（年三十许）、信胄（年三十五）、法振、乘悟（卒年无考）。
（七）学成归国而死于道路者五人。
道生、师子惠、玄会（俱经尼波罗被毒死）、僧隆（行至健陀罗病死）、义辉（行至郎迦戍病死）。
（八）归国后为第二次出游者六人。
（甲）再出游而死于道路者一人：道普（在青岛舶破而死）。
（乙）再出游而欲归不得者一人：玄照。
（丙）再出游遂留外不归者一人：智严。
（丁）再出游而曾否再归无可考者三人：智羽、智远、运期。
（九）留而不归者七人（？）。
朱士行（留于阗）、道整、道希、慧业、玄恪、智行、大乘灯（并留印度）。
（十）归留生死无考者多人，其数难确指。
法净、僧绍、僧猛、昙朗、王伏、子统、法力、云启、道方、明远、义朗、义玄、解脱天、慧炎、慧轮、道琳、昙光、僧哲、玄游、灵运、无行、乘如、贞固、孟怀业、道宏、慧、又与宝暹同行者二人、与不空同行者二十七人、《求法传》中佚名者十人、义净所称五百年前之唐僧二十许人，合计踪迹不明者八十余人。
右（上）统计表所当注意者：其学成平安归国之人确凿可考者，约占全体四分之一；死于道路者亦四分之一；中途折回者似甚多；而留外不归之人确凿可考者数乃颇少也。
又其留学期间之久暂可考见者，列表如下（以久暂为次）：
悟空四十年
智猛三十七年
义净二十五年
惠生、宋云等十九年
慧日十九年
玄奘十七年
大乘灯十二年以上
玄照第一次十一年第二次不归
智严第一次十年第二次不归
慧轮十年以上
大津十年
不空九年
智弘八年
宝暹等七年
又此种留学运动，以一人孤征者为最多。若玄奘之独往独来，最足为此精神之代表矣。然属于团体运动者亦不少，如法显等十人团，可为最初之探险队，成绩亦最优（智严、宝云皆团员之一）。次则智猛等十五人团，法勇等二十五人团，昙学等八人团，宝暹等十人团，不空等二十八人团，皆极济济矣。然法显、智猛，皆结队往而一人独归，抑亦等于孤征矣。至于继业等之三百人，则以官费派遣，在此项史料中，殊不甚足为轻重也。
留学运动之总成绩，盖不可以数算。前之法护、后之玄奘，其在译界功烈之伟大，尽人共知，不复喋述。至如《般若》之肇立，则自朱士行之得《放光》也；《华严》之传播，则自支法领求得其原本，而智严、宝云挟译师觉贤以归也；《涅槃》之完成，则赖智猛；《阿含》之具足及诸派戒律之确立，则赖法显；《婆沙》之宣传，则赖道泰；净土之盛弘，则赖慧日；戒经之大备，则赖义净；密宗之创布，则自不空。此皆其最荦荦可记者也。
留学运动之副产物甚丰，其尤显著者则地理学也。今列举诸人之游记，考其存佚如下：
（一）法显《历游天竺记传》一卷，今存。
《隋书·经籍志》著录，有《佛国记》一卷，《法显传》二卷，《法显行传》一卷。盖一书异名，史官不察，复录耳。书现存藏中，通称《法显传》或《佛国记》。《津逮秘书》、《秘册汇函》皆收录。近人丁谦有注颇详。
法人（Abel R 'emusat ）以一八三六年译成法文，在巴黎刊行，题为：Foe Koue Ki ou relations des royaumes bouddhiques.英人（Samue Beal ）续译成英文，在伦敦刊行，题为：Travels of Fah Hian and Sung -yun.Buddhist Pilgrims from China to India.德文亦有译本。
（二）宝云《游履外国传》。《梁高僧传》本传著录。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三）昙景《外国传》五卷。今佚。《隋书·经籍志》著录。
（四）智猛《游行外国传》一卷。今佚。
《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僧佑《出三藏集记》引其一段。
（五）法勇（即昙无竭）《历国传记》。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六）道普《游履异域传》。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今佚。隋、唐志皆未著录。
（七）法盛《历国传》二卷。《隋书·经籍志》著录，《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八）道药《道药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九）惠生《慧生行传》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十）宋云《家记》一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洛阳伽蓝记》节引。
《魏国以西十一国事》一卷。《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是否《家记》异名，今无考。
（十一）玄奘《大唐西域记》十二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现存藏中。近人丁谦著有考证。
法人（Stanislas Julien ）有法文译本，一八五七年刊行，题为：M émoires sur les Contr ées Occidentales.英人（Samuel Beal ）有英文译本，题为：Si -yu ki ：Buddhist Records of the Western World.
慧立为玄奘弟子，记其师西游事迹。法人（Julien ）以一八五三年译成法文，题为：Histoire de la Vie de Hiouen Thsang et Ses Voyages dans l 'Inde entre les an ，n ées 629 et de 6 42 de notre ere.
（十二）义净《南海寄归内法传》四卷。今存。
《唐书·艺文志》著录。日本高楠顺次郎有英文译本，一八九六年在牛津大学刊行，题为：Record of the Buddhist Religion.
（附）义净《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二卷。今存。
此书为求法高僧五十余人之小传，其名具见前表。书中关于印度地理掌故尚多。法人（Ed ，Chavannes ）以一八九四年译成法文，题为：Memoirsurlesreligieux éminentsquiallerentchercherlaloidansles Pays d 'occident 。
（十三）无行《中天附书》。今佚。
《唐志》未著录。《求法高僧传》言有此书。慧琳《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题为《荆川沙门无行从中天附书于唐国诸大德》。
（十四）惠超《往五天竺国传》三卷。久佚，今复出。
《唐志》未著录。《一切经音义》卷一百著录。近十年来从敦煌石室得写本残卷，收入罗氏《云窗丛刻》。
以上十五种，皆前表中诸留学生之遗著也。其原书首尾具存者，惟法显、玄奘、义净三家。然全世界研究东方文化之人，已视若鸿宝。倘诸家书而悉存者，当更能赍吾侪以无穷之理趣也。其他留学界以外之人关于地理之著述尚多，实则皆受当时学界间接之影响也。举其可考者如下：
（一）道安《西域志》（《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郦道元[7]《水经注》征引多条。道安未尝出国门一步，此书盖闻诸曾游西域者。据《水经注》所引，其关于葱岭以西之记载，颇不少。疑道安朋辈中或有先法显而游印度者矣）。
（二）程士章《西域道里记》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三）彦琮《大隋西国传》十卷（隋、唐志皆未著录。《唐高僧传》卷二《达摩笈多传》列举其目如下：一本传、二方物、三时候、四居处、五国政、六学教、七礼仪、八饮食、九服章、十宝货。此书盖彦琮述其所闻于笈多者，实一种有组织之著述也）。
（四）彦琮《西域玄志》一卷（隋、唐志未著录，《法苑珠林》卷百[8]著录。今佚）。
（五）《大隋翻经婆罗门法师外国传》五卷（《隋书·经籍志》著录。今佚）。
（六）裴矩《隋西域图》三卷（《隋书·经籍志》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七）王玄策《中天竺行记》十卷（《唐书·艺文志》著录，《玉海》卷十六、《法苑珠林》卷百著录。今佚。其佚散见《珠林》各卷所引。玄策为贞观末年遣聘印度之使臣，在罽宾尝为政治活动，与当时留学界关系亦多）。
（八）韦弘机《西域记》（《唐志》未著录，《玉海》卷十六著录。今佚）。
（九）《唐西域图志》四十卷（显庆三年许敬宗等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今佚）。
（十）《西域志》六十卷（唐麟德三年百官奉敕撰。《唐书·艺文志》著录。《法苑珠林》卷百[9]等录。今佚）。
此外，西方之绘画、雕塑、建筑、音乐，经此辈留学生之手输入中国者，尚不知凡几，皆教宗之副产物也。其详当于别篇叙之，今且从省。要之此四五百年之留学运动，实使我中国文明物质上精神上皆生莫大之变化，可断言也。
最后更当研究中印间交通状况。今依前表，其路线可考者如下。
第一，海路。
（甲）由广州放洋。义净、不空等出归皆遵此路。唐代诸僧，什九皆同。昙无竭归时遵此路。
（乙）由安南放洋。明远出时遵此路。觉贤来时遵此路。
（丙）由青岛放洋。法显归时遵此路。道普第二次出时遵此路。
凡泛海者皆经诃陵（即爪哇）、师子（即锡兰）等国达印度也。
第二，西域渴槃陀路。
（甲）经疏勒。宋云、惠生等出归皆遵此路。昙无竭出时遵此路。
（乙）经子合。法显出时遵此路。
（丙）经莎车。玄奘归时遵此路。
渴槃陀者，今塔什库尔干，即《汉书》之依耐，《佛国记》之竭叉也。地为葱岭正脊，旅行者或由疏勒，或由子合，或由莎车，皆于此度岭。岭西则经帕米尔高原、阿富汗斯坦以入迦湿弥罗。此晋、唐间最通行之路也。
第三，西域于阗罽宾路。僧绍、宝云遵此路。
此路不经葱岭正脊，从拉达克度岭直抄迦湿弥罗，实一捷径也。与法显同行之僧绍，在于阗与显分路，即遵此行。又《宝云传》称其“从于阗西南行二千里登葱岭入罽宾”。当亦即此路。
第四，西域天山北路。玄奘出时遵此路。
此路由拜城出特穆尔图泊，径撒马罕以入阿富汗。除玄奘外未有行者。
第五，吐蕃尼波罗路。玄照出归遵此路。道生、师子惠、玄会等归时皆遵此路，道死。
此路由青海入西藏经尼波罗（即廓尔喀）入印度，惟初唐一度通行，寻复榛塞。
第六，滇缅路。《求法高僧传》所记古代唐僧二十许人遵此路。
《求法传》言五百年前有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注云：“蜀川至此寺[10]五百余驿。”计当时由云南经缅甸入印也。《慧睿传》称：“睿由蜀西界至南天竺。”[11]所遵当即此路。果尔，则此为东晋时一孔道矣。
第六之滇缅路，即张骞所欲开通而卒归失败者也。自南诏独立，此路当然梗塞。故数百年间，无遵由者。第五之吐蕃路，初唐时，因文成公主之保护，曾一度开通。然西藏至今犹以秘密国闻于天下，古代之锢蔽更可想。故永徽、显庆以后，吾国人经尼波罗者，辄被毒死，此路遂复闭矣。第四之天山北路，则玄奘时因突厥威虐，不能不迂道以就，故他无闻焉。第三之于阗、罽宾路，本较便易，而行人罕遵者，其故难明也。是故虽有六路，然惟第一海路之由广州放洋者，与第二西域路之由莎车、子合度渴槃陀者最为通行。前者为七世纪时交通之主线，后者为五世纪时交通之主线。
由此而当时留学运动之消长，与学生南北籍贯之偏畸，其消息皆可略窥也。海路之通，虽远溯汉代，然其时必无定期航行之船，盖可推定[12]。广州夙称瘴乡，中原人本视为畏途。到彼候船，动逾年岁、而能成行与否犹不可期，此宜非人情所欲。故竺僧之来者如昙摩耶舍、求那跋陀罗辈，留学毕业归国者如法显、法勇辈，虽遵此路，而首途时罕遵者，殆以其无定也。反之而西域正路，自苻秦以来，葱左诸邦，半皆服属；元魂盛时，威及葱右。自玉门至吐火罗（即汉时月氏辖境）在政治上几为中国之附庸区域，所以行旅鲜阻而西迈者相接也。及北齐、北周分裂，突厥病隋，兹路稍榛莽矣。唐太宗盛时，西域、吐蕃，两路并通，游者恣其所择。然非久缘政治势力之变动，影响已及于旅途。玄照于高宗麟德中奉使再游，竟为西藏人、阿剌伯人所阨，欲归无路[13]。故《求法传》中人物，遵陆者什无一二，盖有所不得已矣。而当时海通事业，日益发荣，广州已专设市舶司，为国家重要行政之一，且又南北一家，往来无阂，故海途乃代陆而兴也。
无论从何路行，艰苦皆不可名状。其在西域诸路，第一难关，厥为流沙。法显《佛国记》云：“沙河中多热风，遇则无全。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莫知所拟，惟以死人枯骨为标帜。”[14]慧立《慈恩传》云：“莫贺延碛，长八百余里……四顾茫然，人马俱绝。夜则妖魑举火，烂若繁星；昼则惊风拥[15]沙，散如时雨……心无所惧，但苦水尽，渴不能前。是时[16]四夜五日，无一滴沾喉，口腹干燥[17]，几将殒绝。”此其艰悴，可见一斑。第二难关，则度岭也。《法显传》云：“葱岭冬夏积雪。有恶龙吐毒，风雨砂砾。山路艰危，壁立千仞。凿石通路，傍施梯道。凡度七百余所。又蹑悬絙过河数十余处。”[18]自余各书描写艰状者尚多，不具引。故智猛结侣十五，至葱岭而九人退还（见本传）。慧立之赞玄奘亦曰：“磋乎！若非为众生求无上正法，宁有禀父母遗体而游此者哉！”（见《慈恩传》）第三难关，则帕米尔东界之小雪山也。《佛国记》云：“南度小雪山，山冬夏积雪。由山北阴中过，大寒暴起，人皆噤战。慧景口吐白沫，语法显云：‘我不复活，便可前去，勿俱死。’遂终。法显悲号，力前得过岭。”《昙无竭传》云：“小雪山障气千重，层冰万里。下有大江，流急若箭。于东西两山之胁，系索为桥，十人一过。到彼岸已，举烟为帜，后人见烟，知前已度，方得更进。若久不见烟，则知暴风吹索，人堕江中。……复过一雪山，悬崖壁立，无安足处。石壁有故杙孔，处处相对，人各执四杙，先拔下杙，右手攀上杙，展转相攀，经三日方过。及到平地，料检同侣，失十二人。”此等记载，我辈今日从纸上读之，犹心凉胆裂，况躬历其境者哉！海路艰阻，差减于陆。然以当时舟船之小，驾驶之拙，则其险难，亦正颉颃。故法显东归，漂流数岛，易船三度，历时三年，海行亦逾二百日。中间船客遇风，谓载沙门不利，议投诸海（见《佛国记》）。求那跋陀罗绝淡水五日（见《梁高僧传》本传）。不空遭黑风兼旬（见《唐高僧传》本传）。道普舶破伤足，负痛而亡（见《梁高僧传·昙无谶传》）。常慜遇难不争，随波而没（见《求法高僧传》本传）。涉川之非坦途，可以想见。故义净之行，约侣数十，甫登舟而俱退也（见《唐高僧传》本传）。此犹就途中言之也。既到彼国，风土不习，居停无所，其为困苦，抑又可思。义净总论之曰：“独步铁门之外，亘万岭而投身；孤标铜柱之前，跨千江而遣命。或亡餐几日，辍饮数晨。可谓思虑销精神，忧劳排正色。致使去者数盈半百，存者仅有几人。设令得到西国者，以大唐无寺，飘寄栖然，为客遑遑，停托无所。……”（《求法高僧传》原序）固写实之妙文，抑茹痛之苦语也。
上述地理上及人事上种种障碍，实为隔梗中印文明之高闉深堑，而我先民能以自力冲破之。无他故焉，一方面在学问上力求真是之欲望，烈热炽然；一方面在宗教上悲悯众生牺牲自己之信条，奉仰坚决。故无论历何险艰，不屈不挠，常人视为莫大之恐怖罣碍者，彼辈皆夷然不以介其胸。此所以能独往独来，而所创造者乃无量也。呜呼！后之学子闻其风者，可以兴矣。
[1] 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惟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因无可疑耳。
[2] 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卷上云：“那烂陀寺东四十驿许，循殑伽河而下，至蜜栗伽悉伽钵娜寺。去此寺不远，有一故寺，但有砖基，厥号支那寺。相传是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牂牱道而出，王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准量支那寺，至今可五百余年矣。现今地属东印度。其王每言：若有大唐天子处数僧来者，我为重兴此寺。”案义净前五百余年，则当在法显以前。此年代恐不确。惟净既亲览此寺故基，阅其口碑，则其必有是事，因无可疑耳。
[3] 梁启超原注：《法苑珠林》卷三十八引王玄策《西域志》云：“罽宾国……都城内有寺名汉寺。昔日汉使向波，因立浮图，以石构成，高百尺。道俗虔恭，异于殊常。”
[4] 梁启超原注：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惟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5] 梁启超原注：宋范成大《吴船录》卷一引继业《印度行程》云：“王舍城中有兰若隶汉寺……又北十五里有那烂陀寺……又东北十里至伽湿弥罗汉寺。寺南距汉寺八里许。自汉寺东行十二里……又东七十里……又西北五十里有支那西寺，古汉寺也。西北百里至花氏城，育王故都也。”案此文颇不明了。惟王舍城中那烂陀寺南十五里有一汉寺，华氏城东南百里有一支那西寺，盖无疑。所谓伽湿弥罗汉寺者，不知是否即王玄策所记。但若尔，则地里殊远隔不惬矣。或此地之寺由迦湿弥罗分出，故袭其名耶？若尔，则中印应有三汉寺，并东印及罽宾者为五矣。又案，此诸寺玄奘、义净皆不记，其建设当在奘、净西游后耶？然王玄策年代，固较奘稍晚而较净稍早也。姑存疑以俟续考。
[6] 梁启超原注：此事仅见于范成大之《吴船录》，成大盖录僧继业之游记，继业即三百人中之一人也。《吴船录》卷一云：“继业姓王氏，耀州人。……乾德二年，诏沙门三百人入天竺求舍利及贝叶多书，业预遣中。至开宝九年始归。峨眉牛心寺所藏《涅槃经》一函四十二卷，业于每卷后分记西域行程。虽不甚详，然地里大略可考。世所罕见，录于此。……”成大所录全文约九百字。当时极劳费之一举，赖此仅传矣。业所记虽简略，然亦有足补显、奘、净诸记所不及者，亦佛门掌故一珍籍也。
[7] 原误作“郦道安”，今改正。
[8] 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
[9] 原误作“卷百十九”，今改正。
[10] 此处原脱一“寺”字，今补。
[11] 《高僧传》卷第七《慧睿传》原文为：“睿……行蜀之西界，为人所抄掠，常使牧羊。有商客信敬者，见而异之，疑是沙门，请问经义，无不综达，商人即以金赎之。既还袭染衣，笃学弥至，游历诸国，乃至南天竺界。”
[12] 梁启超原注：觉贤悬记五舶将至，坐此几构大狱。事见《梁高僧传》卷二本传。即此可见晋时海舶甚稀少也。
[13] 梁启超原注：《求法高僧传·玄照传》记照二次西游欲归路绝，云：“泥波罗道，吐蕃拥塞不通；迦毕试途，多氏捉而难度。”注云：“言多氏者，即大食国也。”案大食即阿剌伯；迦毕试者，即今阿富汗都城喀布尔也。吐蕃拥塞，当指其时泥波罗设毒事。《传》又言照尝遇匈奴寇，仅存余命。可见彼时中国陆路交通之梗矣。
[14] 《佛国记》此段原文为：“沙河中多有恶鬼热风，遇则皆死，无一全者。上无飞鸟，下无走兽。遍望极目，欲求度处，则莫知所拟，唯以死人枯骨为标帜耳。”
[15] 原误作“卷”字，今改正。
[16] “渴不能前是时”数字原脱，今补。
[17] 原误作“燥”，今改正。
[18] 《法显传》原文为：“葱岭山冬夏有雪。又有毒龙，若失其意则吐毒风，雨雪飞沙砾石。遇此难者，万无一全。……其道艰岨，崖岸崄绝。其山唯石，壁立千仞，临之目眩，欲进则投足无所下。有水名新头河。昔人有凿石通路，施傍梯者凡度七百。度梯已，蹑悬絙过河。河两岸相去减八十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