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国与基督教

满人以异族入主中国,用种种方法来消灭汉人的民族思想;但是潜伏秘密党会中的反清复明思想,却并不因此而根本消灭。自乾嘉以后,满人的威福日盛,国势又日益衰弱,草野之间,往往有志士揭竿而起,以官逼民变相号召,遂有道光六年的贵州之变,十五年的赵城之变,虽经次第荡平,然继此而起的几乎无年不有。最著者如天地会之于湖南,三合会之于广州,潜滋暗长,大有此仆彼起之势。彼满人既不思根本改图,反而骄纵自恣,专事压迫,外交下又着着失败。鸦片战争,门户开放,国土日削,民生日敝,加以天灾流行,饥馑频见,卒至民不聊生,铤而走险,遂酿成洪杨之役,树民族革命之帜,由广西起义而弥及全国。十三年命运的太平天国,事虽未成,亦足予满人以重大打击。记其事者,往往目之为寇逆,加以种种恶名,如《平定粤匪纪略》一书,纪自道光三十年起至同治三年止,并附着《贼名邪说逆迹琐闻》四卷,虽属片面的理论,然亦足为历史参考材料。又如《太平天国野史》、《太平天国外纪》等书,一方面见得满族功狗片面的夸诞,一方面却可以见得太平天国的声势。

太平天国的首领洪秀全,于嘉庆十七年(1812年)生在广东花县,野史中有《天王本纪》一篇,载其自幼聪颖,喜研历史,对于历代成败兴亡事迹,尤为注意。曾应童子试,不第;或谓其曾为秀才,所应的考试是乡试。当他到省城考试的时候,有人送他一本小书,名叫《规时良言》。(这本书就是当初梁发所著的《劝世良言》,中间包含九种小书的一个集子,由马礼逊代辑付印的。)他带了那份基督教书籍回到他的家里去,起初并不注意,把它放在书架上有九年之久。1836年,他的考试又名落孙山,懊丧归来,得了一场大病,据《天王本纪》里记着,他在病中遇到一种异象,其情形如下:

这一天,他因卧病在床上,忽然暴死,但心里却很明白。起初,似乎看见一条龙,一只虎和一只鸡,同一走进房里。接着有一队人马,奏着各种音乐,后面跟着一顶彩轿,到了房门口,就有一个人上前请他上轿。他心里非常惊奇,又无法推辞,就跟着来人,坐上轿子,到了一所光明华丽的宫门口。站在宫门口的许多男女,看见他到了,都向他鞠躬致敬。有一个老妪,引他到洁身池去沐浴完毕,就有一队老者来引他到一间小室里,将他的肚子剖开,取出旧的心脏,重又安上新的心脏,然后缝合起来,毫无痕迹。于是,他就一人走出室门,游览宫内。但见四面墙壁上,刻满劝善的碑文。走到正殿上的时候,忽然看见庄严灿烂的宝座上,坐了一位黄发黑服的老人,招他上前,流着泪对他说道:“世界上的人类,都是我所造成,衣食一切,莫不是我所赐给;但是人类不但不知报本,反而背弃我而去亲近恶魔了。我希望你能够快去荡灭恶魔,扶持真理,使人类都能返本归元。”说完,又拿了一把宝刀和一颗金印,送给他,算是委他去锄奸扶正的凭证。

他在这恍惚的病态中,说是常常遇见异象,据他自己说:“有一天,他曾梦见一位中年男子,嘱咐他要努力斩除恶魔,洗灭罪恶。”他以为这中年的男子,就是天兄耶稣。在宝座上的老人,就是天父耶和华。这种异象,是真是假,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只把它当作一种“姑妄言之,姑妄听之”的闲话罢了。

直到1843年,他坐在书房里看书,有一个朋友来拜访他,发现那本在书架上搁置已久的书,才引起他的注意。当下便把它打开翻阅。一读之下,便觉得从前在梦中所得异象,都是上帝的启示。他就拔剑而起,从事于革命运动。这本《规时良言》,却成了太平天国革命的动机。后来有一位教士密迪乐(Meadows)在1856年做了一本书,中间论到梁发对于洪氏的影响说:

洪秀全和他的友人冯云山决意到外省去传道,而以贩卖笔墨维持生计,那是他受了梁发书中所载的“先知在故土室家外,莫不受人尊敬”的一句话,和《使徒行传》十九章保罗传道事迹影响。

洪氏既从这本书受了感动,便和他的同志冯云山加入到朱九畴所创的上帝会。原来这个会场以传教为名,阴实图谋恢复明室。朱九畴死了以后,他就被推为上帝会的领袖,与同志们杨秀清等共同研究这本所谓《规时良言》,增加了他们对宗教的热忱。1847年他第三次考试又失败了。他决意想加入教会,顺便去拜访美国浸礼会罗孝全牧师。他与那牧师同住了几个月,沉潜于基督教的教训之中,他便请求牧师与他施洗,可是罗牧师因为他对于神学的认识不很透彻,拒绝了他的请求。洪秀全在失望之余,回去继续他自己的团体,广事宣传,反对崇拜偶像,联络革命同志。当时清廷对于一切秘密会社曾严厉取缔,上帝会自然也在取缔之列,他只好逃到香港。在香港又有机会与教会接近,跟着德教士郭实猎研究基督教道理。大约在这时候,正式加入了基督教;只因后来他的革命事业失败了,便有人否认他是基督徒。他曾经采取梁发所用文字布道的方法,也著了许多布道小书。他初期所作的小书,极合于基督教教义,其中有一种名叫《宗教戒律》,麦都思牧师曾经这样说过:

此书可说是太平天国诸人所著作的一些书中最好的一本,其理由正当,其祷文亦佳,而其关于人类之邪恶,耶稣以血救赎人罪,及圣灵感动人心等教义之叙述,皆能引导一切有志求道之人,共行天国。

洪秀全所组织的团体,除了分送他们自己所著作的传道小书外,又印送《新约圣经》。当时英国教会对于他们这种运动,认为极有希望,以为可以使中国人趋向真道。所以英国圣书公会在五十周年纪念时,筹募款项,印送华文《圣经》,响应洪秀全的工作。洪秀全在广西鹏化山中,为了要远避官厅耳目,仍用上帝会名义,亲自带了冯云山、李秀成等同志,到各处宣传上帝的道理。但是因为他时常劝人必须毁掉孔子牌位和一切泥塑偶像,专心拜一位上帝,所以到处都引起人的反对,说他是传邪教。不得已,只好带着一班同志,走到苗族区域之内。数月之间,各地加入上帝会的,已有几千人。他一面传教,一面著作劝世文和赞美诗,分散给各地教友与民众,这些文字,都成了太平天国的重要文献。据林利氏的《太平天国外记》中说

洪氏这时候,还没有注意到《新约》这部圣书,他注意到的只是《旧约》的文字。

我们从洪氏的作品和思想上研究,觉得这几句批评是很对的,因为洪氏在太平建国的时候,仍是脱不了帝王思想,而且他们唯一的宣传,只是叫人反对偶像,专门崇拜上帝,对于耶稣赎罪重生等项道理不甚注重,这不过是《旧约》中的教义而已。而这种急进地破坏偶像的宣传,对于一般人民的生活习惯,不免发生龃龉,因此,不但在教徒和平民之间不能相容,也引起官厅们的注意,说他们妖言惑众,严加禁止,但是他们仍旧努力地进行,发展得极快,人数一天增加一天。据说杨秀清能说预言,并且能用祈祷治人疾病,于是各地人民不顾官厅的禁令,纷纷加入教会。他们又定出许多教条,禁止教徒吸烟饮酒,更不许吸食鸦片。每七天礼拜,一依基督教仪式。这时候,他们鉴于势力的渐大,一面仍旧主持上帝会传教事务,一面乃与当地人士,如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结为弟兄,创立起一个保良攻匪会,明为保卫地方,实是借此以抵抗官兵,免遭逮捕。

当道光末后的几年,广西连年饥荒,人民多有饿死的,官吏只知贪赃害民,绝不顾到民间疾苦,因此各地盗贼如毛,铤而走险。韦昌辉本为当地富豪,借上帝会名义,广为施济,于是灾民与盗贼都闻风而来,投入上帝会,想借此得着庇护。官厅得此消息,深恐发生意外,桂平知县将洪秀全逮捕,并搜获入教名册,将兴大狱,并处洪氏以死刑。广西巡抚郑祖琛本是一个慈祥忠厚的人,不愿多所杀戮,命将洪氏释放。不久,他们便以“打倒满清,恢复汉族”为号召,以成揭竿之势。因此惊动朝廷,立命巡抚率兵捕剿。洪氏实逼处此,便于道光三十年(1851年1月)起义于金田村,有众万人,兵皆蓄发,人皆呼为长毛,不二月占据永安,拥洪氏为天王。清廷派提督向荣副都统乌兰泰与战不利,因为太平军锐不可当,势如破竹,连夺数十城,清兵望风披靡。不久攻陷湖南,水陆并进,不到八个月功夫,居然攻进南京,遂建立太平天国,封起义诸人为王: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其余如洪大全、秦日纲、胡以洗等,莫不封王列侯,声势浩大。

太平军为什么有这种锐气呢?自然是由于民族思想的鼓励,人人希望驱除鞑虏,光复汉家,所以呼满人为妖魔,以杀尽妖魔为口号。然此不过是表面上的号召,犹不是他的根本原因;根本原因,却是他们的宗教信仰与组织。他们的军队是宗教化的,军人都充满着宗教的牺牲精神,所以每遇战事,莫不勇往直前,置生死于度外,并且相信死后得进天国,可以享受永生的快乐,反而看死是一件很荣耀的事。以不怕死的太平军队去打怕死的清军,胜败之数,无待蓍卜。所以太平军的起义,虽然得力于种族革命的号召,但若没有宗教的组织和训练,也必不能有如此神速无敌的功效。我们看洪秀全初出兵时的檄文,开端数说满人的罪恶,接着便说自己是奉天父天兄之命来拯救人民,你们官民人等,从前误为满人所用,现在应该弃暗投明,作天圣的子女。并且说到天父恩德高厚,果能敬天识主,莫不一视同仁。在这篇长凡千五百言的檄文中,一则曰“天父天兄,命我真圣主天王降凡御世”。再则曰“尔等官民人等,亦皆是天父之子女”。这不独充满着民族精神,尤其是充满着宗教精神。

再看太平军当攻取一城一邑的时候,必先派间谍去张贴许多布告,宣传革命的意义,说太平军是禀承天父的旨意,来驱逐满族妖魔拯救天父的子女的,凡欢迎太平军的,就可以出迷途而登天国。这一套话,很能迎合一般人民所谓“真命天子”的思想,所以每每军队还没有到那个城,已经得到了人民的欢心了。其利用宗教思想以收拾人心,往往如此。

太平军所定的军律,尤其处处充满着宗教的意义,如军营规例中的第一条,便是“要恪遵天命”,第二条“要熟识天条赞美,朝晚礼拜,感谢规矩,及所颁行诏谕”等类,没有一种仪式不是从基督教采取而来的。所谓天条,就是基督教的十条诫命:(一)崇拜皇上帝。(二)不好拜邪神。(三)不好妄题皇上帝之名。(四)七日礼拜。(五)颂赞皇上帝恩德,孝顺父母。(六)不好杀人害人。(七)不好奸邪淫乱。(八)不好偷窃劫抢。(九)不好讲谎话。(十)不好起贪心。又在每条底下,附着一首极普通的七言四句韵语,或者可以叫它是诗:像第一条底下说:“皇天上帝是真神,朝夕礼拜自超升,天条十款当遵守,切莫鬼迷昧性真。”其余各条底下,都有这样相同的诗,这又与现在基督教所歌唱那些赞美诗差不多。除了这十条天条之外,还有许多歌词之类,要每个军队中人背得很熟;否则便要处罚,或责打,或处死。这种强迫式的宗教,使每个军队中人都成为教徒。照这样的情形,如果太平天国成功以后,一定把这种变质的基督教定为国教。所以太平天国的失败,照我看来还是基督教的大幸。因为他们虽然采取基督教的形式,却失去了基督教的精神。且看他们的礼拜仪式,每一支军队中必定有一个礼拜的地方,凡是军队驻扎在什么城市村墟,必先建造一个宏大的板房于旷野之中,为房虚星昴四天礼拜之用。他们礼拜的仪式,一方面采取天主教方法,一方面复参以中国拜天的习惯,所以便成了一种特创的仪式。堂的北端正中设一方桌,桌前系绣花红桌帏,外悬帏幔,张挂灯彩楹联画轴,陈设鼎彝花瓶屏镜明角灯之类,名之为天主桌,很像佛教的佛堂,惟不设香案,以其不燃香烛故,或设油灯两盏。又设花瓶或帽筒一对,插尖角小黄绸令旗一面,桌前置长约三尺的小竹板,上面写“奉天令”三字,为戒责之用,这又像衙门中的公案。桌后设坐椅若干,椅上各披椅衣,自三座至七座不等,要看头目与先生的多寡而定。礼拜时各头目先生坐于其上。此种别开生面的离奇陈设,实足予人以不良的印象。

再看他的礼拜情形。礼拜的前一日,有人一手荷着一面旗帜,一手敲锣周行市上,口里高呼明天礼拜。到了半夜三更时分,即开始礼拜,燃点桌上油灯及悬挂的彩灯,并在天主桌上供设清茶三杯、饭三盂、肴三盘,鸣锣聚众,头目先生各坐正中,余皆环坐,齐诵赞美,然后先生跪诵章表,写着全馆(即全营)中的人名,诵毕焚化,这又好像道教中的建醮形式。此后或讲道理,或诵经文天条,最后以所供肴馔分享众人;是日皆可向厨司领得丰盛食品,休息快乐。这是七日礼拜的大概情形,各馆中都是如此举行,平日亦有两次礼拜,在朝餐与晚餐时举行的,也是鸣锣召集,像礼拜日一样,不过略为简单一些,礼拜既毕,方始就食。即在军事匆忙的时候,亦不能废。这样仪式,后来渐成为一种具文,那些礼拜的人,往往觉得讨厌,暗暗咒骂,但因为法令森严,无法规避。如果有无病贪睡,闻锣不到,必杖责数百板,三次无故不到,便要斩首。所以心里虽不愿礼拜,却不敢不到,如有人犯了过失,便要在此当众责打,即天王亦不能免。

各王宫中也有这样的礼拜场所,陈设较为侈丽,凡遇礼拜,得向天厨中领取海菜及点心之类,为敬天之用,实则借此多领食物,为宫中人享乐。遇有喜庆,亦行此种礼节,盛馔取乐。无论何事,都以礼拜为准。即出兵打仗之前,或打仗回来,无论胜败,皆要召集大众礼拜并讲道理。如遇败仗,要归罪到一二人身上,说他们犯了天条,致干天父之怒,把那人当众处死。或者别的时候,要治一个人的错过,也是用讲道理的方法办理,或打或杀,说皆本之天意。讲道理是一桩极普遍的事,无论遇到什么事体,都要召集大众讲道理,亦若现在的当众演说。所讲的道理,大都是说到如何敬拜天父,如何练习天情,如何熟悉天条,有时讲到天父七日创造天地的故事,或说天父的慈爱,如何照顾我们,万事都要由天父安排,切勿惧怕!在一个限定的期间,必须把天条仪文背熟,逾期若不能背出,也要处罚,甚至处死。因此,太平军的纪律很严明,都能服从命令,勇气百倍。这些情形,是我的父亲当时所亲眼目睹的。

在太平军中有一位曾经在伦敦会做过传道的名叫洪仁玕,是天王的本家,封为干王,他特地脱离教会工作,投身到太平军中,原想向军人们传道,不料天王却命他当军师,做军事上的参谋。他对于宗教的制度和组织,曾经想加一番改良,但是积重难返,不能奏效;只有在规划教区的一方面,是一些贡献。规定凡二十五家为一教区,设教堂一所,有一个教士主持教务,合数教区设一牧师。在县有县牧师,在省有省牧师,这些牧师大概是地方长官兼任的。后来他同忠王李秀成驻扎在苏州,伦敦会教士杨格非特地从上海去看他,希望得着太平军的保护,可以在军事区域里往来传教。第一次却只见到了忠王,忠王自己说他是信基督教的人,和西国人本是弟兄,所以很欢喜彼此常常往来。第二次才得见干王,很受干王欢迎,并且探听教会的工作。他又说:“基督的国,必要发达,终究要战胜一切敌者。”杨氏就在他的营里领了一个礼拜,干王自己唱了一首赞美诗,觉得太平军中的宗教空气非常浓厚。后来,由干王介绍,得到南京谒见天王,要求天王出一谕旨,准传道者在天王辖境内,有随意传教的自由,得着天王允许。可见太平军不但使他的军队宗教化,也是希望能普遍到民众。

现在我们所提倡的白话文,以为是文学革命的产物,是空前的,却不知道当太平天国的时候,早有过一番改革。我们且看一看他们所用的经典与文告,有好几种很通俗的东西,这些东西是很浅近的,与现在的白话差不多。想不到在贵族文学极盛的时候,竟有这种平民文学出现。可见太平天国的革命,不单是单纯政治民族问题,也是及到了宗教与社会革命。他们每礼拜所诵读的,有所谓《新遗诏圣书》、《旧遗诏圣书》。我们现在把《新遗诏圣书》与《新约·马太福音》比较一下,觉得完全是一样的。第一章讲耶稣的谱系和降生,以下每章都与马太所记相同,全书也有二十七章,文字都是非常的浅近。他们办理许多初级学校,实施国民的强迫教育,同时,也用开科考试的科举,分为男女两科。以《圣经》里的教训做考试的题目。特编《三字经》、《幼童诗》做初级学校的教科书,是根据《新旧约》的历史编成的,文亦浅显。

三字经

皇上帝,造天地,造山海,万物备。六日间,尽造成,人宰物,得光荣。七日拜,报天恩,普天下,把心虔。说当初,讲番国,敬上帝,以色列;十二子,徙麦西(即埃及国),帝眷顾,子孙齐。后狂出,鬼人心,忌兴旺,苦害侵。命养女,莫养男,烦役苦,实难堪。皇上帝,垂悯他,命摩西,还本家。……乃释放,出麦西,日乘云,夜火柱。到红海,水汪洋,以色列,实惊慌。追兵到,上帝拦,会红海,水两开,以色列,尽保全。行至野,食无粮,降甘露,人一觞。西奈山,显神迹,命摩西,造碑石。皇上帝,设天条,传至后,暂不遵,中魔计,陷沉沦。皇上帝,悯世人,遣太子,降凡尘,曰耶稣,救世主,代赎罪,真受苦,十字架,钉其身,流宝血,救凡人。死三日,复重生,四十日,论天情,临升天,命门徒,传福音,宣诏书。信者救,得上天,不信者,定罪先。……

全书有三百五十二句,从这里所节录的几句,见得它是完全叙述基督教历史,每个小孩子,从小读熟了这样的诗,将要发生什么样的效果呢?《幼童诗》是仿从前的《神童诗》,是五言一句的,意义上与它差不多,是说到礼拜上帝的重要。此外有许多诗歌和格言,如《敬双亲诗》、《君道诗》、《臣道诗》、《父道诗》、《母道诗》、《子道诗》、《媳道诗》,以及《兄道》、《弟道》、《姊道》、《妹道》、《夫道》、《妇道》等等,都各有诗。又有《身箴》、《目箴》、《耳箴》、《口箴》、《手箴》、《足箴》,也各有诗,而且每本书末附载天堂诗一首:“贵贱皆由己,为人当自强,天条遵十款,享福在天堂。”文字都是那样的通俗浅近,在一般士大夫眼里,自然觉得太俚鄙,但却不知道是普及思想的利器,这方法在更正教初期也曾采用过。另外有所谓《天父上帝醒世诏》,也称为《十全大吉诗》的,是七言一句,不但俚俗,而且像一种谜语,每首诗里用拆字的方法,暗藏着一个字,好像第二首说:

人字脚下一二三,一直不出在中间,为人不可起歪心,全敬上帝自无尤。

这里面是明明含着一个“全”字,十首诗都是这样子,在我们觉得很奇怪,然而在民间文学的范畴里,却有伟大的价值。而且我们看它末一句不押韵,用一个“尤”字煞脚,若然要押韵,很可以换个“愆”字,这又可看见他们对于旧诗的格律音韵,一起推翻了。我们又在他们的文告中,看见许多忌讳的字。例如:把“丑”字改作“好”字,“卯”字改作“荣”字,“亥”字改作“开”字。还有一种特别的名词,像“灯草”、“放草”、“宽草”、“一条草”这一类,很有些莫名其妙,后来才知道“心”字是忌讳的,所以用“草”字代替。但是为什么忌讳?为什么这样改法?到底什么意思?却不能知道,在宗教上恐怕是没有关系的。

林利氏在《太平天国外纪》中说道:

基督教在中国三十年中,仅得千四百信徒,今太平天国一旦有七千万信徒,而欧洲教士,不知加以扶助教导,其外交官且禁止教士入太平境,此其颠倒之甚者矣。

又有一个美国人名叫白齐文,他本来在清军中服务的,鉴于太平天国的宗教信仰,竟表示非常的钦佩,特地从清军中出来,投身到太平军中,为之计划军事,并且说:

锋镝之中,乃能笃信宗教,不失仪节,其道德自当高出于清军,吾何愦愦,乃为虎作伥,凭利器而杀上帝之信徒哉?

于是他便在神前忏悔,誓效忠于天国,后竟为太平天国而死。可见西人中赞成太平军的,大有其人。可惜有许多教士,看见太平天国的宗教仪式中,加入了许多中国固有仪节,认为基督教的叛徒,加以反对,各向他们的本国政府报告,说了许多坏话,像郝姆士的《南京游记》中有一段说:

洪秀全不是一个诈骗者,也必是一个无智识的狂徒;从他的人,都是些危险分子。他的组织,无异于一群盗匪,拥戴他做盗匪的头儿罢了。

这篇游记,由英公使转呈到英政府,英政府受了他的影响,便把太平天国看做乱党,派兵帮助清政府攻打,这是太平天国失败的一个原因。所以林利氏很为之不平,说:

太平之宗教战争,不背上帝之诫,而欧洲教士之至支那者,本能扶助此宗教之革命,……如维多利亚主教,如约翰,如密尔,如密纳,如洛勃斯克,如伦白等,皆未反对者。独有郝姆士,则更狂诋太平,不足以言传教矣。

真是“说好不足奇,说坏传千里”,像郝氏的话,便发生了极大的坏影响。尤其是那时的天主教徒,对于太平天国,大都表示不满。原来洪秀全的上帝会,起初是取法于天主教的,后来又受了耶稣教的影响,反对偶像,不独把佛道教的偶像尽行毁坏,就是天主教的圣母像等,也为他们所蹂躏。于是天主教人把破坏正教的罪名,报告到罗马教皇和法国政府,于是法国政府便与英国政府抱同样态度,帮助清政府平乱。

同时,他那毁坏偶像、不拜祖先的举动,与中国数千年来牢不可破的习惯相背。凡太平军所到之处,庙宇偶像,无一幸存。初起,大家知道是民族革命,所以十分欢迎。及至定都南京以后,却变成了社会革命,连一切宗教上的遗传,都用激烈手段彻底破坏。不但如此,凡一切习惯风俗,都要加以改革;如禁止缠足,改用阳历,实行共产,都足以引起旧社会的不安。所以后来的人民,不但大失所望,更发生仇恨之心,不可谓非太平军操之过激的缘故。清政府便利用这种社会弱点,从旧礼教旧宗教方面去鼓动人民反抗,使十三年寿命的太平天国,乃至功败垂成。质言之,太平军之兴,兴于利用宗教的力量,太平军之亡,也亡于宗教上的矛盾。因为太平军以破除迷信为前提,而他自己所产生的宗教,仍旧是变相的迷信。想要利用宗教做手段,来达到他的革命目的,那自然要失败的。而且这种强迫式的宗教,像林利氏所说“一旦有七千万信徒”,这种信徒,我以为完全靠不住的,当时即使成功,也是于基督教有害无利的。

我们述说太平天国的经过与他在宗教上的情形,最大的用意,不过是证明马礼逊、梁发等教士们工作上所生的影响,而这种影响,究竟是好是坏,那是另一问题。